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領導干部才算懂經濟

胡萬程

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最常見的方法是什么？

根據GDP增長率對經濟形勢進行總體判斷，然后再分別用“投資、消費、出口”的數據與上年對比，要是今年的增長速度高于去年同期，就認定經濟形勢向好，反之，則認為形勢不樂觀。

這是很多經濟學課程上教授的內容，適用不少國家的情況，尤其在其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但是，對經濟已達到較高水平，以及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國家，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并不一定準確。

比如，對于眼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從“保增長”到“穩增長”的中國來說，比起GDP數值，更應看發展質量，結合國民收入結構、失業率、通脹率等數值，作更加綜合的判斷。

近年來，中國經濟走入多事之秋。中美貿易戰加劇中國出口壓力，芯片、光刻機等高科技產品遭到美國的圍堵，新冠疫情加劇下行壓力，在這樣嚴峻的環境下，中國經濟如何成功突圍？

就這一問題，南風窗記者采訪了經濟學家、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院）長王東京教授，他從宏觀和微觀的不同層面分享了他對未來中國經濟的看法。

長期以來，社會上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率越高，GDP規模就越大，經濟實力也就越強。若僅從當期看，這樣講沒有錯。但要是拿不同時期的增長速度做比較，得出上面的判斷并不準確。

不同時期的增長速度，其高低并不具有可比性。GDP增長率并不代表一國經濟實力的強弱。做這種比較，還很容易誤導人們追求高速度。一個國家的GDP，只是該國的財富存量，而財富的市值則取決于該國財富創造收入的能力。

事實上，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具備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從生產供給看，我們具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系。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規模居全球第一，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

可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尚處于全球產業鏈中間位置，一些關鍵核心技術產品仍高度依賴進口，特別是高端數控機床、芯片、光刻機、操作系統、醫療器械、發動機、高端傳感器等方面。

只有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搶占全球技術創新的制高點，才有可能解決“卡脖子”的問題，這也是提升發展質量的關鍵。希望各地政府在謀劃全年經濟工作時，不必過多地糾結GDP增速，更不要以GDP論英雄，而應把主要心思放在怎樣改進發展質量上。

從經濟學來看，穩住經濟基本盤其實就是政府宏觀調控所希望達到的四個目標：充分就業、穩定物價、國際收支平衡以及適度增長。學界關于政府調控目標的排序，討論焦點在于處理兩組關系：一是充分就業與穩定物價的關系，二是穩定物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中央提出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強調的是以“穩”為前提。如果按照這樣的優先度來看，穩就業在穩物價之前，穩物價又在穩增長之前。也就是說，保就業和民生是眼下的當務之急。而具體來看，占到市場主體九成、創造了八成就業的中小企業，是保障對象的重中之重。

經濟下行背景下，企業該不該裁員這個問題，站在企業的角度，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目標是獲取最大利潤，為了降成本，裁員當然無可厚非。但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的目標是充分就業，則肯定希望企業不裁員或少裁員。

如今中央提出了“穩市場主體保就業”，換句話說，保就業要以保企業為前提。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F在的問題是政府應怎樣保企業？我認為總的原則是為企業降成本。

比如在嚴格控制預算赤字的同時，繼續加大減稅降費力度。對不裁員、少裁員的企業，可以返還失業保險金等等。坦白來說，目前中小企業面臨諸多困難，如疫情的影響、融資難、需求下降、經營成本高等等。

近年政府出臺了稅費減免、降低融資門檻等政策，來幫助中小企業紓困，這無疑是雪中送炭。但在現實操作中，銀行希望貸款安全，而中小微企業卻缺少對應的資產抵押，這仍然是個困局。對此我有一點提議，比如未來政府出資組建擔保公司，一手托兩家，在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擔保的同時，也為銀行免去后顧之憂。

你說得沒錯。經濟學不是自然科學，是研究人類的行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類的選擇。選擇的背后，存在看不見的代價，這就是機會成本。

選擇后有看得見的結果和看不見的代價，大多數情況是，看得見的結果似乎不錯，而看不見的代價卻非常高。很多人急功近利，對代價置若罔聞。而只有少部分人善于權衡“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結果，然后再做選擇。

就拿銀行貸款舉例，近些年我時常聽到不少企業家抱怨，指責銀行嫌貧愛富，對虧損企業見死不救；也見過有地方官員給銀行施加壓力，要求銀行給當地虧損企業貸款。

我們不能否認，銀行給虧損企業貸款，有些企業確實扭虧為盈了，可這只是我們看見的結果；看不見的結果是，由于信貸資源有限，當銀行將貸款給了虧損企業，那些盈利企業也可能因為得不到貸款出現虧損。而盈利企業一旦虧損，就會增加失業和減少稅收，而且由此付出的代價往往更高。

再從貸款風險看，銀行信貸資金主要來自儲戶存款，而保護儲戶存款安全，銀行責無旁貸。要是銀行不對客戶進行嚴格挑選，最后出現了大量呆壞賬，不僅銀行自己要破產，儲戶存款也會雞飛蛋打。這樣的結果，應該不是人們希望看到的吧。

作為企業，商業銀行在商言商是必然的。由此說，那種希望銀行優先照顧虧損企業的想法是錯的，對銀行嫌貧愛富的指責也是不理性的。

領導干部是一個特殊群體，或者參與經濟決策，或者主理一方經濟。從老百姓的角度來看，不能造福一方的官員，斷不能說懂經濟。

在我看來，經濟學的許多理論貌似對立，可大多數理論觀點之不同，是由于它們各自的約束條件與適用范圍不同。

我在中央黨校任教近30年，與學員朝夕相處。交流久了，我意識到領導干部和企業管理者不僅需要懂得理論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學會怎樣運用經濟學理論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說一件我親歷的事。數年前我在某欠發達地區調研，當地的一位市長告訴我，市政府向國家某商業銀行借了70億元30年期的貸款用于城改。我問這么大一筆錢將來怎么還。他說在自己任期內給銀行每年付利息就可以，30年后的事天知道，那時我早已退休，管不了也不用管。

這正是當下的癥結所在。我不反對地方借債，缺錢借債無可厚非，但我認為地方舉債應該量力而行?？刂频胤絺詈啽愕囊徽?，在我看來是要約束關鍵人，具體說是要約束地方的主官。

設想一下，假若讓地方主官對當地政府欠債負責，比如規定債務率超100%不得升遷，地方斷不會再亂借債的。政府必須先約束官員。政府由官員掌控，官員不受約束政府行為規范不了。類似例子是銀行。20世紀末國內銀行壞賬率高得離譜，在央行推出“貸款終身負責制”后遏制效果立竿見影。

我理解，改革需要從制度成本與改革成本兩個角度謀劃，這是推進全面改革的總原則。體制是否改革需要看體制成本，而體制怎么改則要看改革成本。

任何一種體制運行都是有成本的。以前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說到底是計劃配置資源比市場配置資源的成本高。

改革成本，簡單講是由改革產生的交易成本。改革勢必要對現存的利益關系做調整。受益者支持改革，受損者卻可能反對改革。某些領域改革成本不僅高，而且具有不確定性，這就需要漸進式改革，要做好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準備。

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統的協同性改革，離不開頂層設計。頂層設計并不排斥基層試驗，前提是要把握好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驗的邊界。那兩者的邊界在哪里？

我認為但凡不存在負外部性的改革，應鼓勵基層試驗。而具有負外部性的改革，則必須由中央頂層設計。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