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的戰爭觀及其小說的戰爭書寫

陳 陽, 蔣 麗

(1.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 浙江 金華 321004;2.陜西理工大學 人文學院, 陜西 漢中 723000)

作為法國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在其短暫的創作生涯中筆耕不輟,創作了多部享譽世界的作品。事實上,加繆是世界文學史上少有的一出場便吸引整個學界關注的作家,加繆(作品)研究已有成長為一門專門學問的趨勢。中國對加繆的系統性研究興起于改革開放以后,然而,縱觀中國的加繆研究史,不難發現學者們除了在“加繆對中國當代作家所產生的影響”這一課題上有所創新之外,其余的視角也多與西方學者相同。近年來,“重讀加繆”逐漸成為加繆研究者的共識,2013年,郭宏安強調對加繆的研究要挖掘“新材料”,號召學者們多關注《墮落》等相對“冷門”的小說、加繆的隨筆和散文以及加繆的戲劇創作[1]。郭宏安的號召并非孤例,2022年,菲利普·羅杰也發出如下感慨:“多年以來,作為小說家的加繆在法國受到推崇,而作為政治散文家和思想家的加繆卻仍然未被深入挖掘”[2]?！皩⒓涌姷奈膶W作品和著作(從《局外人》到《墮落》)與他的介入態度、政治評論和行為……分開來是錯誤的?！盵2]同年,張博也發文指出國內學者對加繆存在如下誤讀:“依然有評論者會給加繆的名字簡單地貼上‘存在主義’的標簽,并且僅僅依靠孤零零的作品本身去做出個人化的感性解讀,既缺少橫向的外圍文獻支持,也無法在加繆的一生創作內部梳理出縱向的內部線索”[3]。從上述例證來看,學界對“重讀加繆”的號召提出兩種要求:其一是對加繆的作品進行整體性閱讀(即關注加繆所有的作品);其二是對加繆進行整體性研究(即打破文學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隔閡,對加繆的作品進行整體性闡釋,發掘其現實意義)。遺憾的是,盡管出現了“重讀加繆”的號召,但就學者們最近三年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尚未實現對加繆研究的“整體性”轉型。

正如菲利普·羅杰所言,“加繆的作品是一個整體,是一場與悲劇性的當代歷史的持久搏斗”[2]。羅杰的說法無疑是正確的,在加繆的創作中,他從未割裂文學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聯系。在1957年12月10日的演講中,加繆強調“真正的藝術家,對任何事情都不能等閑視之,他必須強制自己去理解,去體會而不應去判決”[4]444。在《反抗者》中,加繆也曾強調文學創作與現實的密切聯系,因為“百分之百的想象出來的事物并不存在,即使它在純粹脫離現實的理想小說中存在,也沒有意義”[5]297。在加繆的小說中,我們很容易便可以找到其本人的影子,其多部小說中的“母親”角色便是以自己的母親為原型進行創造的,小說故事發生的地點也多為阿爾及利亞,更為明顯的是,其遺作《第一個人》中的雅克幾乎可以被視為加繆在小說中的替身。吊詭的是,加繆作為一名多次經歷戰爭且多次在評論及散文中表達自己戰爭觀的作家,他卻并未將“戰爭”直接寫進小說之中,“戰爭”在其小說中呈現缺位狀態。由此,如何理解加繆小說中“戰爭”的缺位便成為學界需要解答的問題。需要明確的是,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并不能僅從小說入手,它需要研究者聯系加繆發表的評論、散文、隨筆等諸多作品進行“整體性”分析,換句話說,這一問題是“整體性研究”的范疇?；诖?本文將在對加繆作品進行“整體性”分析的基礎上對加繆的戰爭觀及其小說中的“戰爭書寫”問題進行研究。

一、死刑與疫病:戰爭的隱匿表達

加繆強調,死刑在本質上是一種悖謬。一般認為,死刑的意義在于殺一儆百,通過處死罪犯這一恐怖手段震懾民眾,從而達到降低社會犯罪率的目的。然而,現實情況卻是,西方自發明死刑伊始,從未達到過所謂的“震懾效果”,因為“社會本身并不相信自己說的‘殺一儆百’的做法”[4]406。尤其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后,非公開處決已經成為常態,由此,所謂“震懾”效果進一步喪失其現實依據,而對死亡的恐懼則歸死刑犯所獨有。此外,加繆認為,“三十年來,國家政權所犯的罪行,遠遠超出了個人行為所犯的罪行”[4]434。原因之一則是“對犯人的審判依據刑法的愈來愈少,而依據政治原因的愈來愈多”[4]434。西方國家政權超越法律的權威,而法律則成為國家政權的工具。在加繆看來,戰爭是國家政權犯下的罪行,戰爭暴力造成的流血以及生命的失去便是此罪行最為直接的證據,在此意義上,戰爭同樣意味著國家政權對士兵及無辜民眾判處的死刑。二戰時期,隨著法西斯主義的肆虐,人的價值被進一步蔑視,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國家,人喪失其生命價值而成為國家機器的機械構成,對于追求平等與自由的加繆而言,人的價值被剝削意味著道德面臨巨大危機,因此,用疫病來形容法西斯主義發動的戰爭便再貼切不過。

(一)父親與死刑:戰爭的代名詞

在加繆的小說中,死刑與父親這一角色密切相連。默爾索(《局外人》)和雅克(《第一個人》)都未見過自己的父親,他們關于父親的想象都是通過家人的回憶來實現的。然而,無論是默爾索的自述還是雅克的回憶,他們提及的有關自己父親的唯一一件事便是去看處決死刑犯。在監獄里,默爾索想起了母親向他講起的關于父親去看處決死刑犯的事,他的父親“一想到去看殺人,心里就不舒服,但他還是去了,回來嘔吐了一早晨”[6]114。默爾索最初聽到這件事時,坦陳“自從我聽了這件事后,我對父親就有點厭惡了”[6]114。然而,當默爾索本人被判處死刑時,他卻認為父親這么做是“很自然的事”[6]114,他甚至幻想自己在獲得自由之后要去看所有的行刑場面,讓自己在經歷觀看砍頭的視覺刺激和產生嘔吐的生理刺激之后達到某種狂歡的狀態。與默爾索不同的是,雅克聽到父親去看處決殺人犯這件事之后,便陷入了長時間的恐懼之中,他甚至因此備受噩夢的困擾。在噩夢中,雅克成為人們追趕和處決的對象,而噩夢則是雅克在聽到父親看處決死刑犯這件事之后內心產生的恐懼的具象。成年之后,雅克仍在做相同的夢,但他已不再將此視為噩夢,而是將其當作他與父親相聯系的紐帶:

直到他長大成人,這個縈繞著他的故事才有了變化,執行死刑已成為可直面漠視的事件之一,現實不再能釋去噩夢之苦,在多年中卻反而滋生出當年曾震撼了其父的同樣的不安,這是父親留給他的明顯而確實的唯一遺傳。這是一條神秘的紐帶,將他與那個圣布里厄的陌生亡靈(他自己無論如何想不到他會死于暴力)連在一起。[7]154-155

默爾索與雅克二人的父親旁觀處決殺人犯這一情節取材于加繆的現實生活。加繆幼年喪父使得他從未感受過父愛帶來的溫暖,“父親”于加繆而言只是一個抽象概念,這也使得他談及父親時“總是不自信。沒有任何回憶,沒有任何感動”[8]35。但他對家人講述的父親去看處決殺人犯這件事卻印象深刻,還將其作為自己小說的素材。在《關于斷頭臺的思考》中,加繆甚至以此事作為楔子來展開自己的論述。在這篇文章中,加繆解釋了父親去看處決殺人犯的原因:父親之所以要去看處決死刑犯,是因為后者屠殺了一戶農民全家(其中包括幾個孩子),還掠走了這戶人家的全部財產。這一案件極大地挑戰了人們的道德底線,引起人們的恐慌和憤怒,而處決該罪犯則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人們心靈在聽聞此事之后所受到的創傷。

在《第一個人》中,雅克在父親去世39年之后踏上了尋父之旅。對于雅克而言,“父親”同樣是一個抽象概念,而位于圣布里厄的“法國紀念墓地”的亨利·梅爾亨利的墳墓則是這一概念的具象。雅克幼年喪父,他對于父親的記憶幾乎為零,以至于在父親的墓前,他腦海中涌出“那個曾是他父親的人比他還年輕”[7]121的想法。站在墓前,中年雅克被青年父親所激起的情感只是一個中年人對青年人過早失去生命的遺憾。雅克尋父這一情節幾乎可以被視為加繆本人在小說中的投射。加繆的父親曾兩次入伍,他的“一生有十分之一的時間是在軍隊中度過的”[9]15。加繆未滿一歲時,他的父親呂西安便死于馬恩戰爭,當局將其埋葬在圣布里厄,呂西安幾乎沒有給家人留下任何紀念品,也幾乎沒有受到過家人的祭奠,在加繆獲得諾貝爾獎后,他的墓前才被人豎起一塊墓碑。由于父親戰死,加繆和哥哥及母親每年可以拿到一筆微薄的慰問金,但這筆錢并不能彌補一個丈夫和父親的死亡給一個本就貧困的家庭帶來的傷害。對于加繆而言,父親成為戰爭和死亡的聯結點,在《西班牙與文化》中,加繆反對納粹色彩濃厚的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政府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并諷刺道:

那個可憐的希特勒……只要學一學他的朋友佛朗哥……這樣,今天他很可能就會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代表,去到上沃爾特執行教育使命去了。至于墨索里尼,也會前往埃塞俄比亞去執行提高那些埃塞俄比亞孩子的文化水平去了,因為就在不久前他頗把那些孩子的父親們給殺了一些。[4]206

加繆用墨索里尼殺害埃塞俄比亞孩子的父親們來指代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的史實,而“那些孩子的父親們”又成為埃塞俄比亞無辜民眾及普通士兵的代名詞。在《第一個人》中,并沒有任何有關當時正在發生的戰爭的直接描寫,但雅克的成長環境卻表明,他從未逃離戰爭的籠罩。榮軍院是少年雅克與皮埃爾的游樂園之一,這里滿是因戰爭而殘疾的軍人,對于生活在戰爭后方的雅克而言,他對戰爭的想象直接改造于他在榮軍院的所見所聞。在榮軍院中,大多數年輕軍人在殘疾之后依舊樂觀,他們從未放棄希望。馬爾隆太太認為:

這些男人在戰爭中失去了臂膀或腿,而戰爭正是他們那個天地的一部分,他們耳聞的都是戰爭,戰爭影響了他們周圍那么多的事物,他們毫不費力地明白,戰爭中完全可能失去臂膀或腿,甚至可以把戰爭準確地定義為一個失去大腿和胳膊的生活時期。[7]240

在馬爾隆太太的認知中,戰爭與致人殘疾可以等同視之,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雅克與皮埃爾對戰爭以及殘疾軍人的恐懼,并將其視作當下世界的一條普通準則。需要明確的是,對戰爭的恐懼之消解并不意味著戰爭對普通人帶來的傷害就此彌補,現實情況是,創傷依然存在,但殘疾軍人及普通民眾選擇了樂觀面對。由此,便形成了戰爭的悲劇性與人民對生活之希望的喜劇性的巨大反差,而這種反差的存在,將戰爭給普通民眾的生存帶來的巨大破壞放大到了極致。

(二)瘟疫:法西斯主義的喻體

1939年9月1日,德國大舉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拉開帷幕。在加繆看來,戰爭的爆發意味著歐洲“牲畜橫行的時代開始了”[10]119。二戰期間,加繆從未停止與法西斯主義的抗爭,他以《戰斗報》為陣地,發表了一系列抨擊法西斯主義的文章。在公開出版的《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中,他從愛國與正義之關系、歐洲思想、幸福與斗爭之關系等方面論證勝利終將屬于正義的一方。戰爭爆發初期,法國喪失了大半領土,就連維希政府統治下的所謂“自由區”也成為德國事實上的控制區,在此背景下,加繆流亡奧蘭,并在流亡期間構思《鼠疫》的情節。他在《手記》中寫道:“《鼠疫》描寫的是這場戰爭中的眾生相,有人會去思考,有人保持沉默——還有人在精神上深受其害”[10]237。疾病自古便是西方文學創作的主題之一,其內涵會隨著時代的需求及作家本人的創作需要而變化,“20世紀30年代末,當法西斯主義肆虐之時,瘟疫的政治隱喻廣泛地存在于西方文學中,它是作為社會與精神災難的同義詞使用的”[11]?！妒笠摺芬詩W蘭城居民戰勝疫情為結局,但里厄醫生為他的“編年史”所作的結束語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這段話實際上反映了加繆對法西斯主義或一切非正義戰爭死灰復燃的擔憂。

嚴格意義上說,奧蘭城戰勝的并非鼠疫病菌,而是傳播鼠疫的載體。不難發現,隔離傳染源在奧蘭城對抗鼠疫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該措施又分為兩個部分:滅鼠與殺蟲;隔離患者與封閉城市。一時間,奧蘭城已然成為一座孤島,而這使得“鼠疫帶給同胞們的第一個感覺是流放感”[12]60。鼠疫消退之后,奧蘭人開始了狂歡,但對于那些在疫情中經歷了生死離別的人來說,疫情仍在繼續。里厄醫生在其“編年史”的結語中寫道:“據醫書所載,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12]273。里厄醫生的總結印證著加繆對戰爭卷土重來的擔憂,二戰結束后,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各殖民地紛紛要求其宗主國歸還主權。1954年,為了消除長期存在的各民族間(尤其是法國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不平等,推翻法國的壓迫,阿爾及利亞爆發了民族解放戰爭。1958年,加繆在為其即將出版的《評論集》的序言中寫道:“我們的政府已經想要不立名目便發動戰爭”[4]303,指出法國當局的虛偽及兩面派作風。在加繆看來,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爆發之根本原因在于法國當局的傲慢,對阿拉伯人的“同化”始終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也使得阿拉伯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并無公民權,也因此并無選舉權,占據阿爾及利亞絕大部分人口的阿拉伯人卻沒有話語權,在此意義下,阿拉伯人成為法國“附屬品”。由此,我們發現,盡管鼠疫隱喻的法西斯主義被人們戰勝,但殖民主義卻成為影響世界和平的又一因素。

除了《鼠疫》之外,加繆以瘟疫隱喻法西斯主義的作品還有《戒嚴》。在這部戲劇中,瘟神被加繆設計為下級軍官的形象。序幕中關于傳令官宣布的禁止民眾討論流星的命令表明權力機構與普通民眾之間存在對立,當權者試圖通過禁言來實現消除人們因流星降臨而產生的恐慌心理的目的。在這部劇中,與瘟神對抗的始終是以蒂埃戈為代表的下層民眾,而本應成為反抗的領導者的官員們卻在第一時間選擇向瘟神妥協。事實上,這一劇情正是西班牙社會的真實寫照。二戰期間,西班牙并未參與戰爭,但在佛朗哥的統治下,西班牙長期處在法西斯主義的控制之下,大量共產主義者和普通民眾遭到佛朗哥政府的迫害,這引起了加繆的嚴重不滿。早在1936年西班牙內戰時,加繆就與其同事合創劇本《阿斯圖里亞斯起義》以聲援戰爭中的工人階級。在解釋將《戒嚴》的發生地安排在西班牙的原因時,加繆強調,“專制戰爭最初的子彈恰恰沾滿的是西班牙人的鮮血”[4]138。二戰后,出于意識形態斗爭的需要,美國選擇扶持反共的佛朗哥政府,而這使得西班牙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真正結束了專制時代。而從佛朗哥的專制統治對西班牙共產主義分子及普通民眾造成的破壞來看,瘟疫自然成為其最貼切的隱喻。

二、悖謬與怪誕:戰爭的荒誕本質

加繆認為,荒誕是戰爭的永恒本質。戰爭帶來的首要問題便是殺戮被合法化,由此,普通民眾則生活在由戰爭暴力帶來的恐怖之中。而德國法西斯主義強調的所謂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使得其政權的侵略性色彩愈加濃厚,作為統治和擴張手段的殺戮和恐怖的合法性也隨之得以強化。在《第一個人》中,加繆借助雅克的視角展現了戰爭時代最普遍的人的生存境遇,他還通過塑造人們的樂觀精神消解戰爭帶來的恐怖,而這種消解的存在,使得戰爭暴力帶來的恐怖效果被放大,戰爭的荒誕表征也在此得以凸顯。加繆主張,失序與非正義是戰爭的荒誕根源。在加繆看來,社會秩序并非簡單的現象問題,而是道德及倫理問題。判斷社會秩序存在與否的標準應該是社會秩序是否建構在正義之上,而失序狀態下的正義缺位則會為一切非正義戰爭的產生提供條件。

(一)暴力與恐怖:戰爭的荒誕表征

縱觀人類歷史,戰爭總是與暴力緊密相連,而暴力則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戰爭的恐懼。加繆認為,二十世紀是恐怖的世紀,原因是“人們處于對所有的人都在準備打仗的普遍恐懼和對殺戮意識特別的恐懼之中”[4]91。戰爭使得殺戮被合法化,這表明人的生命(至少是普通人的生命)在戰爭中已經失去了其價值,而傷亡的普通士兵則僅僅被視作官方數據統計中的一個數字。上文提到,雅克的父親因為戰爭而失去生命,直到他去世三十九年之后,雅克才開啟了“尋父”的旅程,然而,雅克在蒙多維“尋回了童年,而不是父親”[7]287。貝爾納先生在課堂上閱讀的《木十字架》對雅克產生了巨大震撼,他無法理解一個生機勃勃的人因為戰爭失去生命這一荒誕事實,生命的脆弱以及戰爭的殘酷在他的面前展露無遺。

自阿爾及利亞被法國進行殖民統治之后,由于長期存在的不平等以及法國“同化”政策的失敗,阿爾及利亞各種族之間(尤其是阿拉伯人與在阿法國人之間)的隔閡愈演愈烈。在殖民早期,阿爾及利亞甚至一度被當作流放地,第二帝國時期,拿破侖三世政權借助一系列嫌疑法案對反對派進行大規模鎮壓,這次鎮壓的結果是“有26 884人遭到當局的追捕,其中15 033人被判刑,9 530人被流放到阿爾及利亞,239 人被流放到卡延”[13]1069。加繆在《第一個人》中描述了阿拉伯人與在阿法國人分裂的現狀,而這種分裂同樣存在暴力因素。通過韋亞爾的敘述,阿爾及利亞殖民早期的情狀得以還原:對于早期的移民者而言,這片遠離法國的土地并非像政府描繪得那樣美好,對于阿拉伯人而言,他們更應該被貼上侵略者的標簽,這也使得阿拉伯人暴亂成為常態,疫病與暴力充斥著早期殖民者的生產生活。韋亞爾還提及了1851年動亂中阿拉伯人殺害孕婦一事,孕婦本應成為被保護的對象,但卻成為受害者,而這僅是所有動亂中的一個縮影。我們可以看出,引起阿拉伯人仇恨情緒的是法國當局,但其所造成的傷害卻由普通人承擔。挑起戰爭的真正罪魁禍首并不會得到清算,這便是戰爭所呈現出的荒誕。

加繆關心的,是人的生命價值。在《西西弗神話》中,他便強調“判斷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14]4。對于加繆而言,普通人因為戰爭而失去生命這件事充滿荒誕性,因為人的生命價值并不能在戰爭中得以凸顯。但是,加繆也承認,完全禁止戰爭是不現實的,人不能逃避因維持正義而存在的戰爭,在必要時,使用戰爭暴力自然可以被視為維護正義的手段。同時,加繆認為,由于將暴力合法化是專制的體現,且完全消滅暴力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因此,與其強調完全的人道主義,不如將暴力進行“非合法化”。加繆強調:

我只說應當拒絕給暴力任何合法化的地位,因為讓暴力合法化出自極權國家或專制的哲學思想?！谝粋€人們努力用對立的論據為恐怖辯護的世界上,我認為應當為暴力確定一個限度,當不可避免時把暴力限定在某些部門內,緩解其可怕的一面,禁止瘋狂地使用暴力。我厭惡動不動使用暴力。我厭惡那些說得多做得少的人……我痛恨制造暴力的機關要遠勝于暴力本身。[4]108-109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加繆始終在強調一個現實,即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機構與它的選民出現分裂,戰爭和暴力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成為權力所有者利用的工具,而恐怖則成為他們的一門“技術”,希特勒政權以及世界上其他的法西斯國家便是此鮮活的案例。同時,加繆認為,由于消除暴力和戰爭這一理想尚存在“烏托邦”的因素,甚至在未來依舊存在暴力,因此,加繆所希望的“是人們在這個充滿殺戮的世界中能決心進行思考并作出選擇”[4]107。在預言與暴力的斗爭中,真正的未來必將屬于反抗殺戮與戰爭的群體。

(二)失序與非正義:戰爭的荒誕根源

加繆曾在《評論集》中專門討論社會秩序問題,并對其進行分類。加繆總結道:“有仍在華沙占統治地位的秩序,有隱藏著的混亂的秩序,以及對歌德來說十分寶貴的,卻與正義針鋒相對的秩序。還有那種心靈的、覺醒了的叫做愛的高級秩序,和那種人們否定自己并在仇恨中大行其道的血淋淋的秩序?！盵4]461944年8月,華沙大起義爆發,這場以反抗德國法西斯統治為目標的起義在兩個月之后以失敗告終,華沙再次被籠罩在法西斯的陰影之下?！案璧滦哪恐械膰沂堑燃壷频?、各等級之間相互依存的政治實體。他堅決維護等級制的社會秩序?！盵15]而對于加繆而言,等級制的存在實際上否定了人生而平等的權利,因而是“與正義針鋒相對”的。加繆認為,秩序意味著與政府相一致,但并不代表秩序要求人們與政府時刻保持一致,因為“德國政府做到了一致,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說這種一致使德國有了真正的秩序”[4]47。盡管加繆對社會秩序進行了劃分,但這并不意味著加繆對現存的秩序都表示認可。事實上,在加繆這里,正義與否才是判斷社會秩序被稱為“秩序”的主要標準,而不符合這一標準的所謂秩序則是事實上的失序。

加繆認為,政府的權力是由作為個體的人將自身的權利加以轉讓而獲得的,政府的作用在于維持正義,而非反向壓榨或剝奪人的其他權利,否則,秩序則會轉變為失序,正義便成為非正義。因此,他強調:

不應當為了強調秩序而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這樣做就把問題弄顛倒了。不能僅僅為了好好地統治而要求有秩序,而應為了實現唯一有價值的秩序必須好好地統治。不是秩序能使正義得到加強,而是只有正義才能使秩序得到保證。[4]47

對于法西斯德國或其他法西斯國家而言,盡管他們做到了“保持一致”,看似擁有了秩序,但他們卻忽略了秩序與正義的聯系,人為地將正義從社會秩序中剔除,進而使得暴力和殺戮合法化。這一做法看似使得法西斯主義社會中的秩序得以強化,但由于其反正義與反人類的本質并未改變,因而法西斯主義所謂的秩序充滿荒誕性和欺騙性。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加繆強調的正義實際上包含著平等與自由兩層含義。十七世紀時,洛克便闡述了人與人之間權利平等這一論題,他認為,從自然平等的角度而言,人與人之間并不存在所謂的從屬關系,從屬關系表明人與人之間仍存在不平等,而“同種和同等的人們既毫無差別地生來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樣的有利條件,能夠運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應該人人平等”[16]3。與洛克相比,盧梭則更進一步,他注意到了人與人之間存在的生理差異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不平等問題,因此,盧梭強調要通過社會契約這一道德約束來促進人與人之間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盧梭認為,“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圣權利。然而這項權利決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約定之上的”[17]4-5。而社會“基本公約并沒有摧毀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與法律的平等來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身體上的不平等”[17]30。此外,盧梭還強調,自由是人作為生命個體的基本權利之一,所有人都不能放棄,因為“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17]12。對于處在戰爭陰影籠罩之下的普通人而言,他們被迫將自身的自由轉移給了戰爭的發動者,即加繆所言的“制造暴力的機構”,因而,戰爭在本質上而言是非正義的,至于所謂“結束戰爭的戰爭”,自然也陷入了正義與非正義的悖謬之中,因而其也必然呈現出荒誕性。

盡管加繆并未直接展現戰爭,但我們依舊可以從其小說中發現有關失序和非正義存在的痕跡。在《第一個人》中,暴力實際上已經充斥了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以反抗為由對普通人實行的搶劫便是暴力的體現。由于“害怕強盜”,雅克的母親已經不再習慣性地坐在門口,鎖門似乎成為她的新習慣。埃爾斯特問雅克關于強盜的態度時,雅克答道:“其他的阿拉伯人好,強盜不好”[7]180。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加繆在這部小說的提綱中設計的有關薩多克的情節,薩多克并未出現在小說已完成的部分,但提綱中有關他的情節設計卻表明加繆決心將阿爾及利亞由于壓迫與反壓迫的斗爭導致的失序狀態加以揭露。薩多克是阿爾及利亞解放力量的一分子,他自然也是該力量實施恐怖行動的支持者,因而從這個角度而言,他是暴力的制造者之一。薩多克的母親因暗殺而失去生命,他本人也成為被通緝的對象。然而,處在“敵對”種族的雅克卻收留他避難,后來雅克又因為留宿薩多克被拘捕,種族矛盾在雅克的家中似乎被淡化,甚至被彌合。在有關婚禮儀式的討論中,薩多克堅持按照阿拉伯傳統的方式結婚,“因為,我的人民以此種風格得以確認,它沒有其他的東西,它固守其中,脫離了這種風俗,便是脫離了它”[7]291。斯圖亞特·霍爾認為,“文化身份……決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屈從于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嬉戲’”[18]211。而對于薩多克而言,法國的“同化”政策意味著對阿拉伯文化的扼殺,盡管有很多人被法國同化,但這并非阿拉伯人或者阿爾及利亞其他種族居民的自行選擇的結果,因而必然會激起阿拉伯人的仇恨。由此,加繆通過薩多克的言行揭露了造成阿爾及利亞失序和非正義行為橫行的罪魁禍首。

三、正義與自由:戰爭的反抗途徑

加繆強調,反對戰爭并不意味著向戰爭或非正義力量妥協,為了維持正義,有限的暴力可以被作為反抗的手段。但是,暴力對抗并不能真正消除戰爭產生的根源,關鍵在于正義和平等能否得到恢復。加繆認識到,隨著科技的發展,新式武器的巨大殺傷力將對人類的未來構成巨大威脅,同時,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在某一個國家實行革命的想法已經逐漸成為烏托邦理想。因此,對話和改革應當成為新的歷史階段革命的手段,具體而言,則是要構建新型的、真正實現平等與自由的國際秩序,在此主張之下,促進美蘇兩國的和解便成為首先要解決的難題。

(一)平等與正義:消除戰爭產生的根源

作為一名記者,加繆比一般作家更了解普通民眾的生存現狀,戴維·德雷克(David Drake)在對加繆和薩特有關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的立場進行比較研究時,就曾指出“加繆在童年時期便已掌握阿爾及利亞無產階級的一手資料……而薩特卻幾乎沒有這個國家的任何資料”[19]。1939年,加繆作為《阿爾及爾共和報》特派記者,前往正在發生饑荒的卡比利進行實地調查,發表了一系列報道,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時期,加繆以《評論集》作為自己的回應,并將這些文章匯編成《卡比利的苦難》置于評論集的第一篇。在此次調查中,加繆已經認識到了卡比利與法國本土之間存在的經濟、教育、社會、政治等多方面的不平等,卡比利的工人受到法國本土勞動力市場的排擠,而法國當局制定的一系列限制移民的法案進一步壓縮了卡比利人進入法國的可能性。就卡比利本土而言,糧食等必需品長期以來存在的供求失衡、糧食收購價格與出售價格存在巨大差異,使得農民不得不高價購買糧食以求得度過饑饉。在這一條件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打擊,“他們同時被剝奪了勞動的權利,于是便失去了擺脫饑餓的手段”[4]307。此外,工人在“以工代賑”政策下,其基本收入并不能得到保障,加繆強調,“剝削乃是造成低工資的唯一原因”,而針對殖民者所謂“臨時工資”的借口,加繆則反駁道:“因為這種看法的理由,是來自于那些殖民者對這一地區苦難人民的一種普遍蔑視,而這種蔑視,在我眼里恰好宣判的是宣揚這種看法的那些人”[4]318。同時,殖民當局對教育資金的不合理分配而造成的卡比利諸多地區教育資源極度匱乏,也是造成此次饑荒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卡比利只是阿爾及利亞諸多地區的縮影,其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殖民者對當地資源的掠奪以及對當地人民的剝削,由此,作為宗主國的法國應當對阿爾及利亞擔負完全的責任。

我們已經提到,加繆關注的是人的生命價值,因此,他必然反對戰爭,尤其是伴隨著獨立運動的暴力給無辜的婦女和兒童帶來的傷害時,他對戰爭的譴責必然更甚。同時,加繆也指出了阿爾及利亞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長期存在的不平等,正如蓋朗教授所總結的,“少部分的大地主以及那些殖民者……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擁有特權,有著法西斯主義思想,甚至是很極端的。所以始終是少數人統治著這個國家”[20]。由此,阿爾及利亞危機的爆發仍然是少部分人進行權力爭奪的結果,而在加繆看來,普通阿爾及利亞人能否獲得與法國本土居民同等的權利才是問題解決的關鍵。

在加繆看來,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一部分,她的人民應當享有與法國本土居民相同的權利。同時,加繆強調:

一個阿爾及利亞應該由諸多的移民組成,并且同法國聯系起來,我認為比較好。而無須把一個阿爾及利亞同某一個伊斯蘭帝國相連,因為那樣雖然實現了阿拉伯人的意愿,但卻給阿籍法國人增添了許多痛苦和災難,因為那樣,便不可避免地把那些阿籍法國人從他們那個天然的祖國給驅趕出去。[4]305

加繆主張,阿爾及利亞被殖民的歷史應當結束,殖民統治是阿爾及利亞受到壓迫和剝削的標志,但殖民時代的結束并不意味著阿爾及利亞將由某一力量完全統治,阿爾及利亞應當保持其民族多樣性,因為在阿法國人“沒有壓迫別人的權利,卻有不被壓迫的權利,也有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安置自己的權利……決不能走以一種非公平代替另一種非公平的道路”[4]305。在這一前提下,戰爭自然不能成為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有效途徑。由此,加繆提出,可以通過變更國體的方式解決阿爾及利亞危機。在這一方案下,法國國體將變更為聯邦制國家,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則需要經歷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將成立宗主國議會與穆斯林議會,兩個議會分別討論各自種族的治理問題,而重大議題將由兩個議會合庭討論;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充分擴大阿爾及利亞的自治權,并加強阿爾及利亞議會與法蘭西議會之間的聯合,由此推選出聯邦政府。在加繆的方案中,阿爾及利亞的不平等地位將得到解決,隨著改革的完成,阿爾及利亞將完全被納入法國的領域之內,成為法蘭西聯邦的組成部分。同時,象征著剝削與壓迫的殖民政權的統治基礎也將被消除,阿爾及利亞將以改良的方式完成其民主革命,在此基礎上,戰爭和暴力便喪失了其作為革命手段的地位。

(二)對話與改革:代替戰爭的革命手段

二戰結束前夕,加繆便開始思考歐洲戰后民主制度重建的問題,而美國在日本投放的兩枚原子彈則讓加繆開始反思戰爭與科技的結合帶來的巨大破壞力。在原子彈爆炸的第二天,加繆便發表評論強調“在一個充滿暴力、無力進行任何控制、對正義和人類幸福漠不關心的世界上,讓科學服務于有組織的屠殺,可能除了不知悔改的理想主義者之外,任何人都將不會對此表示震驚”[4]60。而他也同時指出,“如果在廣島被毀之后,由于此事所產生的威懾效果致使日本人投降,我們將為此而慶幸”[4]61。由此,加繆并非完全反對科技為戰爭服務,他所擔憂的是科技能否被真正用于維護正義的戰爭之中這一問題,同時,他也認識到了消除戰爭暴力的迫切性。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的對抗愈演愈烈,作為美蘇爭霸的競技場之一,兩國的軍備競賽使得歐洲再一次為戰爭的陰霾所籠罩。加繆認為,二戰結束后,最重要的問題是構建一個真正平等的國際秩序,從而實現世界和平,他提出,科技的發展帶來的通訊、交通方式的變革,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封閉已經不再能夠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因此“世界秩序是今天唯一最重要的問題,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人們在憲法和選舉法問題上的爭吵”[4]98。為此,加繆提出“國際民主”的方案,與以往的概念不同,加繆主張的“國際民主”并非基于各國政府簽訂的各項協議,而是要求將制定國際法的權力歸還給民眾,由世界人民選舉出議會,通過該議會制定國際法,從而使國際法真正為世界和平服務。

從加繆對“國際民主”的設計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充滿“世界主義”的色彩。在這一方案下,由于“世界議會”的存在,整個世界實際上已經聯合為一個國家,而原本的國家則成為“世界國”的某一地區,因而“各國內部只有——且盡可能在等待由于更為普遍也就更為有效的政治解決的同時——需要臨時解決的行政問題”[4]103。正如加繆所總結的那樣,“從理想上看,革命就是改變政治和經濟制度,給世界以更多的自由和正義”[4]95。就這一角度而言,加繆所設計的是戰后革命的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加繆本人承認,其對“世界議會”的設計是烏托邦,因此他號召人們把目光投向抵制國際獨裁中去。加繆認識到,隨著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在科技與戰爭結合的背景下,武器的升級帶來的破壞力的提升使得戰爭暴力不能夠再作為革命的手段,即使革命者擁有足以與統治力量抗衡的武裝,但革命引發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勢必會招致霸權國家的介入,因此,在國際獨裁依舊存在的背景下,單一國家借助戰爭暴力成功進行革命的可能微乎其微。

加繆主張,“我們應當保衛的,是人們之間的對話和普遍的交流”[4]106。在紀念德國投降兩周年的文章中,加繆闡明了仇恨和謊言與法西斯主義的關系:仇恨的存在意味著法西斯主義并未完全失敗,因為仇恨和謊言本身便是暴力產生的先決條件之一。需要明確的是,走出仇恨和謊言并不意味著向法西斯主義妥協,也不意味著向暴力讓步,而是號召人們以更加理智的態度去反對法西斯主義,因為在仇恨和謊言煽動下的暴力,仍會給普通人帶來傷害,因而其與法西斯主義無異。只有將仇恨心理轉換為對正義的渴求,法西斯主義才會被真正打敗。加繆同樣認識到了和平化的德國對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意義,而德國乃至所有戰敗國的和平化能否實現的關鍵并不在于這些國家自身,而在于美蘇兩國能否達成協議?！叭缒苓_成協議,德國及與它一起的其他幾個國家將會有個理智的前景。如果是相反的情況,德國的戰敗國地位一直將會延續下去?！盵4]87而戰敗國地位的延續則意味著世界和平的進程受阻,因此,在加繆看來,美蘇兩國是世界和平的決定力量,冷戰的持續意味著全面熱戰爆發的潛在可能,因此,通過對話與溝通促使兩國和解,是實現世界和平、恢復正義與自由的唯一有效途徑,在此意義上,對話與改革最終成為代替戰爭暴力的革命手段。

四、現代性啟示

加繆拒絕將自己歸入哲學家或政治家的某一陣營,他甚至強調自己的思想尚未達到哲學的高度,但是他在散文和評論中對戰爭荒誕本質所做出的揭示及其小說中的戰爭書寫則表明他始終關注現實世界的諸多困境,由此可見,加繆從未遠離對哲學與政治的關注。然而,新的問題也隨即產生:加繆的哲學主張及政治主張與其文學創作實踐之間是否存在悖謬關系?其政治主張及其文本表達又有何現代性啟示?

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再次對加繆的作品進行系統審視,從其文本表達和思想內涵中挖掘線索。由此,便不難發現隱藏于加繆小說、散文及評論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加繆曾多次論述作家與歷史的關系問題,強調“藝術家面對他的時代,既不能走回頭路,又不能迷失方向”[4]459?！八囆g的宗旨,不是立法,也不是支配一切,它首先是理解眾人。有時它也能起支配作用,那是因為它理解了眾人的緣故?！盵4]460在加繆這里,藝術發生的前提在于對人有深刻的理解,由此,加繆對其藝術主張進行了明確,即藝術應當以“人”為中心,并圍繞著這個中心揭示世界的本質,進而發揮其引人向善的能動作用。這一觀點與特里·伊格爾頓的“文學意識形態論”產生了契合,伊格爾頓認為:“文學……得以形成的價值評定因歷史的變化而變化,而且,這些價值評定本身與社會意識形態有著緊密的聯系”[21]19-20。同時,伊格爾頓強調,就文學與世界的關系而言,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文學“反映”世界,因為“反映”意味著“它把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看成是被動的、機械的……只是消極地錄下‘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22]55。換言之,“反映”一詞并不能體現出作家在作品中的“介入”,也使得作品“遠離歷史之外”。對此,謝華主張,伊格爾頓“不認為文本‘直接反映’歷史現實,而是通過表意方式和意識形態,‘隔了兩重’地與現實聯系著”[23]。在加繆這里,“表意的方式和意識形態”具體表現為他在文章中對藝術主張和藝術立場的明確。

加繆認為,藝術的本質“不是純真實,也不是純想象,而是始于真實的想象”[24]326,加繆在此處所言的“真實”,除“物理真實”和“歷史真實”之外,還包括“思想真實”這一層面。加繆很少在其小說或戲劇中對作品情節指涉的現實問題給出解答方案,而死亡幾乎成為其小說和戲劇主人公共同的結局,由此,從文學文本層面來說,加繆的作品似乎都以“荒誕”和“虛無”為最終旨歸。這一論斷自然是在對加繆的小說及戲劇進行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得出的,但問題在于,加繆從未將其小說、戲劇作品與散文、評論割裂開來。換言之,加繆在從事文學創作之初便具有對作品進行整體性建構的鮮明意識,這一整體性建構的結果,便是加繆的小說、戲劇及其散文、評論組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前者與后者之間互證互釋,從這一角度而言,加繆的創作路徑可以歸結為:“現實——對現實的批評/反思——創作”。需要說明的是,“對現實的批評/反思”本質上是作家本人在其所屬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對現實進行的“改寫”。此處所言的“改寫”是伊格爾頓對社會“閱讀”活動進行闡釋的結果,伊格爾頓認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從自己的關切出發來解釋文學作品的”[25]12,所謂“自己的關切”,本質上并不完全是屬于“個人”的價值判斷,它并未實現對其所屬的意識形態的逃逸,因而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個人化表達。而這種“個人化表達”便意味著“改寫”活動的進行。然而,伊格爾頓的觀點并不僅僅適用于文學接受活動,它同樣能夠為文學創作活動的“改寫”提供理論依據:作家對“世界/現實”的閱讀(經歷)為作家對“世界/現實”的個人化表達奠定基礎,而創作活動則為個人化表達的呈現提供了可能。概言之,加繆的創作并非單純地以文字為載體反映其思想的活動,更為確切地說,加繆的創作過程即伊格爾頓強調的“意識形態生產”之過程。

如上所述,加繆在其作品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階層分裂,而其針對卡比利饑荒所做的調查則展現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分裂。亨利·列斐伏爾認為,“一旦對工人階級的征服表現為帶薪假期、節日、周末等形式,休閑便被轉化為一種產業,轉變為新資本主義的勝利和資產階級霸權向整個空間的擴展”[26]565。對于處在經濟危機中的卡比利而言,休閑等權利讓位于生存的權利。對于法國當局及其殖民政府而言,賑災取代賦予殖民地無產階級休閑的權利,成為其拓展空間霸權的新手段,由此,資產階級及殖民政權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便得以增強。賑災并未有效緩解卡比利的經濟問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加繆將此原因歸結為當局的傲慢。列斐伏爾強調,“發達國家越來越多地把不發達地區作為勞動力來源和使用價值(能量、原材料、適合休閑活動的更優質的空間)的資源”[26]511,對于宗主國而言,殖民地的首要價值便是向自己貢獻任何資源,而這也是當局“傲慢”的根本原因。

加繆認為,“唯一能投入戰斗的藝術家是這樣的人,他絕不拒絕任何戰斗,但卻拒絕加入到正規部隊中去的藝術家……他所吸取的……乃是堅定的博愛精神”[4]461。事實上,加繆在此處所表達的仍是藝術介入現實的問題,“博愛”則可以被視為其終極追求及精神歸屬。在本質上,藝術介入現實這一論題仍可被視作政治問題,但加繆所討論的政治在本質上區別于資產階級政治家們所主張的政治。在加繆看來,他們所宣揚的政治不過是一種虛假意識的意識形態。與他們不同的是,加繆關注的是普通人的生存處境,亦可以認為是純粹的人道主義。由此,加繆對“政治”的反對與其積極介入政治的悖謬問題便得到解決。

戰時維希政府對法西斯主義的妥協,以及戰后美國和西歐出于意識形態戰爭的需要而支持大肆鎮壓共產主義者的西班牙法西斯政權,使得加繆認識到西方政府的虛偽面孔。因此,在加繆提出的構建國際新秩序的方案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的作用被大幅度削弱,而設想中的真正由世界人民選舉出的世界議會則成為一切國家政權的唯一權力來源,各國政府成為世界人民的代理人。如前所述,就連加繆本人也承認這種方案的不可實現性,但他也據此提出了彌補方案:“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世界范圍內抵制這種國際獨裁,并在不違背追尋目的的情況下來進行這一工作”[4]100。與對“世界議會”的設想相比,加繆并沒有為“抵制國際獨裁”的號召提供具體的實施方案,但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之下,這種號召同樣顯得彌足珍貴。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無論是對“世界議會”的構想還是對“抵制國際獨裁”的號召,都表明加繆從來不是“個人主義者”,換句話說,加繆始終是以“集體主義者”的姿態參與政治活動、從事文學創作的,在《反抗者》中,加繆強調反抗并不能單純地被視作是個人行動,因為反抗一經開始,“痛苦則成為集體的”[5]24。此外,反抗者在反抗的過程中還實現了自我的超越,即實現了由“為我”反抗到“為他”反抗的轉變。這一反抗動機的轉變,意味著反抗之“集體性”的生成,同時也代表著“反抗者共同體”的生成。從哲學層面而言,“反抗”的對象是“荒誕”與“虛無”,從現實層面來說,“反抗”的對象則是“國際獨裁主義”“恐怖主義”及一切漠視自由、平等與人的生命價值的個人、團體、政權以及與此相關聯的運動。事實上,加繆的政治主張以及與此相關的“反抗哲學”和“博愛”思想從來都不只屬于加繆所生活的那段時期,在西方中心主義仍甚囂塵上、美國“新冷戰思維”為世界和平事業的發展不斷增加阻力和障礙的今天,堅持反抗獨裁主義和中心主義、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仍可以從加繆那里汲取力量。借用菲利普·羅杰對加繆和薩特論戰的評判來說,“20世紀50年代薩特贏了第一局……自21世紀以來薩特或許已經輸掉了第二局”[2],歷史又回到了反抗和博愛的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