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財政視角下實現高質量就業的效應分析

莊婷婷，葉貴琳，姜琦，黃穎

民生財政視角下實現高質量就業的效應分析

莊婷婷，葉貴琳，姜琦，黃穎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 會計與金融學院，福建 漳州 363105）

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堅持“以人為本”，回應人民對于民生福祉的訴求，同時推動勞動力高質量就業的實現?；谖覈?010—2019年30個省市面板數據，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及作用機理。結果表明：首先，民生財政對就業質量存在著顯著的正向影響，這種作用在中部地區和高城鎮化水平地區更為明顯；其次，民生財政的增長不利于就業數量的提高，并且經由就業數量弱化了就業質量；最后，在財政支出結構失衡和人力資本供需沖突的作用下，存在“民生財政增加-人力資本下降”以及“人力資本上升-就業質量下降”兩個負反饋機制。未來需要通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改進教育和醫衛投入回報，以及完善人才培養布局等來提升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的促進作用。

民生財政；就業質量；就業數量；人力資本

一、引言

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開始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型，而高質量發展需要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創新的基石是人，當前社會的就業形勢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國務院在2021年印發了《“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該規劃指出“以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為主要目標，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健全有利于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的促進機制”。就業問題關乎國計民生和社會穩定，而實現高質量就業則是進一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應有之義。

在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過程中，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政府需要面對和滿足的主要需求，增加新時代民生福祉也就成為政府財政活動的主要內容。具體而言民生財政支出是指政府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等公共服務的供給。[1]要實現就業質量的提高，市場機制以外政府的支持和扶助必不可少。那么，地方政府民生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是否有利于地方就業質量的改善呢？這一問題在民生財政支出規模逐漸上漲的大背景下亟待厘清。

已有研究表明，產業結構升級和教育水平改善是影響就業質量的關鍵因素。一方面，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和數字經濟和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新興經濟模式都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改善勞動報酬和勞動保障，優化了就業環境和就業能力[2-4]；另一方面，教育水平可以正向影響就業質量。技能培訓、教育代際向上流動和教育匹配都是實現教育公平和提高就業質量的重要途徑。[5]而受到教育水平提高影響，就業質量的改善具體表現為工作收入增加且工作時間減少，就業穩定性和社會保障率同步提升[6-7]。而財政領域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研究，則一般聚焦在財政壓力和財政政策的影響上。針對高質量就業相關的財政激勵政策有助于促進就業質量的提高，但其他領域支出增加導致的財政壓力則可能通過增強稅收負擔而弱化當地的就業質量[8-11]。綜上所述，少有學者關注民生財政支出對就業質量的影響關系。在經濟發展新時代，面對人民對于民生福祉的新要求，分析政府民生財政支出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因此是本文的首要研究目標。

本文采用了我國2010—2019年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了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并基于中介效應模型梳理了影響機制。和現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創新點如下：（1）關注民生財政支出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從就業質量的維度出發對地方政府提供民生公共產品和服務提出建議，是現有民生財政支出相關研究的有益補充；（2）從就業質量的角度對就業問題深度分析，同時將其與民生財政支出相聯系，為高質量就業機制的健全提供財政視角的有效理論支持；（3）在新時代背景下，厘清了“民生財政增長—就業數量減少”“民生財政增長—人力資本減少”“人力資本增長—就業質量減少”這三條效應機理，從財政支出結構和人力資本供求視角對就業數量和人力資本的作用進行了重新解讀。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民生財政與就業質量

本文主要關注宏觀領域的就業質量，即指的是反映整個就業過程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并取得報酬或收入的具體情況之優劣程度的綜合性范疇。[12]民生財政是指地方政府為了滿足人民民生性需求而提供的相關公共產品和服務，具體而言指的是教育、醫療衛生、社保與就業等方面的財政支出。[13]

首先，教育方面的民生財政支出有助于強化教育實力，從而提高就業質量。[14]此外，教育民生財政支出的累積還有助于實現教育層次發展的多元化：（1）對農村地區的義務教育的深度扶持，有助于增長農村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為其更高層次就業，實現收入提升埋下基礎[15]；（2）對高等教育的資金補助有利于提升一地的科研創新能力，再經由產研融合和高層次勞動力的傳輸，帶動企業技術進步[16]，從而促進勞動力收入增長和就業環境改善；（3）對職業技能教育的財政扶持則可以彌補勞動力市場技能工人的短缺，促進低層次勞動力收入的提升，實現產業的優化和技術的轉型。[17]其次，醫療衛生方面的財政支出有助于改善勞動力的健康水平。改善勞動者健康水平，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和生產率，促使勞動者的就業質量增加。[18]同時，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勞動力隊伍的患病風險。醫療衛生支出的增加，有助于增加疾病預防和治療公共服務的提供數量和提供質量，從而降低勞動者患病就醫的金錢和時間成本，提升勞動者的職業競爭力，對就業有顯著的短期促進效應。[19]最后，地方政府在社保和就業支出的增加為相應的職業培訓與指導提供支持資金，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的風險承擔能力，從而實現就業環境和質量的改善。

也就是說，民生財政主要經由對于教育、醫療衛生、社保與就業等方面對就業質量產生正向影響。據此，本文提出第一個待檢驗的假說：

H1：民生財政對就業質量有促進作用。

（二）就業數量

民生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存在先促進、后抑制的倒U型影響效應。[20]在民生財政支出規模較小的時期，經濟增長可以實現一地就業機會增加和收入改善，從而導致就業崗位的增加。但伴隨著民生財政支出規模的上升，其對于經濟的抑制作用會逐漸凸顯。在有限的財政預算中，民生財政的支出比重上升會削弱生產性支出的比重，從而弱化地方財政對于經濟增長的直接促進作用，進而降低就業數量。這種情況在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壓力時尤為凸顯，大部分地方政府在面臨收支缺口擴大時一般都通過削減經濟支出以保證民生支出的足額供應。[21]而經濟增速的放緩又反過來抑制了地方政府財力的增長，強化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壓力，進一步誘導了地方政府保民生支出，放棄經濟支出的行為，形成負向循環。同時，老齡化社會下養老和醫療負擔的加劇也會強化民生財政支出對生產性支出產生的“擠出效應”。[13]此外，社會保障相關制度建設的投入會對企業形成更強的制度規制，增加用人成本，從而削弱勞動力相對于機器的比較優勢，導致企業增加物質資本的投入，進而減少就業數量[22]，并且這種影響在女性、老年、低教育水平、低健康水平群體中更為明顯。[23]

充分就業是實現高質量就業的前提條件。充分就業的實現，一方面可以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提高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另一方面能提升勞動者的工作獲得感和成就感，實現自我價值。即就業數量提升能夠顯著改善就業質量。因此，在新時代的發展背景下，民生財政支出的提升會抑制就業數量的上漲，也就是說存在“民生財政支出增加—就業數量減少—就業質量下降”的影響機制?？紤]到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存在直接的促進作用，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就業數量在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的路徑中起到遮掩效應。

（三）人力資本

民生財政對于人力資本的影響主要經由對于教育的投入展開。過往研究表明，勞動者受教育年限越長，就業質量就越高。[24]但由于財政投入結構失衡的原因，教育投入對于人力資本的正向效應正逐漸衰減。首先，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過分削減生產性支出以保證民生支出的財政支出結構加劇了就業崗位的流失，導致高人力資本的勞動力流出，一地平均人力資本水平的下降。以經濟增速較低的西部地區為例，在西部地區的民生性支出中，教育方面的投入比重最大，但高人力資本勞動力存在最高的外流效應，降低了地區人力資本積累水平。[25]其次，教育財政支出本身存在結構失衡的問題。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投入重量而不重質，學生培養上“嚴進寬出”，勞動者增加了受教育年限但卻未積累相應的人力資本。劉愛生和王文利的調研就發現學生未能從本科階段的學習中獲得應有的專業知識。[26]另一方面，財政投入對于職業教育重視不足，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職業教育需求，從而限制了相關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最后，除了教育外，健康也是人力資本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存在“重醫輕衛”的失衡結構。[27]勞動力對自我健康保障意識的缺乏，導致健康人力資本水平不斷下降。這又強化了對于治療性公共產品的需求，導致財政支出“重醫輕衛”的傾向進一步加劇，形成了支出增長但健康人力資本未有提高的不利局面。綜上所述，在經濟發展的新時代背景下，由于財政投入結構失衡，民生財政投入在人力資本方面的正向效應逐年減弱，甚至存在負面影響。

人力資本存在結構失衡、高端不高，以及低端鎖定的問題[28]，導致人力資本的提升對于就業質量的正向影響同樣弱化。首先，從宏觀上來看，人力資本積累已經超過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這一問題從微觀個體的角度可以表述為個體勞動力過度教育的問題。當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過高不適合當前崗位時，其人力資本的使用效率會降低，從而導致就業質量的下降。更具體地說，高等教育帶來的就業收入增長隨時間推移在逐漸減少。其次，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上的“嚴進寬出”導致高低人力資本的勞動力擁有相同學歷，學歷作為人力資本的信號失靈。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下，崗位與人力資本錯配加劇，高人力資本勞動力被迫離開或接受低要求的崗位，從而降低了相應人群的就業質量。[29]最后，人才培養模式脫離社會需求導致人力資本提高與就業質量改善脫節。一方面，在高人力資本人群中，高等教育在辦學上存在明顯“同質化”和“平均化”傾向[28]，與社會對于個性化勞動力的需求脫節。另一方面，在低人力資本人群中，社會需要的職業教育相關人力資本投入不足。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在民生財政支出不斷擴張的大背景下，財政支出結構失衡以及人力資本供求沖突導致了“民生財政增加—人力資本下降”和“人力資本上升—就業質量下降”兩個負向影響效應，即人力資本在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的過程中起到了中介效應。具體，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人力資本在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的路徑中起到中介效應。

三、研究模型與變量設計

（一）實證模型構建

首先，為了檢驗假設1民生財政對居民就業質量的影響，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模型（1）進行檢驗：

其次，在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設立如下模型以檢驗就業數量與人力資本在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中所起到的中介效應。

（二）指標選取

被解釋變量為就業質量（）。我們從工作收入、就業環境、社會保障及自我實現等四個方面構建省際就業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31]：（1）工作收入是衡量勞動者就業質量的最基礎指標，以所有在崗職工實際平均工資來衡量；（2）就業環境可以體現出當前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水平和就業情況，以各地區每年勞動糾紛案件受理的數量和城鎮登記失業率兩個指標來進行衡量；（3）政府為勞動者提供的社會保障是確保勞動者就業質量的一個最低標準，以養老保險參與率、醫療保險參與率和生育保險參與率三個指標來進行衡量；（4）勞動者個人的自我實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各地區勞動者對提高自我實現能力的意愿和水平，以各地區每年職業技術培訓機構的數量來衡量。具體的衡量指標如表1所示。最后，對上述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使用熵值法計算得出就業質量。

表1 就業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核心解釋變量為民生財政（Fin）。此處借鑒姜揚的做法[13]，將這四項支出相加，以民生性財政支出占地方政府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進行衡量。

中介變量為就業數量（Num）和人力資本（Hum）。一方面，從就業供需和就業結構兩個維度構建就業數量的綜合評價指標。[31]從就業供需維度了解勞動者的就業充分度，再經由就業結構分析勞動者的就業平衡度，具體衡量指標如表2所示，此后采用熵值法測算出具體數值。另一方面，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32]，具體計算公式為：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學文化程度人數×6+初中文化程度人數×9+高中文化程度人數×12+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數×19）/總人數。

參考已有研究，選取了如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2, 9, 33-35]：（1）地區財力水平（），以地區財政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對地區財力進行衡量；（2）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進行衡量；（3）外商投資規模（），以外商投資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衡量；（4）老齡化程度（），以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進行衡量。

表2 就業數量

（三）數據說明與描述性統計

為了排除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選取我國2010—2019年30個省市面板數據（因數據獲取缺失，不含西藏、港澳臺）。大部分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地方統計年鑒、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臺和銳思數據庫，少數缺失數據通過線性插值法補齊。為了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雙側1%的縮尾處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和穩健性檢驗

1．基準回歸

為了提高面板回歸估計的精確度，采用了同時控制省份和時間效應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報告在表4列（1）中。民生財政（）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民生財政顯著提高了勞動者的就業質量。主要原因在于，民生財政可以通過改進地區教育水平、多元化教育層次、完善醫療衛生公共服務、提供社會保障、完善職業風險應對能力等方面促進就業環境和就業質量的改善。

2．內生性檢驗

為了避免模型中可能的內生性問題的存在，引入民生財政支出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2SLS回歸。[36]從表4列（2）可見：首先，工具變量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中F值顯著大于10，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問題；其次，工具變量與可能的內生變量個數相同，不存在過度識別的問題；最后，使用工具變量法之后，民生財政支出的系數依舊保持顯著為正，同時系數值相對于基準回歸結果明顯上升，進一步印證了民生財政支出對于就業質量的正面促進作用。

3．使用聚類穩健標準誤

為了避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和序列自相關問題，使用聚類穩健標準誤對基準模型重新進行回歸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列（3）所示。重新回歸后，核心解釋變量民生財政支出的符號和顯著性與基準回歸一致。

4．替換解釋變量

以人均民生財政支出的對數值（）替換原解釋變量民生財政支出（）[37]，重新進行回歸以進行穩健性檢驗?；貧w結果見表4列（4），替換了解釋變量后模型中大部分變量的顯著性與符號與基準回歸結果相比均未發生明顯的變化。

5．添加遺漏變量

為了避免存在可能的遺漏變量導致實證結果存在偏誤，本文進一步添加了固定資產投資（）并對其取對數作為新的控制變量。固定資產投資可以反映一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潛力，而較好的基建水平和發展潛力有助于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形成對于勞動力就業的正向吸引力。[38]添加上述遺漏變量后，檢驗結果如表4列（5）所示，民生財政對就業質量的影響依舊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

6．添加滯后變量

考慮民生財政投入的效果具有時滯性，在支出當年可能無法觀察到它對就業質量的明顯效果，我們將核心解釋變量和所有的控制變量全部取滯后一期，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列（6）所示。與基準回歸結果相比，民生財政的系數仍顯著為正，但顯著性水平明顯提高。這既證明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也說明了民生財政對就業質量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時滯性。

表 4 基準回歸和穩健性檢驗

注：*、**、***分別表示回歸系數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列（2）（3）括號內為聚類穩健標準誤，其他列括號內為普通標準誤。

（二）異質性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

從區域差異角度看，就業質量呈現出地區差距擴大、兩極或多極分化的明顯趨勢。[39]因此，為了厘清民生財政對就業質量的影響是否也存在相同的區域異質性，我們進一步將樣本按照省份所在地區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地區，然后分別重新進行回歸?；貧w結果在表5列（1）-（3）中進行報告?？梢钥闯?，東部地區民生財政對就業質量在5%水平上呈顯著的負向影響，中部地區民生財政在1%水平上對就業質量顯著為正，而西部地區民生財政對就業質量沒有影響。主要原因在于：（1）東部地區相比于中西部地區民生基礎設施建設趨于飽和，其民生財政支出邊際效益減弱。在相對有限的財政支出中，增加民生財政支出會擠出生產性支出，造成經濟減速和就業機會減少，從而導致就業質量的下降。[9]（2）相較于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民生相關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尚未飽和，其對于就業質量仍表現出正向的促進作用。（3）西部地區主要受制于經濟增速較慢，民生財政支出規模提升會對當地勞動者形成較強的稅負壓力，從而弱化其對于就業質量的促進作用，因此西部地區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系數為負值且不顯著。

2．城鎮化

城鎮化進程的推動有助于創造就業崗位、提升就業層次，從而提高勞動者的就業收入。因此，我們進一步考慮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是否因城鎮化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異。根據各地區的人口城鎮化率，將城鎮化水平高于均值的地區劃入“城鎮化水平高”的組，其余劃入“城鎮化水平低”的組，然后進行分組回歸。從表5列（4）和（5）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民生財政對就業質量僅在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和大型醫院一般密集分布在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地方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衛生的支出更多地以高校和醫院為支出對象，從而向城鎮化水平高的地區傾斜，造成民生財政支出對就業質量的正向影響在該類地區更為顯著。此外，城鎮化水平越高的地區，當地生產要素的集中度越高。[32]受此影響，企業甚至產業形成高度集聚，有利于社會保障和就業相關的財政支出發揮出更大規模效應，進而對就業質量形成正向傳導。

表5 異質性分析

注：*、**、***分別表示回歸系數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標準誤。

（三）機制分析

1．就業數量

就業數量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6列（1）和（2）所示。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民生財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負向影響就業數量，但就業數量在1%的顯著水平上有利促進了就業質量的抬升，兩者符號相反。前者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增速放緩的時代背景下，民生財政支出的增加擠出了生產性財政支出，進一步抑制了經濟增長，從而使得就業數量下降。這種下降趨勢會被老齡化進程加深和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替代進一步放大。后者則因為就業數量增長可以提高社會勞動力的充分利用率，并且增長勞動力個體的就業成就感，從而促進就業質量的增長。同時列（2）中，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的直接效應顯著，因此就業數量在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的路徑中起到遮掩效應，效應強度為16.52%。也就是說民生財政由于對就業數量存在一定負面影響，間接弱化了它對于就業質量的正向改進，即就業數量在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的過程中起到了遮掩效應，假設2得到驗證。

表6 機制檢驗

注：*、**、***分別表示回歸系數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標準誤。

2．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的中介機制估計結果如表6列（3）和（4）所示?？梢杂^察到：列（3）中民生財政對于人力資本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主要原因在于財政支出結構失衡。首先，財政支出中教育支出的增長擠壓了生產性財政支出，導致就業數量減少，從而驅使勞動力外流而減少地區人力資本積累；其次，教育財政支出內部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比重過高，職業教育比重過低，前者投入上“重量不重質”導致勞動力在教育年限內未完成應有的人力資本積累，后者則導致職業教育相關人力資本供不應求；最后，醫療衛生財政支出“重醫輕衛”，高強度工作壓力又對社會健康人力資本形成較大的負面沖擊。列（4）中的人力資本同樣也對就業質量存在負向效應，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資本存在供需結構失衡，過度教育使得勞動力從高等教育中獲得的邊際收益逐年遞減。學歷作為高端人力資本的信號失靈加劇人力資本和崗位的錯配，高等教育培養同質化的同時職業教育缺失導致就業質量并未隨著人力資本的提升而增加。上述兩個系數的符號之積為正，且列（4）中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顯著為正，人力資本對于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起到的是部分中介效應，效應強度為19.01%。需要強調的是，雖然人力資本在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的過程中起到了中介效應，但該效應是由“民生財政增加—人力資本下降”，以及“人力資本上升—就業質量下降”兩個負向影響機制疊加實現的。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采用我國2010—2019年30個省市面板數據，通過雙向固定效應和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的影響及作用機理。研究結論如下所示：（1）民生財政對于就業質量存在正向促進作用，這種正向影響在中部地區和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更為強烈；（2）就業數量在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的過程中起到了遮掩效應。在經濟增長放緩和老齡化趨勢加深的背景下，民生財政支出會擠壓生產性財政支出，加速企業使用機器替代勞動力，導致就業數量減少，進而負向沖擊就業質量；（3）人力資本在民生財政影響就業質量的過程中起到了中介效應，但該效應是由“民生財政增加—人力資本下降”，以及“人力資本上升—就業質量下降”兩個負向影響疊加實現。前者主要由于財政支出結構失衡引起，后者則主要受到人力資本供需沖突的影響。

據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密切關注財政壓力變化，合理把控民生財政支出力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平衡生產性支出與民生性支出的比重，有效發揮不同類型財政支出對就業質量的積極作用，弱化擠出效應。（2）優化民生財政投入結構，改進教育財政投入的產出回報率，優化人才培養模式，實現量質并舉。完善疾病預防方向的衛生投入，減少財政資金的浪費。（3）優化人才培養布局，在保障高等教育人力資本提供的同時，根據社會需求完善相關的職業技能教育，大力培養以勞動力市場需求為導向的應用型、技術型人才，為市場輸送合適的勞動力資源，實現人力資本的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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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realiz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public finance

Zhuang Tingting, Ye Guilin, Jiang Qi, Huang Y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ands a commitment to a "people-centered" strategy that responds to the populace's aspirations for well-being while advanc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or the labor force.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livelihood fina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are empirically examined through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irst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f livelihood fina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areas with high urbanization level; secondly, the growth of livelihood financ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ncrease of employment quality, besides weakening it by the employment quantity; finally, there are two negative feedback mechanisms: "an increase in financing for livelihood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human capital" and "an increase in human capital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employment quality", resulting from the imbalance in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future, there is a need to improve the role of livelihood finance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quality, which can be achieved by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creasing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and improving talent training layout.

Livelihood public finance; Employment quality; Employment quantity; Human capital

2023-07-02

福建省哲學社科規劃項目（FJ2021C017）；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基礎研究青年項目(FJ2021C017)； 福建省教育廳中青年教師教育科研項目（社科類）(JAS20508）

莊婷婷（1990－ ），女，福建廈門人，廈門大學嘉庚學院會計與金融學院講師，碩士。

10.13685/j.cnki.abc. 000715

F812.2；F249.2

A

1671-9255（2023）04-00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