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元時期河北藏書與文化事業發展研究

劉孝文 律超穎 寧冬云

（1.河北民族師范學院 學報編輯部，河北 承德 067000；2.中共承德市委黨校 圖書館，河北 承德 067000；3.河北石油職業技術大學 圖書館，河北 承德 067000）

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兩宋時期周邊民族先后建立了遼、西夏、金等政權與之并立，各民族之間在更大范圍內實現了交流交往交融。宋代國內外貿易發達，社會經濟蓬勃發展，統治者采取“重文輕武”的政策，促使科技和文化事業繁榮興盛?！叭A夏民族之文化，歷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1]1，穩定的社會政局、繁榮的經濟形勢以及開明的文化政策，都對社會的藏書事業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自兩宋至元代是我國古代藏書事業發展的高潮時期，河北藏書事業也在這一歷史時期展現出了勃勃生機，本文對宋遼金元時期的河北藏書事業做了全面的總結和梳理。

一、宋遼金元時期河北藏書和文化事業興盛的社會因素

（一）統治者重視文教和藏書事業

北宋建立后為加強中央集權，一改五代十國時期尚武輕文風氣，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要求武臣盡讀書以通治國之道，對文教事業和科舉制都做了大幅度改革，增加科舉取士名額，激發了天下士子的讀書致仕熱情，學士大夫之家無不以家藏圖書為善，書籍的作用空前受到重視。由于河北地處邊境，戰亂頻發，宋代朝廷在科舉取士方面對河北有著特殊的照顧，宋真宗曾在正式考試之外，在河北單獨組織考試，朝廷的照顧政策大大彌補了河北路因戰亂而導致的科舉損失，大量河北路人才進入官場，成為了北宋中期的重要政治力量。

契丹族在建立遼政權之前，施行尊孔崇儒政策，重視對漢文化的學習，大量翻譯漢文經典為其治國理政服務。金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權，雖然在歷史上存在時間較短，但由于統治者施行“偃武修文”政策，因此其“藏書之富”“文物之盛”遠非遼所及。元建立后，實行興學重教、科舉取士、舉賢納隱等一系列措施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也為圖書事業發展提供了社會土壤。

（二）繁榮發展的社會經濟為藏書事業奠定了物質基礎

圖書和文化事業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宋代的社會經濟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農業、手工業、毛紡織業、交通業都非常發達，南北方的經濟來往和文化交流越來越多，這為書籍生產、文化事業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比如，宋金民間的互市，在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成為宋、金之間書籍傳播的重要渠道。這一時期藏書技術和理念也在不斷更新和升級，為藏書事業的興盛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保障。宋代圖書信息量明顯超越盛唐與五代，兩宋300 余年間，刻書機構之多、印刷內容之豐富均為前世所未有。

元代統一后疆域空前遼闊，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重新開鑿大運河，南北經濟交流日益密切，開辟通商口岸，開展海外貿易，這都使得元代經濟得到極大發展，為文化和藏書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印刷術的演進為書籍的大量復制生產提供了技術支撐

東漢年間由于佛教興盛需要大量復制經文，催生了雕版印刷術的出現，唐朝時雕版印刷術得到了高度發展，到兩宋時雕版印刷術達到的精湛程度，已經堪稱完美的藝術，標志著中國已經進入了木雕版印刷的全盛時代。[2]16宋代雕版印刷術的廣泛應用，使社會圖書數量激增，官刻、家刻和坊刻三足鼎力、風水互激，為宋代藏書和文化事業的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雕版印刷范圍之廣、機構之多、數量之大、版印之精良，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兩宋時期雕版印刷的內容遍及經書、史書、子書、醫學、算數、文集等各個部類；詩、詞、散文、平話等書籍更是豐富多彩，直接反映了宋代雕版印刷術的高度發達。畢仲游在一首詩中，為我們提供了河北邊防地帶定州的書籍印刷信息，“定州詩刻好，模寄比南金。道盡行人意，堪論作者心。邊城歸盛事，雅道付知音?！盵3]103

遼借助從北宋引進的印刷術，刻書事業也蓬勃發展，大量印制漢文書籍，供貴族和讀書士子使用。遼代范陽（今河北涿州）書坊發展較為興旺，宋代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曾記載“張云叟奉使大遼，宿幽州觀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集》”，[4]42由此可見范陽書業之盛。金的書籍刻印業在宋遼雕版技術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和繁榮，書籍刻印包括官刻、坊刻和私刻等類型。金的刻書遍布現在的河北、陜西、山西、山東、河南等省，其中河北的寧晉是金主要坊刻地區之一。元代刻印和流通的書籍多達3142 種，僅次于《四庫全書》總目，由此也反應出元代印刷業的發展。

二、宋遼金元時期河北官府藏書與文化發展

官府藏書濫觴于殷商時期，在古代四大藏書體系中歷史最為悠久，影響最為巨大，官府藏書包括中央官府藏書（亦稱宮廷藏書）和地方官府藏書兩種類型，它在保存典籍、促進書籍的流通和學術交流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官府藏書的興衰與統治者的重視程度、國家政權的興衰有密切關聯。

（一）宋代官府藏書與文化

北宋建立不久，宋太祖趙匡胤就下詔搜集前朝遺落民間書籍, 命令凡是吏民有獻書者，史館首先要查視書籍，如果是國家藏書所無，則收之。宋太宗重視圖書收藏，認為“教化之本，治亂之源，如無書籍，何以取法”，[5]135因此詔求天下書籍，以充實官府藏書。宋代中央官府藏書之所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太清樓等。秘閣以史館藏書為主，史館不獨藏史書，還藏經部、子部、集部圖書。他還親自規劃籌建國家圖書館，在宋代中央政府的機構里，規模最大、建筑最壯麗的即是國家圖書館, 配專職高官管理國家和皇家圖書館。宮廷之內每年都開展講書、觀書、觀畫、賜書等書籍活動?！冻缥目偰俊贰吨信d館閣書目》分別是北宋、南宋的國家藏書書目，其中《崇文總目》著錄三館和秘閣藏書1445 部，多達30669 卷。大名府是宋代河北路教育最發達地區，縣學、州學都得到重視和發展，河北學官數量在全國高居前列，這也在客觀上促進了河北藏書和文化事業的發展。

（二）遼、金時期官府藏書與文化

遼代和金國是兩個先后與北宋、南宋對峙的少數民族政權，《遼史地理志序》記載遼代疆域為“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6]106今河北的大部分區域都為遼代所轄。受漢文化的影響，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以“漢契一家”“學唐比宋”為治國方針。宋朝書籍在遼流傳極廣，遼代的藏書事業也就在這種政治文化的環境下發展起來。遼國設有管理國家圖書典藏的專門機構秘書監，下轄著作局，設著作郎、著作佐郎、校書郎，建有中央政府藏書管理機構乾文閣、昭文館、翰林院、國史院等。遼代先后設立了上京學、中京學、南京學、東京學、西京學設立等五京學的設置，這五京學均稱國子監，各京學亦設有藏書之所，以為學內圖書館。各京學所藏之書與博士、助教及學員一樣，統由政府設置的學官管理。由是，各京學所藏之書可謂官府藏書。京學之外，各地還設有府學、州學、縣學，各學設有規模不等的藏書之所。涿州(今河北省深州市)、灤州(今河北省灤州市)等地均有著名的州學。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玉田(今河北省玉田縣)等地均有著名的縣學。這些著名的府學、州學、縣學除了有名望的師資和所培養出的眾多學子之外，它們的藏書也較有名氣。

金滅遼后建立了與南宋鼎峙而立的北方政權，為了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借才異代，重視發展文教事業，廣泛搜掠北宋所藏豐富藏書和書版。天輔五年，金太祖下令“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赴闕”。[7]233金朝仿照宋、遼館閣制度設立秘書監，負責經籍圖書的收藏、?？迸c編修。靖康元年汴京陷落后，金將圖書作為議和條件之一，“取秘書錄及所藏古器”“虜得明堂九鼎，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書版”，宋朝豐富的藏書和國子監書版，成為金官府藏書的基礎和重要來源。此外，國史院、翰林院、弘文院和稽古殿、集賢院、詹事院司經局也都藏有圖書，并設置官員管理。

（三）元代官府藏書與文化

元朝建立于13 世紀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橫跨歐亞大陸、具有遼闊版圖的帝國。元朝政權穩定后，統治者為改變“武功迭興，文治多缺”的局面，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參用漢法，鼓吹文治，設“掌歷代圖籍，并陰陽禁書”的秘書監，購求、收藏天下圖書，元代藏書事業藉此得以發展。元初朝廷設立了經籍所，負責編印經史，“置編修所于燕京，經籍所于平陽，由是文治興焉”，經籍所同時也承擔了元中央政府的藏書職能，設有官員管理圖書。此外，秘書監、興文署、奎章閣等也都是元代官府藏書之所，興文署與奎章閣都是集典藏、刻印、編纂?？眻D書為一身的中央政府機構。

三、宋遼金元時期河北書院藏書與文化發展

書院是古代培養人才的機構，為了給教學提供必要的文獻資料，書院都設有專門的藏書處。書院藏書始于唐代，唐義門書院制定了相關管理制度，“除閑置書籍外，須令添置。于書生中立一人掌書籍，出入須令照管，不得遺失”。這被認為是書院藏書制度發展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書院自從誕生之日起，就和藏書事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書院藏書的多寡，既是衡量書院興衰榮敗的主要標志，更是書院產生的基礎。戴鈞衡在《桐鄉書院四議》中更有如此說法：“然則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以為藏書之所，而令諸士子就學其中者也?！盵8]102宋代書院發展興盛，書院藏書也蓬勃興起。

（一）宋遼時期河北書院藏書與文化

宋代書院發展興盛，兩宋時期興建的書院約有600 所，尤以江南地區為密集，知名書院有白鷺書院、應天府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北方書院較多位于今山東、河北、山西、陜西等地。隨著書院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書院藏書獲得了極大發展。時梁山書院藏書約20000 卷，南園書院藏書約30000 卷，鶴山書院藏書達十萬卷，遠高于當時的國家藏書目錄《中興館閣書目》所著錄的44486 卷。相比于全國而言，河北書院的發展相對落后，宋代河北有5 所較有影響的書院，其中3 所集中在石家莊元氏縣的封龍山，1所在保定，1 所在邢臺。

宋遼時期河北的知名書院有封龍書院、中溪書院和西溪書院等。封龍書院位于今河北石家莊元氏縣，創立者為宋代文學家李昉。它與中溪書院、西溪書院和蓮池書院并稱宋代“江北四大書院”。[8]14書院內原設有讀書窯洞、藏書閣等。宋代著名學者張皤叟，以及曾經為《清明上河圖》撰跋的張著都常在這里傳道授業、講學；李昉主持編著了宋代四大類書中的三部《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化典籍。

中溪書院也由李昉建立，學者云集、生徒眾多，“山長張蟠叟諸人相繼聚徒常百人”，遠近向學之士誠心而至，潛心鉆研學習，是當時河北最大的書院，可以說在河北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西溪書院由宋代張著創辦，“在龍首峰西，唐隱士姚敬棲適之所，宋有“九經”，張著曾為山長?！睆堉x性穎悟，有志于學業，少年成名，終生執教，以成就后進者為己任。張著為人誠厚寡欲，不因貧賤而卑視，不因權貴而趨仰；與其交始若疏澹，久之春風為露，很受人們的尊敬。張著一生有《蒙溪集》12 卷，《詩學淵源》20 卷，《春秋隱括》2 卷行于世。

（二）元代河北書院藏書與文化

元代全國新建書院296 所，加上宋代流傳者，書院達到407 所。書院藏書規模繼續擴大，成都草堂書院藏書多達27 萬卷。同時，書院刻書發達，“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5]145幾乎所有書院都有刻書活動，甚至部分書院事實上成為私家刻書作坊。元代河北書院也得到了長足發展，河北新建書院16 所，重修書院1 所。河北書院分布廣泛，其中石家莊6 所，保定3 所，邢臺3 所，張家口2 所，邯鄲、滄州、衡水、廊坊各1 所。

元代最著名的書院是位于邢州（今河北邢臺）西南的紫金山書院。書院是我國數學、天文、歷法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劉秉忠（邢臺人）、張文謙（邢臺沙河人）、王恂（河北唐縣人）、郭守敬（邢臺人）、張易（太原臨州人）先后在這里讀書求學，被稱為“紫金山五杰”。劉秉忠一生在天文、卜筮、算術、文學上著述甚豐。郭守敬為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水利專家，張文謙則是難得的經濟學家。

元代河北另一所重要的書院是滋溪書院，位于新樂縣西南古新市（今河北正定），書院由蘇天爵創立，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累遷吏部尚書。元代學者安熙、虞集曾在這里講學。元代潘純有詩句“華屋書充棟，清溪樹拂檐。波光浮藻井，云影亂牙簽。四世風流在，諸生禮數嚴。歸來謝賓客，長日下疏簾”，[9]154對滋溪書院的藏書之豐和師生研習情景做了生動描繪。

四、宋遼金元時期河北寺院藏書與文化發展

宋、遼、金、元時期，統治者扶持佛教，佛教再度進入發展高峰，佛經的品種和復本數量得到極大提高。尤其是北宋初年，《大藏經》開雕，成為世界印刷史上的偉業。該時期總計雕印了10 余部《大藏經》，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雕印大藏經的高潮。

（一）宋代河北寺院藏書與文化

宋代對佛教、道教等實行較為開明的政策，寺僧和佛教信徒眾多，“潮田種稻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10]488這也促使宋代寺院藏書的興盛，尤其是佛教的刻印、收藏和傳播，達到前所未有。北宋初年，朝廷設立了譯經院和印經院，又設置專門負責潤色所譯佛經的官員——譯經潤文使，該職常由宰輔或昭文館大學士兼任，這些政策為佛教文獻的刊行和佛教文化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

正定隆興寺是宋代最為著名的寺院之一，始建于隋朝，初名龍藏寺，唐代改為隆興寺，宋太祖聽信寺僧“遇顯即毀，迢宋即興”之讖言后，在寺內鑄造銅佛，始建大悲閣?，F存建筑多為宋代及以后修建的，是國內保存時代較早、規模較大而又保存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宋時隆興寺所藏佛教書籍豐富，寺內碑碣林立，現保存有隋、唐、宋及以后各朝碑刻30 余通，最為著名的是寺院創建時所立的龍藏寺碑，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涤袨樵u價此碑“《龍藏》統合分隸，并《吊比干文》《鄭文公》《敬史君》《劉懿》《李忠璇》諸派，薈萃為一；安靜渾穆，骨鯁不減江曲，而風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獨為隋碑第一也” 。[11]103

（二）遼金河北寺院藏書與文化

遼代統治者多信佛教，道教及其他原始宗教，僧人信徒分布廣泛，在國內廣建寺院、道觀，大量翻譯、刻印經書，促使宗教書籍大量生產并廣泛流傳。燕京地區是遼代佛教的最大圣地，佛學研究、刻經組織、印刷技術都有很高水平。大藏經是漢文佛經經典的總稱，遼建立政權后刊印的大藏經稱為《契丹藏》，簡稱“丹藏”或“遼藏”。遼國大規?？逃　洞蟛亟洝肥加谂d宗時期，約道宗年間完成，歷時70 余年，共579 帙。根據近年出土材料，《契丹藏》應有兩種版本，一種是應縣木塔出土的大字本，還有一種是小字本，近年河北發現的小字本遼代佛經，被認為是小字本的《契丹藏》。[12]1231《契丹藏》傳入高麗，裝為200 函，1000 冊，遼為佛教文化的對外傳播做出了歷史貢獻。遼代統治者大力倡導佛教，但亦不排斥道教，“上京僧尼、道士中幽薊之人尤多”，說明遼時期道教也得以廣泛流布，遼代道教藏書亦有一定的規模。

金朝刻印的最大規模的佛教為《趙城藏》，歷時25 年刻印完成。此外，女真族極為崇奉道教，金代的道觀藏書在宋、遼的基礎上也得到了新的發展。燕京的天長觀更是金國專藏道籍的中心。元代初年，在保定、真定、平陽等地的道觀中，還流傳有金代的道藏經版，由此可見金代道教文獻的印刷之盛。

（三）元代河北寺院藏書與文化

因蒙古人信奉藏傳佛教，所以元代佛教受到重視，佛教事務發展活躍，元代設置宣政院作為專門的機構來管理全國佛教事宜，宣政院除了掌管全國佛教，還通過宗教與軍政結合的方式控制同樣信奉藏傳佛教的吐蕃地區。元代先后刻印過幾十種大藏經，形成了宋代以后的第二次刻經高潮。元代佛教事業的發展，為佛教藏書提供了基礎和保障。如至元十四年元世祖“命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賜歸化外方，皆得瞻禮”。文宗也敕印《大藏經》36 部，散施禪剎，36 部《大藏經》有20 余萬卷，2 萬余函，這些成為元代寺院藏書的重要來源。

元代還有兩種特殊的經文，一類是手抄經文，如高昌回鶻女喇嘛高僧舍藍藍，用金字書寫《法華經》《金光明經》，以黃金繕寫《般若八千頃》《五護陀羅尼》等十余部。還有一類是僧人用自己鮮血寫成的經書，蘇州西園戒幛律寺還珍藏元代法善和尚用自己的鮮血寫就的經書，這是我國現存于世六部血經之一。這些手抄經書和血經，更為元代寺院藏書增添了一抹傳奇的色彩。

五、宋遼金元河北藏書家及其藏書發展

宋代以后，科舉取士制度的逐漸成熟驅使更多士子重視讀書，進而也促進了藏書事業的發展。書籍是讀書人珍貴的財產，置書、收書、藏書成為許多家族的要務，“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活動是一種文化活動，其發展程度受地域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水平的制約。

（一）宋代河北主要藏書家述略

據不完全記載，宋代藏書家有300 多位，創造了先秦以來藏書總量的最高記錄。文獻明確記載的北宋時期河北籍藏書家有宋緩、宋敏求、李昉、丁顗、李宗諤、宋白、劉擎、郭永、胡景鬆、崔季讓、劉鎊、魏齊賢等。

宋代河北最有名的藏書家為宋敏求和李昉藏書世家。宋敏求（1019-1079 年），字次道，趙州平棘（今河北省趙縣）人，出身于官宦和藏書世家。其祖父宋皋、父親宋綬曾同時在館閣任職?；噬厦看钨n書，必得二份。宋綬也是當時的藏書名家，共有書籍2 萬余卷，后多傳于宋敏求。敏求又多方尋求，增至3 萬余卷。敏求的藏書頗具特色，一是他所藏的唐人詩集特別完備；二是所藏的書籍最為精審。歐陽修、王安石都曾多次向其借書，劉恕曾在其家抄書十余日。李昉（925-996 年），字明遠，深州饒陽（今河北省衡水市饒陽縣）人。曾參加修纂《舊五代史》《太祖實錄》等書。一生多在三館就職，對圖籍藏儲和文獻掌故較為熟悉了解。利用三館豐富藏書，參與纂輯有宋代四大類書中的《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三部。李昉詩句“架上群書滿，階前敗葉多”“朝退歸來只在家，詩書滿架是生涯”,都能彰顯出他的藏書之豐和讀書之勤。李昉之子李宗諤也是北宋藏書家，藏古書萬余卷，又究心禮典、皇親故事、閣門儀制等多所裁定。著有《翰林雜記》，以記宋初官制。

（二）遼金河北私家藏書

耶律培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長子，酷愛讀書，建有西宮、望海堂等兩座藏書樓，藏書數量豐富，耶律志出身于遼代名門望族，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藏書達萬卷，是遼代女性藏書家的代表。遼代中書令韓知古，薊州玉田人，精通漢族典故禮儀之學，富藏書。此外，張儉、邢抱樸、姚景行、史洵也都是飽讀詩書之士，受到遼統治者的重用，為遼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河北寧晉是金朝的刻書中心之一，寧晉刻書事業的繁興主要由荊禰、荊祐父子開創。據明《寧晉縣志》載，荊氏父子為寧晉唐城荊里庒人，其家世代經商，至荊禰時，認為從事刻書事業的社會價值更大，于是改業是圖。父子廣搜博采，不到二十年間，幾使圣賢之精髓無隱，荊氏善本布滿河朔，可見其影響力之廣。

金代著名的私人藏書家還有高士談，字子文，先世燕（今河北）人，富藏書，擅詩文，著有《蒙城集》；楊伯淵，字宗子，藁城人，金太宗天會十四年（1136 年）丙辰科詞賦第一人，性喜收集書畫，曾收藏有名畫《瀟湘圖》；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在文學、史學、哲學及書畫方面多有造詣，藏書讀書之所為“閑閑”，是金元時期文壇上最主要的一位人物，在《承德府志》收錄有趙秉文詩句《龍山怪松》：“自笑書生骨相同，倒騎驢看兩三峰。天東稍喜無碑讀，踏雪還來看怪松?！盵13]1104這首七言絕句用質樸的詩句，描寫了龍山怪松的奇特。

（三）元代河北藏書家及其藏書

元代私家藏書在承繼前朝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發展。元代藏書家主要分布在江南尤其是現在的浙江、江蘇地區與都城大都及其所在地河北地區。元代河北私家藏書主要聚集在真定路和保定路，尤其是真定路，作為河北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中心，藏書事業發達，真定路的私人藏書家數量占到了河北籍藏書家的一半。元代較有影響的藏書家有張文謙、張晏父子、史天澤、李冶、范忠、趙秉正、楊惟中、郭希泰、何瑋、張用道、楊惟楨、張雯、胡芳、章德一、王士綱、虞堪等等。

元代河北最富盛名的藏書家為蘇天爵、張柔和賈輔。蘇天爵（1294-1352 年），字伯修，元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被稱為“滋溪先生”，《元史》有傳。出身書香門第，其先祖積書數千卷，在真定建歲久堂為藏書之所，其祖父蘇榮祖“手錄校書不倦”，其父蘇志道“漸市書益之”，因公事到江南獲書數萬卷。蘇天爵喜讀書，多方收藏書籍豐富家藏，成為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尤其習知遼金故實。蘇天爵的《松廳章奏》《春風亭筆記》諸書，記其時掌故最為嫻習；所作《滋溪文集》，詞章典雅，亦足追跡前賢。[14]191

張柔（1190-1268 年），字德剛，易州定興（今河北易縣）人。少時以豪俠著稱，頗有見識，張柔作為元朝武將，在攻占金都卞梁時，他“于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并秘府圖書”。賈輔（1191-1254年），字元德，祁州蒲陰（今河北安國）人，為張柔部下，賈輔雖為武將，但喜讀書，善聚書，在征戰生涯中，先后在戰亂中掠得書籍萬余卷，“幾逾秘監，故賈候之書甲天下”。元太宗八年（1236 年）在雪香園（今蓮池）北鄰建成萬卷樓。郝經著有《萬卷樓記》記載了賈輔收書、藏書之大概。清直隸總督李衛在蓮池萬卷樓西面建蓮池書院時，萬卷樓便成為蓮池書院的藏書樓。

宋遼夏金元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個歷史階段，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建立了的各政權以其鮮明的歷史文化特點，產生了各具特色的藏書文化，共同構筑形成了色彩斑斕的藏書文化史。通過河北藏書史研究，了解河北藏書發展歷史脈絡和河北藏書家的書人書事，可以藉此弘揚河北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資源，為推進新時代河北文化事業發展，助力書香河北建設及增強河北文化軟實力，提供借鑒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