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女性律師職業壓力與職業幸福感的關系
——基于多重中介模型

白東歡，秦樟連，宋鵬威，陳亞茹，張 佳

（1.淮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 安徽 淮北 235000；2.廣西科技師范學院 廣西 來賓 546199；3.河南宇博律師事務所 河南 商丘 476800；4.重慶大學體育學院 重慶 400044）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新時代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是“中國之治”的新境界。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律師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作為我國法律職業共同體和法律實踐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執業律師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付出了辛勤勞動。根據2022 年國家統計年鑒數據，全國律師從業人數已經達到57 萬人［2］。近年來，隨著全國律師行業的發展，女性律師人數快速增長，全國律師隊伍“男多女少”的結構正在改變，女性律師“半邊天”的態勢已經呈現［3］。女性執業律師人數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女性律師有著和男性律師相同的社會支持，經由性別社會化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期待并未改變［4］。同時，女性律師工作具有工作壓力大、工作強度大、風險高以及案源、收入不穩定的工作特點［5］。有研究表明，與男性律師相比，女性律師在工作上投入了更多的時間成本［6］。在繁重工作任務和家庭因素的雙重壓力下，一些女性律師承擔著較重的工作負荷［7］。其中，律所管理機制、工作環境、工作要求、年齡焦慮、婚嫁壓力、工作—家庭支持、人脈資源和專業技能等，是其職業壓力的主要來源［8-9］。由此可見，緩解女性律師職業壓力、提升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職業壓力理論概述

職業壓力是工作環境中的風險因素和保護因素之間的不平衡的結果。當風險因素超過保護因素時，應對逆境的能力受到抑制，就可能感知到壓力進而導致負面后果［10］。研究表明，適當的壓力會給工作生活帶來活力，激發個人動機，促進個人取得更好的工作成績，推動組織生產力的提高，但過高的壓力會給組織和個人帶來負面影響［11］。對律師來說，工作壓力是必然的，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他們履行職責或提高工作效率。然而，如果律師對工作壓力放任不管，達到嚴重程度，將產生負面反應，如導致生產效率低下、風險防控意識降低、影響訴訟結果等［12］。結合轉變職業性別角色期待和樹立新時代女性律師職業形象的雙重背景，女性律師群體真實的執業、生存的現狀和困境值得引起更多關注。然而，目前學界缺乏對當代女性律師職業特征和困境等方面的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擬依據女性律師職業壓力的現狀，深入探究新時代女性律師職業壓力產生的原因以及解決路徑，以期為女性法律職業隊伍建設實踐提供借鑒。

職業女性的壓力主要分為生活壓力和工作壓力［13］。生活方面，“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依然束縛著職業女性。不少職業女性一直被“捆綁”在家庭職責中。雖然職業男性、職業女性都面臨家庭和工作沖突的問題，但在我國傳統的家庭倫理影響下，職業女性往往獲得更少的支持和包容［14］。由于時間和精力的限制，職業女性往往不能同時兼顧多種身份和角色，這易導致職業女性在工作上受挫，或是家庭產生矛盾，主要表現在工作影響家庭角色的發揮，也包括家庭角色對工作角色資源的占用和消耗［15］。當女性律師處于成家、育兒或贍養老人的人生階段時，其承受著家庭經營照顧壓力的同時，也牽扯了大量個人精力，很容易陷入身心俱疲的狀態［16］。在工作方面，受到社會交流復雜化、律師行業競爭激烈等內外因素的影響，律師既要面對人際交往的壓力，也要面臨案源的壓力；相比男性律師，女性律師群體所面對的職業壓力呈現日益上升趨勢［17］。在長時間處于壓力下，女性律師容易出現職業倦怠，從而導致工作情緒低落、不滿足，進而對職業滿意度和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18］。有研究表明，女性自身認為自己履行的職務不明確，角色模糊，在組織內部人際關系的支持較少，因此會產生比男性更大的工作壓力，以及對工作的否定態度［19］。特別是律師行業，女性律師需通過不斷地自我開發以及掌握專業知識并加以應用來履行法律服務者的職責；同時作為專業職業人，具有為了成長、發展而努力的特性，與職業相關的不同程度的壓力會給女性律師帶來不同的感受［20］。

（二）職業壓力對職業幸福感的關系研究

近年來，職業幸福感與職業滿足、職業壓力等職業相關變量之間的關系得到學界的關注。資源保存理論為研究職業壓力和職業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資源保存理論認為，壓力可能發生在三種情況中的一種或多種：當資源受到威脅時、損失時或已付出努力而資源卻未實際增加時［21］。當在工作中經歷資源損失時，個體更可能出現緊張和壓力反應，包括工作倦怠、抑郁、幸福感下降和其他身心結果［22］。研究發現，職業幸福感越高，個體對工作過程越滿意，自我價值實現的能力越強［23］。職業幸福感是個人在工作中體驗到的一種總體性的情感，追求職業幸福感對提高個人和社會生活質量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24］。與一般幸福感不同，職業幸福感是個體在從事工作中感受到激情和快樂，是在投入的過程中獲得的感覺［25］。職業幸福感超越了個人通過工作獲得的社會地位或收入，是個體能充分了解工作的價值，并在工作過程中感受到熱情和快樂，成為完成工作的原動力［26］。對于律師來說，律師的職業幸福感是其在職業履行的過程中，投入時間、精力等到既定的工作中去完成工作的滿意狀態。此外，律師作為法律服務人員，職業幸福感的高低決定了律師的工作態度與效率，也會對當事人的訴訟或辯護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由此可見，律師的職業幸福感會對工作的熱情以及執業質量產生影響，因此對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通過綜合壓力與職業幸福感的相關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壓力作為職業幸福感的風險因素，可直接影響職業幸福感［27］。

（三）社會支持在職業壓力與職業幸福感關系中的作用

先行研究表明，面對相同壓力，不同個體感知到的工作壓力有所不同，壓力并非必然對職業幸福感產生負向影響［28］。職業壓力對職業幸福感的作用機制，即職業壓力對職業幸福感產生影響的過程，可能有其他中介變量參與。因此，本研究將采用中介模型對此進行研究，以探討其中的作用機制。根據女性律師面臨的執業環境和行業現狀，本研究關注的中介變量為社會支持。根據社會支持的壓力緩沖模型可知，社會支持是幫助個體緩沖壓力所帶來的消極結果的重要變量［29］。研究發現，較高的社會支持可以減輕工作壓力，提升職業幸福感［30］。目前學者普遍認同社會支持由四部分組成，即物質支持、信息支持、情緒支持和評價支持?？傮w而言，社會支持是個體對外在的包括來自家庭、朋友及社會的物質或者精神上支持的感知和評價，是可以通過社會關系獲得的積極資源［31］；社會支持水平反映了個體與社會的鏈接程度，較高的社會支持水平對個體抵抗壓力以及提高心理健康等有著積極作用［32］。因此，工作環境中屬于人際環境的社會支持，有望緩解因女性律師工作相關環境不協調而產生的職業壓力。

此外，社會支持對職業幸福感的積極作用已被證明。研究表明，感知的社會支持對職業幸福感整體有顯著影響［33］。通過先行研究可知，社會關系網的社會支持是個體職業幸福感的保護因素，且它們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34］。家庭和朋友的社會支持是影響職業幸福感的因素，其中社會支持中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對整體職業幸福感有積極影響［35］。女性律師群體，除與家人、朋友以及同事的日常交往外，還需要處理與當事人的關系以及回應較高的法律服務期望，女性律師與社會聯系的密切程度和質量以及由此獲得的社會支持可能也會對其壓力感知和心理健康產生影響。隨著社會發展，盡管女性在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受公眾對法律界性別層面的固有印象的影響，不少女性從事法律職業得到的社會認可度較低，女性律師更容易感受到職業壓力［36］。近年來對于職業壓力、職業幸福感、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主要研究對象集中在教師、護士等崗位相對固定的女性，對女性律師則相對缺乏研究。因此，從提高女性律師生活與工作質量的角度出發，探討社會支持對女性律師的職業壓力與職業幸福感之間的相關性非常有意義。

綜上可知，職業幸福感受到外部環境（壓力）和個人心理素質的共同影響。目前國內學界對于現代女性律師群體的研究文獻較少，對律師形象的研究角度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律師職業倫理方面，并且偏向男性主導的律師群體。同時，對于各個變量的關系，以往的研究多從職業壓力或社會支持獨立地對職業幸福感產生影響入手，很少有研究將三者結合起來進行多因素研究。因此，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本研究將職業壓力作為外部環境因素，社會支持作為中介變量，綜合考察職業壓力和社會支持對職業幸福感的影響，探討環境因素（壓力）是如何影響職業幸福感，并進一步探討中介變量（社會支持）是如何影響職業壓力和職業幸福感，以便更為有效地探索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影響的內在機制，以及尋找提升職業幸福感的有效路徑。

因此，基于以上先行研究，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職業壓力顯著影響女性律師的職業幸福感；假設2：社會支持在職業壓力與職業幸福感間具有中介效應。

研究的假設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研究的假設模型

二、方法

（一）被試

2023 年4 月—6 月，本研究共招募河南、安徽、廣西三?。ㄗ灾螀^）357 名女性律師作為研究對象。這些女性律師按照研究者指導和量表前的指示在線填寫調查問卷。發放問卷357 份，回收357 份，回收率100%，共獲得有效問卷322 份，有效率為90.2%。經G*Power3.1軟件檢測，計算相關分析所需最小樣本量為301（α 錯誤概率0.05，檢驗效力80%），即本次測查所保留的分析樣本滿足問卷調查推薦樣本量標準［37］。受試者平均年齡為（33.65±7.23）歲，其中未婚96 人（29.81%），已婚209 人（64.91%），離異或喪偶17 人（5.28%）；受教育程度中?？?8 人（11.8%），本科196 人（60.87%），研究生及以上88 人（27.33%）；執業年限在5 年以下188 人（58.39%），5～10 年98 人（30.43%），11～20 年36 人（11.18%）。

（二）研究工具

1.職業壓力量表

采用Kim［38］編制的《職業壓力量表》，由崗位要求、崗位自律、關系矛盾、崗位不穩定、組織體系、薪酬不當、職場文化等7 個維度，共24 個題項組成。采用Likert 5 點計分法，分數越高，表明職業壓力的程度越大。本研究中該量表的一致性系數為0.90；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問卷的整體擬合指數為：χ2/df=4.18，p=0.009，RMSEA=0.07，90%CI=［0.02，0.09］，CFI=0.91，TLI=0.90，SRMR=0.06。

2.職業幸福感量表

采用Park［39］依據Argyle 開發的牛津幸福問卷（OHQ：The 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aire）編制的職業幸福感量表。該量表包含了外在幸福感、內在幸福感和自我調節幸福感三個維度，共計21 個題項。Likert5 點計分（完全不符合計“1 分”，非常符合計“5 分”），分數越高說明職業幸福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一致性系數為0.85；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問卷的整體擬合指數為：χ2/df=3.75，p=0.007，RMSEA=0.05，90%CI=［0.11，0.21］，CFI=0.94，TLI=0.93，SRMR=0.07。

3.社會支持量表

采用Seo［40］編制的社會支持量表，包括情緒支持（7 道題）、評價支持（6 道題）、信息支持（6 道題）和物質支持（6 道題）共25 道題組成。Likert 5 點計分，從“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得分越高，表明得到的社會支持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一致性系數為0.87；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問卷的整體擬合指數為：χ2/df=4.21，p=0.015，RMSEA=0.07，90%CI=［0.06，0.19］，CFI=0.92，TLI=0.95，SRMR=0.05。

（三）數據處理

采用SPSS 22.0 及Mplus8.0 進行數據分析，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采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中介效應顯著性采用Bootstrap 法進行檢驗。

三、結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子方法檢驗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對所有問卷題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發現未旋轉的情況下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3.5%，小于40% 的臨界標準。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不明顯［41］。

（二）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為探討女性律師職業壓力與職業滿意度的關系，進行了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其中，職業壓力與職業幸福感、社會支持及其維度呈顯著負相關，社會支持及其維度與職業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上述結果表明，本研究的數據適合進行下一步的分析處理。

表1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與相關系數

（三）社會支持中介作用檢驗

本研究采用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對職業壓力、社會支持和職業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采用Bootstrap 法（重復抽樣5000 次）對多重中介模型進行檢驗。

第一步，在控制年齡、學歷、執業年限和婚姻狀況等變量之后，檢驗職業壓力對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的直接效應。結果表明，模型擬合良好χ2／df＝3.14，RMSEA＝0.02，SRMR＝0.03，CFI＝0.94，TLI＝0.95），職業壓力能夠顯著負向預測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β＝-0.15，t＝-2.66，p＜0.05）。

第二步，加入情緒支持、評價支持、信息支持和物質支持作為中介變量進行路徑分析，假設理論模型的擬合指數為：χ2／df＝4.27，RMSEA＝0.05，SRMR＝0.06，CFI＝0.90，TLI＝0.93，各項模型擬合指數達到要求。結果表明，職業壓力能夠顯著負向預測職業幸福感（β＝-0.28，t＝-4.86，p＜0.01），顯著負向預測情緒支持（β＝-0.36，t＝-6.37，p＜0.001），顯著負向預測評價支持（β＝-0.28，t＝-4.98，p＜0.01），顯著負向預測信息支持（β＝-0.22，t＝-3.85，p＜0.01），顯著負向預測物質支持（β＝-0.41，t＝-7.50，p＜0.001）；情緒支持能夠顯著正向預測職業幸福感（β＝0.58，t＝11.59，p＜0.001）；評價支持能夠顯著正向預測職業幸福感（β＝0.44，t＝7.89，p＜0.001）；信息支持能夠顯著正向預測職業幸福感（β＝0.25，t＝4.50，p＜0.01）；物質支持能夠顯著正向預測職業幸福感（β＝0.54，t＝10.28，p＜0.001），如圖2所示。

圖2 多重中介模型圖

進一步中介效應分析結果表明（見表2），職業壓力對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的直接效應95%的區間為［-0.25，-0.11］，直接效應值為-0.28，直接效應顯著，假設1 得到驗證；情緒支持在職業壓力與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之間的中介效應95%的區間為［-0.31，-0.12］，中介效應值為-0.21，中介效應顯著；評價支持在職業壓力與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之間的中介效應95%的區間為［-0.14，-0.02］，中介效應值為-0.12，中介效應顯著；信息支持在職業壓力與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之間的中介效應95%的區間為［-0.18，-0.06］，中介效應值為-0.05，中介效應顯著；物質支持在職業壓力與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之間的中介效應95%的區間為［-0.25，-0.08］，中介效應值為-0.22，中介效應顯著；因此，職業壓力與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之間建構起了多重中介模型，包括4 條中介鏈，假設2 得到驗證。

表2 總效應、直接效應及間接效應表

（四）中介效應的多群組等值性檢驗

為了中介模型的跨組等值性，本研究使用Mplus8.0 作為分析工具，并采用多組驗證性因素分析（MCFA）進行檢驗。測量跨組等值性的檢驗是在確定了形態等值的基礎上進行，這樣才能進行更高一級的因子負荷等值性檢驗；而在因子負荷等值成立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截距等值分析。在每一次檢驗中施加等價限制，考察ΔCFI 與ΔTLI，若ΔCFI≤0.01 且ΔTLI≤0.05，表明模型差異未達到顯著。 根據上述等價性標準可知，多群組女性律師群體在模型上不存在顯著差異（見表3）。

表3 多群組女性律師的結構模型等值性檢驗

四、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研究基于前人對社會支持理論和資源保存理論的研究結果，進一步揭示了職業壓力與職業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本研究建立的模型在理論上有助于深入理解職業壓力對職業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并完善幸福感的理論；在實踐上有助于減輕女性律師的職業壓力，提升她們的職業幸福感水平。本研究發現職業壓力顯著影響女性律師的職業幸福感，支持假設1 成立；同時，“職業壓力→情緒支持→職業幸福感”“職業壓力→評價支持→職業幸福感”“職業壓力→信息支持→職業幸福感”“職業壓力→物質支持→職業幸福感”這四條路徑也顯著，支持假設2 成立。

（一）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現狀

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我國女性律師的職業壓力處于中等偏上水平，社會支持、職業幸福感處于中等偏下水平。這表明，盡管性別比例差異在律師行業逐漸減少，但對律師的性別角色期待并未改變，女性律師執業環境不夠友善，承擔著較大的職業壓力。其原因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法律咨詢服務市場對女性角色存在認知偏差。按照傳統觀念，強調理性、冷靜和邏輯思辨的法律行業是以男性為主導的，而實際工作中，男性律師更容易取得客戶的信賴，在開拓案源、積累客戶等方面更加輕松。社會這種根深蒂固的刻板思維限制了女性在法律服務領域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是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的沖突。法律工作并不是簡單而繁瑣的事務的重復，面對的往往是高強度的風險把控及疑難案件糾紛的處理，需要很高的知識專業度、多年經驗的沉淀與累積［42］；同時也需要大量時間，為隨時隨地滿足客戶對法律意見的需求及準備多個案件的起訴、應訴，加班幾乎是常態。因此，“捆綁”在家庭職責中的女性律師，在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問題上尤為吃力。如女性律師偏向工作則缺乏更多的時間承擔家庭角色，導致其難以解壓和放松；偏向家庭，可能會打亂其緊湊的工作節奏，造成更大的工作壓力。由此，在工作和家庭領域存在某些方面不可調和的角色壓力時，女性律師便難以獲得較高的職業滿意度。

（二）職業壓力對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的影響

本研究從女性律師職業壓力的角度出發，探究職業壓力與職業幸福感的關系，結果表明：職業壓力是職業幸福感的預測因素，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43］。研究表明，長期承受較高職業壓力的結果可能促使個體生理、心理行為上發生改變，影響職場人的精神健康，并對個人健康水平及生活質量產生負面影響；職業壓力是與職業幸福感相關的重要變因［44］。此外，職業壓力對職業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后，易導致職場人負面情緒狀態及抑郁等，常表現為個體對工作不滿意、喪失工作積極性以及無法承受情緒矛盾的積累等，從而體驗到更低的職業幸福感［45］。因此，工作壓力與職業幸福感是相互影響的，需要共同關注。先前研究已證實壓力與職業幸福感的關系，本研究以女性律師為研究對象，證實了職業壓力可以顯著預測職業幸福感。因此，律師協會、律師事務所或女性律師本身，應積極尋找符合自身情況的職業壓力解決方案，以提升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水平。

（三）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

研究結果顯示，職業壓力對女性律師職業滿意度的影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職業壓力直接影響職業滿意度，另一種是通過社會支持進而影響職業滿意度。這表明，在應對高壓工作環境時，女性律師可以通過感知社會支持水平來減輕職業壓力對職業幸福感的影響。

盡管不同地區的女性律師面臨著不同的執業環境，但她們仍面臨許多共同的挑戰。有研究表明，女性律師辭職率較高，這與缺乏進步機會、工作生活不平衡、無法獲得高級職位等因素有關［8］。這些問題反映了女性律師在執業環境中需面臨許多偏見與歧視，以及缺少社會支持。社會支持作為抗壓能力的重要指標，是個體在面臨壓力時所獲得的情感、信息、評價和物質等方面的支持，它可以來自家庭、朋友、社區以及其他社會網絡［46］。本研究發現，通過提高情緒支持可降低職業壓力對職業幸福感的負面影響。情緒支持能夠提供情感上的安慰和支持，使個體在面對壓力時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納。這種情感支持有助于減輕壓力、焦慮和抑郁等負面情緒，增強個體的心理韌性和應對能力［47］。此研究結果表明，獲得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較高的女性律師面對職業壓力時，自身堅定的信念可與危險因素抗衡，能增強自己的心理韌性，容易控制消極情緒，更加專注于工作，不易被挫折擊潰，因而她們能夠對職業壓力情景作出更積極的反應，減少壓力對職業幸福感的影響。

（四）評價支持、信息支持和物質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還發現，評價支持、信息支持和物質支持在職業壓力和女性律師職業滿意度關系間具有中介效應。具體而言，社會支持不僅限于情感上的支持，還包括實質性的幫助和獲得相應的資源，例如獲得親朋好友的經濟援助、工作上的合作與支持以及組織提供的服務等。這些實質性支持可以幫助個體應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提高其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相關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可提供的各種形式的積極資源，能起到緩解壓力的作用［48］，即社會支持可以通過削弱個人在壓力情況下所經歷的消極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反應來提高其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例如，律師之間形成積極的信息紐帶關系時，情緒上的安全感和對職務的成就感及滿意度會增加，社會支持可以起到作為心理健康的保護因素的作用［49］。根據先前研究可知，在與周圍人的人際關系中，個體對社會支持的感知越高，情緒就越穩定，對工作的壓力就越小，成就感及對工作的幸福感就越高［50］。換言之，社會支持是調節壓力體驗和適應環境的積極資源。對于女性律師而言，為她們提供能夠順利解決個人或環境帶來的問題的信息，對她們作出個人作用和行為的積極評價，以及為她們提供個人需要的直接幫助等，會對她們為實現既定目標而作出的努力、行為及態度產生積極影響。此外，當她們感到心理穩定，感到自己受到社會成員的關心時，就會對自己今后的發展方向充滿信心，從而提高職業幸福感。本研究論證了資源保存理論的主張，即在社會關系中經歷的支持有助于個體進行更有效的工作，它們可以緩解職業人與職業壓力有關的心理緊張；社會支持作為積極的資源，不會導致職業人情緒失調。因此，社會支持的中介效果對緩解女性律師職業壓力以提升職業幸福感，以及對提升女性律師的人際、社會工作環境質量是非常有意義的。

（五）假設模型跨群組等值性檢驗

跨群組等值性檢驗表明，不同執業年限、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的女性律師群體的結構模型具有等值性。這說明，本研究建立的模型的各條路徑具有跨執業年限、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的適用性，在職業幸福感的干預過程中，均可以采用本研究建立的中介途徑。

五、研究結論與展望

職業壓力對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的作用機制有兩種方式：一是表現為職業壓力對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的直接效應；二是表現為職業壓力通過社會支持（情緒支持、評價支持、信息支持、物質支持）從而影響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的間接效應。

本研究深入探討了職業壓力對女性律師職業幸福感的影響機制，構建了一個多重中介模型，這不僅對女性律師群體職業幸福感影響機制的理論研究有所貢獻，也有利于在實際工作中降低女性律師職業壓力，提升女性律師的職業幸福感。針對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充分保障工作資源，支持女性律師生存發展。提供充足且高質量的工作資源，是保證女性律師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包括物質和精神資源。針對女性律師群體，我們應建立友善型的執業環境，給予她們更多的社會支持；提供公正的晉升機會，促進女性律師專業發展。

其次，提供社會支持，提升女性律師幸福體驗。在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上，女性律師難免會面臨抉擇，而角色沖突產生的工作壓力是她們離職傾向產生的直接原因。家人或律所應密切關注女性律師的情緒變化和心理狀況，鼓勵女性律師真實表達積極情緒、疏導不良情緒、儲存情緒資源，并及時疏導其面臨的多重壓力，提升其職業幸福感。其中最關鍵的是，家人、朋友或同事要給予女性律師生活和工作的經驗支持，支持其樹立職業信心，獲得成就感，從而獲得職業幸福感。

本研究盡管有一些重要發現，但必須認識到的是，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筆者在未來的研究中加以完善。第一，本研究是一個橫斷面的調查研究，無法明確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因此還需要采用縱向研究、實驗研究的方法對模型進行檢驗。第二，由于實際情況限制，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樣方法，樣本僅選取自安徽、河南和廣西三?。ㄗ灾螀^），因此研究結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筆者將在未來的研究中提高樣本的代表性，進一步對模型進行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