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變動與出口關系疏離研究
——基于全球價值鏈視角的出口匯率彈性分析

□印 梅,張靖琦,管 競

(南通大學,江蘇 南通 226000)

1 引言

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化,央行逐漸退出對人民幣匯率的常態化干預,雙邊匯率波動越發劇烈。從人民幣兌主要發達國家貨幣的匯率來看,相比于2021年,2022年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貶值4.06%;兌日元升值14.59%;兌英鎊升值6.97%,但是我國對美國和日本出口分別增加了56.69億美元和70.78億美元,對英國出口減少了54.92億美元。雖然影響出口貿易的因素眾多,但是類似這種匯率與出口關系背離傳統經濟理論的現象在經濟實踐中并不少見,典型的案例是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幣一路升值而我國出口卻一路增加的情況。

關于匯率與出口關系弱化的研究,學術界頗為深入,與不完全傳導的研究一脈相承。21世紀以來,隨著各國和地區垂直分工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解釋的目光投向了全球化的生產方式。比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1]認為匯率變動可以通過進口成本變動影響到出口價格,如果忽略了匯率變動對進口成本的影響,則可能對匯率傳遞程度的估計有偏。Abeysinghe和Yeok(1998)[2]的研究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結論,他們以新加坡為例證實了當存在較高的進口成分時,匯率變動對出口的影響已經弱化。向訓勇等(2016)[3]和韓劍等(2017)[4]利用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研究了人民幣匯率傳遞效應,結果表明企業進口中間投入份額越大,出口貿易的匯率傳遞率越低。上述研究均從中間品進口視角研究了匯率對出口彈性影響的弱化問題,然而Ahmed等(2016)[5]指出,除了中間品進口以外,我們也不能忽視中間品出口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印梅和張艷艷(2018)[6]64從理論上分析了全球化生產中匯率彈性的弱化效應分為中間品進口與出口受匯率影響的后向對沖效應,以及中間品出口與最終品出口受匯率影響的前向競爭效應,并從兩個視角的實證驗證了我國中間品的進出口都會削弱匯率對出口的影響。印梅和于津平(2019)[7]研究發現以增加值計算出口匯率彈性普遍高于貿易總額計算的匯率彈性,進一步佐證了上述結論。

綜上,基于全球價值鏈視角的相關研究主要落腳于中間品進口對匯率與貿易關系的影響上。雖然既考慮中間品進口又考慮中間品出口,即全球價值鏈后向嵌入與前向嵌入的研究已經興起,但是基本還停留初步檢驗的階段。本文在印梅和張艷艷(2018)[6]69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采用三維數據對其結論進行進一步驗證,并拓展其研究,考慮在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的不同階段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以期對匯率變動與出口關系有更細致的解釋。

2 全球價值鏈嵌入對我國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

2.1 基準模型構建

基于印梅和張艷艷(2018)[6]67的理論分析,構建如下計量模型,并采用三維數據對全球價值鏈嵌入與出口匯率彈性的關系進行檢驗:

EXijt=α0+(α1+α2GVCFijt+α3GVCBijt)BERit+α4GVCFijt+α5GVCBijt+βXijt+φijt+εijt

(1)

其中,下標i表示出口對象,j代表具體制造業,t代表年份。EXijt為出口貿易額,GVC為我國各產業的全球價值鏈嵌入度,分為前向嵌入度GVCFijt和后向嵌入度GVCBijt,BERit為雙邊匯率,Xijt為控制變量集合,φijt為“地區-產業-年份”三維固定效應,εijt為隨機誤差項。將除了全球價值鏈數據之外的所有變量均做對數化處理,那么系數α1表示出口的匯率彈性,系數α2和α3表示全球價值鏈前向和后向嵌入度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α4和α5表示全球價值鏈前向和后向嵌入度對出口貿易的直接影響。

2.2 變量與數據

2.2.1 被解釋變量

選取的被解釋變量為我國出口到各個國家和地區各制造業細分產業的貿易額(EXijt),數據來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庫的增加值貿易(TIVA)數據庫。

2.2.2 解釋變量

雙邊匯率(BERijt)。為更加直觀準確地反映匯率變動的影響,選取以直接標價法下的時期均值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庫。

全球價值鏈前向嵌入度和后向嵌入度(GVCFijt和GVCBijt)。采用增加值貿易數據庫中我國對某貿易伙伴某產業出口EXijt中的中間品出口EX_INTijt的比重作為GVC前向嵌入度(GVCFijt),采取對某貿易伙伴出口EXijt減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EX_DVAijt占EXijt的比重作為GVC后向嵌入度(GVCBijt)。

2.2.3 控制變量

結合本文研究對象、前文理論模型以及參考相關文獻,選取國外價格水平(CPIFit)和國內價格水平(PPIDjt)來控制價格因素,數據來自IMF數據庫;資本跨國直接投資(TDICit)采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外商直接投資流量進行加總計算得來,貿易伙伴價格水平數據來自萬德數據庫、國內價格水平數據;貿易自由度(TRADEit)衡量一國經濟自由程度的評價指標,指標上分數越高,政府對經濟的干涉水平越高,數據來自美國傳統基金會數據庫;出口對象產出水平(GDPFit)控制收入效應,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國內產出水平(OUTPUTDijt)控制產業發展初始條件,通過世界投入產出表計算我國各產業的總產出而得。

根據研究需要以及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1995—2018年我國與65個出口對象24個制造業產業類別的相關數據參與實證檢驗,所有指數類數據均改為同期定基指數,且除全球價值鏈嵌入指標外,全部做對數化處理。

2.3 基準回歸及穩健性檢驗

全球價值鏈前向與后向嵌入影響出口匯率彈性的基準回歸及穩健性檢驗見表1,采用類穩健性標準誤考察回歸系數的顯著性。第(1)列剔除了全球價值鏈嵌入指標,第(2)列為全樣本回歸。結果顯示,出口匯率彈性系數為正數,這與慣常認知相一致,即匯率貶值有利于出口。剔除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影響后,匯率系數顯著增大,全球價值鏈前后項嵌入指標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弱化了出口匯率彈性,全球價值鏈嵌入是造成匯率與出口關系疏離的原因。其中全球價值鏈后向嵌入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超過了前向,與印梅和張艷艷(2018)[6]76的結論一致。從控制變量與出口的關系來看,只有國內價格水平與出口呈負向關系,這表明國內價格水平作為控制變量,除了剔除價格因素以采用更直觀的名義匯率之外,還控制了成本因素。

表1 基準回歸及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基準回歸的穩健性,表1采用三種方法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其一,使用前后向嵌入度的和(GVC)與匯率的交叉項進行替代檢驗,主要變量顯著,符號意義與已有研究結論相符,其他變量的估計結果也與替換變量前的結果基本一致,結果見表1第(3)列所示。其二,考慮到雙邊匯率與出口貿易額可能存在的互為因果的問題,根據貨幣學派的匯率理論將滯后二階的國外產出水平與國內產出水平的比值作為雙邊匯率的工具變量,進行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檢驗。檢驗前,我們對工具變量作了一系列檢驗,從不可識別檢驗結果來看,Kleibergen-Paaprk統計量為86.632,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強烈拒絕“不可識別”原假設,認為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從弱工具變量檢驗結果來看,Kleibergen-Paap統計量為148.647,大于顯著性10%水平下的臨界值16.38,拒絕“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所選取的工具變量是合適的。表1第(4)列報告了使用工具變量后的估計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比較發現,核心變量仍然顯著且符號一致。其三,改變樣本期間。將樣本期間縮短為匯率制度改革之后的2007—2018年進行估計,結果見第(5)列所示,所有變量的顯著性以及符號與全樣本仍然保持一致,進一步驗證了基準回歸的穩健性。

3 基于門檻模型的進一步檢驗

考慮到出口的匯率彈性可能會根據嵌入度的改變而調整,因此再參考張伯偉和田碩(2014)[8]、謝非和羅安(2022)[9]的研究方法對印梅和張艷艷(2018)[6]74的研究進一步拓展,構建面板門檻模型進行檢驗。由于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后向嵌入的影響,因此首先將后向嵌入度作為門檻變量構建門檻模型:

EXijt=θ1GVCBijt*BERitI(GVCBijt≤γ1)+θ2GVCBijt*BERitI(γ1γm)+λYijt+φijt+εijt

(2)

其中I為示性函數,γ為門檻值,Y為基準模型中除交叉項之外的其他變量。交叉項的變動最終要疊加到出口的匯率彈性上,為了驗證式(2)結果的穩健性,再構建式(3)的門檻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其中Y′為除了匯率變量以外基準模型中其他的變量,將門檻變量替換為全球價值鏈前后嵌入度之和GVCijt來驗證穩健性,γ′為門檻值。

(3)

經過300次抽樣(bootstrap)得到的門檻值和門檻數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以總體嵌入度作為門檻變量的模型中單門檻和雙重門檻P值顯著;以后向參與度作為門檻變量的模型通過了單門檻檢驗。

表2 門檻值和門檻數檢驗

表3為兩種門檻變量的門檻模型回歸結果。后向嵌入度作為門檻變量的單重門檻檢驗中匯率與交叉項的系數相反,又一次驗證了后向嵌入度的提高會弱化出口匯率彈性,這與前文結論相符。進一步觀察閾值區間對應的交叉項系數,高門檻值的系數比低門檻值對應的交叉項系數的絕對值大,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越高,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削弱作用越強。將總嵌入度作為門檻變量時兩個門檻值形成了三個閾值區間,三種閾值區間對應的出口匯率彈性均顯著為正,且區間越高時,出口的匯率彈性越低,進一步證明了嵌入程度越高,匯率變動對出口的影響越弱的結論。再將兩種估計結果中匯率系數疊加交叉項系數后發現,閾值區間對應的變動趨勢相一致。

表3 門檻模型回歸結果

4 主要結論和政策啟示

本文檢驗了我國嵌入全球價值鏈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從實證分析結果來看,無論是基準回歸抑或是不同門檻變量下的回歸結果,都證實了全球價值鏈嵌入弱化提高出口匯率彈性的結論。分階段看,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的階段不同,全球價值鏈嵌入對匯率彈性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突變。高嵌入階段,全球價值鏈對匯率彈性的弱化程度更高。從其他變量對出口的影響來看,除了國內價格因素,其余變量對出口的影響均為正值,表明成本因素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依然存在。

根據本文研究,不難得到如下政策啟示。一是提高全球價值鏈嵌入度能夠有效應對匯率沖擊對出口貿易的不良影響,因而擴大對外經濟交往,拓寬進出口渠道,深入參與國際分工能夠成為保持出口穩定,應對匯率沖擊的有效手段。二是全球化生產階段,出口連著入口,匯率變動的效應已經打了“折扣”,政府部門在制定貨幣、匯率等相關政策時需要充分考慮全球價值鏈嵌入對匯率變動的出口效應所帶來的抵消作用,適度降低幣值變動對貿易進行調節的預期。三是國內生產價格因素對出口具有負向效應,因此維持出口穩定乃至促進出口發展仍然需要注意生產過程中的成本問題,需要通過技術革新等各種手段來控制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