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異化: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及其對策反思
——基于社會加速的分析視角

張 濤,劉 魁

人與自然關系異化是當前學術界研究的一個普遍且重要的問題,國內外學界大致從異化勞動、生態哲學與生態馬克思主義三個視角對其展開深入的理論剖析,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在新的發展階段以及社會結構轉型的背景下,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內涵與外延再次衍生新意,其側重點不是在物理層面的生態危機,而是聚焦人與自然關系之間的距離和認知問題。卓承芳從維希留(Pual Virilio)的 “速度學”視角指出,隨著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無時滯的光速對當代 (自然)世界產生 “灰色污染”,這種污染蒙蔽了 (自然)世界的本質,人將面臨著失去自然的危險,更為確切地說,是一種本體論層面的灰色生態危機①參見卓承芳:《“灰色生態學”污染及其治理——維希留技術批判理論的新進展》,《江海學刊》2022年第2期;《維希留灰色生態學思想及其理論意義》,《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新趨向,但其主線集中在現代技術批判,而對這種異化關系的成因與對策尚未來得及做出更為全面的回應。所以,基于此前的研究,繼以新的視角對這種異化關系進行學理分析顯得尤為必要。

法蘭克福學派第四代學術帶頭人哈爾特穆特·羅薩 (Hartmut Rosa)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資本主義進入晚期現代階段,在現代性思想的影響下,社會加速②參見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頁。加速一般也稱之為社會加速,在文中不同語境中用法不同。社會加速是一種社會結構狀態?？梢岳斫鉃?在這樣的社會中存在著兩種加速形式的——技術的加速和由于時間資源的短缺而導致的生活節奏的提高—— (以結構和文化為前提)相互連接,并且因此也存在著增長和加速。是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征。羅薩從時間角度澄明社會加速的邏輯理路,并且這種加速導致人與世界關系的新異化,即兩者變得冷漠與疏離。同時,也以此作為研究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的契機。因此,本文試圖從社會加速視角剖析人與自然關系在認識論層面上造成的認知異化,并為異化的解放提供一種可能性的建構方案。

一、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由來與新異化的提出

異化概念是在文藝復興以來的近代西方哲學里逐漸形成起來的,來源于拉丁文alienatio,意為分裂、疏遠、對立、讓渡等含義。英法的啟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盧梭等用異化來討論個人權利的轉讓問題,直至德國古典哲學時期,黑格爾才把異化提升為一個核心的哲學概念,認為異化是“絕對精神”的外化或對象化。費爾巴哈進一步引申了異化的含義,即主體所產生的對象物、客體,與主體相分離,成為主體的異在。之后馬克思從異化勞動的四重維度闡明異化關系的結構性質,意指主體受到外力的影響而喪失自身的本質,主體的勞動與對象脫離主體而成為獨立的力量,并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東西同主體相對抗[1][2]。在人與自然的限度內,異化是指受到某種外界因素而導致兩者之間由整體走向分裂與對抗,具體體現在人與自然的對立、物質變換 (新陳代謝)的斷裂以及人對自然的控制等。在馬克思看來,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原因可歸結為資本的雇傭勞動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一方面,人逐漸脫離自身作為社會關系的本質,淪為被資本邏輯所宰制的個體;另一方面,受資本增殖欲望的驅使,人不斷占有并掠奪自然,造成人與自然矛盾激化的同時,進一步導致社會需求與自然補給之間的不可持續性危機。正如馬克思在 《資本論》中所言:“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律所決定的物質交換的聯系中造成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盵3](P919)

從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史看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生成,必須重新回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梳理其思想的演進脈絡。在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以及 《自然辯證法》等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基于資本批判的視角,從不同維度闡釋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為當代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研究奠定理論基礎。首先,在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立足哲學人類學視野,從對象性勞動中重構人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從異化勞動的性質、結構、方式等角度展開對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研究,以異化勞動的四重表象為邏輯起點,即 “人與勞動產品相異化;人與自己的勞動相異化;人與人相異化;人的類本質的異化”[4](P161－163),進一步闡述了人在異化勞動的控制下喪失自身的能動性本質,將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異化為一種沖突與矛盾的敵對關系。其次,在 《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與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自然觀以及費爾巴哈的舊唯物主義自然觀,進而構建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馬克思認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4](P519)。以人對自然的勞動為界,自然被劃分為天然自然與人化自然,同時也進一步劃分自然史與人類史,并強調人在歷史演進中的能動性,認為 “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4](P66)。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產生了大工業——把自然力用于工業目的,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4](P565)。一方面將人逐漸在勞動中分化;另一方面加快了社會與自然的物質變換,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掠奪奠定了現實條件,導致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誕生。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撰寫 《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以及 《資本論》等著作,立足于政治經濟學批判視角,從商品分析開始,透過勞動在資本增殖中的價值定位,創造性地發現資本邏輯的內在機理,同時也進一步完善其生態思想。馬克思通過資本邏輯透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認為 “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對象……其目的是使自然界 (不管是作為消費品,還是作為生產資料)服從于人的需要”[5](P90－91)。也可以說,在資本私有制生產關系中,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被物的關系所取代,自然不再是體現人本質的對象,而是人在資本增殖過程中不斷需求的物。這實際上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造成人 (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最終也將造成人 (社會)與自然關系的異化。最后,恩格斯在 《自然辯證法》中強調,人在勞動實踐與科學技術的中介下漠視自然的辯證法規律,進一步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對立,并從資本批判、異化勞動批判以及 “自然—歷史”三個維度揭露與批判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成因[6]?？偟膩碚f,馬克思、恩格斯多維度地考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人與自然之間關系所特有的歷史性質和歷史形式,從三個層面揭示其異化的根由:一是資本私有制的生產關系;二是資本權力及其統治對人與自然的戕害;三是資本借用技術對自然界的駕馭、支配與征服[7]。

值得注意的是,從馬克思異化勞動的結構來看,人與自然之間的整體性關系被割裂,自然則被異化為資本增殖的抽象物,人也無法真正地認識自然。正如馬克思所言:“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割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盵4](P220)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認識危機,而這種危機基于社會加速的背景分析,即人與自然關系在認識論層面上的認知異化,也是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以此來看,馬克思異化自然觀與新異化之間存在著隱秘的關聯,同時也為新異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來源。當前學術界對新異化的概念本身、生成原因,以及對策反思等方面研究不足,因此,本文試圖對以上問題做一些思考。

二、認知異化:社會加速背景下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

在當代社會,速度或者加速已然成為時下社會建構的主流趨勢。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層面透視加速的現代化意涵,還是在人對 (自然)世界的認識程度上,速度均占據一席之地。早在1909年,馬里內蒂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在法國 《費加羅報》發表一篇名為 《未來主義宣言》的文章,作為一種兼具藝術理念的宣言,其倡導了以速度呈現人類的生活體驗。馬里內蒂聲稱:“這個世界呈現出一種別致的美,即稱之為速度之美?！雹賲⒁奙arinetti,F.T.:Grndung und manifest des futurismus,Apollonio,Umbro,1972,s.30-36。羅薩在 《新異化的誕生》書中強調,社會加速的三個面向構成一種加速循環,即技術加速促進社會變遷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又促進生活節奏加速,三者構成一種升級關系,“已經形成一種環環相扣、不斷自我驅動的反饋系統”[8](P38),進而導致社會時間與節奏的加速或速度化。但是,人在這種快速的時間與社會節奏的裹挾下逐漸疏遠了與自然之間的聯系,造成對自然的遺忘,人與自然關系也衍生出新的異化危機,即認知異化。

本文認為,認知異化是人與自然在認識論層面上產生的認知缺陷與距離虛化相交織的感應危機,也是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因此,在進一步闡明認知異化概念之前,必須區分認知異化與普遍意義上的異化概念,以及羅薩的新異化概念之間的邏輯關聯。首先,當前學術界對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研究聚焦于本體論層面的生態危機,其嚴重的后果是造成社會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斷裂,正如上文馬克思生態思想史中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現象。在此需強調的是,基于本體論層面的生態異化與認識論層面的認知異化之間存在研究的差異性。其次,羅薩立足于價值論層面研究人與世界關系新異化。從社會加速與新異化之間的邏輯關系入手,區分出人與世界關系的五重異化現象 (空間異化、物界異化、時間異化、行動異化、自我異化)。并對新異化進行重新定義,即 “缺乏關系的關系”,它是與共鳴相對應的負面關系, “自然就是冷漠、毫不顧及對方、靜默不理會主體的世界關系”[8](P17)。確切地說,這種異化關系意指人從價值論層面上喪失對世界意義的認同。以此來看,羅薩所討論的新異化與認知異化之間既有區別又存在一定的邏輯關聯。一方面,人與世界的異化關系包含人與自然之間的異化關系,所以,羅薩的新異化對本文研究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 (認知異化)提供一種契機;另一方面,羅薩的新異化側重價值論層面上的關系研究,強調人對 (自然)世界關系的情感與價值認同,其異化表征是人在精神層面對 (自然)世界價值的缺失,造成人對 (自然)世界關系的冷漠與疏離。因此,并不同于本文從認識論層面上研究人與自然認知關系的異化。

何謂認知異化? “認知”英文詞為cognition,原本作為心理學概念,是一門研究認知及行為背后之心智處理的心理科學,旨在研究記憶、注意、感知、知識表征、推理、創造力及問題解決的運作①參見魏屹東:《認知研究的維度分析》,《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又稱 “再認”,是人類認識客觀事物、獲得知識的活動[9]。隨著認知概念與生態學相結合,U.Neisser等人將生態學方法和原理引入認知心理學,將人的認知與其所處的環境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進一步擴展了認知概念的邊界[10]。而異化作為一種哲學概念,意為陌生化、扭曲、對立等含義 (參考上文對異化概念的梳理)。在人與自然關系中,認知異化意指人在持續加速的 (社會)時間與 (自然)空間的去同步化中對自然本質認識的偏離與失感,從認識論層面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的認知缺陷與距離虛化相交織的感應危機。巴卡里 (Mohamed El-Kamel Bakari)稱之為 “時空距離”,反映了 “人與自然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并構成了人們普遍對自然環境的疏離感的基礎”[11]。

認知異化具有非物質性特征,類似于一種 “黑格爾灰色本體論意義上的生態危機,聚焦距離污染,即速度對自然的實際大小的深度污染”[12]?！斑@種由速度造成的人與自然之間認知距離的污染,是一種非物質的狀態,無法感知?！盵13](P57－59)換言之,加速伴隨著交通與通訊及時性而引發的時空壓縮,正在改變著自然的尺度和維度,從而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生成一種疏離感,并對人類的生存產生整體性的損害。它造成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顛倒、地理多樣性的喪失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瓦解,這是一種較之于人與自然之間物質異化更為嚴重的時空認知異化[14]。并隨著交往的持續性,不斷地加深這種時空距離的污染,而這種污染的后果遠比現實層面的生態危機嚴重[15](P133)。

從速度視角認識這種異化關系的結構與機理,可以理解為加速導致人的認知方式的變革,扭曲了人與自然最為本質的交往關系,從而在認識論層面上產生認知缺陷與距離虛化相交織的感應危機。維希留認為,人原本生活在自身周圍的現實自然界中,但隨著技術加速不斷提升的速度縮小了現實的自然地理空間,人被圍困于技術構建的 “速度空間”,也可稱之為由電子科技壓縮的一種非物質空間。倘若如此,現實意義上的自然空間將喪失其本身的能動性質。此外,在技術的操控與社會加速的機制中,原本可通過行動而實現對自然世界認知的個人,則在不斷加速的速度當中逐漸變得緩慢,被動地遠離自然界以及失去與自然近距離接觸的可能性與現實體驗。維希留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曾預言這種狀態是 “極慣性”,或是瘋狂的停滯,即人在極致的速度中陷入一種相對性靜止狀態。雖然地球的動力學輪廓確實顯示出物質和物理領域的運動逐漸變得遲緩和速度顯著降低,但隨著技術的創新,數字連接和通過互聯網發送數據的數量與速度顯著增加。許多人都粘在屏幕上,身體被固定并鎖定在幾乎不動的位置,整天看著一個小攝像機和一個小屏幕,身體幾乎沒有運動的同時,他們可以通過網絡與數據來實現對自然 (世界)的認識。最終,在加速空間中的人類將逐漸迷失現實世界以及自然空間的真實感覺,猶如被囚禁在一個無生命的物理環境中,現實的自然從人的認識中逐漸消退。技術發展導致社會加速的時間與自然物理空間之間的去同步化,人類在加速的時間中認識技術所構造的、虛假的自然界,從而將真實自然多樣性的本質視作荒漠化的假象。

進一步講,技術加速不僅導致自然地理空間的相對性縮小,也造成人類社會變遷與生活節奏的加速。最主要的特征是形成一種與此前不同的時間結構,導致人對時間關系的錯亂,即社會時間與生命時間之間的適應性矛盾,人們在這種新的時間節奏中體驗著一種由時空壓縮而引發的壓迫與焦慮。同時,時空壓縮也是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生產加速逐漸克服自然空間距離的過程[16](P300)。這種時空壓縮導致人類因時間的快速流動與自然地理空間的距離縮短而衍生出感官上短暫的愉悅,為人們構建一種便利的生活假象。也可以說,在通訊與運輸不斷加速的過程中,隨著時間的節省 (相對的加速)而自然在相對的縮小,人在這一時間與空間的相對性中感受到與自然之間距離的虛化。

加速所導致的人與自然之間距離的虛化,是認知異化的非物質表象。更為細致地說,對人與自然之間的現實距離造成了冷漠與無意識的遠離,其顯著特征是人日益喪失對自然物理世界聲音的接收與回應。同時,由于加速導致的社會時間與自然空間的去同步化,人對自然的認知逐漸演變成一種現實與心靈的距離落差。在現實中,加速導致時間的快速流動,人逐漸沉浸于虛無化的無用時間之中,而自然在時間與空間的壓縮中逐漸變得虛無化或是符號化,人無法聆聽具有生命的自然的聲音。人類只有在虛擬的數據中對自然的不同節奏進行分析并提取經過轉化的聲音,人與自然之間才喪失了真正的聯系。也可以說,人對自然逐漸變得冷漠,“冷漠的本質,是面對事物差異時麻木不仁,這不是說知覺麻痹了,而是對事物差異的意義與價值的感受的喪失”[17](P44)。

維希留和羅薩都認為 “加速”造成了人與 (自然)世界之間的認知污染與距離虛化,這是一種新形式的異化關系,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缺陷性的關系結構。在這種關系中,人對自然多樣性本質喪失的同時,在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以及生活方式加速的現代化的壓迫下,人與自然之間的認知距離逐漸擴大,其關系逐漸變得微妙。正是因為交通工具與通訊手段的加速,人所生存的自然地理空間不斷瓦解以及在現代化的交通工具的助力下實現人的快速位移。通訊以及數字革命的興起,將人或自然以數據的形式進行無差別投射,人與自然的物理范疇被數字范疇所取代,兩者之間真實的距離逐漸被消解。維希留稱作這種狀態為 “世界的終結”,也是 “造成人類與自然之間距離污染的根源,從而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與時間的異化,面臨著沒有未來的灰色生態危機”[18](P97)。

三、制度、技術與文化的合謀:從社會加速結構透視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

羅薩認為,從社會變遷加速、技術加速與生活節奏加速三重維度來看,可以將現代社會描述為特殊的 “加速社會”。這意味著加速不是單一可分解的關系,而是從制度上、技術上和文化上建立的整體性聯系[19](P189－190)。同時,維希留則以 “速度”的視角,將技術作為社會加速的解密工具。換言之,制度、技術與文化組成社會加速的內在結構。然而,從社會加速的背景圖繪中透視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的生成脈絡,則必須分析社會加速的制度結構、技術結構與文化結構,以及三重結構與新異化之間的邏輯關系。首先,制度結構具有一種統合性的功能導向,形成了社會加速的動態穩定模式,引發了由技術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和生活節奏加速構成的加速循環,是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的前提條件;其次,技術結構承載了社會加速的動力支撐,但技術推動社會加速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對自然的認知方式,是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的直接因素;最后,文化結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力量,在為社會加速注入強大動力的同時,也使人在文化的潛移默化中對自然的認知產生異化。

(一)制度結構

從社會加速視域中透視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的生成機理,首先應分析當下社會的加速邏輯。加速與現代性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系,自文藝復興后出現了有關“現代性”的討論,人們對現代性結構的基本體驗是世界和生活的急速變遷。正是這種對速度的追逐,逐漸形成現代性的制度與文化。如彼得·康納德(Peter Conrad)所言:“現代性完全就是時間的加速?！盵19](P39)戴維·哈維 (David Harvey)則認為,“現代文化從整體上可以理解為只是對危機重重的變化著的空間和時間體驗的反應,它是一波緊隨一波的 ‘時間—空間—壓縮’浪潮的結果,同時也必然是生活節奏加速以及空間在時間的攻擊下被殲滅的后果”[19](P51)。

因此,當一個社會以加速作為其內在的核心機制,進而形成加速的制度結構,從某種意義上可稱之為現代社會。羅薩認為,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特點是 “按照動態穩定的模式運行,即它需要不斷地 (經濟)增長、(技術)加速和 (文化)創新來確保其結構的再生產以及維持其社會經濟和制度現狀”[17](P21)。從制度結構來看,其在社會加速進程中呈現出一種統合性功能。同時,在加速與新異化之間的邏輯關系中,制度結構推動了加速的循環,也構成了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誕生的前提條件。因為制度結構主導著整個社會加速的運行規律,人與自然是社會加速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在加速邏輯的驅使下,人與自然之間自發的對象性關系逐漸被異化,代之以加速邏輯中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兩者之間逐漸分離,進而造成人對自然的認知與距離層面的異化危機。換言之,社會加速的動態穩定模式遵循資本無限增殖的價值邏輯,它消除了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與距離,將人囚禁于加速邏輯的旋渦,最終使人喪失對自然最為本質的距離與認知。

此外,動態穩定的制度結構映射到現實的社會生產領域,癥狀尤為明顯,直接體現在社會生產對自然資源需求的加速增長。與此同時,社會生產的加速與當代資本邏輯存在著天然的契合。資本主義體制作為上層建筑,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技術加速作為直接的生產力,并與加速的經濟結構與文化結構相結合,為資本的增殖邏輯奠定了強大的動力支撐。而資本對加速的執著追求以及維持社會動態穩定的生產關系,則進一步促進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以及生活節奏加速的循環。人也在加速社會中逐漸變得倦怠、在加速的節奏中遠離 (自然)世界,以及社會與自然物質變換的斷裂,進一步彰顯危機四伏的加速社會。這種綜合性危機是加速社會內部時間與空間、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 “去同步化”病狀。所謂 “‘去同步化’是指社會領域當中不同速度模式之間的摩擦與張力”[20],在 “去同步化”過程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等領域出現了巨大的時間鴻溝。

(二)技術結構

從動態穩定的制度結構來看,資本邏輯作為一種隱性的驅動因素,而技術的資本利用則進一步推進社會的加速進程,同時也構成人與自然關系新異化的直接成因。技術加速推動了交通、通訊以及生產等領域的加速,人與自然關系在這種加速中逐漸變得微妙。便捷的交通縮短人在自然地理環境中的距離,減少了人們的出行時間,通訊網絡的便捷為人與人之間的即時聯系構造一個完善的中介機制,從而節約了社會時間。在這種不斷增長的速度中,社會時間對自然地理空間持續壓縮,人對自然界的感知力日趨遲緩,并在速度的相對性中逐漸喪失對現實自然界的聆聽與身臨其境的空間條件。也可以說,技術的加速使人快速流動在自然空間的范圍,等不到人對自然界的感應而轉瞬即逝。與此同時,數字信息技術的不斷完善,信息編碼日益普及社會的生產生活,現實的人或者自然界以代碼的形式儲存在信息空間。在技術突變的現代化社會,“人們被卷入一個雙重懸置折疊的存在處境之中”[21](P173)。一方面,人存在于現實的人類世界,與自然共處;另一方面,人類存在于技術所構建的 “速度層”或是虛擬的數字信息空間,它縮短了人與現實世界的聯系,代之以經過技術精密分解的信息編碼作為人類在實踐中獲得的真實知識。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技術的操控下以偶然性的方式相遇,自然的 “超現實性”與 “消失”成為技術建構的速度空間的特征。即技術改變了人對自然認識的真實面貌,以數據折疊的方式對現實自然進行編碼并重新建構人對自然的認知方式。

維希留和羅薩認為,運輸的加速將自然空間逐漸縮小,將人帶向世界,而通訊的加速將自然空間陷入停滯,數字信息革命將物質轉化為數據儲存,以通訊手段為中介,虛擬的空間傳輸使人與自然之間的現實動態性轉變為數據的動態性。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被數據距離所取代,從而構造出一種超現實的自然,既與真實自然環境毫無關系,同時又是對真實自然的模擬,是 “凌駕于現實之上比現實看起來更加現實的東西”[22],并且在這種虛擬的自然中影響著人對現實自然的認識與實踐。在技術所構造的速度空間與數據兼容的場域中將自然分解,進而模擬成一種超越現實自然物理環境的數據信息。人在速度的空間中喪失對自然真實性的認識,從而在 “快速的靜止狀態中”[19](P166)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逐漸虛化。真實自然界的退場,而自然成為一種符號,模糊了真實與虛假之間的界限。人對自然的認識在速度的加持下受到污染,直接造成人與自然關系在認識論維度上的異化。

(三)文化結構

此外,人在面對無法掌控的加速動力時,加速的推動機制也會由文化應許賦予力量[8](P35)?，F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加速文化與資本邏輯的契合,形成以資本增殖為導向的社會意識形態理念與穩定社會現狀而促逼的競爭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社會的生產層面灌輸強大的加速意識,并且對個人觀念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人逐漸沉浸在一切范圍的競爭中,而自然則成為人爭奪與利用的資源,人逐漸在自然的商品屬性上迷失對自然本身意義的認知。確實,從加速文化對社會生產與人的影響來看,它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晚期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加速的內在運行邏輯,即 “人類需要加速與生產加速間的循環”[23]。維持這種加速文化的慣習結構,“一是拓展滿足人們欲望的資源基礎;二是對競爭失敗的恐懼,即害怕因資源基礎受到侵蝕而失去獲得美好生活的前提條件”[24]。動態穩定的發展模式與加速文化之間的合謀在社會內部重構人的認知體系,使人在當代內卷的意識形態灌輸與文化熏染中成為單向度的人,逐漸喪失了與自然物理世界的認知興趣與真實體會,異化了人自身以及人與自然世界的關系。在生產中將自然商品化以及在技術中將自然數據化,瓦解了真實自然界的本質,將現實的自然以超現實的形式映射到人的認知范疇。在這種狀態下,人與自然 (世界)建立的關系是一種因果性或工具性的聯系,而不能聆聽到自然世界的真實聲音,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走向冰冷、灰暗、控制、傷害的異化狀態,人也無法真正地認識自然。

毋庸置疑,動態穩定的加速結構為現實的社會生產領域提供了充足的動力,但加速的生產帶來對自然資源加速的需求,也導致人 (社會)與自然之間嚴重的間隙與對立。這種對立是人控制自然的內在需求。正如羅薩所說,維持社會加速內部動態穩定必須以不停歇地加速為基礎。在這種動態穩定的結構中,首先,自然是獨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其次,自然又不斷被破壞,從而表現出一種通過技術加速而導致的自然越發的不受掌控的現狀[24]。從現象學的視角理解這種異化,即掌控自然的同時,也就失去了自然。也就是說,這種狀況標志著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缺陷化,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而要化解這種異化關系,建構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共鳴關系則顯得尤為重要。

四、后增長社會:社會加速的轉型策略與“生態共鳴”的前提

經以上分析可知,社會加速引發了人與自然之間認知缺陷與距離虛化相交織的新異化危機,那么“生態共鳴”則是異化的解決方案。倘若實現人與自然的生態共鳴,人首先應該從加速邏輯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并且重新回歸自然,以自身最為直接的方式接觸自然、認識自然。為此,羅薩提出向 “后增長社會”轉型的方案,而后增長社會與新異化之間的邏輯關聯通過加速的動態穩定結構得以透視。因為維持社會加速的動態穩定模式秉持了現代性加速的承諾,它構成了社會變遷加速、技術加速與生活節奏加速之間的循環,人則被迫卷入加速的旋渦,在現實與精神層面上逐漸與自然拉遠了距離以及造成對自然的缺陷性認識,形成人與自然在認識論層面上的認知異化。后增長社會是對社會加速的動態穩定結構進行修正,為人的解放,以及人向自然的回歸構建一種穩態的社會環境,也是人與自然產生共鳴的前提條件。

所謂后增長社會是指 “一種維持社會組織機構適應性穩定的增長機制,其增長、加速以及創新朝著期望的方向改變現狀 (例如,為了應對當前社會加速進程中出現的矛盾及危機),但這并不是為了維持體制現狀和結構上的自我復制而被迫升級”[25](P727)?！昂笤鲩L社會”是相對于晚期現代 “動態穩定”加速模式的超越,它不再迷戀單純追求自身結構再生產而催生的增長與加速,而是將當前社會生產、創新所推動的增長以 “適應性穩定”為基礎,也是對現代性加速承諾的修正,并進一步反思了動態穩定的加速模式對人之生存境況的損害,由此推動了促進經濟加速轉向促進民生權益,強調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公正與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后增長社會”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追求生產力的 “量”向追求生產力的 “質”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國 “高質量發展”的模式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質言之,“后增長社會”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而構建穩態社會,將人從加速旋渦中解放出來,才能生成親近自然的意識與接觸自然的時間。

“后增長社會”是對 “動態穩定”的社會加速機制所開出的 “減速”良方,其減速并不是對社會經濟發展與技術創新的停滯,而是以人類美好生活需要作為社會加速的尺度,其趨向于構建一種穩態社會。因此,羅薩針對向 “后增長社會”范式轉型提出兩種改革方案。首先,以經濟民主制度取代資本增殖的剝削機制。因為受 “資本增殖邏輯”的宰制,現代經濟活動依然遵守著M—C—M′這一升級邏輯,它以經濟加速為最高準則而推動社會的三重加速結構。因此,只有將經濟 “重新嵌入”文化和政治世界,使經濟從 “強制必需”的侵吞,轉變成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26]。通過對資本侵略以及價值剝削體制的改革,以經濟民主取代晚期現代社會加速的經濟體制,一方面使社會加速的規模得以放緩,從而使人在快速的社會生產節奏之中停歇。經濟民主并非反對增長,而是豐富了加速的內涵以及改變了加速的方向,不再執著追求利潤的無限增長,更加側重解決在發展中所產生的問題。因此,“后增長社會”通過經濟民主制度的改革,意圖改變資本邏輯所催生的生產、運輸以及消費領域的強制性增長模式,使人從社會生產領域的旋渦中解放出來。其次,“后增長社會”對社會政策與福利制度進行全面的改革,引入無條件保障基本收入。由于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欠缺以及人在加速過程中被失去的恐懼所籠罩,生存憂慮成為人被加速邏輯所挾持的有效手段。因此,羅薩認為,“后增長社會”保障人的基本收入與基本時間,進而消除了人在社會加速中產生的存在焦慮[25](P438)?；臼杖刖哂兴膫€特點:第一是無條件性;第二是基礎性,即人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三是個體性;第四是周期性。依據這四個特點,人獲得了在社會中生存的基本保障,從而可以選擇性地避開社會加速的三重閉環結構。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使人從快速的時間與社會節奏中解放出來,恢復人的主體性,人從而在現實中自由地接近自然、感知自然,并與之產生共鳴關系。

總體來說,“后增長社會”以經濟民主與人權保障的制度改革為社會加速建構了一條轉型策略,它相對于社會加速的動態穩定結構,更加側重解決當前社會內部矛盾以及為人構建美好生活而進行內在結構的優化。人在社會中擁有自身生存的保障與相對自由的生命時間,從而得以避免社會加速邏輯的宰制,為人向自然的回歸以及 “生態共鳴”的生成奠定一種穩態的制度 (社會)環境。

五、生態共鳴:走出異化的一種可能性建構方案

生態共鳴作為一種關系結構,旨在從認識論層面為人與自然之間遺失的距離構建一條認知之路,化解社會加速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認知缺陷以及距離虛化相交織的感應危機。那么,何以認識生態共鳴? “共鳴”從物理學角度被釋義為物體因共振而發聲的現象。羅薩從社會學角度將 “共鳴”解釋為:“觸—動 (af←fection,一些事物從外部與我們產生聯系)與感—動 (e→motion,我們通過反應予以回復并與之建立關聯)的雙向運動?！盵24]生態共鳴則體現人與自然之間互相觸動、吸收轉化且不被控制的關系模式,是主體與 (自然)世界之間彼此呼應。而 “在呼應過程當中兩者始終保持自己的聲音,不被對方占據、支配”[8](P14)。在這種共鳴關系結構中,它是對人與自然最為本質的聲音的轉譯,人在這種共鳴領域中接觸原初的自然,而非經過工具改造過的自然。因此,在這種原初的自然地理空間中激活人在異化關系中被遺忘的自然意識,將人與自然之間的認知關系從技術空間回歸到真實的物理空間,建構人與自然之間最為直接的距離并與之產生交往。

同時,生態共鳴并非一種主導性的關系結構,而是在真實的、有生命的自然地理環境中認識并與之產生回應的存在關系。共鳴并非將人作為關系的主導者或建構者,而是強調人與自然在差異或沖突中趨向于和解的良善動態關系,“體現出一種循序漸進、轉化與適應的回應狀態?？梢哉f,共鳴是處于協調和沖突之間的情境關系模式”[26]。在這種關系中,人與自然處于一種直接的交往,并在交往中實現最為真實的認知,從而化解人在異化關系中對自然的距離虛化與認知缺陷相交織的感應危機。此外,自然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有機的以及有回應的實體存在,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限度內,聆聽自然的聲音是人認識自然并與其產生生命活動的前提。馬克思認為,自然 “本身具有雙重性質:是主體的自然,也是客體的自然”[5](P140)。在自然本身的存在意義上,人作為自然回應的對象;反之,在人的生產勞動的基礎上,自然又是人的對象。在這種雙重的關系中,人與自然的共鳴關系呈現其不同聲音與不同方式的回應,而不是單方面發出聲音又反射回來的無差異的回聲。

總之,生態共鳴是一種具有差異性的關系模式,這種關系是人與自然在不同情境中做出的不受制于對方的回應,不是對立,而是對不同聲音、狀態、表現的反應與吸收。進一步地講,生態共鳴是人與自然雙向互動的關系模式,并呈現其互為主體性的特質[25](P743),而互為主體的前提是確保人與自然兩者的獨立性。因為,共鳴并非一種預設的關系模式,以固定的符號結構建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從而湮滅兩者在認知中的差異性與能動性。相反,它是一種特殊的體驗效果 (或解釋者),在主體以新的視角看待 (自然)世界的同時,并從現實的自然界與動態的環境中感應到對方不同的聲音與回應[27]。因此,生態共鳴作為一種走出異化的可能性建構方案,它強調人與自然之間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場景下的直接交往,進而為人與自然之間遺失的距離構建一條真實的認知路徑。

生態共鳴不是主體范疇的情緒狀態,而是人與自然之間認知的關系結構,在這種結構中需要人在所身處的自然環境中建立一種有意義的、動態的、變革性的融洽關系。并且,生態共鳴的四種特質進一步突出了走出新異化的必然性、可能性與現實性。

1.觸動 (刺激)。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限度內,共鳴依賴于相對自主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允許強加不對稱結構的外部干涉。在共鳴關系中,人與自然都用自己的聲音說話,并在相異的語境中吸收以及觸動[28]。這種觸動并非借由外部工具意義上的或是某種社會需要的影響所產生的,而是在共鳴關系中呈現一種單純意義上的聯系與接觸。從現象學的視角來看,“共鳴模式借助一種主體與 (自然)世界之間的雙向運動而遠離異化狀態”[17](P55)。因此,生態共鳴首先是要在人與自然之間產生物理或心理層面的觸動或刺激,以至于作為主體的人可以在現存自然界中產生內在的意識以及對外部認知的興趣,才能使人恢復在異化關系中被遮蔽的認知與感受自然的能力。此外,人只有在與自然的共鳴關系中產生刺激與觸動,才能進入回應的狀態。

2.自我效能感 (回應)。自我效能感并非在人與自然的共鳴關系中受到自然影響而產生的一種觸動或感動的情緒,而是在這種觸動之后所產生的對自然 (世界)的回應。在人與世界的回應過程中,“作為主體的人不僅可以觸動世界,反之也能被這個世界所觸動,即可以說,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方式去認識世界”[25](P233)。只有真實地傾聽自然的聲音,接觸自然的物理層面,在共鳴關系中建立兩者之間的聯系,這種經過人對自然聲音與表現的回應,是人的自我效能感。并且,在這種接收自然聲音的影響以及反饋的自我回應過程中,自我與自然才能以一種合理的模式構建起一種關系。即是說,回應是雙方被觸動之后的進一步動向, “兩者的相遇同時改變了雙方——既改變了主體,也改變了主體所體驗的世界”[24]。

3.吸納 (轉化)?！拔{的意思是讓主體與世界在維持彼此差異性的基礎上納入關系當中?！盵29]人與 (自然)世界關系的差異性是產生共鳴的關鍵因素。當人與自然之間產生共鳴,人即不再停留于自我同一的層面,而是在共鳴關系的結構中不斷地交流與轉變,這種轉變的過程就是對兩種不同聲音的吸納轉化。因此,人唯有在現實的自然空間中保持差異性,才能被瞬息萬變的自然所吸引、刺激以及觸動,使人與之產生共鳴。同時,“共鳴經驗使我們發生變化,并且具有生命力的經驗恰恰在此產生”[17](P58)。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命活力嚴格來講是基于一個雙向轉變意義上的吸納轉化。在共鳴領域中,人不僅傾聽到自然最為本質的聲音以及自然自發的運動,而且將這種現實的聲音與運動轉變為自身認識自然本質的軸心規律。這種規律既是人對自然世界回應的應許,也是對作為主體的人不安分意識的限制與規約。

4.不受掌控?！安皇苷瓶亍笔巧鷳B共鳴最為重要的特質,是指在共鳴關系中的情景狀態呈現自由的、不可預測的本質特征。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也體現不以支配對方為目的,以及不受對方支配的關系,而非全然無關的狀態[29]。與此同時,生態共鳴的不受掌控還體現在,一旦產生共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就會朝向某種轉變,這種轉變不受政治、文化以及技術等領域的干預,呈現其一種未知的關系狀態。倘若試圖以主體的意識層面進行對共鳴關系的控制以及試圖強制改變對象的結構,這種不受掌控便會成為一種侵占的關系模式,不僅會抑制共鳴的可能性,還會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斗爭并中斷兩者之間的認知關系。進一步地講,不受掌控的共鳴關系也是與現代性文化結構相對立的,現代性倡導社會加速在結構上對自然世界實現可計算、可分解以及可以控制的傾向,而共鳴則是在認識論維度上實現人與自然之間自發的觸動與回應。

迄今為止,加速仍然是當代社會的主流話語與發展要求,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限度內,由于加速所產生的異化具有兩重維度:一是在現實層面嚴重威脅人類生存生活的生態危機;二是在認識論層面上人與自然之間距離的虛化,造成人對自然的認知缺陷。相比之下,學界對第一重異化研究以及為應對當前生態危機貢獻了頗多的理論成果與治理方案,而對第二重異化研究較少,但卻不容忽略。因為它在關系到人認識 (自然)世界本質的同時,也在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中映射人自身的本質,準確來說,是在自然的基礎上認識人自己。此外,自然是人以及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人對自然的認識在某種層面上也會影響當代社會的內在建構與發展趨勢。鑒于人與自然關系異化在宏觀與微觀層面的不同影響,生態共鳴作為一種創造性的關系模式,從關系結構、方案設計以及理論特質為人在異化中重新認識自然的本質探索了一條可能性路徑。其作為一種走出新異化的可能性建構方案,雖然當前人們從理論層面對其合理性進行初步論證,但是在社會加速背景下如何推進生態共鳴的實現,則值得進一步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