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關系的實證研究：2002—2021

朱芬華，魯學生

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關系的實證研究：2002—2021

朱芬華1，魯學生2

（1．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 金融科技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2．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 會計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選取5個一級指標和14個二級指標對2002—2021年中國鄉村生態環境進行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從2002年到2011年，鄉村生態環境較差，從2012年到2021年，鄉村生態環境逐漸改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現階段鄉村居民生活水平是鄉村生態環境的單向格蘭杰原因，當前階段中國經濟發展能促進鄉村生態環境改善，這符合經濟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

生態環境；鄉村居民；耦合關系；實證研究

鄉村振興戰略在中國農村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鄉村生態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生態振興目標是讓鄉村擁有清新的空氣、潔凈的水源、肥沃的土地，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好的生態環境蘊藏著無盡的經濟價值，能綿綿不斷創造綜合效益，推動鄉村可持續發展。鄉村生態振興以農民生活、農業生產和生態環境協調為導向，以建設綠水青山生態宜居鄉村為戰略目標，契合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態生活需要，有助于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補鄉村生態環境的短板和弱項，縮小城鄉不平衡發展的差距，推進城鄉融合，實現共同富裕。在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要推動鄉村居民生活和生態振興同向發展，形成生態環境和鄉村居民生活良性循環?；谏鷳B環境和鄉村居民生活正向發展的重要性，文章對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的耦合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

居民生活水平取決于經濟發展程度，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是重要且復雜的問題。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其研究范圍和深度不斷拓展。最早研究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經濟學家是英國Boulding（1960）。[1]隨著學者研究不斷深入，生態環境作為變量被部分學者引入增長模型，揭示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諸多相互作用的動態關系。20世紀70年代起， D’Arge and Kogiku（1973）、Becker（1982）等在新古典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中納入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變量，但未考慮技術進步等因素[2-3]，研究結果欠合理。內生增長理論學者Romer（1986）等為經濟和環境的研究打開了新思路。[4]20世紀90年代，Bovenberg and Smulders（1995）首次在Romer模型生產函數中引入污染程度。[5]1993年，Panayotou借用庫茲涅茨（Kuznets）界定的“倒U型關系”，首次將環境質量與人均收入間的“倒U型關系”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6]21世紀初，Grimaud and Rouge（2005）將環境外部性納入新Schumpeter模型，探索經濟均衡增長的路徑。[7]很顯然，在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中，國外學界認可生態環境作為內生變量能正向促進經濟發展。

（二）國內研究

相較于國外學者的研究，中國國內關于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研究起步較晚。從地域范圍看，有學者以大區和省域范圍進行研究，如史寶娟等（2023）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實證分析河北省區域內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二者之間的耦合關系。[8]王奕淇等（2022）運用系統動力學方法，探尋實現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優方案。[9]有學者以城市群和單個城市展開研究，如張盉儆（2022）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研究安康市生態環境保護與農業經濟發展，得出由勉強協調逐步轉化為良好協調的結論。[10]周珂等（2022）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武漢市社會經濟發展呈現持續健康發展態勢。[11]有學者以生態示范區、功能區為研究對象，如劉潭等（2022）通過實證測算，得出黃河流域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逐年遞增，空間上呈“中上游落后、下游發達”的分布格局。[12]

綜上研究，現有研究得出中國不同空間范圍內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耦合發展程度總體提高的結論，但實證過程中指標選取的標準并不完全一致，研究結論具有一定不確定性，研究亟待深入。本文以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耦合協調關系為研究對象，從實證角度對二者的聯系進行研究，一定程度上豐富了鄉村振興的研究成果，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現代化奠定基礎，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指標選取、分析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指標選取

影響鄉村生態環境的因素很多,考慮數據資料的可獲性，本著真實性、科學性、代表性和客觀性等原則，文章選取5個一級指標和14個二級指標，如表1所示。其中，農藥使用量、化肥施用折純量、農業能源消費總量、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農用柴油使用量是逆向指標，數值越大意味著鄉村生態環境越不理想，與鄉村生態環境成反比；節水灌溉面積、水土流失治理面積、除澇面積、堤防保護面積、太陽能熱水器、太陽灶是正向指標，數值越大，表明鄉村生態環境越理想，與鄉村生態環境成正比。

表1 鄉村生態環境現狀的指標

（二）分析方法和數據來源

考慮鄉村生態環境的評價指標較多，因子分析法非常適合用于此次量化實證研究。因子分析把眾多指標凝練成幾個代表性指標，既簡化運算，減少工作量，又很好地保留原始信息，維持指標較高解釋能力。因子分析模型如下：

文章選取的14個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3—2022年版）、《中國生態環境統計年報》（2002-2021年）和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其中少量缺失指標采用期望最大值算法進行處理。

三、因子分析過程及結果

在對變量進行因子分析之前，采用巴特利特對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鄉村生態環境的巴特利特球形檢驗

從表2可知，中國鄉村生態環境的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的顯著性為0，小于0.05，故拒絕各變量獨立的假設，說明原始變量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KMO檢驗值為0.714，一般認為KMO檢驗值在0.7以上因子分析效果比較好，說明指標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從表3可知，14個初始指標的初始特征值有三個大于1，分別為8.449、3.418和1.188，這3個因子累計解釋93.248%的初始指標信息，遠遠高于85%。依據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提取原則，用這3個主因子替代14個初始指標來分析中國鄉村生態環境的現狀，效果比較理想。以3個主因子的貢獻率為基礎，結合2002—2021年3個主因子的得分情況，計算中國鄉村生態環境的總得分，因子總得分模型如下：

通過上式計算2002—2021年中國鄉村生態環境的因子總得分，結果如表4所示。

表3 中國鄉村生態環境的總方法解釋表

表4 中國鄉村生態環境各因子得分和總得分

從表4可知，從2002到2011年，中國鄉村生態環境因子得分均小于0，意味著這10年中國鄉村生態環境較差；從2012到2021年，中國鄉村生態環境因子得分均大于零，意味著這10年中國鄉村生態環境逐漸改善。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國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政府每年投入巨額資金用于環境污染治理?！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指導意見》等文件陸續出臺，為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指明了行動方向，完善了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保障。另外，階段性規劃方案《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方案》《“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的制定與實施，為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提供了行動方案參考，使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有法可依、有據可循。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斷改善治理污染，鄉村生態環境狀況逐年改善。

四、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水平關系的回歸分析

（一）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鄉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決定因素是鄉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此，以鄉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RLS）代表鄉村居民生活水平，剖析鄉村生態環境（REE）和鄉村居民生活水平（RLS）之間的關系，在平穩性檢驗通過的前提下，利用統計分析軟件EVIEWS8.0對2002—2021年兩者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格蘭杰因果檢驗

從表5可知，當滯后階數為1階時，鄉村居民生活水平（RLS）不是鄉村生態環境（REE）的格蘭杰原因P值為0.0313，小于0.05，則拒絕鄉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是鄉村生態環境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說明鄉村居民生活水平是鄉村生態環境的格蘭杰原因；鄉村生態環境（REE）不是鄉村居民生活水平（RLS）的格蘭杰原因P值為0.0836，大于0.05，則接受鄉村生態環境不是鄉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說明鄉村生態環境不是鄉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格蘭杰原因，兩者存在單向因果關系。

（二）回歸分析

檢驗顯示鄉村居民生活水平是鄉村生態環境的格蘭杰原因，文章以鄉村居民生活水平（RLS）為自變量，鄉村生態環境（REE）為因變量，對鄉村居民生活水平促進鄉村生態環境做回歸分析。

表6 鄉村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水平回歸分析各類模型摘要

從表6可知，立方模型的R平方值為0.960，調整后的R平方為0.952，均高于線性模型和二次項模型，估算標準誤差為0.154，低于線性模型和二次項模型，說明立方模型的擬合優度最高。

圖1為各個模型的擬合回歸線，從中可以看出立方模型效果最好。

圖1 各模型的擬合回歸線

表7 鄉村居民生活水平改善鄉村生態環境的ANOVAa

從表7可知，立方模型平方和總計是9.415，其中，回歸平方和是9.038，殘差平方和是0.377，回歸平方和占據96%，說明模型具有很高的解釋度。

表8 鄉村居民生活水平改善鄉村生態環境的回歸分析結果

從表8可知，回歸模型的常量和自變量的顯著性概率都是0，均小于0.05，顯著性檢驗通過。依據表8寫出回歸模型如下：

鄉村居民生活水平促進鄉村生態環境改善的具體表現：鄉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意味著經濟進一步發展，可以為環境保護和治理提供資金支持，增加對環保設施的投資；技術進步能為環境保護提供技術支持，研發更多新能源技術，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率，降低污染物的產生量，改善鄉村生態環境。

五、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因子分析結論：從2002年到2011年，鄉村生態環境較差。從2012年到2021年，鄉村生態環境逐漸改善。格蘭杰關系檢驗顯示鄉村居民生活水平是鄉村生態環境的格蘭杰原因，回歸分析發現當前階段中國經濟發展能促進鄉村生態環境改善，這符合經濟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表明最初環境質量隨著收入增加而下降，當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環境質量隨收入增加而改善，環境質量與收入呈倒U型關系。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人與自然展現“和諧—矛盾—和諧”的關系，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和諧規律的客觀反映。

（二）啟示

對生態環境測度指標體系構建還存在分類模糊、指標遺漏等問題，未構建多元整體系統的理論基礎，未能深入探討科技創新、生態文明等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研究還缺乏對鄉村居民生活水平與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情況的分析預測。分析缺乏系統性探析，未能將生態環境與鄉村振興與人的全面發展結合起來考慮。

為深入推進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研究，奠定堅實理論基礎，建立現代化環境治理體系，應運用制度經濟學、產業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理論與方法，科學構建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耦合發展的測度指標和評價體系，運用協調耦合度模型、DSGE模型等方法，從多空間尺度和多維層面來分析揭示不同區域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的耦合協同機制，堅持國際化視野，結合各國實際國情等，加強對政策工具與實施績效的分析提煉，優化經濟生態化發展路徑研究，促進生態環境與鄉村居民生活耦合協調發展。

[1]BOULDING K E.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M].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 NewYork, Freeman, 1960.

[2]D’ARGE R C, KOGIKU K C.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3, 40（1）: 61-77.

[3]BECKER R A.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the capital environment trade-off[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82, 9（2）: 162-185.

[4]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2-42.

[5]BOVENBERG A L, SMULDERS S A. Environmental qualityand pollution augmenti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a two secto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5, 57: 369-391.

[6]PANAYOTOU T.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Working Paper WP238, 1993.

[7]GRIMAUD A, ROUGE L. Pollution non-renewable resources, 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J].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5（2）：109-129.

[8]史寶娟，汪萍萍.高質量發展視角下河北省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耦合分析[J].華北理工大學學報，2023（1）：30-37.

[9]王奕淇，李國平.基于SD模型的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可持續性模擬[J].干旱區地理，2022（5）：901-910.

[10]張盉儆.安康市生態環境保護與農業經濟耦合協調發展評價研究[J].湖北農業科學，2022（4）：140-143.

[11]周珂，侯幫磊.武漢市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變化趨勢分析[J].中國環境監測，2022（12）：144-151.

[12]劉潭，徐璋勇.黃河流域經濟發展、綠色創新與生態環境的協同演變[J].統計與決策，2022（14）：105-109.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ural residents’ lives: from 2002 to 2021

Zhu Fenhua1, Lu Xuesheng2

Selecting 5 primary indicators and 14 secondary indicators for factor analysis of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2002 to 2011,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poor, and from 2012 to 2021,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radually improve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Glenmorangie distillery relationship test show that the living standard of rural residents at this stage is the one-way Glenmorangie distillery cause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t this stag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lly, explor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rticle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ural residents; Coupling relationship; Empirical research

2023-06-30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項目（2022AH040341）；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項目（SK2021ZD0114）；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技術技能創新服務平臺項目（2021ZDG09）

朱芬華（1983－ ），女，安徽績溪人，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金融科技學院副教授，碩士；魯學生（1980－ ），男，安徽天長人，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會計學院教授，碩士，主要從事鄉村振興研究。

10.13685/j.cnki.abc. 000713

F299.27；F327

A

1671-9255（2023）04-0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