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老舍心目中的魯迅形象

龐 春, 尹奇嶺

(阜陽師范大學 文學院, 安徽 阜陽 236041)

魯迅和老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大師,一直備受學界關注。有關兩人的比較研究成果頗豐①,但很少有人關注老舍心目中魯迅形象的問題。孫郁的《老舍的魯迅觀》[1],重點討論的是老舍對魯迅精神的呼應,其中雖然有對老舍心中魯迅形象的涉及,但并未形成系統。老舍一生未曾見過魯迅,但他對魯迅有過多次評價,目前能找到的相關文獻超過20處。從這些文獻材料可知,老舍對魯迅的評價大致經歷了3個時期,即抗戰時期、抗戰勝利后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時期。在不同時期,由于時代變遷和個人思想觀念的變化,老舍心目中魯迅形象的具體內涵有所不同。

一、抗戰時期

抗戰時期,老舍對魯迅的評價約有7處,主要包括抗戰宣傳和文藝發展兩個方面。

目前已知老舍對魯迅的評價,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是1938年10月22日發表在《抗戰文藝》的《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以下簡稱《二周年》)一文。文中稱“魯迅是這一時代的紀念碑”,并以泰山喻魯迅,稱“看了泰山的人,不一定就認識泰山,但是泰山的高偉卻是他畢生所不能忘記的”[2]163-165?？梢?在老舍心中魯迅形象很是偉大。此外,老舍還著重肯定魯迅的新文藝成就,認為“魯迅自成一家,他的短文和小說才使新文藝真正站住了腳。魯迅先生熱烈地擁護新文藝,并且牽引著它前進”[2]165。老舍如此強調魯迅在新文藝發展中的貢獻,與他的抗戰文藝思想有關。在老舍看來,所謂“抗戰文藝”并不是一個新的東西,它承續了“五四”運動的新文藝,對于社會和人生都有一種指導[2]195。特別是其中的白話文運動,老舍認為:“它使得文藝的傳達工具已非之乎者也,而是白話,便于宣傳?！盵2]262這里老舍巧妙地將抗戰文藝與“五四”新文學聯系起來,并借助魯迅在新文藝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號召文藝工作者們攜手抗敵,最大限度發揮文藝在抗戰中的宣傳與動員作用。老舍指出,抗戰文藝是為配備抗戰而興起的文藝運動,其核心問題始終就一個——怎樣使文藝在抗戰上更有力量。老舍在《二周年》中給出了答案,他認為魯迅的小品文就具有這樣的功效。老舍認為:“魯迅最大的成就便是小品文。他會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模仿,怒火可是不易借來。他能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納在一兩千字里,像塊玲瓏的瘦石,而有手榴彈的作用?！盵2]167這里老舍強調的正是魯迅小品文的戰斗性。魯迅本人也曾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盵3]593這對鼓舞全民族斗志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1941年7月至9月,老舍在西南聯大講演時再次談及小品文的價值。他指出“小品文是五四以來最成功的文藝。它總含有點諷刺,是短兵相接的武器,具有攻擊性,其杰出的代表人材就有魯迅”[2]363。不光是小品文,老舍對魯迅的性格也十分推崇。他在《談詩》一文中指出,“魯迅是一個最偉大的詩人!這道理我們可以從他的性格上看出來,他有正義感,有熱情,不怕壓迫,不妥協,不屈服……而這些,正是一個詩人的性格”[3]333-336。老舍說:“我覺得我們這個民族,很缺乏正義感,詩人感,馬馬虎虎,嬉皮笑臉,正是劣根性所在處。我們不必定要作詩,但是須有詩人感;要有幾根硬骨頭,不出賣靈魂?！盵3]333-336老舍這里由談詩引出對魯迅性格的贊美,進而談到民族劣根性,是想強調魯迅“鐵骨錚錚,一身正氣”的詩人性格,對增強中國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這是中華民族在抗戰中所急缺的。由此可見,老舍對魯迅文學成就的肯定,最終目的是服務于抗戰救亡的時局。

一方面,老舍為了響應時代號召,宣傳魯迅對抗戰的意義;另一方面,老舍對魯迅的評價依然關注魯迅在文藝發展方面的貢獻。1940年10月21日,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下簡稱“文協”)組織的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晚會上,老舍提議:“應該趁著組織魯迅研究會的契機,把讀書的氛圍搞起來,弄得濃厚些?！盵4]此后,老舍在1940年2月1日的“文協”會務報告中再次提到此事,并匯報說“魯迅研究會已成立,正物色合適的人,擔任工作”[5]379,可見老舍對魯迅研究會的重視。這在戰時書籍匱乏、流通不暢的情況下,對文藝事業的發展有積極促進作用。但抗戰文藝的建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具體實踐中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文藝的發展沒有深入民間,具體表現在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藝作家作品在廣大鄉村地區并不被群眾知曉,老舍曾多次強調過這個問題。1938年10月22日,老舍在新都文化界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大會中指出:“二十年來中國文藝方面的特殊成就,只是像水上的一層油,并沒有在民間扎下根?！盵6]1951939年1月8日,老舍在內江沱江中學講演中進一步指出:“五四以來,一切都是新的,文藝只在學生隊伍里中,只知道魯迅、茅盾、《吶喊》、阿Q等名字,要是到了鄉間,老百姓誰也不知道這些人和這些作品。因為‘五四’以來文化與他們沒有發生關系,文字文法都不通俗?！盵2]200直到1941年,老舍還在強調這個問題。他在寫“抗戰四周年紀念特刊”的文章時說:“看,在一個四五百戶的村莊里可以找不到一本新文藝的作品!可以一個村子里連魯迅這個光耀的名字都不知道嗎?這時候,就是以為不知魯迅,理當斬首的熱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設法’使群眾知道魯迅了;否則真要斬首的話,得有多少人頭落地呢?”[2]313凡此種種,都說明抗戰文藝在民間推行得并不順利。原因何在?陳思和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民間社會并沒有完全進入知識分子的眼界,他們看重的是西方的文化?！盵7]294老舍還認為,教育的不普及也是重要原因。他感慨地說道:“看,還有那么多的百姓連字也不識!”對此,老舍做了很多努力。首先,老舍主張學習魯迅的治學精神,以廣博的學識,科學的方法,為中華民族創造血的鐵的粗壯的文藝!其次,他堅持“文章下鄉,文章入伍”。老舍認為,“為了抗戰的宣傳,為了深入民間,文藝應當俗淺明朗,采用民間慣用的歌詞和語言,把這精神的食糧普遍的送到戰壕內與鄉村中,動員起全體軍民”[2]313-315。

以上是老舍在抗戰時期對魯迅的評價,從中不難看出,老舍對魯迅的言說,集中在他的文學成就上,這與當時主流的魯迅形象有一定區別。雖然魯迅在1936年就去世了,但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一直都在。之后每年10月19日,全國各地都會開展形式多樣的活動紀念魯迅,如群眾聚會、公開演講和紀念文章的發行等,以種種方式使魯迅形象走進公眾視野,起到全民動員、同仇敵愾的抗戰宣傳效果。以1941年10月19日延安舉行的紀念魯迅逝世五周年集會為例,在活動中,組織者散發了一本題為《魯迅先生言論集》的小冊子,主要匯集了從作家著作中選摘而來的各種名言警句。在14段引文中,8段屬于對敵態度及“戰斗精神”一類,4段屬于道德訓言,僅有2段是有關寫作藝術的[8]?？梢姰敃r的主流并不是魯迅的文學成就,而是其思想和精神的號召力對抗戰宣傳的作用。程振興指出:“在紀念活動中,主流魯迅形象的塑造其實是把一個文學者魯迅逐漸符號化,褪盡其文學性,最終變成一個巨大象征的過程?！盵9]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形象的建構,本質上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抗日宣傳運動。而老舍對魯迅形象的言說堅持藝術與宣傳的兼容并收,使得魯迅形象在促進抗戰宣傳的同時,也發揮其對文藝發展的作用。

二、抗戰勝利后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老舍心目中的魯迅形象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抗戰勝利后的階段。具體來說,這個時期起于抗戰勝利后,止于新中國成立前。與上一個時期相比,此時老舍對魯迅的評價較少,目前只找到兩處。一處是1945年11月12日,老舍在復旦大學“國父八十誕辰紀念晚會”上的講演[6]373;另一處是1946年老舍訪美期間,應邀在紐約市政廳作的題為“中國現代小說”的演講[2]476。

抗戰勝利后,“和平建國”取代“救亡圖存”成為新的時代主題。老舍在“國父八十誕辰紀念晚會”上的講演便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老舍在講演中說:“這樣的勝利,而勝利后又復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強,真使我覺得勝利后的中國的命運將和阿Q的命運沒有兩樣?！盵6]373阿Q最終的命運是被糊里糊涂地送上斷頭臺,是失敗的象征。在這之前舉行的魯迅逝世9周年紀念大會上,老舍就曾朗讀《阿Q正傳》來告誡人們不要“拿阿Q的精神來建國”[10]。老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兩次在建國中提及阿Q形象,足見他對國事憂心忡忡,因此老舍才會說:“我八年來的言論作品沒有一篇不是為了抗戰,而我后面卻一直跟著一個黑影?！盵6]373結合時代背景可知,這個“黑影”是指當時國內動蕩的局勢。雖然抗戰勝利了,但彼時內戰的火藥味日漸濃烈。老舍作為“文協”負責人,希望借助魯迅的文壇地位,號召文藝界同仁聯合起來,“用口用筆,用一切可能用的方法來制止內戰!”[6]373此外,老舍多次提及阿Q形象,還體現出他對魯迅文學作品的推崇。老舍指出,“像阿Q那樣的作品,后起的作家們簡直沒法不受他的影響,即使在文字與思想上不便去摹仿,至少也會得到一些啟示與靈感?！盵2]163阿Q作為魯迅創造的經典文學形象,具有深遠的文學影響力。張夢麟評價“阿Q不是一個地方、一個階級、一個類型的人物,它是這幾十年間的一部社會史的結晶,是近代中國普遍的一個代表”[11]。

1946年老舍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對美國進行為期1年的講學,受邀者還有曹禺和葉淺予。訪美期間,老舍在紐約市政廳作了題為“中國現代小說”的演講。在談到“中國現代作家的態度”這部分時,老舍對魯迅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魯迅是文學革命以來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地位堪比高爾基在俄羅斯文學中的地位”[2]482-483。用高爾基作比,說明老舍此時對魯迅的評價具有世界眼光。至于魯迅為何不被西方讀者所熟知,老舍認為這是因為魯迅不寫長篇小說。王海龍對此進一步做出解釋,“西方批評界和讀者通常評價一個作家的成就往往以長篇小說為基準”[12]。但在老舍眼中,有無長篇小說并不會影響魯迅的偉大。他轉而說道:“魯迅是一位學者、哲學家和寫作技巧的大師?！盵2]483此外,老舍還十分推崇魯迅的雜文寫作。他稱贊魯迅還是一位享譽盛名的雜文家。老舍肯定了魯迅雜文在抨擊社會陋習和舊制度以及社會不公等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只有這些狀況被改變,才能實現中國與其他開明國家并駕齊驅。這篇演講體現出老舍對魯迅的評價超越了時代和國界,此時的魯迅形象已經具有了世界意義。這背后的原因與老舍此時訪美的目的相關。1946年1月 20日,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為老舍、曹禺赴美訪學舉行歡送會。在酒會上,老舍說明此次訪美有三點目的:一是為了個人,出國休息;二是向美國人講述中國人民的生活,盡力使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認識有改變,尤其要向美國介紹中國新文藝的成就;三是介紹“文協”這個組織。不難看出,老舍希望借助這次美國之行,向西方介紹中國新文藝的發展,改變他們對中國的固有印象。茅盾在致辭中進一步指出:“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還停留在小辮子和三寸金蓮的刻板觀念中,希望老舍和曹禺能把我們中國現在的實際情形告訴美國人,讓他們知道,我們中國人如今不僅在形式上沒有了小辮子,在精神上也沒有了小辮子”。[13]由此可見,老舍等人此次訪美講學,不單單只是促進中美兩國文化的溝通,最重要的任務是宣傳中國的新形象,其媒介便是新文藝的發展。魯迅作為其中成就最杰出的作家,自然就被老舍選中成為宣傳中國新文藝成就的明信片。值得一提的是,老舍這次海外演講涉及魯迅的評價,是他真實心聲的表露。原因有二:其一,老舍此時身在異國他鄉,遠離政治,并未受到國內時局的影響;其二,老舍一直對政治持謹慎態度,早在出國前,老舍就明確表態:“我不屬于任何黨和派,我是中國人?！盵6]373老舍此行訪美代表的也只是民間文化團體,不含有官方色彩。這些都說明了老舍此時的言行舉止具有很大的自主性。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老舍對魯迅的評價始終與魯迅的文學成就相關,這與抗戰時期老舍心目中的魯迅形象不無關系。不同的是,這個時期為了向西方介紹中國新文藝的成就,老舍對魯迅的評價體現了世界文學大師的一面。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1949年10月后,老舍對魯迅的評價明顯增多。從數量看,共有13處,占老舍評價魯迅總數的一半以上。從內容看,老舍對魯迅的評價較為復雜,既有對主流魯迅形象的呼應,也有對文藝問題的討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魯迅的文化地位和精神價值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魯迅形象的建構日漸成為國家政治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魯迅的形象被賦予了神圣光環。在此背景下,老舍心目中的魯迅形象不可避免地要與時代主流產生“共鳴”。首先體現在老舍對魯迅新文學史地位的評價上。1951年上半年,在中央教育部組織下,由老舍、蔡儀、王瑤和李何林四人擔任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的草擬工作。在極短的時間內,他們匆忙草擬了《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以下簡稱《初稿》)。在書中,老舍等人把魯迅在新文學史中的地位擺得很高,并設專門章節論述。具體如下:第三編“左聯”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年),第十章不滅的光輝,第一節魯迅的偉大成就,第二節魯迅所領導的方向[14]。這里老舍等人對魯迅在新文學史中的定位,明顯受到毛澤東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文化地位評價的影響。毛澤東指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盵15]這一論斷奠定了魯迅在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也成為共和國時期文化建設的綱領性文件,老舍等人在編寫新文學史時自然要遵循這一標準。其次是老舍在重要公共場合對魯迅形象的言說。1956年10月18日晚,老舍在北京市中山公園音樂廳主持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晚會,并致辭。他指出“魯迅的創作事業是與革命斗爭分不開的。他的創作是文學的革命,也是革命文學。魯迅不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也是一面革命旗幟。他時刻不忘與四周的黑暗勢力作殊死斗爭。他的筆是最鋒利的革命武器”[6]620。老舍最后號召大家學習魯迅,成為像他那樣以文藝創作推動革命事業發展的作家。這里老舍對魯迅形象的言說是充滿革命性的。同樣出席這次晚會的魯迅夫人許廣平也有類似的表達,她在會上呼吁大家要學習魯迅為人民、為革命事業畢生戰斗的精神[16]。需要指出的是,許廣平此前已經在許多黨政機關舉行的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活動中發了言,如她在共青團中央作的報告《魯迅與青年》,以及在《文匯報》發表的《為魯迅逝世二十周年作》等[17]。這些發言無一例外都在宣傳魯迅“中國人民的兒子”“革命的戰士”等光輝形象,與黨對魯迅形象的塑造高度一致。由此可見,在如此重要的場合中,紀念魯迅已不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服務于新中國對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國事,這也反映出個體生命在巨大的歷史洪流面前是十分渺小的。尤其是進入1960年代,隨著文藝運動此起彼伏,知識分子的處境變得日益嚴峻。據舒乙回憶,20世紀60年代初,當新版《魯迅全集》問世時,老舍第一時間派孩子去書店排隊搶購了一套精裝本的《魯迅全集》,來充當自己的鎮宅之寶[18]。如此迫不及待搶購《魯迅全集》,個中原因除了有老舍對魯迅作品的喜愛,想必也有時局的因素。在魯迅形象的神圣光環下,說《魯迅全集》具有“護身符”的作用也毫不夸張。這個時期,不只在國內,在出國訪問期間,老舍對魯迅的評價也是積極與黨保持同步。1965年3月—4月,老舍訪日期間,曾到仙臺魯迅碑前參觀,留有《仙臺魯迅碑獻花》一首[19],原文如下:

青葉山前魯迅碑,永銘俯首與橫眉,

拼將野草滴成乳,敢怨春華雨若絲(是日微雨)。

紅白旗開嚴敵我,軒轅血薦決雄雌,

林邊東海潮仍急,忍聽荒城晚翠詞。(公園內有詩人晚翠詞?；某窃圃驴淌?

詩中“俯首”“橫眉”“滴成乳”均是引用魯迅《自嘲》中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盵20]老舍意在宣揚魯迅的“孺子?！本?。而最早給“孺子?！本褡龀鰴嗤忉尩恼敲珴蓶|,他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孺子?！本癜瑑蓪右饬x:既有對兇惡敵人的決不屈服,又有甘愿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毛澤東號召大家要學習魯迅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21]。老舍這首舊體詩前四句是對魯迅無私奉獻的贊美,后四句是對敵我斗爭形勢的描寫,很明顯是對毛澤東版魯迅形象的呼應。

但老舍到底是一位有著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在與主流魯迅形象保持“共振”的同時,他依然對魯迅形象有著自己的理解。陳思和指出,在“共名”時代,作家的思想有三種可能,其中之一就是作家擁有獨立的精神立場,在認同共名主題的情況下,他能把時代的特定主題融入個人獨特的經驗中,從而得出與時代判斷不一樣的思考和見解[22]。其實,老舍一直對魯迅形象有著清醒的認識。他主張在學習魯迅的過程中要警惕對其偶像化傾向。他指出,“為紀念魯迅先生,我們有省查自己的必要,否則紀念容易成為形式,偉人成為偶像,對我們并無多少好處”[2]582。老舍堅持認為,對魯迅的學習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是應該結合新中國文藝發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來談,總結起來有三點。

首先是針對文藝創作中學識不足的問題,老舍從三個方面提出建議。第一,文藝工作者應該博采眾長,多學本領。1951年10月18日,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老舍發表了《充實我們的學識》。老舍在文中指出:“今天我們的文藝工作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即分工已見效,而貫通不足。文藝工作者都各守崗位,把心思專放在某一件事上,眼界在不知不覺中縮小了很多?！盵2]582這樣的后果就是容易出現專業成見,損害文藝的推陳出新。接著老舍稱“魯迅既博古,又通今;既知東方的文學,又注意西方文學;他的學識使他心中有了最公平、最準確的天平秤量一切,成見不能成為他的砝碼”[2]583。老舍認為我們除了學習魯迅的思想,還要多多學習其本領。只有具備像魯迅那樣的學識和本領,才能拋開成見,開闊眼界,提高文藝水平,創作出內容與形式全新的東西來。最后,老舍呼吁大家,跟著魯迅學習,多知多懂,不斷充實自己,成為像魯迅那樣文武昆亂不擋的人才,擔當起更多更重的文藝任務。第二,文藝各部門應加強聯系,豐富大家的藝術生活。老舍在1953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二次文代會”)上指出,我們文藝各部門的聯系很不夠,沒能時常組織各協會的觀摩會座談會,導致缺乏藝術生活,減少了吸收藝術知識與欣賞的機會。老舍認為,一個搞文學的人,一點不懂美術和音樂,這是很大的缺欠,這個我們需要向魯迅學習,因為“偉大的魯迅是極有學問的人,他對中國的與外國的古今文學,對版畫、木刻、雕刻、歷史、科學都有精深的研究,淵博的學識。我們欽佩他,也該學習他”[2]645。這是老舍首次對魯迅的成就進行全面總結,在老舍眼中,魯迅是一個全能的藝術家。第三,作家應該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1961年,在中國作家協會內蒙古分會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老舍指出,我們作家的生活經驗還是很狹隘,藝術修養總顯得不夠豐富。他認為:“我們搞文學創作的人,興趣應是多方面的?！苯又仙嵋鲷斞傅某删?他贊嘆道:“魯迅先生的學識十分淵博,他知道多少東西啊!他能寫詩,能寫散文,能寫小說……他深通歷史,文學史,……所以他是一代的大師?！盵5]146-147由此呼吁大家向魯迅學習,不要整天抱著稿紙發愁,我們必須豐富自己的生活與學識。

其次是針對文藝創作中語言不夠精煉的問題,老舍也給出了改進的方向。一是至少學會一門外語。1956年9月老舍在鞍山業余文學報告會上就青年作家如何學習語言時指出:“我希望青年們趁著年輕,學好漢語,也應該學習外國語,我們不要作‘土作家’,我們要像魯迅先生那樣博學多才?！盵2]694隨后老舍在同年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大會發言中再次強調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他認為:“學會一種外國語,便多了一對眼睛。學習魯迅,不是摹仿他的風格或語言,而是要學他的勤學苦練,時時刻刻充實自己和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盵6]620二是要學習古典文學。1959年9月,老舍在《文藝報》發表了《古為今用》一文,這是一篇專門討論學習古典文學對訓練語言有何作用的文章。老舍認為文言中的詞匯運用得當,的確足以使文筆挺拔。學習古典文學的目的是古為今用,我們要從古典文學中學會怎樣一字不茍、言簡意賅,魯迅就是典型例子。老舍指出:“魯迅是最善于把文言與白話精巧結合在一處的語言藝術大師。他能馳騁古今,綜合中外,自成一家。他對白話與文言的詞匯嘔盡心血,精選慎擇,一語不茍。我們都該用心地閱讀他的著作,特別是他的雜文?！盵7]40-41三是關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問題。1959年,老舍在《人物、語言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我們有些作家,寫到事往往就無節制地大寫特寫,把人蓋住了”。老舍接著說道:“事件的詳細描寫總在其次;人,才是主要的?！彼J為:“為了寫好人物,需要刪減材料,取其精華。他把這個過程比作割肉一樣,肉皮肉膘全不要,光要肉核(最好的肉)?！盵23]他主張向魯迅學習,因為魯迅的作品,其文字十分精煉,人物塑造都非常成功。

與前兩個時期相比,老舍在這一時期對魯迅的評價,關鍵是要處理好“我之魯迅觀”與“黨的魯迅形象”的關系。整體來看,老舍既有妥協,又有堅守。一方面,老舍在社會主義一體化語境中,必然要對黨的魯迅形象有所呼應,增加其對魯迅革命形象的言說,服務于黨對魯迅光輝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老舍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他需要把心中對魯迅的理解表達出來,即在紀念和學習魯迅的過程中,發揮魯迅的文學成就對新中國文藝發展的促進和建設作用。

四、結語

綜上,在老舍對魯迅的眾多評價中,字里行間都體現著他對魯迅的崇拜。正如孫郁所言:“老舍眼中的魯迅,巍巍乎如山,茫茫兮似海?！盵1]27其實,魯迅也曾談及老舍,目前已知的有2處:一處來自老舍好友羅常培的回憶,他曾在1926年前后,將老舍寫的《老張的哲學》轉呈給魯迅,魯迅看后認為,該作品“地方色彩頗濃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24];另一處是魯迅在1934年6月18日致臺靜農的信,他認為文壇小品“如此下去,恐將與老舍半農,歸于一丘”[25]。由此看出,魯迅對老舍的評價似乎并不高。舒乙指出魯迅曾瞧不起老舍正是源自魯迅對老舍的評價,但他又認為“魯迅最終承認了老舍的文學成就。魯迅晚年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老舍、沈從文、郁達夫是中國短篇小說最杰出的代表”[26]。魯迅對老舍的評價為何會如此?這需要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來討論。首先,魯迅和老舍年齡相差18歲,1926年前后,魯迅早已成名,而老舍則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文藝青年。作為文壇老將的魯迅,對于老舍作品的評價,自然帶有師者的威嚴,評價直截了當、尖銳犀利。其次,1930年代,文壇發生了關于小品文的論爭。以林語堂為首的“論語派”提倡“幽默閑適”的小品文,遭到魯迅反對。他認為,小品文在文字上趨于幽默,“這情形恐怕是過不長久的,‘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于‘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27]。魯迅強調小品文的“匕首”“投槍”功能,他認為:“小品文雖然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撫慰和麻痹,而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盵3]593而老舍早年正是憑借著幽默的寫作風格登上文壇,這個時期他又成為《論語》的長期撰稿人,發表了大量的幽默文章。在雙方論爭的過程中,自然會被視為論語派而受到魯迅的批評。但魯迅對老舍的評價,苛嚴中尚留有余地,實際上是對老舍這樣的后起之秀的一種鞭策。老舍在《我怎樣寫〈駱駝祥子〉》中坦言:“在這故事剛一開頭,我就決定拋開幽默而正正經經地去寫。即使它還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實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硬擠出來的?！盵2]467事實證明,正是老舍寫作風格的轉變,才成就了《駱駝祥子》的偉大。很難說,這其中沒有受到魯迅評價的影響。

其實,一千個讀者會有一千個魯迅,但很多時候,魯迅形象是在被千篇一律的聲音言說著,已經被高度符號化。有人言必稱魯迅,引用他的格言雋語,或許這些征引只是手段,用以美化或修飾自己的觀點。自魯迅《狂人日記》發表以來,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在這一個多世紀的魯迅形象生成史中,人們塑造了許多魯迅形象,但基本走向有兩個,即神化魯迅和人化魯迅[28]。魯迅之所以常說常新,就在于他與中華民族命運與共。王爾德指出:“杰出的知識分子總是與自己的時代具有象征關系:在公眾意識中,他們代表成就、名聲、榮譽,而這些都可用于持續不斷的斗爭或投入戰斗的社群?！盵29]魯迅形象作為中華民族情操的一種象征,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日益成為我們民族國家建構的一種力量。

注釋：

①參閱王惠廷的《幽默皆含笑,寓意各不同——魯迅、老舍早期小說創作幽默之比較》,《復印報刊資料》1985年第5期;周國良的《試論老舍前期小說對中國國民性的表現和批判》,《中國文學研究》1987年第4期;晏燕的《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同描寫——魯迅、老舍小說比較研究之一》,《魯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12期;史承鈞的《影響與契合:從〈阿Q正傳〉到〈貓城記〉》,《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吳小美的《魯迅與老舍生死觀的比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6期;厲璇的《老舍〈犧牲〉與魯迅〈孔乙己〉比較研究——生存哲學思考》,《北方文學》2016年第2期;遲蕊的《老舍對“國民性”書寫的思考及與魯迅的差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7期;曾麗瓊的《魯迅和老舍兩者作品幽默風格的比較》,《文學教育》2019年第23期。從已有成果看,對老舍和魯迅的比較研究主要集中在幽默諷刺觀和國民性批判兩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