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省域數字經濟水平測度及差異分析★

茍雪梅， 劉 茜

（新疆財經大學 統計與數據科學學院， 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0 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其與經濟活動的滲透融合，世界范圍內已進入了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等前沿技術為主要特征的數字經濟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和國務院，以宏大的戰略思維對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進行規劃，并在各種重大場合和研討會上都提到了要加快數字經濟的發展，促進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的融合發展，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結合，繼續做好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這篇大文章[1]。近幾年，我國的數字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已經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引領國家創新戰略中的重要力量

目前對數字經濟的研究多聚焦于數字經濟的內涵界定和測度上。1996 年“數字經濟學之父”Tapscott首次提出數字經濟一詞，他認為數字經濟是互聯網時代產生的一種新經濟形態，經濟系統數字化發展下，技術、組織和制度三者之間相互作用，使得人類經濟活動愈發高效[2]。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多個世界組織及一些學者[3-5]也紛紛加入到探討中來。

在測度方面，目前學者們的研究多是利用增加值法[6]、衛星賬戶法[7-8]和構建指標體系[9-10]等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算。通過研究，許多學者得出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自東向西表現出梯度遞減特點[11]的結論。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依賴于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與信息化水平的發展，而這些均受到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因素等因素的制約[12-14]。另一方面，各地區產業結構也不盡相同，因此，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程度也具有明顯的空間非均衡性[15-16]。另外，從實踐上看，我國部分沿海省份與數字經濟的融合程度較深。從浙江省將數字經濟列為“一號工程”和廣東省建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等方面來看，這些都說明了東部部分省份數字經濟競爭力指數較高。

綜合各學者對數字經濟的定義，本文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支撐，以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發展作為衡量標準，以數字技術融合應用作為發展的重要途徑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因此，本文構建以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發展、數字融合應用三個維度的區域數字經濟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已有的研究多在數字經濟內涵和測度方面展開，缺乏對數字經濟進行區域差異分析的研究，不能連貫且全面地揭示我國數字經濟水平的區域差異及演變規律。因此，本文運用自然斷點法描述數字經濟水平在空間上的特征，并利用Dagum 基尼系數研究我國數字經濟水平的區域差異及其差異來源，Kernel 密度估計描繪全國和三大區域數字經濟水平差異的演變規律。對我國各地區數字經濟水平進行準確測算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地區及省域之間的差異，從而更好地把握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推動區域的協調發展并實現高質量發展。

表1 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

1 指標體系與方法選擇

1.1 指標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從現有研究中對數字經濟的定義來看，數字經濟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它涵蓋了數字基礎、產業、應用等多個層面，很難用單個指標進行度量，需要建立包含多個維度指標組成的評價體系來進行測度。本文在眾多學者所運用方法論的基礎上，并針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態勢，優化和創新了數字經濟指標體系，確立了以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發展以及數字融合應用3 個一級指標、6 個二級指標、16 個三級指標為基礎的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所有指標均為正向指標，見表1。具體而言，數字基礎設施的完善決定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參考劉軍[17]等的研究，選取每千人互聯網域名數、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密度、IPV4 地址數、移動電話基站密度和光纜密度指標來反映數字基礎設施水平；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數字產業的變革與興起，本文參照賽迪研究院的測算，選取電子信息產業制造業企業個數、電信業務總量、軟件業務收入等代表數字產業發展的規模和產業效益來體現數字產業發展水平；借鑒學者陳凱旋[18]的相關研究，本文以個人應用和企業應用來衡量數字應用水平。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2012—2021 年中國30 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和西藏），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信息產業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等。對于部分缺失的數據，采用均值法和線性插值法進行填補。

1.2 研究方法

1.2.1 熵值法

本文利用熵權法對數字經濟水平進行測度。首先，為消除指標體系的不同測度指標量綱和數量級的差異性，確保各個指標的可比性，對原始測度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標準化）處理，由于所選指標皆為正向指標，選用公式（1）即可：

其次，計算數字經濟各測度指標的信息熵ej：

最后，計算評價指標的權重wj并得出綜合得分si：

1.2.2 Dagum 基尼系數分解法

根據Dagum 的研究，可將總體基尼系數分解為區域內差異的貢獻Gw、區域間差異的貢獻Gnb和超變密度的貢獻Gt三個部分。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G為30 個省的整體基尼系數，反映了30 個?。ㄎ鞑爻猓┲g的數字經濟水平差異；k為所劃分的區域數目，取3；n為省的數目；yji（yhr）代為j（h）區域第i（r）個省份的數字經濟水平；yˉ為數字經濟平均水平；Gjj為第j個區域的基尼系數；Gjh為第j個和第h個區域間的基尼系數；nj（nh）為第j（h）區域內的省份個數；為區域j內省數量占比為區域j內數字經濟水平占比；Djh（pjh）為j、h兩區域間共同富裕水平的差值，即yji-yhr＞0 或yhr-yji＞0 時，所有數字經濟水平差異的加權平均數；Fj為第j個地區的累積密度分布函數。

最后區域內差異對總體基尼系數的貢獻為Gw；區域間的差異對總體基尼系數的貢獻為Gnb；超變密度對總體基尼系數的貢獻為Gt。三者間的關系為：

1.2.3 Kernel 密度估計法

Kernel 密度估計法是一種非參數估計方法，本文利用Kernel 密度函數估計方法，探討全國及三大地區數字經濟水平絕對差距的分布動態演變規律，著重展示全國及三大地區內部分布位置、形態、極化現象。假定隨機變量X的概率密度函數為：

式中：x為平均值；Xi為觀測值；N為觀測值個數；K（.）指Kernel 密度函數；h表示帶寬。本文選擇高斯核函數對我國數字經濟水平的分布動態進行估計：

2 數字經濟水平測算結果

通過構建的數字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對2012—2021 年中國30 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和西藏）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計算得到的結果及其排名，如表2 所示。

表2 2012—2021 年我國數字經濟水平測度結果

由表2 和圖1 可知，2021 年數字經濟水平介于0.035～0.567 之間，這反映出我國目前的數字經濟水平不夠高，不同省份及地區間數字經濟水平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分區域來看，三大區域的數字經濟水平的發展走勢與全國大體相同，都是增長的趨勢，而且增長幅度明顯。從2012—2021 年，東部地區數字經濟水平平均值在0.111～0.264 范圍內，顯著高于全國和中、西部兩個區域。中部地區的數字經濟水平比西部地區要高，但落后于全國及東部地區，其綜合指數在0.033～0.107 之間。我國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水平總體相對較低，與東部地區的平均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這反映出目前我國的數字經濟的發展存在“數字鴻溝”現象，表現為兩極分化的特征；分地區來看，東部地區數字化水平遠遠高于其他地區。在2021 年，排名前五的廣東、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均屬于東部地區，排名后五的省份為內蒙古、甘肅、新疆、寧夏、青海，其中有4 個屬于西部地區，整體上呈現東西部數字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特征。這也表明了我國區域間數字經濟的發展存在明顯的“馬太效應”[19]，從而產生了較為嚴重的“數字鴻溝”問題。

圖1 2012—2021 年我國總體及區域數字經濟平均水平變化趨勢

3 數字經濟水平的空間分布、區域差異及動態演進

3.1 數字經濟水平空間異質性分析

本文采用了自然間斷點分級法對各省份的數字經濟的空間分布特征和區域異質性進行分析。本文利用ArcMap 軟件和GeoDa 軟件將我國的數字經濟水平劃分為高水平（0.25～0.57）、中高水平（0.1～0.25）、中低水平（0.05～0.1）及低水平（0～0.05）四個等級（由于版面有限，圖表將不展示）。

從各年分布來看，2012 年沒有省份達到數字經濟高水平。達到中高水平的地區有北京、浙江、江蘇、上海和廣東省。中低水平的省有遼寧、天津、山東、四川和福建省。其余省市的數字經濟發展則是在低水平這一等級；2016 年，北京、上海和廣東地區成為數字經濟高水平地區。數字經濟低水平省份數量有明顯的減少，并且大多省份從數字經濟低水平逐漸跨為中低水平省份。中高水平省份新增了四川、山東和福建省。在2021 年，數字經濟低水平地區均分布在西部和中部地區，具體省份為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和內蒙古。數字經濟高水平地區較2016 年新增了浙江和江蘇兩個省份，從演變趨勢來看，沿海江浙地區有顯著的增加，北京、上海和廣東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焦點地區，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相比高水平地區，低水平地區主要集中在西部內陸地區，發展優勢遠不及東部沿海地區?？傊?，我國數字經濟水平呈現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依次遞減的陡坡式走向。

3.2 數字經濟水平的地區差異

為了分析數字經濟水平區域差異的來源，本文使用Matlab 軟件，利用Dagum 基尼系數法，對區域差異進行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和超變密度三個維度進行分析，探究地區差異的成因和來源。

由表3 可知，2012—2021 年我國數字經濟水平的基尼系數及分解結果可知：

表3 2012—2021 年我國數字經濟水平的基尼系數及分解結果

1）從數字經濟水平的總體差異來看，我國數字經濟水平的總體差異較為明顯，呈現波動下降趨勢，說明總體差異逐漸減小。但在2021 年出現較大幅度上漲，說明2021 年我國數字經濟高水平省份與低水平省份差距有逐漸拉大的趨勢。

2）從數字經濟水平的區域內差異來看，東部地區差異最大，中部地區差異最小。從具體數值上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平均基尼系數（為0.351）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平均基尼系數（西部地區為0.279，中部地區為0.188），反映了東部地區各省份之間數字經濟水平不均衡問題最為嚴峻。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總體差異呈現逐年增大趨勢，說明不均衡性正逐漸增大。

3）從區域間差異來看，東部與西部、東部與中部地區間區域差異較大，中部與西部地區間差異最小，說明東部與其他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存在較大的差距。這與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市場化程度較高，產業布局較好有關。與之相比，我國中部和西部省份的數字經濟水平差距相對較小，均衡性較高。

4）從差異來源看，可以看出，觀測期內區域間差異的貢獻度遠遠高于區域內差異的貢獻率和超變密度的貢獻率，三種差異貢獻度均值分別為66.418%、27.173%和6.420%。由此可見，區域間差異是我國數字經濟水平差異的主要來源。

3.3 我國數字經濟水平的區域動態演進

前文通過對我國數字經濟水平進行基尼系數分析，比較清晰地了解我國數字經濟水平在空間維度上的差異程度及根源，進一步采用Kernel 密度估計分析全國和三大區域中數字經濟水平的絕對差異和動態演進特征。本文分別以2012 年、2016 年、2021 年為測度時點，采用Kernel 核密度估算方法，對我國總體及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區域數字經濟水平的發展態勢和時間動態演進特征進行探究。具體見圖2。

圖2 全國和三大區域數字經濟水平核密度估計

由圖2-1 可知，從分布位置來看，曲線中心位置整體右移，這說明2012—2021 年我國數字經濟水平正在不斷提高，這點與前文分析一致；從分布形態來看，2012 年和2016 年曲線主峰寬度無明顯變化，2021 年主峰峰寬明顯呈現擴大態勢，與之相對應是波峰高度的波動下降，這意味著全國省際數字經濟水平絕對差異逐漸增大；從分布延展性來看，2021 年曲線存在明顯的拖尾特征，這意味著全國省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上升趨勢，高低省份之間的差距有所擴大；從極化現象來看，2012 年呈現出雙峰圖像，說明省份之間出現極化現象。其后各年的曲線均為單峰分布形態，說明我國各省市數字經濟水平極化現象有所減弱。

由圖2-2 可知，東部的核密度曲線與全國曲線具有相似之處。曲線總體趨勢為右移，表明東部省份數字經濟水平不斷提高。2012 年和2016 年主峰寬度無明顯變化，說明數字經濟差異沒有增大，在2021 年，曲線右拖尾延展拓寬且主峰寬度變寬，說明東部一些省份數字經濟正在快速發展，實現快速數字化轉型發展，從而與其他省份之間差距有所拉大；在2012 年東部地區的曲線存在一個主峰一個側峰，說明東部地區存在嚴重的極化現象，但在2016 年和2021 年表現出一個主峰，說明極化現象有所緩和。

由圖2-3 可知，2012 年中部地區的曲線呈現出雙峰分布，這說明該地區省份的數字經濟呈現出極化的趨勢，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雙峰表現區域平緩，說明近些年來中部的極化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中部地區曲線在2016 年和2021 年里逐漸趨于平緩狀態且拖尾，表明中部地區省份的數字經濟水平差距比較顯著，高低省份的差異有擴大趨勢，這與前文的分析結果相同。

由圖2-4 可知，西部地區的核密度曲線只存在一個主峰，表明尚未出現極化現象；西部地區曲線整體右移，數字經濟水平有所提升；曲線寬度變寬且拖尾，表明西部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同樣存在非均衡性，個別省份數字經濟水平正在迅速崛起，但同時也要注重地區內部發展的平衡性。

4 結論及建議

4.1 結論

在測算我國省域數字經濟水平的基礎上，使用Dagum 基尼系數、核密度估計方法，研究了2012—2021 年我國數字經濟水平的地區差異及動態演變歷程。得出以下結論：

1）從總體上來看，我國數字經濟水平呈逐年上升趨勢，而且上升幅度明顯。各省份及地區數字經濟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從地區上看，東部地區數字化水平遠遠高于其他地區，具有較明顯的分化傾向，整體上呈現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依次遞減的特征。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我國各省在戰略導向、經濟基礎、產業結構和資源稟賦等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使得數字經濟水平具有明顯的差異；另一方面，東部地區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比較完備，吸引了大批數字化人才，造成了區域間資源分布的不均衡。

2）我國數字經濟水平整體差異逐漸減小，地區內部數字經濟水平差異從大到小依次為：東、西、中，東部和西部兩個地區內部的數字經濟水平的非均衡問題更為嚴峻；我國三大地區之間的區域間差異中，東部地區與其他兩個地區的差異較大，表明我國各個區域之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問題也依舊不容樂觀；地區間差異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差異貢獻度十分顯著，說明數字經濟水平差異的主要來源是區域間差異。

3）從Kernel 密度估計結果來看，整體上全國及各地區數字經濟水平呈現不斷上升趨勢。根據曲線主峰、側峰數目的變化可以看出，全國、東部和中部地區整體兩極分化的極化現象正在逐漸減弱甚至消失。中部地區曲線逐漸趨于平緩狀態，表明中部省份數字經濟水平差距較為明顯。

4.2 啟示和建議

1）著重解決區域間數字經濟水平差異問題。東部與西部和東部與中部地區間差距較大，政府應加大對中部和西部兩個地區的資源配置，并進行更多的財政支持，對高新數字技術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從而縮小東部與其他區域的差距，推動區域間的協調發展。

2）因地制宜制定政策。中部和西部地區數字經濟水平相對較低但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政府應發揮好“引路人”的作用，借鑒先進的數字技術和經營方法，加強培育和引進數字化人才，制定相應對口優惠的人才引進政策，以“有為政府”的姿態協調推動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在數字經濟水平高的東部地區應擔當起“領頭羊”的角色，在協調優化地區內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更要充分利用其對周邊地區的輻射與示范作用，達到取長補短、協同發展的目的。

3）大力發展數字經濟載體。只有強有力的數字經濟載體才能推動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對于沿海地區，應加大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投入，進一步發揮該地區的引領作用使其走在數字化發展的前列。而西部內陸地區主要加大對傳統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逐步引進新型的數字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