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四庫全書總目》雜事小說的善本標準

鄭麗梅

(阜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0 引言

《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四庫總目》)總共收錄雜事類小說86部(包括存目),在這86部雜事小說提要中,四庫館臣均作出或詳或略、或高或低的評價,四庫館臣評估雜事小說優劣的標準至今仍龂龂難斷。本文主要以梳理雜事小說提要為主,結合四庫館臣的小說評論,最后總結出《四庫總目》雜事小說類的“善本”標準,并同版本學“善本”標準區分開來及窺探出四庫館臣的小說思想,以期裨益于相關研究。

在進行論述之前,很必要明確幾個問題:一是本文的小說概念并非指由西方傳入的小說之概念,而是取自《四庫總目》的小說概念,即同班固的亦是本土的定義;二是本文的研究的范圍僅限于四庫館臣對雜事小說類的提要部分,目的是對《四庫總目》中雜事小說善本之標準進行總結,非《四庫總目》對雜事小說類著錄之標準的總結,故本文得出的結論無法保證符合雜事小說類以外的作品;三是關于善本,其概念是變動的而非固定的。

1 《四庫總目》雜事小說之外的善本概念

關于古籍的善本概念早在西漢時期就已存在,其當時所用的詞語是“善書”而非“善本”,如《漢書·河間獻王傳》記載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顏師古注‘真,正也。留其正本’”[1]?？梢娫谖鳚h已經注重辨偽,注重版本的擇選,以正本為善書。而“善本”一詞首次作為版本學概念乃昉自北宋。版本學上的善本,具有經過精細校對的概念,稀有而珍貴,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唐田弘正家廟碑》中提到:

“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為進士時所有,最為舊物……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2];北宋葉夢得認為唐前藏書多善本的原因,在于稀有且精校過,“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盵3]

再如《宋史卷二九四·列傳第五三》載:

“北宋元祐四友”之一的王欽臣,即王仲至,“……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盵4]

據朱弁的《曲洧舊聞》所載,北宋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的藏書注重版本擇選,且因宋之藏書經過其多次校對而受世人追捧,被稱為“善本”: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畜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置故也?！盵5]

顯而易見,北宋的善本的概念,指的是經過精校后的版本,受人追捧。到了南宋更是延續了這種善本觀,認為善本是經過精校后的標本、基準,有供別本校對訂正的作用,如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淮南子》二十一卷時提及,其所藏的版本殘缺而沒有善本可供訂正,“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洎南宋陳振孫,對于善本便有了更完善的認識,這主要體現在其私人藏書目錄《直齋書錄解題》中。除精校本之外,直齋還補充了足本、舊本等[6]。

自宋以降,人們對于善本的看法與宋代的善本觀大同而小異。無論是清人丁丙在《善本書室藏書志跋》提出的“四條善本標準”(1)[清]丁丙在《善本書室藏書志跋》提出的四條善本的標準:一曰舊刻;二曰精本;三曰舊抄;四曰舊校。,還是張之洞的善本標準(2)[清]張之洞在《輶軒篇·語學篇》提出善本之義有三:一是足本(無缺卷,未刪削);二是精本(精校、精注);三是舊本(舊刻、舊鈔)。,抑或是今人提出的“三性”(3)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三性”是指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而流傳較少的古籍。,均不出宋人之范圍。雖關于善本的說法各式各樣,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以上的善本觀都透露出,善本作為一種經過精校的足本,具有無可替代的文獻地位,它是最佳底本,是所有版本與之對齊的目標。

2 《四庫總目》雜事小說的善本標準

“善本”一詞在《四庫總目》小說家中總共出現于4處,分別在《因話錄》《唐語林》《東南紀聞》和《殘本唐語林》的提要中,因《唐語林》和《殘本唐語林》實際為一合本,故“善本”一詞在小說家提要中真正只出現3次。

《因話錄》:“……所載亦不免於緣飾。然其他實多可資考證者,在唐人說部之中。猶為善本焉?！盵7]1839

《唐語林》:“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7]1857

《東南紀聞》:“然大旨記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為善本?！盵7]1867

由此可知,真正的雜事小說“善本”在四庫館臣看來不僅僅指文獻完好如初,更是指文獻內容存在一定的史料價值、思想價值以及廣見聞之價值,即更側重文獻的學術性,正如其在小說家序中寫的“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通過對《四庫總目》雜事小說類內容的梳理與歸納,《四庫總目》雜事小說的“善本”標準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點。

2.1 真:記述近實

在四庫館臣的雜事小說評語中,“補史之闕”“證史”“可資考證”等一系列與史相關的詞語頻繁出現,說明《四庫總目》中的“小說”非如今所說的“小說”。前者是小道之說,街談巷語,在四庫館臣看來,小說非正統之學,其存在大多是補史之闕,參合政史,更偏向史學而非文學;后者則是進行虛構化的文學,亦四庫館臣所不崇。如班固《漢書》對小說的解釋——“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薄端膸炜偰俊穼⑿≌f家的分類及態度并非毫無根據,而是《四庫總目》對班固《漢書》之小說家概念的體認,符合了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

出于史學的角度,四庫館臣認為雜事小說的內容記述應該有所考證以接近實際,這一點是有關小說能成為善本和能被四庫館臣收錄的關鍵。如《四庫總目》對唐人趙璘的《因話錄》部分內容就予以較高的評價,雖有謬誤,“然其他實多可資考證者,在唐人說部之中。猶為善本焉”[7]1839。四庫館臣評述小說家著述時云:

“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盵7]1838

唐宋之后的小說真假摻雜,《因話錄》如是,然而因為它存在考證據實的內容居多,故其書雖體近小說,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因而能被四庫館臣稱之為“善本”。除此,據《四庫總目》所收錄的雜事小說作品,雖不乏侈談迂怪之作,但有史學價值的作品居多。

或有裨考證,雜事小說可作為史學的輔助性證據非直接證據,如:

《云溪友議》者,“考唐詩者如計有功《紀事》諸書,往往據之以為證焉”[7]1841;

《北夢瑣言》者“記載頗猥雜,敘次亦頗冗沓,而遺文瑣語,往往可資考證”[7]1845;

《南部新書》者“雖小說家言……,於考證尚屬有裨”[7]1846。

此外,還有《王文正筆錄》《水東日記》《樂郊私語》《投轄錄》等。

“據之為證”“可資考證”“裨于考證”等批評詞語的頻繁出現,透露出了四庫館臣對雜事小說考據價值的側重,認為雜事小說具有可作為考據的補充性佐證材料的文獻價值。

或足以補史闕,雜事小說可作為史學的補充性文本,如:

《松窗雜錄》者,“書中記唐明皇事頗詳整可觀……是亦足以補史闕”[7]1840;

《大唐傳載》者,“所錄唐公卿事跡言論頗詳,多為史所采用”[7]1867;

《唐言》者,“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7]1867;

《歸潛志》者,“載天興元年劉元規使北朝……皆足以補正史之闕”[7]1867。

此外,還有《高齋漫錄》《珍席放談》等。

或足以與史相參證,所謂“參證”即參考驗證,與考證不同,以資相參的文獻真假存疑,需要多個文獻進行驗證,雜事小說可作為史學的參考性驗證。如:

《樂郊私語》者,“所記軼聞瑣事,多近小說家言。然其中如楊額哲武林之捷,張士誠杉青之敗,頗足與史傳相參。所辨六里山天冊碑……亦足資考證”[7]1869;

《中朝故事》者,“與正史分別參觀,去訛存是,固未嘗不足以資參證也”[7]1843;

《金華子》者,“核其所記,皆唐末朝野之故事,與晁氏所云錄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其中……靡所不載,多足與正史相參證”[7]1843。

等等。

如此可見,四庫館臣劃分的雜事小說是依附史學存在的,以服務史學為主,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這也證實四庫館臣對小說的考證據實方面十分看重。小說可以煩瑣有瑕疵,但絕不能無裨于史,因而成為小說善本的關鍵一點,則是記述必須要極力接近真實而具有史學價值。

2.2 正:其論近正

《四庫總目》作為一部官方目錄,作品的存在與官方的價值取向關系頗深,被收錄在內的作品不可背離正統思想,正如小說家序中所云,“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7]1834,小說不單單需要求真,還需要求正。根據《四庫總目》所收錄的雜事小說提要,此“正”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評論要公允;二是思想要雅正。此為雜事小說善本的第二點要求。

《四庫總目》收錄雜事小說中持論公允的,有如《儒林公議》:

“明悉掌故……其持論亦皆平允……書中雖於竦多恕詞,而於富弼諸人竦所深嫉者,仍揄揚其美,絕無黨同伐異之見,其心術醇正,亦不可及……儒者猶存直道,不以愛憎為是非也?！盵7]1847

四庫館臣評論田況思想端正,認為其論說不以個人愛憎恩怨為轉移,猶存儒者風范。再如:

《山房隨筆》:“所記多宋末元初之事……所言良允”[7]1868;

電氣自動化的發展，得益于近現代科技的進步與相關理論的出現，總體來看，電氣自動化的發展主要受以下三個方面因素的影響：

《楓窗小牘》:“其是非亦皆平允”。

此外,在蘇轍《龍川略志》的提要中肯定了蘇轍不以個人恩怨為轉移的客觀做法,并發出“此轍之所以為轍歟”的感嘆,“惟記眾議之異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諸日錄動輒歸怨於君父?！盵7]1850

《四庫總目》收錄雜事小說中思想內容雅正的作品甚多,其中雖有內容猥雜者,然其論近正,亦不可因內容猥雜而廢之,這主要是受到官學維護中央統治的思想影響。如《山居新語》的提要有云:

“記朱夫人、陳才人之殉節,記高麗女之守義,記樊時中之死事,則有裨於風教。其他嘉言懿行可資勸戒者頗多?！盵7]

四庫館臣認為《山居新語》里有“裨於風教”和“可資勸戒”的內容,“雖亦《輟耕錄》之流……則勝之遠矣?！?/p>

再如評《東齋記事》遵守倫理規范:

“其書多宋代祖宗美政,無所謂誹訕君父,得罪名教之語?！盵7]1849

評《萍洲可談》雖瑣屑,但有助于風教:

“即軼聞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盵7]

四庫館臣還認為:王定?！短妻浴匪涬s事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為永鑒”[7]1842;《大唐新語》“取軼文舊事,有裨勸誡者”[7]1837;《教坊記》《唐國史補》《山房隨筆》等等“有裨勸誡”“裨於風教”,均是存有雅正思想的小說,具有裨益社會風教的價值。

《四庫》作為官修目錄,“其論近正”除了受到官學維護中央統治的思想影響,還受到了孔子收錄《詩》三百“思無邪”和“興觀群怨”說的思想影響,如《四庫總目》收錄的《隨隱漫錄》載南宋臣降君辱之慘時,流露出自己的怨憤之情,頗具《史記》“史蘊詩心”的發憤著書之風,四庫官臣以之為說部中的佼佼者:

“……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慘,與所以致敗之由,終無一言之顯斥,猶有黍離詩人悱惻忠厚之遺,尤非他說部所及也?！盵7]

還如論及《張氏可書》,稱其意存鑒戒,以文載道:

“迨其晚歲,追述為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於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往往意存鑒戒?！盵7]

有作者聲譽欠佳,然其論近正者,亦不以人廢之,如《青箱雜記》的作者吳處厚為人風評欠佳,但其論猶有可取之處:

“然處厚本工吟詠……皆綽有唐人格意。故其論詩往往可取,亦不必盡以人廢也?！盵7]

其論近正的小說要么持論公允,要么史蘊雅正,要么二者兼備。具有寓勸誡、正世風的價值,是小說成為“善本”第二點要求,也是維護官方統治的要求,亦有孔子“思無邪”和“興觀群怨”說的影響。

2.3 博而簡:材博言簡

所謂“博而簡”是指小說善本取材應廣博,但敘事語言需簡潔有條理,否則便落于猥雜瑣碎的窠臼?！端膸炜偰俊匪珍浀碾s事小說,內容龐雜,難以厘清內容類目,如關于《大唐新語》的收錄分類,其“皆取軼文舊事有裨勸戒者”,“然其中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退置小說家類,庶協其實”[7]1837。在比較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和李心傳書時,四庫館臣采用明人王士禛的看法,“頗涉煩碎,不及李心傳書”[7]1865,于是將李心傳書歸入史部,而將《四朝聞見錄》列入小說家。據此可知,取材廣博是小說家與他家的基本區別,取材廣博可資采掇,具有廣見聞的價值。如評以下作品,多以博材論之:

《西京雜記》:“其中所述雖多為小說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

《朝野僉載》:“兼收博采,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

《獨醒雜志》:“書中多紀兩宋軼聞,可補史傳之闕。間及雜事,亦足廣見聞”[7]1864。

等等。

“博”是小說的基礎;“簡”是善本小說的要點。取材廣博者可置于小說類,然不可成為小說之“善本”。小說中的“善本”除了上述所需的“近真”和“近正”,還需要語言上的簡潔有序,也就是說,善本小說與普通小說的區別在于,在取材廣博的基礎上,看它是否融“真”“正”“簡”于一體。在《四庫總目》中,陶宗儀的《輟耕錄》4次被作為比較的劣方出現在其它小說的提要中,分別如下。

元孔齊撰,《至正直記》:“是書亦陶宗儀《輟耕錄》之類,所記頗多猥瑣……”[7]1891

宋周密撰,《癸辛雜識前集》:“而遺文佚事可資考據者實多,究在《輟耕錄》之上?！盵7]1866

元楊瑀撰,《山居新語》:“……則亦頗有助於考證。雖亦《輟耕錄》之流,而視陶宗儀所記之猥雜,則勝之遠矣?！盵7]1868

元鄭元祐撰,《遂昌雜錄》:“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輟耕錄》諸書捃拾冗雜者可比?！盵7]1868

對于《輟耕錄》的表述,四庫館臣多用“冗雜”“猥雜”“猥瑣”“猥褻”等非褒義之詞。再看看四庫館臣對《輟耕錄》的提要評語:

“惟多雜以俚俗戲謔之語,閭里鄙穢之事,頗乖著作之體。葉盛《水東日記》深病其所載猥褻,良非苛論。然其首尾賅貫,要為能留心於掌故。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宗儀練習舊章,元代朝野舊事,實借此書以存,而許其有裨史學。則雖瑜不掩瑕,固亦論古者所不廢矣?！盵7]1869

“瑜不掩瑕”一詞將四庫館臣鄙夷的態度表達得淋漓盡致。由此可知,《輟耕錄》在四庫館臣的心中居下品,是不被推崇的。對于內容煩瑣復雜的小說,四庫館臣更傾向于簡潔清朗的小說,如四庫館臣評價《異苑》時,稱之“其詞旨簡澹,無小說家猥瑣之習”。一旦史家文獻的內容過于煩瑣,四庫館臣便會將其歸入小說家類,如唐劉肅《大唐新語》便是因為《諧謔》一門的內容偏駁雜,四庫館臣稱之“繁蕪猥瑣,自穢其書”[7]1837,于是退而求其次將其歸入小說家類。至于《輟耕錄》能被收錄入內,是因為“其有裨史學”,據此可知,取材廣博是小說的基本特點,而語言簡潔則是“善本”小說的必要條件。

簡言之,依四庫館臣看,真正的雜事小說善本是在取材廣博的基礎上,融“真”“正”“簡”于一體的小說。雜事小說善本具有記述近實、其論近正和材博言簡三大標準,是作為服務他者而存在的文獻,或有裨于見聞,或有裨于史,或裨於風教和可資勸戒,具有很高的資料學術性。它只是作為一塊“磚”去完善鑲嵌“一棟房子”,而不可以獨立成房。

3 結束語

基上述可知,在文獻地位上,四庫中的雜事小說善本不等同于其他善本,它的文獻地位高低取決于它對史學的價值大小。其他善本是底本、標本,可作為直接依據,而四庫館臣眼中的雜事小說善本是校本、補充本,可作為參考依據,也就是在沒有最佳選本的情況下,那么補充本就被需要了。

根據《四庫總目》中雜事小說善本的標準和文獻地位,善本小說與其說歸于小說家類,還不如說屬于史家類,當一個雜事小說同時滿足了記述近實、其論近正和材博言簡三大標準,那么其再也不是四庫館臣筆下的“小說”,而更像是一部龐大的紀事體史書,那么便可歸于史部。主要原因在于,四庫館臣受乾嘉考據之風的影響,具有濃厚的篤實思想。除此,“小說”一詞在四庫館臣那實際上含有貶義,此貶義是相對史家文獻而言,如當四庫館臣批評小說的不好之處,有乖史家之體例時,常常使用“小說家言”“墮小說窠臼”“小說家猥瑣之習”“小說習徑”“小說習氣,為自穢其書”等等。

由此可知,小說在四庫館臣看來非正統之文,而是史家的草稿或筆記,小說的存在依附于史學的存在,小說是為史學服務的?；诖诵≌f觀,在小說家的收錄上,四庫館臣持較為寬容的態度,或不以人廢書,或不以小疵廢書,只要有裨于史學,即具有學術性便可收錄在內,這也正體現了四庫館臣務實求真以有裨于史的小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