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賦能農民主體的理論考察、歷史邏輯與實踐探索

楊 玲

一、共同富裕視閾下我國農民主體地位與農民主體作用的理論考察

主體地位與主體作用是現實的人基于主體意識而產生自主性與自覺性，基于主體需要而產生自為性與能動性，基于主體能力而產生自決性與創造性，基于主體權利而產生自由性與發展性的綜合體現。對于農民主體而言，我國農民主體地位及其衍生出的主體作用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1]。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前我國傳統農民主體地位與主體作用的特征

現階段農民主體地位生成與農民主體作用發揮離不開歷史階段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的依次交替。以歷史發展為考察脈絡，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農民既是物質生產、精神生產與社會交往的主體，同時也是被支配與統治的客體。如在物質生產領域，小農經濟靠天吃飯的特點不僅規定了農民作為生產主體與生活主體的身份，也規定了農民被自然力與自然現象支配的客體身份。在精神生產領域，鄉土社會的禮治傳統決定了農民既是家族文化、鄉土文化等傳統文化的建構主體，同時也是被血緣權威、宗法觀念、等級觀念主宰的客體。在社會交往領域，以“人的依賴性”為基礎的血緣、地緣共同體決定了農民既是熟人社會的建構主體，也是被人情交往、關系本位、權利交換統治的客體。確切而言，這一階段，對于農民主體，我們更多是基于“現實的人是實踐活動主體”這一宏觀視角考量。而在實質意義上，特別是在主體尺度——主體意識、主體需要、主體能力與主體發展——生成與提升的意義上，這一階段農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其自在自為的意志消極且不自知的，也就是說，農民實質并不主要作為主體，而是常常作為被統治的客體起作用。而這也導致后來我國農民主體的意識、地位與作用并沒有隨著皇權被推翻，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與國民主體性總體復蘇而獲得實質性發展。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降，受維新思潮和民主共和影響，無數仁人志士曾一度關注底層農民命運，著力打破歷代統治階級儒法結合鉗制民眾意識的做法，大力發展鄉村教育，啟發民智并爭取、動員民眾；但囿于民族危亡、國家積貧積弱的歷史背景以及農民長期受小農意識牽絆的歷史現狀，農民主體意識、主體地位與主體作用仍趨消極保守。

省思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歷史脈絡，可以看出我國傳統農民主體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基于空間視角分析，我國傳統農民主體具有分散、薄弱且難以自發統一的特點。我國傳統農民在物質基礎上相對均衡的貧窮地位與在細碎化土地上自給自足、自然分工、封閉經營的生產方式導致我國農民難以突破空間邊界而凝結成具有自發性與整體性的階級力量。二是基于主體尺度視角分析，我國傳統農民在實踐、認知與評價方面深受經驗主義、權威主義、等級主義左右，以致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其主體意識具有亦步亦趨、蒙昧、依附與受動的特點。三是基于歷史生成論視角分析，我國傳統農民主體發展極為緩慢且回復性強。特別是當農民發現其主體作用發揮會招致不確定性風險或利益貶損時，農民便會在依附性與主體性間循環往復，并主動選擇退回到對共同體或其他權威的依附之中而導致主體性局部喪失。

農民主體尺度的強弱決定著農民主體作用的效果。我國傳統農民主體分散、薄弱、依附、受動等特點在相當程度上造成我國傳統農民主體地位的虛無與農民主體作用在各個領域的缺失。這種缺失，盡管從唯物史觀與唯物辯證法立場，從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立場考量，并不具有絕對性；但在自然經濟、等級森嚴、以血緣宗法為紐帶的傳統社會中，農民在經濟領域崇尚均分，關注短期利益并滿足于自我保存的現狀，在政治領域不能代表自己而將決定命運的力量寄托于外部異己力量（如寄托于族長、明君、賢臣等）的習慣，在思想認知領域崇古、模仿心理占上風的境況，無一不導致農民長期被看作經濟發展中無創新意識的簡單重復再生產者、政治活動中無權利意識與自我代表意識的被領導者等?？傮w而言，傳統農民主體雖是歷史螺旋前進的推動力量，但其主體意識、主體地位與主體作用距離共同富裕目標對“當家做主”與“自由全面發展”的要求還相差甚遠[2]。

（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對農民主體的激發與培育

與以往統治階級為維護既得利益，一方面以工具主義立場推行重農保民政策，另一方面又以階級對立立場懼怕農民成為真正“主體”不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尤為重視農民生產者、創造者的主體身份。盡管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受國內外復雜因素與蘇聯革命模式影響，中國共產黨在一開始并沒有把農民提升為革命主力軍，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最初不重視農民主體。相反，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打破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重重枷鎖，著力激發并培育農民主體，促使農民以主人翁身份投身共同富裕實踐。

這種激發與培育一方面體現在農民主體意識生成上。對標農民主體，在中國共產黨引領下，其主體意識生成大致分為三重路向，且這三重路向是相互起作用的：第一重路向是農民對外部世界的覺醒。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我國農民民族意識、家國意識、階級意識、政黨意識被啟蒙，農民不再只關注“田間地頭”，開始關注其所隸屬的共同體（國家、公社、基層組織等主體功能單位）的前途命運。第二重路向是農民對自我這一本體的覺醒。源于中國共產黨對農民翻身當家做主的支持與引領，我國農民逐漸意識到其歷史主體、實踐主體、認知主體、邏輯主體與權利主體的身份。第三重路向是農民對擺脫傳統向新型農民轉變的覺醒。在開拓創新和以未來為導向的意義上，中國共產黨對新型農民的培育帶來了我國農民民主意識、法治意識、創新意識、自主意識、平等意識，以及共享、共建、共擔等意識的覺醒。另一方面，這種激發與培育體現為農民主體需要延展，農民需要體系更加豐富多樣。農民日漸擺脫生存需要掣肘而向發展需要、享受需要與美好生活需要轉變。此外，體現為農民主體能力提升。當然這里我們所講的主體能力除卻一般意義上的實踐能力之外，更主要是指農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與治理、自我代表的能力。最后，體現為改革開放之后，農民開始勇敢接受市場經濟洗禮，發展自治組織，打破血緣共同體與等級結構束縛，走向主體與主體間的平等對話與交往。

隨著中國共產黨對農民主體的培育與引領，我國農民主體作用也愈益彰顯。農民愈益作為自決主體—自我實現主體—自我省思主體發揮積極作用?；乜窗倌隁v史進程，可以看到我國農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改革開放、發展群眾基層自治制度、發展鄉鎮企業、推動城鄉一體化、助力中國制造、跨省流動促進經濟發展等現代化的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也啟示我們在新征程上必須緊緊依靠農民接力新發展階段，進一步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助力鄉村振興，助力共同富裕實踐。

（三）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必然性與必要性

新發展階段，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秉承優良傳統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立足新時代，全面推進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對此，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必須堅持不懈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盵3]這一文件從全局高度闡明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解決“三農”問題迫切性與重要性的同時，也進一步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必然性與必要性。這一必然性與必要性，從歷史面向考察，表現為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能否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決定了我國能否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其中，對于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分化、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掣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狀，能否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激勵農民主體廣泛參與，關涉我國農村能否促進農業內部生產、經營與流通結構改革；關涉我國城鄉之間能否建立起可持續且聯動、協調發展的新動力、新機制。從戰略全局考察，中國共產黨能否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關涉我國戰略部署“基礎支撐”是否穩固。其中，對于切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而言，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是實現鄉村振興的主體保障[4]。鄉村振興不能自發形成，也不能自動實現，需要激發廣大農民內生動力，不斷壯大農民隊伍，不斷提升農民能力，不斷調適和改進鄉村振興政策，引導億萬農民關注鄉村振興、推動鄉村振興、融入鄉村振興。對于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而言，只有充分樹立農民主體意識，自覺主動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增強主體能力，才能加速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言，只有激發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應變局、開新局。此外，從發展視角考察，在農民作為創造主體與內生動力的意義上，中國共產黨能否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也關涉我國發展能否有“潛力后勁”。

二、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探索共同富裕的歷史邏輯

從實踐向度考量，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包含兩條實踐厘路。第一條厘路，如前文所述，是中國共產黨在發現并啟蒙農民過程中，藉由促進農民意識覺醒、需要延展與能力提升，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有目標有導向地引領農民自愿自決發揮主體作用。第二條厘路是中國共產黨在尊重農民首創精神、鼓勵農民自由自覺發揮主體作用的基礎上，借鑒、吸納農民智慧并將其內化為政策支持與經驗模式。在實踐中，這兩條厘路相互貫通、相互作用，推動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由發現、啟蒙農民，滿足、依靠農民，引導、改造農民，賦權、解放并扶持農民向建構并培育新型農民的轉變。

（一）立足“救亡圖存”，發現、啟蒙并依靠農民，發揮農民革命主體作用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圍繞“救亡圖存”這一歷史任務，做出了將兩條厘路初步結合的偉大嘗試，實現了對農民、農村問題認識與實踐上的質的飛躍，探索了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方式方法，從而為后階段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提供了方法與思路借鑒。

這一階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首先通過確立農民主體觀，實現了認識論與實踐觀上的第一次質的飛躍。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一是立足中國客觀實際，從分析中國革命形勢與社會結構入手，厘清了“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國主義內而統治階級，對于其地壓迫榨取的對象主要是農民”[5]；做出了“誰贏得農民，誰就贏得中國”的正確判斷[6]。三是在深入調查研究，了解農民受剝削情況與農村問題的基礎上指出了“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能贏得農民”[7]，而要解決土地問題關鍵還是依靠農民。從而以依靠農民—贏得農民—發動農民—取得革命成功為要旨確立起了徹底的農民主體觀。

其次，以農民主體觀為引領，中國共產黨在解決土地問題與變革農村生產關系中，進一步明晰了確立農民主體地位，特別是確立貧雇農主體地位的重要性，從而實現了認識論與實踐觀上的第二次飛躍。

此后，在明確貧雇農主體地位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將革命發展需要與農民主體需要相結合，以充分調動各階級積極性，最大程度發揮農民革命主體作用為目的，有針對性地調整了對地主、富農、中農、貧雇農的政策。

（二）圍繞“建設”問題，引導并改造農民，發揮農民生產主體作用

1921年至1949年，圍繞革命中心任務，中國共產黨最大程度發揮了農民革命主體作用。但隨著革命取得勝利，特別是隨著新中國成立黨和國家中心任務轉向發展生產與文化教育，重新定位農村與農業生產并引導農民由革命主體轉向生產主體便成為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此，中國共產黨通過處理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的辯證關系，首先明確了農村的定位轉變：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農村由革命大后方轉向經濟建設大后方；農業的功能轉變：農業應由“為革命提供支援”轉向“為工業提供支援”；農民的身份轉變：國家工業化建設依賴于城鄉生產——消費渠道的暢通，農民應當生產更多更好的糧食和工業原料，滿足工業和城市居民需要。確定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總思路——由發揮農民革命主力軍作用轉向發揮農民新社會建設者作用。

以此為指導，中國共產黨分階段、有針對性引導農民圍繞不同建設任務發揮不同主體作用。第一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后國民經濟恢復階段，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延續充分發揮農民革命主體作用的優良傳統，組織農民參與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積極動員并依靠農民進行土地制度改革，幫助農民經濟翻身、政治翻身。另一方面注重發揮農民自主自決主體作用，不僅尊重并支持農民采取不同致富方法——勞動互助、實行單干、棄農經商、棄農營工等——實現獨立自主；而且積極成立并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提供市場平臺，引導農民以市場主體身份參與城鄉商品流通。到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改造階段，中國共產黨采取教育塑造與“典型示范”的方法，改造農民主體意識，使農民自己“逐步的懂得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化比起單純的孤立的個體經濟有極大優越性”[8]；遵循“自愿、互利”原則，尊重農民入社退社選擇；采取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提高的入社方法，引導農民主體行為，“使農民從自己的經驗中逐步提高社會主義的覺悟程度，逐步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9]。從而引導農民由個體經濟積極性轉向了互助合作積極性，充分激發了農民互助合作精神，發揮了農民合作化主體作用。

可以看出，從恢復國民經濟到社會主義改造階段，中國共產黨就如何引導農民發揮革命建設作用做出了新的偉大嘗試——用合作化辦法將一盤散沙狀的農民凝聚成統一的共同體?？傮w來看，黨和基層組織通過合作社這一“媒介”掃除傳統分散小農經濟落后性，使農民之間的鏈接突破“家庭”這一狹小單位，實現政治化、國家化與組織化，并真正被納入“整體”“集體”與“主體”視野的主體性改造是值得肯定的。

（三）立足“改革”問題，解放、賦權并扶持農民，由發揮農民單一主體作用轉向發揮農民多元主體作用

新時期，為扭轉曲折局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積極撥亂反正，指出改革首先是從農村做起——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這就是要調動農民積極性——必須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明確了新時期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主要方向。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鼓勵農民大膽探索、大膽創新。二是以“按照中國農村實際情況”為基礎，一方面汲取農民智慧，支持農民試點包干到組、包產到戶的做法，同時放手賦權農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另一方面注重對農民的因勢利導，秉承政策制定要以“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原則，于1982年至1984年連續推出三個“一號文件”，推行、完善并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除此之外，黨與國家同步推進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廢除人民公社制度，積極出臺活躍農村經濟的相關政策，助力鄉鎮企業發展，并著手調整農業結構，完善農業服務體系，從根本上確保發展權利由農民說了算，發展成果由農民享有。三是以放手發動農民為核心，不僅尊重農民首創精神，倡導并推廣農民偉大創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村民自治）[10]；而且尊重農民發展方式選擇，鼓勵農民多種經營，從而充分發揮了農民的改革主體、創新主體、市場主體與自治主體作用[11]。進入改革開放新階段，以江澤民與胡錦濤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從農民發展需要出發，在經濟上，堅持把農業放在經濟工作首位，在1998年通過《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鼓勵并支持農村產業化經營。2004年，圍繞“三農”問題出臺“一號文件”，取消農業稅。2008年通過《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推行現代農業。在政治上，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養農民的政治意識和自主意識。在文化上加強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雙文明”建設，創建文明村鎮示范點，制定村民公約，鼓勵農民參與精神文明實踐活動。在社會保障方面，試點并推行新型農村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制度，確保農民社會保障全覆蓋。這一系列政策以滿足農民發展需要為目的，以服務農民為導向，充分激發了農民作為經濟主體、政治主體、文化主體與社會主體的能動性，從而為我國推進共同富裕夯實了基礎。

（四）立足“振興”問題，建構培育新型農民，發揮農民共建、共治、共享、共富、共擔主體作用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重視雖在極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農民主體性培育與農民主體作用發揮。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加速，農村大量青壯勞動力外移，農村“空心化”“老齡化”趨勢加重，農村逐漸陷入農民主體性缺失的困境。新時代，為解決這一困境，共產黨人以激活內生動力為目標，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調重塑鄉村振興主體。特別是重塑農民的創造主體性，重塑農民的評價主體性，把“農民錢袋子鼓起來沒有”“要看鄉親們是笑還是哭”[12]作為檢驗農村工作成效與黨中央政策好壞的尺度標準；重塑農民的治理主體性，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中突出“以自治消化矛盾”；重塑農民的價值主體性，明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最終要促進農民自由全面發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新時代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主要內容：圍繞美麗鄉村建設，發揮農民共建主體作用；圍繞推進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發揮農民共治主體作用；圍繞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發揮農民共享主體作用；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發揮農民共富主體作用；圍繞風險防范，筑牢共同體意識，發揮農民共擔主體作用，凝聚起了推進共同富裕的磅礴偉力。

三、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重塑農民主體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緊緊圍繞黨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引導并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推動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取得重大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新時代新征程，只有汲取歷史經驗，重塑農民主體，才能進一步激活內生動力，實現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與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銜接，從而為打開共同富裕新局面創造有利條件。

（一）促進他構與自構相結合，加強“黨的領導”與“農民自主”雙向互動，確保農民群眾有動力發揮主體作用

他構與自構是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方向保障。以生成論為考量依據，農民主體作用具有一定的自發性特點，這種自發性導致農民主體作用往往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對于這一盲目性，只有堅持他構與自構相結合，才能分別在外因與內因層面上為揚棄農民主體作用消極規定，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積極規定提供方向保障?；谶@一視角，新發展階段必須以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為前提，以建構農民主體性為目標，正確處理好他構與自構的辯證關系，推進黨的領導與農民自主雙向互動、良性互動，確保農民群眾有目的、有方向發揮主體作用。一是從他構視角，黨的全面領導是前提。新發展階段，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一方面要傳承、貫徹黨的農村工作的優良傳統。充分發揮黨管農村的政治優勢，堅持并貫徹群眾路線，做到一切相信農民、一切依靠農民、一切為了農民，強化對農民的多方位政治引領。另一方面必須明晰鄉村振興戰略下黨重構農民主體性的主要內容，以“農民富”為目標，強化對“三農”扶持力度，創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提高農民個體發展能力，在留住農民、發展農民與提高農民中激發農民活力，重構農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以形成合力為導向，完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社會合作組織等組織類型，形成合作組織間多元聯結形態，提高農民互助意識與合作能力，發揮農民集體優勢；以建構鄉村精神文明為價值導向，引領鄉村文明實踐中心建設，豐富鄉村文化，凝聚發展共識，增強農民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再一方面，必須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農村基層黨組織是聯結黨和農民群眾的重要載體，是引領廣大農民積極發揮主體作用的堅強核心。新發展階段，要提高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凝聚能力，提高農民參與度，引領農民積極投身鄉村振興；提高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治理能力，確保農民監督權、治理權，激發農民創造力[13]。二是從自構視角，尊重農民主體地位，堅持并貫徹農民主體觀。尊重農民主體地位是提高農民主體性的關鍵。農民群眾只有在現實中被承認主體地位、被賦予主體身份，才能有發揮主體作用的自由度與積極性。對此，新發展階段要尊重農村發展規律，尊重農民首創精神，賦予農民主體權利，培育農民主體意識；積極拓展農民主體話語空間，暢通農民話語表達渠道與實現渠道，提升農民訴求表達能力與自我實現能力。

（二）促進激勵、提升與引導相結合，提高農民群眾的獲得感、參與感、榮譽感，確保農民群眾有能力自覺發揮主體作用

進入新發展階段，要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關鍵在于激勵、提升并引導農民。其中，激勵農民是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關鍵。一是必須緊抓主要矛盾，把握農民核心訴求。特別要與時俱進把握農民政治訴求，尊重農民政治主體地位，保障并擴大農民政治權利；結合國家發展中心任務把握農民經濟訴求，尊重農民經濟主體地位，切實實現并維護農民經濟利益[14]；深入群眾了解農民精神需求，尊重農民文化主體地位，確保農民文化自主選擇權；不斷把握農民社會需求，尊重農民社會主體地位，秉持公平正義，保護農民主體性。二是要在把握并滿足農民核心訴求基礎上，注重對農民群眾激勵方式的多樣性、科學性與針對性：注重通過物質激勵，增加農民群眾的獲得感；通過政策激勵，增加農民群眾的參與感；特別要更加注重精神激勵，擴大鄉土人才影響力，增加農民群眾榮譽感。提升農民職業素質，以“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為遵循，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注重提升農民精神風貌，通過加強對農民的文化培訓與思想政治引導，充分發揮農村文明實踐中心作用，豐富農民精神生活。注重提升農民媒介素養，引導農民充分利用好網絡媒介，促進網絡與現實相結合，加強對農民的技能培訓，引導農民與自媒體接軌，發揮農民自主經營的積極性。加強對農民的利益觀引導，引導農民明確自身需要與利益，并在個體需要與個人利益與集體需要、社會利益相統一的過程中把握自身建設總方向。同時要加強對農民的價值觀引導，引導農民增強創新意識與合作意識，培養農民積極進取、共謀發展的覺悟。

（三）促進自動機制與推動機制相結合，加強制度建設，保障農民群眾自覺發揮主體作用

制度建設是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重要保障。新發展階段，囿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革新、新技術因素的增加與網絡新媒體涉入，讓農民自主發揮作用成為振興鄉村、推進“三農”發展的最有效趨勢?；谶@一視角，中國共產黨必須在完善推動機制的同時加強自動機制建設，提高農民群眾的自覺力度。首先，改革和完善有關農村保障的體制機制，為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提供“兜底性”保障?！岸档住笔谴_保農民充分發揮主體作用的關鍵。長期以來，農民主體求穩求安的心理意識決定了農民主體只有在確保貶損風險遠遠低于正向效益時才能積極發揮主體作用。由此中國共產黨在制度設計與政策安排中應以底線思維為重要方法論，做好保障工作。其中特別是在新媒體時代鄉村振興引領工作中，中國共產黨在激勵農民自媒體、新媒體自主再創業的同時，應加強對農民主體風險“兜底”的制度設計，確保農民群眾有底氣接納新興事物并發揮主體作用。其次，改革和完善有關農村經濟文化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體制機制，為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拓展渠道。加強農村經濟、文化與生態保護體制機制建設是培育并提高新型農民職業能力的保障。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應重點圍繞提高農民駕馭市場經濟能力、建設美好鄉村能力、建設鄉風文明能力展開制度改革與建設。再次，改革和完善有關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重塑農民主體。農民是鄉村治理的主體。但在由“鄉村管理”向“鄉村治理”過渡的制度探索中，我國長期面臨“強調農民是治理主體”與農民實際自主參與不足的矛盾。對于這一矛盾，中國共產黨應進一步改革并完善治理機制，在提高鄉村多元協同治理能力的同時，“強化”“實化”“中心化”農民的主體地位。最后，加強新鄉賢帶動機制、榜樣帶動機制與農民自我教育動力機制建設，促進農民自我教育與“自動機制”間的雙向融合與雙向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