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術史的生活史：張爾田與王國維之交誼

張仲民

作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引領風氣的關鍵人物，有關王國維的學術思想及其同羅振玉的關系的研究頗多，但關于王國維同民初遺民圈內其他學者的交往和關系，特別是1916 年初他回到上海后同一些文化遺民的交往，較少為研究者關注。這段在上海的時間，正是王國維確立自己學術地位之時，同期他也在努力參加清遺民的文化活動，并介入遜帝復辟的活動，留下的文字記錄頗多，很有利于了解他與上海遺民圈文人的互動情況。輔之以其他遺民的材料，對此加以考察，不僅對于我們更全面把握和認識王國維當時的性格偏好及其學術研究、著述出版和政治參與等有很大幫助，也對我們了解民初上海遺民圈的生態情況很有助力。

基于此，筆者擬圍繞張爾田同王國維的交往展開論述，重構其交往過程之外，嘗試分析兩人為人和學術取徑的同與異，藉此希望能為王國維研究，乃至張爾田研究提供一些參考或鏡鑒。①羅繼祖當年曾撰有短文，提及王國維對張爾田、孫德謙兩人的看法及張對王的看法。參看羅繼祖：《“海上三君”》，《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4期，第214頁。王銳也曾著文談及張爾田對民初考證學的看法，以及王國維和張爾田的關系，參看王銳：《張爾田對考據學的批評——兼論其與王國維的互動》，《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3期，第37—48頁。

一、王國維評點張爾田

1916 年春節期間，王國維從日本京都返回上海。初到上海半年，沉浸于昔日在京都同羅振玉朝夕論學之樂的王國維，僅同被視為上海遺民圈魯殿靈光的沈曾植（乙老）有互動，并不太愿意多同人交往，“在滬半載余，惟過乙老談，孤陋可想?！雹谕鯂S：《致羅振玉》，1916 年9 月14 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165頁。王國維向羅振玉訴說了缺乏知音的寂寞后，羅振玉回信安慰道，“來書言滬上無可共語，精神亦不能服，此言誠然。弟一年以來，亦同此苦?！雹哿_振玉：《致王國維》，1916年10月10日，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168頁。稍后羅振玉又勸王國維多同沈曾植交流，“乙老善人，公在滬可談者，此一人而已?！雹倭_振玉：《致王國維》，1917年1月7日，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229頁。從羅振玉此語不難看出，王國維雖然遷居上海近一年，仍未融入上海遺民圈，且他同羅振玉一樣，自視甚高，有些輕視其他遺老。

在同沈曾植周圍的上海遺老文人交往日多后，王國維對張爾田、孫德謙、況周頤、劉承幹、李審言、鄭孝胥、梁鼎芬、吳慶坻、吳士鑒、吳昌綬、曹元忠、張元濟、蔣汝藻、朱祖謀、瞿鴻禨、繆荃孫等的為人為學情況越來越熟悉。手眼俱高的王國維忍不住開始向羅振玉坦陳其對這些文人學者的看法。如他認為自以為祖述汪中以駢文名世的李審言實際水平有限，只能模仿，并不能得汪中文章精髓，“前日往訪曹君直，即拜李審言。審言贈公渠所撰駢文二卷，在維處。此君胸無經緯，故文亦不能工，名為學汪容甫，實則比常州派末流猶有所不逮，豈有容夫（按即容甫）先生之文可以偽為者耶！”②王國維：《致羅振玉》，1916年11月6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190頁。張爾田后來也認為李審言駢文風格不像汪中，“擬之榮甫，殊非其倫”，不知道是否因為受到了王國維的影響。張爾田：《與陳柱（八）》，1931 年5月，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頁?！啊稌蹩坚屝颉犯甯缴?。昨日李審言與張孟劬來，此稿適在桌上，張評以‘淡雅’二字，而李則不贊一辭。李固以為能為汪容甫之文者，此文乃實似容甫，宜渠不能知之也?！雹弁鯂S：《致羅振玉》，1917年7月30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257頁。

同樣，與張爾田初交往后，王國維也一度非常輕視其學問。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中對張爾田最為得意的著作《史微》進行了批評：

張孟劬所作《史微》，乙老頗稱之。渠以二部見贈，以其一寄公，中多無根之談。乙老云云，所謂逃空山者聞足音而喜也，卻與內藤博士之傾倒者不同。④王國維：《致羅振玉》，1916年9月25、26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170頁。

由此處敘述可知，張爾田《史微》曾得到沈曾植和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極高的評價，王國維卻不贊同沈氏與內藤的態度，將其歸為喜作“無根之談”的人。羅振玉則未對王國維的這個評論有所回應，只是回信讓王國維代為向張爾田的贈書道謝：“張孟劬祈于見面時為致謝，日后擬以一書贈之?！雹萘_振玉：《致王國維》，1916年10月2日，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162頁。

在性格方面，王國維認為張爾田性格多變，讓他難以捉摸，但承認其學問文章為滬上遺民之首。如他在致羅振玉信中說及沈曾植居然不懂欣賞《溪山行旅圖》《雪山朝霽圖》二名畫時，順便道出他對張爾田學問的看法及其身份背景：

乙老不賞此二畫亦一奇事；張孟劬本不知畫者，不知于何處見《雪霽圖》，乃大贊之，亦是奇也。（此君之弟乃黨中文豪，現為上院秘書長。渠本在史館，近又將入京，其人無定見可知。然以學問文章論，尚當為滬上所謂名人之冠。）⑥王國維：《致羅振玉》，1916年11月7、8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193頁。

可惜的是，身為海上遺老文壇領袖的沈曾植等對王國維的不滿似全無察覺，難怪王國維私下對沈曾植屢有微詞，認為其識人不明，待人又不夠坦誠，且志大才疏，詩詞水準欠佳，只是在尺牘文方面有所成就，類似今日孔融（文舉）：“此老才疏志廣，今之文舉，尺牘之文，語妙天下?！雹咄鯂S：《致羅振玉》，1917年10月20、21、22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281頁。在王國維、羅振玉往來書信中，類似對沈曾植的貶詞頗多，如羅振玉批評沈學佛卻“不能蕩滌心源，致生魔障，可笑亦可閔也”，故他勸王國維不妨少去威海衛路沈宅，“但不可遽絕跡耳。多見則周旋頗難，即與論學問，此老腦中既下疑種，則觸處皆足致彼之疑?！雹嗔_振玉：《致王國維》，1918年12月15日，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428頁。而在將沈曾植同其他遺民學者進行對比時，王國維認為沈曾植的一些做法和學問也有可取之處。這或由于羅王二人學問境界皆已高于沈曾植，故對其很多說法、做法不以為然。

不獨于治學取徑、性格方面差別很大，在為人行事方面，王國維對相識不久的張爾田也頗有不滿，這在他致羅振玉的信中皆有所體現。王國維曾向羅振玉講述了張東蓀委托其兄張爾田，張爾田又拜托孫德謙作媒事，希望將張東蓀妻妹許配給王國維長子，為王國維婉拒。對張東蓀黨人身份耿耿于懷的王國維感嘆道：“此種事多不可解，吾輩簡單人，苦無解剖之能力也?！雹偻鯂S：《致羅振玉》，1917年8月4、5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260頁。從此事可以看出，盡管來往日益密切，張爾田和孫德謙對羅振玉同王國維的關系卻了解不多，不知道王國維長子已同羅振玉女兒有婚約一事。

隨著對張爾田為人的了解增多，王國維異中求同，慢慢認可并接受其為人行事風格。如他認為張爾田學問才氣大于另外一些遺民如孫德謙、況周頤等人，“而心事殊不可知。近翰怡為其刻《玉溪生年譜》四卷，索永（王國維）為之序?！雹谕鯂S：《致羅振玉》，1917年8月27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267頁。

因為對張爾田的學問為人有了新的認識，王國維答應為其新著《玉溪生年譜會箋》寫序。為此張爾田專門致長信于王國維，自述其學術理路演進與治學創見，提醒王國維寫序言時應注意之點：

鄙著《玉溪年譜會箋》刊刻將次斷手，弁首鴻文，擬得君加墨數行，以志紀念。序中但述我輩交誼及十年來蹤跡。惟有一意甚佳，似可暢發。弟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生平極服膺康成家法，而《詩譜》《詩箋》皆鄭氏所創。此書其于譜也，經緯時事，即用《詩譜》之例，其于箋也，探索隱賾，即用《詩箋》之例。似可即以此義引端。至兩浙學派，亦可略敘。浙東自梨洲、季野、謝山以迄實齋，多長于史；浙西自亭林、定宇以迄旁出之東原、若膺，多長于經。浙東博通，其失也疏；浙西專精，其失也固。弟初從若膺、懷祖入手，后始折入季野、實齋。故雖尚考據，而喜參名理，有浙東之博通而不至于疏，有浙西之精專而不流于固。此實弟一生為學之大旨。于序中能插敘數句，尤善。此外則君對于學問之見，及與弟相同之點，皆可一為發揮。至關于玉溪，略為映帶可耳，以益庵諸序已詳言之也。近見君文興殊酣，故敢以為請。如須閱原書，容當將紅樣呈覽，但所出未全耳。③張爾田：《與王國維（四十一）》，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88—189頁。

王國維答應了張爾田的請求，序言中首先照例贊美該著博采群書，糾正既有研究疏失，類似為李商隱詩做的“鄭箋”，“其所考定者，固質諸古而無疑，其未及論定者，亦將得其證于百世之下”。然后王國維巧妙采納了部分張爾田“夫子自道”的內容，加以引申發揮，并點出張氏治學特色——“以史法治經子二學”：

君嘗與余論浙東西學派，謂浙東自梨洲、季野、謝山以迄實齋，其學多長于史；浙西自亭林、定宇以及分流之皖魯諸派，其學多長于經。浙東博通，其失也疏；浙西專精，其失也固。君之學自浙西入，而漸漬于浙東者。君囊為《史微》，以史法治經子二學，四通六辟，多發前人所未發。及為此書，則又旁疏曲證，至纖至悉。而孰知其所用者，仍周漢治經之家法也。④王國維：《玉溪生年譜會箋序》，收入黃曙輝、張京華編：《張爾田著作集》卷2，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16—17頁。

王國維肯定張氏此著之余，心里也有疑問。因王國維發現時人對李商隱中進士前后的稱呼存在差異，張爾田對此雖加以考訂，但未能解決問題，而王國維自己對此問題也不清楚，他遂在信中向人尚在日本的羅振玉請教：

又有一事奉告：公所藏唐人雁塔題名，其李義山一段，前張孟劬由寐叟處抄去，后考之各書及義山集，歲月均不合。此時義山未第而云前進士，不云前鄉貢進士，與《摭言》所云唐人進士習稱不合，豈此中唐人題名乃有偽撰者耶？⑤王國維：《致羅振玉》，1917年8月4、5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259頁。

張爾田收到王國維撰寫的序言后，頗為激動，認為得到了知音賞識：“奉讀賜序，適如人意中語，足以為拙著光矣。而弟所尤心折者，尤在其‘所用仍周漢說經之家法’一語?！薄熬搜?，洵足為我洗冤?！睆垹柼镏孕蕾p王國維此語，如其所謂，乃與《史微》昔日受到同道金蓉鏡（甸丞）等人“破壞家法”的批評有關，“金甸丞至移書相規，謂六經皆史，有似教外別傳，恐為世道人心之害?！泵鎸鹗线@樣的批評，張爾田堅持學術應該立異創新，“為學而不使人標一獨得之見，標一獨得之見即目為異端，則學術已入斷港絕潢，雖不講學可也?！雹迯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四十二）》，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89頁。

二、張爾田、王國維的交往

從現存張爾田寫給王國維的一百多封信中可以看出（這些信件為王國維選擇性保留下來，后由其子王仲聞捐給北京圖書館），兩人信中雖涉及不少對時局、人事和學術的看法和評價，但共同興趣則是談論學術問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事糾葛、新舊沖突、學風和世風等問題。長期互相交流之下，張爾田對王國維幾乎無話不談，將自己身段放得很低，甚至視之為惟一知音，“長安冠蓋，求一可語者而不可得。聒而與之言，則又為人嘲弄。故每與君通書，一發其所蘊，以當萱蘇，君亦哀其愚而憐其志乎”？①張爾田：《與王國維（五十五）》，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98頁。非常遺憾的是，面對張爾田的諸多來信，王國維也應有復信，可惜目前僅見到一封保存下來（詳后）。

據張爾田自謂，兩人交誼發端于清末乙巳年十二月上旬（約1906 年初）的“邂逅”：“靜庵精哲學，富于思想，能讀橫文書，研心詩歌，篤古之士也。因寫定近體舊制貽之，庶以志聞聲相思之雅誼云爾?！雹趶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一百三十四）》，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54頁。兩人由是以近體詩詞定交。不過在當時張爾田眼里，王國維“治泰西哲學甚勤，古學亦頗究心，詞則酷學納蘭者也?！雹蹍⒖磸垹柼铮骸跺钍佚S日記》，收入黃曙輝、張京華編：《張爾田著作集》卷4，第671頁。在后來的回憶中，張爾田仍認為王國維那時是喜歡引用新名詞、談新學的“新人物”：

憶初與靜庵定交，時新從日本歸，任蘇州師范校務，方治康德、叔本華哲學，間作詩詞。其詩學陸放翁，詞學納蘭容若，時時引用新名詞作論文，強余輩談美術，固儼然一今之新人物也。④張爾田：《與黃節》，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44頁。

張爾田從后見之明角度認為王國維的趨新并非追隨時髦，而是為了研究學問，與當下人之趨新不同，故他于辛亥國變之后思想發生大的轉折，成為純粹儒者，學問也由此大成：

其與今之新人物不同者，則為學問研究學問，別無何等作用。彼時弟之學亦未有所成，殊無以測其深淺，但驚為新而已。其后十年不見，而靜庵之學乃一變。鼎革以還，相聚海上，無三日不晤。思想言論，粹然一軌于正，從前種種，絕口不復道矣。其治學也，縝密謹嚴，奄有三百年聲韻、訓詁、目錄、?？?、金石、輿地之長而變化之。其所見新出史料最伙，又能綜合各國古文字而折其意義。⑤張爾田：《與黃節》，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44頁。

復據張爾田聲稱，清末時他因鉆研佛學，得到過王國維的贈書幫助。事情緣于他從留日的弟弟張東蓀那里得知“日人印度之學極盛”，想多加了解，“苦無參考書，而全《藏經》尤難見”。后有此套書的王國維得知張爾田的需求后，“因舉所有全贈余，并手寫目錄謄之?！贝伺e讓張爾田大為感動，在寫詩致謝之外，慨嘆王國維：“行誼有古人風，是豈晚近所可得哉”？⑥張爾田：《與王國維（一百二十七）》，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48—249頁。從內容看，此信并非直接寫給王國維的，更可能是張爾田后來為此兩首詩所寫的創作說明暨補記。

張王兩人交往的真正增多是1916 年初王國維從日本京都歸國定居上海后，《張爾田書札》中所收張爾田寫給王國維的信函也即集中在這一時期，“靜庵先生別十年矣，桴海歸來，相勞滬上?！雹邚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一百二十二）》，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46頁。這些書信材料表明，最初人在上海的王國維多次拜托時在北京清史館任職的張爾田幫忙。如王國維曾在信中請張爾田代為當面致意同在該館任職的柯劭忞，或請張代轉致柯信件，張爾田復信不僅將王的問候、信件轉達給柯，還轉達了柯對王的贊譽。王國維在致柯本人的信中說道：“前因致孟劬函，請為附問起居。今接其復書，乃知時蒙垂念，并加以過情之譽?！雹嗤鯂S：《致柯劭忞》，1917年12月21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492頁。而柯劭忞想讓次子追隨王國維問學，也請張爾田代為轉達。⑨王國維：《致羅振玉》，1917年12月31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293頁。1917 至1918 年間，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幾度邀請王國維到北大任教，亦曾通過張爾田轉達禮聘之意，但均為王所拒絕。⑩關于王國維和北京大學之關系，可參看彭玉平：《王國維與民國大學之關系——以王國維與北京大學的離合關系為考察中心》，《學術研究》2017年第10期，第109—126頁。以致柯劭忞后來誤會，以為王國維會赴北大任教，還通過張爾田詢問王國維何時進京：“張孟劬來書言，京師大學下學期內定聘維授文學，鳳老書所詢何時入都者，殆因此而訛也?！雹偻鯂S：《致羅振玉》，1918年6月12、14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332頁。

人在上海的王國維曾通過北大教授馬衡（叔平）轉贈自己新印的《切韻》一書給張爾田。②1921年10月，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以敦煌唐寫卷《切韻》三種影本寄羅振玉，羅又轉王國維加以整理校訂，馬幼漁、馬衡等人自張爾田處聞之，向王國維建議集合北大同人出資由中華書局影印，北大同人得四百部，王國維得一百部。有關情況見馬衡致王國維多封函件，這些信函先后被收入王國維、馬衡：《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馬思猛輯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時沈曾植主持重修《浙江通志》，王國維與張爾田皆受聘于浙江通志館，王氏在該處的薪水不時會由張爾田或其家人代領代存代付（張爾田當于1923 年6 月因病從北京返回上海家中休養，年底從北大辭職）。王國維在北京致蔣汝藻的信中言：“孟劬處有弟《通志》修八十元，渠行時已囑其交尊處?！雹弁鯂S：《致蔣汝藻》，1923年7月2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575頁。又如之后從浙江得到的修《通志》三個月薪水240 元，王國維也讓張爾田代領，這樣他赴北京的費用就不需向蔣汝藻借支了，“此款已由孟劬送至舍下，殆可不需公處撥付?！雹芡鯂S：《致蔣汝藻》，1923年8月23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581頁。后來在清華任職，王國維又通過在上海的張爾田了解曾經資助自己出書的蔣汝藻現狀，以及孫德謙情況。⑤張爾田：《與王國維（一百五）》，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34頁。王國維還致信蔣汝藻，告其在上海應常見朱祖謀（古老）、張爾田等“諸老”，“古老、孟劬等須常晤，祈即以此書示之”。⑥王國維：《致蔣汝藻》，1925年3月25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605頁?？梢娡鯂S與張爾田關系的密切程度。

從王國維的角度來看，能顯示出他對張爾田信賴程度的事情有兩例。其一是，當王國維打算將自己著作結集交給蔣汝藻出版時，看重著述出版樣式的他曾致信張爾田征詢對“編次體例”及所擬文集名字——《永觀堂集林》的意見。張爾田復信建議道：“尊集編次體例既用古法大題在下之例，則著者姓名殊難加入”，勸說王不如仿效鄭玄箋《毛詩》形式，“于大題上題‘王氏學’”字樣，“無妨沿用”“自題”，“至尊集總名‘永觀堂集林’，‘集林’上冠以堂名，亦不雅，蹈宋以后習氣，不如竟稱之為‘王氏集林’較古也?！雹邚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六十一）》，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02頁。最后此書以《觀堂集林》命名出版，作者名字采用“古法”大字“自題”——“海寧王國維”字樣，顯示出王國維多少聽取了張爾田的建議。

獲悉《觀堂集林》即將出版，張爾田認為該書如在北大售賣當有銷路，愿意幫助蔣汝藻在北大找寄售處⑧《蔣汝藻函（八）》，收入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第104 頁。之后此書果然由北大國學門代售，并曾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售賣廣告?！豆妗?，《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2月29日，第3版。，后他更主動幫助北大同事代訂此書。⑨《蔣汝藻函（十四）》，收入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第108頁。張爾田原本樂觀地期待此書能在北大銷售上百部，但隨后發現“恐三四十部亦不可必得，大多數皆希冀贈送也”。⑩《蔣汝藻函（十七）》，收入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第110頁。其中北大同事馬幼漁等人就希望因同王國維的舊交獲得贈書，還通過張爾田將此意轉達給王國維。張爾田認為該書“程本太巨，不能多贈人”，為王國維考慮，建議王對這些索書要求以出版者蔣汝藻的名義拒絕。?張爾田：《與王國維（九十四）》，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25頁。稍后，當人在上海養病的張爾田從蔣汝藻處拿到《觀堂集林》后，復信王國維表達了贊美之意：“病中讀兄《集林》一周，精確處不必言，竊謂大處尤不可及。雜文雖不多，亦皆有姿致，不讓古人?！?張爾田：《與王國維（九十三）》，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25頁。而張爾田的前述建議也為王國維采納，王果然以蔣汝藻（孟蘋）名義變相拒絕了馬幼漁之弟馬衡的索書請求：“拙著《觀堂集林》此間已無存書……前曾函孟蘋寄京，至今未到，當緣其處境不順，故無心及此耳?！?王國維：《致馬衡》，1926年8月22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667頁。最終馬衡通過直接付款的方式獲得了《集林》二部，“《集林》二部（每部六元），想已收到，尊付之款尚余三元，俟有便奉還?！雹偻鯂S：《致馬衡》，1926年10月15日，收入馬思猛輯注：《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第225頁。

其二是，1923 年5 月25 日（四月初十），王國維由上海赴京，經天津短暫停留后于31 日（四月十六日）抵達北京。這一時期，張爾田應正好尚未由京赴滬，如王國維于6 月7 日（四月二十三日）致蔣汝藻信中所言：“十六日入都”，“孟劬數日后即將南下?！雹谕鯂S：《致蔣汝藻》，1923年6月7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第573頁。兩人在京這段時間內應該有一些交流，張爾田也當向王國維表述了接下來他會在上海養病或不會北返執教北大一事。兩個月后（8 月14 日），王國維致信張爾田詳述了他在北京的生活、工作情況：

孟劬吾兄有道：別后忽忽兩月，比想起居勝常為頌。此間夏令尚不甚熱。弟于五月遷入后門織染局新居，家眷未來，屋多人少，于銷夏為宜（上房甚高敞，現以上房作書房，頗適）。暑中無可消遣，頗作金石題跋。近三四日內成《魏石經續考》一卷，緣今歲所出魏石經合諸殘石小片共得二千字許，比宋人所見乃逾倍也。弟在此應酬稍繁，此間可談考據學者有之，至可與談胸臆者則其人甚不易得，故輒思兄來此。然大學下半年事全不可知，恐兄亦不易命駕也。滬上諸公不甚知此間情形，如通書則書不勝書。而滬上恒喜以書傳觀，又恐不免多生是非，故輒不敢通書于諸老。然弟上月卻有一文字，論西方學術執一之害，并現在自處之道，中間甚費周折，乃得上達，亦聊盡寸心，不敢云有所補益，然不敢以告滬上諸公也。敝眷月內可北來。益庵、孟蘋諸君想常晤。鳳老近注《谷梁》，不知如何下筆。又勸弟注《尚書》，此卻較《谷梁》有生發也。近來頗思學《易》，擬專讀經文，不作他種交涉，兄謂如何？專肅，即請道安。不一。弟維再拜。初三日夕。③該信轉見劉波：《王國維致張爾田函考釋》，《文獻》2016 年第6 期，第109 頁。有關該信內容的詳細考釋，可以參看劉文。

信中直言張爾田是自己的良好論學對象，希望他在秋季開學時復來北大任教，“此間可談考據學者有之，至可與談胸臆者則其人甚不易得，故輒思兄來此?！蓖鯂S還表示他不愿意同滬上其他遺老多通書函，擔心互相傳觀會“多生是非”，可見其謹慎。此外王國維向張爾田報告了自己最近的寫作情況和后續的研究計劃，同時通告了柯劭忞近況。凡此種種，不難看出王國維對張爾田的信任，以及兩人友情較之他人更為親密的事實。

至于張爾田，特別是他之前在北京任職時，同樣不斷求助于王國維，更經常通過王國維了解孫德謙的消息或轉達給孫氏的致意。因沈曾植搬家，人在北京的張爾田也曾托王國維代轉過致沈曾植的信④張爾田：《與王國維（八）》，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70頁。，還請王國維代求沈曾植題簽，代送沈曾植、孫德謙其新作。⑤張爾田：《與王國維（三十）》，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84頁。此外，張爾田代友朋向王國維、羅振玉贈書（托王轉送），經常托王國維代借由羅振玉出版的圖書或收藏的資料，向王國維求助購買或獲贈羅出版之書，也請王國維代為轉贈羅自己的《史微》《玉溪生年譜會箋》等，并曾讓王代向孫德謙索要《六朝駢文話》一書，代為校對沈曾植詩和著作，代向沈致以問候，以及央求王國維代為介紹熟悉的某醫生為自己侄兒診病，邀請王一起觀賞圖書和拜訪沈曾植，請王參加自己招待曹元忠的家宴或夏日來納涼聚談，代黃節邀請王國維赴宴今雨軒。求王國維幫忙之外，張爾田也幫助王改詩，轉達柯劭忞對王國維的關心和問候等。

三、論學往來

在多封信中，張爾田曾反復稱贊王國維為“當代學人第一”⑥張爾田：《與王國維（四十六）》，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92頁。，“生平學友中，弟最服兄有定力”。⑦張爾田：《與王國維（一百十三）》，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39頁?！瓣賴L評兄為并代學者第一流，匪徒以其學，尤以其人。由今思之，殆無以易也?！雹鄰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八十九）》，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22頁。因感佩于王國維的學問和懷念同其論學之樂，張爾田感嘆北京清史館的同事“多不悅學”，致信在上海的王國維：“回憶遵海之樂，與君及益庵輩商榷舊學，跌宕文酒，此懷何及?！薄耙源艘嫠季恢??！睘榇颂匾庾髟姸准慕o王國維：“祈與益庵共觀之。知天涯故人淪落之余，文采尚不減疇曩也?！雹購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四十三）》，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90頁。

因為欣賞和佩服王國維，張爾田不斷向其請教。當考證性質甚濃的《玉溪生年譜會箋》出版后，張爾田曾向王自述學術轉向情況，想請后者評定其轉向之效果：“弟從前為學，往往傷于太華，近頗有趨于樸實之傾向。新刻《玉溪年譜》雖與前所著體例各別，其涂轍間，兄觀之亦微有不同否？大抵學問如旋螺，然既入其中，為進為退，即自己亦殊不能知，故欲得兄言以自考也?！雹趶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四十八）》，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94頁。當張爾田另外一本得意著作《清列朝后妃傳稿》寫成后，張爾田在致王國維信中客氣地表示希望得其“一閱，審正從違，以期完善”，因為其他人如孫德謙及其他老輩，于“考證掌故之學實疏”，“以史非他書比，而吾輩以故國臣子談故國遺事，上操史權，下信后世。每一念及，未嘗不懔然生畏也?！雹蹚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九十二）》，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24頁。在張爾田看來，王國維的治學路向同浙江前輩學者孫詒讓一樣，“其為學皆有其得力處，皆非毀圣無法者，不容破壞纖兒得以藉口?！雹軓垹柼铮骸杜c葉長青（二）》，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324—325頁。是故，張爾田將王國維視為學人中的典范加以推崇。

王國維與張爾田在學術上有共同關切點的另外一個例證是他們關于戴震學術的交流。由現存張爾田致王國維的書信看，兩人短時間內曾就戴震其人其學有過頻繁交流，這不但可以為理解王國維為何大力批評戴震抄襲趙一清提供背景知識，還可以為我們理解張爾田何以批評戴震找到答案。如既有材料顯示，王國維最初頌揚戴震，視戴震為清代漢學家的榜樣，但為何于1924 年以后轉向大力批評戴震，直斥他所校的《水經注》抄襲同時代學者趙一清著作？陳以愛的博士論文曾對此有深入研究，茲不具引。⑤參看陳以愛：《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衍》，博士學位論文，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1年，第241—263頁。不過，由羅振玉致王國維信（1922 年4 月27 日）可知，至少在1922 年初，羅振玉已經得知王國維在研究戴震《水經注》是否抄襲趙一清這一公案，“《水經》戴趙之獄，公已著手否？”⑥羅振玉：《致王國維》，1922年4月27日，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530頁。

有關此事，王國維應該在致張爾田的信中說起過，故張爾田回信鼓勵王研究這一公案：“東原誠有過人處，但為捧場者所累，亦以其生平好標榜也。若近之崇拜東原者，則又東原之罪人矣?！雹邚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九十四）》，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25頁。此信寫作時間當為1923年3至4月間，因信中有《觀堂集林》“出版已見之”語，而王著正式出版當在這期間。從張的信中可以看出，王國維此時還沒有對戴趙案定讞，傾向于判定戴震無辜，張爾田也認同王國維，而王本意是借戴震批評當時在極力頌揚戴震思想的梁啟超等“崇拜東原者”，這其實也是后來王國維大力攻戴的現實關照。有關情形，在張爾田致王國維的信中有所反映。

1923 至1924 年初，梁啟超寫了多篇文章，并發起活動紀念戴震誕辰二百年。其中《東原哲學》一文，延續了他此前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對戴震思想的評價，特別提到戴震反程朱理學的目的是還原孔孟學說真相，即所謂“以六經孔孟之旨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旨還諸程朱”。此篇文章于《晨報副刊》刊登后⑧梁啟超：《東原哲學》，《晨報副刊》1924年1月24日、1月25日，均在第1—4版。梁文占據了兩日副刊全部版面。，當為正在從事戴震研究的王國維讀到，王國維于是在致張爾田信中批評梁啟超對戴震的定位，這通過張的回信可以看出：“兄論東原之學力與程朱異，而亦未與孔孟合，義極精切，足揭戴氏之隱?！睆垹柼镌诮邮芡鯂S的論述之外，繼續針對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以欲為性”的觀點批評道：“戴氏之言曰，人與物同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以欲為性，不特孔孟不許，吾恐孔孟以前圣人皆所不許。然則戴氏努力研精聲均訓詁、名物象數者，非以推求古圣先賢之用心也，非以啟多聞于來學也，不過此欲之沖動耳，豈不可笑?！辈⑦M一步認為：“天下無論何等學術，何種事業，固不能不藉欲以為導”，然最終“必有超出乎欲之上者，故古人雖不離欲以求道，亦不即欲以為道”。相比之下，佛學主張“滅絕此欲”，“主張此欲者，泰西諸學也。惟寡欲、節欲而不言無欲者，則我中邦思想也?！痹诤葱l本土思想之余，張爾田認為這是“今日先決問題”，只有從此出發，各種學術研究“方不致偏倚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而其他各種學術均賴此可講，否則“本根一撥，萬事皆非”。①以上引文皆來自張爾田：《與王國維（九十八）》，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29頁。此信和第九十七封信有時間上的先后關系，除了從信中所談關于戴震看法可以判斷前后時間外，還可以從信中所言吳慶坻的后事處理情況判斷。

此封信之后，張爾田自覺意猶未盡，在隨后一封信中又對王國維大談他對戴震為學為人的看法。張爾田認為戴震推崇考證、反對理學太過極端，“主張過甚，皆不免流弊”，而有清學術自戴震以后，考證學者如王鳴盛、陳立、馬瑞辰、汪中等多人品低下，貪蠹好利又喜作大言，戴震要任此咎?！拔页淮鷮W術，亭林成之而東原壞之。東原以前，儒者類篤實；東原以后，考證之功百倍前人，而行履則多不得力?！本科湓?，在于這些人言行脫離，只把讀書治學當作謀生工具，“蓋其視古圣先賢之書等于物，其治古圣先賢之書也等于格物。人己之間，一若渺不相涉者。此皆主張考據之學太過之所致也?？紦畬W之所以成立者，其基礎實筑于求知之欲上。東原敢于公然以欲為性者，亦即在此?！苯酉聛?，張爾田繼續發揮說：“求知之欲，本為人類所公具”，即便“古圣先賢”亦是如此，“然古圣先賢之于學，必有其所以為學之故，終不純以求知之欲為本位。以求知為本位，事最危險。當其未知也，無所不用其極；及其既知，而又有未知者，則前之所知，敝屣云矣。天下之知無涯，求知之欲亦與之為無涯，而天之生材則實有涯。日以有涯逐無涯，其終也未有不敝者。故不求知者，愚也；求知之過，亦愚也。泰西之學，所以鄰于破產者，正坐求知之過耳?！睆倪@段話可以看出張爾田反對為學問而學問或為求知而求知，認為這種“求知太過”的精神會導致很壞的結果，如泰西的科學發展之局一樣，“鄰于破產”——由此表達也可知張爾田對此前科學與人生觀的爭論頗有關注，而他實際站在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一邊，認同他們堅持的歐洲科學破產論調。②張爾田：《與王國維（九十八）》，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28頁。有關這次論戰，可參看羅志田：《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后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歷史研究》1999 年第3 期，第5—23 頁；馮佳：《版本、編纂與修辭：思想社會史視角下的科玄論戰》，《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9 年第5 期，第83—96頁。

吊詭的是，張爾田對戴震等考據學者“求知太過”的評價，正體現出他潛意識中已經接受了梁啟超（包括胡適）等人對戴震等乾嘉考據學者“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的定位。③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俞國林校，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74頁。張爾田認為，較之西方科學已經破產的現實，“中邦之學，雖尚未至于破產”，但已經被“竭澤而漁”，破產在即，其原因在于“訾周孔，毀許鄭，疑古惑經，種種異象，皆求知之過所必至?！雹芤陨蠌垹柼镎Z皆來自張爾田：《與王國維（九十七）》，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27—228頁。這里他實際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造因進行了解釋，將其歸結為“求知之過”，換言之就是過分崇拜和追求西方科學之過。

張爾田對溥儀被驅逐出宮后羅振玉列名清室善后委員會一事也非常不滿，將之歸咎為羅振玉考古之禍和學術上受到戴震影響的結果。致信王國維表達不滿之外，他還勸王游說羅振玉請辭此職：

皇室之變，薄海悼心，草間伏處，但有祈死而已。乃報載善后委員會添聘羅振玉，此何等事！我輩忍處分君父財產耶？國亡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君子愛人以德，當勸其辭，即兄亦宜脫然其間。一生大節，不可不兢兢也。噫，考古之禍，竟至于此，令人不忍言學。追原作俑，東原實不能辭其咎，弟前與兄書已逆料之矣。⑤張爾田：《與王國維（一百七）》，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34—235頁。

此處表面上是談戴震，實際是張爾田借古論今，在回應和批評當時胡適倡導的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運動，以及羅振玉、王國維正在身體力行的考古學研究，因為他認為該做法不但破壞中國文化傳統，還會在政治上產生惡劣影響。

通過上述王國維與張爾田關于戴震的交流可知，兩人對于戴震為學為人的看法其實存在很大差異。王國維批評戴震的意圖在于回應和批評梁啟超，而張爾田批評戴震的落腳點更多在于現實——批評胡適和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兩人均在借古論今。顯然王國維不太會像張爾田那樣反對“求知太過”，因為他從清末以來就標榜為學問而學問。王國維清末時于《論近年之學術界》中夫子自道曰：“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后可?！彪S后又說：“學術之所爭，只有是非、真偽之別耳。于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雜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而能發達者。學術之發達，存于其獨立而已?！雹偻鯂S：《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全集》第1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123、125頁。至于張爾田將戴震視為科學方法先驅，認為清代考據學太過，該為清室淪亡負責的論點，王國維自然也不會認同，只是兩人有關戴震看法的差異并未影響到兩人的友情和交往。

“可是，菊啊?！蔽覇柕?，“在風和水以及陽光都不充足的情況下，你美麗的花朵日益縮小，因此我最開始以為你是越來越沒精神?？墒亲屑氁豢磪s又不是這樣?；ǖ耐庑坞m然變小了，可是你的美麗卻越來越出眾。一片一片的花瓣像是被研磨出來的一樣閃爍著光澤。這是為什么??？”

事實上，面對王國維無形中的壓力，張爾田自感也有自負或所長之處，即擅長義理之學。相比之下，王國維則對此不太感興趣，所以他對張爾田引以為傲的《史微》看得很低，還曾對孫德謙直言他對于義理之學不感興趣，“殊不樂為”。從孫德謙那里得知此事的張爾田于1922 年底致信王國維進行批評提醒：

弟與兄信，系恐兄為無統系之研究，此等方法，治古人義理之書，殊危險。今文家學已為道咸后儒者治壞，何堪再壞耶！益庵書言兄對于義理之學殊不樂為，此自是兄謹慎處耳。蓋義理最為難言，宋元諸儒何嘗不人人以為得圣賢不得之秘。由今視之，又何如者？此等處固不可不慎之又慎也。②張爾田：《與王國維（八十二）》，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17頁。

由此封信中的表達，不難看出張爾田在義理方面自負高明，且暗中認為王國維“難言”義理，故“層次”不如自己之高。在張爾田看來，從事義理之學的難度遠大于考據之學：

大抵治義理之學，較之考核名物訓詁者，難且百倍?？己嗣镉栐b，但使有強有力之證據，即可得一結論。治義理之學，既無實在證據取供吾用，則必須縱求之時間，橫求之空間，從至繁極賾中籀一公例，綜合而比較之，而后結論乃成。自古成家之學，殆未有不如是者。③張爾田：《與王國維（七十九）》，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14 頁。此函發表時名為《與王靜安論治公羊學書》，原刊載于《學衡》第23期，1923年11月，“文苑·文錄”第2—3頁。

正是因為有此意識，對當時學界疑古和考證風氣非常不滿的張爾田也對王國維被時人奉為考古學大師的現象表達了不滿，自以為已經是王至交好友的他曾直言不諱地對王說道：“近閱雜報，兄竟為人奉為考古學大師矣。日與此輩研究礓石者為伍，得無有隕獲之嘆耶？弟嘗謂周孔以前有何文化，不過一堆礓石而已。此種礓石，愈研究愈與原人相近，再進則禽獸矣?！雹軓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一百十四）》，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40頁。在張爾田看來，考據學是骨董學，“不得以冒吾國學”，“名為整理，亂乃滋甚?！雹輳垹柼铮骸杜c葉長青》，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323—325頁。像王國維這些學者做研究時的考證和考古忽視義理的傾向，只會更加增添時人的疑古之心，“故考古學者，破壞文化之初步也?！雹迯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一百十四）》，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40頁。張爾田能坦率講出對王國維之學取徑的看法，除了表明他與王國維和而不同之外，也很能顯示兩人私交已經非常親密，才會直言不諱。

四、結語

可以說，長期的論學交往讓張王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王國維去世后，張爾田雖偶有不同意王國維學術觀點的表達，“亡友王靜安，謂平聲上下以卷帙繁重而分，別無他意，實不盡然?！雹邚垹柼铮骸杜c龍榆生（十九）》，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09頁。但他折服于王國維殉清大節，非?？粗貎扇碎g的友情，這在王國維投水自殺后他對其形象的塑造和維護方面體現得很是明顯。

王國維自殺之事迅速引發輿論關注，一眾中日學者和王國維同事、學生包括大眾媒體紛紛紀念王國維。大家在哀嘆其自殺之余，開始檢討和反思王國維自殺的原因和真相，也有人為尊者諱，努力拔高王國維之死，避免將其自殺一事同殉清聯系起來。面對此種情況，張爾田以王國維知己的身份，強調王國維之死的殉清意義。如他此后在致陳柱信中所言：“靜安身后，為其門弟子濫肆表揚，令失真相，且于殉忠大節，諱而不言，仆深恨之，故纖兒不可使執筆也?！雹趶垹柼铮骸杜c陳柱（十九）》，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32頁。張爾田認為王國維根本系殉清而死：“聞靜安未死前數日，梁新會在研究室偶談及，馮兵將到天津，行在可危，靜安頗為之動，則其死自當以殉君為正因也?！雹蹚垹柼铮骸杜c夏承燾（八）》，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94頁。

張爾田在捍衛他希望呈現的王國維形象之余，也希望糾正時人關于王國維形象認識的偏差和誤讀。他在致好友、昔日北大同事黃節信中追憶當年與王交往經過，王當初學術路向若何及其轉變過程時，批評世人對王國維為學為人的誤解：

世之崇拜靜庵者，不能窺見其學之大本大原，專喜推許其《人間詞話》《戲曲考》種種，而豈知皆靜庵之所吐棄不屑道者乎！惟其于文事似不欲究心，然亦多獨到之論。其于文也，主清真，不尚模仿，而尤惡有色澤而無本質者。又嘗謂讀古書當以美術眼光觀之，方可一洗時人功利之弊，亦皆為名言。至其與人交也，初甚落落，久乃愈醇。弟與相處數十年，未嘗見其臧否人物。臨財無茍，不可干以非義，蓋出于天性使然。嗚呼！靜庵之學不特為三百年所無，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今靜庵死矣，何處再得一靜庵？此弟于知交中尤為惋嘆者也。靜庵名在天壤，逆料必有無知妄作大書特書，以污吾良友者，一息尚存，后死之責，不敢不盡。然而所以報吾友者，僅乃如此，亦已嗇矣。奈何！奈何?、軓垹柼铮骸杜c黃節》，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45 頁。此信原見《文字同盟》第4 號，第19—21 頁。信末署有舊歷“五月十五日”，當為1927年6月14日。此信又載《學衡》第60期），“文苑”第4—6頁。

從該段敘述中不難看出張爾田對王國維評價之高，以及他以王氏知己自居的心理。但信中說“未嘗見”王國維“臧否人物”，則顯然表明他對王國維的了解并不夠深，過去已經有桑兵、王銳等研究者注意及此。

當然，從張爾田復王國維信中的確可以間接推知，王國維幾乎不對張爾田月旦當世友朋。然而由前引數封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件可知，王國維洞明世事，甚至有點憤世嫉俗，內心非常喜歡臧否人物，包括沈曾植、張爾田、孫德謙等交往密切者均是其評論對象，他在致羅振玉信中還評論過孫詒讓、瞿鴻禨、徐世昌、徐乃昌、吳慶坻、吳士鑒、鄭孝胥、董康、繆荃孫、金梁、陳寶琛、李審言、劉承幹、況周頤、胡適、顧頡剛、丁文江、梁啟超等多人。以今日后見之明來看，不得不說他看人很準，評論到位。

張爾田對王國維的不夠了解，還可以從數年后他致夏承燾信中為王國維、羅振玉關系所進行的辯護中看出：“靜安與羅齟齬事誠有之……但靜安與羅關系實深……至販賣古籍，乃羅所為。靜安書生，不問家人生產，必無其事?！雹輳垹柼铮骸杜c夏承燾（八）》，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294 頁。有關羅王交惡論及羅振玉逼債說的研究，可參看彭玉平：《羅振玉“逼債”說之源流及其與王國維經濟關系考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第95—107頁；彭玉平：《王國維、羅振玉晚年交惡考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60—83頁。張爾田認為王國維沒有參與當年羅振玉的古董生意，斷言“必無其事”，因事過多年，當事人王國維也已去世多年，張爾田似已經沒有必要故為賢者諱，幫助王隱瞞此事?；蛟S他的確對王國維幫助羅振玉大量搜羅購買古書字畫運往日本銷售一事全無所知，才會有如此說法。

通過以上敘述不難發現，盡管張、王交往頻繁，結下了較為親密的友誼，但張爾田對王國維的真實為人并非足夠了解，顯然兩人的關系未推心置腹到如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關系的程度。饒是如此，這種友情仍然非常難得，無怪乎張爾田以王國維知音自居，也稱許王國維同孫德謙（益庵）一樣為自己的學術知音，“海內交游雖廣，能知弟之學者，惟兄與益庵耳?！雹購垹柼铮骸杜c王國維（一）》，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164頁。這樣的表達，雖存在一廂情愿、謬托知己的因素，但也大致成立。

有意思的是，在民初上海遺民圈，因王國維、張爾田和孫德謙同被視為學術后勁，且日常生活中交往頻繁，時人對此印象深刻，遂認為他們三人關系密切。三人又共尊海上遺老文壇領袖沈曾植，與之交往頻繁，故沈氏有詩稱贊三人道：“三客一時雋吳會，百家九部共然疑?！雹谏蛟玻骸额}蔣孟蘋樂庵寫書圖二首》，1920年，錢仲聯：《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366頁。

“海上三客”的表達一度在民初上海遺民圈內傳為美談，也被諸如張爾田這樣的當事人或后世孫德謙年譜編者（吳丕績）、張爾田傳記的作者（鄧之誠），乃至張、孫的研究者屢屢征引，流傳很廣，有成為學術史上的佳話和定論之勢。但類似表達只是反映了三人交往頻繁、同為忠于清朝的中年后勁學者、學術成果眾多等表面現象。實際上，三人各自治學取徑和為人性格差別很大，對對方學問或治學立場互有批評性看法，需要回到具體的語境中看待，如籠統混為一談，不免會簡單化，或有生活史決定學術史的誤解，尤其會抹殺歷史的復雜性。

作為當事者的張爾田對此情況其實也有認知。孫德謙去世后，張爾田對陳柱回憶起昔日與孫德謙“同學同方”的四十年友誼，“較靜安密且久”，并分析兩人治學取向之差異：

嘗綜合吾兩人之生平學行志趣，殆無弗同，然亦有不同者。益庵不閱小說，而仆則自唐宋以迄近代筆記說部，無不覽之；益庵不喜佛書，而仆則潛志內典；益庵不甚為詞，而仆之樂府人多知之者。故自愧所學不如益庵之專精，而淹通利并有一日之長也。③張爾田：《與陳柱（十八）》，收入梁穎等整理：《張爾田書札》，第31、32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術史研究者經常喜歡依據當事人著作的序跋（這些文類經常是作者自己代筆或友朋之間的客套話、諛辭，或相互默許的表達，不能輕易采信），行述，評傳，年譜或其他一些公開的言說來討論或定位研究對象的學術貢獻和人際關系，以及當事人同周邊友人的私人關系，或者大而化之從學派、學風等學術史角度立言，簡單將公開表達等同于具體實踐，或將學術史、思想史等于生活史，生活史等于學術史、思想史，而對研究對象及其周邊人士的書信、日記等私密性材料中透露出來的差異，乃至其間隱藏的人事矛盾與治學路徑差別，并未足夠重視。

“史所憑藉者，人與事也?！弊鳛閷Υ祟愌芯康难a充和修正，本文嘗試通過對雙方日常生活中人、事細節的鉤沉，努力揭示王國維、張爾田在生活史與學術史之間的關聯、差異及其各種外在表現，盡可能在此脈絡中呈現歷史當事人交誼的復雜性。

本文承蒙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鐘淇名、王思雨兩位同學提供資料和糾正錯誤，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