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追贓挽損的實踐探析

羅 丹，曹俊梅

（廣州商學院法學院，廣州 511363；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檢察院，上海 201800）

2023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新時代的中國網絡法治建設》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提到互聯網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對監管和治理形成巨大挑戰。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傳統犯罪加速向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非接觸式犯罪轉變。傳統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演變出諸多互聯網傳銷金融模式，隱蔽性、欺騙性更強，涉案金額更高，波及范圍更廣，該類案件追贓挽損的必要性、重要性增強，工作難度也進一步增大。白皮書提出規范網絡市場秩序，針對網絡傳銷行為開展專項行動，對網絡購物型傳銷、網絡投資理財型傳銷、網絡創業型傳銷，實施重點打擊查處。對利用網絡進行組織、領導傳銷犯罪活動的打擊必然也會涉及到相關追贓挽損工作的開展。本文主要結合實踐中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新特點，以及實踐中司法機關追贓挽損工作現狀，對相關工作困境進行分析，進而提出相應建議，以期對追贓挽損工作推進、開展犯罪治理、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和人民群眾財產安全、營造健康網絡發展環境有所助益。

一、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特點

《禁止傳銷條例》第七條對傳銷的列舉式規定，存在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和團隊計酬這三種傳銷方式。根據是否存在實際經營內容，傳銷可以分為經營型傳銷和詐騙型傳銷。①陳興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性質與界限》，載《政法論壇》2016年第2期。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是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行為。傳銷活動在我國經歷了刑事規制的空檔階段、以非法經營罪為主的規制階段，和《刑法修正案（七）》增設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將“拉人頭”且“收取入門費”以騙取財物的傳銷活動入罪的階段。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客觀上表現為組織、領導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為特征的傳銷活動，騙取財物的行為。②陳興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性質與界限》，載《政法論壇》2016年第2期。隨著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的打擊，為了逃避監管，直接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的傳統詐騙型傳銷形式已經較少，“經營型傳銷”較為突出?！敖洜I型傳銷”具有一定的經營性特征，較為典型的是“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傳銷活動組織者、領導者與被發展人員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但是其經營并不是真正的經營行為，并沒有創造價值，本質仍然是依靠下級人數的增加而使上線獲益，經營模式難以持續。當然并非所有的“團隊計酬”傳銷活動都作為犯罪處理。

（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經營化特點突出，傳銷主體公司化、集團化

網絡背景下傳銷活動多以“金融創新”“資本運作”“消費投資”等為幌子，呈現經營特點。涉案人數眾多，金額特別巨大，取證難度較大，司法實踐中關于事實認定和數額認定存在較大困難，相應追贓挽損工作難度進一步加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還呈現公司化、集團化特點⑥時延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入罪法理》，載《檢察日報》2021年7月10日003版。。如第十批指導性案例葉某某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葉某某成立寶橋公司先后開發“經銷商管理系統網站”“金橋網商城網站”，以網絡為平臺，或通過招商會、論壇等形式，推廣金橋網的經營模式。①其模式主要是采取上線經商會推薦并交納保證金發展下線經銷商，以消費返利誘騙群眾參與金橋網，保證金或購物消費額雙倍返利；在全國各地設區域代理，給予區域代理業務比例提成獎勵的方式發展會員。見最高檢第十批指導性案例葉某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

（二）具備涉眾經濟犯罪和網絡犯罪的雙重特點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作為一種擾亂市場秩序的犯罪，以往被視為涉眾經濟犯罪，具備涉眾經濟犯罪的特點，如被害人數眾多等；利用網絡實施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自然具備網絡犯罪的一些屬性。例如波及范圍廣、取證難度大，被害人量大面廣，追贓挽損難度大。具體來說，犯罪周期長，發案時往往資金鏈斷裂，此時資金已經被組織者、領導者消耗殆盡。同時，資金去向也較為復雜，通過網銀、虛擬貨幣等多種方式轉移、使用，與其他資產混同，查證難度較大。

（三）新型網絡傳銷案件中手段、形式多樣，案件辦理難度較大，且易與其他罪名出現交叉

目前，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手段、形式多樣化，一些活動很難清晰界定屬于詐騙型還是經營型，但其設置入門費、設層級、拉人頭等傳銷基本特征并沒有改變。目前主要手段包括網絡購物返利模式、虛擬幣模式、原始股模式、微商傳銷模式、廣告盈利模式、慈善互助模式。傳銷犯罪手段上的翻新，給相關案件辦理帶來更大挑戰。同時目前“網絡投資”“網絡加盟”“慈善互助”等新形式，極易與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經營、詐騙等罪名出現交叉。此外在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中，不屬于組織者、領導者的人員，利用網絡手段在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的，還可能涉及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相關罪名。

（四）被害人也是傳銷活動的參與者，網絡傳銷涉及人員眾多、分布地域廣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處罰的是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所指的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是指在傳銷活動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發起人、決策人、操縱人，以及在傳銷活動中擔負策劃、指揮、布置、協調等重要職責，或者在傳銷活動實施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員?！蹲罡呷嗣穹ㄔ?、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了傳銷活動中組織者、領導者的具體認定標準，包括其中策劃、管理、宣傳、培訓等人員。一方面，利用網絡傳銷活動一般會突破地域限制，波及范圍廣、涉及人員眾多，增加了辦案成本；另一方面，與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犯罪不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中大部分普通參與者既是犯罪的參與者也是被害人。傳銷活動采取的模式不同，參與者在其中的作用和身份可能存在差別。例如“團隊計酬”式傳銷包括太陽線極差制、雙軌制、矩陣制等模式②印波：《傳銷犯罪的司法線索與立法完善》，在《中國法學》2020年第5期。太陽線極差制是經銷商可以直接發展不限量的多個下線，新人圍繞在推薦人周圍就像太陽的輻射光線，獎金比例呈現出階梯狀上升的特點，較高銷售業績對應較高獎金提成比例；雙軌制經銷商只允許發展左右兩區，后續發展的則需要從左至右不斷下掛。除了自身銷售業績提成，左右兩區對碰是計算獎金的關鍵依據；矩陣制在擴張模式上介于太陽線極差制于雙軌制之間，一般將發展的第一層下線限定為三到五人，發展層級限定為七層。，不同模式下參與者身份、作用不同，在增加辦案難度的同時，由于其身份的待確定性，增加了追贓挽損工作的難度。

二、司法機關相關追贓挽損的實踐

追贓挽損工作貫穿于刑事訴訟活動始終，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需要及時對涉案財物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對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及其孳息，要依法追繳或責令退賠。在檢察環節則需要加強審查，并配合、監督公安機關、法院依法開展追贓挽損、資產處置等工作。法院除了在審判環節對查控在案的涉案財物進行處理外，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規定，未查控在案的違法所得，應由人民法院判決繼續追繳或責令退賠，并由人民法院負責執行，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等相關部門予以配合。目前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案件，公安司法機關追贓挽損工作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

（一）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進行犯罪財富調查確定涉案款項，確定查封、扣押的涉案財產范圍

犯罪財富調查作為智能警務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新型偵查理念和辦案模式，對基于網絡環境的經濟犯罪的偵查以及后期的追贓挽損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胺缸镓敻徽{查”指從立案到執行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以犯罪財富為線索，搜集犯罪證據、追贓挽損等刑事執法活動。財富調查的重點是確定犯罪財富范圍，即確定涉案財產的范圍。具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實踐中合法與非法財產混同、犯罪嫌疑人本人與親屬的財產混同的情況屢見不鮮，需要確定傳銷案件的涉案金額以及所屬權的問題。通過犯罪財富調查確定傳銷案件的涉案款項后，確定查封、扣押的涉案財產范圍，既有利于保護行為人家屬的合法財產免受侵犯，又可有效地摧毀傳銷犯罪團伙經濟基礎。

（二）借助互聯網支付平臺查明涉案資金去向，為追贓挽損提供有效線索和依據

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傳統聚集性的傳銷活動逐漸轉變為諸多互聯網傳銷金融模式，隱秘性和欺騙性更強?；ヂ摼W傳銷活動所涉及的資金基本上都是借助各類第三方支付軟件、網上銀行、第三方借貸等金融平臺進行流轉。因此，實踐中，公安司法機關多借助互聯網支付平臺來查明涉案資金去向，為案件偵查以及追贓挽損工作提供有效線索和依據。

1992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加快化肥流通的市場化，國家對化肥流通渠道和價格管理權限進行了調整，逐步放寬了經營管制。1992年國務院下發的（1992）60號文件《關于加強化肥經營管理的通知》提出，化肥流通實行“一主兩輔”政策，即，以供銷社為主渠道，以農業“三站”和化肥生產企業自銷為輔助渠道。1994年國務院下發了（1994）45號文件《關于改革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流通體制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化肥流通“一主兩輔”的政策，至此，供銷合作社系統獨家經營化肥的局面被打破。

（三）建立跨地區、跨部門辦案協作機制，共同開展追贓挽損工作

利用網絡實施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中跨區域案件較多，需要各地司法機關通力合作。各地司法機關多針對某特定的傳銷案件建立辦案協作機制，共同致力于案件的偵查、涉案財產的查封、扣押和凍結以及后期的追贓挽損工作。同時，追贓挽損工作通常需要市場監督管理局、銀行、網信辦、不動產中心等部門的配合,進而查明資金流向和涉案金額，并通過查封、凍結手續固定涉案財產，在實踐中通常是公安機關通過向上述部門出具“協助查詢通知書”“調取證據通知書”等協查文件建立的臨時協作機制來推動雙方共同完成追贓挽損工作。

三、司法機關相關追贓挽損工作中存在的困境

實踐中涉案金額清退比例較低，受害者的損失挽回存在較大難度。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追贓挽損的困境具體來看，主要包括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本身所帶來的問題，也有當前追贓挽損相關規定不夠明確和追贓挽損工作機制等方面的問題。

（一）犯罪本身特征導致追贓挽損工作難度大

第一，傳銷案件運作周期較長、形式多樣，隱蔽性極強，案發時涉案款項已經被揮霍、轉移。如前文所述，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多以注冊公司的形式出現，為傳銷類犯罪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欺騙性極強。有些傳銷類犯罪甚至可持續數年。如廣州警方偵辦的由“黃某”為首的“云某惠”特大傳銷案。該案始于2014年1月6日成立廣東云某惠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直至2018年5月被公安機關破獲，時間跨度長達近4年之久。實踐中，只有在被害人發現其本質為傳銷行為并因相關的收益無法兌付時才會案發。更有甚者，部分被害人即使已經認清其中風險，但為了豐厚的回報仍然心存僥幸認為短期內不會崩盤，不到幻想破滅的時候往往不會主動舉報。因此，直至案發時，傳銷活動的上層涉案人員或公司資金鏈已經斷裂，大部分傳銷款因支付高額利息，或是被行為人揮霍、轉移等，案發后往往難以追回，使得挽損措施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第二，傳銷犯罪分子反偵查意識較強，涉案資金流過于復雜，難以追溯查證。案發前后犯罪嫌疑人隱匿、轉移資產，傳銷款項往往輾轉多個賬戶并被不停拆分、轉賬，流向難以查證。其中，部分資金已經被犯罪嫌疑人轉移至其他賬戶名下，以開辦公司、投資項目、購買房產、境外博彩業等方式進行“洗白”，涉案款項目與家庭、公司資金混同。由于資產屬性存在爭議、涉案人員提出抗辯而較難甄別資金的性質，繼而影響涉案資金的追繳。

第三，傳銷案件波及范圍廣，涉案人員眾多，涉案金額巨大，且案件被害人也是參與人，不利于追贓挽損工作開展。從案件調查角度來看，要在查明犯罪事實，鎖定犯罪嫌疑人后才能對相關賬戶及財產進行凍結、查封。一方面，因為傳銷案件的涉案人數眾多，涉案金額巨大，波及范圍廣，案件偵辦時間長，造成大量涉案資金的流失及財產的轉移。如“驚雷2號”網絡傳銷犯罪案件，此案件涉案人員高達1.5億余人次，涉及全國20余省份，涉案金額高達20余億元，但是案發后凍結資金才近3億元；另一方面，由于傳銷案件被害人也是傳銷活動參與人，再加上存在種類各異的組織模式，如“團隊計酬”中存在的太陽線極差制、雙軌制、矩陣制等模式，使得司法機關在鎖定犯罪嫌疑人上存在一定難度，影響了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開展的及時性，進而影響追贓挽損的成效。

（二）傳銷案件追贓挽損具體執行方面的法律規定有待細化和完善

《刑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也規定了刑事案件涉案財物保管制度、審前返還程序、先行處置程序等。上述法律、規范性文件一定程度上確立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追贓挽損的原則，但缺乏具體執行標準。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頒布的《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也未就此類刑事案件追損挽損作出具體規定，造成當前此類刑事案件在追損挽損工作上只有原則性的規定，在責任主體、具體對象、具體程序銜接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的細化和完善。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是涉案財產追繳范圍的爭議。

第一，關于真實商業活動獲得的收入的評價。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規定，犯罪物品和犯罪所得及其孳息均在沒收之列，對于通過非法傳銷獲得的資金及其孳息予以追繳并無爭議。但是目前新型的互聯網傳銷模式有一部分是有真實的商業活動，通過真實的商業活動獲得的收入以及普通業務員的提成等是否屬于應追繳范圍？實踐中，一些傳銷組織在進行非法傳銷的過程中，也進行了真實合法的商品交易活動，此活動獲得的收入與非法傳銷獲得財產混合在一起，難以區分。我國法律只是規定了犯罪所得及孳息要追繳，未對如何區分合法與非法以及是否將合法的財產作為補償返還給受害者等方面作明確規定。

第二，關于普通成員提成的評價?！缎谭ā访鞔_規定，對于非法傳銷行為中的主體，只是追究組織者、領導者的刑事責任。但是在非法傳銷的過程中，普通業務員實施了具體的虛假宣傳、簽訂合同、發展下線、獲得提成等實體行為，對傳銷過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在“善某匯”非法傳銷案件中，對于了解“善某匯”的運作模式和獎勵制度的A輪功德主、B輪功德主、A輪服務中心、B輪服務中心等高級會員，對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人員。這類人員通過傳銷活動獲得的收入屬于涉案財物，應當依法予以追繳，這一點不存在爭議。但是對于因為法律意識淡泊或涉世未深，為了謀取個人利益通過微信、QQ等網上即時通訊工具、培訓、會議等方式積極推介“善某匯”模式，發展線下會員并從中獲取“動態收益”的人員，是否是組織、領導傳銷罪的犯罪主體，以及此類人員通過發展下線獲得的少量收益應如何處理？目前，追贓挽損工作基本還局限于對公安機關已經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開展，對大多數其他普通成員收益的追繳工作基本未開展。

第三，涉案財產與合法財產混同，第三人善意取得情況下，被害人損失挽回較難。犯罪嫌疑人通過傳銷活動獲得資金后通常轉移、隱匿資產，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常?；焱?，財產性質甄別存在困難。同時在追贓活動中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實踐和理論還存在爭議。但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物權法善意取得的一般規定引入詐騙犯罪贓款贓物追繳程序中。因此，其他犯罪贓款贓物的追繳也應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在查明在第三人善意取得情況下，涉案資產往往不必退賠被害人，相關財產損失由組織、領導者承擔。

（三）部門之間協作能力、執法合力不足，缺乏全國統一的追贓挽損機制

近年來，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理念和犯罪治理需要使得公安司法機關對追贓挽損工作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建立了有關工作機制，但對于網絡背景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追贓挽損仍然力有未逮。

第一，司法機關跨區域協作需要進一步加強。如前文所述，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涉及面廣，多為跨區域案件，司法機關在辦案中，除了面臨管轄問題，還面臨著人力、物力等現實的問題考驗，導致異地的涉案財產查封、扣押以及凍結不夠及時，影響追贓挽損工作。此外，由于涉案賬戶大多分散在全國各地，甚至涉及到境外賬戶，需要上級公安機關乃至政府有關部門批準，才能同異地的公安機關或境外司法機關展開配合。而且跨區域的扣押、凍結行動必須同步進行否則容易打草驚蛇，造成涉案資金的再次流失，大大增加了之后追贓挽損的工作難度。

第二，跨區域案件信息溝通不暢，證據分散，沒有建立全國性常態化的網絡證據共享平臺。各區域內針對案件的辦理情況未有及時溝通的平臺或途徑，在處置異地財產的時候，可能出現重復扣押、凍結的情況。同時，各地政府對此類違法犯罪采取的態度有所差異，加之各地執法體系及管轄界限尚未明確統一，客觀上增加了異地追贓成本。①張郁、劉笑、桑志強：《P2P網貸經濟犯罪案件追贓挽損機制研究》，載《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案件波及范圍廣，證據分散在各個區域，因為缺乏一個全國性常態化的證據資源共享平臺以及證據互認機制，公安機關在調查取證過程中面臨重復取證以及異地取證兩個困境，一定程度上延長了辦案期限，造成了司法資源浪費，也為追贓挽損工作增加了難度。追贓挽損工作還需要市場監督管理局、銀行、網信辦等部門的配合。但是在實踐中，司法機關與相關部門并未形成實質有效的溝通協作機制以及信息共享機制，不能及時對有關賬戶進行凍結，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追贓挽損工作的開展。

（四）互聯網企業監管不力，金融監管協作機制缺失

當前網絡空間治理已經引起相關單位重視，但互聯網企業監管仍然存在一些漏洞，特別是互聯網金融監管協作機制的缺失，為追贓挽損帶來了較大挑戰。網絡時代的金融企業，不僅具備傳統金融企業隱蔽性的屬性，還因為互聯網金融企業的便捷性，使得互聯網金融企業的客戶群體社會覆蓋面更廣，社會影響力更大。因此，互聯網金融所建立的金融關系網絡更加復雜，局部風險更易放大為系統性風險，我國互聯網金融企業和監管機構都面臨著比較嚴峻的挑戰。②李杰、郭棟煒、楊芳、張睿：《監管科技影響下互聯網金融監管演化博弈研究》，載《系統工程學院學報》2022年第6期。傳統金融企業的監管手段在監管互聯網金融企業方面的不足被實施傳銷行為不法分子利用轉移贓款。公安機關以及網信辦聯合對互聯網金融平臺多方式動態監管，可以挽回或阻止部分財產損失。但是對于尚未被刑事立案或未被相關部門納入監管的互聯網企業，往往是犯罪多發、易發之地，鑲嵌于這些互聯網金融之中的傳銷犯罪活動，也就難以被及時發現。因此，亟需構建一套司法機關與金融監管機關常態化的合作機制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為有效的金融監管提供制度保障。

四、司法機關完善相關追贓挽損工作的建議

（一）完善并細化追贓挽損具體執行的法律規定，針對涉案財產處置范圍達成司法共識

一方面，建議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刑事案件追贓挽損相關銜接機制等內容進一步明確，也可以針對重點罪名，例如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等涉眾經濟犯罪或者其他網絡犯罪的追贓挽損工作的相關內容予以明確。

另一方面，關于涉案財產追繳范圍，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第一，真實商業活動獲得的收入不得劃分為涉案財產。實踐中，通過真實合法的商品交易活動獲得的收入與非法傳銷獲得財產存在本質上的區別，是合法的經濟活動，因此不得作為犯罪所得及孳息進行追繳。在犯罪所得及孳息已經被犯罪嫌疑人揮霍或價值貶損，應責令其按照違法所得財物的價值退賠。第二，區分不同情況下的普通成員業務收入。關于普通成員業務收入的定性，建議通過銷售真實產品銷售獲得的業務提成也不劃分為傳銷案犯罪涉案財產。對于不存在真實的商品交易，僅僅是通過“拉人頭”的行為獲得的提成，即“人頭費”是屬于傳銷活動的涉案財產，應該依法予以處置。第三，嚴格區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涉案人員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加強追繳、責令退賠。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明確了對被告人將應當追繳的涉案財物用于投資或者置業的，對因此產生的財產及其收益，應當追繳；將應當追繳的涉案財物與其他合法財產共同用于投資或置業的，形成的財產中與涉案財物對應的份額及其收益，應當追繳。因此應嚴格區分涉案人員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對于判決時尚未追繳到案或者尚未足額退賠的違法所得，加強繼續追繳或責令退賠的工作。此外，對于涉案人員確實無財產可執行，同時符合司法救助的被害人，可以通過司法救助的途徑予以幫扶。

（二）增強跨部門執法協作合力，探索跨區域追贓挽損機制

首先，依托公檢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平臺，做好偵查階段追贓挽損工作。2022年“兩高一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信息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辦理信息網絡犯罪案件，應當依法及時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督促涉案人員退贓退賠，及時追贓挽損?！睂嵺`中，偵查階段的追贓挽損工作，往往決定了整個案件追贓挽損工作的基礎。因此有必要加強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偵查階段追贓挽損工作。同時依托公檢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平臺，在追贓挽損工作中形成合力。

其次，建立健全跨區域案件聯合辦案機制，增強跨區域辦案機關的執法合力。利用網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一般多個犯罪地，這時候可能會出現案件管轄爭議的情況。對于這種情況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解決，一是將傳銷公司登記地作為主要犯罪地，此區域內的公安機關作為主要偵辦機關，牽頭該案件的偵辦，其他犯罪地的公安機關作為輔助偵查機關；二是將所有的涉案財產都統歸主要偵辦機關管控，方便移交的予以移交，不宜移交的將涉案財產清單以及扣押清單提交給主辦機關；三是將此案件計入參與案件偵辦司法機關的年度考核指標內，提升輔助機關辦案的積極性；四是將省一級公安機關作為跨區域追贓挽損工作的協辦主體。由省一級公安機關進行統籌協調，明確涉案各地方公安機關的工作職責；五是依靠大數據平臺，構建全國性傳銷案件的追贓挽損數據庫。各地公安機關一旦發現涉案款項的流動線索，及時上傳至此數據庫，以便偵辦機關及時查看。同時，通過此數據庫，可以在追贓挽損工作后對獲得資料進行分析，方便未來針對以后的追贓挽損工作采取針對性的預防措施。甚至通過大量的案件數據分析推導最新的涉案資金處理手段和技術變化，研判甚至預測以后涉案資金的處理趨勢，以便更好地采取預防手段。

最后，建立全國性常態化的網絡證據共享平臺。對于跨區域傳銷案件的調查取證難題，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解決：第一，互換證據效力。對于異地提供的詢（訊）問筆錄、報案登記等證據材料，辦案機關在進行依法嚴格審查并履行必要的手續后，可以作為案件的證據材料，減少重復取證；第二，在公安部系統內部設立網絡證據共享平臺。將各地辦案機關依法收集的原始證據材料，以掃描件的形式上傳至此平臺，辦案部門將其下載并對來源做出書面說明及加蓋本單位公章后，可以作為提請逮捕、扣押、查封或凍結涉案財產的證據材料，有效縮短了辦案時間，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資產的損失，提升了追贓挽損工作的效率。

（三）切實加強互聯網監管工作，提升互聯網公司的社會責任，建立互聯網金融監管協作機制

網絡運營商、銀行、司法機關、市場監督部門等部門協調合作，形成常態化的互聯網金融監管協作機制，不斷升級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技術手段。具體來說，包括加強互聯網監管及數據保留工作，加強互聯網資金流監控力度。例如建立資金預警系統模型對互聯網傳銷案件精準預警。提升互聯網公司的社會責任感，加強對互聯網公司自營平臺的檢查力度。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互聯網傳銷模式多依附于網絡平臺或社交平臺，借助網絡平臺等進行宣傳推廣，通過第三方支付、線上銀行等進行資金轉移與瓜分。應倡導互聯網企業提升自身的社會責任感，加強對互聯網公司自營平臺的檢查力度，及時掐斷互聯網傳銷路徑，有效防止傳銷涉案資金流出，降低后期追贓挽損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