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人文與實踐：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范式超越

周典恩 方 愷

自人類學創立的一個多世紀以來，其理論取向和方法原則也在不斷地革新，伴隨20 世紀下半葉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現代人類學已經脫離了其創立之初具有的意義與功能，科學實證主義的取向使得人類學陷入了決定論的泥潭之中，人文關懷被邊緣化。這些批評給現代人類學帶來巨大沖擊，研究取向開始由靜態共時性功能結構主義的宏大敘事，轉向動態歷時性個體實踐表達，民族志的文本寫作、敘事風格、文化表述相較于傳統民族志的實證和科學，更多地強調詩性與人文，人類學家也不再將自我視作知識體系中規則的制定者，而是以闡釋、反思、參與的角色出現在研究當中。在這種語境下，科學與人文的范式對立成為不可回避的事實，人類學理論研究陷入新的困境。

在此困境下，人類學意欲擺脫其理論困境與范式對壘，則必須彌合兩者之間的張力。馬克思恩格斯基于實踐，不僅肯定了人文道德關懷的價值意義，而且對歷史進程的必然性也作出了科學的闡釋。正因馬克思主義科學與自由并存的鮮明特性，它得以貫通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壁壘，兼具科學精神與人文道德。對于整合人類學的理論張力而言，馬克思的思想資源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馬克思主義人類學范式也有著不同于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范式的獨特內涵。

鑒于此，本文試圖論證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對人類學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范式超越，具體而言，本文首先從科學人類學與詩學人類學的理論淵源出發，敘述人類學之中科學與人文的對壘現狀；其次探討馬克思是如何從實踐出發，實現科學與人文的辯證統一；最后以馬克思主義實踐為指引，嘗試在實踐視野中創新當下人類學范式進路，為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注入新的時代活力。

一、問題提出：人類學中科學與人文的對壘

人類學自創建伊始便與科學主義緊密相連，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歐洲自然科學成就斐然，西方社會步入科學主義時代，人類學在這一時期要想成為獨立的學科，則必須同自然科學亦步亦趨，揭示人類社會存在、發展、運行的客觀規律。然而，當時的人類學演化論知識與居于主導地位的實證論、經驗論科學觀相矛盾，民族志的撰寫也缺乏任何權威性。究其根源，一則當時的人類學著作尚未擺脫傳教士、旅行者的言說風格，其作品多為逸聞軼事和風土人情，呈現出濃郁的文學氣質，客觀實證性相對不足；二則彼時的民族志蘊含著鮮明的政治色彩和宗教氣息，通常圍繞巫術、宗教等議題展開討論，由于難以重復驗證而無法產生共識。

上述困境直至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和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以實證主義的原則確立了人類學田野工作范式才有所改善。在他們看來，無論是傳播學派還是進化學派所做的研究，都只是在安樂椅上對圖書館中的二手資料進行復制、加工和再現，并沒有將自己置身于田野之中，發現文化與自然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以及人與社會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僅停留在靜態觀察的層次，這也使得其研究成果帶有想象式的文學推論與哲學思辨的味道，缺少科學實證的經驗支撐。誠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對民族志者而言，放下相機、筆記本和鉛筆，自己參與正在發生的事情，是有益的?！雹亳R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紹明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16頁。因此，他主張人類學應該走出書齋并邁向田野，倡導以科學實證的精神、客觀中立的研究方法與聚焦“真實性”“普遍性”的分析手段開展調查，并試圖將民族志的寫作方式以實證性和標準化，從而奠定科學人類學的范式基礎。

在馬林諾夫斯基之后的眾多理論學派，如文化人格學派、新進化論學派、文化生態學派等等都遵循科學實證范式并推陳出新。在此過程中，科學實證原則成為現代人類學的主流書寫范式，并將文化等同于社會事實。涂爾干（émile Durkheim）對社會事實的定義為，“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的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②愛彌兒·涂爾干：《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34頁。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事實便囊括了兩重含義。其一，社會事實是存在于個人意識之外的，既不是個人的心理特征，也不是有機體的表象特征。其二，社會事實決定個人行為。盡管社會事實是外在于個人的，但社會事實帶有一種必須服從和強制的力量。這典型地體現在《自殺論》這一著作中，社會的客觀性、整體性及歷史性規定了個體生命的必然性和不可改變性。因此，科學民族志所描述的對象“文化”，具有先在性、實證性、客觀性與必然性。例如，布朗認為社會不斷地通過宗教信仰、巫術以及由此產生的一整套制度儀式，來維系著人們對生活環境以及周圍世界的認知，最終使得社會凌駕于個人之上。而在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看來，無論個體的價值取向如何，社會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是按照社會所制定的行為準則來生活、工作，正如日本獨特的等級制度決定了大多數日本人的國民性。這樣一來，“民族志和理論關注的焦點越來越多地集中于文化和社會結構的研究”③喬治·史鐸金：《人類學家的魔法》，趙丙祥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349頁。，民族志書寫的客觀性愈發顯著，個體境遇被科學化的民族志書寫所遮蔽，科學人類學逐漸陷入社會決定論的窠臼。

盡管馬林諾夫斯基等人類學家開始意識到科學民族志存在問題，不同的觀察者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由于理論經驗的差異和主客體之間的變換關系，導致民族志寫作呈現出相對的主觀性，同科學民族志所預設的可檢驗性、客觀性有所差異，加之人類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使得人類學家致力于解釋調查者與權力統治情境的密切關系，試圖否認權力與知識的聯系?！八麄兊淖罱K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開篇是要給他們的資料（‘我對努爾人的研究’和‘農民們自己的直接證詞’）打上括號，以維護它們的純潔性，不受它們所從出的具有污染的情境所影響?！雹苷材匪埂た死５?、喬治·E. 馬庫斯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高丙中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24頁。受此危機的影響，現代科學人類學怎樣才能維護統治地位？科學人類學家主張不斷地制定更多的科學標準、規范方法來保證研究者的價值中立，這是因為科學民族志的權威性正是來自于身臨其境的參與觀察，以及“實驗室”般的科學規范程序和絕對的客觀性，只有這樣獲得的經驗材料才具有無可置疑的科學價值?？墒聦嵣?，科學人類學家的做法只是在不斷地掩蓋權威之下所蘊含的危機，真正的危機從未消失。

這種追求科學性忽略個體化的人類學，很快就遭遇薩義德（Edward Waefie Said）和馬林諾夫斯基的挑戰?！稏|方學》和《一本嚴格意義上的筆記》論著出版，嚴重沖擊著科學人類學長期以來建立的真實感和值得信賴的形象。薩義德指出，西方人通過對東方學的占有來建構意識形態，以潛隱于修辭學的手段來統治與支配非西方人。在這種語境下，人類學家在開展民族志工作時，通常難以意識到所謂的“平等”實際和世界政治經濟狀況聯結在一起?！兑槐緡栏褚饬x上的筆記》一書則暴露了馬林諾夫斯基在田野中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對田野的恐懼與厭惡，是一種“美酒加陽臺式的研究”。這讓人們開始對人類學家過去所秉持的純粹客觀性持懷疑態度，“科學人類學的客觀性成為了一個神話”。①羅伯特·F·墨菲：《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引論》，王卓君、呂辿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278頁。但人類學在真正意義上擺脫“科學”，追求其價值意義則歸于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所開拓的解釋人類學的功勞。格爾茲以“文化符號”作為其理論的核心，追求對研究對象的“深描”。所謂“深描”是一種對解釋之解釋，對意義的闡釋。但由于人類學知識大多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缺乏一種可予以闡釋的普遍性的理論，以及研究主客體的差異性，加劇了“深描”的不確定性，使得解釋人類學民族志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研究者自身素養，但這也使得在研究方法上擺脫了科學人類學的客位研究法（etic），并注重主位研究法（emic）的功能。同時，格爾茲認為“闡釋更多的是一種由公共象征符號的交換體系中所抽象出來的，……思想也不是由‘頭腦中發生的事’構成的，而是由在被G. H 米德和其他人稱之為有意義的象征符號之中進行交流構成的，……它們與純粹的現實脫離并用來將意義賦予經驗”。②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57頁。由此，舊的功能主義、實證主義逐步讓位于象征主義，人類學的研究原則也由科學實證主義轉變為人文闡釋主義，更加注重社會生活的價值與意義。

20 世紀70 年代后，全球化將整個世界聯結為一張相互關聯的網絡，“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運行讓外部體系已獲得深刻的本土化界定與滲透，并已成為民族志研究對象最為熟悉的生活世界的象征和共享意義的要素”。③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王銘銘、藍達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64頁?！叭祟悓W者再也不能把他們的研究對象看成與世隔絕的社區或文化，這些地方對他們來說不再陌生，而是成為已知的人文類型”④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王銘銘、藍達居譯，第60頁。，人類學傳統的研究田野與研究主體正在逐步消失。這些原因導致“人類學者要完成他們的任務，面臨的困難更為復雜化了，他們在從事田野工作和寫作中需要更新的敏感性和更多的策略”。⑤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王銘銘、藍達居譯，第61頁。人類學家開始沿著格爾茲解釋人類學的路徑，并對求知主體展開反思，其中以馬爾庫斯（George E.Marcus）和費徹爾（Michel m.j.Fischer）的《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以及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馬爾庫斯的《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最為典型。這兩部作品共同反對現代科學民族志的敘事風格，認為作為生產知識的工具——科學民族志隱含著民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科技霸權主義充斥于文本之中，人類學家的研究總是在歪曲非西方民族的觀點。⑥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 馬庫斯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高丙中等譯，第16頁。后現代主義詩學人類學就是在這樣的批判與反思中宣告著實驗時代的到來，主張研究要脫離傳統的科學權威范式，轉向觀念游戲式的探索研究，同時要不斷地反思，以全面的懷疑主義審訊每個角色，并提出以實驗民族志替代科學民族志，倡導以詩學、政治學結合的方式來書寫文化。后現代詩學人類學相對于現代科學人類學發生了五個轉向：反思轉向、主題轉向、民族志轉向、敘事轉向、修辭轉向。⑦張連海：《從現代人類學到后現代人類學：演進、轉向與對壘》，《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但這種轉向詩學的表達和游戲式的探索，若在研究中不加以控制又會使得人類學陷入藝術學的范疇之中，失去了社會科學的批判性思維和科學價值。

面對當前人類學研究范式的對壘困境，如果依然固守既有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研究范式，只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實際上，早在馬克思那里，就已通過實踐實現了科學與人文的辯證統一。因此，彌合人類學研究范式的張力，需要跳出原有的范式框架，以馬克思的研究視角重構人類學研究范式。

二、立足實踐：科學與人文的辯證統一

長久以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始終對立。費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宣言“知識就是力量”將科學技術推向神壇，科學被視為萬能真理，允諾未來“無限”的可能性。與之相對，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自然科學知識絕對不能被用來解決價值問題，只有對科學進行限制，以“道德形而上學”為人文價值留下空間并無限延展，最終才能指向對現實的理想超越。故此，在面對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時代課題時，兩種范式為馬克思提供了兩條道路。一是從科學實證性的角度，探求現存事物的客觀性規律和外在于人的必然，最終達到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取代。二是從人本主義的人道主義出發，以人的良善為導向，私有制與人的異化最終被人自身否棄，進而實現全人類的自由與解放。但無論選擇哪種理論，都必然會導致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陷入歷史決定論和非理性主義的不可知論泥潭之中。①王小章：《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打通實證與理解的藩籬》，《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5期。因此，只有超越這兩種思維范式的束縛，才能夠找到時代課題的解決之道。

首先，馬克思認識到科學與人文的統一是具有可能性的。馬克思基于現實指出，科學與人文的對立源自資本對科學的利用。當資本第一次將科學運用于生產之中，科學便被異化為功利主義科學，同時生產力的增長又反之為科學的異化提供佐證，資本所設的閉環由此產生。對此，馬克思尖銳地批評，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直接地導致悖論現象的發生，“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8頁。，即現代科學已淪為從屬于資本的力量，科學成為資本社會發展的驅動工具。因此，在馬克思看來，科學與人文的對立是后天形成的，并非先天必然的，也就是說科學與人文的統一是可能的、得以實現的。

其次，在具體的論證過程中，馬克思從實踐上的必然性和理論上的應然性兩個維度來展開。在馬克思那里，科學精神體現為尋求人的解放與自由全面發展的科學手段，人文精神體現為論證人的解放與自由全面發展的崇高價值目標。馬克思愈對工人階級的生存發展狀況進行探究，就愈發向往無產階級解放目標的實現，反之亦然，正因馬克思是以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宗旨，也促使馬克思不斷在現實之中尋求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诖?，馬克思以手段與目的的統一，成功脫離了人本主義思想家空想式的自由與解放，將自由解放立足于現實的基礎之上，實現了由空想家向實踐者的轉變。例如，馬克思從生產勞動事實的基礎條件出發，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矛盾運動。由此可見，馬克思的實踐精神并非某種抽象的概念、經驗、道德，而是在對大量客觀“社會事實”分析總結的基礎之上規律必然性體現。在此意義之上，人與自然、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統一具有實踐上的必然性。

至于理論上的應然性，就要回到那部被恩格斯稱為天才式的著作《費爾巴哈提綱》中對實踐的論述。在馬克思之前，費爾巴哈將實踐視為以滿足人的物質欲望為目標的經濟學意義上的謀利，黑格爾則將實踐看作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馬克思對這兩種觀點進行了批判和超越，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和歷史皆因人的存在才具有意義，人類是在不斷地改造自然中獲得了生存，進而求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這樣一種在歷史進程中創造性勞動及客觀世界對象化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在此意義上，實踐作為一種感性的物質活動而存在，那么社會歷史活動必然是以實踐為基礎且合乎辯證的運動。一方面，人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不可能脫離當時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馬克思首先肯定的就是科學對于人文價值的第一要義，唯有在肯定了科學的基礎之上才能與唯意志論、空想主義、浪漫主義之間劃清界限。社會實踐活動價值目標的前提就是合乎客觀規律性，人的價值目標能否得到實現，也只有在客觀規律的參照之下才能得到衡量。從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人的價值目標只有和歷史發展進程相一致才能得以實現，反之與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相背離的價值目標，不過是一種空想，終將在實踐中破滅。另一方面，人又在不斷地通過價值坐標做出合乎道德的選擇。馬克思并未否認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人的價值目標無關。社會歷史發展是以人的實踐活動為基礎，離開了人的實踐活動就不可能存在社會歷史發展。這也就意味著社會歷史的發展是以一定的價值目標為前提和導向，價值因素始終在歷史發展中具有能動性。因此，在馬克思歷史觀中，價值因素構成了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為馬克思對價值因素的關注，使得他又同自然主義和宿命論之間劃清界限。

最后，馬克思以共產主義作為科學與人文統一的最終歸宿。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地論述，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186頁。當共產主義實現，生產不再存在剝削與壓迫，同時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縮減，社會剩余勞動的增加不斷地給社會成員提供自由支配時間?！坝捎诮o所有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雹凇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9頁。隨著科技的進步、生產力的增長，人不再受自然的支配，人對自然取得絕對的自由；隨著私有制的解體、階級的消失、國家的消亡，個人成為真正獨立的主體，不再受社會的約束。也就是說，共產主義這一完成了的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劃上了等號，同時，這一完成的人道主義在本質上也是自然主義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則是以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作比擬，在到達必然王國的彼岸，自由王國自然也得以實現，人與自然、科技與人文必將統一。

簡而言之，馬克思在實踐層面實現了科學與人文的辯證統一。在實踐之上尊重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客觀規律性，使得他成功避開了唯意志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陷阱。同時，這種客觀規律性并非一成不變，社會也并非按照固定的形態發展，人在不斷地通過實踐做出合乎道德的選擇，科學為人文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留下了空間，又使得他避開了宿命論和自然主義。因此，在馬克思那里，科學與人文之間并非絕不相容。最后，馬克思以人類自由解放的崇高價值目標——共產主義的實現作為科學與人文統一的最終歸宿，將自由王國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使得他成功避開相對主義的窠臼。

三、進路拓展：邁向以“實踐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

當勞工問題、貧困、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等問題成為焦點，人類學傳統研究范式卻還未擺脫科學與人文的對壘，長期以初民社會為研究對象的人類學是否能夠回答好這些問題？人類學家的答案是肯定的，源自于馬克思主義傳統，以超越傳統學科界限的視角來跨越不同范式之間的溝壑，馬克思主義人類學能夠提供一種“實踐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引領人類學再次走向繁榮和進步。

（一）實踐的人類學何以可能

作為哲學范疇的實踐，源于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就對其內涵進行了規定，行動的實踐與理論之間相互隔絕，理論高于實踐。而后續康德（Immanuel Kant）將實踐劃分為純粹實踐理性與經驗實踐理性，雖然不可避免地帶來實踐的二元對立，但也將作為行動的實踐和理論統一到實踐的理論體系之中。接下來，馬克思基于物質生產的實踐，賦予實踐本體論意義，取代了自亞氏以來將形而上學作為第一哲學的位置。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重新理解了實踐，實踐由一種狹隘的概念轉換為社會歷史活動，并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形式展現出來，最終形成唯物史觀。

盡管馬克思并未直接提及實踐的人類學，但實踐早已蘊含于馬克思人類學思想之中。1873 年，馬克思退出政治舞臺后，他并未轉而繼續完成資本論2、3 卷的寫作，反而投入到人類學的研究中，對于馬克思為何轉向人類學研究有著眾多的看法。持主流觀點者認為，馬克思直接動因是出于現實實踐革命的需求，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完善發展唯物史觀的需求。③陳玲玲：《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轉向》，《北京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周世興：《論馬克思晚年轉向人類學研究的原因和目的》，《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廖楊：《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轉向及其現實意義》，《貴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19 世紀70 年代，世界歷史進入了新的時代，西歐資本主義度過了革命危機，開始了所謂的和平發展時期。④《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出的論斷“這是資產階級世界的壽命的不祥之兆”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9頁。沒有成為現實。同時，俄國傳統社會結構在資本主義的擠壓下即將面臨崩潰的邊緣，馬克思必須且有必要思考俄國的發展前途。所以，馬克思開始對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社會形態和公社形式進行研究，擬借助人類學家的相關資料來確證人類社會的起源問題，私有制終將被公有制社會形態所取代，資本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前夜，為無產階級革命增添信心。也就是說，馬克思其獨特的實踐敘事是建立在對現代社會問題的研究基礎上，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認識現在”②喬治·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1頁。，并借以改造世界。實踐與人類學之間由此產生不解之緣。

20 世紀末期，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開始反思主客觀之間的二元對立，學者們認為科學主義在有意識地否認主體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并否認歷史事件的重要影響，而人文主義則忽略了社會科學所固有的科學實證精神，開始思考是否有一種更加科學合理的理論模式來替代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

實踐理論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由此開啟了實踐理論的研究熱潮。其中，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對實踐理論的發展具有代表性，他們共同關注于“結構與行動”之間的關系問題。在布迪厄看來，實踐理論是在場域、慣習、資本三種要素的相互作用下才得以形成，力圖以實踐打通主客觀之間的二元對立，從而探究個體行動及社會文化模式之間的轉換聯系。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是將實踐作為理解個體與社會的支點，借助于實踐意識，綜合結構主義、功能主義、解釋社會學等諸多理論，進而彌合個體與結構之間的分野?；趯嵺`，布迪厄和吉登斯推動了社會科學領域廣泛的實踐研究轉向，并影響了諸如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文化與實踐理性、鮑曼（Zygmunt Bauman）實踐文化等理論的構建。在具體的文本中表現為實踐、主體、行為、語言、個體等詞語頻繁出現。對人類學家而言，其關注的實踐活動并非廣義上的一切行為實踐活動，而是以一定目的為基礎的意識活動。實踐理論解釋的是人類行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聯，既有社會文化對個體實踐的影響，又有實踐對社會文化的塑造。持有實踐觀點的人類學家認為，社會和歷史得以形成的原因是人類持續不斷有目的、有組織的實踐活動所創造的結果。正因為這些實踐活動，才得以構成社會文化體系，具體表現為制度、符號以及物質生產等形式。此外，以實踐的眼光來看待社會，就意味著從整體論來對社會進行解釋，以家庭制度為例，就是一個同時被經濟生產、社會關系、政治權利、文化以及情感、道德、價值等多種元素所組成的體系，不能將這些元素分割，整個體系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整體。但盡管是一個整體，不同元素還是有著不同的意義，體系內部由此產生不平衡，矛盾運動使得社會發生變化與再造，實踐理論所解釋的正是社會的這種變化與重構的原因。

綜上所述，人類學傳統的研究范式在面對現代社會不斷涌現的新問題、新技術時，顯得格外捉襟見肘。相較于此，早在馬克思那里就已確認實踐性的人類學，后續經由吉登斯、布迪厄等學者的發展，實踐的理論價值逐漸受到重視，已經逐步具備為當下人類學研究探索提供一條范式創新的可能進路。

（二）實踐的人類學的理論特質

進入人類學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將研究看作是靜態的“be”，而是動態的“being”。其一，實踐研究拓展了人類學研究范疇，不僅可以對現時的對象進行研究，還可以從歷時的角度對其發展進行更深層次的說明。西敏司（Sidney W.Mintz）以蔗糖的發展變遷史為例，追蹤蔗糖的生產、交換、消費，聚焦于蔗糖產業結構與全球性需求之間的關系，為人類學提供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范本，商品傳記的研究模式在人類學中產生廣泛影響。其二，人類學傳統研究對象初民社會之外的對象也因實踐的必然性得以納入人類學研究范疇，如勞工問題、種族歧視、環境危機等問題，人類學都有所涉及。其三，人類學家以實踐者的身份進入實踐場域之中，他們可以是一次實踐活動的參與者甚至是組織者，也可以作為旁觀者的身份記錄觀察，如，一次儀式的成功舉辦，大家既有可能是儀式的參與者，但同時又作為儀式的觀察者，正因兩者身份的共同合作，儀式才得以成功舉辦。在主客體之間的劃分并不明確，因為身份變換的目的是使實踐的意義和功能得以發揮。人類學借助實踐有利于更好地解釋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在對初民社會之外的地區經驗闡釋上，發揮著更好的作用。

再來看實踐的人類學，自馬克思以來，實踐經由布迪厄、吉登斯、薩林斯等學者的系統發展，在人類學領域引發了范式層面的變革。雖然至今并未形成統一的行動綱領，但作為一場“確定的思想運動”①西奧多·夏茲金、卡琳·諾爾·塞蒂納、?？恕ゑT·薩維尼主編：《當代理論的實踐轉向》，柯文、石誠譯，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6頁。，為轉向實踐的人類學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實踐的人類學所表現的理論特質尤其值得被學界關注。

首先，實踐的人類學走出了本體論上的二元對立。傳統人類學以初民社會、他者的社會活動為研究中心，造成了客觀與主觀、理性與感性等關系的割裂對立。而在馬克思實踐觀中，“全部的社會生活是實踐的”，即實踐是在關系中形成發展而非先驗的。從而，以“實踐”作為中心可以有效整合人類學傳統中的二元對立。如，從實踐出發，社會是被實踐所組織形成的、多種要素交織發展的結果，其中，各種要素在其中相互支撐、沖突，直至實現辯證統一，人類學中的二元對立就此演變為一種關系實踐。

其次，實踐的人類學突破了研究范式的困境，實現對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超越。在人類學研究中，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作為兩種主要的范式，前者強調研究過程中的客觀、理性，后者則是轉向個體、感性的層面，兩者之間呈現明顯對立。但在實踐論人類學家看來，對立的兩極實質上都位于實踐之中，任何單一的一極都無法解釋、描述那些復雜的實踐邏輯。隨著社會現象越發復雜多變，人類學跨主體、跨地方屬性愈發明顯，人類學研究方法隨之愈發多元化，而研究范式卻仍傾向于解釋事件、揭示規則，深受西方范式的影響。因此，必須以一種統攝性概念將不同研究范式整合到同一范式之中，而實踐就是最佳選擇，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全過程都位于實踐之中，關注于實踐發生過程中的多要素互動，捕捉要素的重要作用，就能把握人類學中多種范式的交互統一。

再次，實踐的革命性提示人類學必須突破“規范性”研究模式，走出表征主義的認知困境，從而走向“行動”。表征理論的核心是表征的規范性問題②劉曉力：《哲學與認知科學交叉融合的途徑》，《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9期。，而在傳統人類學研究中，所依據的也是事實、科學、理性等原則來分析人類行為和社會文化結構。在此基礎上，人類學確立了客觀中立的旁觀原則，靜態表述的文本寫作形式。但這種靜態的、旁觀的知識生產很快就受到質疑，“知識的旁觀者理論使我們永遠不能從表象中逃逸出來，永遠不允許我們與我們的世界攜手共進”。③蔡仲：《科學技術研究中的“實踐唯物論”——〈當代理論的實踐轉向〉評述》，《科學與社會》2013年第1期。在實踐的人類學進路中，研究不再是單純地對事實進行揭示分析，也不再是一種純粹的知識建構過程，而是多種要素共同作用的過程，所以，應將歷史的、物質的、文化的、權利關系等多種要素都納入人類學研究過程之中。此外，更重要的是推動人類學積極參與現實問題解決的研究，發揮人類學學科的“實用性”功能，從而將人類學與國家現代化征程相關聯，承擔起國家在新時代賦予人類學的使命和擔當要求。

總體而言，實踐的人類學在人們分析現狀、解決問題時具有強大的適用性，它不僅指向人們基于現實條件所采取的行動，而且也可以是依賴于個人的親朋關聯網絡來組織的行動，使得人們實現一定目標需求。這樣一來，人們的實踐不僅是一種有計劃的、科學的，還兼具價值導向，這種實踐的人類學是考慮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兩方面的因素，但并不是兩者的簡單相加，而是基于實踐的辯證統一，突出個體在實踐中的主體地位，同時還考慮到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客觀因素的影響。就此而言，實踐的人類學實現了對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范式的超越。

（三）實踐的人類學何以可為

今天，以實踐為中心為人類學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范式。在此基礎上，實踐的人類學擺脫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范式束縛，兼具經驗性和規范性雙重維度，將人類學研究目標重新拉回對問題本身的關注之上。但是，如何構建實踐的人類學成為一個問題。

首先，以現實問題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回應實踐。人類學在面對當前諸多社會問題，不必執著于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面向現實改變世界。社會生活是由矛盾的辯證運動所驅動的，因此人類學要研究社會現象就必須直面社會矛盾，不僅要解釋矛盾的變化發展，還要致力于解決矛盾，人類學只有不斷地在實踐中鍛煉自己，主動回應社會需要和時代需求，才不會成為“書齋學問”。例如，近些年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的工人階級研究、布諾威（Michael Burawoy）的勞工研究，費金（Joe R. Feagin）和薇拉（Hernán Vera）提出的解放社會學、哈維（David Harvey）提出的真實的烏托邦等都在一定程度表明，當代學者已經認識到實踐改變世界的重要性。同時，以改變世界為中心點，并不意味著人類學對解釋世界的忽略，改變世界與解釋世界是相互促進的，在解釋世界的基礎上能更好地改變世界，且不斷在改變世界中鍛煉思想力，也能夠提高解釋世界的能力。

其次，以個體解放和人類進步來應用人類學。知識是為何而生產，研究者站在哪種立場進行研究，這對于知識生產是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隈R克思實踐思維的人類學，不再是純粹客觀的敘事，也并非純粹意義上的解讀，而是在批判和反思中對社會現象的本質進行分析，既包含著肯定性理解也包含著否定性理解，批判否定其異化、消極的一面，肯定其積極、向上的一面。這種批判性的認識使得實踐的人類學能夠不茍同于那種置身事外的“價值中立”，從而坦然地承認價值追求。這意味著不僅要從科學出發建立人類學知識體系，更要關注于人的鮮活經驗，從而助力個人實現夢想，建立符合人的需求的美好社會。

再次，理解國家意志與實踐的人類學之間的貫通。人類學從創建之初就是源于國家意志的要求才得以發展，盡管后續人類學家都在極力撇清這一點，試圖將政策人類學轉向專業人類學，恪守科學實證的學術準則，遠離政治化的學術邏輯。但毫無疑問，在時代浪潮中，任何學科都是在國家的重要議題下而存在發展，呈現出現實政治性。所以，人類學必須具備政治科學的政治范疇與學術內涵①陶慶、梁曉安：《政治學視域下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學術月刊》2022年第8期。，才能獲得持續的生命力。實踐的人類學依托其實踐性，投入到對現實世界的行動中來，以實踐促進人類解放，人類學的政治性被重新找回。

四、結語

人類學研究范式作為人類學知識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同時也是爭論不休的部分。以往人類學家都是以科學或人文中的某一極開展研究，進一步導致人類學中范式的對壘。本文則是以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為引領，實踐作為對當代社會科學領域產生深遠影響的概念，人類學界也不例外存在實踐轉向，實踐的人類學作為一種總體取向，以實踐為視角和方法，為當下人類學范式創新提供理論支撐。

本文嘗試初步總結與闡發實踐人類學的研究框架，但還有一些問題必須要進一步說明：一是如何定義實踐人類學所承認的科學?？茖W作為一個系統性的詞語，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都能對其進行驗證說明。而實踐的人類學所承認的科學并非這兩者所驗證的，是來自實踐所賦予的科學性，實踐作為一種將自然與社會、技術與感情、哲學與工業相結合的力量，科學自然既不是理性主義，也不是經驗主義，而是一種實踐批判的科學，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科學。二是如何定義個人需要的滿足。實踐的人類學重視個人需要滿足，但存在一個問題，個人的需要究竟能不能滿足。在這里必須區分個人“需要”和“想要”兩者的不同，需要作為一種由社會所認同的基礎生存條件，想要則是對個人欲望的滿足。在這個意義上，隨著社會可提供資源的增多，需要是可以被滿足的，而想要是無法得到滿足的。實踐的人類學強調的對個體的滿足也是隨著實踐對社會資源的開發，社會所認同的需要不斷增多，對個體需要的滿足。三是如何處理科學與人文的關系?？茖W與人文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托、彼此依存的，往往問題的存在同時指向科學與人文兩個維度?？茖W之中往往蘊含著人文發展的需要，反之亦是。作為對立的兩極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沖突與矛盾，但實踐能夠對兩者進行整合協調，促進現實問題的解決。

一言以蔽之：人類學未來發展需要實踐的人類學，而實踐的人類學也是最有可能開辟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系統研究的范式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