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然靜觀到技藝操控煉金術汞硫理論對礦物觀念的重塑

嚴弼宸

一 從散發物理論到汞硫理論

亞里士多德在《氣象學》(Meteorologica)第三卷末尾，用干濕兩種散發物(exhalation)解釋了地下礦石與金屬的成因[1]。這兩種散發物產自太陽對地表的熱作用，它們在《氣象學》前三卷中被用于解釋流星、彗星、銀河、雨雪霜露、風云雷電、地震彩虹等月下界諸氣象現象的成因[2]。通過統一融貫的散發物理論，礦物的生成與月下界其他諸多氣象現象一起被編織進通天徹地的自然階梯之中，成為亞氏自然哲學的一部分[3]。這種自然哲學式的礦物成因理論，在后世卻演化出另一種對礦物的理解。它被稱為“汞硫理論”(Mercury-Sulfur Theory)，在千余年里始終被視為煉金術的理論基礎。

汞硫理論的基本主張很容易和亞氏的散發物成礦理論建立起關聯。在亞氏的理論中，干性與濕性兩種散發物在地下封閉的環境中混合形成金屬。亞氏還通過表明金因不含干性散發物從而不受火的影響，暗示了兩種散發物的比例決定不同金屬的性質。因而一種流行觀點就將亞氏的散發物理論視為汞硫理論的源頭，汞本原被視為類似于亞氏的濕性散發物，硫本原則對應于干性散發物([4]，頁49；[5]，頁24；[6])。

但這種簡單類比忽略了兩種理論之間的差異。一個明顯區別在于，汞硫理論中的二本原，通常作為金屬的質料被理解，而散發物既是礦石和金屬的質料因，同時也是成礦過程的效力因[1]。約翰·諾里斯(John Norris)注意到這一區別，修正了散發物理論是汞硫理論直接基礎這一傳統觀點。他認為汞硫理論旨在建立一種使汞和硫在不同條件下達到質料平衡的理論機制，以解釋不同金屬的具體成分；而散發物理論僅僅提出了一種對礦物自然生成的一般性設想，實際上未能對不同金屬的成分差異做出任何具體解釋[6]。

但除此之外，這兩種理解礦物成因的不同方式背后還存在著更根本的差異。汞硫理論之所以要建立質料平衡的理論機制，是因為它預設金屬種類取決于形成過程中的成分。因此通過改變成分就有可能實現金屬種類的嬗變，這一步不僅發生在自然中，也應能被人工技藝所完成。這樣一來，汞硫理論不僅解釋了礦物的自然生成，還支持了人工嬗變這一煉金術的基本理想。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散發物理論僅僅提供了一種解釋月下界自然現象發生原因的架構，亞氏并未做出技藝能夠依照自然原因復制自然的承諾，它始終處于自然哲學靜觀的位置上。技藝與自然的張力，是理解汞硫理論與散發物理論之根本差異的關鍵。

本文考察了阿拉伯煉金術傳統如何利用汞硫理論來超越自然哲學靜觀，從而為煉金術實踐提供支持；伊本·西那(Ibn-Sinā，約980—1037)又如何通過強調礦物成因中不可被技藝模仿的自然原則，否認了煉金術的可能性。伊本·西那的詰難在13世紀引發了一場關于煉金術的辯論，科學史家紐曼(William Newman)的研究表明這場辯論為彌合自然與技藝的鴻溝提供了可能[7，8]。以此為背景，本文考察辯論各方如何通過闡發以汞硫理論為基礎的礦物成因理論，對煉金術進行批判或辯護。這些考察表明，經由汞硫理論這樣一種對礦物生成的理解框架，礦物成因與人工技藝深刻地聯系在一起。礦物最終從亞氏自然哲學傳統中的自然自在之物，轉變為可被人工技藝操控的物質對象。

二 阿拉伯煉金術中的技藝操控

在阿拉伯煉金術傳統中，賈比爾最先給出了一套對汞硫理論的完整表述，它能夠解釋金屬的生成過程并指導煉金術的具體實踐([4]，頁50)。他認為金屬的自然生成就是硫作為主動本原與預先存在的汞的結合。硫本原具有靈活的運動能力，能夠解釋金屬在地下的廣泛分布；又具有物質成分的可變性，能夠解釋地下金屬成分的多樣性。金屬的區別僅在于偶然性質，而后者最終僅僅取決于硫的形態及其受熱程度。這意味著金屬間的轉化，在理論上并不存在什么人力難以跨越的阻礙，通過人工技藝調節硫的形態及其受熱程度就有可能實現金屬嬗變。

為了在煉金術實踐中實現這一可能性，賈比爾又提出一種煉金藥理論([4]，頁52—57)。他改造了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將原本僅僅是抽象本原的火、氣、水、土四元素，乃至無法脫離實體單獨存在的冷、熱、干、濕四性質，全部看成可以單獨分離并具體存在的物質。通過反復加熱、蒸餾等人工技藝，賈比爾認為能夠從任何物質中分離出單純的四元素，并進一步獲得單純擁有某一種性質的質料。按比例重新調配這些單性質的質料，就能獲得具有任意性質的煉金藥。既然金屬的種類取決于硫的形態，而硫被視為干、熱性質的結合，那么從根本上而言，向任意金屬中添加比例適當的煉金藥，便能調整金屬的性質比例從而實現嬗變。

在煉金藥理論的配合之下，賈比爾使汞硫理論從一種為金屬自然生成過程提供解釋的礦物成因理論，轉變為煉金術實踐所能依據的技藝操作原則。這種在自然哲學中植入技藝操控理想的思想傾向，對整個阿拉伯煉金術傳統產生了巨大影響。10世紀的波斯醫生、煉金術士拉齊(Abu Bakr Muhammad ibn Zakariya al-Razi，約865—923)所代表的實驗煉金術便是這一影響下應運而生的高峰。

拉齊的煉金術作品直到17世紀都屬權威教科書之列([4]，頁65)。他的代表作《秘密之書》(Kitabal-Asrar)被視為現存最早的實驗室手冊，介紹了自然物的分類、各類操作所需設備以及一系列煉金術操作程序和規范[9，10]?！睹孛苤畷穼ΦV物的分類以及一些具體的工藝操作表明，汞硫理論是實驗煉金術的基礎。拉齊分類中最基本的礦物是汞、鹵砂、硫、硫化砷這四種精氣(Spirits)，汞與鹵砂代表不可燃的本原，硫與硫化砷代表可燃的本原。提純四種精氣的操作是各類工藝操作的基礎，因為純凈的精氣是后續各種制金工藝所必需的物質[10]。由此可見，汞和硫被視為構成其他礦物的本原。他的另一作品《論礬與鹽》(Dealuminibusetsalibus)更確切地表明，礦物是蒸氣在自然長時間的運作下被濃縮和凝結而成的，汞和硫是這些蒸氣中首先被凝結的物質，二者就是礦物的起源[11]。

拉齊的汞硫理論與賈比爾有諸多不同。賈比爾認為，只有硫是決定金屬性質的主動性本原，而拉齊卻使硫和汞在形成礦物的過程中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它們從蒸氣凝結成液態的水性物質和油性物質，并在尚未凝固時發生混合，然后固化成原始礦物。此外，在賈比爾的理論中，金屬的轉變是通過預先調節硫的形態、比例以及受熱程度而實現的。但拉齊卻將調節的過程放置在汞和硫結合形成原始礦物以后——汞和硫在適度混合并凝結成礦物后，在漫長的時間中受自然的逐漸調節，最終轉變為貴金屬[11]。

這些區別決定了拉齊煉金術實踐的特點：煉金術士必須通過人工技藝縮短金銀自然形成所需的時間，并且這種技藝必須對汞和硫都施加影響。紐曼的一項研究指出，拉齊在這里所說的“汞”和“硫”，并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本原，也不是賈比爾所尋找的純粹屬性的承擔者，而是現實存在的含有雜質的礦物，是有待被煉金術士提純的普通材料[11]。正因成礦過程中的汞和硫并不純凈，自然才需耗費漫長的時間，將含有雜質的原始礦物孕育成完美的金。拉齊認為自然狀態下帶有金屬光澤的液態汞含有過多水性，而真正純凈的“最好的汞一定是白色且柔軟的”([12]，section1，part2，1.8)；同樣，自然狀態下粘膩且可燃的硫磺，也被視為含有過多的油性，必須通過各種方式凈化?！墩摰\與鹽》介紹了一系列凈化普通汞的方法，《秘密之書》總結了凈化的原則：提純汞所要做的是祛除其水性，提純硫所要做的則是祛除其油性和可燃性([12]，section3，part1，A.3)。只有經過人工技藝的凈化，自然的汞和硫才能轉變成煉金術士期待的純凈質料，使用這些原料就能大大縮短制備銀和金的時間，實現人工制金。

賈比爾和拉齊對汞硫理論的不同理解，導致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煉金實踐。但無論在實踐方式上有多大區別，有一種信念是他們共同持有的，那就是技藝能夠在人工環境中重現甚至加快自然進程，從而快速制得金銀，這種信念為他們的礦物成因理論所支持。然而，同樣接受汞硫理論的伊本·西那，卻通過強調金屬自然形成過程的某些原則，根本上否認了這一信念，從而對嬗變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詰難。

三 伊本·西那對煉金術的詰難

在《治療之書》(Kitābal-Shifā)中，伊本·西那采用汞硫理論的基本主張，精確地描述了不同金屬的不同組成([13]，頁39—40)。然而他卻緊接著強調，這僅僅是金屬自然形成的發生方式，由于人的力量不可與自然相比，煉金術并不能像自然那樣生成新的金屬：

盡管如此，煉金術意義上的性質，在本原或其完美程度上與自然的性質有所不同，它只是與自然有相似關系而已。因此人們相信，它們的自然形成以這種方式或以某種類似的方式發生，而煉金術在這方面無法與自然比擬，盡管他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卻也無法超越自然。至于煉金術士的主張，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沒有能力實現物種的任何真正變化。([13]，頁40—41)

此前的煉金術士似乎理所當然地以為，只要足夠理解礦物的自然形成過程，就有可能通過技藝重現甚至改進自然。伊本·西那卻明確指出自然與技藝的對立。在他看來，一種礦物成因理論本身(如汞硫理論)并未承諾技藝的任何可能性。恰恰相反，真正理解礦物自然生成的人就會承認人工制金和嬗變的不可能，因為礦物成因中蘊含一些人工終究無法模仿的因素。他接著就表述了這些未被煉金術士真正認識的內容：

我認為，不可能通過某種技藝抹去“種差”，因為這些[偶性]的變更并不等于復合物被轉變為另一個。這些可感之物不能讓種發生變化，變化的只是偶然性質。由于金屬的種是不被認識的，只要種差不被認識，何以能夠知道是否它被移除或是它是如何能夠被移除？……此外，一個復合物不能嬗變為另一個，因為實體復合的比例不盡相同，除非它被還原為原初質料，即它成為某物之前之所是。然而，僅憑熔煉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它只是為該事物添加了某些外在的東西。([13]，頁41—42)

賈比爾曾經認為，生成不同的金屬意味著生成不同的偶然性質，伊本·西那顯然糾正了這種對礦物成因的理解。通過借用亞里士多德對實體和偶性的區分以及“屬加種差”的事物認識方式，伊本·西那表明，自然發生的金屬生成以及不同種金屬之間的轉變，在根本上不是金屬被賦予了各種新的外在可感的偶性，而是金屬獲得了某種先在的、決定金屬是其所是的種差[8]。人的感官只能認識味道、顏色、重量等外在偶性，真正決定金屬本質的種差是人的理智無法企及的，因而這一過程也就無法通過人工技藝實現。僅憑熔煉、蒸餾等煉金術技藝，并不能改變金屬的種差，只能做到給金屬的表觀染色而已。([13]，頁41)

紐曼的研究表明，伊本·西那堅持種差超越于人之理智的基礎是亞里士多德在《論生滅》(Degenerationeetcorruption)中提及的混合物理論。該理論認為真正的混合物不是其微小組分單元的并列，而應是嚴格意義的同質——它的任一部分都與整體相同(GC，328a1-15)。伊本·西那相信，混合物之所以同質，是因為它舍棄其任一組分的形式而被形式賦予者(dator formarum)賦予了一種新的“混合物的形式”(forma mixti)，這又被稱為實體形式(forma substantialis)。這里的形式賦予者，只能是天界的靈智、星體的統治者、超越一切人類理智的神意的代理人。因此汞硫本原的混合，本身并不能使熱、冷、濕、干四性質自發組合成一種擁有新性質的新金屬，這只是準備好了前提條件，使得形式賦予者能夠賦予它新的實體形式。只有在天界力量的作用下，新的金屬才能生成。其中本原的性質依然保留，它們體現為金屬的偶性；而被賦予的實體形式，就是決定金屬根本性質的種差([14]，頁38—40)。

伊本·西那將汞硫理論視作對礦物生成過程的解釋，但又通過在其中引入無法被人類理智企及的天界力量，證明了技藝弱于自然，人工無法模仿自然中的金屬生成，從而深刻否認了煉金術的信念。12世紀晚期，英格蘭學者阿爾弗雷德(Alfred of Sareshel)將《治療之書》論及礦物的部分單獨譯成拉丁文，并賦予它《論石頭的凝結和粘合》(Decongelationeetconglutinationelapidum，以下簡稱《論凝結》)的標題?！墩撃Y》被附于亞里士多德《氣象學》第四冊一個譯本的結尾流傳，并日漸被許多學者誤以為是亞氏文本的一部分。由于亞氏在13世紀的拉丁歐洲備受推崇，這使得《論凝結》具有相當大的聲望。這一方面有助于汞硫理論在拉丁歐洲的牢固確立，另一方面又仿佛亞氏本人宣布煉金術的嬗變理想是不可實現的?！墩撃Y》的巨大影響引發了13世紀拉丁歐洲的煉金術之辯，一場表面上爭論嬗變是否可行，實質卻事關人工與自然地位的全面辯論([4]， 頁84；[14]，頁37—38)。

四 煉金術之辯中的礦物成因理論

紐曼近三十年來的系統研究與大量出版物，是討論中世紀煉金術史無法忽視的可靠文獻來源，他將中世紀煉金術理論的許多片段融合成一種協調的、令人信服的敘事(1)關于對紐曼中世紀煉金術史研究的評價，可參見林德伯格的說法([15]，頁321 注釋1)。。13世紀的煉金術之辯是紐曼煉金術史敘事中的重要事件，他調用詳實的一手文獻從各個方面勾勒了這場辯論中各方陣營的基本立場和辯論策略([7]；[16]，頁1—57；[14]，頁34—36)。本節以此為背景，重點關注礦物成因理論在煉金術之辯中扮演的角色，考察辯論各方如何通過改造以汞硫理論為基礎的礦物成因理論，對煉金術進行批判或辯護。

一種反對煉金術的策略，是延續伊本·西那突顯自然與技藝之鴻溝的思路，通過強調人力無法企及的礦物成因，否決人工嬗變的可能性。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約1225—1274)對彼得·倫巴德(Peter Lombard，1100—1160)《四部語錄》的評注(Commentuminquatuorlibrossententiarum)，包含了他對煉金術的否定性意見。他發展了伊本·西那提出的實體形式只能由自然賦予的學說，進一步表明自然通過太陽的熱量以及特定地點的力量為金屬賦予實體形式，這兩種自然成因無法被煉金術模仿。因為爐火的熱量不同于太陽，煉金術實驗室也不同于產生金屬的特定地下環境[7]。將天界的星體力量視為礦物成因并非阿奎那的首創，他的老師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約1200—1280)(2)在紐曼關于13世紀煉金術之辯的敘事中，大阿爾伯特基本被視為支持煉金術的一方，他彌合自然與技藝鴻溝的方式被認為啟發了13世紀晚期保羅的微粒煉金術([14]，頁34—54)。但需注意的是，阿爾伯特對煉金術的態度十分復雜，他如何調和亞氏自然哲學中的礦物理論與煉金術礦物理論這兩種大異其趣的觀念，并形成自己對礦物成因的獨特理解，需要單獨撰文討論。就曾在《論礦物》(Demineralibus)中將之闡發為礦物形成的重要因素，他甚至試圖論證煉金術士可以在特定天象時進行嬗變實驗以“借取”星體的力量[17]。

阿奎那所說的“特定地點的力量”，則被他的學生羅馬的吉萊斯(Gils of Rome，約1243—1316)理解為一種正式的礦物成因。吉萊斯指出金屬的產生需要一種特定的“處所性”(virtusloci)，這代表一種只存在于地球深處的礦化力。他認為一些生物的生成不需要特定的處所，只需有充足的物質本原，如從死牛中自發生成的蜜蜂。但有一些事物則既需物質本原，也需特定的處所，如用葡萄釀造的葡萄酒，因為酒只能產生于葡萄內部。金屬的生成類似于葡萄酒，僅憑汞和硫那樣的質料不足以形成金屬，它還必須接受地下的礦化力，因而真正的金屬只能在地球深處產生[7]。

面對反對者的詰難，13世紀初的《赫爾墨斯之書》(BookofHermes)和13世紀晚期被托名于羅吉爾·培根的《短篇祈禱書》(Brevebreviarium)，發展出一種對金屬生成和轉化過程的再闡釋策略，來為煉金術提供辯護。針對伊本·西那關于種差不被人所認識、物種不能被技藝轉化的斷言，《赫爾墨斯之書》回避了各種金屬之間的種差問題。它提出各種金屬同屬一個物種，有著單一的定義：任何金屬都是復合的、可熔化的、不可燃的、具有可塑性的實體。因此金屬間的生成與轉變就不再涉及任何物種轉變，只是在種的具體偶性上發生變化而已[7]。

《短篇祈禱書》則進一步弱化種差與形式的作用，將金屬僅僅視為具有具體偶性的物質：所有金屬都由汞和硫這兩種物質成分組成，它們在地下受烹煮和凈化的程度成為不同金屬的成因([14]，頁67)。因此金屬生成過程中受到轉化的并非物種，而只是由物質決定的具體金屬的外在偶性。事實上，《短篇祈禱書》已將金屬的偶性與其物種分離開來，物種被當作一種先驗給定的形式，不再具有轉變的可能性。而具體金屬的偶性被視為物質的性質，由于物質可感知、可分割、可朽壞，因而具有被技藝轉化的可能：

物種并沒有被轉化，被轉化的只是個體……銀的物種，即銀之銀性(argenteity)，并沒有被轉化為金的物種，即金之金性(aureity)。銀不會變成金，因為物種不能被轉化，這是因為它們本身(物種)并不受制于感性的作用，既不可分割，也缺乏對立面的作用。具有可分割的部分或對立面的作用，才是導致轉化的原因。它們是通過特定微粒和可分割的物質的變異，而被偶然地、并非真正和直接地轉化的，這些特定微粒和可分割的物質是可腐爛的、復合的以及可感知的對象或主體。([14]，頁67—68)

這種對金屬轉化的物質主義理解方式暗示，無論是金屬生成的自然過程還是煉金術的嬗變，都不涉及物種的轉化，而只被視為一種偶性的變化，它源于環境對汞、硫這兩種物質成分所施加的影響。伊本·西那聲稱的只能由自然賦予的實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懸置起來不加討論。金屬的轉化僅僅通過物質及其所受影響就能夠加以解釋，而在這一層面上，自然與技藝并無區別。

五 物質主義的微粒煉金術理論

13世紀晚期的方濟各會修士塔蘭托的保羅(Paul of Taranto)，在《完滿大全》(Summaperfectionis)中充分吸收了上述辯護思路。他提出一種徹底物質主義的微粒煉金術理論，將人類理智無法企及的實體形式請出了煉金術領域，完成了對煉金術技藝正當性的捍衛(3)紐曼為《完滿大全》的作者考證、版本流傳、后世影響，以及《完滿大全》中的礦物觀念和物質理論做了詳盡充實的研究，并且提供了一個有詳細評注的英譯本(參見 [16])。J. Norris和晉世翔都對《完滿大全》中的微粒理論進行過介紹(參見 [6]和[8])。。

在《完滿大全》的序言中，保羅首先便明確了煉金術技藝的前提是了解礦物的自然哲學并加以模仿，這包括礦物的本原、原因與生成方式([16]，頁634)。而技藝能夠模仿自然的信念，則來源于他對亞里士多德《氣象學》第四卷中兩段話的解讀，亞里士多德的權威為人工加熱和自然熱量的等同提供了擔保([14]，頁73—74)。遵循技藝模仿自然的原則，煉金術士在轉化金屬時，就必須使用自然界形成金屬的質料，即汞和硫。但保羅所秉承的汞硫理論可以說是一種“純汞理論”，因為他將汞視為所有金屬的主要成分，而將提供油性和可燃性的硫僅僅視為金屬中的雜質([14]，頁74)。而他為整個煉金術技藝確立基礎的關鍵則在于這句宣言：“技藝并不能模仿自然的全部運作，而是要以技藝所能的方式正確地模仿她?！?[16]，頁634)保羅承認煉金術批判者的一些說法，即人確實無法認識自然生成金屬的所有條件，這包括所謂的天界力量、種差和實體形式。但他卻指出煉金術并不需要完全了解所有自然條件，技藝可以自己的方式重現自然的金屬生成過程([16]，頁646—647)。

技藝之所以能操控礦物，首先是因為礦物沒有靈魂，僅僅是單純的物質。保羅認為，有靈魂的生物不能被技藝所完善，因為生物的缺陷來源于靈魂，而技藝只能改變物質，無法為之注入靈魂。但是礦物低于生物，礦物沒有靈魂，只憑借其物質組成和比例而存在，因此就能夠被人工技藝所完善([16]，頁647—648)。其次則是出于這樣一種信念，即星體力量、實體形式等所有超出技藝范圍的自然原則都不必被加以考慮，因為這些原則始終在自然地發揮著作用。而技藝是自然的幫手，它不必完全取代自然，技藝只需安排好自身能夠考慮的物質原則，就足以產生自然的效果：

不是我們使金屬發生轉變，而是自然(使之發生)。我們只是按照人工的方式，為她準備好了物質。因為自然以她自己的方式運作，而我們是她的幫手……如果他們說金屬的完善性來自于一顆或多顆星體的位置，而這種完美性我們并不知道，我們會說其實沒有必要知道這個位置，因為任何種類的可生滅之物，其個體的生成與毀滅，每天都在發生著。因此很明顯，對任何種類的個體而言，星體的位置每天都具有可完善性和可毀滅性。因此，我們沒有必要等待星體的某個位置。只需為智慧的自然安排好物質，使她能讓星體的適當位置與物質相協調，這就足夠了。([16]，頁649)

通過以上的理論構建，保羅為煉金術清理出了一片穩固可靠的地基。在這片地基之上，無需再考慮任何超出人類理智的天界力量、種差、實體形式，技藝只需和經驗能夠完全把握的物質屬性打交道。保羅因此才能夠最終將金屬完全視為統一的物質微粒，它們的具體特性只在微粒的大小和相對比例上有所不同，一種完全基于物質微粒聚合與分解的關于煉金術嬗變的微粒論解釋才得以可能[6]。

六 余論：從自然哲學到現代礦物觀念的曲折

不同于僅僅作為一種自然哲學靜觀的亞里士多德散發物理論，汞硫理論在阿拉伯煉金術士的闡發下，被植入了通過技藝重現乃至超越自然的理想，并成為煉金術實踐傳統的理論基礎。伊本·西那充分闡明了這種煉金術傳統中隱含著的自然與技藝的張力，并由此提出一種對煉金術的深刻批判，其關鍵就在于對礦物生成中無法被技藝所模仿的自然要素的強調。技藝與自然的絕對鴻溝導致保羅放棄認識自然的全部運作，不得不將人類理智無法企及的自然原則徹底懸置起來。正是這種放棄，使得對礦物生成的理解能夠從自然哲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并最終滿足于一種符合經驗事實并易于自身理解的物質主義的自然運作模型(4)13世紀晚期基督教思想家對上帝無限性的神學反思，強調了上帝意志的絕對超越以及有限的人類理性與無限的上帝之間的絕對鴻溝，同樣導致了某種對認知的放棄(cognitive resignation)。這種放棄的一個后果是，將人的想象力從亞里士多德主義的遺產中解放了出來，使人們不得不滿足于人的心靈能夠為自己提供的清晰可靠的數學/機械論模型，這被認為是使自然哲學朝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必要一步([18]，頁136，148—150)。13世紀煉金術之辯所產生的結果與同一時期神學反思所引發的思想后果，二者具有顯見的同構性，這并非偶然。。正是在這一系列觀念演變的最后，保羅才能夠給出一種對礦物生成的徹底物質主義的理解方式：礦物的形成僅由微粒、分散、聚合、熱量等概念就足以機械地解釋。礦物因此從技藝難以完全模仿的自然之物，轉變為能夠被人工技藝操控的物質對象。

紐曼注意到，《完美大全》對黃金的純粹經驗性和物質性定義，在17世紀獲得了回響：弗朗西斯·培根和波義耳等新科學的代表對黃金的定義與之驚人地相似([14]，頁76)。因此從保羅徹底物質主義的微粒煉金術出發，一種機械論式的現代礦物觀念似乎已經呼之欲出(5)紐曼和普林西比都嘗試建立一種關于化學演進的歷史連續性敘事，他們認為波義耳通過17世紀煉金術士斯塔基(George Starkey，1627—1665)和塞內特(Daniel Sennert，1572—1637)的工作，了解到了保羅的微粒煉金術思想，并深受其影響(參見 [19])。。然而在輕易地為微粒煉金術與現代礦物觀念構建關聯以前，還須注意一個歷史事實——煉金術并未因為13世紀的煉金術之辯而在拉丁歐洲獲得正當性，保羅的微粒煉金術理論也沒有被當時大多數煉金術士所遵循，恰恰相反，世俗政權與教會對煉金術的譴責自13世紀晚期以來愈加頻繁。普林西比認為，由于煉金術在公眾心目中很少遠離偽造貨幣等犯罪活動，對一種潛在的經濟欺詐的防范，是歐洲各國的執政者紛紛頒布法令禁止煉金術活動的主要原因([4]，頁89—90)。紐曼則認為教會的譴責主要是因為將煉金術問題神學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基督教教義從原則上不能容許上帝以外的任何力量實現物種的改變，煉金術很容易被視為一種異端邪說[7]。面臨神學和政治的多重壓力，煉金術士不得不在14世紀增強其保密性，以免遭到當權者的嚴厲審判。直到16世紀歐洲出現大量礦冶技術文獻，煉金術理論依然被比林古喬(Vannoccio Biringuccio，1480—1539)、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1494—1555)等礦冶作者視為重點批判對象[20]。

徹底物質主義的微粒煉金術理論在這樣的背景下缺乏傳播和發展的土壤，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中難以作為形成現代礦物觀念所需的有效學術資源。煉金術汞硫理論的介入，使得亞氏自然哲學式的礦物成因理論發展為一種與技藝和經驗緊密相關的礦物觀念。但若僅憑煉金術自身演化而來的徹底物質主義的礦物理論，也無法面對基督教神學的壓力。從自然哲學到現代礦物觀念的曲折路徑中，還需要一種在亞里士多德主義、煉金術物質理論和基督教神學之間的折中與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