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非的政治轉型與南非共產黨的應對策略

張 凱 涂志明

1994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終結,新南非誕生。觀察和理解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政黨政治有兩條主線,一條是20世紀80年代非洲人國民大會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簡稱非國大)、南非共產黨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南非工會大會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COSATU)組建的 “三方聯盟”,1994年南非實現民主轉型后該聯盟成為執政聯盟。南非共產黨與南非工會大會并不獨立參加選舉,而是通過 “三方聯盟”支持和維護非國大的執政地位。另一條是執政黨非國大與民主聯盟等反對黨及在野黨之間的政治競爭與合作。這兩條主線雖然有著清晰的界限,但它們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存在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關系。

1994年南非舉行首次不分種族的大選之后,非國大贏得執政地位,南非政黨政治逐步形成非國大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其他政黨無法對其構成挑戰的格局。鑒于反種族隔離時期南非共產黨與非國大之間形成的緊密聯系以及民主轉型后非國大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現實,南非共產黨繼續維系與非國大的結盟關系,試圖通過這樣一種緊密的聯盟關系影響非國大及非國大政府政策,持續推進激進的第二階段民族民主革命,使南非朝著社會主義方向邁進。

然而,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在內外多重因素影響下,非國大的主導地位呈現明顯衰退的走勢,南非政黨政治正在經歷深刻轉型。面對南非政黨政治的新變化,南非共產黨提出“重建我們的運動”口號,強調加快建設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尋求通過更加廣泛的社會運動、以 “自下而上”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本文旨在總結新南非政黨政治轉型的特點及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分析南非共產黨因應政治轉型所作的戰略調整。

一、新南非的政治轉型及其影響

自1990年2月時任南非總統德克勒克宣布解禁非國大、南非共產黨、泛非主義者大會(Pan-Africanist Congress,PAC)等民族解放政治組織以后,經歷四年多的政治協商和談判,南非于1994年迎來該國歷史上首次不分種族的民主大選,非國大以62.65%的支持率贏得選舉,成為執政黨。種族隔離時期的執政黨國民黨 (National Party,NP)在這次選舉中獲得20.39%的得票率,以祖魯族為民意基礎的因卡塔自由黨 (Inkatha Freedom Party,IFP)得票率為10.54%①Electoral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1994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Elections,”https://www.elections.org.za/content/uploadedfiles/NPE%201994.pdf.。由于在野陣營中沒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可以挑戰非國大的地位,新南非逐步形成 “主導黨體制”(Dominant Party System)。所謂主導黨,是指牢固掌控國家政府體系的政黨,即主導著國家政權和政治決策的黨②Roger Southall, “The ‘Dominant Party Debat'in South Africa,”Africa Spectrum,Vol.40,No.1,2005,pp.61-82.。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南非經濟社會發展遭受嚴重沖擊,貧困、失業、不平等問題加劇,加之非國大自身的派系之爭、腐敗問題等,非國大的執政地位遭到削弱,新南非一黨主導的政治格局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轉型,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非國大的主導地位呈現持續走衰的趨勢

非國大成立于1912年1月,作為南非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力量,其與國民黨政府于20世紀90年代初歷經多輪談判協商,以和平方式推動南非由種族隔離政權轉型成為民族民主政權,非國大也由民族主義政黨轉變成為南非執政黨。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黑人民眾而言,正是在非國大的堅強領導下,南非才迎來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這也成為非國大可以贏得新南非歷次選舉的關鍵原因。正如有學者指出,非國大嚴重依賴 “解放紅利” (Liberation Dividend),即非國大所獲得的善意和支持,得益于其作為民族解放運動在長期的反種族隔離斗爭以及確保南非向民主轉型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③Marcel Paret and Carin Runciman, “Voting Decisions and Racialized Fluidity in South Africa's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ies,”African Affairs,Vol.122,No.487,2023,p.274.。

自1994年以來,新南非共舉行6次全國和省議會選舉以及地方選舉。從全國層面來看,非國大的支持率由1994年的62.65%提升至2004年的峰值69.69%。2004年,非國大在南非全國9個省議會選舉中得票率都排名第一,其中林波波省、姆普馬蘭加省、自由州省、西北省的支持率甚至超過了80% (見表1)。然而,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南非經濟陷入衰退,2010年雖有恢復,但2010-2019年的10年間經濟平均增長率僅1.75%④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Economic Growth Figures not Enough to Escape Malaise,”https://irr.org.za/reports/freefacts/files/23074-free-facts-march-2023_3.pdf.。低經濟增長使得非國大政府缺乏充足資源解決貧困、失業、不平等等痼疾,特別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供應不足嚴重影響非國大的執政形象。根據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 (Edelman Trust Barometer)2021年發布的報告,只有27%的南非民眾信任政府①Edelman, “2021 Edelman Trust Barometer,”https://www.edelman.com/sites/g/files/aatuss191/files/2021-01/2021-edelman-trust-barometer.pdf.。加之非國大黨內派系之爭加劇、腐敗問題突出,其支持率自2009年以來呈現明顯衰退走勢。從全國層面看,非國大的支持率已由2004年時的69.69%降至2019年的57.50%。從省議會選舉情況看,非國大的支持率呈現普遍下降態勢,在南非經濟中心豪登省的支持率已跌至50.19%,在白人政黨民主聯盟(Democratic Alliance,DA)大本營西開普省的支持率則跌至28.63%。從地方市政選舉情況看,非國大的總體支持率已由2006年時的64.82%跌落至2021年的45.59%,這是南非民主轉型以來非國大的支持率首次低于50%。特別是在約翰內斯堡、茨瓦內、艾古萊尼等大都市區,非國大的支持率基本處于30%至40%之間②關于非國大在南非地方市政選舉中的表現,參見Electoral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Municipal Election Results,”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dashboards/lge/。。顯然,在很多城市,非國大已失去主導地位。

表1 2004-2019年南非全國和省議會選舉非國大得票率③數據來源:Electoral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IEC election results portal,”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

(二)在野力量呈現權力分散化的狀態

在非國大主導地位陷入衰退的過程中,在野陣營并沒有整合出可與非國大一較高下的強大反對黨,而是呈現權力分散化的態勢。從右翼政黨譜系來看,傳統的代表白人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聯盟近年來遭遇發展瓶頸。民主聯盟由民主黨、聯邦聯盟黨、新國民黨 (New National Party,NNP)等政黨于2000年合并而成,此后該黨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在全國選舉中的支持率由2004年的12.07%增長到2014年的22.23%,在地方選舉中的支持率由2011年的23.94%上升到了2016年的26.09%。然而,民主聯盟影響力逐年擴大的勢頭并沒有一直維持下去,在2019年的全國大選中支持率下降至20.77%④Electoral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2019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Elections,”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dashboards/npe/app/dashboard.html.。2019年選舉失利進一步加劇了民主聯盟內部的派系斗爭,包括黨的領袖邁馬內、約翰內斯堡市長馬沙巴在內的諸多黑人高層領導被迫離職、退黨①參見張凱:《世界政黨與國家治理叢書:南非卷》,黨建讀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50頁。。民主聯盟的分裂導致其在2021年南非地方選舉中支持率進一步下降至21.66%。作為南非最大反對黨,民主聯盟與執政黨非國大的影響力呈現同步下降的態勢。

從左翼政黨譜系來看,非國大前青年聯盟主席馬勒馬被開除出黨后于2013年創建的經濟自由斗士黨 (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EFF)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目前已崛起為南非第三大黨。該黨以民粹手段進行政治動員,注重吸引年輕選民支持,在2014年全國大選中得票率為6.35%,2019年得票率增長到10.80%。從地方選舉來看,經濟自由斗士黨的支持率由2016年的8.19%提升至2021年的10.31%②Electoral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Municipal Election Results,”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dashboards/lge/.。雖然自成立以來取得了明顯發展,但是黨內存在的政治分歧、精英主義傾向以及腐敗丑聞等,制約了其進一步發展壯大。特別是經濟自由斗士黨的政策主張極為激進,被很多人批評,認為該黨向選民作出的承諾不切實際。

從政黨數量來看,截至2023年12月,經南非選舉委員會登記的政黨多達1665個,其中全國性政黨353個,地方性政黨1312個③Electoral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Parties and Candidates,”https://www.elections.org.za/pw/Parties-And-Candidates/Information-Centre.。從國民議會席位分配來看,2019年大選后南非只有14個政黨進入國民議會,除執政黨非國大獲得230個席位外,反對黨民主聯盟獲得84個席位,經濟自由斗士黨獲得44個席位,大部分反對黨僅獲得1個或者2個席位④Electoral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2019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Elections,”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dashboards/npe/app/dashboard.html.,反對黨力量呈現小而散的狀態。在地方層面,政黨碎片化的態勢更加明顯。雖然民主聯盟、經濟自由斗士黨無論是在全國還是地方層面都有一定影響力,但二者目前都無法單獨挑戰非國大的地位。

(三)聯盟政治正變得更加普遍

除了非國大與南非共產黨、南非工會大會組成的 “三方聯盟”以及1994年非國大與國民黨、因卡塔自由黨組建的民族團結政府外,聯盟政治在民主轉型后的南非并不常見。特別是在非國大主導能力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南非更加缺乏聯盟政治生存的土壤。然而,自2016年以來,隨著非國大主導地位的不斷下降,聯盟政治正成為南非政黨政治運行進程中的新常態。在2016年地方選舉中,非國大因未能贏得絕對多數席位,從而失去了對約翰內斯堡、茨瓦內、納爾遜·曼德拉灣市等都市區的控制權。民主聯盟依靠經濟自由斗士黨的支持贏得諸多市政的執政權。2021年的地方選舉則進一步拓展了聯盟政治的范圍。從南非地方政治運行來看,由多個政黨組建的聯合政府極為脆弱和不穩定,不同政黨之間常常因為政策理念、領導崗位分配等方面的分歧而分道揚鑣,政黨間的分化組合非常頻繁。以南非最大城市約翰內斯堡市為例,由于反對黨暗通款曲、經常性地對領導層發起不信任動議,聯盟政府面臨著被解散的威脅。2021-2023年間,約翰內斯堡大約經歷了8位代理市長和正式當選市長的統治⑤Karabo Mokgonyana, “How South Africa Can Prepare Itself for Coalition Governance,”https://mg.co.za/thoughtleader/opinion/2023-04-20-how-south-africa-can-prepare-itself-for-coalition-governance/.。

2016年和2021年地方政府選舉似乎表明,南非可能會在地方、省和全國三個層次進入聯合政府時代⑥Ayabulela Dlakavu, “South African Electoral Trends:Prospects for Coalition Governance at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pheres in 2024,”Politikon,Vol.49,No.4,2022,p.486.。2022年5月14日至7月3日,益普索 (Ipsos)隨機選取3600名15歲以上的南非民眾開展了一項民意調查。調查問題為 “假如明天要舉行全國大選,你會投票支持哪個政黨或組織?”結果顯示,非國大的支持率為42%①IPSOS, “Support for Political Parties,Two Years before the Next National Election,”https://www.ipsos.com/en-za/support-political-parties-two-years-next-national-election.。2024年南非將迎來新一輪全國和省議會選舉,如果非國大的支持率低于50%,那么南非將面臨在全國層面組建聯合政府的局面。事實上,自2016年以來,南非最大反對黨民主聯盟一直試圖通過聯合其他反對黨削弱非國大在地方層面的執政基礎。隨著2024年大選的臨近,民主聯盟正聯合其他反對黨實施所謂 “登月計劃”(Moonshot Pact),其根本目標是將非國大拉下臺,組建由其領導的聯合政府?？傮w來看,無論是選前組建選舉聯盟,還是選后組建執政聯盟,南非的聯盟政治正由地方層面向省和全國層面拓展,多黨聯合組建政府將變得更加普遍。

以執政黨非國大主導地位陷入衰退為核心特征的政治轉型正在對南非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戰略產生深刻影響。1994年新南非民主轉型后,南非共產黨繼續維系與非國大的聯盟關系,試圖依靠這種聯盟關系影響非國大及非國大政府的政策取向,進而推動南非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邁進。這也是南非共產黨探索在南非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戰略。通過與非國大的聯盟關系,南非共產黨可以將部分黨員干部派遣到內閣、議會以及地方政府等機構,南非共產黨的一些高層領導人同時在非國大高層擔任重要領導職務,這種密切的內在聯系是南非共產黨可以對非國大及非國大政府施加影響的重要渠道。然而,伴隨非國大主導地位走弱、政治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南非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戰略正遭到嚴重沖擊。一方面,非國大領導力下降,使得南非共產黨推進激進的第二階段民族民主革命進程受挫。南非傳統的由白人資本主導的經濟結構未得到有效調整,貧困、失業、不平等等痼疾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在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電力危機等內外多重因素沖擊下進一步惡化,這種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嚴重違背南非共產黨所追求的社會主義目標。另一方面,政黨聯盟漸成趨勢,非國大政府的政策執行受到制約。特別是在地方層面,政黨間的激烈競爭導致聯盟政府缺乏穩定性,普通民眾對公共服務的基本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當越來越多的政黨和政治力量可以影響非國大政府及地方聯盟政府決策時,南非共產黨影響政府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能力便會遇到更多的不確定性。鑒于南非正在經歷的深刻政治轉型及其帶來的挑戰,南非共產黨提出要 “重建運動”,尋求以 “自下而上”的方式探索在南非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二、南非共產黨應對政治轉型的戰略取向

在后種族隔離時代,南非共產黨政治事業的主要特點是,試圖影響非國大并推動非國大“向左轉”②David P.Thomas, “Multiple Layers of Hegemony: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and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Vol.46,No.1,2012,p.113.。在非國大占據主導地位的政黨格局中,通過影響非國大來影響政府決策,從而推動民族民主革命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一直是南非共產黨的基本戰略。但從理論和實踐層面看,如何通過政府的政策和計劃來維護工人階級的統治地位和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復興,卻是南非共產黨長期以來所面臨的困境③Mphutlane wa Bofelo, “The SA Communist Party's Dilemma of Holding Partial Power,”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opinionista/2023-01-10-the-sa-communist-partys-dilemma-of-holding-partial-power/.。特別是在非國大主導地位持續下降、民族民主運動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依靠非國大及非國大政府實現革命目標的戰略無疑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為更好應對政治轉型帶來的不確定性,南非共產黨明確提出要加強自身作為先鋒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組織能力建設,以動員大眾力量,建設一個強大的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①SACP, “SACP 15th National Congress Declaration,adopted on 16 July 2022,”https://sacp.org.za/content/sacp-15th-national-congress-declaration-adopted-16-july-2022.。顯然,在作為參政黨發揮 “自上而下”的作用之外,南非共產黨尋求以 “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形式來加速推進激進的第二階段民族民主革命。

第一,在理論層面,強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深化對民族民主革命理論的闡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在矛盾愈發尖銳,并引發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這在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非常明顯的體現。在此背景下,南非共產黨強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正引發經濟、政治、社會再生產、環境等相互疊加、相互強化的危機。經濟上,隨著利潤率的下降,資本持續從生產性經濟活動轉向動蕩的投機性金融活動,經濟金融化不斷加劇;政治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左翼政黨持續遭到打壓,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為重要力量,選舉政治淪為精英的游戲;在新自由主義沖擊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城市貧民窟、廣大的失業者以及深陷貧困的農民折射出日益嚴峻的社會再生產危機;資本積累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正在失去平衡,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最需要承擔環境退化的責任②SACP, “South African Struggle for Socialism:Programme,Strategic Perspectives and Tasks,”https://www.sacp.org.z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ACP-programme-strategic-perspectives-and-tasks-15th-National.pdf.。

1994年實現政治上的民主轉型后,南非在經濟社會層面并沒有實現結構性轉型,而是依舊處于半邊緣化的依附型發展道路。南非共產黨認為,非國大政府自1996年采取 “增長、就業和重新分配戰略”(Growth,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以來,南非總體上沿著新自由主義的道路發展,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自由化、私有化舉措不僅未能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反而導致經濟結構出現金融化轉向。1994年,南非金融服務業部門占GDP比重為6.5%,到2022年這一占比則增長到了近25%。相反,生產性部門對經濟的貢獻相對萎縮,南非經濟出現 “去工業化”的發展態勢③SACP, “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Political Report,”https://www.sacp.org.za/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SACP-14th-National-Congress-Central-Committee-Political-Report-to-the-15th-National-Congress.pdf.。在新自由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背景下,南非產生了一批依靠白人壟斷資本的寄生性黑人資本家,而一系列國有企業不僅未能發揮推動經濟轉型的引領作用,反而遭受 “國家俘獲”(State Capture)侵蝕,陷入債務泥潭。政府所提出的再工業化政策、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等也因投入不足而進展緩慢。民主轉型近30年來,南非依然面臨嚴峻的貧困、失業和不平等困境。非國大政府表示,南非經濟結構依然處于無法服務所有南非人利益的狀態,這是貧困和不平等日益加劇的主要原因④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Statement on the Cabinet Meeting of 8 August 2023,”https://www.gov.za/speeches/statement-cabinet-meeting-tuesday-8-august-2023-10-aug-2023-0000.。

除了對資本主義及南非所采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批判外,南非共產黨還深化了對民族民主革命理論的認識。在2022年7月提交給第十五次黨代會討論的計劃草案中,南非共產黨指出,該黨已經超越之前 “分階段”認識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斗爭之間關系的傾向,即不再將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斗爭看作缺乏聯系的兩個不同階段。所謂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論是指,首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其次才是社會主義斗爭;民族民主革命依靠非國大,社會主義斗爭依靠南非共產黨。南非共產黨明確反對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論,認為在南非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與推動、深化和維護民族民主革命的斗爭是緊密相連的。對南非共產黨而言,民族民主革命依然是南非通往社會主義之路的最有效途徑。在南非,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是一場爭取激進轉型的斗爭,這要求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工人階級和大眾在所有的關鍵權力場域中取得主導地位①SACP, “South African Struggle for Socialism:Programme,Strategic Perspectives and Tasks,”https://www.sacp.org.z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ACP-programme-strategic-perspectives-and-tasks-15th-National.pdf.。如果說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共產黨更多從民族主義的視角看待民族民主革命問題,那么在后種族隔離時代南非共產黨則更多從階級的視角看待這一問題,并推動民族民主革命朝著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方向發展。從理論上強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民族民主革命理論的認識,有助于南非共產黨在 “三方聯盟”中發揮理論引領作用,并在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爭取主動,進而為建設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提供理論指導。

第二,在組織層面,助推非國大實現組織革新和聯盟重塑。在長期的反種族隔離斗爭中,非國大逐漸發展成為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力量,非國大與南非共產黨、南非工會大會組建的 “三方聯盟”則是推動民族民主革命持續發展的關鍵角色。推翻種族隔離政權后,非國大成為執政黨,“三方聯盟”成為執政聯盟,南非共產黨也由隱秘狀態轉變成公開的大眾型先鋒黨。然而,非國大執政后,其與南非共產黨、南非工會大會的關系處于波動起伏的狀態,“三方聯盟”也一度陷入功能紊亂的境地。特別是非國大因黨內派系之爭、腐敗等問題而陷入衰退,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顯著下降。面對非國大執政能力下降的政治現實,如何處理與非國大的關系、如何在政治轉型的背景下持續推進民族民主革命進程,是擺在南非共產黨面前的突出問題。針對該問題,南非共產黨認為,加強與非國大的團結,促進非國大實現組織革新和聯盟重組,目前依然是使民族民主革命重獲動力的根本選擇。

近年來,非國大創設一系列新機制,試圖通過組織革新遏制黨內腐敗勢頭、提升黨的凝聚力和領導力。在南非共產黨看來,非國大迫切需要加強黨內團結、實現組織革新,南非共產黨作為非國大的親密盟友,需要在意識形態、政治力量、組織建設等方面繼續對非國大施加影響,使非國大始終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上發展。2019年,南非共產黨在其發布的第四次全國特別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建設和加強一個團結的非國大②SACP,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4th Special National Congress,”https://www.sacp.org.z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nc-political-report.pdf.。2021年,時任南非共產黨第一副書記索立·馬派拉撰文指出:“在南非共和非國大的友誼中,階級斗爭力量與民族解放力量少有地實現了良好結合。新南非成立后,非國大與南非共仍有共同的戰略目標,即消除在南非根深蒂固的壓迫剝削體系,掌控國家權力,讓所有人民都能當家作主。南非共要維護和團結非國大,使其成為維護執政聯盟團結和實現社會主義的戰略基礎?！雹蹍⒁?[南非]索利·馬派拉:《南非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探索》,《當代世界》2021年第10期。顯然,盡管非國大面臨衰退的嚴峻挑戰,但南非共產黨并沒有因此脫離非國大獨立參與競選,而是要繼續助推非國大組織革新,使其進一步鞏固執政地位。

“三方聯盟”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石。從性質上講,“三方聯盟”是一個有機的戰略聯盟,而不是簡單的選舉同盟,其中非國大扮演著領導角色,南非共產黨充當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角色,南非工會大會則是工人運動的組織形式,“三方聯盟”因此被視為左翼進步力量的代表④參見張凱:《百年政治變遷下南非共產黨的政策調適與實踐探索》,《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1年第5期。。對南非共產黨而言,重塑 “三方聯盟”不僅僅是要提升聯盟的運作效率,而且要使聯盟伙伴堅持尋求共識的民主協商原則,以共同的理念為指導,并在行動上保持一致①SACP, “SACP message to the 55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NC:A Call for Renewal and Unity in Practice,Reconfiguration of the Alliance,and New Policy Direc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our Country and Meet the Material Needs of the People,”Umsebenzi Online,Vol.21,No.8,2022.。2023年7月,南非共產黨與非國大舉行雙邊會談,一致認為推動民族民主革命深入發展有賴于革命聯盟的強化和團結。聯盟重塑對于民族民主革命驅動力量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以及實現更大的團結是必須的②“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Bilateral Meeting Statement,”https://www.sacp.org.za/content/african-national-congress-and-south-african-communist-party-bilateral-meeting-statement.。除了通過聯盟峰會、聯盟政治委員會、聯盟秘書處等一系列機制安排塑造聯盟伙伴共識、形成統一的規劃外,聯盟重塑的根本在于將聯盟伙伴通過協商所制定的聯合規劃、競選綱領等頂層設計轉變成非國大政府的政策實踐。將共識性價值理念和政策規劃轉變成具體實踐的關鍵是由 “三方聯盟”委派代表進入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而這些代表則必須遵守聯盟制定的紀律,并接受其指導和監督。這意味著,在一個重組的聯盟中,問責制將超越單個聯盟成員,覆蓋作為統一的民族民主革命陣線的整個聯盟③Soly Mapaila, “SACP 102nd Anniversary Statement:Electricity,Land,Food and Work:Forward to a Powerful Socialist Movement,”https://sacp.org.za/content/sacp-102nd-anniversary-statement-electricity-land-food-andwork-forward-powerful-socialist.。

第三,在社會層面,建設強大的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在南非,社會運動并不是新現象。事實上,在反對種族隔離政權過程中,包括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等在內的廣泛社會運動曾發揮過重要作用。在后種族隔離時代,作為執政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南非共產黨更加強調通過參與執政推進民族民主革命進程,對社會運動的重視程度相對有所下降。盡管如此,南非共產黨并沒有放棄對社會運動的支持,而是充分利用不同的左翼社會運動對非國大政府采取的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形成制約。例如,南非共產黨每年都會舉行 “紅十月運動”(Red October Campaign),通過這一廣泛的社會運動推動政府在金融、住房、土地、醫療等領域深化改革,以使政府決策更加符合工人階級和窮人的利益。隨著非國大主導地位下降、政治聯盟漸成趨勢,南非共產黨日益強調社會運動的重要性,試圖通過構建廣泛的大眾左翼陣線與建設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來應對政治變局。

2019年12月,南非共產黨召開第四次全國特別黨代會,指出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是 “重建我們的運動”(Rebuild Our Movement),南非共產黨要在運動重建中發揮先鋒作用。2022年7月,南非共產黨在其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運動的核心目標是,將廣大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包括成千上萬被邊緣化的窮人群體建設成為激進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關鍵驅動力量。推動建設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既不應唯非國大是從,也不應反非國大,而是要公開地反對非國大及非國大政府內部盛行的腐敗寄生主義及新自由主義霸權。這個運動的參與者可能包括非國大的黨員和支持者,也可能包括對非國大漠不關心的人或者是公開的反對者。南非共產黨的目標是,通過建設強大的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使民族民主革命堅持社會主義導向,進而拯救民族民主革命④SACP, “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Political Report,”https://www.sacp.org.za/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SACP-14th-National-Congress-Central-Committee-Political-Report-to-the-15th-National-Congress.pdf.。

在南非政治轉型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南非共產黨將更加重視社會運動的作用,通過在工作場所、社區等開展斗爭,壯大工人階級和窮人的力量,這是以 “自下而上”方式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路徑。通過建設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大眾左翼陣線,南非共產黨一方面可對非國大及非國大政府內部的新自由主義傾向加以阻遏,對非國大意識形態及政府決策施加影響;另一方面可強化與工人、窮人等群體的密切聯系,在選舉動員、獲取國家權力等方面爭取群眾的廣泛支持。而后者對于在激烈的政治競爭中繼續維護非國大和 “三方聯盟”的執政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三、南非共產黨探索“自下而上”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景

歷史上,南非共產黨曾與非國大、南非工會大會、南非公民社會組織等進步力量結成聯盟,通過動員廣大群眾形成民族解放運動,并最終推翻種族隔離政權,推動南非實現民主轉型。當前,在非國大持續走弱的政治轉型背景下,南非共產黨提出要構建廣泛的大眾左翼陣線與強大的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旨在團結和引領盡可能多的進步力量,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應對潛在的國家權力變更,并在變動的政治形勢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然而,歷經后種族隔離時代30年發展,南非的社會階層日益分化,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更加多元,如何最為廣泛地吸引選民和群眾支持成為擺在各政黨和政治力量面前的突出課題,這種與種族隔離時代歷史條件存在巨大差異的新的政治社會現實將對南非共產黨 “自下而上”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形成制約。

(一)“左翼軸心”對非國大影響的不確定性直接關乎民族解放運動的未來

南非共產黨通過與南非工會大會結成的 “左翼軸心”對非國大施加影響,從而使非國大及非國大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始終保持進步的革命色彩,這是構建廣泛的左翼陣線、推動社會運動深入發展的關鍵。從性質上看,非國大是 “秉持非種族主義和非性別主義的民主解放運動”,其不是代表某一階級或階層利益的政黨,而是各種具有進步意識形態傾向的民族主義者、非洲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承諾追求民族民主革命轉型的各種階級和階層的政治家園。正是基于這種 “大教會”(Broad Church)的屬性,非國大會受到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潮的影響①參見張凱:《百年政治變遷下南非共產黨的政策調適和實踐探索》,《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1年第5期。。

歷史地看,種族隔離時期,基于推翻種族隔離政權的共同戰略追求,南非共產黨曾在意識形態、組織建設、斗爭策略等方面對非國大產生深刻影響。然而,在后種族隔離時代,非國大政府日益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南非共產黨對非國大的影響力有所下降。雖然南非共產黨與南非工會大會在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推動非國大政府出臺一系列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政策,但政府所推行的整體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依然是新自由主義導向的。在南非共產黨看來,掌控南非經濟決策的機構,如南非儲備銀行、財政部等實施的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無法使南非實現 “再工業化”,也無法創造大規模就業,只會弱化國家的發展能力。當前,南非共產黨助推非國大革新和聯盟重組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在非國大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導向的、傾向于工人階級的力量,為激進的第二階段民族民主革命注入更多社會主義因素。但是非國大內部依然存在腐敗、派系之爭、脫離群眾等嚴峻挑戰,在南非政黨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轉型的背景下,南非共產黨還能對非國大產生多大程度的影響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對此,南非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面對非國大革新前景的不確定性,南非共產黨認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和所有的進步力量既不能放棄非國大革新的期許,也不能將全部希望寄托在非國大革新上。否則,南非共產黨將面臨被進一步邊緣化的風險①SACP, “South African Struggle for Socialism:Programme,Strategic Perspectives and Tasks,”https://www.sacp.org.za/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ACP-programme-strategic-perspectives-and-tasks-15th-National.pdf.。

(二)左翼陣營力量分化和極左翼政黨崛起將沖擊南非共產黨構建廣泛左翼陣線的努力

如果說非國大、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會大會結成的 “三方聯盟”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核心,那么在這一核心圈層之外還存在一個更加廣泛的左翼外圍圈層。這個外圍圈層主要包括以下四種類型的左翼政黨:一是從種族隔離時代延續下來的極端民族主義左翼政黨,如泛非主義者大會、阿扎尼亞人民組織 (Azanian People's Organisation),這類政黨曾參與推翻種族隔離政權的斗爭,具有強烈的黑人民族主義色彩;二是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后組建的溫和中左翼政黨,如聯合民主運動 (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好黨 (The Good Party)等,這類政黨主要圍繞特定議題爭取選民支持,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三是非國大內部派系之爭分裂后組建的新政黨,如2008年非國大的一些成員脫黨后組建的人民大會黨 (Congress of the People),2013年非國大青年聯盟主席馬勒馬被開除出黨后組建的經濟自由斗士黨;四是由工會組織創辦的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如由全國金屬工人工會 (National Union of Metalworkers of South Africa)于2019年創辦的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黨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從民主轉型后南非政治發展進程看,南非的左翼政黨呈現日趨多元和分化的態勢,這顯然會對南非共產黨構建團結的左翼陣線形成挑戰。

與左翼陣營力量分化相比,極端左翼政黨經濟自由斗士黨崛起帶來的挑戰更為嚴峻。自2013年成立以來,經濟自由斗士黨發展勢頭迅猛,在2019年全國和省議會選舉中得票率達10.80%,在2021年地方選舉中得票率由2016年的8.19%上升至10.31%,不僅已崛起成為南非第三大黨,而且成為南非諸多地方聯盟政府組建的 “關鍵少數”②關于經濟自由斗士黨在全國和地方選舉中的表現,參見Electoral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Election results dashboard,”https://results.elections.org.za/home/。。從意識形態來看,經濟自由斗士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法農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徹底推翻新自由主義的反黑人的國家機器、資產階級及其他剝削階級,以人民專政取代資產階級專政。雖然同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但經濟自由斗士黨認為南非共產黨因支持現狀而陷入了意識形態困境,南非共產黨則認為經濟自由斗士黨訴諸極端民粹手段鼓動民眾,具有 “原始法西斯”(Proto-fascism)的特征。從群眾基礎來看,經濟自由斗士黨的支持者主要是對現狀不滿的黑人選民,包括青年學生、年輕的失業人員以及窮人等,而這些群體也是南非共產黨積極爭取的重要依靠對象。從政黨間關系看,經濟自由斗士黨與非國大存在激烈的競爭關系,馬勒馬曾明確表示,作為極左運動,經濟自由斗士黨最為直接的目標是將非國大趕下臺:所有的政黨,不僅僅是民主聯盟,都應當聯合起來以實現將非國大趕下臺的直接目標,并打破只有非國大才能領導民主南非的觀念③Julius Malema, “South Africa's Changing Opposition,”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events/2015-11-27-south-africa-changing-opposition-meeting-summary.pdf.。正是基于這一目標,經濟自由斗士黨曾與意識形態理念迥異的民主聯盟聯手在地方層面組建政府,以共同削弱非國大的執政地位。顯然,這與南非共產黨加強非國大執政地位的基本戰略存在沖突。如何加強與這些政治立場、價值理念、政策主張各異的左翼力量的團結合作,特別是如何處理與經濟自由斗士黨的關系,是南非共產黨面臨的一大挑戰。

(三)工人階級組織力量弱化和碎片化制約南非共產黨建設統一的工人運動

南非共產黨是南非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維護和促進工人階級的利益是南非共產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追求,一個團結而強大的工人運動則是南非共產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依托。南非共產黨總書記馬派拉曾指出,南非共產黨必須團結工人階級的力量,否則工人階級將被分化,其訴求只能在不同的領域一點一點地被回應,這樣就無法形成改變社會關系、財產關系以及工作關系的集體力量①SABC, “Trade Federation's Cosatu and Saftu March in Polokwane as Part of National Shutdown,”https://www.sabcnews.com/sabcnews/trade-federations-cosatu-and-saftu-march-in-polokwane-as-part-of-national-shutdown/.。歷史地看,南非的工人運動曾在推翻種族隔離政權、捍衛和爭取工人權益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后,南非逐步走上新自由主義發展道路,工人階級的整體力量遭到沖擊和削弱。雖然在黑人經濟賦權等政策加持下,南非涌現出一批黑人資本家階層和黑人中產階層,但絕大多數黑人仍屬于工人階級和窮人范疇。長期以來,南非存在較高的失業率,根據南非統計局數據,2023 年上半年南非失業率高達32%②Statistics South Africa, “Quarterly Labour Force Survey,”https://www.statssa.gov.za/publications/P0211/P02112nd Quarter2023.pdf.。在南非的就業人口中,加入工會組織的人所占比例由2016年的34%下降至2022年的23%,而登記注冊的工會組織數量則由2016年的4月的187個增至2022年5月的225個③Philani Nombembe, “Adapt or Die for Trade Unions as Numbers Dwindle,Expert Warn,”https://www.businesslive.co.za/bd/national/2022-05-01-adapt-or-die-for-trade-unions-as-numbers-dwindle-expert-warns/.。這表明絕大多數就業人員并未加入工會組織,昔日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工會呈現組織能力弱化和碎片化的明顯趨勢。

與此同時,南非工會組織內部的矛盾、分裂和分化嚴重影響工人階級的團結,制約工人階級集體力量的發揮。南非工會大會內部規模最大、最富戰斗力的工會組織南非全國金屬工人工會因不滿非國大政策于2013年作出不再在選舉中支持非國大的決定,2014年南非全國金屬工人工會遭南非工會大會開除。南非全國金屬工人工會隨后聯合糧食和聯盟工人工會(Food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FAWU)等24個工會組織于2017年組建南非工會聯合會(South Afric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作為南非第二大工會聯盟,南非工會聯合會強調堅持獨立的社會主義原則,即不與任何政黨結盟。南非工會大會的分裂不僅使自身陷入衰退困境,而且嚴重沖擊工人階級的內部團結。從2015年至2022年,南非工會大會的會員數量減少了41.6萬人④Loyiso Sidimba, “Cosatu Continues to Bleed Members,”https://www.iol.co.za/sundayindependent/news/cosatu-continues-to-bleed-members-9ab3a3dc-f53d-47ac-9460-a95929ff95e4.。南非工會聯合會也未能實現穩步發展,其會員數量從2017年成立至2022年減少了7.9萬人⑤Tshidi Madia, “Vavi:Numsa,Fawu Have Seen a Drop in Membership in the Last 5 Years,”https://ewn.co.za/2022/05/24/saftu-s-vavi-numsa-fawu-have-seen-drop-in-membership-in-the-last-5-years.。南非共產黨一直強調要運用團結的工會組織和統一的工人運動來改變力量對比,提升工人階級在社會關系中的地位和影響。然而,工會組織間的矛盾和競爭、非正規經濟下工會組織密度的下降等問題從根本上制約了南非共產黨動員工人階級集體力量的能力。

結 語

南非共產黨作為非洲大陸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政黨,在南非政治發展進程中曾發揮重要作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共產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南非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 “特殊類型的殖民主義”等理論,在實踐層面將階級斗爭與民族解放相結合,進而與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南非工會大會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力量非國大結成戰略聯盟,推動南非由種族主義國家實現向民族民主國家的轉型。在后種族隔離時代,南非共產黨繼續維系與執政黨非國大及南非工會大會的聯盟關系,并將這種聯盟關系作為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依托。

雖然依靠與非國大的戰略聯盟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是南非共產黨在 “主導黨體制”政治結構下的一種現實選擇,但這種 “自上而下”的方式正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南非共產黨尋求通過聯盟關系對非國大施加影響,但這種影響未能全然轉化為非國大政府的政策實踐。事實上,非國大政府諸多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舉措遭到南非共產黨的公開批評和反對。例如,南非共產黨將2023年 “紅十月運動”的主題確定為 “以人為本,應對生活成本危機”,其核心便是反對南非財政部實施的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①Solly Mapaila, “Red October Campaign Main Rally Statement:Put People First,Fight the Cost-of-living Crisis,”https://sacp.org.za/content/red-october-campaign-main-rally-statement-put-people-first-fight-cost-livingcrisis.。特別是近年來,南非的政治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轉型,非國大的主導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其執政能力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制約。如何處理與非國大的關系,成為擺在南非共產黨面前的突出課題。

目前,盡管南非共產黨內部存在要求脫離聯盟獨立參加選舉的呼聲,但南非共產黨的總體決策依然強調要維護非國大的團結,重塑與非國大、南非工會大會之間的 “三方聯盟”。不過,隨著南非政治轉型進程的加快和政治不確定性的上升,南非共產黨愈發重視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強調要建設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尋求依托最為廣泛的左翼陣線探索建設社會主義。與 “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同,這種 “自下而上”的方式更加強調發揮非政府主體的作用,如工會、社區、社會組織、學生組織等。南非共產黨推動建設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旨在動員社會力量阻遏資本主義制度的消極影響,同時向非國大政府施加壓力,使政府的宏觀政策以社會主義為導向。建設屬于工人和窮人的社會主義運動,不是要替代 “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要對傳統戰略形成補充,也是應對政治變局的未雨綢繆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