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嵌入視角下個體增強中華文化認同路徑研究

武 沐 蔡立群

（蘭州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一、問題緣起和研究評述

文化在構建共有精神家園、塑造健全人格和促進個體全面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 文化認同不僅影響個體的身份認定和角色定位，同時對于保持民族文化、增強意識形態凝聚力，以及理解不同宗教文化之間甚至國際政治格局都具有引導價值［2］。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靈魂， 培育中華文化認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3］。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共同體意識，中華文化認同需在多元文化中尋求建立共同的認知和價值， 其建立在共享價值觀、 精神力和文化符號的基礎之上［4］。

如何增強中華文化認同，從目前國內相關研究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對中華文化認知存在不足和偏差; 二是文化自覺不強、文化自信缺乏;三是對核心價值觀傳播、維護和認同不夠;四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歸屬感不強［5-7］。 針對上述問題，學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進提升：加強歷史研究，提升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傳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學好通用語言文字，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8-9］。 無論哪種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方式，都與個體緊密相關。 基于個體的主體本質和社會性質，增強文化認同要求個體對民族集體文化的認可、 接受與融入，在此基礎上形成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嵌入性概念的理論化、抽象化程度較高，具有概念傘性質，涉及范圍廣闊且具有彈性［10］。 從嵌入性概念的產生到其理論不斷發展，反映了人類經濟行為與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復雜網絡化關系。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嵌入性理論發展迅速，成果豐富，與社會學、民族學、管理學、區域經濟學相關理論融合，成為一種重要的理論分析工具。 結構性嵌入與關系性嵌入作為嵌入性理論的經典分析框架，在相關研究領域被廣泛應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逐步實現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有學者提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不斷系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聯結紐帶［11］。 民族互嵌性社區建設是一種以空間嵌入和社會嵌入為路徑，對居住空間與民族關系的再造［12］。 經濟互嵌則強調不同民族之間通過市場和非市場的經濟交易形成滲透關系，促進各民族同步實現現代化［13］。文化嵌入是“嵌入”實質的直接反映， 即嵌入是一個系統有機地結合在對象體系中，研究民族關系以對文化互嵌的考量為前提［14］。

目前以嵌入性理論作為支撐或研究視角的民族國家認同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民族互嵌理論，研究領域主要圍繞民族互嵌式社區建設、民族互嵌的社會結構以及民族互嵌與民族關系等方面［15-16］。 較多的學術成果以不同群體、族群為主體研究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路徑措施，從個體角度出發研究文化認同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從心理學角度論述個人文化自覺和自我構建等問題，對于個體如何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研究則較少。 以個體為主體，以“嵌入性”理論為基礎，從結構嵌入、認知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等方面擇一視角進行的研究相對匱乏。文化嵌入過程是對文化的激活和再生產，個體作為社會革新的基本力量，其行為實踐不僅是中華文化發展的動力，也是文化認同的現實反映，因此以文化嵌入理論為基礎，研究如何增強個體對中華文化認同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以文化嵌入為視角，圍繞為什么要在個體層面增強中華文化認同，以及如何通過文化嵌入的方式增強文化認同的問題，理順個體文化嵌入與中華文化認同之間的關系，提出從外顯和內隱兩條路徑著手， 在個體與中華文化的接觸中，產生對中華文化具有傾向性共識和認可，并在這種價值信仰的影響下自覺實踐。

二、文化嵌入理論的核心要素及其動態建構

1944年卡爾·波蘭尼首次提出嵌入性理論，該系統闡釋了經濟體系在運行過程中始終受到社會體系的影響，主要側重于經濟體系與社會體系的雙邊聯系［17］。 格蘭諾維特創造性地發展了波蘭尼的理論， 他認為經濟行為是適度嵌入社會結構之中的，經濟行為與社會現象都應當放在關系、制度以及文化場域中加以分析，經濟行為與社會體系之間形成了社會網絡［18］。 朱金和迪馬吉對嵌入性理論進一步拓展，尤其是拓寬了網絡嵌入的概念，把嵌入性區分為結構嵌入、認識嵌入、文化嵌入以及政治嵌入［19］。

在我國，嵌入性理論結合民族關系實踐，經本土化后，發展成為“民族互嵌理論”。 就目前學者研究來看，文化嵌入理論屬于民族互嵌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互嵌的本質在于情感認同與文化自覺自信［20］，中華文化的多樣性、開放性、包容性為文化嵌入提供土壤，對文化嵌入方式增強個體中華文化認同提出要求。 在特定社會情景中，文化嵌入理論分析框架將文化的核心要素嵌入受體，以期影響價值觀念和行為實踐［21］。 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信仰、價值觀和實踐，文化嵌入通過與這三個核心要素中的至少一種接觸，來實現文化認同的目的。

（一）文化信仰

文化信仰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支配個體之間、個體信仰之間，及群體之間行為的共同體意識和思想，這種意識和思想因為不能被經驗性地發現或證明而區別于知識［22］。 個體文化信仰在文化再生產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共同視角，同一文化群體內的成員通過這一視角觀察和理解世界。文化在共同的信仰中，包括世界觀、文化敘事和部落傳說［23］。 文化信仰體系涵蓋了與生命起源、精神所在、人類在宇宙中的角色定位等存在主義信仰， 以及習俗限制、行為禁忌等評價性信仰。 文化信仰的形成為個體在不同情境中采取區別其他個體的行動提供合理預期。

基于共同的認知， 文化信仰的差異引發各異的行為方式， 最終形成不同的民族。 個體文化信仰發生變化會加劇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差異， 即微觀的個體變化引發宏觀的組織變化。 理解文化價值和建立文化實踐離不開文化信仰, 一個民族的文化敘事或部落傳說通常包含著特定價值觀的重要性和傳統實踐行為的起源和經驗。 傳統信仰賦予實踐行為意義， 同時為理解某一民族文化價值觀指明了方向。

（二）文化價值觀

價值觀是準則或目標，是個體實現更高層次生活目標的指導性原則［24］。 克拉克洪將價值觀定義為： 通過內隱或外顯的方式為個人或者群體所持有，用來判斷什么是可取的觀念。 這種觀念影響個人或群體行為方式、手段和目標的選擇［25］。 文化價值觀作為文化群體所共有的文化期望標準，指導生活實踐。 文化價值觀是某一社會共同的觀念，它為這一群體提供了統一的道德理解，當這一觀念內化后， 指導個體按照價值觀倡導的方式采取行動，激發社會成員對具有文化價值實踐的參與意愿。為實現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 應當高度重視文化價值觀。 對文化價值觀的重視，意味著承認并致力于提升個體的內在價值。 在實踐互動過程中，人們努力確保人的價值不被忽視，得到尊重和認可。 在日常生活中，個體未經思考直接做出的決策行為往往與內隱文化價值觀存在較強的關聯性，同時價值觀對有意識，甚至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策行為產生顯性影響。 當文化價值觀內化，個體將其作為一種身份認同時，價值觀就會以內隱或外顯的方式激活引導實踐行為，成為文化實踐的有效驅動力。

（三）文化實踐

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觀念，是指人們能動地探索和改造現實世界客觀物質的社會性活動。 文化實踐自然包含在實踐活動過程中，具有實踐涵蓋的一般特征， 其是對文化產品的一般消費，這種消費行為普遍存在，是不分階級、不分群體的。文化實踐的形式多種多樣，無論是具有歷史傳承的藝術行為還是隨處可見的大眾美學，都是對世界的探索和認知，這是文化實踐的一般性體現。 文化作為區分社會特殊性的標準，具體表現在不同群體或群體內部，在文化認知方式、認知程度以及文化資本獲得上存在的區別［26］。 文化實踐是文化外化的行為表現。 熟練的文化實踐是顯性的，是可以觀察感知的， 所以它經常被用作感知文化身份的重要指標。 一般情況下， 個體對文化實踐的熟練掌握標志著強烈的文化認同。 反之， 那些對本民族文化不精通的人， 往往被認為具有較弱或者較為邊緣的文化身份。 尤其對于少數民族群體中的個人，如果不精通文化實踐， 會明顯感受到被群體內部其他成員邊緣化。 文化實踐作為文化價值和信仰的行為表達方式， 其產生的基礎根植在一個民族集體歷史當中。

與文化實踐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文化規范。 規范是一個群體實踐行為的預期，文化規范是從文化實踐行為中衍生出來的行為期望。文化實踐是反映文化規范的行為，以被期望的形式出現在正式的文化語境中。 文化規范和文化實踐的產生，與文化背景、社會環境以及個體對本民族文化的態度密切相關，作為抽象文化價值觀具體表現方式的文化實踐行為是一般行為，發生在任何場域，對社會環境、文化背景等沒有要求。 文化規范需要文化價值支撐，因此，文化規范和文化價值行為之間具有明顯的重合之處。

（四）三個核心要素的動態建構

文化嵌入過程中，對三個核心要素的熟悉認知同等重要，可以通過加強三種形式中的任何一種對文化認同予以培養。 在文化嵌入過程中，文化自我意識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關鍵因素。馬克思認為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 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異的絕對運動之中［27］。 自我意識發展過程是個體不斷文化化的過程，只有當個體充分意識到自我的個性化追求和文化間的關系，才會內化為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將文化實踐與民族文化精神有機結合，實現對民族文化的認同。 文化信仰和文化價值觀一般通過隱性方式對實際行為施加影響，而文化實踐則是有意識的、公開的、外顯的。 文化信仰、文化價值觀以及文化實踐構成了動態且完整的文化系統（圖1）。

圖1 文化嵌入動態建構圖

文化嵌入動態構建不僅需在歷史和社會政治背景中考量，而且還要與文化濡化和文化適應的經驗相結合。 文化濡化通常被理解為個人獲得特定群體（一般是指一個民族或文化群體）的身份、行為、語言、規范和價值的過程［28］。 通過濡化的過程，族群中每個人都學會用社會認可的方式滿足最基本的生物需求。 區別基本的生物需求和通過習得而滿足生物性需求很重要，因為每種文化都可以通過世世代代的濡化， 形成自己滿足基本生物需求的方式。文化在實踐中形成，在歷史發展中凝練，個體形成穩固的中華文化認同，需要以對中華民族歷史的認知、認同為基礎。 對個體進行中華文化嵌入，要求對中華民族歷史進行整體性解讀，突出“文化是歷史的精神內涵，歷史是文化的時空承載”［29］，增進共有歷史文化記憶，凝聚價值信念追求。 文化適應則是指持續跨文化接觸所發生的變化，它通過不同文化體之間碰撞實現文化改變。 這些變化可能發生在宏觀層面（如文化、團體或社區的變化），也可能發生在微觀層面（如個體的變化）。 個體的文化適應一般是指心理文化適應，可以分為同化、整合、分離以及邊緣化等四種分化模式。 因為文化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習得的，個體需要利用文化學習的機會，實現文化嵌入。 沒有機會或是沒有充分利用機會習得文化，會導致文化嵌入不足，對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欠缺。 區分對微觀個體的文化嵌入可以通過知識和經驗、參與和價值、信仰和實踐的整合予以實現［30］。對個體嵌入中華文化，通過積極推進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用個體聽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呈現傳播中華文化，使得個體在樂知、好知的氛圍中，接受中華文化，涵養文化認同。

三、文化嵌入與個體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內在邏輯

文化是人本質力量的對象，自由意志的實現和外化，同時也是人的自我實現方式和結果表征。 實踐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礎，精神生活和精神生產作為實踐的特殊形式，是文化得以產生最直接的范圍和依據。 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力量源泉，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應對風險挑戰的戰略性工程。 個體獲取、維持和實踐共享知識，在實現個性價值追求的同時，將文化形態的個體認同上升為特定群體的吸引力，發展成民族向心力，推動中華文化創新性發展，促進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一）中華文化認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

1.中華文化概念的整體性

文化是人們長期形成的能力和習慣，并以此來影響實踐的有機整體，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長期生活中形成的生存經驗和智慧的有機整體。 作為一個整體概念，與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相聯系，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有機統一［31］。 中華民族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樣性，造就了中華文化的豐富內涵。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32］?？倳浀闹v話指出了中華文化的主體內容，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根據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文化發展的實質是文化創新，文化創新就是要對文化進行批判性改造和轉型［33］。當代中華文化正是在文化的內在創新機制推動下，繼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學習借鑒西方文化，依據時代特點、歷史條件、發展需求，運用新的社會資源和實踐方式形成發展的。

2.中華文化認同的根本性

自我認同是個人根據人生經歷，對自己所做的反思性理解。 對于群體或者共同體的認同，則是指個人對不同組織不同文化的歸屬感建構。 認同是一個心理過程， 反映個體的價值選擇和生活態度，文化認同是人類對于文化的傾向性共識與認可［34］。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承認、認可、贊同，由此產生自身屬于“中華民族”的身份歸屬意識與心理認同意識，進而強化文化自覺獲得文化自信的過程［35］。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是增強文化認同［36］。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37］。 建立在共享共榮經濟基礎上的文化認同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深遠和根本的意義，建構中華文化認同需立足我國多元一體的客觀實際， 增強中華文化的吸引力，民族精神的感召力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聚力，彰顯中華文化的人文關懷功能，形成中華民族向心力。

（二）文化嵌入與個體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必然聯系

從早期現代性階段， 個體化表現為反思性個體，到晚期現代性階段的自反性個體，不論個體化的表現形式如何變化，個體性都是現代性的本質特征。 在個體化原則指引下，必將產生價值危機的共識，需要以“互依性的社會關系”超越個體主義意識形態，實現社會團結。 貝克在《個體化》一書中提出從個人和社會的關系來看，個體化并不是一種新生的社會現象，其是隨著社會結構的調整，個體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結構性變遷［38］。 個體化是高水平社會化的產物，即使其發生極具復雜性和偶然性。 縱觀社會學主要理論家對個體化差別性描述之下，貫穿始終的主線即個體化是高度分化社會的架構特征，不僅不會危及社會的整合， 反而是實現整合的條件。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個人與民族國家為其構建的生活方式、生計模式、交往形式之間脫嵌，但是個體所釋放的創造力，被認為是在社會急劇變遷狀態下革新的重要力量。 在這種形勢下，個人成為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單元。

不同文化之間的共享文化通常不是離散的，不同文化的群體一般都有相似的知識集合，差異存在于使用知識的頻率不同。 文化嵌入即是文化激活，也是文化的動態建構，其刺激個體與文化核心特征的接觸，對個體文化價值觀、文化信仰和文化實踐塑造影響，實現文化認同。 人的社會性促使個體通過文化實踐，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實現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互鑒，在對文化形態產生個體認同的基礎上，逐步上升為群體吸引力、民族向心力與凝聚力，實現共同體意識的形成［39］。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過程是中華民族個體成員對其政治主張文化的認同到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過程。 中華文化作為一個整體， 匯集了各民族的優秀文化，也是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個體之間產生了共同認知、共同情感、共同意志。 個體對信仰的認識、文化規范的遵守、文化實踐的熟練、文化價值的制定，以及文化的自我認知都在建立鞏固文化認同中發揮著作用。改善文化的嵌入性，影響個體文化價值行為，可以作為實現中華文化認同的有益嘗試。

四、個體文化嵌入之外顯路徑

文化嵌入的顯性路徑始于文化實踐。 文化具有相對獨立性，但本質上是具體的、現實的、動態發展的。 文化實踐無法脫離文化背景，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生態建設、社會建設密切相關。 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需要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個方面統籌兼顧，協調發展，才能最終形成合力。

（一）拓展文化內涵，實現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文化實踐作為被具體化的正式儀式，表達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信仰。 民族文化外化為個體的實踐行為， 證明了個體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 文化要獲得認同，受眾的接受程度至關重要，能為個體接受，需要文化本身具有生命力、創造力和影響力。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40］。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中對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進行了鞭辟入里的解釋。 國內學者對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路徑研究大體上分為三步走， 首先是分辨，區分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其次是激活，分析、解構并移植再造；最后是創新，在批判接受的基礎上綜合性創新，進而實現文化實踐上的超越［41-43］。

在具體的措施上，首先，堅持傳統文化與時代特征相結合。 把弘揚優秀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44］。 由于歷史本身的局限性，傳統文化并不都是可取的，需要結合現實社會發展，選取與時代相適應，與社會相協調的文化，借此轉變文化生活方式，釋放文化消費需求，為文化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其次，轉變傳統文化傳播方式，搭建文化實踐平臺。 強化數字科技支撐， 充分發揮新時代傳統文化藝術節等文化活動載體、紙上傳媒/網絡傳媒等文化宣傳載體、現代視聽技術打造的文化創作載體等平臺作用， 形成多元化、多層次的中華文化發展方式。 最后，建立公共文化服務型政府，創新文化發展體制機制。 改變政府文化管理的治理方式， 理順政府文化監督管理與文化服務、文化經營之間的關系，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升公共文化條件和服務水平，對于各民族獨特的優勢文化資源加大挖掘力度，激發文化活力，發展特色文化產業，生產出一批高質量的公共文化產品，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具有針對性個性化的文化服務，推動文化治理和文化發展形成合力。

（二）擴大文化接觸域，使文化實踐融入日常

“文化”在其自身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成為一部寬泛意義上特別的社會學思想史，同時也是對社會生活全貌的概括性總結［45］。 中華文化來源于日常實踐， 脫離日常實踐發展中華文化無異于空中樓閣，只會將文化封存在博物館或者藝術舞臺中，無法回歸生活。 日常生活實踐是豐富發展中華文化的必經之路，是民眾認同中華文化的有效途徑，培育中華文化認同需要與民眾的生活實踐活動關聯對接，擴大民眾對中華文化的接觸領域，在潛移默化中實現文化嵌入，激發民眾參與實踐的積極性，使文化本身更具有生命力。

在工業化尚未普及的前現代社會，人們生活水平不高，日常實踐親歷性讓生活知識和經驗代代相傳形成地方性知識，生產勞動為主要內容的生活實踐基本上發生在社區及其外圍，這讓實踐空間具有聚合性。 傳統社會生活變化緩慢，實踐模式相對來說比較穩定，具有一定的延續性。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社會轉型加速，日常生活實踐急速變化， 實踐空間從聚合走向分化，人與人之間互動交流減弱， 文化活動空間交集減少，導致文化發展環境不佳，動力不足。 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我們有必要思考中華文化在當代社會轉型中的嬗變，對日常生活實踐的環境、內容和方式進行歷時性考察， 探索倡導中華文化的實踐行為，在日常生活中提供文化扎根繁殖的土壤，營造文化實踐發生的環境背景，關注文化的日?；ㄔO。

構建一個穩定且認可度高的文化體系，使得文化實踐日?；梢詮囊韵路矫嬲归_：一是提升社會成員文化實踐的主體意識，通過政府引導，讓成員參加實踐活動，增強其歸屬感和依戀感。 二是激活社區生活，加強社區文化建設，堅持以人為本，以具有大眾化、生活化、可參與性強的活動吸引居民融入實踐。 三是增加文化實踐中的合作互利環節，不少文化實踐包含當地人共同的文化經歷與文化記憶，通過協同合作，在喚起民族文化共識的同時，也有助于建設多元一體的生活共同體。 四是創新優秀文化傳播方式，將文化藝術滲透到制度文化實踐和行為文化實踐當中，竭盡所能將中華文化資源轉化為中華文化認同培育資源，使民眾可以在日常生活實踐的所見所聞中不知不覺地感受中華文化的熏陶，潛移默化地對中華文化產生認同進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產生認同。

（三）優化文化環境，加強文化法制體系建設

文化實踐需要文化環境的激發和影響，個體都希望在合理有序的文化實踐中感受到舒適和自信。文化嵌入實踐行為會激發個體對文化規范的訴求，有助于文化規范的實行。 從實踐的角度，建立文化基本制度、保障公民文化權益是當務之急。 2018年，中共中央頒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指出，要發揮先進文化育人化人的作用，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 2019年，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提出堅持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制度。 文化法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部分，也是中華文化蓬勃發展的重要保障，更是新時代文化治理的重要環節。

1.建立文化基本制度

實行文化法制需要推進文化發展的政策法規，完善的政策法規有利于促進文化繁榮，保障文化實踐，改善文化民生。 近年來，我國制定了不少以文化或文化關系為客體的法律法規，《文物保護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法律，《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博物館條例》等行政法規， 以及大量的規范性文件構成了我國全方位、多層次的文化法制體系。 但是，這些與文化相關的規范性文件，多以政府的肯定性義務為內容，兼具管制行政與服務行政的內容， 基本文化服務立法、文化權利保障立法、文化產業促進立法等方面相對缺失［46］。 文化法制體系的健全完備不僅需要法律制度完備，更需要法律制度體系內部清晰合理。 文化法以文化法律關系為調整對象， 涉及法律關系復雜，文化法到底屬于公法還是私法在學界存在爭議。 又因為涉及文化領域廣泛， 造成文化法體系的龐雜。例如教育法、傳媒法等是否屬于文化法體系尚存在爭議。

為此，中國文化法制建設在符合當下國家發展階段的前提下， 應加強國家層面文化領域立法，民族地區可因地制宜地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文化產業振興和文化市場管理等領域的法律法規，出臺相應的政策，為文化嵌入實踐提供保障。

2.保障公民文化權益

2001年《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中提到：文化權利是人權的一部分，他們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 在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基礎上，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選擇的語言尤其是母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創作和傳播自己的作品；有權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優質教育和培訓；有權參加其選擇的文化生活和其特有的文化活動。 實踐是文化權展開現實生活的根基，文化權作為主權、民權及人權的價值理念，是人的文化身份與文化資本的向度，也是民族國家的價值尺度，更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在時代語境下的回歸［47］。

公民的文化權益是文化法制體系建設的價值歸宿，當其文化權益得到保障時，具有充分的自由和充足的社會資源，有參與文化實踐的意愿，對文化規范充滿期待，有對本民族文化產生認同的基礎，由此便可形成良性循環，文化實踐和文化身份之間相互促進、動態發展。

五、個體文化嵌入之內隱路徑

文化嵌入的內隱路徑是將文化價值觀通過隱性方式嵌入個體，使得個體積極施行熟練的文化實踐，其關鍵是文化價值觀和文化信仰。 日常生活實踐中價值觀在潛意識的運作下發揮作用，人們的實踐行為可以由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來進行預測。 清楚理解文化價值觀和實踐行為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價值觀和行為之間具有實現自我的一致性。 價值觀對行為的影響很大，還在于價值觀具有情感和認知成分，可以指導基于文化學習的直覺決策。 因此，在文化內隱嵌入的過程中，個體在文化信仰的催化下，通過自我認同和文化認知，將中華文化繁榮、個體自我意識提高和個人價值實現相統一，使個體文化實踐真正成為中華文化、時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一）形成文化價值觀，實現自我認同

價值觀是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但其發揮的預期效度還取決于自我認同的活躍程度。 價值觀與自我認同緊密結合，個體有多個自我認同，這些自我認同在不同語境線索中的反應呈現不同的活躍度。文化不僅僅是對社會現實或變化的反映，也是文化生產者重新界定或塑造的產品，以受眾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傳播。 受眾越有異質性越多樣，就越能接受模式比較固定和具有同質性的文化產品。 產品越一致，就越容易傳播到背景和觀點多樣的受眾那里［48］。個體受眾的異質性，決定了文化產品的價值取向。

對于文化的自我認同是個體對自身文化狀態的主觀定位，是識別自身文化狀態和文化屬性的過程。 個體在認同的過程中，如依照某種文化特征自我定位， 并將這一文化作為自身的基本文化屬性，由此成為文化主體后，日常生活實踐便會自始至終貫穿這一文化，并對文化重新建構塑造。 當個體對自身文化有了思考認識后，尤其是對自身文化的緣起、形成和發展有一定認知后，會表現出一種文化自覺意識。 文化自覺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發展的趨向，并將文化自覺的歷程概括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49］。文化自覺意味著對本民族文化的反思，不僅是對自身文化及意義的思考，更是對“他者”文化的認識尊重，是對不同文化之間關系的動態理解。

發揮個體的文化自覺意識，需要個體全面系統地學習了解中華文化，排除文化認知上的障礙。 對中華文化進行學習內化的過程中，除了要對自身認知有意識之外，還需對個體之間的差異性、他民族的文化需求予以尊重。 不僅要結合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社會發展背景進行分析，更要結合當代社會生活進行審視。 公民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社群的建立，與普遍認可的文化相關聯，這種文化關聯形成了文化認同建立的基礎。

（二）提升文化認知，增強自我效能

認知和認同都是人類主體的心理活動，但是兩者之間存在區別。 認知的核心在于主體的選擇和學習的過程， 認同的形成則是認知選擇的必然結果。個體認知的過程就是對文化選擇的過程，個體認知的結果將會決定整個社會對文化的認同程度。 人格是由行為、 內部認知以及外部環境相互作用形成的，人的行為不僅受行為結果的影響，而且受通過認知形成的對自我行為能力與行為結果期望的影響［50］。人具有認知及自我調節的能力，在觀察學習中有選擇地接受和反映周圍環境的信息，通過獲取的信息塑造自身內部的認知結構，不斷形成自我的個性風格，與他人形成差異性。

自我效能是行為的決定性因素，通過調節和控制行為影響行為結果。 自我效能影響個體對實踐行為的選擇和堅持與否，影響人們努力的程度和面臨困境的態度，以及人們對問題的歸因方式。 自我效能高的人一般會對選擇的實踐行為堅持得更加持久，會對任務的困難程度進行預估，并付出相應的努力，遇到問題一般會從自身找問題。 班杜拉認為，在社會認知理論中提高個體的直接經驗、替代性經驗以及說服性言語勸說會對自我效能產生影響［51］。 個人的親身經歷對產生影響度最大，但是人也可以通過觀察他人的行為獲得間接經驗。 言語的勸說沒有親歷經驗作為基礎， 因此形成的自我效能并不牢固，但是優點在于簡便易行。 個體的心理狀態也會對自我效能產生影響。

在文化認知的過程中，增強自我效能，應當尊重個體在文化認知中的主體性。 人是文化認知的主體，人類對事物的認知其實是感知、記憶和理解信息的過程，個體的自我意識貫穿始終。 中華文化認同要尊重個體在文化認知中的主體性，并保持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在現實社會環境中建構。 實踐對認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親歷學習”和“觀察學習”概念的提出，強調了個體學習的重要性。 社會的歷史文化對人的認知發展過程產生影響，環境狀況作為實踐對象或者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個體的選擇方向。 培育中華文化認同，個體在認知過程中，保持著與社會環境的互動。

（三）堅定文化信仰，實現文化認同

信仰是對某種超現實或可能存在事物的確信，這種確信是堅定的、持久的、排他的。 文化信仰作為個體眾多信仰中的一種， 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文化體系中，文化信仰通常與價值觀、實踐行為相互影響對個體發生作用。 文化信仰是支配不同個體、個體內部信仰和社群之間實踐行為的共同意識，這種意識因為不能被通過經驗觀察或證明而不同于文化知識。 文化信仰實現文化認同的關鍵在于增加個體探索本民族文化實踐和整合文化價值觀的動機和概率。 雖然文化信仰并不總是為社會成員所理解和接受，但是在了解文化信仰甚至嘗試加深理解的過程中，會增強個體實施文化實踐并在實踐中體現文化價值觀的意愿。

在現代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的社會中，個體具有獨立的自我意識，對自身可接受的文化和確立的信仰往往會理性選擇。個體對自身信仰什么，用什么方式確立或者放棄信仰以及對信仰理解到什么程度，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信仰不可或缺，是因為信仰既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內容。 即使在全世界范圍內充滿著文化沖突和價值碰撞，文化信仰依舊是人類心靈寄托的重要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用“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論斷，表明了信仰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 當代中國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滿足了人們對真理性信仰的渴求。 中華文化的實踐和認同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動搖，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豐富馬克思主義信仰體系，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綜上，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和而不同，其在與他文化的交流互鑒中發展再生。 當下全球化與現代化讓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極大豐富，但精神生活尚不富足，這使人們認識到傳統作為歸宿的意義，文化才是民族的靈魂。 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本動力，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核基礎。 個體是文化再生產主體、社會革新的力量源泉，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有助于形成文化自信、身份認同和民族精神。 本文從個體層面出發，以民族互嵌理論之文化嵌入為視角，拓寬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研究視野，通過分析個體文化嵌入與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內在邏輯，即中華文化認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長遠根本，文化嵌入是個體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必然選擇，得出個體文化嵌入與增強中華文化認同之間的同構關系。 個體文化嵌入的過程，是與文化核心要素接觸的過程， 實現中華文化個體認同，需要將優化文化環境，加強文化法制體系建設，拓展文化內涵，實現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促使文化日?；韧怙@路徑， 以及形成文化價值觀，提升文化認知，堅定文化信仰等內隱路徑相結合，雙管齊下，將文化形態的個體認同逐步上升為特定群體吸引力，發展成為民族向心力，最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