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環境多元共治的空間關聯及影響因素
——基于社會網絡分析視角

黎曉青 劉佳琦 張 青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同時也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保護取得一定成效，“十四五”時期，減污降碳成為生態環境保護的主要目標，環境治理事業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模式。然而面對生態環境系統性、要素流動性等特征，單純區域內防污治污的成效十分有限，難以根本性改善環境質量。這要求我們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理念延伸到環境治理領域，進一步推動環境多元共治跨越區域界線，拓寬至全地域。深入探討跨區域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結構特征，對提升環境治理效率和促進全地域環境保護協同具有戰略意義。

政府、企業、公眾和社會組織在環境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目標和利益的差異性會阻礙他們之間的協同發展（Qin 等，2019）。為解決這一問題，環境治理模式逐漸向網絡化轉變，促使國家、市場和社會力量之間建立新的聯系，使地方政府在實施政策時實現靈活性和執行標準穩健性之間的平衡（Paloniemi 等，2015）。在這一背景下，多元共治模式應運而生，旨在彌補單一治理機制的不足，最大程度地發揮環境多元共治效應（羅良文和馬艷芹，2022），實現各環境治理主體之間的平衡（Berkes，2017），為環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隨著環境治理模式由單核凸顯型向多元協同型演變，區域環境共治網絡逐漸形成，以應對跨界環境治理挑戰（湯慧等，2022）。然而，在實際運行中環境多元共治模式受治理主體權力結構分散、部門間信息共享有限、社會力量參與有效性低等因素的影響，往往面臨低效運轉的困境（詹國彬和陳健鵬，2020）。這些挑戰往往是跨越地理和部門邊界造成的（Bell 和Scott，2020），而環境多元共治的關鍵正是跨部門協調、合作、適應和進化（Schoon 和Cox，2018）。與此同時，隨著城市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城市間空間關聯呈現出復雜多線程的網絡結構形態，從空間關聯網絡出發研究環境問題已成為新趨勢（趙林等，2021）。因此，本文以2008—2019 年我國120 個城市的環境多元共治發展為基礎，運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構建環境多元共治的空間關聯網絡矩陣，利用網絡分析方法對空間關聯網絡結構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深度分析，為構建現代化環境治理體系提供理論參考。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的研究創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針對現有文獻的不足，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揭示城市間環境治理的復雜互動關系，為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網絡提供新途徑。第二，運用QAP 方法，量化分析城市的區位特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要素稟賦和資源環境質量等因素如何共同影響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第三，為現階段如何進一步促進城市間環境多元共治提供理論依據，提出促進城市間環境責任協同發展的策略和建議，為各主體提供行動指南。

二、理論分析

根據社會網絡理論，環境治理主體在不同區域之間通過社會網絡的強弱連接，不斷獲取信息和資源。同時，根據協同治理理論，環境多元共治被認為是一個錯綜復雜且開放互聯的系統，通過推翻傳統模式中自上而下的等級結構，建立上下平等合作的多元網絡參與機制，以此克服政府命令與企業服務治理的弊端。隨著環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以及環境政策作用范圍的擴大化，以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為主的交叉式網絡結構關系也逐漸形成（詳見圖1）。

圖1 環境多元共治網絡機制示意圖

基于社會網絡理論，各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網絡是由信息流、資源流、技術流、知識流等要素空間流動而逐漸形成的。不同環境治理主體之間通過對話、溝通、協商等良性互動形式，交流專業知識、環境信息、治理資源和環保技術，在動態平衡的環境中實現共同收益，突破各自為戰的“主體困境”，最終共同解決復雜的環境問題。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網絡化互動機制，有利于緩解環境利益沖突，防止政府與市場結合對公眾環境利益造成侵害，并且有助于公眾與社會組織高效行使其環境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

在環境多元共治網絡中，城市的區位特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要素稟賦和資源環境質量共同塑造了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結構。具體而言，區位特征決定了城市在空間上的分布和關聯，影響環境治理的協作模式和網絡形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影響城市對環境治理的投入和能力；要素稟賦決定了城市在環境治理中的比較優勢和合作潛力，其差異性為城市間合作提供了基礎；資源環境質量是城市環境治理的基礎和目標。這些因素綜合塑造了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獨特結構。由于這些因素在城市之間存在差別，城市環境多元共治水平呈現勢能差異性。在各要素資源不斷流動的過程中，城市之間通過聚類效應、協同效應和溢出效應，相互學習，彼此產生“化學反應”，最終形成環境多元共治網絡。隨著空間關聯網絡的形成，信息、資源、技術和知識等要素資源在城市之間進一步流通、聚合以及擴散，從而對環境多元共治以及其空間關聯網絡產生影響效應，周而復始地促進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演變，最終形成跨區域環境多元共治體系。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1.關聯網絡的構建方法

根據已有研究，關聯網絡的構建方法包括VAR 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周游和吳鋼，2021）、相關系數法（李守偉等，2020）、引力模型（劉華軍等，2015）。其中，引力模型充分考慮了經濟地理距離的有效影響，被廣泛應用于綠色發展研究領域（劉佳和宋秋月，2018）。因此，本文采用改進的引力模型，構建空間關聯網絡，公式如下：

其中，i、j代表不同城市，Yij代表城市i和城市j環境多元共治水平之間的引力，Di、Dj分別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環境多元共治水平，Pi、Pj分別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年末總人口數，Ei、Ej分別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GDP，ei、ej分別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人均GDP，Rij代表城市i和城市j之間的地理距離。

2.空間關聯網絡的特征分析

（1）整體網絡特征。從密度ND、關聯度NC、等級度NH和效率NE等方面刻畫，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N為關聯網絡規模，L、V、K和M分別為實際連接數、不可達的點對數、對稱可達的點對數和冗余線數，max(K)、max(M)分別為最大可能的對稱可達的點對數和最大可能的冗余線數。

（2）節點網絡特征。以度數中心度DC、中間中心度BC、接近中心度CC等指標描述，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n為某一節點與其他節點直接連接的數量，gij為i節點和j節點之間存在的捷徑數，gij(k)為i節點和j節點之間存在經過k節點的捷徑數，dij為i節點和j節點之間的捷徑距離。

（3）空間聚類特征。使用聚類系數衡量空間關聯網絡的集聚特性，i節點的聚類系數SCi公式如下：

其中，ni為與i節點相連的節點數，ki為與i節點相連的邊數。

同配系數SA用于描述度值鄰近的節點之間的彼此相關性（Newman，2002），見式（10）。其中，M為邊總數，ai、bi分別為第i條邊所連接節點的度。

（4）塊模型分析。本文利用塊模型分析，將環境多元共治網絡分成四類板塊：一是凈（主）受益，該板塊的城市內部互聯、接收外部較多，但對外溢出較少；二是凈溢出，這部分城市向外傳遞的聯系數多于從外接收數，內部互聯較少；三是雙向溢出，這些城市內外都發出較多聯系，但接收較少；四是經紀人，這一板塊的成員城市既傳遞又吸收外部聯系。

3. 網絡QAP 分析

傳統統計檢驗方法的基本條件是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以避免影響回歸結果的準確性和穩定性。因此，選用二次指派程序（QAP）進行社會網絡分析的量化，包括QAP 相關分析法和QAP 回歸分析法，公式如下：

其中，Y為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空間關聯關系矩陣，Xi為影響因素矩陣。

（二）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空間關聯關系矩陣

現鮮有關于環境多元共治發展衡量的研究，且缺乏獨立的評價體系。鑒于此，本文從環境責任的內涵出發，基于協同理論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采用二階段賦值法和協同度模型測算出協同發展指數，以此衡量環境多元共治發展水平。之后，基于式（1），建立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關系矩陣Y。

2.空間關聯關系的影響因素矩陣

根據理論分析，區位因素影響空間關聯關系，相鄰的城市之間由于地理位置、區位關系等優勢，可能具有顯著的空間關聯性和溢出效應（潘文卿，2012）。經濟社會發展差異也會影響城市間關聯網絡聯系的形成，資源要素的流動通常發生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近的城市間（邵海琴和王兆峰，2021）。此外，資源稟賦、資源環境差異較大的城市之間存在不同的關聯。因此，選擇空間距離關系GD、地理區位關系GL、經濟增長差異ED、產業結構差異IS、城鎮發展差異UI、治理投資差異GI、人力資本差異HC、環保技術差異RD、環境質量差異EQ和能源消耗差異EC十個指標作為影響因素矩陣。其中，在地理區位關系GL中，若兩個城市同屬一個經濟帶（東部、中部、西部與東北地區），則記為1，反之記為0。此外，對其他自變量指標分別取各城市在樣本考察期的平均值，計算各城市之間平均值的絕對差值，建立相應變量的差異矩陣。具體見表1。

表1 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影響因素

以上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9—2020 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09—2020 年）、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城市之間的地理距離采用ArcGIS 軟件計算而得。本文選取2008—2019 年120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數據作為樣本，原因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都于2008 年正式實施，并且城市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僅覆蓋了120 個環保重點城市。此外，本文對個別城市缺失數據采取插值法處理，以保證數據的一致性。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建立

本文構建2008—2019 年中國120 個城市間環境多元共治的空間關聯矩陣，并繪制了2008 年和2019 年的空間關聯網絡圖（見圖2）。2008 年、2019 年實際存在關系數分別有1 231、1 470 條。這些縱橫交錯的關聯關系將120 個城市連接在一起，構成多線程、多流向的環境多元共治網絡?？梢钥闯?，在這些空間關聯網絡中，每個城市都存在1 個以上的空間關系，環境多元共治的城市間空間關聯具有普遍性。此外，這一空間關聯網絡整體呈現出“東密西疏”的結構形態。 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城市網絡稠密程度遠高于其他地區，處于空間網絡的核心位置，而西部地區的城市則構成網絡的邊緣區域。

（二）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特征分析

1. 整體網絡特征分析

中國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整體網絡特征圖見圖3。從密度來看， 2008—2019 年中國環境多元共治發展的空間關聯強度整體呈現波動增長趨勢。其中，網絡關聯關系數由2008 年的1 231 上升至2019 年的1 470，網絡密度從2008 年的0.086 增長至2019 年的0.103。2010 年，空間關聯網絡密度增速最快，之后穩步增長，于2012 年達到峰值（0.127）。2012 年之后，空間關聯網絡密度持續下降，2016 年略有上升，之后逐漸趨于平穩?？赡艿脑蚴?，2010 年區域聯防聯控的概念正式提出，2012 年制定了重點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機制，2016 年明確提出跨省市區域生態環境治理規劃，隨著相關政策的出臺，各城市的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越來越緊密。

圖3 我國環境多元共治網絡整體網絡特征圖

雖然樣本考察期內協同網絡密度整體表現出增長態勢，但需要注意的是，120 個城市之間的最大可能關聯數量一共為14 280 個，而實際存在的關聯數量最大值只有1 808 個（2012 年），密切程度偏低。因此，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性存在較大提升空間，應注重各城市之間普遍存在的空間溢出現象。隨著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構建，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關系將在一定程度上增強，網絡密度也會有所提高。在此過程中，協同網絡中的多余連接線可能遞增，甚至超出網絡容納范圍。因此，只有保持合理的關聯網絡密度，改善環境多元共治的空間結構，環境治理主體在區域間的聯動效應才能得以實現和提升。

從網絡關聯性來看，2008—2019 年我國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關聯度均為1，說明我國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發展之間具有普遍的空間關聯性和空間溢出效應。由圖3 可知，網絡等級度在樣本考察期內呈現階梯下降趨勢，這一結果表明等級相對森嚴的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結構逐漸被打破，城市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并且在不同環境多元共治發展水平上可能相互產生溢出效應。此外，網絡效率在樣本考察期內呈現波動下降態勢，從2008 年的0.875 下降至2019 年的0.848，這一結果表明我國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穩定性在樣本期內逐步提升，但是依舊存在一定數量的冗余。

2. 節點網絡特征分析

本文通過度數中心度、中間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分析空間關聯網絡的各節點網絡特征。由于篇幅原因，表2 僅報告了2019 年我國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中心性分析中結果排名前30 的城市。

表2 排名前30 的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節點網絡特征①

（1）度數中心度。我國120 個城市度數中心度的均值為16.667，高于這一均值的城市有30 個。其中，東莞市的度數中心度最高，達到87.395。這說明東莞市的環境多元共治發展與其他119 個城市中的104 個城市之間存在空間關聯，處于空間關聯網絡的中心位置。在30 個高于度數中心度均值的城市中，近一半的城市屬于東部經濟發達地區，表明東部地區城市對整體環境責任協同空間關聯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從點出度和點入度來看，我國120 個城市點出度均值為12.25，點出度大于均值的城市有61 個，其中27 個城市位于東部地區，對其他城市有較強的環境責任協同溢出效應。樣本城市點入度均值為12.25，其中22 個城市的點入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此外，17 個城市的點入度大于點出度②，這些城市大多都位于長江經濟帶、珠三角、黃河流域等生態環境協同治理地區，容易受其他城市環境責任協同發展推動作用的影響，能夠有效轉化資源要素。75.76%的西部城市溢出關聯關系大于受益關聯關系，這可能是由于當地政府環境規制力度較小，企業污染治理水平較低，公眾與社會組織參與環保力度不大，導致環境多元共治發展分布不均衡。

（2）中間中心度。樣本城市的中間中心度均值為0.759，有 17 個城市高于均值，說明這些城市在環境多元共治網絡中影響其他城市環境協同治理的能力較強，起到重要的中介和傳導的作用。此外，各個城市的中間中心度呈現出非均衡特征，排名前11 位城市的中間中心度之和占總量的80%以上，其中4 個在東部，5 個在中部，2 個在西部。這表明西部地區在空間關聯網絡中處于劣勢地位，而中部和東部占據了我國大部分要素資源，并且承擔了多數環境責任協同聯系。

（3）接近中心度。樣本城市的接近中心度均值為53.393，有41 個城市高于均值，這些城市在環境多元共治網絡中能夠更迅速、更容易地與其他城市產生連接，扮演“中心行動者”的角色。上述城市絕大多數位于東部和中部地區，與其他城市之間的要素資源流動效率更高，其中東莞市和株洲市的接近中心度分別達到88.148 和86.861，遠高于其他城市，說明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在環境多元共治網絡中最為接近。

3. 空間聚類特征分析

我國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空間聚類特征見圖4。2008—2019 年空間關聯網絡中的各城市聚類系數具有差異性，意味著只有一部分城市間存在相互聚集成團的情況。在不同年份中，節點度均與聚類系數呈反比。節點度反映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發展的影響力，這說明各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發展影響力雖然在不斷提升，但是城市之間的相互影響能力并未同步增長。這一現象在2019 年有所緩解，城市之間相互影響能力的差異縮小。

圖4 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空間聚類特征圖

從平均聚類系數來看（見圖5），2008—2019年中國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平均聚類系數整體呈現下降的態勢，說明空間關聯網絡整體的聚類程度減弱，城市之間相互影響作用減小。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平均聚類系數小幅度上升，表明隨著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構建和區域環境協同治理的完善，城市間環境治理相互借鑒，環境意識不斷提升，聚類效應逐漸體現。此外，從同配系數來看，2008—2019 年中國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同配系數均為負值，說明空間關聯網絡具有異配性，即環境多元共治發展影響力較大的城市更傾向于與影響力較小的城市形成空間關聯關系。主要的原因是，在環境多元共治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中，政府、企業、公眾和社會組織積極履行環境責任，生態環境保護意識較強，環境治理技術先進，這些城市通常是環境多元共治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學習與模仿的對象，它們之間相互作用與影響，資源要素不斷流動，最終形成涓滴效應。

圖5 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平均聚類系數與同配系數雷達圖

4. 塊模型分析

為深入揭示板塊之間以及板塊內部的空間關聯特征，本文采用CONCOR 迭代相關收斂方法，將2019 年我國120 個城市劃分為四大板塊，結果見表3。其中，第一板塊的成員有52 個，主要分布在環渤海和黃河流域地區；第二板塊的成員有52 個，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地區；第三板塊的成員有6 個，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流域和遼河流域地區；第四板塊的成員有10 個，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上游和珠江中上游地區。

表3 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四大空間關聯板塊特征

在1 470 個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關系中，四大板塊內部關系有321 個，板塊與板塊之間關系有1 149 個，說明板塊之間具有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其中，第一板塊在實現板塊內部連接的同時對其他板塊產生溢出效應，溢出明顯大于受益，為凈溢出板塊；第二板塊不僅內部聯系較多，而且向其他板塊的溢出關系也較多，為雙向溢出板塊；第三板塊內部關系比例較低，但向其他板塊成員發出關系和接收關系較多，為經紀人板塊；第四板塊接收關系數明顯多于發出關系數，受益遠大于溢出，為主受益板塊。

據此，本文繪制了板塊之間的溢出關系圖（見圖6），可以看出，我國環境多元共治發展整體上呈現非均衡性，大部分東部、中部城市屬于溢出板塊，大多數西部城市屬于受益板塊。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建立大氣、水污染區域防治協作機制，在多元主體環境協同治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經驗，為后續開展聯防聯控的西部城市所借鑒與吸收。

圖6 環境多元共治網絡板塊的相互關系圖

在此基礎上，測算四大空間關聯板塊的網絡密度矩陣，并以2019 年網絡密度0.103 作為臨界值，將密度矩陣轉化為像矩陣，結果見表4。結合圖6 和表4 可知，四個板塊在環境多元共治網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第一，板塊內部城市關聯關系相對較弱，這意味著板塊內部城市之間的聯動性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第二，第一板塊向第三板塊和第四板塊不斷溢出環境協同治理的要素資源，逐漸成為我國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核心。第三，第二板塊與第四板塊雙向溢出，兩個板塊之間的環境協同治理聯系較多，表明隨著長江經濟帶發展的不斷推進，重點節點城市之間的環境協同治理要素相互流動，空間關聯聯動顯著。第四，第三板塊向第一板塊也存在一定溢出，說明蘊藏豐富生態環境資源的地區為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提供了生態環境資源。這些充分表明我國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板塊各自發揮比較優勢，空間聯動效應和溢出效應顯著。

表4 環境多元共治網絡板塊的密度矩陣與像矩陣

五、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影響因素

（一）相關分析

本文采用QAP 相關分析方法，測算出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矩陣與各影響因素間的相關系數，結果見表5。

從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首先，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關系矩陣與空間距離關系GD、環境質量差異EQ、能源消耗差異EC之間的系數至少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較遠的空間距離、較大的環境質量差異和能源消耗差異都不利于環境多元共治的發展。其次，空間關聯網絡Y與地理區位關系GL、環保技術差異RD的相關系數都至少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地理區域相同與環保技術水平相似的城市在空間關聯網絡中更容易形成緊密聯系。此外，經濟增長差異ED、產業結構差異IS、城鎮發展差異UI、治理投資差異GI、人力資本差異HC與空間關聯網絡Y的相關系數均不顯著，原因可能在于這些指標多受城市內部因素的影響，但對城市間空間網絡關聯無顯著影響。

（二）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空間關聯矩陣與影響因素之間的回歸關系，本文采用QAP 回歸分析方法，剔除相關性分析中系數不顯著的變量后，測算出環境多元共治空間矩陣與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結果見表6。

表6 環境多元共治網絡與影響因素的QAP 回歸分析

由表6 可知，調整后的判定系數R2為0.231，說明這五個變量可以解釋我國城市間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關系的23.1%，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臻g距離關系GD和地理區位關系GL的回歸系數都在5%的統計水平下顯著，表明同一地理區域內的城市之間更容易形成空間關聯關系，可能的原因是各城市及其所在地區生態環境政策具有差異性，較遠的空間距離可能會阻礙城市間環境治理信息交流與技術合作。環保技術差異RD的回歸系數在5%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環保技術差異越大，城市之間的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作用越強?？赡艿脑蚴?，環境保護技術通過協同效應、技術溢出及集群學習，為各城市借鑒和引進，推動各個城市空間溢出網絡的形成。環境質量差異EQ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意味著環境質量相似性有利于城市之間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關系的形成?？赡艿脑蛟谟?，環境質量的提高通常見效緩慢，需要各個環境治理主體凝心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因此環境質量差異較大的城市，由于治理目標、理念和方法的不同，彼此之間可能難以產生共鳴和合作意愿。相反，環境質量相似的城市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標和理念，更容易開展合作和交流，從而促進環境多元共治的發展。能源消耗差異EC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能源消耗差異越大的城市之間越難以形成空間關聯關系。這是由于能源消耗具有空間集聚效應，消耗量相似的城市往往集中在同一板塊。

進一步對比標準化回歸系數可以發現，環境質量差異EQ對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負向影響最大，而環保技術差異RD對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正向影響最大，表明環境目標與理念的一致性是促進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關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時，不同的環保技術為整體環境治理提供更全面和多樣化的解決方案，形成互補和協同的環境治理網絡。此外，能源消耗差異EC的標準化回歸系數較小，表明能源消耗差異性對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影響相對較小，可能的原因是我國能源消耗結構持續改善，減少了差異性帶來的負面影響。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08—2019 年我國120 個城市的環境多元共治發展指數，從空間網絡結構視角出發，探究環境多元共治發展的空間關聯。研究發現：（1）從整體網絡特征看，樣本考察期內，我國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空間網絡整體呈“東密西疏”的結構，具有顯著的空間關聯性和穩定的空間溢出效應，并且網絡等級度和網絡效率總體表現出降低態勢；（2）從節點網絡特征看，各城市在空間關聯網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空間關聯網絡呈非均衡分布特征；（3）從空間聚類特征看，空間關聯網絡的平均聚類系數整體展現出下降的態勢，且空間關聯網絡具有異配性；（4）從塊模型分析結果來看，我國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網絡可以分為四個板塊，各板塊扮演不同角色；（5）從影響因素看，空間距離關系、地理區位關系、環保技術差異、環境質量差異和能源消耗差異是促使我國環境多元共治空間關聯產生的主要因素。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強化東部與中部城市的環境多元共治。充分利用東部與中部城市位于城市網絡核心區域的優勢，推動各地政府間合作，同時加強企業、公眾和社會組織的溝通與聯系。例如，通過設立環境合作平臺，定期舉辦環境治理相關的研討會、論壇等活動，分享環境治理的成功案例、先進技術和最新動態，以加強城市之間的環境合作與交流。（2）建立東西部城市間的環境治理聯動機制。充分利用西部城市的后發優勢，通過資源共享、技術轉移等方式，促進其與東部城市的政府、企業、研究機構等環境治理主體進行合作，共同開展環保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并推動東西部環境治理的平衡發展。（3）鼓勵各板塊城市根據自身優勢和特點制定策略。對于經紀人板塊城市，應發揮橋梁作用，為其他城市提供環境治理的中介服務，以促進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對于凈溢出和雙向溢出板塊的城市，應充分發揮溢出效應，為其他地區提供技術支持和經驗分享，帶動周邊城市共同提升環境治理水平，形成良好的區域協同發展格局。（4）促進環保技術創新與環境質量提升的協同推進。鼓勵企業、研究機構加強環保技術研發，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和應用，并推廣節能環保技術和產品，為環境治理提供更全面、多樣化的解決方案。同時，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環境質量的監測和評估，充分發揮公眾與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此外，制定區域性的環境質量提升計劃，重點解決各區域的突出環境問題，如大氣污染、水污染等。通過區域性的合作與努力，全面提升我國的整體環境質量。

注釋：

① 因篇幅問題，表中數據未全部羅列，作者留存備索。

② 由于篇幅限制，表2 僅展示了排名前30 的城市環境多元共治網絡的節點網絡特征，但文中所引用的數據實際上涵蓋了整個120 個樣本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