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基層民主破解民主制度難題

田磊

摘 要：不少理論家將群眾看作是理性缺失的烏合之眾，認為民主制度會帶來“多數暴政”等問題，甚至聲稱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并無本質區別，其原因在于民主主體是利益并不統一的無理性群體。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則指出，所謂烏合之眾只是人民群眾的自在階段，通過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實踐和理論灌輸，人民群眾可以從自在階段發展為自為階段，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識，擺脫利益不統一和無理性的局限，從而克服民主制度的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由于其統治階級的局限，無法真正培養人民群眾的民主能力，反而會主動采取措施破壞人民群眾的聯合和覺醒以維護自身統治。因此民眾難以達到自為階段，民主難題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中得到破解。與西方國家的形式民主不同，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真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可以通過基層民主的建設來培養人民群眾參與民主政治的能力，激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克服“多數暴政”問題。只有做好基層民主建設，在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扎實推動基層民主，讓人民群眾真正參與企業決策、社會管理、文化監督等事務，才能切實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破解民主制度難題。

關鍵詞：全過程人民民主；多數暴政；階級意識；民主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23）06-0034-09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1］。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對于我國未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來說至關重要。新時代十年間，特別是過去五年中，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在扎實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績，很好地體現了我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社會主義屬性。

但是，在政治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不少理論家對民主制度持消極懷疑態度，例如柏克、阿克頓、密爾、托克維爾、勒龐、熊彼特等都認為民主制度很有可能會導致“多數暴政”等問題，存在著根本性、制度性的弊端。對民主制度的懷疑者既有保守派理論家，也有自由派理論家；既有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專制主義者，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在政治理論史上留下了影響深遠的難解之題，從歷史上來看，顯然西方所謂民主國家的實踐無法有力地回答這些問題，近些年來美歐各國的政治亂象也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社會主義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勢必也會面臨同樣的詰問，想要闡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優越性，揭示全過程人民民主與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本質區別，就一定要找到解決民主制度難題的切實路徑。

一、理論史上關于民主制度的消極觀點

理論家們將政治制度分為多種類型，其中專制制度往往被認為是最不理想的政治制度之一，其原因在于專制制度只為少數人甚至某個個人的利益服務，這種專制統治的結果必然侵害大多數人的利益。在當今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話語中，民主制度遠遠優于專制制度，甚至被認為是最優的政治制度，是大眾維護自身權益的可靠保障。在這種話語之下，西方國家往往自我標榜是民主國家的典范，攻擊其他國家是“專制的”“威權的”，以此作為發動顏色革命、顛覆他國政權的理論武器。但是，在理論史上，許多重要的理論家都對西方主張的民主制度提出了消極的看法，認為民主制度并不是完美無缺，而是存在著制度性缺陷，甚至將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相提并論，認為二者并無本質區別。由于西方國家的民主實踐未能有效地回應對民主制度的這些質疑，可以將理論家們針對民主制度提出的消極觀點稱為“民主制度難題”。雖然西方意識形態話語有意忽視了關于民主制度難題的理論，但是對其進行梳理和分析，對于我們從理論上搞清楚問題的根源、從實踐上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來說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對民主制度持消極態度的理論家認為，民主制度表面上看是全體普通人民共同作主，與專制制度完全對立，但是民主國家本質上還是一種權威性存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賦予了多數人某種權威。從這個角度來說，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并無不同。因此，民主制度本身也蘊藏著風險，民主的權威像專制的權威一樣會帶來暴政?！安还苋藗儼堰@個權威稱作人民還是國王，或者稱作民主政府還是貴族政府，或者這個權威是在君主國還是在共和國行使，我都要說：這是給暴政播下了種子?！保?］289這種民主制度下出現的暴政被稱為“多數暴政”，由于民主制度的根本屬性是少數服從多數，因此這種多數暴政必定伴隨民主制度存在，是民主制度的一種制度性的、必然的弊端。

多數暴政比專制暴政更可怕之處在于，專制暴政的“暴”顯而易見，“專制不論以什么形式出現，都是令人討厭的”，而多數暴政的“暴”則披著民主的外衣，因此這種暴政會以合法的甚至神圣的面貌出現［2］461。由于這種合法性和神圣性，普通民眾在遭遇暴政后，無法依靠本應代表其當家作主權利的民主制度來維護自身利益，社會輿論、立法機構、行政當局等都無法起到作用［3］。正因如此，擔憂多數暴政的理論家們對民主制度十分懷疑，認為民主制度雖然體現了平等的理念，但與自由的理念相背離，就像一頭長著獠牙的猛獸，對個人充滿著危險。

為什么由全體民眾行使權利因而本應代表全體民眾利益的民主制度卻會導致多數暴政之類的問題？理論家們總結出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民主主體的利益并不統一，因此民主事實上不能真正代表全部人的利益，而只能體現出一部分人的利益。民主制度雖然常常表現為全體民眾一人一票來行使民主權利，每個人都掌握了平等的決策權力，但最終的民主結果卻是少數服從多數，占據多數的群體的意志可以得到貫徹，而占少數的群體的意志則被無視。表面上看起來是全體人民群眾都行使民主權利，但實際上“運用權力的‘人民與權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4］。因此，只有一部分人即多數派能夠真正地滿足自身利益需要，另一部分人即少數派則在民主過程中受到損害。人民意志反映的不一定是全體人民的意志，很有可能只是其中數量最多的或者最為活躍的群體的意志。因此，最后的結果是人民中的一部分會壓迫另一部分［4］。這就為多數人損害少數人利益的“多數暴政”提供了制度基礎。

其二，民主的主體存在缺陷，民眾只是表現為社會無意識、理性缺失的烏合之眾。民主制度遵從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那么多數人支持的決策是否一定是合乎理性的？這取決于人民群眾——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數人——是否具有理性。理論家們對此深表懷疑，在他們看來，蘇格拉底之死等案例生動說明了多數不一定掌握真理，多數人支持的決定未必是合理的。民主主體的這一缺陷不僅源于個體的理性能力有限，更在于諸多個體融為群體之后，無意識、無理性的特點會表現得更加突出。當個體融入群體后，往往變得更加感性，不善于推理卻急于行動，實際上成為一種無意識的狀態。當個人融入集體后，他的個人行為并不再受他自己的思想控制，而是受集體的意志控制［5］5。在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態下，我們當然不能期待民眾作出理性的決定。集體成為一種烏合之眾，沖動、急躁、善變，容易輕信他人和受到心懷叵測之人的欺騙，雖然可以勇于行動但是其行動經常是盲目的?！八麄兯牡母鞣N沖動可以是豪爽的或殘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但是這種沖動總是極為強烈，因此個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難以支配他們?！保?］8這樣一來，群體的民主決策難以維護其自身利益，不僅不能維護少數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能維護多數人的利益。

上述兩個困難若不能克服，西方民主制度的制度性弊端必然無法解決，這也成了無政府主義、專制主義等政治流派反對民主國家、支撐自身觀點的理由。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既然民主國家事實上也只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制，那么其與專制國家并無本質區別，想要根除這種弊端必須徹底拋棄國家和政府［6］。專制主義者則認為，由于群眾形成的整體是無理性的，只是被激情所支配，因此他們不能作為權力的掌控者，只有由少數理性的精英來進行統治才是合理的。如果不回應這些質疑，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在理論上就始終難以有說服力。同時要看到，理論家們提出的民主制度的這些弊端并不是僅僅停留于理論層面的一種可能性，而是他們對資產階級革命以來歐美各國的民主政治實踐經驗進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結論，具有普遍的現實性。如果說法國大革命時出現的問題只是一種突然的、騷動性的爆發，那么歐美各國建立民主制度之后的選舉制政府卻表明，“原來所謂‘自治政府和所謂‘人民施用與自身的權利等類詞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實狀況”［4］。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卻完全忽視理論家所討論的這種自由、民主、平等等理念之間的張力甚至對立，直接標榜自己的民主制度代表了自由、民主、平等的統一，這種所謂的“普世價值”只不過是建立在薄弱理論基礎之上的空中樓閣。

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民主制度難題的回應

對民主持消極態度的理論家認為，民主制度的根源在于民主主體即人民群眾自身存在局限性，人民群眾內部的利益并不統一，形成總體后又存在無意識無理性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看來，人民群眾確實有可能存在上述問題，但這時他們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或者說是自在的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人民群眾經常是分散的、分裂的，只是一個個自在的個人，沒有真正形成整體。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人民群眾的這種自在狀態作出了分析：“最初是單個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單個資產者作斗爭。他們不僅僅攻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而且攻擊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毀壞那些來競爭的外國商品，搗毀機器，燒毀工廠，力圖恢復已經失去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保?］39在這時，工人只是單個人的狀態，只是同某一個工廠、某一個地方的某一個勞動部門的其他工人產生聯系，這種聯系是初級而狹隘的。這些工人直接地同剝削他們的資本家進行斗爭，由于不理解問題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此會采取攻擊生產工具等斗爭方式。處于這種狀態的工人只能進行直接的、自發的斗爭，既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陷入困苦的處境，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敵人是誰，更不知道如何改變自身的命運，只能通過毀壞商品、搗毀機器、燒毀工廠的方式來斗爭，像是一群“烏合之眾”，所以確實會表現出勒龐等人批評的社會無意識、理性缺失、利益不統一等特點。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國各地并為競爭所分裂的群眾?！保?］39這種狀況在物質上是因為大工業尚未充分發展，工人在生產中的聯系尚不緊密；相應地，在觀念上則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理論，未能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識，頭腦實際上是被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所支配。這就導致自在狀態的人民群眾無法行之有效地實現自我解放，反而只能被資產階級所驅使，成為資產階級奪取革命果實的助力。

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人民群眾在生產中的聯系日益緊密，力量也逐漸壯大起來，并結合成規模更大的團體。同時，交通運輸的進步使得人民群眾形成大范圍聯合成為可能，地方性的斗爭擴大為全國性的斗爭，世界各地的工人產生了愈發緊密的聯系?！爸惺兰o的市民靠鄉間小道需要幾百年才能達到的聯合，現代的無產者利用鐵路只要幾年就可以達到了?！保?］40這些都為人民群眾超越自在階段提供了客觀的物質基礎。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和機器的大規模使用使得勞動逐漸簡單化，工人之間的處境越來越相同、利益越來越一致，勞動者內部的利益不再分化而是趨于統一，就業和收入的不穩定導致他們的生活狀況也越來越一致化［7］40。共同的命運和共同的利益為工人的相互聯合提供了主觀的意志推動。這樣，各地的勞苦大眾開始成立同盟以反對自己共同的敵人，捍衛自己的利益。他們在這些團體中進行經濟斗爭、政治斗爭甚至軍事斗爭。在這種情況下，單個工人和單個資本家的沖突演變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沖突，工人開始作為一個有共同利益、統一理論和階級意識的階級站上政治舞臺，不再是分散的、孤立的、無理性的狀態，實現了從自在階段到自為階段的發展。以自為階段的工人階級為核心，工人階級又可以和農民、小手工業者等勞動者結成聯盟，促使整個人民群眾都發展到自為階段，這時的人民群眾就不再是烏合之眾了。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群眾從自在階段發展到自為階段從根本上說需要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有了這個社會基礎之后，關鍵就在于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識，取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人民群眾頭腦的影響。階級意識的形成首先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給人民群眾帶來的教育因素。資產階級為了反對敵人，不得不將無產階級組織起來為自己提供幫助，從而讓無產階級被動地卷入政治運動中經受歷練，因此資產階級自己就提供了對無產階級的教育因素。同時，統治階級中的很多人被拋入到無產階級隊伍，他們作為有知識的成員也給無產階級帶來了許多先進的理念。最后，階級斗爭的尖銳性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歸附無產階級?！罢襁^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能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保?］41

階級意識的形成還在于人民群眾的政治實踐，促使他們的思維和認識逐漸深化。人民群眾在自在階段還不能科學地認識社會，雖然馬克思恩格斯等人創建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為人民群眾提供理論武器，但人民群眾一開始并不能切實掌握這些理論。只有通過社會實踐，通過長期斗爭積累經驗，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時，人民群眾認識到了社會問題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理解到了自身的歷史使命是消滅資本主義、解放全人類以解放自己，他們就變成了“自為的階級”［8］。

階級意識的形成更在于人民群眾在政治實踐中產生了共產黨作為自身的先鋒隊，一方面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民群眾的頭腦，另一方面領導人民群眾采取正確策略進行政治斗爭。共產黨由人民群眾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他們主動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并有強大的戰斗力來承擔對人民群眾的組織、教育、領導職能。對人民群眾來說，黨組織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中介形式，“這一辯證關系的兩項只有在這一中介和通過這一中介才能獲得具體性和現實性”［9］401-402。黨的領導作用對于人民群眾取得斗爭的勝利至關重要，人民群眾的斗爭雖然可能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但黨的組織可以在失敗中不斷浴火重生，不斷發展壯大。壯大了的黨組織利用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和矛盾，通過有效的斗爭策略，迫使資產階級政府用法律承認人民群眾的合理利益，例如通過斗爭獲得工作日法案的案例就是如此［7］40-41。在這樣一個又一個勝利之中，共產黨可以幫助廣大的人民群眾樹立對社會歷史和自身命運的正確認識，統一人民群眾進行政治斗爭的思路，最終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取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從這個角度來說，“共產黨的斗爭集中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上”［9］432。也就是說，共產黨不是要代替人民群眾去戰斗，而是要推進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發展，要讓人民群眾了解整個階級的利益，從而更好地團結人民和領導人民進行斗爭。

所以，當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下形成階級意識，從自在階段發展為自為狀態，成為真正的階級之后，民主制度就有了合格的主體，“多數暴政”等問題的根源將不復存在。資產階級不可能完成讓人民群眾發展到自為階段的任務，甚至還會有意阻礙和破壞這一進程，因此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無法克服“多數暴政”等問題，其意識形態只能對上述理論采取無視的態度。

三、克服民主制度難題的關鍵：社會主義基層民主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民主制度難題的回應可以看到，民主主體從自在階段向自為階段的發展對于破解民主難題來說至關重要。而人民群眾想要從自在發展到自為，必須接受足夠的教育，通過在自己的政黨領導下參與政治實踐，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從而“成熟到當權的程度”［10］，成為合格的民主主體。參與政治實踐，形成階級意識，培養民主能力，這些都是人民群眾在民主制度中發揮積極作用和有效管理國家的關鍵。

我們要看到，一個國家有民主制度，不一定意味著人民群眾有足夠的機會參與政治實踐，也不一定意味著人民群眾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黨作為組織者和領導者，因此人民群眾在民主制度中未必能從自在發展到自為。若人民群眾還處于自在階段，就還是表現為內部分化、無理性的烏合之眾，“多數暴政”等民主難題便難以克服。雅典等古希臘城邦十分重視對公民的公共教育，認為“教育應該由城邦來管理，由國家來規制”［11］，每個公民從孩提時期就必須參加城邦組織的公共教育，培養參與民主政治的能力。在這種教育之下，雅典公民在真正行使民主權利之前，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民主能力。但是，古希臘民主制度只針對公民階級，公民之外的奴隸等階級并不享受民主權利，民主范圍十分有限。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從法律上規定了全體成年國民均享有民主權利，在大選時擁有平等的投票權利，民主范圍遠大于古希臘民主城邦，但這些選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后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后就被冷落”［12］，而且在平均接受民主教育的程度方面較雅典的公民教育有明顯差距，許多民眾的民主能力沒有得到足夠鍛煉，也沒有系統學習過科學的社會歷史理論，更沒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黨，因此并不能成為合格的民主主體。這些國家的人民群眾還處于初級的自在階段，雖然擁有形式上的民主權利，但無法真正通過行使這種權利來實現自身利益；雖然有工會組織存在，但其工會未能促使工人階級形成統一的聯合，事實上只是資產階級政客和政黨操弄的對象。這是資本主義國家階級性質決定的必然結果，資產階級為了維護統治不可能幫助國內人民群眾提高民主能力，反而會主動采取措施破壞人民群眾的聯合和覺醒。

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擁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黨中央深刻認識到局限性巨大的西式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西式民主無法克服“多數暴政”等民主制度難題，實現對其的超越是我國肩負的歷史責任。為此，我們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要克服民主制度難題，我國必須實現人民群眾發展到自為階段，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黨的領導和政治實踐缺一不可。在人民群眾參與政治實踐方面，黨的二十大提出要積極發展基層民主?？梢哉f，發展基層民主是我國目前保障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權利、培養人民群眾參與民主政治能力的關鍵方式，是黨領導人民群眾發展成為自為階段的必要途徑。

基層民主的建設對于我國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十分必要。首先，積極發展基層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必然要求?！叭嗣衩裰魇巧鐣髁x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保?］基層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礎，如果基層民主沒有落實，就不能說我們真正實現了人民民主。其次，積極發展基層民主體現了我國民主制度與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本質區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1］。只有發展好基層民主，才能體現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才能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優勢。再次，積極發展基層民主體現了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在建設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1］?；鶎用裰魇侨嗣癞敿易髦髯钪苯拥捏w現，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基層民主很好地體現了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最后，積極發展基層民主是落實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徑?！叭^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保?］基層民主涉及的群體最為廣泛，帶給人民群眾的民主感受最為直接和真實，可以解決許許多多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只有建設基層民主取得實效，全過程人民民主才能稱得上是“最廣泛”“最真實”和“最管用”。

同時，基層民主的建設對于我國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有重大作用。想要完全發揮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作用，必須保證人民群眾掌握足夠的民主能力，并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否則民主實踐和民主建設必然遭遇各種亂象和挫折。而基層民主是培養人民群眾民主能力的最好平臺，人民群眾通過親自管理基層事務，熟悉民主制度和流程，培養民主意識，從分散的個人發展為與其他人的聯合，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1］。在培養民主能力的基礎上，基層民主還有助于激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發揮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鞏固和發展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保?］如果基層民主沒有落實，人民群眾很難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鶎邮聞张c人民群眾息息相關，他們是最為了解基層制度中的缺陷和弊端的人，因此可以很好地在基層民主中完善我們的制度，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煥發勃勃生機。這樣一來，人民群眾可以通過基層民主擁有大量獲得感和幸福感，從而更加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這有助于鞏固和發展我國的政治局面。

基層民主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環節，體現了我國民主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通過積極發展基層民主來培養人民群眾的民主能力，讓人民群眾發展到自為階段，可以有效破解民主制度難題，促進我國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水平的提高。西方式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則是實質上的民主。作為全過程人民民主重要環節的基層民主也與西方民主制度中所謂的基層民主有著本質不同，不是純粹形式上的，而是實質上的。只有通過這種實質上的基層民主，才能切實提高人民群眾的民主能力，幫助其從自在階段成長到自為階段。這體現了我國的民主制度與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本質區別，這種切實的基層民主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可以說，我國為了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而積極發展的基層民主是社會主義基層民主，與社會主義性質緊密聯系，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四、實現社會主義基層民主的具體途徑

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拓展民主渠道，豐富民主形式，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1］。在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各種途徑與形式中，基層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因此，積極發展基層民主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入手落實。

管理國家事務雖然看起來是十分宏大的事項，但是也可以通過基層民主的制度設計，幫助人民群眾切實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人大制度是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最重要渠道，“加強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設，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1］，讓人大代表切實代表人民，是實現社會主義基層民主的根本性途徑。此外，還可以通過完善辦事公開制度、拓寬基層各類群體有序參與基層治理渠道等方式，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推動基層民主建設［1］。

經濟生活是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主要領域，經濟利益是人民群眾的最基礎利益，因此在經濟領域加強基層民主建設，是實現社會主義基層民主的直接途徑。在經濟領域踐行基層民主，需要賦予勞動者以主人翁的地位和權利，大力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讓勞動者親身參與到企業的管理中來［1］。經濟民主對于企業運行和經濟發展有十分積極的意義。首先，人民群眾掌握經濟民主的管理權力，有助于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人民群眾切身經濟利益。其次，企業決策民主管理，可以有效防止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遏制貪污腐敗行為的出現［13］。最后，勞動者參與管理，可以大大改善勞動制度中的不合理規定，提高勞動效率，激發勞動熱情和創新精神，從而使企業的經濟效率大為提高。

經濟民主管理并非空中樓閣，而是具有切實的合理性和現實性。勞動者掌握企業的管理權力是合理的，不能因為職業管理者的存在忽視這一點。美國的市場社會主義者曾指出：“如果公民被認為有足夠的能力選舉他們的市長、州長和總統，他們就應該有權選舉他們的老板。在較大的公司，工人需要選舉工人委員會來任命管理人員，但法律權力應該屬于集體成員，一人一票?！保?4］這一觀點很有道理，企業內部的組織和管理與國家管理相通，若國家實行民主管理是合理且可行的，那么企業的民主管理也一樣合理可行。許多西方學者的經驗研究說明，工人進行自我管理很有效率，工人至少可以像資本家一樣有效地管理自己的企業［15］。20世紀60年代，我國在探索經濟民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廣為人知的“鞍鋼憲法”規定了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技術改革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這些規定起到了優化工作流程、防止官僚主義、激發勞動熱情和提高創新效果等作用。這些事實都有力地說明了經濟民主的積極意義。

文化領域雖然與人民群眾的利益并不直接相關，但是文化可以潛移默化影響全體民眾的思想，對于人民群眾形成階級意識，從而從自發發展為自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文化領域也應該加強基層民主建設，讓人民群眾直接參與文化事業的管理。文化民主管理最為重要的作用是加強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在之前的一段時期內，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遇到了嚴峻的挑戰，通過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我們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深入人心，……網絡生態持續向好，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1］。但同時，意識形態領域仍然“存在不少挑戰”［1］。要更進一步應對這些挑戰，就需要在文化領域發揮基層民主作用，讓人民群眾參與管理文化事業。例如，通過制度建設保障人民群眾對社會輿論的監督權，對于一些立場和觀點嚴重偏頗的言論進行交鋒和批判，對于一些社交媒體平臺的不當傾向予以糾正，以此打破少數群體對社會輿論的控制。這樣才能保證網絡報刊等平臺上的聲音真正是人民群眾的心聲，而不是少數別有用心者的邪意。葛蘭西曾經指出黨爭奪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意義，但是我們要看到，單靠黨組織是不足以牢牢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只有實現黨和人民群眾的結合，對文化領導權的掌握才能穩固持久。

另外，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建設上也可以發揚文化民主，提倡學術討論的風氣，加強包括普通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內的人民群眾的監督權力，防止尸位素餐、德才不備的人壟斷學術話語，防止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人占據重要文化平臺。這樣有助于增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創新能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培育壯大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1］。

最后，在社會事務管理方面，可以“深化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改革和建設，有效發揮橋梁紐帶作用”［1］。通過各種社會團體的建設，提供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事務管理、維護自身權益的渠道。這樣可以更好地保障社會公平正義，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取得更多實效，全方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一些經濟學家對工會等群團組織畏之如虎，認為中國一旦大力發展工會，就會提高用人成本，阻礙經濟發展，這種觀點是極為膚淺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經批判了把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割裂開來的經濟理論［16］，妖魔化工會的經濟觀點實際上也犯了這種錯誤。沒有足夠的社會需求，就難以有足夠的生產和投資；勞動者沒有足夠的收入，就難以有足夠的社會需求。勞動者通過工會等群團組織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高自身收入，有利于增加社會需求，對經濟發展起到拉動作用。西方國家經濟增速最高、最穩定的時期正是其國內工會組織力量最強的時期。中國目前經濟遭遇多重壓力，正需要足夠的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工會等組織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是十分應時的。

五、結 語

建設全過程人民民主離不開人民群眾民主能力的提高，從自在階段發展到自為階段。在今天，社會化大生產已經為這一過程提供了足夠的社會生產基礎，因此當下的關鍵是科學理論學習和階級意識形成的問題。

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資產階級維護統治的手段，我們要看到這種制度的背后有資產階級理論作為基礎。經濟理論上強調市場最優，政治理論上片面強調個人自由，文化理論上宣傳極端個人主義，這些都對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群眾起到分化瓦解作用，使他們無法形成統一的階級。

社會主義國家想要發展民主制度，實現真正的民主，就必須讓人民群眾免受資產階級理論的影響。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進一步改造黨的宣傳工作方法，改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的學風文風［17］，讓人民群眾愛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真正學懂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加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入腦入心，幫助人民群眾形成新時代的無產階級階級意識。這對于我們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具有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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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grassroots democracy to solve the problemsof democratic system

TIAN Lei

（School of Marxism，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Many theorists view the masses as an irrational rabble， believing that democracy will bring about problems such as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and even claiming that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because democratic subjects are irrational groups with inconsistent interests. Marxist theorists， on the other hand， maintain that the so-called rabble is only a stage of potentiality for the masses， and through soci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indoctrin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masses can develop from a stage of potentiality to actuality and overcome the problems of democratic system.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ruling class，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cannot truly cultivate the democratic abilities of the people， but will actively destroy the unity and awakening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own rule.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reach the stage of self-sufficiency， and the democratic problem cannot be solved in capitalist democracy. Unlike formal democracy in Western countrie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China is true democracy that guarantees the peoples right to b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cultivate peoples 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in democratic politic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stimulate peoples 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and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Only by doing a good job in building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firmly promoting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and allowing the people to truly participate in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social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supervision can we effectively develop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Keyword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class consciousness; democratic capacity; socialist path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編輯：蔡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