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
——基于政府補助的調節效應與門檻效應分析

彭文斌，謝曉琪

(1.湖南科技大學 商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2.湖南財政經濟學院 經濟地理學院，湖南 長沙410205)

一、引言

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世界各國合作與分工也在不斷加深，這對企業尤其是上市企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業要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保持其優勢，人力資本是重要支撐。高管作為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企業發展和績效提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公司治理結構中，高管和企業所有者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兩者利益訴求存在差別，這就帶來了“委托—代理”問題。同時，由于高管和企業所有者的最終目標都是逐利，當高管獲得足夠的收益并且其收益與企業績效掛鉤時，就可以激勵高管更好地為企業工作，因此高管薪酬激勵常被用作解決“委托—代理”問題的重要手段。此外，政府補助因能夠有效地幫助企業解決資金問題，也常被看作是影響企業績效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政府調節能否有效提升企業績效？其在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這種作用是否存在拐點且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是否一致？本文以政府補助作為調節變量和門檻變量，深入分析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激勵影響企業績效所起到的作用，旨在為相關行業提升企業績效提供一定的借鑒參考。

現有關于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的相關研究中，主要體現在高管薪酬激勵是否能促進企業績效，學者基于不同研究方法，選擇不同行業，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第一種觀點是促進論，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具有促進作用，企業所有者可通過與高管優化薪酬契約，將高管薪酬與企業業績相關聯，這樣能夠提升高管決策效率，從而有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1]，然而，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在國有企業中會減弱[2]。第二種觀點是不相關論或抑制論，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并沒有起到促進作用，反而在某種情況下還會對其產生抑制作用。通過采用回歸模型，發現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并未表現出明顯的相關關系，即便是在高管持股比例較低的條件下同樣未表現出激勵效果[3]，同時還可能會出現脫鉤的現象[4]?；诠芾碚吖芾碚搶Ω吖苄匠昱c企業績效的關系進行研究，薪酬激勵對于企業的發展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提升效果，這是因為高管可借助其自身權力干預薪酬委員會與董事會的決策[5]。從政府補助來看，現有關于其與企業績效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實證表明具有公共性質的政府補助未能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積極影響[6-7]。政府補助未能對企業績效產生正向促進作用，可能是因為政府補助雖然給企業帶來了現金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償債能力，但最終未能有效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8]。同時，研究表明政府補助對企業長期的業績提升的效果也是有限的[9-11]。但是，部分學者基于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數據，實證檢驗表明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具有提升作用，卻存在異質性，對于東北地區、西部地區的企業以及國有企業的績效影響不顯著[12]，而且研究發現政府補助能夠給研發提供資金支持，并通過加大研發強度的方式來提升企業績效[13-14]。

綜上所述，現有關于高管薪酬激勵、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成果均較為豐富，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前期基礎，但現有研究中將三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分析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激勵影響企業績效中的調節效應與門檻效應的研究較少?；诖?，本文利用2018—2022年我國深證A股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上市公司數據，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了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影響企業績效的調節效應與門檻效應。研究發現：高管薪酬激勵和政府補助均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且相關性顯著；政府補助在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起負向調節作用，且企業所有權性質不同，結果也會出現差異；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會隨著政府補助在區間范圍變化而發生變化。

因此，本文的創新點可能在于：第一，將政府補助納入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整體理論框架和實證分析中，研究政府補助在其中的調節作用以及是否存在產權異質性；第二，通過門檻效應模型檢驗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激勵影響企業績效的調節作用是否存在門檻區間。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的關系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和最優契約理論，由于存在兩權分離，公司日常經營者和股東所有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為了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帶來的代理成本，股東會與實際經營者簽訂最高薪酬契約[1，8]，從而提高高管的工作積極性，使企業績效獲得提升，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皥蟪辍冃А逼跫s使得高管薪酬與企業績效掛鉤，高管薪酬的提高可以通過影響企業的行為來提升企業績效。因此，提出假設1。

假設1：高管薪酬激勵能夠提升企業績效。

(二)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關系

政府補助是指政府無償通過資金的方式對企業的經營提供幫助的行為，主要包括財政撥款、研究開發補貼、無償劃撥非貨幣性資產和稅收返還等[15]。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對資金和技術的需求較高，政府對該行業給予相關的現金補貼，一方面，能夠為企業直接注入現金流量，減少融資成本，提升企業的經營績效；另一方面，能夠作為產業政策向導，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資者進行資金支持，使企業更加專注于研發和生產技術，以提高企業的經營收益水平。因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補助能夠提升企業績效。

(三)政府補助的調節效應

高管薪酬契約往往會受到治理機制不健全導致的高管道德風險的影響，政府補助是重要的因素之一[16]。由于個人理性有限、信息不對稱等原因，現實經營中會出現高額的薪酬激勵與效益較差的公司。根據高管權力論，公司高管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運用非經常性損益科目來進行盈余管理，使之變成公司業績的一部分，從而影響自身薪酬，而政府補助就是重要的手段之一[17]。因此，提出假設3。

假設3：政府補助會削弱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

(四)不同產權性質下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在不同的產權性質下，企業高管利益尋求動機不同。在國有企業中，由于現代企業制度還未建立完善，同時國有企業經營者的薪酬影響因素主要來源于自身所處級別的制約和政府的管制[18]，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不明顯。然而，在民營企業中，公司高管往往需要完成制定的各項年度、季度和月度計劃指標等，且考察各項指標的完成情況是評定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公司高管在經營狀況一般甚至較差的情況下，可能會利用政府補助來提高公司的總效益，從而獲取高額的高管薪酬。由此，提出假設4。

假設4：在國有企業中，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與企業績效關系調節作用不顯著；在民營企業中，政府補助在高管薪酬激勵影響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發揮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

(五)政府補助的門檻效應

政府補助作為企業獲取外部資金支持的來源之一，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容易出現高管短期尋租的問題。在相對較低的政府補助水平下，如果企業發展處于初創期，資金缺口較大，且高管的利益與企業績效掛鉤，那么就會促使高管更加合理地使用補貼，以提高經營質量，提升企業績效水平；而在相對較高的政府補助水平下，如果企業高管出現道德缺失的問題，將一己私利放在企業利益前面，那么就會出現高管將補貼作為自身的額外收益，造成補貼未能用到正確的位置，對企業的經營造成負面影響，從而可能會降低企業的績效水平。因此政府補助可能存在一個合理的范圍，超過或者低于某個門檻值時，會使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激勵和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或發揮負向調節作用。因此，提出假設5。

假設5：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存在門檻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選取2018—2022年深證A股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上市公司數據，選取依據如下：(1)剔除樣本期間ST、*ST標識的上市公司，避免異常數據的影響，使數據符合正態分布；(2)剔除相關變量數據缺失的樣本。通過以上處理，最終選擇了172家上市公司，5年共有860個研究樣本。研究的數據包括：企業績效(被解釋變量)；高管薪酬激勵(解釋變量)；政府補助(調節變量)；公司規模、財務杠桿、股權集中度、董事會規模和成長能力(控制變量)。上述數據均來源于CSMAR數據庫、企業年報等。同時為了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將指標數據與企業年報數據進行對比，以保證數據的正確性，并運用手工的方式通過Excel進行數據處理。實證結果采用Stata 16.0軟件進行分析。

(二)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

企業績效。盈利能力指標是評估企業績效最基礎的指標，常用的盈利能力指標有凈資產收益率(Roe)、總資產收益率(Roa)、營業利潤率等，其中凈資產收益率(Roe)能夠較為綜合地反映企業總體績效[19]，因此本文運用凈資產收益率指標來作為企業績效的衡量指標。另外，本文以總資產收益率(Roa)作為資產收益率的替代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

2.解釋變量

高管薪酬激勵。從廣義上來說，激勵方式主要包括貨幣薪酬激勵、股權激勵和債務類薪酬激勵[20]。Smith和Watts的研究指出[21]，高管薪酬激勵主要包括津貼和獎金等形式的貨幣薪酬激勵，以及股票期權、限制性股票等形式的股權激勵方式產生的薪酬。同時，高管薪酬激勵還包括由企業支付高管退休養老金計劃的薪酬[22]。借鑒劉冠辰等[23]和譚洪濤等[24]的做法，高管薪酬激勵(Salary)采用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管薪酬前三名總額取自然對數衡量，數值越高，薪酬激勵力度越高。

3.調節變量

政府補助。借鑒王維等[25]、榮鳳芝和鐘旭娟[26]的做法，政府補助(Subsidy)數據主要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度報告附注中“政府補助”明細一欄，是指企業從政府機構所獲得的無償補貼，并對數據做取自然對數的處理。

4.控制變量

借鑒參考蔣澤芳和陳祖英[1]、榮鳳芝和鐘旭娟[26]以及王秋菲等[14]的研究，本文引入以下5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股權集中度(Intens)、董事會規模(Board)和成長能力(Sgr)。

(1)公司規模(Size)。公司規模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當企業達到一定規模時，產生的規模經濟能夠有效降低運營成本進而提升其經濟效益，此時企業會擁有更多的現金流，對其競爭力與經營方式都能有效提升。該變量采用企業年末總資產取自然對數來衡量。

(2)財務杠桿(Lev)。企業融資的方式主要包括借款、債券和發行股票等，而借款和債券需要按一定時間支付相關利息成本，會對企業資金鏈產生影響。當負債過高時，企業的償債壓力較大，因此將財務杠桿作為控制變量，有利于控制財務杠桿對企業相關活動及績效的影響[14]。該變量采用企業期末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

(3)股權集中度(Intens)。股權集中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越能夠促進大股東更加積極有效地經營公司，減少各方面的溝通協調成本，提高決策的速度，從而更有利于各項工作的開展，但也可能存在“一股獨大”，其他股東“用腳投票”，對企業績效產生負面影響。該變量采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來衡量。

(4)董事會規模(Board)。董事會規模越大，越能會集更多不同行業、教育以及技術背景的人才，掌握更多的知識儲備和社會資源，提高企業的經營決策質量，從而提升企業績效。但也存在如果董事會規模過大，會造成效能低下以及增加企業經營的成本，從而對企業績效產生負向作用。該變量采用董事會總人數取自然對數來衡量。

(5)成長能力(Sgr)。企業成長能力反映了其在未來的發展情況，成長能力越好的企業越能吸引投資者的青睞，為企業注入更多的資金，提高企業的經營能力，推動各項工作的順利展開，進而對企業績效產生正向影響。該變量具體可采用可持續增長率來衡量。

具體變量定義及說明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及說明

(三)模型構建

為了驗證高管薪酬激勵、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關系，構建以下模型：

1.基準回歸模型

Roeit=α0+α1Salaryit+α2controlit+νit

(1)

Roeit=β0+β1Salaryit+β2Subsidyit+β3controlit+εit

(2)

2.調節效應模型

Roeit=χ0+χ1Salaryit+χ2Subsidyit+χ3Salaryit×Subsidyit+χ4controlit+φit

(3)

式(1)、式(2)和式(3)中：i和t分別代表企業和時間；Roe為企業績效；Salary為關鍵高管薪酬激勵；調節變量Subsidy為政府補助；Salary×Subsidy為高管薪酬激勵與政府補助的交互項；control為控制變量。模型(1)和模型(2)分別用以驗證高管薪酬激勵(Salary)、政府補助(Subsidy)對企業績效(Roe)的影響，即驗證假設1、假設2是否成立。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政府補助(Subsidy)、高管薪酬激勵(Salary)與政府補助(Subsidy)的交互項，并在交乘之前對高管薪酬激勵(Salary)和政府補助(Subsidy)分別進行中心化處理，用以研究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即檢驗假設3是否成立。

3.門檻效應模型

Roeit=α0+α1SalaryitI(Subsidy≤γ1)+α2SalaryitI(γ1

(4)

為進一步檢驗不同政府補助水平下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性，借鑒參考Hansen[27]提出的面板門檻模型，將政府補助作為門檻變量，分析不同變量間的非線性關系，構建模型(4)，用以驗證假設5是否成立。該式中：Roeit為公司i在第t年的企業績效；Subsidy、Salaryit為公司i在第t年的政府補助和高管薪酬激勵；α1～αn為門檻變量的回歸系數；γn為待估計門檻值；I為示性函數；Convarsit為降低遺漏變量引起的誤差而引入的外生變量；εit為隨機干擾項[28]。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1.總體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本文運用Stata 16.0對相關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見表2)，被解釋變量企業績效(Roe)最小值為-10.990，最大值為0.528，平均值為-0.026，說明我國深證A股軟件和信息技術行業上市公司的績效差距較大，且平均值較低，企業的盈利水平不太高；高管薪酬激勵(Salary)標準差較小，數值為0.619，說明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行業中企業高管薪酬激勵的波動幅度較??；政府補助(Subsidy)最小值為9.210，最大值為20.787，標準差為1.431，說明政府對各企業的補貼情況存在一定的差異。

表2 總體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控制變量中，股權集中度和財務杠桿的標準差較大，分別為11.049和4.146，說明企業在股權集中度和財務杠桿指標中存在較大差異，波動性較大；公司規模最小值為15.540，最大值為24.480，標準差為0.912，說明企業規模較大，公司資產規模較高；成長能力最小值為-3.860，最大值為0.730，說明企業的營業收入增長率不是很高；董事會規模標準差為0.180，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不大，說明企業的董事會規模比較均衡。

2.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樣本統計分析

根據不同的產權性質，將研究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分別得到110家國有控股公司和750家非國有控股公司觀測值，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績效(Roe)平均值、最小值大于非國有企業績效(Roe)，其中最小值的差值較大，為10.316，說明我國深證A股軟件和信息技術國有控股公司的績效可能優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政府補助(Subsidy)的平均值、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大于非國有企業政府補助(Subsidy)，說明政府部門更傾向于給國有企業提供相關的補貼；非國有企業高管薪酬激勵(Salary)的平均值、標準差和最大值均大于國有企業高管薪酬激勵(Salary)，其差值分別為0.034、0.066和0.05，可能說明了非國有控股公司高管的薪酬更高，公司通過薪酬激勵的方式來提高高管的工作積極性。

表3 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在控制變量中，國有企業公司規模的平均值、標準差和最小值都大于非國有企業規模，可能說明了軟件和信息技術行業中的國有企業規模更具有優勢；非國有企業財務杠桿的平均值、標準差和最大值均大于國有企業的財務杠桿，其中標準差和最大值的差值分別為4.261和121.035，說明了非國有企業債務成本更高；國有企業股權集中度、董事會規模和成長能力的平均值都大于非國有企業的平均值，其中股權集中度的差值最高，為1.281，而成長能力差值為0.014，說明了可能國有企業的股權集中度和董事會規模大于非國有企業，同時軟件和信息技術行業的國有企業未來發展可能優于非國有企業，但差異不是很大。

(二)相關性分析

在回歸分析前，利用皮爾森相關系數對回歸模型中各變量進行檢驗，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如表4所示，每個變量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相對較小，因此各變量間出現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性較小。從表4中可以看到，上市企業高管薪酬激勵(Salary)與企業績效(Roe)的系數為0.230，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表明高管薪酬激勵(Salary)與企業績效(Roe)顯著正相關，高管薪酬激勵(Salary)越大，企業績效(Roe)越高，初步驗證了假設1。政府補助(Subsidy)與企業績效的系數為0.22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政府補助(Subsidy)對企業績效(Roe)有正向的促進作用，政府補助(Subsidy)越大，越能提升企業的績效(Roe)水平，初步驗證假設2。在控制變量中，企業規模、股權集中度、董事會規模和成長性與企業績效(Roe)正相關，同時，除董事會規模外，股權集中度和成長性、企業規模分別在1%和5%置信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財務杠桿與企業績效(Roe)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企業財務杠桿越高，企業的償債壓力越大，會提高企業的財務成本，從而可能會削弱企業的績效水平。

表4 相關性分析

(三)主效應與調節效應

實證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表示的是高管薪酬激勵、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間的關系，基本回歸結果見表5。

表5 多層次回歸分析

1.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

模型(1)僅考慮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從表5中可以看出，高管薪酬激勵(Salary)與企業績效(Roe)的回歸系數為0.119>0，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軟件和信息技術行業，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產生正向的促進作用，假設1成立。高管薪酬激勵每提高1%，企業績效就會增加0.119個百分點。這主要是因為企業存在代理成本，企業高管掌握實際經營權，同時根據“績效—契約”理論，高管為了獲得更高的薪酬水平，會更加專注于企業日常的經營管理，更加精準地參與分析以實現正確決策，從而對企業績效水平的提升產生促進作用。

2.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

模型(2)驗證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相關關系。從表5中可以看出，政府補助(Subsidy)與企業績效(Roe)的回歸系數為0.046>0，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軟件和信息技術行業，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能夠產生正向的激勵作用，支持假設2。政府補助每提高1%，企業績效就會增加0.046個百分點。這主要是因為政府補助作為企業外部融資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資金周轉的壓力，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更有利于各項工作的開展，為企業的績效水平提供穩定的保障；同時，如果企業獲得政府補助，會使社會或者顧客關注這一行業、公司以及產品，不僅降低了宣傳成本，同時吸引了更多的社會關注，從而提高了企業產品的銷售量，業績水平也隨之獲得提升。

結合模型(1)和模型(2)，從控制變量回歸結果中可以發現，首先，財務杠桿和成長能力均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對企業績效產生正向的促進作用。這說明在軟件和信息技術行業中，當企業向外部獲得更多的融資時，能夠為企業內部的發展提供相應的資金支持，保證各項工作的正常運營，從而提高企業的經營質量，獲得更高的績效水平；當企業的成長能力增強，即營業收入增長率提高，在成本控制的情況下，將獲得更高的收益水平，從而使企業績效獲得增長。其次，企業規模和董事會規模對企業績效呈負相關且關系不顯著，但在模型(2)中，企業規模對企業績效在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前文的分析不一致，說明當企業不斷擴張時，相應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源等，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從而對企業短期績效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另外，董事會規模越大，意味著參與決策的人越多，較難保證決策水平，從而對企業的經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3.政府補助的調節效應

模型(3)是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效應分析。從表5中可以看出，高管薪酬激勵(Salary)與企業績效(Roe)的回歸系數為0.132>0，仍然顯著為正，再次驗證了假設1。高管薪酬激勵(Salary)與政府補助(Subsidy)的交互項系數為-0.116<0，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軟件和信息技術的企業接受政府補助會削弱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即假設3得到驗證。由《企業會計準則第16號——政府補助》可知，政府補助作為外生變量，一方面通過沖減企業成本費用來虛增經營業績，對于薪酬與績效相關聯的企業，高管可以不勞而獲，直接領取較高的薪酬，其不作為、消極懈怠的工作態度，導致企業績效水平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補助作為非經常性損益項目，計入營業外收支，直接提高了企業的凈利潤，在政府補助的支持下高管不需做出努力就可以增加薪酬，會直接削弱高管的工作積極性[29]，同時，在企業員工薪資水平一定的情況下，會拉大員工和高管的薪酬水平差距，從而直接影響企業的績效水平。

從模型(3)的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可知，財務杠桿和成長能力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財務杠桿和成長能力提高1%，企業績效分別增加0.029和1.194，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這說明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企業，借助一定的杠桿能夠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進而為各項工作的開展提供保障，對企業績效提升具有促進作用，與前文的相關分析一致；企業績效隨著成長能力的增強而提高，主要是因為主營業務收入直接計入企業績效中，主營業務收入越高，企業績效水平也會提升。董事會規模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但關系不顯著，與模型(1)和模型(2)的結果相反，主要是因為在政府補助的協調作用下，董事會規模越大，說明董事會成員數量越高，那么對公司高管工作的監管也會更加頻繁，從而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關注政府補助資金的具體流向，保證各項工作的執行落到實處，有助于提升企業的績效水平。而企業規模與企業績效呈負相關，與模型(1)和模型(2)的相關性分析一致。

(四)異質性檢驗

考慮到所有權性質的異質性，本研究將分別對國企和非國企兩個樣本進行回歸分析與比較，結果見表6。由表6可知，在國有企業中，政府補助未能對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關系發揮顯著的調節作用；而對于民營企業，政府補助在高管薪酬激勵影響企業績效的過程中起到了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因此假設4成立。這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高管具有雙重的職能性質，不僅承擔著經濟職能，而且承擔著政治職能，對于穩定國內經濟情況和就業率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國企高管薪酬的提高，能夠聘請更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同時加上政府補貼的支持，能夠為企業的經營管理注入現金流，以緩解企業資金周轉的壓力，提升管理質量和經營效率，從而推動企業績效上升。但是，在民營企業中，由于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股東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而高管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民營企業的尋租成本會提高，其高管可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追求更高的薪酬水平，將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作為經營業績的組成部分，從而提高績效薪酬的基數，因此會出現短期的業績提高，但企業實際的業績水平未能反映出來。

表6 異質性檢驗

(五)門檻效應

基于政府補助調節作用存在差異性，本文將政府補助作為門檻變量，進一步分析不同政府補助水平區間下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因此，以政府補助為門檻，研究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采用Bootstrop重復抽樣500次的方法得到F統計量的分布并得到概率P值，結果如表7所示。結果顯示，政府補助的雙重門檻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單一門檻和三重門檻不顯著，說明存在雙重門檻效應。對應的F值為21.360，P值為0.034，驗證了假設5。

表7 門檻效應檢驗

政府補助的雙重門檻估計值和95%的置信區間見表8。從表8中可以發現，雙重門檻模型中的門檻值γ1=15.908，γ2=15.921，95%的置信區間分別為[15.898，15.916]和[15.917，15.946]，因此根據門檻值將172家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行業上市公司按政府補助強度分為低強度政府補助(Subsidy≤15.908)、中強度政府補助(15.908

表8 門檻估計結果

雙重門檻效應的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結果表明，當以政府補助為門檻時，高管薪酬激勵作用于企業績效存在明顯的雙重門檻效應，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呈“U”形關系。當Subsidy≤15.908、15.908

表9 政府補助門檻效應回歸結果

控制變量中，在(-∞，15.908]、(15.908，15.921)和[15.921，+∞)三個區間范圍內，成長能力均對企業績效產生正向促進作用，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統計水平檢驗，即企業成長能力每提高1%，企業績效分別提高1.331、1.358和1.121個百分點，主要是因為企業的成長能力代表了企業未來生產經營實力，能夠預測企業未來現金流的變動趨勢，如果企業的成長能力越高，說明企業未來生產經營實力越強，將通過未來收益來擴大企業經營，從而提高企業的收益和績效水平。在(-∞，15.908]和(15.908，15.921)范圍內，對企業績效產生推動作用，通過了5%和1%的顯著性統計水平檢驗，即財務杠桿每提高1%，企業績效分別提高0.023和0.020個百分點，主要是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的支持，企業通過發行債券、借款等外部方式進行融資，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企業資金短缺的問題，再加上在低和中等強度水平的政府補助下，政府無償給企業提供現金流，降低了企業的財務成本，把資金用到刀刃上，從而提升企業績效水平；而在[15.921，+∞)范圍內，也通過了1%的顯著性統計水平檢驗，但財務杠桿對企業績效產生負向作用，即財務杠桿每提高1%，企業績效會降低0.075個百分點，主要是因為如果企業通過舉債和補貼的方式來進行融資，當政府補助的資金已切實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時，如果繼續加大舉債規模，會進一步增加企業的財務成本，提高利息費用，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條件下，會對企業績效產生負向影響。

(六)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

本文將被解釋變量更換為總資產收益率(Roa)來檢驗模型的穩健性，穩健性結果如表10所示。從表10中可以看出，高管薪酬激勵能夠改善企業績效，且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高管薪酬激勵每提高1%，企業績效則提高0.027個百分點；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正相關，并在1%置信水平上顯著，政府補助每提高1%，企業績效則提高0.012個百分點；政府補助在高管薪酬激勵影響企業績效的關系中發揮反向調節作用，與上文中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表明文中實證結果具有較高的穩健性。

表10 變換企業績效測算方式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2.解釋變量滯后一期

考慮到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激勵和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效應可能存在滯后性，為進一步檢驗前文的實證結果，本文對解釋變量高管薪酬激勵指標數據滯后一期，重新代入回歸檢驗。由表11的穩健性結果可知，原有的模型結果非常穩健，高管薪酬激勵(Salary)、政府補助(Subsidy)和交互項(Salary_c×Subsidy_c)前面的系數符號均未發生改變，因此說明了原有模型結果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表11 考慮解釋變量滯后性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作為國家戰略新興產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對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調整產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基于2018—2022年我國深證A股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上市公司數據，采用基準模型、調節效應和門檻效應模型，實證檢驗高管薪酬激勵、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的直接影響，并進一步分析了政府補助作為門檻變量和調節變量對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關系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首先，高管薪酬激勵和政府補助均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其次，政府補助在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起負向調節作用；再者，在所有權性質中，政府補助對高管薪酬激勵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存在異質性，負向調節作用只存在于非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的調節作用不顯著；最后，以政府補助為門檻變量，政府補助存在雙重門檻效應，當政府補助在(-∞，15.908]、(15.908，15.921)范圍內，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才顯著正相關。

基于以上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可知，政府補助的作用發生改變，反而成為非國有企業滋生腐敗的利器，違背了實施政府補助的初衷，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和不平衡，而且政府補助的金額過高，可能會改變政府對企業進行補貼的初衷，因此提出幾點相關的建議。第一，關于管理者，需要規范管理者的權力范圍，防止權力變質，同時管理者應該不斷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質，明確職責和義務，遵紀守法。第二，關于企業本身，需要重新制定薪酬考核制度，在評估企業業績時，排除與高管能力不相關的指標，例如剔除“政府補助”等非經常性損益，降低“政府補助”在評估業績中的比重，以更加客觀準確地評價企業業績情況，從而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同時還需要加強企業人才隊伍的建設，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加優秀的人才。第三，政府應明確界定補貼的使用范圍、金額、對象和程序等，強化政府的監督監管職能，追蹤政府補助在企業的使用流向，防止補助金額錯位現象的出現。另外，政府應該將補貼投入行業中的優質企業或者發展潛力強但資金緊缺的企業，以更好地發揮政府補助的功能，使資源得以有效綜合利用，有助于改善企業內部經營情況，提高企業績效水平，實現更長遠的發展。第四，政府部門與企業加強溝通與聯系，讓政府部門切實了解到企業在市場發展中的困難以及自身需求情況，根據不同企業的發展需求提供相應的補貼金額，防止出現補貼金額和企業需求不匹配的情況，保證政府補助合理地運用到企業實際經營發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