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離、沖突與抵制
—— 《卡特斯基爾瀑布》 中的猶太異托邦

黃淑瓊

（ 福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

20 世紀80 年代末，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猶太作家異軍突起，成為美國猶太文壇不可忽視的中堅力量。 艾麗格拉·古德曼（Allegra Goodman，1967- ）是這一批猶太作家中的佼佼者，她一直致力于“恢復并創造性地重新定義猶太文化、宗教和傳統”[1]。 她的第一部小說《卡特斯基爾瀑布》 一出版就廣獲好評，并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和《紐約時報》 優秀圖書獎。 著名猶太學者薇絲（Ruth Wisse）稱這部小說延續了簡·奧斯汀風俗小說的風格[2]。 小說描寫了20 世紀70 年代一個極端正統派猶太教社區在紐約市區和市郊的卡茨基爾山上的日常生活，展現了傳統與現代、 宗教與世俗、 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沖突。

20 世紀40、 50 年代，當世俗猶太人和非正統派猶太社區已逐漸融入美國社會時，正統派猶太社區仍堅持抵制美國主流文化和世俗化教育，極端正統派猶太社區更是表現出高度自我隔離的傾向，因而陷入生存與融合的兩難困境。 古德曼的《卡特斯基爾瀑布》 正是對這一困境的回應。目前學界對這部小說的解讀集中在身份、 女性主義、 后同化主義等方面，而較少關注小說的空間書寫。 因此，本文基于?？拢∕ichel Foucault，1916—1984）的異托邦理論和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的日常生活實踐理論，分析小說中正統派猶太社區的“偏離異托邦” 特征以及猶太空間與白人常規社會空間之間的沖突，并探討女主人公伊麗莎白通過空間實踐對主流空間秩序的抵制。

“異托邦” （Heterotopia）是?？绿岢龅囊粋€概念，又稱“異質空間” 或“他者空間”。 ?？略凇读眍惪臻g》 指出，“烏托邦” 是“不真實的空間”，是“完美的社會本身或是社會的反面”，而“異托邦” 是在現實世界中實現了的，但它是“有爭議的，同時又是被顛倒的” 烏托邦，與常規空間形成一種顛倒的鏡像關系[3]。 因此，異托邦具有批判常規空間的力量。 不過，?？碌睦碚摳P注異托邦的規訓作用，而較少關注其反抗意義，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受?？碌挠绊?，塞托也認為日常生活處在微觀權力的全面宰制之下，但他更強調日常生活中抵抗的可能性。塞托以“戰略” （strategy）和“戰術” （tactics）分別比喻強者與弱者的空間實踐。 戰略是統治者的空間實踐，主要是以“分類、 劃分、 區隔等方式”[4]規范空間的規訓機制； 而戰術是弱勢者的空間實踐，指的是以微小的、 流動的、 巧妙的行為借助他者的空間，開辟出屬于自己的空間。這種戰術“就是弱勢者面對主流話語時經常采用的策略也即一種‘空間實踐’，這種實踐的結果就提供了構建‘異質空間’ 的可能”[5]。 在小說中，作者構建了兩種異托邦: 偏離主流文化的異托邦和抵制主流文化的異托邦，因此異托邦理論與日常生活實踐理論的結合能更好地揭示小說中猶太異托邦的他者性和反抗意義。

一、 柯什納社區: 岌岌可危的“偏離異托邦”

小說中的柯什納社區主要位于兩個地方: 一個是紐約市曼哈頓區的猶太聚居區，另一個是卡茨基爾山上的卡特斯基爾小鎮。 1938 年，為了躲避德國納粹的迫害，極端正統派猶太教柯什納拉比帶領信徒從德國法蘭克福來到美國紐約定居。 移居美國后，走出歐洲隔都的柯什納社區仍然選擇自我隔離以守護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傳統文化。 為了躲避紐約下東區的酷熱和惡劣的居住環境，每年夏天柯什納及其信徒都會到卡茨基爾山上的小鎮避暑。 無論是在紐約城中還是在山上小鎮，柯什納社區都保持著一種孤立、 封閉的生活方式，與異質文化和世俗文化盡量保持距離。 特別是在城中“隔都”，幾十年如一日與世隔絕的生活方式使得柯什納社區成了偏離主流文化空間的異托邦。

如果說彌賽亞的再臨是猶太人的烏托邦，那么“隔都” 則是猶太人在世俗世界里的異托邦。?？掳旬愅邪罘譃椤拔C異托邦” 和“偏離異托邦” 兩種空間形態。 其中，危機異托邦是用來安置那些“處于危機狀態的個人”，而偏離異托邦則用來安置那些行為偏離社會一般標準和規范的異常個體[3]。 歐洲歷史上的猶太隔都就是用于監禁和規訓社會異端分子的偏離異托邦，歷時一千多年的隔都已成為猶太人在政治、 經濟和社會上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生活狀態的象征。即使在當代美國社會，正統派猶太社區仍然是游離于主流社會的偏離異托邦，特別是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在紐約等美國東北部大城市中長期處于‘穴居’ 的社會邊緣狀態，于社區內部嚴格實行猶太教法，抵制通婚及美國社會的世俗文化和大學教育，從外表服飾上就與主流社會形成鮮明反差”[6]。 在美國這個文化“大熔爐” 里，退守“隔都” 成為正統派猶太教固守宗教傳統、抵御世俗文化侵蝕的一種策略。

小說開篇就描繪了一個寄居于紐約大都市一隅卻又偏離主流空間的異托邦: “1976 年，這個街區又狹小又破舊又擁擠。 柯什納教派的紅磚公寓樓一座緊挨著一座，而且似乎是出于安全，僅有的幾家商店也簇擁在一起。 一段段臺階，幾百級的水泥臺階，成為連接社區上方的街道和下方的街道的捷徑?！盵7]4柯什納社區內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之間的界限模糊，整個社區就像是個緊密聯系的大家庭，但是這個社區“卻沒有通往高地最高處的臺階”[7]4。 華盛頓高地的最高處就是翠亨堡公園，但柯什納信徒從不會越界去游覽公園或去參觀公園里的修道院藝術博物館。 此外，華盛頓高地聚集了來自蘇聯、 古巴、 波多黎各、哥倫比亞等多個國家不同族裔的移民，但這些空間彼此隔離，極少交流。 柯什納社區與周邊其他社區在空間上的區隔反映了他們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區隔。 在紐約這個充滿喧囂與誘惑的大都市中，他們拒絕異質文化，沉浸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里。 然而，也正是這種極其封閉的生活方式使得他們與美國的主流社會格格不入。 “隔都” 儼然成了“國中國”，而生活在“隔都” 內的猶太人也成了國民眼中的異域人。

當隔都的圍墻已漸漸退出歷史舞臺，柯什納社區卻以宗教律法為柵欄，建構了一個與外部主流社會相對立的他者空間。 小說中，正是老拉比柯什納將社區帶入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 作為德國新正統派的繼承人，柯什納拉比也曾倡導世俗文化與宗教生活的融合。 然而，“納粹大屠殺這一危及猶太生存的災難性滅絕慘劇強化了他們維持猶太生存獨特性的宗教決心與勇氣”[8]，因此，戰后還未走出大屠殺陰影的猶太幸存者選擇退守隔都之內。 老拉比也時常懷念他們在德國時的繁榮時期，渴望在美國重建昔日的理想社區。但事實上，一方面，他感嘆往昔繁榮的文化一去不復返，鄙視信徒們缺少世俗文化的浸潤； 另一方面，為了抵制世俗世界的誘惑和侵蝕，他拒絕世俗教育，推行愈發嚴格的猶太律法，逐步把信徒們帶入越來越狹隘的“蒙昧主義之領域”[7]31。老拉比去世之后，繼任者小兒子以賽亞變本加厲，在社區推行了更為嚴苛的隔絕政策。 他在一次布道中呼吁: “這個世界充滿了虛假的神和誘惑……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社區建設得像堡壘一樣堅固，這樣每位社區成員才能獻身于上帝?！盵7]226為了強化隔都是庇護所的幻覺，以賽亞在他的演說中建構了一個充滿威脅和誘惑的外部世界。 他甚至呼吁教眾與外界隔絕，這個外界不僅指異教徒的世界，還包括其他派別的猶太教，甚至是其他正統猶太派社區。 兩任拉比高度自閉的政策使他們領導的社區成為紐約都市中的文化孤島。

對于猶太人，隔都這一異托邦曾是他們抵抗主流文化侵蝕的必要條件，然而這種嚴苛的宗教隔離政策也使得異托邦陷入危機之中。 ?？轮赋?，危機異托邦是指“享有特權的、 神圣的、禁止別人入內的地方”，是用來安置一些處于危機狀態的弱勢人群[3]。 小說中的柯什納社區既是一種偏離異托邦，也是一種危機異托邦。 它既是社會無法同化的異質空間，也是正統派猶太教徒抵御同化威脅的庇護所。 然而，這種自我封閉的“危機異托邦” 并不能真正拯救猶太社區于危機之中，反而使其失去生機和活力，陷入僵化的狀態。

小說以老拉比在山上小鎮的家這一空間隱喻了柯什納社區遠離主流文化的隔離狀態。 作者從老拉比被同化的大兒子杰拉米的視角描繪了一個完全與時代脫鉤的異質空間: “柯什納拉比家的陽臺用玻璃圍了起來，房子看起來是封閉的樣子……這個房子的一切都是陳舊的。 瓷器是舊的，燭臺也是舊的。 它們不屬于這一世的，而是來自另一個地方、 另一個世界——20 世紀30 年代位于德國的房子?！盵7]27-28“封閉” “陳舊” “另一個地方” “另一個世界” 這些字眼都凸顯了這一空間與現代美國社會格格不入的異托邦性質。 杰拉米記得母親在世時，家里宗教信仰與世俗文化并行不悖。 她將世俗文化滲透于家庭生活中，把家打理得生機盎然，那時陽臺是開放的，房子旁邊有一棵櫸樹，房子前面還有一個小花園。 母親去世后，弟媳接管了家務，陽臺用玻璃包起來了，櫸樹被砍了，花園荒廢了，家也變得毫無生機了。 封閉、 保守的氛圍使得拉比家逐漸枯萎、腐敗，變得令人窒息，最終成了杰拉米避而遠之的地方。 杰拉米喜歡古董家具，卻無法忍受父親房間的舊書和舊家具，他甚至覺得，“這個房間里所有的舊東西都有一股惡臭。 它們散發著臭味，就像剛死的還沒腐爛掉的鳥一樣。 它們毫不精致，沒有任何形式的美或甚至是平淡無奇的美，只是散發著死亡的味道”[7]28。 封閉、 壓抑、陳舊、 死亡、 毫無美感——這就是杰里米對自己父母家的印象，也是他對父親領導的社區的評價。 作者雖然并不認可杰里米對猶太文化的摒棄，但也借杰拉米之口暗示了這個完全脫離歷史潮流、 隔絕世俗文化的宗教社區是一潭死水，是沒有出路的。

作者在小說中建構了柯什納社區這一偏離異托邦，揭示這一社區在嚴苛的隔離政策下岌岌可危的生存狀態。 以嚴苛戒律樹起的“隔都” 柵欄并不能真正隔絕世俗化和現代化的影響，也未能幫助猶太社區擺脫同化問題，反而使其陷入了固步自封、 后繼無人的困境。 與此同時，由于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歧視，加上正統派猶太教教徒特立獨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猶太社區也面臨著主流社會的排斥和壓制。

二、 卡特斯基爾鎮: 猶太空間與主流空間之間的沖突

小說最主要的故事情節發生在卡茨基爾山北部一個虛構的小鎮——卡特斯基爾鎮。 20 世紀初，許多旅游勝地都禁止猶太人入內，而卡茨基爾山上的度假村是為數不多開始接受猶太人的地方。 20 世紀20 到70 年代，隨著汽車的普及，距紐約市區僅有兩小時車程的卡茨基爾山脈成為猶太人的度假勝地。 如果說在城中“隔都”，正統派猶太人還能保持一種高度隔絕的生活方式，那么山上的度假生活則為猶太人提供了融入主流空間的機會。 在山上的度假村中，柯什納社區信徒不再聚居在界限分明的“隔都” 之內，而是與來自不同地區、 形形色色的猶太度假者以及當地白人混居在一起，自然有更多機會接觸到異質文化。 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得面對當地社區的敵視和排斥。 小說中，作者以隱喻的方式將猶太空間和當地主流空間并置到一起，不但凸顯空間的多元性和異質性，而且展示了空間的的沖突和權力斗爭。

小說開篇，柯什納信徒艾薩克·舒爾曼和朋友安德拉斯·梅莉什從紐約市區一同驅車上山，隨著他們上山，讀者也跟隨他們移動的視角審視鎮上的幾種不同空間。 汽車抵達卡特斯基爾鎮時，首先駛入了大街。 大街上集合了旅館、 泰勒兄弟的公司大樓、 漢密爾頓的雜貨鋪、 世俗猶太人邁克爾·金的房地產公司、 博伊德的倉庫、 電影院等。 街上的建筑風格統一，體現了白人統治階級同質化的空間規劃。 “多年來，大街的建筑一直和諧地坐落在一起。 它們都有著百葉窗和十二窗格的窗戶，以及嘎吱作響的前門臺階，顯得十分協調。 直到街道盡頭，舊式風格的建筑才被新式風格的建筑取代?！盵7]8但是當車子拐進楓樹街時，讀者就會發現這種空間的同質性被打破了。 楓樹街上既有以安德拉斯為代表的猶太中產階級居住的別墅，也有以艾薩克為代表的正統派猶太教徒所租住的平房。

小鎮空間的沖突和爭奪表面上體現為泰勒兄弟的房產公司和猶太房地產商邁克爾·金之間的地產之爭，但事實上是常規空間與他者空間之間的沖突。 據泰勒法官回憶，小鎮曾是田園牧歌般的新英格蘭鄉村，而猶太地產商邁克爾·金父子巧取豪奪鎮上的土地，把土地分割成小塊建成平房租給猶太人。 邁克爾·金被描繪成唯利是圖的商人，并不代表山上猶太度假者的利益，但他在小鎮引入的平房卻把部分白人空間變成猶太他者空間，因此邁克爾·金與泰勒的沖突很大程度上是猶太空間與常規空間之間的沖突。 泰勒不僅痛恨邁克爾·金對小鎮房地產的蠶食，也顧忌平房所帶來的空間異質化。 相比當地人的別墅，這些平房是 “有別于穩固的生活空間的 ‘其他地方’ ”，可以說既是一種空間，又是反空間[9]133。 它們更具有流動性和過渡性，將原本同質的社會空間切割成碎片化的異質空間。 泰勒經常哀嘆，“樹林和瀑布還在，但小鎮被踐踏了，變得衰落不堪。 那些常住居民也十分沮喪，沒有人為自己的房屋感到自豪。 住在這些被分割成小塊的土地之上建成的平房之間，他們怎么會感到自豪呢? 這個小鎮看起來毫無特色，大街上幾乎都空蕩蕩的”[7]61-66。 在泰勒看來，正是這些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平房把當地居民社區分割得七零八碎，使得小鎮變得面目全非，完全破壞了新英格蘭小鎮的文化風貌。

平房是卡茨基爾度假勝地最具猶太特色的住宅。 在度假村的鼎盛時期，一些猶太人在山上購買土地，建成酒店或者平房出租給猶太度假者。除了少數富裕的猶太家庭能夠住得起酒店或別墅，大部分猶太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都選擇住在度假村的“平房殖民地”（bungalow colony），也就是平房社區。 值得注意的是，“平房”（bungalow）一詞源自孟加拉語，是指在孟加拉和印度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之后英國殖民者為殖民地官員和士兵大規模修建的平房住宅[10]。 可想而知，這種殖民地風格的建筑在新英格蘭鄉村中是格格不入的，這也解釋了泰勒法官為何排斥這些平房。 最讓他痛心的是，隨著平房的入侵，“卡特斯基爾小鎮唯一出名的就是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的避暑平房了”[7]62。 他千方百計要從猶太人的手中奪回浣熊湖，不僅因為那里承載了他兒時美好的回憶，還因為他擔心如果那塊土地落到邁克爾·金的手里，又會淪為“平房殖民地”。 泰勒的家園情懷之下難掩種族主義者對他者空間的排斥。

小鎮白人統治者之所以排斥猶太人，不僅因為平房破壞了小鎮的新英格蘭鄉村景觀，還因為猶太空間偏離了常規空間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標準，擾亂了原有空間的秩序和功能。 泰勒法官抱怨，“這些正統派猶太人收入微薄，家庭人口多，品味狹隘，因此他們的存在不利于品牌店、餐館、 公園的發展，而且他們也不為鎮上的孩子提供大學獎學金”[7]62。 可以看出，泰勒對猶太人及其空間的“他者性” 的界定是基于白人資產階級的標準。 大多數正統派猶太男性潛心研習宗教經典而不事生產，因此他們的經濟水平和消費水平較為低下，大多只能租得起廉價的平房。而且，正統派猶太教徒仍遵循數世紀之前先輩的著裝規定，自然不會購買品牌店的衣服。 此外，猶太飲食禁忌規定猶太人不可接觸或食用不潔凈的食物，更不能隨意到餐館用餐。 因此，正統派猶太人的經濟水平、 衣著規定和飲食禁忌造就了一種低消費甚至是反消費的生活方式。 ?？轮赋? “在我們這個社會中，閑暇是一種慣例，游手好閑是一種偏離?！盵3]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認可生產勞動、 消費活動和閑暇活動，因為生產和消費都可以促進經濟發展，閑暇活動“是恢復勞動力，或者促進消費的活動”，而游手好閑的行為則違背了資本主義的勞動倫理，是偏離社會準則的行為[9]134-135。 與普通休閑度假者不同的是，大多數猶太正統派男性不工作，也不消費，游手好閑，他們的行為是被社會價值標準所排斥的。在“老人院” “監獄” “精神病院” 等地方生活的人之所以被視為異常的人，是“因為他們根據勞動時間和能力標準不能行使正常人的能力。我們從這些地方，這些局部的社會空間窺視了‘外在’ 于所有常規空間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標準。這些毀壞資本主義常規的空間構成了‘異位’，危險和偏離的異位”[9]134。 同樣，猶太人的“游手好閑” 也偏離了常規空間的意識形態，因此猶太空間也構成了偏移主流社會的“異位”。

猶太人在卡茨基爾山避暑的歷史反映了美國猶太人積極融入主流社會、 拓展生活空間的趨勢。 當猶太人走出隔都，向城郊移居或者加入郊區避暑大軍時，他們卻遭到了主流社會的歧視和排斥。 即使在種族壁壘相對較低的卡茨基爾山度假勝地，反猶主義的陰影也始終追隨著猶太人。平房顛覆了白人空間的穩定性和同質性，也擾亂了小鎮的空間秩序和經濟秩序。 因此，以泰勒為代表的白人資產階級打著守衛小鎮歷史文化的幌子，竭力壓制猶太人生存空間，以重建小鎮的空間秩序。 作者通過展示小鎮的空間斗爭，揭露了美國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也反映了美國猶太人的邊緣生存狀態。

三、伊麗莎白的潔食店: 弱勢者的空間實踐

空間是統治的工具，也是反抗的工具。 當以泰勒法官為代表的統治階級試圖通過“畫地為王” 的空間戰略對小鎮進行總體空間規劃時，小鎮上的猶太弱勢者也在采取某些“戰術”，在主流空間的夾縫里建構異質空間，通過介入、 挪用強者的空間生產自己的文化。

猶太弱勢者的空間戰術集中體現在女主人公伊麗莎白·舒爾曼的潔食店上。 伊麗莎白的潔食店可以說是猶太空間和主流空間競爭和協商的一個縮影。 伊麗莎白在山上小鎮開潔食店是貫穿全書的中心情節。 她租用當地白人漢密爾頓的雜貨鋪背后的一間小儲藏室，開了一間猶太潔食店，為山上避暑的猶太人提供潔食。 值得注意的是，漢密爾頓的雜貨鋪位于大街上，而大街是整個小鎮的門面，集中體現了統治力量對小鎮空間的總體規劃。 大街是小鎮財富中心和權力中心的中心地帶，把猶太潔食店這樣一個異質空間安放在這樣一個重要的主流社會空間中，哪怕是隱匿在當地人店鋪后面的儲藏室中，無疑都是對小鎮空間秩序的改寫。

正如張一瑋所言，“異質空間某種意義上即是相對弱勢者的社會實踐在主流社會的宏大敘事所建構的空間中造就的空間斷裂帶”[5]，伊麗莎白的潔食店正是弱勢者在強勢者的空間規劃的夾縫中建構的異托邦。 塞托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提到“許多日常實踐（如言說、 閱讀、 行走、購物、 烹飪等）都是屬于戰術類別的”[11]。 房客租用房東的房屋并對它改頭換面，以創造出自己的意義，就是一種戰術。 伊麗莎白租借漢密爾頓的儲藏室，卻不用來出售當地居民需要的物品，而是用來售賣猶太人所需的潔食。 潔食是猶太人日常生活和傳統節日必不可少的生活物資，也是維護猶太宗教傳統的必要物資。 因此，這一租賃行為改變了儲藏室空間的功能和意義，使原本服務于白人的空間變為服務猶太人生活和宗教的空間。

與此同時，猶太顧客們故意穿過漢密爾頓的商店到后面的潔食店購買食物，也模糊了白人的雜貨店和猶太人潔食店之間的界限，從而將白人空間轉化成自己的空間。 伊麗莎白及其顧客的空間實踐正好契合了費斯克（John Fiske）的比喻:“強勢者在他們所建造的如下場所（places），踐行他們的權力……而弱勢者則在這些場所內部開創自己的‘空間’ （space）； 當他們在這些場所中穿梭往來時，他們暫時將這些場所為其所用，只要他們需要，他們就占領這些場所?！盵12]這些猶太女性正是通過租賃和穿梭的行為，利用強勢者的空間生產自己的文化。

這種微妙的店中店嵌套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自我” 與“他者” 之間的邊界，擾亂了強者的空間秩序。 漢密爾頓與伊麗莎白的租借關系隱喻了主流社會空間與猶太空間的關系，本質上是自我與他者、 “強者” 與“弱者” 的關系。 但這種權力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 弗蘭考（Dean J. Franco）也指出，伊麗莎白店鋪的位置表明了她作為“局外人” 的身份，但是當大批猶太顧客們故意穿過漢密爾頓的店鋪涌進伊麗莎白的店鋪時，這些顧客在漢密爾頓店鋪內的移動模糊了空間界限，這種“局內人-局外人” 的關系就被扭轉了，這時伊麗莎白暫時反客為主，而漢密爾頓則暫時成了“局外人”[13]。

然而，這種“自我” 與“他者” 關系的扭轉也只是暫時的。 漢密爾頓雖把儲藏室租給伊麗莎白，但對她始終存有戒心。 看著伊麗莎白的小店生意紅火，“漢密爾頓在地下儲藏室煩躁不安了，隨后他走上來盯著那些排著長隊的柯什納顧客們蜿蜒穿過他的商店。 他肯定覺得這是一種入侵”[7]189。 那些身著長袍、 帶著假發的猶太女人終歸不是受歡迎的顧客。 當伊麗莎白提出要在櫥窗上掛一個寫有“潔食供應” 的招牌時，漢密爾頓斷然拒絕了。 招牌代表店鋪的特色，漢密爾頓自然會拒絕其租客任何試圖改變空間權力的訴求。 正如泰勒竭力阻止小鎮“淪落” 為猶太人的度假村，漢密爾頓也絕不會讓自己的店鋪變成猶太人的商店。

弱勢者的反抗始終是有限的。 盡管伊麗莎白通過自己的空間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規避了權力的宰制，但這種空間實踐并不能完全脫離主流秩序的規訓。 因為漢密爾頓不讓她在櫥窗上掛上“潔食供應” 的牌子，伊麗莎白只好把牌子立在大街的人行道上。 小鎮守衛者泰勒法官很快發現，并提醒她小鎮禁止在人行道上放置指示牌。 當伊麗莎白解釋說她需要指示牌為自己的潔食店打廣告時，泰勒暗示道: “你的顧客都知道你。 至于那些不是你的顧客……”[7]191伊麗莎白聽出了潛臺詞: “那些不是你的顧客并不想要大街上有這樣一個牌子”。 因為對于當地人來說，這塊牌子是“無所不在的猶太避暑者的象征”[7]191。換言之，猶太潔食店并不符合小鎮空間的規劃要求，猶太避暑者的存在也并不符合小鎮的文化定位。 泰勒的提醒讓伊麗莎白意識到，不管是在漢密爾頓的店鋪，還是在大街，抑或是在整個小鎮，她的小店始終是個他者空間，而猶太人也始終是為主流秩序所壓抑、 排擠的他者，小鎮對他們來說也始終是看似開放卻無法進入的異域。

在小鎮里，猶太人既要恪守宗教戒律，也要接受世俗法規的約束，正如伊麗莎白所領悟到的: “拉比有他的宗教律法和教眾，而法官有他的法令和卡特斯基爾社區。 他們是統治者?！盵7]191以伊麗莎白為代表的猶太個體意識到了雙重權力秩序的宰制和規訓，對此她們無力反抗，她們“避讓但不逃離”[14]。 她們將異托邦作為抗爭和抵制的重要場所，以租賃、 行走、 購物等日常生活實踐作為抵制手段，將猶太差異性迂回滲透于白人空間，從而在小鎮統治階級的斷層中獲得更多的生活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猶太宗教和文化。 但是這種抵抗畢竟是微小的，主流終究是強勢的存在，白人統治階級是規訓的制定者，猶太個體的“戰術” 只能在小范圍內逃脫規訓的控制，終究逃離不了規訓的勢力范圍。 盡管如此，作者也肯定了猶太女性勇于突破宗教戒律和種族主義者的雙重藩籬、 拓展猶太生存空間的努力。

四、 結語

作為一位具有強烈的民族危機感和責任感的猶太作家，古德曼對其筆下的猶太社區充滿了同情與關懷，但她也并未回避這一群體所存在的弊病與危機。 在小說中，古德曼建構了多個偏離于主流社會的猶太異托邦，探討了猶太空間與主流空間之間的沖突，進而揭示了自我封閉的宗教政策和白人種族主義給這一社區帶來的生存困境。在內，“隔都” 無形的高墻使得猶太社區自絕于主流文化之外，也因此失去生機和生命力，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 在外，主流社會的排斥和壓制也使得猶太生存空間進一步邊緣化。 不過，作者也發覺猶太社區中潛在的、 富有創造性的抵抗力量。 作者以女主人公的空間實踐肯定了這種抵制的積極意義。這種抵制雖然微小，卻給僵化的猶太社區注入一絲生機和活力，也為正統派猶太教突破隔都藩籬、 融入主流文化空間開啟了一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