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多重敘事策略對《長日留痕》倫理主題的構建

何四玲, 劉少杰

(西安外國語大學 英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8)

《長日留痕》(TheRemainsoftheDay)是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也被認為是標志其個人風格完全成熟的里程碑之作。該書一經出版便為石黑一雄贏得了享譽英語文學界的布克獎,其后又助力其摘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也因此,石黑一雄年紀輕輕便成為世界文壇的知名作家。該作品的敘事策略向來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英國文學評論家戴維·洛奇(David Lodge)[1]在《小說的藝術》(TheArtofFiction)中以《長日留痕》為研究對象,論述了其中所體現的不可靠敘事策略。謝弗 (Brian W. Shaffer)[2]在其專著《理解石黑一雄》(UnderstandingKazuoIshiguro)中分析了小說主人公所采取的自我防御機制。此外,對《長日留痕》倫理主題的研究也不乏其人。較有代表性的有國內學者魏文[3]54對小說主人公史蒂文斯倫理身份問題的探析,他認為是史蒂文斯“身份單一化、公式化的認知模式”使其自身陷入倫理沖突,最終釀成人生悲劇。杜明業[4]63以親情倫理、婚戀倫理和職業倫理三者的沖突為切入點探討了主人公在不同場境中做出的倫理選擇,進而揭示其人生悲劇背后的倫理因素。

一、倫理主題及相關研究

人作為群居動物,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生存離不開各種秩序,包括倫理秩序的規約。文學作品是涉及人的藝術,必然包含著倫理因素,體現種種倫理關系,反映種種倫理問題。正如學者聶珍釗[5]18所言:“文學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類社會虛擬化, 把現實社會變成了藝術的社會, 具有了倫理學研究所需要的幾乎全部內容。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 它通過藝術環境為倫理學批評提供更為廣闊的社會領域和生活空間,通過藝術形象提供更為典型的道德事實……”因此,文學作品天然地含有倫理維度。敘事倫理作為后經典敘事學的一個新角度,有別于傳統的倫理批評方法。它不再局限于研究文本內容所呈現的倫理主題,而是進一步探究文本中的倫理主題是如何借助各種敘事策略得以呈現的。

在20世紀西方新批評的“文本之外無他物”的浪潮之后,韋恩·布斯(Wayne C. Booth)[6]重申倫理批評的重要性并拓寬了傳統倫理批評的思路,將文本的倫理研究聚焦于敘事中作者和讀者的倫理互動。此后,亞當·桑查瑞·紐頓(Adam Zachary Newton)[7]系統地提出了敘事倫理研究的方法。他把敘事倫理分為敘述倫理、表征倫理和闡釋倫理三種。敘述倫理關注敘述行為的倫理性質,表征倫理關注以真實人物為原型的虛構人物所引起的倫理代價,闡釋倫理則關注讀者的倫理責任。

國內最早關注敘事倫理的是學者劉小楓[8]4,他對敘事倫理這一概念的理解有別于理性倫理。他認為理性倫理關注的是普遍的道德狀況,追求的是同一性,而敘事倫理“不探究生命感覺的一般法則和人的生活應遵循的基本道德觀念……而是講述個人經歷的生命故事,通過個人經歷的敘述提出關于生命感覺的問題,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劉小楓敘事倫理的核心是對個體的伸張。此后,伍茂國[9]在前人基礎上對敘述倫理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他將敘事倫理分為故事倫理和敘述倫理。故事倫理是對重大倫理主題的呈現和在文學世界對倫理可能性的探索。而敘述倫理則關注敘事過程、敘事技巧如何展現倫理意蘊,以及作者和讀者、作者和敘述人等的倫理意識在敘事中的互動關系。他在專著中詳細分析了時間、人稱、視點等在倫理意識呈現中的效果。江守義[10]也延續這一理路在多篇文章中對小說的敘事視角進行了倫理闡釋。另外,劉保慶[11]對敘事空間的形式和倫理意義的研究也進一步完善了敘事倫理學的理論建構。自此,敘事倫理的后經典敘事學的面向,即關注敘事修辭的倫理性,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批評方法。

就小說《長日留痕》而言,單方面關注其敘事策略或分析倫理主題的相關研究已較為成熟,但鮮有學者沿襲文學批評家韋恩·布斯、詹姆斯·費倫(James Phelan)等人的思路,借由敘事倫理批評方法來考察敘事形式和倫理主題間的關系。有學者肯定了小說中敘事策略在倫理主題建構中的作用,但卻并未深入分析視角、時間和空間在小說倫理主題建構中的意義。另外,涉及該小說倫理主題分析的文章大都關注到主人公的身份倫理危機和職業倫理危機間的聯系,但卻未能進一步揭示其職業倫理與紳士貴族政治倫理和帝國倫理之間內在的深刻聯系。鑒于此,本文擬從更宏闊的歷史視野來關照小說中的倫理主題,在帝國沒落的大語境下考察帝國倫理、紳士貴族倫理秩序和主人公的職業倫理、身份倫理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以及主人公的個人倫理危機所折射出的時代倫理困境。在此基礎上,本文重點考察小說在時間、空間以及視角的調用方面如何凸顯小說的倫理危機、反映小說的倫理混亂、強化小說的倫理意味、促成隱含作者和讀者的倫理交流。

二、時間畸變:新舊倫理交鋒中的倫理混亂

《長日留痕》是二戰后英帝國走向全面崩潰以致人們感到倫理混亂的精神寫照。小說以英國管家史蒂文斯的日記形式雙線展開,講述了英國二戰前后個人生活、職業生涯和社會氣候的變遷。主人公兼敘述者史蒂文斯因其侍奉數十載的前主顧達林頓勛爵去世,府邸易主而感到無所適從,在新主人的建議下駕車離開府邸,踏上為期6天的西部之旅。從倫理角度看,該小說呈現的是個體在時代倫理環境發生巨變時深陷倫理混亂的故事。成為一名頂級的管家、為推進英帝國事業的紳士貴族提供一流的服務,是青年史蒂文斯的職業理想,也是他的人生理想。但隨著英帝國的解體,世界政治局勢發生了扭轉,美國代替英國成為新世界秩序的主宰者。時代的轉變對英國舊有貴族紳士的政治倫理秩序造成了極大的沖擊,貴族紳士階層沒落,讓管家這一職業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據,主人公因此遭遇了深刻的倫理危機,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曾經的倫理選擇。

時間是小說中極為重要的元素之一。對時間的調整操控不僅是作者構建故事世界的主要手段,也會產生獨特的敘事效果,尤其是倫理效果。敘事學家將小說中的敘事時間分為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故事時間指所述事情發生所需要的實際時間,而話語時間指用于敘述事件的時間。對敘事時間的研究,也主要從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的差異入手。法國文學批評家熱拉爾·熱奈特(Gérar Genette)[12]在《敘事話語》(NarrativeDiscourse)中將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的關系闡述為時序(order)、時距(duration)和頻率(frequency)。伍茂國[9]98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給出了敘事時間倫理的定義:“我們把敘事時間處理所要達到的倫理目的或產生的倫理效果稱為敘事時間倫理,也就是在敘事過程中……使時序、時速、時距、時頻等時間要素變形,從而產生意料之中或之外的倫理后果?！痹凇堕L日留痕》中,石黑一雄充分調用了時間運動來促成小說倫理主題的建構。

(一)時序倒錯與倫理混亂

在時序上,小說采用了順序和倒敘反復穿插交疊的敘事方式,使得敘述顯得零碎、混亂, 而這種混亂恰好和主人公在傳統倫理秩序和新的倫理秩序沖突之下所感受到的倫理混亂互為映照。熱奈特[12]40對倒敘的定義是“對故事發展到現階段之前的事情的一切事后追述”?！堕L日留痕》采用順敘和倒敘兩種敘事時序,展開了兩條平行的敘事線。

一條敘事線是史蒂文斯為期6天的西部旅程,以順敘講述,為文本敘述的主框架。另一條敘事線則反復大段穿插了史蒂文斯對過去在達林頓府中30年管家生涯的回顧。在第一條時間線上,長期自我封閉的史蒂文斯在其管家職業價值遭遇美國新主人的質疑后,深感挫敗,便走出府邸,來到西部鄉野。然而在旅途中,不論是其關于職業尊嚴的精英主義的論調、對紳士貴族階層遮遮掩掩的維護,還是對著樸素的鄉村風景發出的帝國中心主義的感慨,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來自周圍他人的反駁。他舊有的倫理價值觀在新時代顯得格格不入。沖突之下陷入倫理混亂的史蒂文斯不得不一次次后撤到回憶中,回到過去尋找可以與這個陌生的新世界對抗的力量。

此時,故事講述便轉入第二條線,進入倒敘。隨著回憶的逐漸清晰、真相的顯現,史蒂文斯無力地發現他本想借以抵抗陌生當下的光輝過去卻漏洞百出,在道德上變得極為可疑。無處可去的史蒂文斯被迫又逃離了回憶,再次轉入第一條線的順敘講述。石黑一雄[7]44談及史蒂文斯在講述過程中不斷離題這一特點時說道:“在他內心某個深處,他知道要避開什么。他非常睿智——這樣說沒有任何貶義——看到了危險地帶,這控制了他的敘述走向?！钡珜κ返傥乃箒碚f,他的悲劇性正在于,他不斷地讓自己的講述在現實與回憶中來回奔波,但是其尋求倫理辯護的動機卻最終在兩頭都落空了。時序的反復倒錯讓主人公在現實和回憶之間腹背受敵,使其遭遇倫理混亂后的無措和無助形象躍然紙上。

(二)時距排布與倫理沖突

在時距方面,小說采用了省略、場景和停頓三種手法。通過對上述手法的運用,不同事件占據長短不一的篇幅,形成了快慢相間的敘事變奏,增強了故事倫理沖突的張力,凸顯了文本的倫理主題。熱奈特[12]將時距定義為事件或故事實際延續時間與敘述它們的文本的長度之間的關系,即速度關系。時距又可以表述為敘事時間和故事時間之間的長度比值。若敘事時間短于故事時間,稱為概述(summary),二者相等,則為場景(scene)。若敘事時間短于故事時間且敘事時間為零,則為省略(elipsis);反之,若敘事時間長于故事時間且故事時間為零,則為停頓(pause)。省略作為作者剪裁素材的一種方式,使作者能把無關的素材省去,將有重大關聯和重大意義的素材靈活地組織在一起,從而使故事避免冗雜,主題更加突出。

小說描繪了現實和回憶兩條故事線,從所占篇幅來看,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描述時間跨度僅為6天的現實時間線,其余篇幅用于描述跨度時間為30年的回憶時間線。由此不難看出,敘述者必然不是事無巨細地講述了過去30年中發生的所有事情,而是采用了省略的手法來加快敘事節奏。如前文所述,史蒂文斯的回憶,往往都在其個人倫理價值和當下倫理價值發生沖突時才展開,其初衷在于從回憶中尋找能為自己曾經的倫理選擇進行道德辯護的證據,因此史蒂文斯所選擇回憶的事件都與其當下所處的倫理困境息息相關。比如關于勛爵的事業的回憶、關于父親身為管家的典型事跡和去世場景的回憶、關于肯頓小姐婚事的回憶,最初動機都是為了佐證其職業選擇的正確性和職業倫理的正當性,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如此,圍繞倫理沖突,與其無關的事件都被省略了,倫理主題因此得以凸顯。但是,當敘事過程出現大段省略的時候,敘事進程會被大大加速。如果一直維持在高速敘述,過多的省略,加之故事又是由敘述人轉述,會削弱事件、人物的生動感。因此,在《長日留痕》中,作者還大量采用了場景手法。場景“通常是出現在富有戲劇性的內容中,在情節的高潮以及對一個事件的詳細描述等情況下,在事件發展的關頭或者處于激烈變化的情況下,往往會伴隨濃墨重彩的場景……”[14]142-143文本中所有主要人物和史蒂文斯的互動,作者都以直接引語的形式呈現了他們之間的對白。如父親臨死前和史蒂文斯的對話、肯頓小姐答應貝恩先生求婚時和史蒂文斯的對話、史蒂文斯和新主人的對話、史蒂文斯和男管家以及有民主思想傾向的村民的對話等,都采用了場景的手法。這些地方,恰恰是倫理價值交鋒最為激烈的時刻。另外,在回憶敘述和現實敘述切換的間隙,史蒂文斯常常會插入自己的評論,對讀者進行倫理干預,以減少新舊倫理沖突給其帶來的精神上的焦慮,此時敘述時間表現為暫時的停頓。

如此,通過對時間運動的操控來推進故事情節的發展,使故事有起有伏,敘事節奏張弛有度,也使作品倫理主題的構建更為有效。

三、空間并置:多聲部倫理對話對傳統倫理的解構

小說中,包括管家職業倫理、貴族紳士倫理和帝國倫理在內的傳統倫理,在帝國解體的大背景下一一遭到解構。史蒂文斯所面臨的職業倫理危機體現為他作為管家的倫理身份的失落。所謂倫理身份,是“人在社會上擁有的身份,即一個人在社會上被認可或接受的身份”[15]264。一個人的倫理身份應該是豐富的、多元的,但如學者魏文所言,史蒂文斯對倫理身份所秉持的是“單一化、公式化認知”[3]54。他將作為管家的職業倫理身份凌駕于一切倫理身份之上,并認為對其他倫理身份的踐行會對其構成威脅,因此加以排斥。其結果是當職業倫理身份出現危機之時,他無法從其他倫理身份中獲取補償,因而使職業倫理危機直接演變為個人身份倫理危機。而仔細探究會發現,史蒂文斯的職業倫理危機有其深刻、復雜的社會歷史成因,須放在帝國解體的語境下加以考察。二戰前的英國社會,依然沉浸在“大英帝國”的殘輝里。幾個世紀以來強勁的殖民擴張,讓英國這樣一個小島國一躍成為稱霸全球的大帝國。至20世紀末期,英國控制了全球海權,主宰了世界貿易,其廣闊的殖民地遍布各大洲,帝國也正是靠著對殖民地人民的壓榨和剝削維持著自己的繁榮。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強勢,“日不落帝國”的威名讓英國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漲。為配合帝國的擴張,帝國知識分子更是有意識地構建帝國倫理話語,企圖掩蓋帝國的血腥和殘酷,正義化帝國事業。紅文慧指出:“帝國倫理是英帝國擁護者鼓吹的一套意識形態話語,其基本信條就是將殖民統治道德化為‘文明教化使命’?！盵16]3很顯然,這一信條是文明優越論和文化中心主義的變調。輝煌的帝國經濟、強勢的政治軍事外交,協同有意識的帝國倫理話語,使英國人的民族優越感被一再強化。英國人對帝國倫理的認同,很自然地延伸到對英國整個社會秩序包括倫理秩序的深刻認同上。其邏輯認為,正是如此完美合理的社會秩序的規約,支撐了帝國大機器的順利運轉。也恰是帝國的繁榮,確認了這種秩序規約的有效性和正確性?？梢哉f帝國的興旺發達,作為操盤手的貴族紳士功不可沒。年輕時期的史蒂文斯對達林頓勛爵的敬愛、忠誠以及從言語、著裝、行為上對紳士貴族階層的極力模仿,都無不體現著戰前英國人對貴族紳士制度這一壓迫性的倫理秩序的尊崇。而管家這一職業是貴族紳士文化的直接產物,管家職業倫理根植于貴族紳士政治倫理。正是因為三者環環相扣的關系,當帝國解體時,帝國倫理的荒謬性被充分暴露,由此引發了連鎖反應,即貴族紳士倫理秩序失去了合法性,主人公也遭遇了職業倫理危機,陷入倫理混亂。

對傳統倫理的解構,是依賴多重形式的空間并置這一敘事策略來實現的?！霸诂F代小說中,空間變成了敘事的核心,空間和人超過了事件的重要性。由講述發生在‘空間’中的‘事件’轉向講述‘空間’本身……空間不僅作為事件發生的場所,而且成為作者表情達意本身,具有了結構的敘事意義?！盵11]78此即空間敘事倫理,它關注作者如何通過對空間的重組來體現作品的倫理效果。在《長日留痕》中,空間敘事倫理集中體現在三種形式的空間并置上。一是將同一空間中同時存在的多種價值實踐并置,凸顯倫理沖突;二是將不同時期的單一空間并置,凸顯倫理環境、倫理秩序的變遷;三是將不同的空間并置通過不同空間中人物所持的倫理觀來表現倫理差異,在沖突、變化和差異凸顯中,看似牢不可破的舊有傳統倫理出現松動,被降格和瓦解。

(一)同一空間不同時期的倫理沖突及帝國倫理的解構

作者通過主人公對當前達靈頓府狀況的描述和對往昔達靈頓府的回憶,將達靈頓府這一空間的過去和現在并置,展現了這一傳統空間的倫理秩序由盛轉衰直至瓦解的過程,其所隱含的帝國倫理話語也因此遭到解構。帝國倫理體現在達林頓勛爵對其政治理想的自信上。英帝國打著“普及文明”的旗號,以“光明使者”的姿態四處建立殖民地,靠剝削和壓榨殖民地人民來維持帝國的光輝。正是道義上的自我美化使達林頓勛爵天真地相信,英帝國將會為整個世界謀求光明與幸福,他抱著這一信念,在政治舞臺上努力周旋。在帝國榮光的照耀下,昔日的達林頓府門庭若市,來者都是在國際事物中舉足輕重的權勢人物。他們聚集于莊園內,圍繞在英國紳士達林頓勛爵的周圍,探討局勢,交換意見。世界歷史的走向在這里被左右。此時的府邸,如同整個帝國機器上的大齒輪,有條不紊地運作著。史蒂文斯自豪地回憶:“曾幾何時,我指揮過十七位雇員,我也清楚地記得,就在不久前,達林頓府甚至雇用過二十八位員工?！盵17]6二戰后,勛爵因為淪為納粹幫兇而在一片指責聲中含恨而終,莊園易手美國新貴。管家史蒂文斯只帶著三人的團隊勉強維持著莊園的日常運轉。府邸、莊園這一帶有強烈文化指涉性的事物,其衰敗也成為帝國衰敗的縮影。曾經井然有序的府邸如今空蕩冷清,其空間內曾被嚴格踐行的倫理秩序失去了實踐主體而自動潰散。

(二)同一空間不同主體間的倫理沖突及紳士貴族倫理的解構

空間并置還體現在作者將持對立倫理價值觀的人物安排在同一空間出現,以人物之間的互動來體現小說中的倫理沖突。其典型的例子便是外來闖入者法拉戴和府邸原管家史蒂文斯在對待舊有紳士貴族倫理秩序態度上的沖突。

法拉戴入主達林頓府這一事件,本身充滿了隱喻意味。莊園彰顯的是古老的英倫傳統,是紳士貴族政治的遺產,而法拉戴則代表著新興的美式商業主義和民主思想。法拉戴在進入達林頓府之后的所作所為,處處表現出美國人對英式貴族紳士傳統的蔑視和嘲弄。法拉戴之所以購買達林頓府,其動機在于作為美國新貴,他急于彰顯自己的財力,同時使之成為可供其在上流社會炫耀的文化資本,而非出自對舊有紳士貴族文化的尊崇。再者,法拉戴完全無視英國貴族紳士文化中所秉持的主尊仆卑倫理,堅持依照美國人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倫理觀,跟管家保持一種輕松的雇主和職員的關系。而諷刺的是,史蒂文斯卻因為其根深蒂固的忠仆思維,雖不贊同新主人的觀點,卻依然絞盡腦汁地去配合新主人的言行風格。這更是體現了二人在倫理觀念上的鴻溝。顯然,法拉戴以如此直接的方式挑戰了史蒂文斯的職業尊嚴和對舊有秩序的信仰,在新時代,法拉戴才是達林頓府的主人,他掌握著絕對的話語權,他所占據的位置也象征著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國作為新霸主的地位。此時,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倫理,以強勢的姿態擊退了英國傳統的紳士貴族政治倫理。

(三)異空間倫理差異及管家職業倫理的解構

將不同的空間并置,通過不同空間中人物所持的倫理觀來表現倫理差異,并傳達作者自己的倫理態度,也是《長日留痕》的空間敘事特征之一。小說中涉及的空間從整體上可以劃分為達靈頓府內和府外。帝國遺民史蒂文斯將自己深鎖在幽閉的府邸內十幾載,而外面的世界早已日新月異,最終美國人的闖入迫使其邁出達府,走向了更廣闊的外部世界。在旅途中,史蒂文斯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們言行間體現出的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情感聯系的重視,一再動搖甚至最終瓦解了史蒂文斯異化人性的職業倫理觀。史蒂文斯持有的職業倫理的核心是其反復提及的管家尊嚴。他認為尊嚴是任何時候都能克制自己的情感,用他的話說:“可我認為這歸結起來無非是別在大庭廣眾面前脫掉衣服?！盵17]172這個衣服,實則是史蒂文斯的管家職業面具。隨著旅途的推進,史蒂文斯逐漸脫離了達林頓府這一傳統空間對其精神上的控制,而一再受到新的價值沖擊。

旅途伊始,史蒂文斯駕車途中給一只雞讓路,使得雞的主人,一位樸實的農婦,對史蒂文斯感激不已。農婦表現出的濃濃的人情味使史蒂文斯感到驚奇,同時也喚醒了他長期對人的自然情感欲求的自我壓抑。

在留宿鄉村時,史蒂文斯遇到了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立場的村民哈利,被迫與其展開了一場關于“普遍的人的尊嚴是什么”的論爭。哈利認為尊嚴是人人都有的東西,是對某些自己信仰的事情的堅持,而持精英主義立場的史蒂文斯卻認為尊嚴只有紳士才有。而他又論及自己葆有管家尊嚴,如此,他將自己也劃入了紳士行列。雖然史蒂文斯的立場堅定,但哈利的據理力爭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解構了史蒂文斯的尊嚴論。如果人人都有尊嚴,那史蒂文斯自己奉若圭臬的管家尊嚴則被降格,甚至被取締了。尊嚴成為每個人努力便都能擁有的等閑之物,史蒂文斯也就失去了其所依附的精英階層帶給自己的優越感。

史蒂文斯的職業面具遭受的最有力一擊來自肯頓小姐。在得知肯頓小姐無意離開自己的家庭和婚姻而跟自己再續前緣之后,史蒂文斯坦言感到心碎。而和史蒂文斯的心一起碎裂的,是他的職業面具。至此,史蒂文斯的職業倫理觀遭遇了理性和情感的雙重夾擊。

帝國已崩塌,紳士已作古,莊園已敗落,管家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依據。劉保慶[11]79-80指出:“許多長篇小說有一種常見的寫作模式,主人公從傳統保守空間逐漸走向帶有‘解放性’空間經歷與民族發展歷程契合在一起……代表了死氣沉沉和壓抑,新空間則代表了個人的新生和民族的希望?！毙≌f中史蒂文斯從舊的倫理空間走向新的倫理空間,其信仰的傳統倫理在這一過程中一一被解構,也從側面表達了作者對傳統倫理的批判態度。

四、第一人稱視角:讀者倫理站位調控

視角也是一種重要的敘事策略。不同視角的選取也會產生獨特的敘事效果,這種效果往往既具有美學意義,也具有倫理意義。戴維·洛奇[1]26指出:“確定何種視點敘述故事是小說家創作中最重要的抉擇,因為他直接影響到讀者對小說人物及其行為的反應。無論這反應是情感方面的還是道德觀念方面的?！薄堕L日留痕》采用了第一人稱回顧視角。一方面,第一人稱視角有極大的主觀性和不可靠性,且作者有意讓敘述者講述的不可靠性暴露在讀者的視野中,從而拉開了隱含作者和敘述者的倫理距離,也拉開了讀者和敘述者的倫理距離,迫使讀者放棄對敘述者倫理判斷的依賴,積極參加到對文本所隱含的價值系統的思考探索中,最終形成自己的倫理判斷。另一方面,在第一人稱中敘事者以“我”的面目出現,易于快速拉近和讀者的情感距離,引起讀者的倫理同情。

(一)不可靠敘事的暴露與倫理干預

在《長日留痕》中,作者有意讓史蒂文斯以第一人稱講述的不可靠性暴露在讀者面前,借此拉開讀者和敘述者的倫理距離。申丹[18]104指出,第一人稱視角,由于“敘述者講自己的故事,其眼光會直接作用于故事,有意或無意地對故事進行變性和扭曲”。這就讓敘述者的講述充滿了主觀性和不可靠性。斯坦澤爾(F. K. Stanzel)[19]89也認為:“從定義上說來,第一人稱敘述者就是不可靠的敘述者?！毙≌f中,由于讀者的視界需要透過史蒂文斯的講述得以展開,因此以第一人稱講述的主人公史蒂文斯有著極大的言說自由。他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對讀者的倫理判斷進行了干預。此種干預主要從兩個方面來進行。

一是顯性干預,即用武斷的語氣直接表達自己的價值判斷,企圖將其強加給讀者。在描寫英國鄉村風光時,他如此說道:“我深信,在任何實事求是的評論家面前,這種特征都將無可爭議地表明,英格蘭的風景在全世界都是最讓人滿意的,而且這種特征只有用‘偉大絕倫’一詞才可能高度概括。事實不容爭辯……”[17]28“我深信”“實事求是”“偉大絕倫”“不容爭辯”,這些詞都透露出強烈的說服意味。史蒂文斯試圖以此喚起讀者對其帝國中心主義立場的認同。

另外一個干預方式為隱性干預,即通過對所講述事件的挑選、加工剪裁,佐證其倫理判斷的正確性。如史蒂文斯對父親的回憶,并無太多二人間作為父子的情感互動,而是有意詳細地回憶了父親作為一個優秀管家在其職業生涯中的典型事跡,以此來為自己職業倫理的正當性辯護,以求得讀者的認同。但是,隨著情節的推進,干預又隨著其自身不可靠性的暴露被削弱了。在回憶中,他試圖梳理自己曾經的倫理選擇,并為自己的選擇再做一番申辯,但其間卻處處可見不可靠敘事的影子。

德國知名學者安斯加爾·紐寧(Ansgar Nünning)[20]認為,敘述者敘述話語的內在矛盾性或者敘述言行的不一致和敘述者對同一事件敘述和闡釋之間沖突的不一致都是標記不可靠敘述的常見線索。史蒂文斯言行的不一致在文中多有體現,其中典型一例即他雖然一再重申到現在為止,一直對曾服務于達靈頓勛爵感到無比自豪;但在戰后,當路人問起他是否服務過勛爵時,他的回答顯得閃爍其詞。這一言行的矛盾暴露了他之前講述的不可靠性,也讓他處心積慮為這位紳士做的道德辯護失效了。另外,對同一件事多次不同闡釋的沖突,也顯示出其敘述的不可靠性。這在對肯頓小姐來信內容的交代上,體現得尤為充分。他曾多次提及肯頓小姐的信,內容幾經變化,從肯頓小姐生活極為不幸、明確暗示想再次回到達林頓府,到最終并不確定肯頓小姐是否有此意愿。其動機在于為自己違背管家職業倫理的感情沖動進行辯解,但是顯然,他的努力以失敗告終。

(二)“我”之言說與倫理同情

作者給予了史蒂文斯以第一人稱“我”來直面讀者傾訴自己的機會。史蒂文斯的自我陳述因為感情的真摯而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讀者對其迂腐滑稽言行的責難,甚至對史蒂文斯產生了倫理同情。從宏觀視野來看,史蒂文斯只不過是一個被歷史洪流裹挾著前行的個體。他的故事之所以有一種悲劇美,是因為他是一個有雄心、有抱負的人,他有目標、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準則。他曾義無反顧、兢兢業業地朝著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向前行,他甚至認為自己能通過服務一位偉大的紳士來服務全人類。他為自己編織的這個故事如果在英帝國仍是世界霸主、達林頓府依然是國際事務重要舞臺的情況下,看上去就完全合理。史蒂文斯的倫理觀本就生發于如此的土壤,自然和這樣的環境渾然一體、互相強化。再加之父親從小言傳身教,他很難從這樣的環境中超脫出來,進行自我反思。直至戰后,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社會氛圍中,史蒂文斯的倫理觀和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結構一起遭到清算,他被迫走上了自我懺悔和反思之路。說到底,他只是一個夾在新舊時代間的無可依附的畸零人。

在拐彎抹角的講述中,史蒂文斯努力想爭取到聽者的支持和贊同,竭力掩飾自己的狼狽,努力維持自己的尊嚴,但卻隨時面臨著要走向失控的危險。在旅途的終點,見過自己心愛的人并已知曉兩人不可能再續前緣之后,他明白無誤地向聽者也向讀者坦白了自己的心行將破碎這一令他難堪的事實,并表明了愿意拿出勇氣為自己曾經犯的錯誤進行懺悔的心意。借用作者石黑一雄的評論,他用真誠為自己贏得了真正的尊嚴。讀者在審視史蒂文斯的同時,也對其個人的際遇給予同情,對其所持的倫理觀給予理解。

這份理解和同情,和不可靠敘述的暴露造成的讀者對史蒂文斯的疏離感形成了一種張力,讓讀者的倫理取位同時出現滑向和脫離史蒂文斯的兩極趨勢。這種充滿張力的動態倫理互動含蓄地表達了作者對史蒂文斯曾經所認同的帝國倫理、貴族紳士政治倫理和管家職業倫理的批判,同時也傳遞出其對史蒂文斯這樣一個被時代浪潮所裹挾的小人物人生悲劇的深切同情。

五、結語

在《長日留痕》中,石黑一雄通過描寫在空間場景的并置中不同人物倫理實踐的對立性,以及時間的壓縮或拉伸等方式對敘述節奏的控制,來凸顯文本的倫理沖突,同時借第一人稱視角的不可靠性來調節讀者和敘述者的倫理距離,以此來表達其自身對傳統的壓迫性的帝國倫理、貴族紳士倫理秩序和管家職業倫理的批判,以及對新的民主、自由倫理的宣揚。同時,石黑一雄給予歷史進程中個體的生存境況以極大的關注,以其一貫的細膩筆觸,對個體的內心世界和情感做了深入挖掘。他并未將史蒂文斯面臨的倫理問題簡化為純粹的個人層面的道德問題而對其進行討伐和責難,而是對深陷倫理漩渦的主人公表現出深切的同情,帶著悲天憫人的情緒來關照主人公的境遇,并以小人物的波折遭遇為一孔之窺,展現出整個時代倫理問題的復雜和糾纏。這也彰顯出石黑一雄對掩映在歷史煙塵中具體的人的高度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