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視域的北宋名臣蔡襄及其影響力述論

陳春陽，劉福鑄

（ 1. 莆田學院 圖書館，福建 莆田 351131； 2. 莆田學院，福建 莆田 351131 ）

莆仙在朱熹理學發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南宋理學碩儒朱熹與莆仙人結緣頗深，關系密切。 朱熹與莆田先賢的相互成就，體現在學術、 政治、 倫理、 教育等方面。 朱熹曾到莆仙拜訪名賢、 祭祀名人、 訪學倡教、 培養人才； 莆田名臣曾薦舉朱熹； 莆仙有多處奉祀朱熹的書院和紫陽祠。 參考陳榮捷[1]、 高令印[2]、 鄧慶平[3]、方彥壽[4]等學者的統計，朱子門人大致有492位，來自福建的有164 位，其中朱熹的莆田一傳門人占15 位，方士繇是朱熹的主要門人，有“高弟” 之稱。 朱熹的理學學術研究和為官之路，與莆田理學學者和莆仙籍朝廷名臣有一定關系。 如在朱（熹）、 張（載）之學還沒有興起之前，莆田“南夫子” 林光朝在理學南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宋史》 載: “南渡后，以伊、 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盵5]朱熹所在的時代，莆仙位居宰相、 參知政事的有葉颙、 陳俊卿、 龔茂良、 鄭僑等四人。 從朱熹與這些重臣的書信往來及歷史史料可以看出，陳俊卿對朱熹甚為欽佩，屢薦朱熹，受到官僚攻擊仍對朱熹屢加保護，陳俊卿是對朱熹影響最大的一位的朝廷重臣； 參知政事龔茂良和朱熹都是理學名流，舉薦朱熹成為他日后受彈劾的罪狀之一，而朱熹則竭力為他辯誣，終獲平反昭雪； 鄭僑贊同維護朱熹的理學思想，是朱熹的同情者和暗中保護者。 朱熹對北宋名臣蔡襄非常了解，并對蔡襄極為推崇，兩位士人雖處不同時代，但從歷史史料可以清楚看出，他們信奉相似的人生哲學，有著共同的學術追求和類似的文化人格。 由于朱熹與蔡襄的內在關系學術界研究少，有必要立足史料、 實事求是、 言理辯物對朱熹與蔡襄的關系做系統梳理，通過爬梳文獻史料，認真進行田野調查，對朱熹與莆仙的相互影響作系統研究。 這對填補閩學研究一些罅漏，增強莆人的文化自信心，提高莆田的知名度和美譽度，以及傳承莆田“文獻名邦” 優秀傳統文化都有重要的價值。

一、 朱熹與蔡襄及其蔡襄閩學倡導

1. 蔡襄生平事跡及與朱熹關系

北宋名臣蔡襄（1012—1067），字君謨，天圣八年（1030）進士，仙游人，著名的書法家、文學家、 茶學家，慶歷七年（1047）移居莆田城南蔡宅村。 蔡襄既當地方官又當京官，官宦生涯37 年，為政清廉，忠國惠民。 曾作《四賢一不肖》 詩，盛贊范仲淹、 歐陽修、 余靖、 尹洙四賢，怒斥高若訥，受世人傳頌。 歷知福州、 開封府、 泉州和杭州府事。 卒后歐陽修銘其墓。 神宗追贈吏部侍郎，后孝宗又加贈太師、 謚 “忠惠”。 后裔在蔡宅建有忠惠祠以紀念。 蔡襄不僅政績卓然，而且學識淵博、 多才多藝，善于書法與詩文。 他是唐宋書法的承前啟后者，為“宋四大家” 之一，其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 蔡襄著有《蔡忠惠集》 《茶錄》 《墨譜》 《荔枝譜》 《奏議》 等，歐陽修贊其詩文“清遒粹美”。 蔡襄與林光朝、 陳俊卿、 龔茂良并稱宋代“莆田四賢”[6]。

朱熹和蔡襄生活在不同時代，二人在現實中不可能有交集，但朱熹十分尊崇和仰慕蔡襄這位興化先賢，朱熹人格的形成深受蔡襄道德文章的影響。 蔡襄與朱熹均曾在泉州、 漳州為官，他們對泉州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乾隆《泉州府志》“風俗” 云: “泉自唐以來，席相、 常袞倡導于前，蔡襄、 王十朋諸賢激揚于后，重以紫陽過化之區，薪傳不絕，鄉先生遺澤類足以陶淑后輩，海濱鄒魯之稱，厥有由也?！盵7]

2. 蔡襄是扶掖閩學的先導者

有關蔡襄對閩學的扶掖飭勵很少有人關注，閩學可溯源于北宋的陳襄、 鄭穆、 陳烈、 周希孟等所謂“古靈四先生” （又稱“海濱四先生”，下文簡稱“四先生”），古靈是被譽為宋代閩中“理學倡道第一人” 的福建早期理學先驅者陳襄之號。 早期閩學與“四先生” 關系密切。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 載: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 周希孟，皆福州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 烈尤為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于朝，由是益知名。 烈行怪多偽，蔡君謨母死，烈往吊，自其家匍匐而進……”[8]實際上，陳烈和周希孟等四人，都得益于蔡襄的舉薦。

朱熹對福建教育文化貢獻大，是閩學的創始者和領袖。 閩學是在宋明新儒學和傳統思想文化基礎上產生發展的。 閩學形成的思想條件呈多種形態和學派[9]。 全祖望認為，北宋中期“四先生” 已經開創閩學，而“四先生” 開創閩學時，蔡襄等人均有參與[10]。

蔡襄是“慶歷新政” 的堅決支持者。 “四先生” 與蔡襄密切關系并受蔡襄提攜[10]。 蔡襄在《宋元學案》 卷五中被列名“古靈四先生學案”之周希孟門下[11]。 蔡襄對“四先生” 是或“親至學舍質問經義”，或“尊以師禮”，或“折節下之”[12]627。 蔡襄十分敬重這幾位閩學先行者，尤其崇敬周希孟。 歐陽修在《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 中記載蔡襄以樞密直學士知福州時:“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 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 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 而陳襄、 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盵12]627蔡襄任福州太守時備禮招延“四先生”，并極力向朝廷舉薦他們出仕。 “四先生” 后來出仕，形成學派，蔡襄有先導之功，其飭勵扶掖之功更不可沒。 因此，閩學源遠流長，可溯源北宋，而朱子理學，是在繼承了北宋以來道學諸家的學說，融合了早期閩學成果之后，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 朱熹對蔡襄人品的評價

紹熙元年（1190）四月十三日，朱熹南下至莆田、 仙游，曾尋訪蔡襄家，又訪莆田龔茂良家。 朱熹仰慕名臣蔡襄，頗喜愛蔡襄書法。 主要表現為盡力收集蔡襄的資料，整理后收入《八朝名臣言行錄》 中； 在南下漳州，路過仙游時，尋訪蔡氏后人，喜得蔡襄真跡，作《跋蔡端明獻壽儀》。 朱熹還為蔡襄畫像作贊文。 在漳州知州任上，特地去縣學蔡襄祠參拜，作有《謁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 等。

1. 《八朝名臣言行錄》 中對蔡襄的評價

朱熹和蔡襄不是同時代的人，但二人均曾在閩南漳泉擔任過地方官。 朱熹在《八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四之二“端明蔡公”中，共錄14 條評價，包括為人、 為官、 書畫造詣等，其中13 條都是盛贊蔡襄，特別贊揚蔡襄仁宗時敢言直諫、 不畏權貴以及于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13]472。 蔡襄兩知泉州，威惠并行，民畏而愛之，勤于吏治，興利除弊，政務卓著，得到同儕的好評和贊揚。 歐陽修贊其“間歸于閩，有政在人”[12]631，歷代稱美之詞不絕。

《八朝名臣言行錄》 中也提到宋仁宗專門提出要蔡襄為他極其寵愛的張貴妃題字，蔡襄拒絕了這一要求。 宋代官修內府藏帖典籍《宣和書譜》 說蔡襄“在前輩中自有一種風味，筆甚勁而姿媚有余，仁祖深愛其書。 嘗御制《元舅隴西王李用和墓銘》，詔襄書之。 已而學士撰《溫成皇后銘》 文。 又詔襄書，而襄辭曰: ‘此待詔職也。 儒者之工書，所以自游息而已?！?仁祖亦不強之。 人謂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 襄耳?！盵14]此事曾見諸多種史料，蔡襄也因此被后人奉為歷史上最富骨氣的書法家。 宋朱長文《墨池編》 亦評曰: “君謨辭不肯書，曰: ‘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書，所以自游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 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盵15]朱熹特別重視這些大節，《春秋》中的君臣父子大倫大法的觀點伴隨朱熹一生。

2. 《蔡忠惠像贊》 中對蔡襄的評價

紹熙元年（1190）四月，朱熹過莆到莆田城南的蔡宅忠惠祠祭拜，觀瞻史學家、 文學家歐陽修為蔡襄書寫的墓志，一路尋求蔡襄真跡，并特地作文《蔡忠惠像贊》。 文中朱熹用極其簡練的文字高度概括了蔡襄一生的功績。 從蔡襄的志向、 飽學說起，到朝中、 朝外的政績表現，再到書法、 文章、 立著，無不溢美有加，給予極高的定位。 朱熹贊其: “前無貶詞，后無異議。 芳名不朽，萬古受知，英雄不偶，嗚呼幾希!”[16]在朱熹看來，蔡忠惠簡直就是一代完人。

朱熹對蔡襄的評價也給莆仙人論蔡襄提了供重要素材。 清朝仙游名士林朗如在《楓亭志》序言中自豪地寫道: “蓋天下稱閩中理學淵藪，實至唐始有聞人。 而莆郡文獻名邦，亦至宋而極盛。 其首倡莆學，為南湖鄭氏三先生，肇自有唐之前，而未甚著盛。 其理學，則莆南夫子艾軒林氏先生著矣，然已在有宋過江之后。 其先是而開閩學，為侯官陳襄、 陳烈、 周希孟、 鄭穆海濱‘四先生’。 則我端明蔡公守福州時，實始尊禮倡率而推薦之，是道學宗工而大有造于吾閩。 意公之于閩，其或有先于楊、 游之衍，道南之緒者矣。 朱子謂范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又謂歐公知貢舉，文章自是變而復古，觀蔡公厲名節，振士氣，為文章，于范、 歐二公何如也。 蔡公與范、 歐齊名?！盵17]

3. 朱熹拜謁蔡忠惠祠

紹興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赴任同安主簿，路過莆田，造訪了名臣陳俊卿等人。 此后，朱熹參觀了蔡襄倡建的工程浩大的泉州洛陽萬安橋，拜謁橋頭蔡忠惠公祠，寫下《謁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道光《晉江縣志》 卷十四“蔡忠惠祠” 亦轉錄。 文曰:

惟公忠言惠政，著自中朝。 筮仕之初，嘗屈茲郡。 歲時雖久，稱思未忘。 厥有遺祠，英靈如在。 某雖不敏，實仰高風。 蒞事之初，敬修禮謁謹告![13]4045

朱熹首次出仕擔任同安縣主簿，同安又是蔡襄曾經治理過的地方。 蔡襄一生為官正直，所到之處皆有政績，深受人民的愛戴。 這篇謁祠文，對蔡襄的高風亮節給予很高評價，對蔡襄的為官為政顯績進行褒揚。 謁蔡祠對朱熹的思想產生了積極影響，朱熹通過謁祠文，向朝廷也向同安人民許下承諾，表示會像蔡襄一樣，忠君愛民，高風亮節，為民眾的安居樂業貢獻精力，可見朱熹對蔡襄的敬仰深情。

4. 贊同蔡襄有關喪禮、 冠禮主張

古代佛教的喪葬觀使傳統的儒家喪葬禮儀遭到嚴重的破壞。 朱熹與蔡襄對儒佛喪禮的看法是一致的。 蔡襄曾說: “冠昏喪葬，禮之大者。 冠禮今不復議，昏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盵18]他建議朝廷組織大儒“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19]。 蔡襄在《福州五戒文》《戒山頭齋會碑》 《教民十六事碑》 等文中更是嚴厲批判了當地民眾在喪禮過程中延請僧眾大設齋會的陋俗，并立下了嚴格規定: “喪葬之家，喪夜宴客不得置酒宴樂，山頭不得廣置齋筵、 聚會，并分散錢物，以充齋價。 如有輒敢，罪在家長。 并城外僧院不得輿人辦置山頭齋，及坊虞候耆長常切覺察?！盵20]相較于求神拜佛的迷信行為，蔡襄更加注重“修人事”，主張關注民情、 不可佞佛，表現儒家大夫的基本立場。

在朱熹看來，佛教有許多應予批判的地方，他指出之所以要看透鬼神之理，是為了識破佛教鬼神說的虛妄。 他說: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盵21]甚至更尖銳地指出:“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 若是個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盵13]3945如此譏諷佛教，可謂一針見血。 朱熹鬼神觀的特質在于“以祭祀言”，強調祭祀過程中的誠摯信仰與直覺體驗。 對于恢復冠禮，治平元年（1064）蔡襄承認“冠禮今不復議”，其時在民間，冠禮被裹巾所替代，故這種成人禮被稱為“上頭裹頭”。 蔡襄上書“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 冠禮在古代禮儀中位居首位，司馬光、 朱熹等人都曾積極呼吁大力倡導恢復冠禮。 朱熹所著《朱子家禮》 中的冠禮，是在《儀禮·士冠禮》 基礎上做了一定調整，使之符合南宋當時的現實生活，更加簡便易行。 學者研究表明:“ 《朱子家禮》 中的冠禮較于《儀禮》 已是相當簡化，是元明清三代行禮的主要文本依據?！盵22]可見朱熹贊同蔡襄有關喪禮、 冠禮主張。

三、 朱熹對蔡襄書法藝術的評價

朱熹工于書法，喜學名家真跡。 紹熙元年（1190），朱熹在莆田龔茂良兒子的家里見到了保存完好的龔參政陛辭原稿，朱熹根據《陛辭奏稿》 原稿寫就了《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稿》一文，為龔參政辯誣。 學者指出: “由于朱熹是位杰出有名氣的學者，門人弟子等將家藏的的墨寶秘帖請朱熹題跋，其中不乏魏晉唐宋名家真跡，朱熹擷百家之長，從真跡中博觀約取，及至晚年書法也大有長進?！盵23]

1. 《跋蔡端明獻壽儀》《跋蔡端明帖》 （前）二文

朱熹敬佩蔡襄的為人，也很欣賞蔡襄的書法。 在決定漳州赴任后，薦其仙游門人朱渷為幕僚同往，收集蔡襄的真跡墨寶并協助刊刻剛定稿的《四書章句集注》 一同刊印。 朱渷和他的學友兄弟從蔡襄后裔蔡誼處獲得了蔡襄《獻壽儀帖》 真跡。 在楓亭太平驛館，朱熹無比開心地細細品讀這傳世珍品，并作 《跋蔡端明獻壽儀》。 而《跋蔡端明帖》 則以“蔡公節概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13]3893一句話，言簡意賅地給予了蔡襄官品、人品和書品崇高的評價。

2.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跋蔡端明帖》 （后）二文

除以上《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蔡端明帖》外，《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及另一篇《跋蔡端明帖》，二文均作于慶元年間，文中亦論及蔡襄書法“楷法草書，獨步當世”，稱贊蔡襄年紀越大寫的字越“勁健奇作”，稱“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 后一跋稱蔡襄的楷書具有唐代歐陽詢、 虞世南的筆意風范，甚可愛也。 這些均是純書藝的客觀評價。 而對蔡誼家幾代相傳保存先祖墨寶真跡一事，朱熹則認為是孝的精神體現，可愛可敬，準備請善工摹而刻之，是欲“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 這也讓人再次感受到一生以“教化” 為己任的理學家、 教育家大儒朱熹的偉岸正直。

對“宋四大家”，朱熹只肯定了蔡襄的書法成就，其在《晦庵論書》 中云: “至于黃、 米，而欹傾側媚、 狂怪怒張之勢極矣”。 《朱子語類》記載朱熹曾說: “字被蘇、 黃胡亂寫壞了。 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盵24]3336因此，對于權相蔡京，其書法水平雖不亞蔡襄，但只見朱熹評論說: “ ‘……蔡京得政，奏言土地神在某方，是居人位，所以宰相累不利，建議將尚書省拆去?！?因言: ‘蔡氏以“紹述” 二字鉗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實神宗良法美意，變更殆盡。 它人拆尚書省，便如何了得!’ ”[13]4003看來朱熹論書是把書品和人品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書如其人”。 其肯定蔡襄所依據的標準和他的“正心誠意” 之學理是一致的。

朱熹欣賞蔡襄書法，多有學習之意。 當然朱熹的書畫游藝之學也融匯了程朱理學文化的精神。 朱熹平生成就以理學聲名著，書藝亦精湛，其書遠紹王羲之尺牘筆意，近則有蔡襄簡札韻味，一派清秀和美氣氛。 清末學者沈曾植等人列范成大、 陸游、 朱熹、 張即之四人為書法“南宋四家”，以與“北宋四家” 蘇軾、 黃庭堅、 米芾、 蔡襄相匹儔，但 “南宋四家” 終不能與“北宋四家” 相抗衡。

四、 仿效蔡襄推廣醫學和舉薦蔡咸

1. 仿效蔡襄推廣醫學

朱熹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除了心性義理學，他對中醫與養生科學有關的醫書也有特殊的興趣。 淳熙八年（1181），理學家程頤再傳弟子郭忠孝之子郭雍著成《傷寒補亡論》，朱熹在重刊該醫書題跋時，想起了蔡襄在知福州時極力倡導科學就醫之事。 其時，福州的黎民百姓平常生病不找醫生治病，而是向巫覡求拜，弄得人財兩空，蔡襄深惡痛絕，于是親撰 《圣惠方后序》，并刊刻于碑，勸病者就醫治療，并采取措施，取締巫覡，禁絕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后稍息。 朱熹大贊蔡襄“此仁人之心也”，并于慶元元年（1195）五月作《跋郭長陽醫書》 一文，曰:……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奸，既禁絕之，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 今閩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為先，試以語之，倘有意耶?[25]朱熹仿效蔡襄，胸懷治病救人的仁人之心，為醫書題跋而推廣之，希望刊行好的醫書，普及醫學知識，惠澤民眾。

2. 舉薦蔡襄玄孫蔡咸

紹熙四年（1193），在南宋朝廷內道學與反道學兩派政治勢力的角力中，道學派略占上風，朱熹的大儒聲名也已為世人所知。 彼時，北方的金朝也正在大力推行尊儒之事。 紹熙五年（1194），宋光宗親自下旨，勸65 歲的朱熹以“長沙巨屏，得為重。 往祗成命，毋執謙辭。 可依己降指揮，疾速之任”。 面對詔書，朱熹再辭不獲，決定抱老再出效忠君王。 在朱熹到任之前，當時蒲來矢領導的農民起義敗局已定，但朱熹還是決定招降蒲來矢以穩定瑤民之心，他委派邵州通判蔡咸領兵往山洞探聽實情并招降，成功后，朱熹立即把起義的瑤民全部遣散回家。 在這一役中立下大功的蔡咸是蔡襄的玄孫，朱熹認為蔡咸有高祖蔡襄精明之風，對他很器重。 朱熹與周必大聯名向朝廷舉薦蔡咸，作《同監司薦潘燾、 韓邈、 蔡咸、 方銓狀》 一文，這是一篇“奏狀”，就是臣下向帝王進言陳事的文書。 奏狀云: “……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祖襄精明之風。 ……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于用。 欲望圣慈，特加旌擢，以為趨事赴功者之勸。 如后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須至奏聞者?！盵24]8986朱熹在奏狀中稱贊蔡咸繼承了高祖精明之衣缽，希望皇上給予特別的表彰和提拔。 朱子敬仰蔡襄，對其有出息的后裔也是呵護有加。

五、 朱熹與蔡襄關系思考

1. 朱熹以圣賢為楷模的高貴品質

朱熹一生“不恥下問”，訪友拜師無數，此是其解脫“困學” 羈絆及至“觀書有感” 的重要緣由，也是其理學“集大成” 堪當重任的之所以然。 朱熹居敬窮理，敏而好學，父親朱松，恩師“五夫三先生”、 李侗，莆田名儒林謙之（光朝）、 方次云（翥）等人對他影響頗深。 朱熹推崇敬仰蔡襄，這與理學家所主張的人生第一要義是學做人，要以圣賢為楷模，做品德高尚的仁人志士是一致的。 宋代理學家的政治理想是以儒學為人生哲學，強調修身正心，齊家治國。 以圣賢為榜樣，志向遠大，這也是圣人朱熹所擁有的高貴品質。 從心態史學的觀點來看，朱熹由出入佛、 道而歸宗于儒學的蛻變過程，多少受到蔡襄對儒佛喪禮看法的影響。 朱熹對蔡襄書法的學習推崇，是對書品人品完美結合的推崇，這是朱熹等宋代士人對文化個性與行為方式認可的體現。朱熹也傳承儒家仁忠之道的處事原則，他在《論語集注》 解釋指出“盡己之謂忠” “推己之謂恕”。 鄒建英指出，南宋莆田玉湖陳氏的理學思想是在繼承朱子之學的基礎上，吸收其他理學家思想而形成，其內容主要體現為 “仁” 與“忠” 兩個方面； 南宋及明代莆田理學家們的價值觀念以及在當時理學思想在社會的突出表現，呈現出鮮明的特征，莆田理學家捍衛道統的執著性、 兼容并蓄的融合性、 慕道安貧的理想性、 學貴踐履的務實性和剛正義烈的忠誠性等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莆田理學文化，這與朱熹理學思想有一定的淵源關系[26]。

2. 朱熹理學的莆仙特質

“儒學義理” 的探索自唐代發軔，流變到北宋，“繼承和更新儒學” 稱“道學”； 再到南宋，“閩學派” 構建了龐大縝密的朱子學體系，即朱子理學。 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朱熹與莆田聯系密切。 朱熹崇拜蔡襄，對莆田文獻之邦名人及文化發達也多有贊譽，來莆時稱“莆人物之盛” 皆茲山（壺山）之秀所鐘也[27]。 朱熹曾高度評價莆田理學家林光朝，“朱文公于當世之學，間有異同，獨于公（林光朝）尤加敬，謂公實為后學之所觀仰，聲名赫如也”[28]。 兩宋學術史上所特有的表現是學案和黨案，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而其時興化軍文化極為發達。 興化人在政治舞臺和學術壇坫上大露頭角，對于一代學案，有的道其源，有的揚其波，各有春秋，如震澤學案、 和靖學案、 玉山學案、 伊川學案、 古靈學案、 廬陵學案、 艾軒理學案、 武夷學案、 晦翁學案、 北溪學案、 滄洲諸儒學案、 岳麓學案、 西山學案、 龜山學案、 劉胡諸儒學案等都有莆田的講友或門人，也是“閩學派” 菁英[29]。 在福建以朱熹為代表形成的理學學派世稱“閩學”。 莆田南宋初理學“紅泉學派” 和南宋中后期至元初的理學“仰止學派”，在當時理學界均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閩學” 學派中占有一席之地。 莆田陳、 林、黃、 方等家族名人的學術思想體系，是宋明理學史的重要一環。 朱熹與諸多莆仙名人均有淵源、交誼。 陳宓是陳俊卿之子，少時即摳衣執師禮從學朱熹，后創立仰止學派，將朱熹理學在莆地推而廣之； 黃士毅撰《朱子語類》，對于完備朱子學，功莫大焉。 林成季乃林光朝之侄，“朱子深器重之”； 林光朝去世后，紅泉學派即與“閩學派”合流。 另外，朱熹與陳俊卿、 鄭僑、 龔茂良有一定的關系，朱熹還與當時刑部侍郎黃艾、 殿中侍御史黃黼、 宣教郎方士端、 福州知州林枅等關系密切。 在維護朱熹學術地位，推進朱熹學術研究以及提高朱熹在朝廷的影響力等方面，莆仙籍朝廷官員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劉克莊是崇朱學者，朱熹死后，嘉定二年（1209）劉克莊代父撰《侍講朱公覆謚議》，他認為以韓愈的謚號“文”字給朱熹定謚，才與朱熹生前的行為實際和成就相符。 最終，寧宗力排眾議，采納了劉克莊的意見，于嘉定二年（1209）十一月特賜朱熹謚號為“文”，從此世稱朱熹為“朱文公”。 朱熹一生交游廣泛，在莆田有游學、 考察、 訪友的經歷，他與興化軍6 位知軍、 莆田及仙游知縣、 主簿、 縣尉也多有交流。 另外，據史料記載和學者的田野調查，朱熹在莆田留下石刻題記、 題聯題匾達20多處。 可以說，朱熹理學具有一定的莆仙特質。

3. 朱熹對莆仙地方人才培養的影響

朱熹關懷蔡襄后裔蔡咸，這與朱熹考核人才注重實效有關，也體現了朱熹的社會關懷和道德教化思想。 這些思想在朱熹對莆田玉湖陳氏家族人才的影響上也有所體現。 在現存的朱熹文集中可看到許多關于朱、 陳二家互敘款曲的文字。 如在《晦庵集》 第八十五卷中，朱熹為陳師中的書齋撰寫了《敬恕齋銘》: “莆陽陳師中讀書之室，新安朱熹題以‘敬恕’，且為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以是存之，敢有失墜?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是行之，與物皆春。 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恤? 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 內順于家，外同于邦。 無小無大，罔時怨恫。 為仁之功，曰此其極。 敬哉恕哉，永永無斁?！盵13]3992丞相陳俊卿的孫子輩不時請益于朱熹，朱熹也諄諄教導，表現一以貫之的為學思想。 朱熹對孔子推崇有加，給予其高度評價，并且很關心孔氏后裔的發展，他通過積極調查認定莆田涵江孔氏為曲阜孔子裔孫。 紹興二十五年（1155），朱熹途經涵江，孔仲良的八世孫孔宜戶向其出示家譜，家譜證實孔仲良乃孔子裔孫。 朱熹將這一消息告知興化郡守傅自得、 莆田縣令丘鐸，建議立孔宜戶為孔子第49 世孫。 慶元三年（1197），朱熹應孔子50 世孫孔幼夏之請為涵江孔氏撰寫《跋孔君家藏唐誥》[30]一文，文中詳細介紹了涵江孔氏家史。 淳祐五年（1245），在興化知軍楊棟和支持下，涵江鎮官鄭雄飛在紫璜山上建立涵江書院和孔廟，同時撥田產以供孔廟祭祀和書院開支，并免身役稅錢。 明成化元年（1465），興化知府岳正曾重修書院和孔廟，并建正學門。 涵江書院的創建，有力促進了莆仙地方人才培養的成效。 宋元明清莆田理學的傳承發展，呈現出鮮明的特征: 宋代時期，莆仙文化對朱熹理學思想兼收并蓄； 元明清時期，朱熹的著作被列為科舉考試必讀內容，進一步增強了朱熹思想在莆仙一帶的影響。 莆仙儒家主流文化的傳承脈絡非常清晰。 從宋代開始，莆田儒家的主流是“理學”。 莆田理學家們大都以尊信程朱理學，傳承捍衛程朱理學道統，竭力維護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為程朱理學傳承創新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4. 朱熹對莆仙書院文化的貢獻

朱熹曾到訪仙游楓亭會心書院、 莆田湖山書堂、 紅泉義齋、 蒲弄草堂、 壺山藏修精舍和涵江書院。 蔡襄的故鄉仙游楓亭是個重文尚武的地方，也是陳洪進的故里，蔡襄、 蔡京、 蔡卞、 許敦仁等朝廷大臣發跡之地。 楓亭會心書院，宋時稱會元書院，位于仙游縣楓亭鎮塔斗山上，蔡襄及當地的名人小時候都會到此讀書接受啟蒙。 朱熹崇拜共識，赴同安縣任主簿時，途經楓亭，特地登塔斗山“招諸生講學”。 后經朱子提議，里中名流士紳積極呼應，募銀庀工，會心書院煥然一新，為此朱子還特意書匾“敬義堂”，寄望在此受教的士子都能把仁義道德尊為楷模，成為光明磊落、 凜然正氣的有用人才。 朱熹到湖山書堂聆聽《林艾軒光朝言“曾點言志” 》 和《林艾軒作文解經》，并留下詩句。 紹興三十年（1160）十一月下旬至三十一年（1161）三月，朱熹專程來莆求學，訪謁林光朝、 方翥等名賢，在紅泉義齋、 湖山書堂、 松隱巖精舍、 林回年橫塘別墅門前國清塘上濯纓亭等處，聆聽名賢講學，理學思想得到提升。 朱熹開創了書院教育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教育模式，對莆仙學子亦產生深遠影響，莆仙學子科舉取得新的矚目成就。

朱熹是中華文明的標志性人物，他的學說對國家政治、 人倫道德等產生深遠的影響，塑造了近古中國國家文化和國民性格，確立了普遍意義的傳統中華民族精神。 朱熹視域的莆田北宋名臣蔡襄及其影響力研究，對傳承發展莆田文獻名邦，挖掘莆田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內涵和價值有積極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