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與明清之際“格物致知”論的轉向

汪孔豐

“格物致知”概念出自《大學》，自西漢時期《大學》編入《禮記》并被推尊為儒家經典后，延續至唐代，其間先哲對“格物致知”的闡釋眾多，殆以道德修身為主。然自宋明以降，隨著理學與心學的崛起，“格物致知”的內涵闡釋出現了分歧，大抵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面向：尊程朱派主要是向外求格物以窮理，趨于實；崇陸王派主要是向內求心性以致知，趨于虛。這兩者各有偏至，亦各有不足。至明清之際，這兩種不同的詮釋思想，呈現出明顯的融匯貫通的跡象，深刻影響著這一時期學術和學風的發展局面。這種融通態勢，在明末清初桐城文人方以智的思想世界中也表現得較為突出。他認為“格合內外，則心物泯也”（《一貫問答》），提出“格物”之“物”不僅有內在心性之義，也有外在物理之義。如此理解與闡釋，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

余英時曾管窺方以智晚年思想，較早在《方以智晚節考》中指出晚明理學家之中，“亦有少數杰出之士，于傳統格物之說別生新解，而漸擴大其范圍至于天地萬物。密之即聞此風而起之佼佼者也”。他又認為方以智未囿于家學與師傳的影響，提出的“質測之學”實為格物致知的新解，更指出方氏“誠不愧為中國科學思想史上之新機也”。不過，余先生也強調“晚明諸老，修正宋明儒統，其言有甚峻烈者，然早年染涉既深，心習難滌，故言思之間并不能盡脫舊縛。此亦治思想史者所不宜忽視之點也”。對此，方以智也不例外，其思想中仍有心學熏陶的痕跡，“故密之為質測之學，其含義有極新穎者，然觀其通幾之說，則又往往依違于儒家格物致知之舊貫”。

嗣后，楊愛東《方以智對傳統“格物致知”論的突破》、廖璨璨《方以智的“格物窮理”說及其對明清之際西學的回應》、孫顯斌、王孫涵之《方以智〈物理小識〉與近代“科學革命”》、田智忠《一在二中與即用是體——方以智對理學的回應》等文，在余英時先生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了對方以智“格物致知”論的闡釋。

本期刊發的《“格致”新說：方以智對傳統“格物致知”的貫通》，重新思考了方以智的“格物致知”論。論者認為，方以智面對晚明“崇虛尚無”學風與西學東漸的沖擊，基于圓∴的哲學理式，在“格合內外”“心物互格”“不落有無”三個層面重新詮解了傳統的“格物致知”說，他在“物”的外延上賦予了西學物理知識，在內涵上融合了外在物理之學與內在心性之學，這就溝通和消解了傳統“格物致知”說中的理學與心學之爭，體現出鮮明的貫通與超越的思想面向。

需要注意的是，余英時在《方以智晚節考》中指出方以智的思想存在“早晚之異趨”的現象，“早年崇實而不甚言虛，晚年蹈虛而仍不廢實耳”。由此推之，方以智格物論中的“外在物理之學”與“內在心性之學”，在不同時期是有所側重的。然而，這方面情況往往為人們所忽略，故仍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

此外，方以智提出的“格物致知”論與明末清初學術、學風的關系，當前研究仍不夠充分、不夠深入，我們期待著更多的相關成果絡繹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