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激光冷卻原子史的新解讀基于檔案、手稿等新史料

錢逸濤 楊 凱

一 引言

1997年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該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美國物理學家朱棣文(Steven Chu)、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D. Phillips)以及法國的科恩-塔諾季(Claude Cohen-Tannoudji)教授，以表彰他們在發展用激光冷卻和捕獲原子方法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貢獻。消息傳至國內，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及很多國內科學家發現激光冷卻原子研究領域早有中國學者王育竹踏足。有學者認為：“王育竹提出的激光冷卻氣體的物理思想與現在使用的機制是一致的?！盵1]而王育竹的研究成果也早早發表在1980年《科學通報》第9期及1981年的《激光》第8期上，因此不少科學家甚至媒體發聲認為“中國科學家錯失諾貝爾物理學獎”“中國學者距離諾貝爾獎僅咫尺之遙”[2]。

王育竹是否真的曾接近諾貝爾物理學獎？筆者在搜集史料的過程中發現了兩份來自諾貝爾獎委員會的來信(圖1)，信件內容顯示王育竹被邀請為1997年度、1998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提交提案，并為自己選定的獲獎發明或發現給出推薦理由，這表明諾獎委員會早已注意到了王育竹的研究成果，并對其研究工作給予了充分認可。

圖1. 諾貝爾獎物理學獎委員會的來信(1)諾貝爾獎委員會來信，1997、1998年，具體月份不詳，該信件原件由王育竹院士辦公室提供。

關于這段早期中國激光冷卻原子史研究尚留有諸多疑點，尤其是其中有幾個核心問題：中國科學家王育竹關于激光冷卻原子的研究在時間上是否具有優先性？其研究在同期同類成果中處于什么位置？王育竹研究成果是否真正達到了國際領先水準？沒有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是否意味著中國科學家此前的努力付諸流水？這些問題尚未能從前人研究成果中得到清晰完整的正面解答。

關于中國激光冷卻原子史，主要來自當事人的回憶性文章：王育竹記述了開展激光冷卻原子初步階段時期的動力、物理思想以及開展的實驗結果[3]，王義遒記述了其在北京大學開展利用與原子束逆向行進的激光束減速原子束研究的經歷[4]。此外，陳崇斌等曾基于部分訪談資料和文獻簡述了中國激光冷卻原子研究的發展史，并將其中的經驗教訓歸結為缺乏關鍵的實驗設備、科研資金不到位等因素[5]。本文擬根據對當事人的訪談資料、王育竹論文手稿、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以下簡稱上海光機所)所藏檔案等新史料重新解讀這段歷史，并以此求教于學界同仁。

二 國際國內同期同類成果的對比

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蘇聯科學家提出可以利用激光駐波限制原子的活動范圍，從而達到“捕獲原子”的效果[6]。但完整提出利用激光輻射壓力來冷卻氣體原子的機制則是來自斯坦福大學的肖洛(A. L. Schawlow)教授和德國物理學家漢斯(T. W. Hansch)，在他們1975年發表的文章當中明確將激光冷卻原子的過程稱為“多普勒機制”，并通過理論推導、數值估算將該機制對應的極限溫度稱為多普勒極限(大約為240μk)[7]。1984—1987年間斯坦福大學的朱棣文及其同事通過多次實驗驗證了多普勒冷卻機制，并在此過程中進一步發展了構成了新的磁光陷阱(Magneto-tptical trap，以下簡稱“MOT”)技術，MOT技術進一步提高了冷卻原子的密度，延長了觀察時間，為后續激光冷卻原子的實驗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手段[8，9]。

漢斯、肖洛提出的多普勒冷卻機制從提出到成功驗證跨越了近10年時間，在此期間激光冷卻原子研究雖然在國際上產生了一些反響，但影響范圍有限，在中國開展激光冷卻氣體原子研究的單位更不多見，主要有上海光機所的王育竹的團隊和北京大學的王義遒研究團隊等，其中王育竹最早認識到了激光冷卻原子這種新技術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據王育竹回憶：

1978年我們在工廠完成了航天科學技術所需的科研任務后，重新回到了研究所，開始了科研工作。我們已經離開研究工作七年了，搞什么研究課題呢？國際上發展現狀如何？在圖書館我查到了1975年漢斯和肖洛發表在光通訊上的文章，他們提出激光冷卻氣體原子的建議……這篇文章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決心投入到“激光冷卻氣體原子”研究中去，因而決定了我后半生的科研道路。[10]

傳統原子鐘的性能受限于原子的熱運動速度，若能有效減緩熱原子的運動速度就能大幅提高原子鐘的穩定度和精確度，這對原子鐘技術的改進將是革命性的?；诖?，王育竹在1977年就提出了利用積分球紅移漫反射激光冷卻氣體原子，在一份王育竹親寫的手稿當中記錄了他當時提出該機制的理論思想和初步推算(圖2)，其基本物理思路是當原子進入球型腔后，球內的紅移漫發射激光與原子發生共振，原子受到共振光壓的作用會不斷減慢速度，從而達到冷卻效果。但是這種新機制的實驗條件十分嚴苛，比如要求實驗中的光學系統是一個對原子束軸向對稱的系統，球形腔內各方向傳播的光強度均等。因此相關實驗直到1992年才完成，并證明了該機制屬于多普勒機制的范疇。

圖2. 王育竹關于激光冷卻原子束方案討論手稿[11]

多普勒冷卻機制在1975年被提出后雖然在國際上經各研究小組反復驗證，但隨著大量新實驗研究結果出現，科學家發現所謂多普勒極限是可以被突破的。比如王育竹在1979年提出的利用交流斯塔克效應(光頻移效應)激光冷卻原子，正是一個不同于多普勒冷卻的新機制[12]。除此之外，王義遒研究團隊也于20世紀80年代率先提出利用激光減速原子束頻標的新方法[13]。這說明中國科學家是在激光冷卻原子研究領域尚不熱門時就介入了該領域的研究中來，但對于前述核心問題如：國內研究成果同國外同類型研究成果相比到了哪一階段？其物理思想落實到何種程度？發表時間上又是什么順序？則需要進一步的梳理分析。筆者匯總了1975—1989年間國內外具有代表性的激光冷卻原子領域學術成果(表1)。

1975—1985年間國外研究單位，特別是斯坦福大學物理系完成了科學研究中所必需的提出假設、形成理論、實驗重復驗證的閉環，其研究時間持續長，合作單位眾多，包括位于美國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等頂尖科研單位，激光冷卻原子領域中重要技術名詞如多普勒機制(The Doppler mechanism)、光學黏團(molasses)、MOT(Magneto-tptical trap)技術等名詞都均是由斯坦福大學研究團隊首次提出，并得到了學術共同體的廣泛認可。再如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簡稱NIST)激光冷卻和捕獲研究小組1991年以前就在PhysicalReviewLetters、Nature、Science等頂尖刊物的發文數量累計已超過25篇。中國科學家王育竹、王義遒等人關注激光冷卻原子這一新興領域的時間并不比國外晚，甚至提出一些基本物理思想的時間比國外還早近10年，但支撐他們投入激光冷卻原子研究的單位只局限于上海光機所、北京大學等少數幾個單位，國內激光冷卻研究單位從論文數量、論文發表的刊物級別、研究工作量來說和斯坦福大學等頂尖研究團隊存在不小的差距。為進一步對比王育竹的激光冷卻原子研究工作與國外同類成果，須將研究時段拉長，并且對研究內容及新物理現象的實驗驗證工作進行詳細分析。

三 提出突破多普勒極限的新機制

1.理論設想

一般認為王育竹提出的低于多普勒極限的新機制沒有得到廣泛關注有幾個原因：(1)發表陣地，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雖然已改革開放，但由于此前長期處于閉塞狀態，導致中國科學家與國外學術界交流并不多，即使有一流的成果也難以被國際一流學者認可(2)筆者認為學界里流傳的“1980年代中國學者缺少在國際一流學術刊物發表論文的機會”這一說法并不準確，該說法僅限于部分新興研究領域，并不能推而廣之。研究開啟的時間早晚與后續研究工作的實際進展并無強關聯關系，因此不能說是中國學者缺少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機會，而可能是還未到發表在國際一流學術刊物的時機。，王育竹等人的早期成果又發表在中文期刊上，因此很難在國際學術界產生影響；(2)20世紀80年代國內對外學術交流渠道不通暢，獲得頂尖專家的指導機會少[5]。不可否認這都是十分重要的客觀因素，但將中國早期激光冷卻研究工作沒有獲得足夠影響力的原因完全歸咎于以上兩點，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筆者根據新發掘史料，對王育竹的早期激光冷卻原子研究工作進行重新解讀。1979年，正逢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肖洛(A.schawlow)訪問上海光機所，訪問期間王育竹向肖洛介紹了他關于激光冷卻的物理思想，并將相關論文寄給肖洛審閱。肖洛歸國后閱讀了王育竹關于“利用交流斯坦克效應(光頻移效應)激光冷卻氣體原子”一文后，他給王育竹寫信說道：“這個思想是新的、合理的，表達是直接清晰的，建議迅速發表”，來信原文如下：

Dear Professor Wang ：

I must apologize for being so slow in answering your letter of February 12. Things have been very busy here and，even now，I have not been able to find the time to give your fascinating paper the careful study it deserves.

The idea is novel and seems quite reasonable. The presentation seems clear and direct，and as far as I can tell，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publish the paper in the form that you sent me. However，it would be nice if there were some quantitative estimates of possible laser powe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oline achiwvable. For instance，when we were preparing our paper，it appeared that available continuous-wave lasers would produce only a little cooling unless a very large volume could be illuminated. Otherwise the atoms，moving at about 100 km per second，would move out of the illuminated regionbefore appreciable cooling would be achieved，But，even if you do not make any additions，I hope that your article will soon te submitted and publish.(3)王育竹與肖洛教授的通信往來，1980年3月20日，存于中國科學院上海光機所王育竹辦公室。

來信中肖洛教授也指出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對激光功率及其所對應可以實現的冷卻效果缺乏定量化的研究，若原子以100km/s的速度逃出激光照射區域，將無法達到理想的冷卻效果。此外，據王育竹回憶：“在1980年的國際激光會議上海分會場上，一位國外科學家也不認同交流斯塔克機制，認為在電容器中的原子，加上電壓會使原子能級移動，無法冷卻原子?！盵14]雖然這個說法后面被證實有誤，但從側面反映1979年王育竹提出的新機制尚需要實驗進一步驗證，王育竹本人對此也有回應：

(1)這兩篇東西(指的是積分球冷卻方案和交流斯塔克效應冷卻方案)是在十三年前(1977年)開始搞激光冷卻時寫的東西。一篇在1979年成都光頻標方案論證會上報告過，一篇未發表。由于當時尚無激光冷卻方面的理論文章，所以我的兩篇文章中沒有系統的分析。

(2)文章中提出了三種冷卻方式的基本物理機制，即“利用積分球激光冷卻原子束”“非球面聚焦鏡激光冷卻”和“利用序列重復脈沖冷卻原子束”它正是世界當前所謂的“Diffusion light cooling”和“White Light cooling”希望大家……把這兩個基本思想做深入、做系統，做出有中國特色的冷卻工作。(4)王育竹科研說明手稿，1991年8月16日，存于中國科學院上海光機所王育竹辦公室。

這證明王育竹在1979年提出的激光冷卻新機制并非未被當時國際頂尖科學家注意，而其成果未能引起足夠影響的原因可能在于其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猜想或假設未經嚴謹的理論推導和數值估算，有效的實驗驗證工作也未能及時組織起來。作為一名嚴謹的實驗物理學家，王育竹很清楚現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于是完成激光冷卻原子方面的驗證實驗成為下一步研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2. 實驗驗證

1979年，王育竹赴日本東京大學短期交流，在東京大學分子光譜實驗室，他與清水富士夫教授合作開展了多光束偏轉鈉原子束實驗，實驗方案如圖3所示：通過特定實驗裝置使得激光入射方向垂直于原子束飛行方向，當激光頻率與原子躍遷頻率共振時，可以觀察到偏轉原子束的熒光在空間跳動，這顯示了光壓力的作用[3]。該實驗結果證明了輻射光壓用于激光冷卻氣體原子的可行性。

圖3. 多光束偏轉原子實驗方案圖圖片來源：《物理》2011年第7期第424頁

時隔多年，王育竹對在日本短暫的訪問之旅仍記憶猶新，他回憶道：“這個實驗結果(指在東京大學開展的多光束偏轉原子實驗)使我十分振奮。它證明了激光氣體原子技術的可行性，這是世界上最早用激光觀察到的光壓力作用的實驗結果之一！”(5)王育竹《我的科研自述》，2012年2月，內部資料。

王育竹于1984年與同事在上海光機所組建成中國第一個激光冷卻氣體實驗室(后改名中國科學院量子光學開放實驗室)，改進了傳統原子束裝置中探測束流強度的方法。利用照相機和一維二極管列陣組成一維熒光探測器，記錄了原子束熒光的空間分布，獲得了信噪比最佳的實驗結果。還利用激光偏轉原子束的方法第一次測量了熱原子束的速度分布，從某種意義來說該項研究是1979年在東京大學實驗工作的進一步延續和改進[15]。

1987年，王育竹團隊進行了鈉原子束一維激光冷卻實驗，率先觀察到了低于多普勒冷卻極限的物理現象，與美國國家標準局(United States 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簡稱NBS)研究小組(6)1988年8月，美國國家標準局(NBS)更名為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簡稱“NIST”)。成為了世界上最早觀察到此現象的兩個小組之一。其實驗方案是使鈉原子束垂直通過一維偏振激光駐波場，沿駐波場軸線進入直流磁場，用一維CCD照相機探測原子束熒光空間分布(7)CCD即Charge coupled Device，中文全稱—電荷耦合元件，是一種半導體器件，能夠把光學影像轉化為數字信號。。當調諧激光頻率對原子共振的失諧量時，觀察到了激光對原子束橫向一線冷卻和加熱現象。在論文中王育竹總結了其研究工作：

(1)該項研究是利用遲滯偶極力對原子束進行的一維準直實驗研究；

(2)獲得了原子橫向速度從 50 cm/s降低到15 cm/s的結果，這相當于有效橫向溫度從 350 降低到 33μk；

(3)原子束的良好準直可以通過具有較大正偏諧的強駐波場來實現；

(4)從原理上來說，使用一對垂直駐波場對原子束進行二維準直并不困難。[16]

對于已取得的實驗結果，王育竹最先投稿到《物理評論快報》上，但評審專家認為文章理論與實驗結果不符，因為當時國際上僅有兩能級原子的冷卻理論，但它不能解釋低于多普勒冷卻極限溫度的實驗結果。王育竹自述曾想利用“交流斯塔克效應激光冷卻氣體原子”來解釋實驗結果，但最終由于信心不足而放棄。而在此時美國標準與技術局、斯坦福大學研究團隊也早早注意到該現象，在朱棣文1989年發表的論文中就明確提出兩能級原子的能級的冷卻理論并不適用鈉、鈣等原子，在他的研究當中綜合使用了計算機程序模擬、數值求解、實驗等多重方法和證據證明了低于多普勒極限現象的存在，從論文結論來看，王育竹等雖然觀察到了反常物理現象的存在，但論文最終落點在對實驗方法的改進和實驗結果的觀察上，沒有對冷卻溫度過低這一反常實驗結果繼續探究，更遑論突破原有理論框架；而朱棣文等人成功的關鍵在于大膽否定了原多普勒理論中的兩個假設(即原子的兩能級性質和光場具有純極化狀態的假設)，通過大量精確實驗的測量，以及多種理論分析手段，發展出了一套與最終實驗結果相適應的理論體系，這是完成亞多普勒冷卻體系(Sub-Doppler)中的關鍵一步[17—19]。

四 站在國際學術舞臺上

在激光冷卻氣體原子的研究過程中，王育竹及上海光機所的研究工作受到了不少國際同行的關注，他多次代表上海光機所在國際激光光譜會議、國際量子電子會議(IQEC)(圖4)(8)IQEC邀請函，1994年5月10日，原件由王育竹院士辦公室提供。、國際量子學與激光科學會議(QELS)作學術報告，他被推選擔任國際激光光譜會議指導委員會成員、1992年國際量子電子學會議 (EQEC)的共主席，國際第十三次原子物理會議顧問(圖4)(9)王育竹當選國際原子物理會議顧問書面通知書，1994年3月17日，原件由王育竹院士辦公室提供。、國際物理聯盟(IUPUP)量子電子專業委員會成員、德國馬普學量子光學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等多個重要學術職務。1999年他還成功當選了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和國際理論物理中心高級合作成員。

圖4. 部分王育竹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材料圖

1989—1990年間，王育竹受李政道先生邀請成為新成立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CCAST)特別委員，他利用CCAST的優越實驗條件開展研究并獲得中心的經費資助。但在1989年7月24日，王育竹收到到來自李政道先生的來信，來信稱：“中心因受意大利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制裁影響，所有新批示資金全被凍結?！?10)原文為“as you may know，CCAST-World Laboratory funding originates from the Italian Government.Since the end of last month，economic sanctions have been imposed by Italy against China. As a result，the funds for all new CCAST appointments have been frozen”。因此王育竹預想開展的激光冷卻實驗也就只能作罷。對于王育竹與國外科學家的交往情況，現任中國科學院量子光學重點實驗室主任劉亮表示：“在我與王先生(指王育竹)的長期交往當中發現王先生的工作得到了國外科學家的普遍尊敬，比如提出交流斯塔克效應的新機制就得到了國外同行的普遍認可，在同國外科學家特別是美國、法國、德國科學家的學術對話中，王先生能夠十分自如、從容地介紹自己的工作，他們之間的交流基本都是平等愉快的?！?11)魏榮研究員訪談劉亮研究員，2023年4月14日，上海光機所。

1994年7月4日王育竹參加了澳大利亞舉辦的第六屆亞太物理會議，參加會議的主要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中國香港等，大會提交了600多篇論文，各類分會場口頭報告達400多場，其中王育竹受邀在大會上作題為“原子光學中的激光冷卻和準直原子束”的主題報告，參會學者中還有不少介紹了本國(或地區)量子光學研究發展情況。在這一次與國外量子光學領域學者的直接對話中，王育竹深深感受到了亞太地區與美國、法國等量子光學領域強國的差距，據王育竹回憶：“亞太地區在量子光學和原子光學的研究水平遠不及美國、法國，但亞太地區從事中國領域研究的人在增多，研究工作涉及的面很廣，其中日本、澳大利亞、中國的水平較高?！?12)王育竹參加第六屆亞太物理會議紀要，1994年8月20日，內部資料。會議結束后王育竹還訪問了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堪培拉大學等幾所大學的物理系、信息科學系，并同澳大利亞的幾位著名物理學家建立了友好聯系。結束訪問后，王育竹在歸國報告中寫到：“我國在量子光學和原子光學的研究早已開展，但進展緩慢。量子光學研究多為理論計算和理論分析，而這些理論工作都遠離實際工作，也遠離國際的發展前沿……激光控制原子運動的研究僅在上海光機所和北京大學進行。上海光機所已工作十年，在激光偏轉原子束、亞泊松光子統計驗證、原子束一維冷卻做出了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而不能進行三維冷卻工作?！?13)王育竹訪問澳大利亞幾所大學報告，1994年8月20日，內部資料。這也從側面證實了正是在高水平的國際學術交流中，王育竹認識到了20世紀80—90年代間中國激光冷卻原子研究工作遇到的瓶頸——很多研究工作只能停留在理論計算、分析上，而理論推導、計算又與實驗工作嚴重脫節，因此需要正視與美國、法國等國家科學研究的差距。

這些證據都表明1979—1997年間，王育竹在上海光機所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不少國際同行的關注，其中不乏在國際主流學術界介紹報告自己研究的機會。除此之外，上海光機所量子光學實驗室也先后接待了多位世界級科學家訪問，比如朱棣文、肖洛、李政道等諾獎得主，這至少說明所謂“國際學術界不了解中國科學家的研究、中國科學家缺少國外專家直接指導”的說法并不準確。正是在多次國際高水平學術交流中養成了王育竹世界一流的學術眼光、敏銳的物理直覺以及對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洞察力，同時也正視了國內與國際原子光學前沿研究的差距。

五 結語

縱觀早期中國激光冷卻原子史，遺憾與收獲并存，從短期來看，中國研究小組克服了種種困難，在有限的實驗條件下獨立觀察到了低于多普勒極限的物理現象，但最終因為“信心不足”等原因錯失了諾貝爾獎級別的新發現，著實可惜。但轉換視角來看，首先，中國激光冷卻原子研究并沒有因為“錯失諾獎”而陷入低谷，反而在20世紀90年代逐漸進入了研究高潮：王育竹在1979年提出的積分球冷卻機制成為中國科學院量子光學實驗室的重點研究方向，并于1993年得到了實驗驗證，實驗證明：積分球紅移漫發射激光冷卻氣體原子是一個非常有效、實用的激光冷卻氣體原子技術，它所需的實驗設備簡便、緊湊、體積小、重量輕、易搬運，如今已成為小型星載原子鐘研制中的主流技術方案[20]。

其次，進行激光冷卻原子的研究過程中打造了一支素質過硬、實驗能力強、創新精神足的研究隊伍，培養了一支在國內甚至國際舞臺上從事冷原子物理研究的人才隊伍，中國科學院量子光學重點實驗室在激光冷卻原子研究過程中又開辟了如冷原子頻標、空間原子頻標、光纖時頻傳遞等新研究方向。1992年，上海光機所的王育竹聯合北京大學、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團隊申報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原子光學與時間基準的研究[21]。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資助下，北京大學和上海光機所在國內首次獲得了銫、鈉冷原子云，首次實現了銫磁光阱，性能達到國際水平，并觀察到了一些冷原子團特異現象，在國內首次實現光學黏團，獲得了超冷原子，測得自由下落超冷原子團最低溫度為10μk，創造了多項國內科研紀錄[22]。

實驗設備的缺乏、科研資金不到位等因素確實是科學研究中繞不開的難題，但內在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王育竹在2007年前往德國馬普研究所參加評議會后撰寫的歸國總結值得我們注意：

馬普協會所屬的光學、信息和光子學研究所是由馬普協會支持的研究所，正在努力建設成為馬普協會下屬的正式研究所……該所的研究成果要求必須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和世界一流的學術水平……該所工作人員約100多人，在職職工僅22人，大部分人是博士生和碩士生，客座人員有14位。[23]

根據上文信息可知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學研究所正式成立至今不足20年，但根據最新結果顯示——20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正授予了該研究所所長費倫茨·克勞斯(Ferenc Krausz)，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學研究所成立初期情況與上海光機所、北京大學進行激光冷卻原子研究的初步階段很相似，在研究早期，人力、物力、財力缺乏是正?，F象，客觀條件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根本改善，即使是國外研究機構也并不都是起步就具有優越的科研條件，關鍵在于如何創新思想、轉換視角、久久為功，開展有前瞻性、系統性、發展性的研究。

早期激光冷卻原子研究引起的爭議或者遺憾不能簡單歸結為中外科學家交流不暢、信息閉塞、觀念不同，而是要結合具體情境對中外科學家的對話、對科學家的具體研究工作進行深入剖析，王育竹具有世界一流物理學家的敏銳洞察力，在國際激光冷卻原子研究方興未艾之時，就認識到了該領域的廣袤應用前景，在有限的條件開展了一系列開創性的工作。但必須指出的是，20世紀90年代上海光機所價值超過100萬的科研儀器都屈指可數(14)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所志(1964—2003)，2003年，內部資料。，不能因為優先供給一個方向的研究而偏廢了其他同樣重要的研究方向。中國科學家沒有獲得諾貝爾獎固然遺憾，但王育竹在20世紀70年代開展的激光冷卻原子研究在40年后結出了豐碩“果實”也不失為另一種收獲。

致謝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上海光機所王育竹院士秘書王金媛、上海光機所人事處王憶琳、綜合檔案室吳燕華、岳文杰、俞為琴老師、科技處王慜超老師的重要幫助。中國科學院量子光學重點實驗室前主任劉亮研究員接受了訪談，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筆者參加中國現代科技史研討會報告此文時得到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王大洲教授的指導，在此一并致以最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