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家庭創業的生存率嗎？

朱昌壽 曾祥銳 蘇 林

一、引言

創業在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維持社會穩定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King 和 Levine，1993）。世界銀行報告顯示①，在新興經濟體中，正規中小企業創業貢獻了高達 60% 的總就業和超過40%的國民收入。創業者多以小微企業作為經營載體，將家庭作為創業基本單元，因此家庭創業是創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解決社會就業難題。

近年來，家庭創業也逐漸成為當前研究的重要主題。家庭創業是指以家庭為單位開展個體經營或企業經營等創業活動的行為，但不包括農戶開展農業相關生產經營活動等（尹志超等，2015）?，F有研究主要關注了創業者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環境特征等因素對家庭創業的影響（周廣肅等，2015；李雪蓮等，2015），也有部分學者考察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吳海濤和秦小迪，2022；曾之明等，2022）。然而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創業進入和退出，對于創業生存和發展的關注不足。美國《財富》雜志調查發現，相比美國中小企業不到7年的平均壽命，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2.5 年②。根據2018 年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報告數據③，我國小微企業尤其是創業企業具有平均經營年限較短、經營績效不高、高創辦率及高淘汰率等典型特征。由于新創家庭企業存活率較低且自身處在生存線邊緣，所創造出的財富和就業機會較為有限（Shane和 Foo，1999），探討創業企業可持續性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未來政策和相關研究應聚焦于提高創業企業的生存比率而非僅關注創業進入方面。

為探究創業企業存續的影響因素，部分學者考察了創業者個體特征（宋全云等，2020）、行業和地區特征（Strotmann，2007）以及創業模式（Raffiee 和 Feng，2014）等對創業企業生存的影響，但這些研究往往停留在個體層面和組織層面，沒能從宏觀視角系統分析制度變化對創業企業存續的影響。近年來，互聯網相關技術飛速發展帶來了數字普惠金融的日趨繁榮，為研究創業企業存續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當前數字普惠金融的經濟效應在家庭經濟決策（Li 等，2020） 、創新（趙曉鴿等，2021）和創業（何婧和李慶海，2019；Xie 等，2020）等方面已有大量文獻，但鮮有研究關注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影響。因此，本文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影響，進一步豐富了數字普惠金融的相關研究，以及中小企業尤其是創業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相關研究，對保障創業企業可持續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創業存續

創業生存理論融合了經濟學和社會學等諸多學科思想 （Bruderl 等，1992），強調外部環境是企業賴以生存的重要載體，能夠規范企業行為，同時關系著企業能否健康生存與發展（Shane 和 Foo，1999）。數字普惠金融是創業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外部環境。本文認為傳統金融服務往往無法滿足低收入家庭和創業者群體的金融需求，而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數字技術、移動支付等手段，降低了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金融服務，讓更多的家庭創業者有機會獲得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從而促進了家庭創業的存續。

首先，互聯網技術在破除信息不對稱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郭峰等，2020） 。創業企業尤其是家庭創業企業規模較小、資源獲取渠道較少，在獲取外界信息時往往面臨較高的成本和較大的難度。數字普惠金融依托網絡技術實現了數據的共享和整合，通過市場信息平臺為企業提供行業和市場數據等，幫助企業更好地了解和獲取外部信息，有效緩解了家庭創業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較高等問題（曾之明等，2022）。Strotmann（2007）指出，創業企業生存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持續不斷的資金資源以及準確及時的信息資源，因而數字普惠金融帶來的信息收集優勢為家庭創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獲取保障，提供了關鍵決策信息資源。

其次，作為金融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普惠金融也為家庭創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商業空間。數字普惠金融平臺通常具備廣泛的數字化營銷和銷售渠道，可以幫助家庭創業者推廣和銷售其產品或服務。通過利用數字媒體、社交媒體和電子商務平臺，家庭創業者可以更廣泛地接觸到潛在客戶，擴大市場份額，提高銷售額（姜松和劉成微，2023）。此外，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客戶和商家能夠依托互聯網平臺完成線上交易和支付過程，改變了原有的業務發展模式，如淘寶的普及極大地便利了商業活動的開展（李繼尊，2015）。家庭創業群體不再依靠單一的線下業務擴展渠道，而是通過互聯網渠道獲取商業機會和擴展業務，有利于家庭創業的生存和發展。

最后，數字普惠金融為家庭創業提供了必要的金融資源支持。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產生的數字生態系統能更好地為面臨資源約束的家庭創業者主體提供信貸支持（Gabor 和 Brooks，2017）。數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通過分析家庭創業主體的多樣化數據，如社交媒體行為、消費習慣等，對家庭創業主體進行精準畫像，評估家庭創業主體的信用風險和還款能力，從而提供更準確的信貸支持（李國龍等，2023）。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倒逼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轉型升級，有助于提升傳統金融機構的服務能力（邱晗等， 2018；吳雨等，2021）。數字普惠金融相比傳統正規金融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可得性，僅在線上便可完成業務支付和借貸等功能，同時對用戶的篩選標準更寬松（Xie 等，2020） ，極大地便利了廣大家庭創業者及金融弱勢群體。但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并不意味著顛覆傳統金融信貸體系，反而倒逼驅動傳統正規金融機構進一步發展和創新，激勵金融機構創新產品和服務，改善同質化競爭現狀。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1。

H1：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進家庭創業存續。

（二）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家庭創業存續的作用機制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不斷創新與發展，互聯網信貸應運而生，并成為金融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信貸用戶提供了新的資金獲取渠道。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數字技術和金融創新手段，彌補了傳統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和低收入家庭提供融資有較高風險和較多限制的不足，為家庭創業者提供了更多融資的選擇和機會，增加了創業企業存續的資金可得性。

基于融資渠道視角，數字普惠金融增加了家庭創業企業獲取外部資金的途徑，尤其是依托互聯網信貸平臺等渠道，有效地彌補了傳統金融覆蓋面不足等?；ヂ摼W信貸為家庭創業者提供了低門檻的融資機會，互聯網信貸平臺通常更加靈活和包容，申請流程簡便快捷，審批速度較快,這使得家庭創業者能夠更容易地獲得啟動資金和運營資金（郭峰等，2020）。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催生的電商平臺和社交媒體平臺等互聯網平臺通過大數據分析，將融資機會精準推送給家庭創業主體，增加了家庭創業主體獲取外部互聯網信貸的機會（成德寧等，2017）。另一方面，眾籌平臺等互聯網金融平臺能夠通過線上渠道集合投資者資金，為企業提供觸及互聯網信貸的機會，幫助企業獲取外部互聯網資金（王韌等，2023）。

基于融資成本視角，數字普惠金融顯著降低了家庭創業企業獲取互聯網信貸的資金成本，從而提高其對互聯網信貸的可得性。數字普惠金融作為非正式金融，可依托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手段識別小微信貸主體的軟信息并開展風險評級，通過自動化信用評估和風險定價模型，提升互聯網金融平臺對家庭創業主體信用評估的準確性，也能緩解正規金融部門與家庭創業者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降低風險溢價，減少融資成本（郭峰等，2020）。同時，數字普惠金融有效鏈接了家庭創業企業和互聯網金融平臺，企業可以直接與資金提供者進行交流和洽談，減少了中介機構的介入，進而降低中介費用（齊紅倩等，2023）。此外，不同于正規金融融資產品單一，互聯網信貸平臺可以根據企業的特定需求和風險狀況，提供多樣化、定制化的融資產品，如小額貸款、供應鏈金融、長期融資等，在滿足家庭創業者不同階段融資需求的同時，還能通過靈活的還款方式、期限和利率等，有效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并更好地滿足企業的互聯網信貸需求（徐琳和陶士貴，2019）。

互聯網信貸作為家庭創業的外部融資渠道，是家庭創業群體獲得、開發與利用資源的重要資金來源（Li 等，2020）。趙曉鴿等（2021）指出互聯網信貸的可得性擴充了家庭創業群體的外部融資渠道，有效地避免了外部融資渠道不足和融資金額不夠等問題，滿足了家庭創業財務資源的存量需求以保障家庭創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2。

H2：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升創業主體的互聯網信貸可得性，進而促進家庭創業存續。

（三）數字普惠金融促進家庭創業存續的調節作用

創業者個體資本理論強調創業者個人的知識、技能、經驗和人際關系等資源對創業成功的重要性。其中，創業者金融素養作為關鍵人力資源，對家庭創業活動獲取金融資源以實現績效提升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創業者金融素養是指創業者運用其經濟金融知識，有效解決家庭和個人的資金管理和分配問題，以及做出經濟決策的能力（Greenspan，2002）。一方面，商業計劃和戰略投資決策離不開金融理論與技能，較高的金融素養意味著創業者有能力做出較為明智的決策，有利于家庭創業存續。另一方面，金融素養還有助于創業者加強風險管理，減少經營管理活動中的不確定性。Siekei 等 （2013）認為，擁有一定金融素養的中小企業創業者，往往通過采取積累儲蓄、資產多樣化和避免過度負債等方式降低風險，為艱難的財務時期做好準備。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3。

H3：創業者金融素養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家庭創業存續的過程中起正向調節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家庭創業存續數據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庫（錢水土和程潔，2022），本文使用2015 年和2017 年兩年的匹配數據。其中，2017 年有26 824戶家庭為2015 年的受訪戶，約占2015 年調查總樣本的72%，為研究家庭創業存續提供了重要的數據支撐（宋全云等，2020）。數字普惠金融數據來自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數據庫（郭峰等，2020）。

（二）變量定義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家庭創業存續（Survival）

創業存續是一個過程性的變量，調研數據相對較難捕捉，因此現有研究大多關注創業進入和創業退出兩個重要節點，進而反向測量創業存續。本文參考宋全云等（2020）的研究，當2015 年對家庭創業企業的調查結果狀態為已經開始創業，2017 年對家庭創業企業的調查結果狀態為退出創業即表明家庭創業退出，變量取0；反之則代表家庭創業企業處于存續狀態，變量取1。

2.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DIF）

本文借鑒郭峰等（2020）的研究，運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進行衡量，并從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Breadth）和使用深度（Depth）兩個子維度研究其對家庭創業存續的影響。

3.控制變量

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家庭創業存續的變量，本文主要從創業者個體、創業者家庭、企業特征和地區特征等方面進行控制。個體層面變量包括創業者性別、年齡、教育水平、是否是黨員、是否結婚、是否有房和風險態度；家庭作為創業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單元，參考現有研究的做法，從家庭可支配收入、子女數量、家庭人口數等方面予以控制（宋全云等，2020） ；企業特征變量包括創業年限和創業投資；地區特征變量設置為是否為農村地區。

4.中介變量：互聯網信貸（Credit）

參考Li 等（2020）的研究，關注家庭創業主體的互聯網借貸情況，用來測量家庭創業主體的互聯網信貸可得性。具體地，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關于互聯網借貸情況的問卷題項為“您家借款是從哪里借的”，當家庭創業主體回答互聯網金融時，取值為1，否則為0。

5.調節變量：創業者金融素養（Literacy）

本文參考尹志超等（2015）的研究，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關于利率、通貨膨脹以及投資風險問題的回答來構建金融素養指標。具體見表1，針對這些問題，分別從“是否直接答復”和“是否與標準答案一致”兩方面構建6 個金融素養的虛擬變量，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構建創業者金融素養指標。

表1 金融素養水平測量題目

各主要變量的定義與說明見表2。

表2 主要變量的定義與說明

（三）模型構建

由于家庭創業存續是二元分類變量，本文基于Logistic 回歸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影響，具體如模型（1）所示。

為了探究互聯網信貸獲取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家庭創業存續的中介作用，參考溫忠麟等（2004）的研究，在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模型（2）和（3）。

為進一步分析創業者金融知識在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家庭創業存續中起到的調節作用，本文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引入調節變量及其與核心解釋變量的交互項，構建模型（4）。

其中，Survival表示家庭創業存續，Credit表示創業主體是否獲取互聯網信貸，DIF表示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水平，Literacy表示家庭創業者的金融知識水平，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ε為殘差項。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3 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家庭創業存續的均值為0.597，標準差為0.490，表明在調查樣本中有接近60%的家庭創業在創業開始后的2 年內仍舊處于生存狀態，與《財富》雜志中統計的中國中小企業平均年齡為2.5 年的情況基本吻合。進一步按區域劃分（見圖1），東部地區家庭創業生存比率最高，為67.99%，明顯高于中部地區的51.17%和西部地區的46.39%，且各地區農村創業生存比率明顯高于城市。數字普惠金融綜合指數的均值為226.700，標準差為21.870，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區的發展差異較大。此外，互聯網信貸的均值為0.202，說明當前家庭創業群體對互聯網信貸的可得性較為有限。創業者金融素養的均值為0.228，表明當前家庭創業者的金融素養整體較低。

圖1 2015 年至2017 年各地區家庭創業生存比率概況

表3 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基準回歸結果

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創業存續的實證回歸結果見表4。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有顯著正向影響，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每提高1%，家庭創業生存概率將提升2%。此外，從數字普惠金融的子維度來看，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的增加均有助于提升家庭創業生存率。假設1 得到驗證。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三）中介機制檢驗

互聯網信貸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家庭創業存續的中介作用檢驗結果見表5。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維度與互聯網信貸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且在前述基準回歸基礎上加入互聯網信貸后，數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維度、互聯網信貸與家庭創業存續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互聯網信貸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升創業主體的互聯網信貸可得性，進而促進家庭創業存續。假設2 得到驗證。

表5 中介機制檢驗結果

（四）調節作用檢驗

創業者金融素養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見表6。數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維度與創業者金融素養的交互項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創業者金融素養正向調節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積極影響，可以認為創業者擁有金融知識有助于家庭創業主體更好地利用數字普惠金融，為家庭創業生存和發展帶來必要的金融資源支持，從而提高了家庭創業生存率。假設3 得到驗證。

表6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五）異質性分析

1.區域異質性

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區域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異質性作用，本文將樣本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⑤，實證結果見表7。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創業存續顯著正相關，而在中部、東部地區這一關系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區金融資源相對不足，金融服務覆蓋面不廣，數字普惠金融對傳統金融機構的補充作用更為明顯，且西部地區的信貸群體以資信狀況較差的金融弱勢群體為主（唐松，2014），他們對可獲得性高、成本低的數字普惠金融的依賴更大。

表7 區域異質性檢驗結果

2.城鄉異質性

本文根據創業主體所在地將樣本分為城鎮和農村兩個子樣本，分析城鄉差異下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影響，實證結果見表8。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城鎮地區并不顯著，這說明相較于城鎮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在農村地區更能發揮其對家庭創業存續的積極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城鎮創業群體有豐富的金融資源獲取渠道，而農村創業群體獲取金融資源的渠道較為有限，往往更需要覆蓋范圍廣、獲取成本低的數字普惠金融，因此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生存概率提升的貢獻更為明顯。

表8 城鄉異質性檢驗結果

3.市場化環境異質性

在不同市場環境下，家庭創業企業獲取資源的方式有所差異。當家庭創業外部環境市場化程度高時，其獲取資源的渠道較為多元，而在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家庭創業主體獲取資源的渠道則較為有限。為了檢驗市場化環境的異質性影響，本文根據王小魯等（2021）發布的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將研究樣本按中位數分為低市場化環境和高市場化環境兩個子樣本分別進行回歸，實證結果見表9。低市場化環境下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創業存續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高市場化環境下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為負且不顯著，這說明數字普惠金融在低市場化環境中對家庭創業生存的積極影響更為明顯。究其原因，高市場化環境下信息透明度水平較高，創業主體獲取信貸的渠道更多，而在低市場化環境中，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破除信息不對稱，從而助力家庭創業企業生存與發展。

表9 市場化環境異質性檢驗結果

（六）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

1. 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研究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兩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更換計量方法，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重新進行回歸，檢驗結果如表10 所示；二是考慮到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影響并非一蹴而就，需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完全顯現，因此采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滯后一期和兩期數據替換解釋變量，檢驗結果如表11 所示。上述兩種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說明前述結論可信。

表10 穩健性檢驗結果：固定效應模型

表11 穩健性檢驗結果：滯后變量

2.內生性檢驗

本文采用Heckman 兩階段模型估計方法來緩解可能的內生性問題，參考吳雨等（2021）的研究，選取家庭所在地區離省城的距離作為工具變量（IV），原因在于：一方面，家庭所在地區與省城的距離越遠，則該地區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可能越低，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要求；另一方面，家庭所在地區與省城的距離很難直接影響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行為，且基于地理指標構建的變量外生性較強，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工具變量。

表12 列示了Heckman 兩階段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列（1）為Heckman 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工具變量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為0.474，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列（2）列示了加入逆米爾斯比率（IMR）后的回歸結果，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回歸系數為0.001，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與前文結論基本一致，說明研究結論穩健。

表12 內生性檢驗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數字普惠金融作為金融發展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增長點，為廣大欠發達地區普惠金融服務水平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發展條件。本文聚焦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影響家庭創業存續這一研究問題，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第一，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有正向影響，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每提高1%，家庭創業得以生存的概率將增加2%。第二，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升創業主體互聯網信貸可得性，進而促進家庭創業存續。第三，創業者金融素養正向調節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促進作用。第四，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促進作用在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以及低市場化環境下更為顯著。

基于此，本文得到以下幾點啟示：一是政府部門應關注家庭創業存續問題以及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創業存續的重要促進作用。一方面，家庭創業企業往往存活率較低，自身處在生存線邊緣，導致家庭創業企業創造出的財富和就業機會較為有限，因此政府在制定創業扶持政策時，除了關注創業進入，更應該重視創業企業的后續發展和存續問題。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在提升家庭創業生存率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針對金融資源較為貧乏的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以及低市場化環境區域，要進一步提高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面并持續增加數字普惠金融的應用場景，包括推動數字普惠金融實踐創新、增加金融機構網點和加強數字普惠金融宣傳等，助力小微企業尤其是創業企業健康成長和可持續發展。

二是完善互聯網金融市場尤其是持續推動互聯網信貸市場的蓬勃發展?；ヂ摼W金融的不斷創新與發展催生了互聯網信貸這一融資模式，互聯網信貸迅速成為金融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信貸用戶提供了重要資金獲取渠道，但也產生了信息安全、非法集資和信用風險頻發等問題。因此，政府部門及市場主體應合力完善當前互聯網信貸市場，包括健全互聯網信貸機構信息披露制度、強化風險評估和合規性審查監管、完善互聯網征信體系以及加強消費者教育與保護等措施，從而暢通家庭創業的互聯網融資渠道，保障創業企業生存和健康發展。

三是創業主體應重視個體知識積累，加強金融知識學習并提升金融素養水平。家庭創業主體可以通過在線平臺學習、參加金融知識科普講座等方式提升金融素養，積累風險管理和戰略投資等企業經營知識和技能，同時主動提高數字素養，提升對互聯網應用的理論認知和操作能力，從而能夠更好地獲取互聯網信貸資源，并有效規避互聯網信貸風險，保障創業企業存續和健康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https://www.shihang.org/），為2020 年世界銀行報告數據。

② 數據來源：中國日報網，https://column.chinadaily.com.cn/a/201411/25/WS5bed2b9ba3101a87ca93e164.html。

③ 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的《中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報告2018》。

④ 根據對“如果您有一筆資金用于投資， 您最愿意選擇哪種投資項目？”的回答進行賦值。

⑤ 東部、中部和西部依據國家區域劃分標準劃分，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等省 (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ㄗ灾螀^），西部地區包括四川、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等?。ㄊ?、自治區），未計入港澳臺地區與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