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新形態視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意蘊與形態嬗變

王哲

摘 要：人類文明新形態產生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和實踐進程中，既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全球價值、歷史自覺、文明基石三重世界歷史向度，是一種根植于又超越了民族國家的世界的歷史性存在。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需要認真關注并思考其價值自覺與價值導向問題，對全人類共同價值合理性及合法性的確證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實現其價值主張的前提。在對共同價值何以可能、民族性與世界性關系、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的區別等理論問題的價值澄清中，一種具有深刻理論闡釋力、面向全人類并能為之所認可和接受的共同體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態逐漸出場。自覺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和邊界是確證其共同體形態存在的前提，只有在建構并維系某種社會關系的意義上來認識和理解，才能夠突破階級社會與民族國家的時空邊界，使得“類”意義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成為可能?；谂囵B具有人類整體意識和全球參與態度和能力的“公共人”的目標取向，主張求同存異、尋求共識的基本理念，搭建國際間文化交流平臺、轉變話語呈現與表達方式、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與手段等實現路徑，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協調多元文明差異、凝聚思想共識，能夠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實踐中展現出重要而獨特的價值作為與價值擔當。

關鍵詞：人類文明新形態；思想政治教育；價值意蘊；共同體形態

中圖分類號：D643；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23）06-0090-07

文明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彰顯與象征，文明形態是對人類社會文明存在類型與發展階段的標識。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始終為創造一種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促進人民群眾發展的社會文明而不懈地努力與奮斗。經過百年的探索實踐，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保?］ 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產物，不僅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人民幸福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人類社會與世界歷史的發展走向都將產生影響。這樣一種根植于而又超越民族國家的文明形態何以可能、如何由可能轉化為現實，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澄清與實踐助力。

一、價值訴求：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歷史向度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連續性與階段性的統一，每一種文明形態的誕生都標志著世界歷史在一定范圍內實現了新的突破，同時每一種社會文明的存在也都經歷了產生、發展和轉變的過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對我們國家來說是一個標志性事件，但作為一項歷史事業而言這絕不是終點，而僅僅是開端。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要從“文明”的高度加以整體性把握，其中觀念自覺與價值取向處于前提性基礎地位。要深刻理解這一點，首先需要認識人類文明新形態所具有的三重世界歷史向度。

（一）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全球價值向度

人類文明新形態雖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產物，但其世界歷史意義并非后期擴展、輻散生成的，而是一開始就內蘊于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尋之中。其一，近代中國探尋自身發展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被置身于世界歷史的總體架構中，這一架構即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而形成的支配從屬關系，“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這樣一種從屬關系決定了當時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想要實現現代化，就不可能封閉局限在本國邊界之內，而必須同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格局產生關聯。其二，在這種支配從屬的世界格局中，中國的現代化可以有兩條路向，一是順從并同化，成為先發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二是通過徹底的社會革命，在這條鎖鏈上打開一個缺口，在充分利用現代資本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一種新的格局與秩序。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選擇了第二條道路，將中國現代化事業與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本質的關聯。其三，馬克思主義基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揚棄，超越了階級與民族國家的局限，立足“社會化的人類”，闡明了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的區別，指出無產階級可通過解放全人類而最終徹底解放自身的革命路線，從而指明了一條能夠超越資本主義文明范式的現代化新道路。而中華民族在這條道路上的探索與實踐則表明，“它在完成其現代化任務的同時，正積極地開啟出一種新文明類型（超越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可能性”［3］。當下，這種可能已生成為歷史的現實，因此誕生于這條道路上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其歷史邏輯在于從最初醞釀到生成發展都被置身于世界歷史的總體進程中，是對資本主義悖反性現代化的超越，具有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價值向度。

（二）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歷史自覺向度

人類文明新形態產生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探索實踐中，而中國式現代化同樣是在世界歷史總體架構下進行的，因此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在全球交往更為密切、世界各國利益關系進一步共生、風險挑戰進一步共擔的現實基礎上應運而生的，具有世界歷史的必然性。然而，“歷史的必然”不等于“自然的必然”，“人類文明新形態不是在世界歷史行進中自發形成的，因而不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4］。也就是說，盡管人類文明新形態表征著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和趨勢，但這種表征只是一種應然，如何將應然轉化為實然，需要歷史主體的自覺意識與積極作為。社會歷史的必然與自然的必然的最大區別也正在于此，自然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晝夜更替、寒來暑往；而歷史的必然則離不開人的實踐，如資本主義的滅亡是歷史的必然，但只有通過實踐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徹底釋放其容納的生產力以加速這一進程，才能使之成為現實。同樣，人類文明新形態也是如此，它是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深刻理解并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規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產生的，并且只有在自覺的觀念與實踐中才能夠得以發展，從而推動世界歷史進程的繼續前進。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依賴于歷史主體的自覺意識和主動作為，其現實性取決于這種歷史自覺的性質和程度。

（三）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文明基石向度

從文明的角度來認識人類文明新形態，有助于深化對其內涵的認識。通常而言，文明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明意指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性存在與精神性存在，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彰顯與象征。狹義的文明則特指一定時空范圍內人類社會交往與組織方式的凝結，其要義有三：一是從邊界看強調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即有明確主體的文明；二是在內容上突出社會性、精神性存在，其主體是各種社會關系及精神文化的產物；三是在性質上彰顯積極性、進步性，即經過凝練篩選而留存的對本民族本國家乃至人類歷史有正向和推動作用的內容。文明概念的這兩重含義在使用時應注意特定語境，一方面，在分析某一具體文明形態時，應在狹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以突出其現實特征，避免空洞和抽象。正如馬克思在批判抽象思辨哲學時所言，“從各種現實的果實中得到的‘果品這個抽象觀念”，然后宣布它“是梨、蘋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質”［5］276，以至“我的有限的、有感覺支持的理智能把蘋果和梨、梨和扁桃區別開來，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卻宣稱這些感性的差別是非本質的、無關緊要的”［5］277。另一方面，在世界歷史整體性視域下認識人類社會文明問題，又應從廣義概念出發，尋找共性、認識本質。在此語境下，廣義的文明構成不同民族、不同國家間人民相互理解與交流的媒介，正是存在著一些各個時期和地域人們都會面臨的相同或相似境遇的思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超越語言和意識形態差異的共性表達方式，文明才具有了交流、對話、整合、凝聚的共同體價值。也只有在此意義上，我們說人類文明新形態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其中的共同才能夠成為可能。

從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三重世界歷史向度中不難得出結論，人類文明新形態盡管產生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探索與實踐中，但卻是一種世界歷史性存在，其源頭本身就置于世界歷史的總體架構中，具有超越西方悖反性現代化的全球價值。這一價值的彰顯與實現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價值自覺，也就是我們對這一文明形態在思想觀念上的清醒主動與行為實踐中的積極作為；二是價值取向，在文明共同體層面的持續推進，從而在存異的基礎上更好地求同。因此，對人類文明新形態而言，價值層面是其存在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值得在學理層面進行深入研究和思考。

二、價值澄清：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場

正是由于價值維度在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提出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并在此后多個場合對其內涵進行了闡釋。這其中的邏輯關聯在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直接而現實的意義，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應有之義與必然要求，因此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提出正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價值期待和訴求的回應。具體來說，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持有不同價值觀的民族和文明間的相互交往和理解提供了基本準則，使其能夠在差異的基礎上尋求共識，從而盡可能廣泛地匯聚起多方面力量，共同應對全球問題、共同享有發展成果、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世界歷史層面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由此可見，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意義在于價值引導與價值凝聚，但是價值引導和價值凝聚功能的實現是有前提的，這一前提便是價值澄清。不難看出，全人類共同價值面臨的一個現實矛盾在于，其內涵和主張是面向全人類的、一般性的，但倡導者中華民族只是世界多元文明的一份子。如何處理好一般性和特殊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關系問題直接關涉其合理性與合法性，是這一主張能否為其他國家和民族所認同并接受的關鍵。因此，在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宣揚其內涵與主張，使各國人民知其然，更要闡釋其原理和依據，進一步做到讓他們知其所以然。就前者而言，可通過政治宣講、文化活動、外交實踐等諸多途徑來實現，而對后者來說，學理性的闡釋顯然更為困難，為此便需要一種面向各國民眾的、具有強烈理論解釋力與實踐親和力的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場。

（一）首要前提是確證共同價值之共同何以可能

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認為，哲學、宗教、道德、藝術等社會意識是由社會存在所決定的，而社會存在中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處于核心位置，因此“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6］ 。由此便會產生一個問題，即對處于不同發展程度、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的各個國家來說，能否形成彼此都認同和接受的共同價值觀念？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全人類共同價值將成為空中樓閣。這里應當注意區分不同民族價值觀的整體性質與具體價值主張的區別，就整體性質而言，由不同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在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下的各民族價值觀是不同的；但就具體內容來說，由于“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就必然有許多共同之處。不僅如此，對同樣的或差不多同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來說，道德論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6］ 。因此，各民族不同性質的價值觀念并不妨礙其在一些問題上能夠形成共識。此外，從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來說，思想觀念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先于或滯后社會存在的發展，這種不完全同步性也為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在一些價值觀念上形成共識提供可能。而就當今世界歷史發展的整體進程來看，盡管不平衡、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但世界各國間交往的密切程度、彼此利益的相互關聯、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和挑戰也都是前所未有的，這樣一種全球性、普遍性的社會存在為各個國家和民族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奠定了充分的現實基礎。因此，全人類共同價值之共同是可能的，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首要的前提工作就是澄清這種現實性與可能性。

（二）重點是深刻剖析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辯證關系

既然這種以多元性、差異性為基礎的價值共識是可能的，那么接下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便是，在弘揚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過程中應如何處理好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就人類社會的總體進程而言，伴隨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的不斷發展，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逐漸由孤立封閉走向聯合，“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5］540-541。在當今時代，全球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整個世界更是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7］，因此，重視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是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實現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充分挖掘并彰顯全人類共同價值中的普遍性、共性因素便顯得尤為重要。與此同時，另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是，在當代，國家依然是民族存在的最高形式，是國家事務中的獨立主體，因而強調全球性、一般性絕不意味著對民族性、特殊性的拒斥消解。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基于發展程度、政治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的差異，反映到價值觀上就呈現出鮮明的民族性，全人類共同價值如果失去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多元價值觀念的精神滋養必將枯萎凋零，所以全人類共同價值中的民族性、特殊性因素同樣不容忽視。那么，如何在多元文明中凝練價值共識、實現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相互協調，亟待面向全人類的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進行深入思考并給予回應。

（三）關鍵是明辨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的根本區別

強調這一問題的緣由在于，如果不加以徹底澄清，便無法解釋我們為何要批判“普世價值”而弘揚共同價值，甚至會引發我們在抄襲、模仿西方“普世價值”方面的嚴重誤解，這對于我們弘揚共同價值、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不利的。首先，“普世價值”提法本身便存在問題，所謂超越歷史、文化、民族、國家，普遍使用而具有永恒性的價值是不存在的，強調絕對、永恒、唯一的普世范疇本身便割裂了一般性和特殊性的關系，這一表述背后所體現的一勞永逸觀念是典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與之相應，辯證法強調條件和范圍，共同價值理念是基于當今人類社會發展總體進程而提出的，其內涵將隨著社會存在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充實。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偷盜動機已被消除的社會里……如果一個道德說教者想莊嚴地宣布一條永恒真理：切勿偷盜，那他將會遭到什么樣的嘲笑??！”［6］其次，“普世價值”就其實質而言是以普世名義掩蓋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強行卻隱蔽地借助所謂普世的名號而實現自身價值觀念的輸出，進而侵占其他文明價值理念的合理存在空間，以期實現消除差異的絕對同一，這是一種典型的障眼法。而共同價值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在承認世界文化和文明多樣性以及承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國家的人們存在不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追求全人類價值的最大同心圓和最大公約數”［8］，強調多樣性基礎上的統一性，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在尊重多元文明的基礎上，尋找能夠盡可能被接納的最大共識，這與“普世價值”唯我獨尊、排斥差異的主張顯然不同。最后，西方國家“普世價值”表面看是一個文化問題，但本質上卻是以文化形式偽裝的政治問題，其根本目的在于特定政治制度的傳遞與輸出，這是需要我們特別注意和警醒的。

綜上所述，在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弘揚全人類公共價值的實踐中，首先需要對若干理論問題給予價值澄清，只有在價值澄清的基礎上，才能夠充分發揮價值凝聚和價值導引功能。在此情境下，具有深刻理論闡釋力、面向全人類并能為之認可和接受的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場便具有了強烈的現實意義。

三、價值作為：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的觀念自覺與實踐擔當

正是由于在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過程中存在諸多價值疑問需要加以澄清，面向全人類的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才具有了現實的出場緣由，此形態的出場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在邊界、目標、理念等方面發生了變革，對于全人類的整體性存在將進一步凸顯觀念自覺并承擔起更為積極的價值擔當。

（一）觀念自覺：為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正名

如果說現實中理論和實踐的需要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將在形態上發生某種改變和更新，那么將這種改變稱之為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則意味著將問題引向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邊界的探討。所謂本質，是指某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內在規定性，是對其“是什么”問題的根本回答。而對“是什么”的認定也就同時明晰了“不是什么”，進而成為劃定其邊界的內在依據。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如果存在一種面向全人類、打破民族國家界限的形態，那么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在學理上重新認定和審視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這其中需要特別注意邏輯理路問題，一種是演繹性思路，也就是從本質規定出發去評判一種現象能否稱之為思想政治教育，這種思路保證了在一定前提下認識的必然性；另一種是歸納性思路，即從存在出發去概括和反思在邏輯上的本質認識，這種思路賦予了認識的開放性并使之能夠與時俱進。這兩種邏輯理路各有其優勢和局限，應當相互支持、相互補充、綜合應用。但是，綜合絕不是無條件地混同，在不同情境中，應當有針對性地突出強調其中的某個方面。就現實來看，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關系多向交織、國際力量對比分化調整，全人類交往呈現出許多新特征，在此背景下，基于變化的社會存在，我們要以一種開放、主動的姿態去對社會意識進行反思，因此體現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邊界問題上，應更加強調第二條即從現象和存在到本質的邏輯理路。

通常來說，我們認為階級性或者說意識形態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屬性，甚至存在一種簡單化的認識傾向，即將思想政治教育視為統治階級維護階級統治的一種工具和方式。這種界定必然能合乎邏輯地得出兩點結論，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時間邊界是階級社會，空間范圍是民族國家。如果從這一本質規定出發，那么超越國家界限的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存在的；或者說即使有這樣一種存在，也不能夠稱之為思想政治教育。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環境，故關于其本質的認識也體現出相應的時代意蘊；但是，在當代，我國社會運行已經由革命動蕩轉向和平建設狀態。正是基于此，學界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認識有了階級性與人本性、工具性與目的性等的爭論。事實上，這種爭論所體現出的并非沖突和對立，而是一種發展趨勢和方向。盡管在表面反映出對思想政治教育立場取向的不同態度，但其在建構并維系某種社會關系的意義上卻是一致的。因此，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來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那么伴隨人類社會從封閉孤立走向整體聯合的交往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間范圍上自然也將相應地逐步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呈現出共同體形態；而這種共同體形態之所以依然叫做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因為其本質上還是人們建構并維系自身社會關系的特定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一種超越民族國家邊界、面向全人類的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是能夠存在的，對此的清醒意識和理念自覺是賦予思想政治教育在當下全球性視野中發揮作用的前提，在此觀念自覺的基礎上，思想政治教育將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中肩負起更大的責任與擔當。

（二）實踐擔當：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的實現進路

其一，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以培養具有人類整體意識和全球參與態度及能力的“公共人”為目標?！芭囵B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問題，面向全人類的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以培養具有高遠宏大格局的“公共人”為目標?！肮踩恕笔紫葢哂腥祟愓w意識，能夠深刻認識到人作為不同于動物的一個特殊物種所具有的規定性，在概覽人類歷史發展整體面貌的基礎上概括規律和趨勢，從而懂得“類存在”對人類發展和解放所具有的意義，這是保障其能夠在彼此間經濟文化差異基礎上形成共識的前提。在此基礎上，逐漸養成關注并參與全球事務的責任感，而這種積極主動的態度又將進一步形成全球參與的能力，這種“公共人”的全球參與能力正是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傳統形態的目標所在。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公共人”強調的是文化觀念上的定位，而非對民族身份和國家歸屬的消融，畢竟就人類歷史發展現階段而言，國家依然不會在短時期內消亡，強調整體、共性也絕不等同于“無原則、無標準和無底線的泛全球化的無疆界意識”［9］。

其二，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主張求同存異、尋求共識。由于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范圍邊界較為特殊，體現為跨民族、國家間、全球際的普遍性，因此多元甚至異質的價值觀念是其必須面對的客觀文化基礎。然而，不同文明間并非完全相互割裂和對立，“各個國家、民族的特殊價值觀實現路徑也完全可以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相容。關鍵在于堅守現代文明的基本原則，保持一種包容、開放的態度，在交流合作中積極尋求各個國家都能認同的價值共識，并不斷拓展價值共識的深度與廣度”［10］ 。在此情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要消除分歧和差異，也難以做到整齊劃一，而是尊重不同民族和國家自身的價值觀念，在多元文明思想養料的基礎上，盡可能尋求更多能夠在更廣范圍內被認可和接受的共同主張，從而展開交流對話，實現合作共贏。這一理念源自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主張，“同”意味著消除差異、絕對同一，“和”則體現為一種相互協調相對穩定的良好的秩序和狀態。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矛盾的同一性以對立和差別為前提，同一是包含差別的具體的同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共識功能的前提在于觀念協調與意志整合，特別是對于多元異質文化基礎的共同體形態而言更是如此。只有這樣，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夠真正為各個民族和國家的人們所接受，從而在全人類利益共生、挑戰共擔的交往共在中發揮團結聚合作用，推動人類社會向著世界歷史的整體進程繼續前進和發展，也使其自身真正由一種潛在可能性轉化為現實必然性存在。

其三，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的實現路徑主要包括交流平臺、話語方式、信息技術等。實現路徑指運作的具體手段和方式，面向全人類的形態特征決定其運行的方式必然有別于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國際間文化交流與平臺搭建是其基本實現方式。價值觀的碰撞與融合離不開彼此間的相互交流，較之于經濟政治交往對自身安全利益的理性思考與維護，文化交往中具有更多感性、共性的因素，這為凝練價值共識奠定了基礎。通過形式多樣的國際間文體活動搭建交流平臺，為思想政治教育傳遞全人類共同價值提供了有效載體。其次，轉變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與表達方式。既然是在多元文明的基礎上探尋共識，就不可能擺出一副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姿態，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表達也不能是機械生硬的理論宣講或政治口號，而應體現現實關懷與生活導向，寓觀念主張于具體事件和日常生活中，以輕松愉悅甚至是用而不覺的方式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才能更好地為各國民眾所認可和接受。最后，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手段。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已建構出了一個超越傳統物理時空邊界的“元宇宙”，“將虛擬現實、虛實融合、具身體驗、沉浸式感知等聯系在一起”［11］，以數字形式實現對現實世界的復刻，極大消解了因物理時空距離而產生的壁壘與阻隔，開拓了人類交往的全新場域與空間，為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基于觀念自覺基礎上的目標取向、基本原則、實現路徑的變革與創新，共同體形態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協調多元文明差異、凝聚思想共識，從而在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實踐中體現出重要而獨特的價值作為與擔當，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1-07-02.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3］ 吳曉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J］.哲學研究，2019（7）：3.

［4］ 吳宏政.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基本定向［J］.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2（2）：67.

［5］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9.

［7］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6.

［8］ 孫春晨.全人類共同價值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倫理基礎［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2（1）：27.

［9］ 宇文利.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下當代中國人的全球意識培育［J］.學術論壇，2018（2）：47.

［10］韓驍.文明視野下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及其哲學意蘊［J］.哲學研究，2021（8）：26.

［11］方楠.元宇宙時代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研究［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6）：103.

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form evolu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human civilization

WANG Zhe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merged from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not only has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the world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global valu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rnerstone of civilization. It is a world historical existence rooted in and transcends the nation-s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requires serious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its value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is the premise for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o realize its value proposition. A new form of “commun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explanatory power and can be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all mankind， appears in the clarification of common val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worl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on value” and “universal value” and other theoretical issues. Consciously reflecting on the nature and bounda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premise of confirming the existence of its community form. Only by understanding in the sense of constructing and maintaining certain social relations can we break through the space-time boundary between class society and nation state and ma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sense of “mankind” possible. Based on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cultivating “public people” with the overall consciousness of mankind and the attitude of global participation， it advocates the basic idea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seeking consensus，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platform， changing the way of discourse presentation and expression， and making full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ean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form of community can help to coordinate the differences of multiple civilizations， gather ideological consensus， and show important and unique value acts and value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implications; community form

（編輯：段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