數字化轉型能提升企業創新投資效率嗎?

□趙建鳳,常天星

(山西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1 引言

近年來,伴隨著信息網絡與數據產業的蓬勃發展,數字經濟逐步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一種新興經濟形態。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我國數字經濟規模持續擴大,2005年為2.6萬億元,到2020年已成長為39.2萬億元,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經達到38.6%?？梢?數字經濟產業逐漸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的中堅力量。習近平指出,要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依靠信息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1]。為此,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數字化領域的投入,大力推進智慧社會、數字中國的建設。

在數字化時代,數據價值化的當下,企業只有成功與信息化接軌,才能讓信息技術成為企業發展的穩健動力。面對數字經濟紅利,各企業也紛紛走上數字化轉型的道路。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場顛覆性的企業變革,融合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通過資本、技術、人才、流程等的全過程調整,獲得數字化競爭力。通過數字化轉型,企業傳統的經營模式依托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實現了變革,信息資源能夠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優化資源配置、提升運轉效率,信息化優勢在變革的浪潮中凸顯。同時,數字化經營模式催生了更多個性化的消費者需求,使企業難以通過大批量生產獲取壟斷利潤,而是更多地注重本單位創新實力的培養?？傮w而言,數字化轉型促使企業改變傳統的運營理念,“地攤式經濟”被迫接受企業價值的模式,脫離信息化共享平臺的供應鏈流程,經驗管理式組織管理等已經無法適應市場,只有創新才能助力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當前,國內企業正處在數字化的初步探索期,數字化給企業提供了機會,但企業也不得不面臨與新環境磨合的挑戰。在大力投資數字化的過程中,管理者也在關注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成效是否顯著。埃森哲2020年《合作共贏》報告顯示,將近七成的企業表明并沒有明顯感受到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收益,甚至由于企業的投資成本上升使得績效下降。學者們也開展了一定的研究,如李平等發現,數字化轉型中各企業間出現轉型過程復雜、轉化層次不深等問題,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提升的效應仍需進一步考察[2]?；诖?本文重點關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投資效率的關系,探究數字化轉型是否會對創新投資效率造成影響以及產生怎樣的影響,并剖析其作用機制是什么,這對我國企業實現數字化高效轉型以及相關政策的進一步完善均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2.1 文獻回顧

由于數字經濟影響范圍廣,作用機制較為復雜,目前國內外缺乏統一的界定標準,因此許多學者將研究重點放在了數字經濟水平的衡量上[3-5]。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方法的更新,學者們對數字經濟也逐漸從理論分析擴展到實證檢驗。

學者們實證研究了數字經濟帶來的經濟影響。宏觀層面上,數字經濟在提高服務質量[6]、促進就業[7]、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8]等方面都具有積極效用。微觀層面上,數字化轉型為企業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劉向東等運用模型與案例相結合的方法,得出數字技術可以幫助傳統企業進行轉型和升級[9]。還有部分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數字化轉型會降低成本、優化資產利用率、培養企業創新能力,從而促進績效提升[10];減弱信息不對稱等,促進管理層放權,改進組織結構,幫助管理者理性決策,提升了企業治理水平[11][12]53-54。然而,也有學者引出了“數字化悖論”的觀點,表明數字化與企業績效之間并不是完全的正相關關系。Kohtamaki等選取美國信用社作為研究對象,得出企業數字化范圍與績效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13]。胡青認為數字化轉型使得企業線上業務有所增加,但同時也會壓縮線下市場份額,并且數字化轉型會給企業帶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不會顯著提升企業績效[14]。Kohtamaki等指出只有將數字化與服務相結合才能幫助企業提升價值[15]。

創新投資效率對于企業乃至市場來說都是核心指標之一,學者們從政府支持、市場化改革下的金融發展、產業集聚水平、高技術產業、股權制衡度、高管持股比例、融資約束[16-24]等角度入手對其展開了充分研究。隨著數字經濟話題的升溫,數字化轉型和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也開始被關注。數字化轉型能夠滿足顧客的個性化需求,幫助企業降低成本,促進研發投入、增加沉淀冗余、提升人力資本等,從而推動企業創新績效,提高創新數量和創新質量[25-30];夏天添提出了一個數字創新模式,并指出該模式的提出可以提升知識場活性,間接地提高了企業的創新投資效率[31]。

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發現當前國內外關于創新績效的研究雖已相當豐富,但由于我國尚處于數字經濟的初步探索階段,且數字化水平界定缺乏統一的標準,因此針對數字化與企業創新績效的實證研究還不多見,而在現有的研究中,大多從投入或產出角度衡量創新績效,運用DEA技術綜合考慮創新投資效率的研究較少。

2.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企業傳統的運轉模式通過信息技術手段實現了深刻變革,信息資源成為企業的核心資源之一。信息化優勢主要體現在:一方面,通過數字化變革,智能化生產線使得企業的生產效率得到了保證,業務流程得以規范。同時,數字化管理系統使得企業內部各部門間信息傳遞更加公開、便捷,提升了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一定程度上能夠避免管理者的在職消費行為,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為企業創新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數字化平臺提升了企業端與客戶端之間的信息傳遞效率,公司可以更準確地了解客戶需要,并迅速做出反應,使得公司產品更具彈性,幫助企業獲取超額收益?？偟恼f來,數字化轉型戰略能夠簡化企業經營,并運用高新技術手段監控產品市場,實現企業創新發展。

然而,“數字化悖論”認為,對數字化的大量投資并不會帶來企業收益的明顯增長,甚至還會負向影響企業績效。企業的創新效率受到自身資源和創新環境的雙重影響,根據戰略匹配模型可知,當企業的數字化戰略與企業自身資源、組織結構相適應時,創新效率才會得以提升,如果一味追求數字化技術的躍遷,而忽視企業現有的承載力,可能會導致企業陷入組織混亂的困境。從業務流程來看,過度追求數字化會使企業投入過多資金用來購置數字化相關設備、搭建數字平臺,數字化投資成本激增,企業內資源分配比例失衡,企業過度關注生產環節的數字化而忽視了創新戰略的部署,導致創新投資效率不升反降;從產出角度來看,一味追求高端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使得企業現有的設備、人力等資源無法與之相適應,企業綜合能力與數字化要求的差距拉大,導致企業無法支撐數字化轉型的進一步實施,也無法針對環境變化適時做出調整,最終導致創新投資效率的下降。

綜上可知,基于“數字化紅利”,數字化轉型將會通過規范公司的業務流程、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加強信息的傳遞效率,從而促進企業創新投資效率的提升。而基于“數字化悖論”,過度追求數字化轉型將會加重企業的負擔,導致企業現有能力無法適應過高的數字化目標,影響企業的創新投資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說1和假說2。

假說1:企業數字化轉型可能提高創新投資效率。

假說2:企業數字化轉型可能降低創新投資效率。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用2015—2020年中國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數據庫。對樣本公司進行了如下的篩選:(1)排除ST和*ST類的公司,這些公司往往存在著財務上的問題和異常,造成了樣品的穩定性不夠,所以排除了這些公司;(2)對金融業中的公司進行淘汰;(3)排除有關數據不全的公司。通過篩選,最終獲得了9203個樣本。同時,采用Solver-LV(V8)軟件測算了企業的創新效率,并用Stata15軟件展開實證研究。

3.2 模型設計

根據本文的理論命題,主要檢驗問題:數字化轉型是否提高企業創新投資效率,為此構建以下基準回歸模型:

Invi,t=β0+β1Digi,t+β2Controli,t+Year+Area+εi,t

(1)

其中,因變量Invi,t表示上市公司i在第t年的創新投資效率值,自變量Digi,t為數字化轉型水平,Controli,t為控制變量,Year和Area分別表示年份、地區虛擬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

3.3 關鍵變量定義

3.3.1 創新投資效率 本文對于創新投資效率的測度,采用了數據包絡分析法(DEA)。DEA是一種基于線性規劃的技術方法,在計算決策單位的相對效率,尤其是面臨多輸入和多輸出情況時,這種方法較為便捷。本文借鑒了趙樹寬等[32]、韓東林等[33]學者的研究,在創新投資角度,以研發人員數作為人力投入,以研發費用作為資本投入指標;在創新產出方面,科技成果以專利申請數來體現,經濟效益以主營業務收入體現。由于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企業面臨收益的波動性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考慮到消除規模報酬的影響,本文選取BCC模型對企業的創新投資效率進行評價。含松弛變量形式的BCC對偶模型可表示為:

minθ

s-≥0,s+≥0

(2)

其中,xi表示第i個決策單元的投入量,yi表示產出量,s-、s+分別代表投入冗余值和產出不足值。

3.3.2 數字化轉型

目前對于數字化轉型水平的衡量學術界還沒有統一標準,祁懷錦等將數字經濟相關的無形資產比例作為數字化的代理變量[12]55,余菲菲等通過調查問卷考察了企業數字化情況[34],但更多學者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記錄企業公告中與數字經濟相關的詞頻,從而體現數字化轉型程度[35-36]。本文也借鑒該法,詞頻總計數來源于CSMAR數據庫的數字經濟庫。

3.3.3 控制變量

通過參考相關文獻,本文選擇了企業年齡、資產規模、股權集中度、資本結構、總資產收益率、獨立董事占比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含義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變量與含義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表2對主要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其中,樣本企業創新投資效率(Inv)平均值為5.340,最小值為0.024,最大值為100,標準差為12.623,可知當前我國上市公司的創新效率整體偏低,各企業之間的創新效率存在差距。對于數字化轉型指標(Dig),平均值為18.114,最大值為451,標準差為32.377,顯示已有少數企業走在了數字化轉型的前列,但大部分企業正處于數字化轉型的起步階段,市場整體存在較大差異。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4.2 相關性分析

表3報告了主要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數字化轉型(Dig)與創新投資效率(Inv)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為負相關,有待于進一步回歸分析。同時,控制變量和被解釋變量普遍具有相關性,與理論預期基本一致,表明本文控制變量選取較為合理。

表3 變量Pearson相關性分析

4.3 基準回歸分析

按照上述構建的基準模型,本部分考察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投資效率的量化作用,估計結果見表4。在第(1)列的結果中,數字化轉型與創新投資效率在5%的水平上顯著相關,同時可以注意到解釋變量Dig的系數為負,表明數字化轉型與創新投資效率呈線性負相關,假說2得到驗證。

表4 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效率

本文對解釋變量滯后一期進行檢驗,以避免互為因果引起的內生性問題,見表4中的第(2)列?？梢钥闯?在10%的水平上,數字化轉型水平與創新投資效率存在負相關關系,通過了檢驗,表明本文的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這是為何?我們認為,創新投資效率取決于創新投入與創新產出,而在創新過程中,究竟是哪部分導致數字化轉型制約了創新投資效率,下面本研究將從創新投入、創新產出視角探討數字化轉型對創新效率的影響。

4.4 數字化轉型制約創新投資效率的原因分析

為深入探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投資效率的影響,筆者從創新投資效率的構成因素入手,人力投入(Input1)、資本投入(Input2)兩方面表示創新投入,經濟效益(Output1)、科技成果(Output2)兩方面代表創新產出,運用基準回歸模型分別展開,分析使得數字化轉型與創新投資效率呈現負相關關系的原因。

表4中第(3)(4)列為創新投入作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不難看出,解釋變量Dig的系數均為正,且顯著性水平為1%,意味著數字化轉型水平會促進企業在人力和資本上的創新投入,即數字化轉型與創新投入呈正相關關系。第(5)(6)列顯示了以創新產出作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數字化轉型與創新產出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換句話說,數字化轉型水平的提升不會直接促進創新成果的轉化。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我國企業正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步階段,互聯網、大數據等高新技術手段與企業現有運營模式尚需要磨合,企業員工也缺乏先進的數字化思維與創新意識;同時企業創新成果的研發周期較長,在短時間內無法明顯看到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創新產出成效。綜合前文分析可以推測,造成創新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在于隨著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提升,企業加大了創新投入力度,但創新產出收效甚微,故表現出企業創新成本增加,資源被大量占用,而創新效率下降的現象。我們相信,隨著數字化與公司業務的不斷磨合,數字化轉型將會推動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

5 機制探討與進一步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企業創新投入,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創新效率。作為以經濟科技為背景的企業發展戰略,數字化轉型在實施過程中一方面需要調整資源配置結構,而不同的資源配置結構會不同程度地提升企業創新效率;另一方面也提倡通過教育水平提升來支持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這也極大可能弱化數字化轉型對創新效率的制約作用。因此,本文將從組織冗余和區域教育水平兩個視角進行影響機制分析。

5.1 組織冗余的中介效應

企業的創新活動需要大量的資本支持,而企業對外融資數額有限且成本較高,因此組織冗余對企業創新至關重要。組織冗余是企業內部存在的、尚未被使用或者可以通過調整來影響企業收益的資源。資源惰性理論認為企業的冗余資源會觸發管理者的代理行為,管理者更傾向于將組織冗余投入到利己的項目上而非企業創新,從而會對企業創新效率產生負向影響。然而,在數字化管理系統中,企業內部各部門交流更加便捷,業務流程趨于透明化,內部控制水平大大提升,有效的信息監督機制增加了管理者在職消費的難度,促使管理者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創新活動中來?；诖?本文選取組織冗余作為中介變量,在基準回歸模型基礎上,再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Slacki,t=α0+α1Digi,t+α2Controli,t+Year+Area+εi,t

(3)

Invi,t=χ0+χ1Digi,t+χ2Slacki,t+χ3Controli,t+Year+Area+εi,t

(4)

其中Slacki,t表示組織冗余,參考劉麗娜等做法[37],將組織冗余分為未吸收組織冗余和已吸收組織冗余兩類。未吸收組織冗余用速動比率來度量,已吸收組織冗余的度量則是用銷售費用與管理費用之和與營業收入之比來體現。

本文參考溫忠麟等[38]的做法對組織冗余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估計結果如表5。第(1)列的基準回歸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效率在5%的水平顯著負相關,可以進行下一步檢驗。第(2)(3)列顯示了未吸收組織冗余的中介效應,第(2)列中,數字化轉型與未吸收組織冗余顯著正相關,顯著性水平為1%,意味著數字化水平越高,未吸收組織冗余越多。究其原因,是數字管理系統可以提高公司的運行效率,并改善內部控制環境,使資源得到有效的使用、資金得到充足的存儲。第(3)列中,數字化轉型、未吸收組織冗余與企業創新投資效率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未吸收組織冗余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同時,數字化轉型的系數為負,未吸收組織冗余的系數為正,表明未吸收組織冗余發揮了一定的遮掩效應,其原因在于數字化轉型能夠增加未吸收組織冗余存量,企業可以將其投入到創新活動中,從而提高創新投資效率。同樣的程序,在第(4)(5)列,已吸收組織冗余亦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表現為一定的遮掩效應,表明管理者憑數字化轉型可以識別出更多的已吸收組織冗余,通過對潛在資源進行調整,可以將不必要支出運用到創新活動中,從而促進創新投資效率的提高?？偟恼f來,組織冗余在數字化轉型與創新投資效率的關系中發揮了一定的遮掩效應。

表5 組織冗余的中介效應檢驗

5.2 區域教育水平的調節效應

人力資本在數字化轉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人力資本的質量主要來源于教育。相比過去,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對于精通信息技術或者跨學科人才的需求更大,因為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可以幫助企業更快適應信息化運營模式。在教育水平較高的區域,企業吸收人才的渠道更廣,并且通過產學研融合的形式,企業可以獲得更先進的創新成果。此外,在人才培養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更新,企業也應當不斷加強對員工的培訓,才能適應信息波動所帶來的挑戰。教育水平較高的區域能夠為企業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支持,促進數字化轉型的成效凸顯?；诖?本文檢驗區域教育水平是否會在數字化轉型和企業創新投資效率之間產生調節效應,構建模型如下:

Invi,t=γ0+γ1Digi,t+γ2Edui,t+γ3Digi,t×Edui,t+γ4Controli,t+Year+Area+εi,t

(5)

其中Edui,t表示i公司所屬區域在t年的區域教育水平,參考殷群等[39]的做法,本文選擇企業所在省份的本科和?？圃谛Ｉ藬档膶底鳛閰^域教育水平的代理變量。

在進行調節效應檢驗之前,參考溫忠麟等[40]的做法,本文先將自變量(Dig)和調節變量(Edu)進行中心化,將處理后的數據相乘得到交乘項(Dig×Edu),模型(4)的估計結果如表6。數字化轉型(Dig)、交乘項(Dig×Edu)與創新投資效率都顯著相關,且系數相反,表明區域教育水平起到了調節作用,能夠弱化數字化轉型與創新投資效率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在教育質量較高的區域,企業享有更多的選擇數字化人才的機會,同時高學歷員工的創新意識也較強,有助于企業形成鼓勵創新的企業文化,從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創新投資效率。

表6 區域教育水平的調節效應檢驗

5.3 異質性分析

5.3.1 考察企業所有制的異質性

不同所有制屬性的企業通常會表現出差異化的創新行為,因此,本文將整體樣本劃分為國有和非國有兩部分,對基準模型進一步分析,如表7第(1)(2)列所示。在國有企業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投資效率顯著相關,顯著性水平為10%,較整體樣本的基礎回歸有所提高,而在非國有企業中不顯著。究其原因,在當前鼓勵發展數字經濟的背景下,國有企業相對非國有企業來說,享受更多政策和財政支持,因此國有企業有較充足的資金用于創新方面的投入;而對于企業績效,國有企業除了要考慮創新成果所帶來的經濟績效外,還因其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責任需要考慮非經濟績效,所以國有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表現為較大的高投入低產出傾向,從而導致創新投資效率低下。

表7 數字化轉型對創新投資效率影響的異質性

5.3.2 考察高管特征的異質性

根據高層梯隊理論,管理層的特性對公司的管理和創新決策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本文從高管的權力特征出發,以高管是否兼任,即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兩職合一,將整體樣本進行分組,異質性檢驗結果見表7第(3)(4)列。在高管兼任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投資效率顯著相關,顯著性水平為1%,略大于整體樣本情況,而在高管非兼任的企業中二者不存在顯著關系。根據現代管家理論,兩職兼任可以提升高管的自主決策權,使得高管面臨較少的來自董事會的壓力,從而對于風險的承受力更強,高管也更愿意加大對于創新產品的研發力度,從而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而在兩職分離的企業中,代理沖突使得高管更愿意投資短期獲利項目,對于創新方面投入較少。同時,由于目前我國企業整體處于數字化轉型初級階段,數字化給企業帶來的直接效應還不夠突出,創新產出整體水平不高。因此,高管兼任企業的高投入的特點,使其呈現創新投資效率降低的現象。

6 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化轉型是現代公司發展的必然趨勢。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采用DEA方法對公司的創新投資效率進行了測量,并就數字化轉型對創新投資效率的影響展開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我國上市公司數字化水平較低,目前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投資效率負相關。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數字化轉型對創新投入有促進作用,對創新產出沒有明顯的作用,高投入低產出是導致數字化創新投資成效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作用機制上,組織冗余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識別冗余資源,對提升企業的創新投資效率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高質量的區域教育水平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數字化轉型對創新投資效率的制約作用。通過異質性回歸,本文得出,在國企和存在高管兼任的企業中,數字化轉型對創新投資效率的制約作用表現得更為明顯。

本文的研究結論為抓緊數字化轉型機遇和提升企業創新投資效率提出如下建議。

(1)政府應適時適地適度制定扶持政策,助推企業數字化轉型。當前,數字化紅利已初露端倪,數字化轉型已成為現代企業戰略選擇。盡管我國已經出臺一定政策引導傳統行業開展數字化轉型,但大部分企業,尤其是非國有、中小企業仍然面臨數字基礎設施不完善、籌資難等問題,制約了企業轉型發展。對此,相關部門應當出臺針對性財稅政策,如在優惠政策上向民營和中小企業傾斜等,幫助企業搭建數字化平臺。同時,政府應適時根據市場整體的數字化建設情況,對政策法規進行及時調整,對積極開展變革、不斷鉆研創新的企業要給予鼓勵,對盜取數據資源、侵害創新成果的行為也要嚴厲打擊。隨著數字化水平的提高,數據效能進一步發揮優勢,企業發展質量將不斷提高。

(2)企業應科學制定數字化轉型戰略,有序高效提高企業創新投資效率。首先,企業內部應當提升對數字化轉型的重視程度,構建以創新為導向的企業文化?，F階段高管兼任的治理結構下,企業高管更利于運用科學的信息化管理系統,準確把握當前市場動態,從而制定出安全有效的創新戰略。其次,企業應當提升自身核心技術,為創新發展提供堅實支撐。企業應當充分發揮互聯網、大數據、數字平臺的優勢,注重數字工廠建設,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來精準定位消費者需求,從而提升創新產出水平。最后,企業應當結合自身情況,合理配置數字化資源,資源不足、冗余或是比例不合理都會對創新投資效率產生影響,要使數字化轉型程度與企業規模相匹配,同時公司內部應當及時對資源配置進行調整,保證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優化。

(3)社會應增強教育對“技術補鏈”的韌性,為企業創新提供更有利的條件。數字經濟離不開高水平的教育,教育助力科技。社會應重視教育,尤其是數字化人才培養,充分發揮產學研融合優勢。社會應當加強對于高技術、高素質人才的教育,將“互聯網+”的思維融入課堂中,培養更多復合型人才。同時,企業可以通過與大學、研究單位的密切聯系,推進產學研的深入結合,把高校的研究結果推向市場,一方面可以緩解企業的資金和人才投入壓力,另一方面為高校創新團隊的成果轉化提供平臺,在提升創新投資效率中實現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