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治理中統一戰線的功能作用研究

劉靖子

（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016）

現代社會的本質是“風險社會”。當然，風險并非現代的發明，而是始終與人類共生共存，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各種社會形態都可以被視為某種類型的風險社會。但只有到現代社會，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動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干預影響日益加深、甚至起到支配性的作用，人類逐漸取代自然成為風險的主要生產者，風險的結構與特征也從以自然風險為主逐漸演變為以不確定的、系統性的人為風險為主，現代意義上的風險和“風險社會”才得以產生。妥善應對這些風險，為人類生存與發展創造安全穩定的環境，構成了現代國家治理的本質邏輯與核心目標，而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也成為我們衡量評價一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

本文試圖探討統一戰線在現代風險社會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和優勢。黨的二十大指出，到二零三五年，要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統一戰線作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一項極具特色又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在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和風險社會治理效能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作用的背后體現了統一戰線的哪些獨特制度邏輯和功能優勢？面對動態演變日趨復雜的風險挑戰，如何更充分發揮這些優勢，進一步提升統一戰線在風險社會治理中的效能？對這些問題加以研究，既有助于我們更深刻理解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內在的邏輯性、系統性和治理策略手段的豐富性，也有助于更深入發掘統一戰線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豐富的理論和制度潛能，進而更深刻理解新時代統一戰線的強大“法寶”作用。這在當下無疑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風險社會的基本理論

“風險社會”（RiskSociety）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耍║lrichBeck）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30多年來，這一概念在社會理論、政治決策和公眾輿論中的影響與日俱增。在貝克看來，風險社會構成了現代社會的一個根本特征。如果說在傳統社會，人類所面臨的風險主要來自自然風險，那么在近現代工業社會建立起來之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的變遷，由人類的決策和行為帶來的人為風險逐漸成為風險的主要來源?，F代社會中的風險主要有隱蔽性、延展性、普遍性、不確定性和制度性這幾個典型的特征。[1]正是由于現代社會中的風險與傳統社會相比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且這些新的風險（以及為了應對這些風險所做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邏輯和制度，貝克才將現代社會視為一種風險社會。在貝克看來，現代社會中的風險具有一種不斷擴散的、人為的、不確定性的邏輯，由此導致現有的社會結構、制度和關系向更加復雜、偶然和分裂的狀態轉變，而這正是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現代性自身演變的結果。用貝克的話說，所謂風險，是“以系統的方式應對由現代化自身引發的危險和不安”?！吧a力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指數式增長，使風險和潛在自我威脅的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類社會仿如置于“文明的火山上”。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提出于1986年，深受同年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的影響，而后者也成了風險社會理論的一個最佳注腳。在此之后，這一理論得到了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等學者的進一步闡發。與貝克相比，吉登斯更強調風險制度性的一面，著重對風險社會的政治社會結構進行分析。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風險是人為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而這種不確定性恰恰是“現代制度長期成熟的結果”。這尤其體現在現代制度的四大支柱上，即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國際勞動分工體系、世界軍事秩序。這四者一方面型構了現代世界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也隱含著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生態、戰爭風險，而這些風險隨著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將變得日益嚴重。[2]貝克在其后的研究中也進一步強調了風險社會的全球性與制度性的一面，并在此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全球風險社會”（或“世界風險社會”）的概念。全球風險社會的核心涵義在于，人類的決策與行動可以導致全球性后果，而這又將觸發一系列問題和一連串的風險。從現象層面，貝克指出了三種全球危機，即生態危機、全球經濟危機和跨國恐怖主義風險。這些風險有兩個共同的特征，一是所有人都有可能受到波及，二是其解決依賴于全球范圍內的共同努力。[3]51這些討論進一步深化了風險社會的理論，也推升了其對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各領域的實踐影響。

二、風險社會中的國家治理

風險社會顯然不是一種僅僅停留在紙面上的理論，而早已成為實踐中真實的世界圖景。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以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為代表的技術風險，以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為代表的政治風險、以SARS疫情為代表的公共衛生風險、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代表的經濟風險、以“9.11事件”為代表的恐怖主義風險……各領域風險紛繁復雜、層出不窮，不同類型的風險之間相互交織疊加、串聯置換、無處不在，對現代國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梢哉f，風險社會已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無法回避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那么，對于現代國家治理而言，風險社會究竟帶來了哪些問題？在風險變得越來越多發頻發、紛繁復雜的現代社會，現有的國家治理體制究竟面臨著哪些挑戰？或者說，風險社會對于現代國家治理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總體上看，這些問題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風險社會中的國家治理，要求重建風險認知的基本范式

現代社會中風險的高度隱蔽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得傳統工業社會時代建立起來的風險概念及認知框架已經難以應對現代風險社會治理的需要，亟需建立新的風險認知基本范式。一是要重建現代化的風險理念。要更深刻理解現代社會中風險無處不在的普遍性，理解其與傳統社會風險之間的巨大差別，以更現代的風險理念為指引，將風險的感知、評估與應對作為真實世界中決策與行動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樹立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做到居安思危。二是要重建科學性的風險認知?，F代社會中的風險往往更具隱蔽性，因此對風險的認知和因果關系的解釋不能停留于風險現象的表層，而必須依據科學知識深入探析風險產生與運行的深層邏輯，建立起科學的風險認知與評估體系，為風險應對決策提供支撐。三是要重建系統性的風險思維。風險的系統性、聯動性，使得我們不能再從孤立的、個別的角度認識風險，而必須樹立一種全局性、系統性的風險思維，超越風險認知的“井蛙之見”（tunnel vision），不拘泥于某一專業、某一局部的風險判斷，做到見微知著、見一隅而知全局。建立現代化的風險理念、科學性的風險認知、系統性的風險思維，是我們在現代社會重新理解風險、重建風險認知基本范式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國家風險治理的基本前提。

（二）風險社會中的國家治理，要求重構風險應對的基本制度

風險社會中的國家治理面臨的一個基本困境是頻繁出現的制度失靈。這一方面是由于風險的產生及演變過程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導致難以做出準確的研判與處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風險往往內生于風險治理的制度體系之中，這尤為明顯地體現為貝克所指出的“有組織地不負責任”（organizedirresponsibility）的局面，即由公司、政策制定者和專家形成的聯盟，這種聯盟制造了當代生活中的種種危險。然后他們又建立起一套話語來推卸這個責任，也就是制造危險的責任。這樣一來，他們就把自己制造的危險轉化成某種所謂的“風險”。要解決制度失靈的問題，必須重構風險應對的基本制度。一是要重構風險應對制度體系的基本邏輯?？傮w上看，風險社會的制度安排和結構特征非常有利于風險的形成，而不利于風險的控制和消除。重構風險應對制度體系的基本邏輯，就是要將風險防控化解作為一個基礎性的模塊嵌入風險社會的基本制度結構當中，從源頭上構建一個有利于風險控制和消除的制度環境。二是要重構風險應對的責任體系。要通過明確企業、政府、專家、個體等不同主體在風險應對的不同環節的具體責任，構建權責清晰、責任明確、相互貫通的責任體系，從制度上破解“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的難題。三是要重構風險應對的基礎制度。要在重建風險認知基本范式的基礎上，針對風險產生、演變的具體特點，重構風險預防、感知、預警、化解、緩和、恢復等方面的基礎制度，構建覆蓋風險應對全過程、全因素的制度體系。

（三）風險社會中的國家治理，要求重塑風險治理的基本格局

風險社會對國家治理最根本的挑戰，在于其要求重塑風險治理的基本格局。這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要重塑國家、社會、市場等不同主體共同參與的風險治理格局?，F代社會中的風險遠非某一個主體、一個系統能夠單獨應對，而是需要不同主體、不同系統協同聯動、共同發力。例如，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單純依靠國家公共衛生和醫療機構的力量顯然遠遠不夠，而是需要動員行政部門、科研機構、企業、社區、個人等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多元共治的風險治理格局。二是要重塑風險治理的全球合作格局。風險的延展性使其往往溢出國家的邊界，局部的單個事件往往蔓延為全球性的風險，這在如氣候變化、全球恐怖主義、經濟金融危機等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傳統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風險治理機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實需要，而必須建立風險治理的國際合作機制，動員一切必要的國際力量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形成各國共同參與、緊密協作的全球風險治理格局。

總體而言，風險社會時代的來臨，極大地改變了風險本身的基本特征及其產生與演變的基本邏輯，也對現代國家治理帶來了巨大挑戰、提出了新的要求。適應這些挑戰與要求，重建風險認知的基本范式、重構風險應對的基本制度、重塑風險治理的基本格局，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這構成了我們理解統一戰線在風險社會治理中的功能與優勢的一個基本背景。

三、統一戰線在風險社會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從風險社會的理論視野看，近幾年全球性爆發的風險事件，比如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鮮明地展示了風險社會時代危機的復雜性及其帶來的治理難題。統一戰線作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在危機處理和風險治理的過程中，彰顯了其獨特的多元專業優勢、組織協調優勢、信息渠道優勢和橋梁紐帶優勢，在風險社會治理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具體可歸納為如下三個方面：

（一）政治吸納功能

如貝克和吉登斯等人所指出的，在風險社會，應對風險的根本途徑在于“再造政治”。所謂再造政治，具體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必須破除行政機構和專家對于風險判斷的專門知識的壟斷；第二，必須保證風險治理過程的開放性；第三，必須確保風險決策結構的開放性；第四，專家和決策者的“閉門協商”必須能夠轉化為多個主體之間的公開對話；第五，必須確保風險治理過程的規范性，實現自我立法和自我約束。[3]89-92這五個方面，直接涉及前文提出的風險認知的范式重建、風險應對的制度重構和風險治理的格局重塑問題。就此而言，所謂再造政治，歸根到底，就是要通過政治吸納，確保風險認知、風險應對和風險治理的開放性。

統一戰線制度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吸納和政治聯合機制，其實現政治吸納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獨特優勢，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完善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豐富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眾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完善協商民主體系，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健全各種制度化協商平臺，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與現代風險社會治理的基本要求是相一致的。統一戰線具有人才薈萃、智力密集的獨特優勢，匯集了不同黨派、不同民族、不同階層、不同界別的優秀人才和代表人物，并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不斷拓展、吸納新的社會群體，有著廣泛的代表性。各方面的代表人士通過統一戰線，深入參與政治過程，獲得了提出意見建議、反映政治愿望、表達利益訴求的制度渠道，有效實現了政治吸納和政治整合；同時，這些代表人士往往是各行各業的精英，具備醫療衛生、法律服務、互聯網科技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專業理論，擁有廣泛的信息來源，掌握豐富的資源和渠道，這些有利條件有助于他們從不同視角發現和分析問題，并提出建議對策，確保決策的開放性、科學性。這為統一戰線在風險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撐。

（二）利益整合功能

現代社會中的風險往往是人為的、制度性的風險，許多風險的產生，歸根到底是來自于不同利益群體從自身利益出發所做的“理性”決策。隨著現代社會利益群體不斷分化、利益訴求日趨多元、利益關系日益復雜，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沖突越來越成為系統性風險爆發的一個誘因。因此，現代風險治理的一個關鍵是對不同利益群體加以整合，盡可能通過協商而非沖突的方式來達成利益平衡，從而一方面在源頭上防范風險的發生，另一方面也能凝聚應對風險的合力，在風險發生之后能夠及時、有效地加以處置，防止因利益沖突或“零和博弈”導致風險的進一步加劇。

統一戰線的利益整合功能，為化解風險社會中的利益沖突提供了有力支撐。從制度設計上看，統一戰線為不同利益群體進行利益表達、溝通利益訴求、實現利益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臺。在統一戰線的制度框架內，民主黨派、宗教界、少數民族、新社會階層等不同的社會群體能夠借助制度化、規范化的渠道進行平等對話和協商，表達自身訴求，并影響、參與和監督政府決策，既有助于確保最終的決策能夠以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為旨歸，也有助于保護少數群體的合理訴求。同時，統一戰線有著完整細密的組織網絡，為各個不同群體提供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渠道，從而使不同的利益群體能夠通過溝通性的協商來有序開展政治活動、提出政治經濟主張，以此增進共識、化解矛盾，避免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可能引起的社會動蕩。例如在近年來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實際工作中，民營企業內部的許多矛盾糾紛，就是通過統戰組織來表達、協商和化解的。統一戰線的利益整合功能，在風險的防范、處置、緩和、恢復等各個環節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

（三）多元共治功能

現代社會的風險往往是系統性、延展性的，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遠非某一個主體、一個系統能夠有效應對。因此，風險社會的國家治理，必然要求重塑風險治理的基本格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強風險的協同治理，即廣泛吸納不同主體、不同系統共同參與，協同聯動，形成多元共治的風險治理格局。

多元共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而統一戰線構成了多元共治的重要環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而統一戰線作為不同階層、不同政黨和不同群體等社會力量的聯合，它的一個重要功能，正是通過政治吸納和政治參與，將民主黨派、宗教民族、非公組織、新社會階層等群體納入社會治理，通過動員調動盡可能多的人力、物力資源為治理的具體操作與實踐提供重要保障，從而構建多元共治的格局。近年來，在應對各類經濟社會領域風險的實踐中，統一戰線通過發揮自身的多元專業優勢、組織協調優勢、信息渠道優勢和橋梁紐帶優勢，將民主黨派成員、民營企業家、海內外華人華僑等不同主體的力量充分調動、整合起來，在風險的防范化解、應對處置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更一般的角度看，隨著現代社會風險的日益復雜化，統一戰線應通過各種組織和平臺來更充分動員、整合各不同行業、專業領域相關人士的力量，引導其參與多元共治的風險治理格局，及時發現、反映社會治理過程中的難點、重點、盲點問題，圍繞科學治理的統籌安排、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風險輿情可能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等積極建言獻策。尤其是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的作用，以此來彌補基層社區本身人力物力不足、組織松散的缺點，協助社區等開展風險防范化解、應對處置工作，構筑群防群治的嚴密防線，毫無疑問是風險社會時代國家治理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