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及時空差異研究

張明雪,賀小榮,劉 源

(湖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中國 長沙 410081)

人類社會系統與自然環境系統協調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的重要課題[1]。隨著社會進步,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開發利用不斷深入,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日益復雜多樣,社會、經濟、生態等多方面的協調統一和可持續發展成為人類社會追求的目標。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旅游產業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的步伐逐漸加快,極大地改變了自然面貌,給生態環境帶來巨大擾動。在旅游業和城鎮化的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提供了水資源、土地資源、生物資源及海洋資源等,起到了凈化污染、調節氣候等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旅游業和城鎮化發展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資源和排放廢棄物,產生了環境污染、全球氣候變化、生態多樣性喪失等諸多生態環境問題。此外,旅游產業與城鎮化之間的關系也隨著旅游產業加快發展和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而愈加緊密。旅游業作為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是城鎮化進程的新動力,對城鎮產業轉型升級、勞動力就業等方面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環境改善等效應為旅游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空間支撐,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聯系。因此,科學分析旅游經濟、城鎮化以及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于區域社會、經濟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城市學、生態學、旅游學及地理學等諸多領域學者在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上有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通過構建協調發展理論框架和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相關數理模型來分析系統間相互作用機理和演變特征。在旅游經濟與城鎮化方面,Mullins等于1992年提出了旅游城鎮化的概念框架,認為旅游經濟的增長促進了城鎮化發展[2]。黃震方[3]、陸林[4]等是國內較早提出旅游城鎮化概念的學者,國內外學者在旅游城鎮化演變特征、空間形態、驅動機制和影響因素等方面已建立起較為成熟的研究體系[5]。在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方面,旅游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關系是研究熱點,張廣海[6]、翁鋼民[7]和高楊[8]等諸多學者都指出旅游開發給生態環境造成了消極影響,但同時也肯定了旅游發展在促進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有著較多貢獻。目前該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發展和生態環境的協調機理剖析,多數學者認為踐行綠色旅游和生態旅游是旅游業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良好途徑;在城鎮化和生態環境方面,國外學者和相關環境組織主要基于實地調研和間接資料收集,利用“壓力—狀態—響應”(PSR)模型和脫鉤理論對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規律進行揭示和探討[9,10]。國內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主要基于相關構成要素,將城鎮化分為人口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將生態環境分為生態壓力、生態保護和生態要素等細分層面,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來定量測算城鎮化和生態環境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機理[11,12]。

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發現,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探討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兩兩子系統之間的交互耦合關系,針對三者之間的協調發展研究較少。且在現有研究成果中,較少探討耦合協調發展的影響因素。在研究尺度方面,大多數研究主要圍繞京津冀、長三角等城市群展開,而東部沿海省份研究成果較少。福建省作為我國第一個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并著力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區,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因此,本文將福建省作為研究對象,定量測算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3個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和耦合協調度,并分析系統協調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以期為福建省及其他類似區域的旅游經濟增長、城鎮化水平提升和生態環境改善提供理論參考。

1 研究設計

1.1 研究區域概況

福建省地處我國東南沿海,毗鄰浙、贛和粵3省。在旅游業方面,境內“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風貌造就了較多的奇特自然景觀,同時也擁有著八閩文化和海絲文化等豐富的人文旅游資源。2019年,福建省共接待國內外游客53 655萬人次,旅游總收入占GDP比重約為19.10%。在城鎮化方面,福建省近年來不斷貫徹新發展理念,以推動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著力打造了福州和廈漳泉兩大都市圈,加快推進宜居、韌性、創新、智慧、綠色、人文的新型城市建設。2019年,福建省城鎮化率達到66.49%,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從21 781元提高到45 620元,均處于全國前列。在生態環境方面,福建省是我國第一個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共有22個縣(市、區)獲評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縣,其中3個縣榮獲“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稱號。福建省的旅游業和城鎮化發展態勢良好,但帶來的生態效益與壓力并存,需要進一步協調好旅游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城鎮化建設之間的關系,從而推動區域可持續發展。

1.2 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涉及的數據主要來源于《福建省統計年鑒》(2011—2020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1—2020年),以及參考歷年福建省和各地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2019年)。由于部分年份的旅游收入分為國內旅游收入和旅游外匯,沒有進行統一核算,所以當年旅游總收入數據由旅游外匯按照當期平均匯率換算之后與國內旅游收入相加得到。少數缺失數據通過插值法補齊。

1.3 研究方法

1.3.1 系統發展水平評價模型 由于原始數據在單位和大小上有著較大差異,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極差標準化和無量綱處理。參考相關學者研究[13],本文采用熵權法確定各評價指標的權重,然后基于線性加權函數構造各子系統的綜合發展評價模型,公式為:

(1)

式中:Uit表示第i個子系統第t年的綜合發展得分值,U1t、U2t、U3t分別指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Wij為評價指標權重,Xij為標準化處理后的數值,m表示指標數量。

1.3.2 系統耦合協調模型 基于物理學中的耦合理念,針對多元系統相互作用機理的研究已較為成熟,被學者廣泛應用到環境、經濟、生態和旅游等學科[14]。借鑒已有研究成果[15],本文構建了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三元系統耦合模型,具體如下所示:

(2)

式中:C代表耦合度;U1,U2,U3依次代表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3個系統的綜合發展指數。由于耦合度模型的測算結果僅能反映系統間相互作用的大小,不能表征各系統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因此需要構建3個系統間的耦合協調度模型來測算協調發展指數,公式為:

(3)

式中:D為耦合協調度;C代表耦合度;T為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總系統綜合評價指數;α,β,δ分別代表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3個子系統在總系統中的權重,若D值越大,則協調度越高,具體耦合協調等級劃分見表1。

表1 耦合協調度等級分類

1.3.3 障礙度模型 障礙度模型能夠測算出指標因子對系統發展的障礙影響程度[16],本研究利用障礙度模型計算各子系統一級指標的障礙度,并根據障礙度大小確定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系統的主要障礙因素。計算公式為:

(4)

1.4 指標體系構建

依據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耦合協調理論,借鑒汪星[17]、榮慧芳[18]和趙安周[19]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并結合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的實際發展情況,構建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涵蓋3個子系統、10個一級指標和29個二級指標。其中旅游經濟系統基于旅游規模、效益和前景,選取了與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和增長狀況相關的8項指標;城鎮化系統從其內涵出發,涉及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4個維度,具體由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和城建狀況相關的12項指標構成;生態環境系統綜合考量壓力、要素和保護3個維度,具體涉及污染物排放、城市綠化和治理能力相關的9項指標。評價體系及要素指標權重如表2所示。

表2 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協調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

2 結果與分析

2.1 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各系統發展評價指數分析

2.1.1 省級各系統發展評價指數分析 根據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各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式(1)計算福建省2010—2019 年各系統的發展以及綜合評價指數,結果如圖1所示,各系統發展評價指數差異顯著,福建省三系統綜合評價指數及各系統發展指數均呈現出逐步上升的變化趨勢。

圖1 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各系統發展評價指數

據圖1可知,2010—2019年間,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三大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總體發展趨勢向好,未出現大幅度起落,且三系統及各系統綜合水平的發展路徑相似但各有特點。生態環境系統綜合評價指數最高,旅游經濟系統最低,城鎮化系統介于二者之間,三系統綜合與城鎮化系統走勢大致相同。此外,在2017—2019年,該時間段內旅游經濟系統發展指數超過三系統綜合評價指數,這主要得益于政府政策扶持和前期資本積累,從而促使旅游業迅速發展。在2018—2019年,該階段三系統綜合評價指數超過生態環境系統發展指數,表明城鎮化發展和旅游經濟提升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日漸明顯。

在研究期內,從各系統發展評價指數來看,旅游經濟水平整體呈上升態勢,大致分為兩個階段:2010—2014年為波動發展期,增長較為緩慢,且個別年份出現下降;2015—2019年為快速發展期,旅游經濟水平提升迅速。2016年,福建省印發《福建省“十三五”旅游業發展專項規劃》,在立足建設全域生態旅游省的目標下,著力圍繞生態、“海絲”和紅色旅游資源進行旅游開發,逐步塑造起旅游形象,因此,近年來福建省旅游產業發展不斷提質增效,旅游經濟水平迅速提升。

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呈現出穩健持續的態勢,在3個子系統中提升最為顯著。福建省的地理特征使得人口和城鎮在東部沿海地帶分布較為集中,客觀上有利于加快城鎮化進程。在政策上,《福建省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全面放開了除廈門市以外地區落戶限制,人口城鎮化的加快成為了福建省城鎮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目前,福建省已經形成“兩級兩帶三軸六灣區”的城鎮化空間格局,福州都市圈、廈漳泉都市圈建設步伐加快,區域城鎮集聚程度進一步提高。東部沿海城鎮呈帶狀發展態勢,西部山區城鎮呈現點狀集聚分布,福建省整體城鎮規模結構持續優化。

生態環境發展評價指數不斷提升,相較而言,增幅最小。其曲線變化主要分為兩個階段,2010—2014年為快速上升階段,2015—2019年為平緩提升階段。福建省作為我國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不僅自身有著良好的生態環境基礎,而且在綠色循環低碳發展、人居環境改善和生態保護和修復等方面一直有著科學規劃和嚴格管理,這也是促進福建省生態環境水平不斷提升的關鍵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2010—2013年生態環境相對于旅游經濟和城鎮化而言,其水平的提升速度相對較快。而此后旅游經濟和城鎮化水平提升速度加快,生態環境水平的提升則逐漸放緩,2017年后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開始滯后于旅游經濟和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由此表明人類活動影響程度較低時,改善生態環境相對容易,而隨著旅游活動增加以及城鎮化建設進程加快,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態環境質量的持續改善。

2.1.2 地市綜合評價指數分析 根據上述公式計算得到福建省地級市在2010—2019年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3個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表3)。由于研究涵蓋時間、空間以及分系統等維度,從降維分析的角度考慮,將福建省分為四大地理區域分別進行討論。閩南地區包括泉州、廈門和漳州;閩東地區包括福州、莆田和寧德;閩西地區包括龍巖和三明;閩北地區:南平。

閩南地區3個地市綜合評價指數均呈上升態勢,但其增幅表現出明顯差異,其中漳州市增幅最大。在研究時間段內,廈門和漳州發展超前的系統依次是生態環境、城鎮化、旅游經濟,這與積極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相關。與前面兩市有所不同,泉州市旅游經濟發展超前,這種超前的趨勢在2015—2019年間表現得更加突出。該市旅游資源吸引力和知名度較高,如清源山等景點。

與閩南地區相同,2010—2019年閩東地區3個地市的綜合評價指數均呈現增長趨勢,但存在明顯分異。其中,福州綜合評價指數相對較高,莆田次之,寧德綜合評價指數最低。從3個子系統得分情況可知,福州、莆田和寧德超前發展的系統依次是生態環境、城鎮化、旅游經濟,時序變化各具特點,旅游發展前期滯后,后期增長較快。福州作為省會城市,生態環境和城鎮化水平相對優勢明顯,因此其指數值較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生態環境和城鎮化系統優化對旅游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閩西地區和閩北地區各地市綜合評價指數亦呈不斷上升的趨勢。根據系統增幅情況可知,龍巖、三明和南平在考察期內依次為生態環境、旅游經濟、城鎮化。這說明隨著發展思路的轉變,旅游經濟發展得到更多支持。尤其是南平市擁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武夷山風景名勝區”,資源稟賦較強,2018—2019年旅游經濟系統超前發展,綜合指數分別達到0.844 5和0.825 9。

2.2 耦合協調時空差異分析

2.2.1 耦合協調度的時序變化 基于3個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指數,利用式(2)和(3)計算得出2010—2019年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的耦合度C和耦合協調度D,并結合劃分標準得出耦合協調等級及類型。近十年來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度總體水平較高(表4)。從耦合協調度的變化來看,2010—2019年從0.363 5上升到0.914 3,期間耦合等級經歷了輕度失調—勉強協調—初級協調—中級協調—良好協調—優質協調的演變過程,表明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3個系統間相互促進,總系統協調度不斷向好發展。在研究期后期,旅游經濟和城鎮化系統超前發展,生態環境滯后,這體現了過度的城鎮化建設和旅游開發在一定程度上會破壞生態環境,從而制約其良性發展。

表4 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等級及特征

從圖2可以看出,2010—2019年間,福建省各地市耦合協調度總體呈現出逐步上升的態勢。自2016年始,各地市的耦合協調類型普遍進入協調提升階段(初級—中級—良好—優質協調),這說明近年來福建省三大系統之間交互耦合效應趨于明顯。從耦合協調度的平均值來看,廈門市的指數值最高(0.673 3),均值最低的為漳州市(0.601 4)。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廈門市全方位推進高質量發展,促使城鎮化進程穩步加快,生態環境穩步改善;而漳州市的旅游經濟體量和城鎮化水平較低。此外,各地市耦合協調由失調向協調轉化的速率存在顯著差異,耦合協調度變化幅度最大的是莆田市,2019年耦合協調度為0.871 2,較2010年增長了0.742 7;變化幅度最小的是龍巖市,同期增長了0.484 1,該市旅游經濟發展滯后,城鎮化建設對其旅游發展的推動作用尚未真正體現。

圖2 福建省各地市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

2.2.2 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異 為進一步探究福建省地市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空間差異,選取2010,2013,2016和2019年4個時間截面值,利用ArcGIS軟件繪制出福建省9個地級市3個子系統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圖(圖3)。

圖3 福建省地級市耦合協調度相對等級地域結構演化

在2010年,除福州和廈門之外,福建省地市耦合協調度總體處于低水平的失調衰退階段。其中,三明屬于極度失調;莆田屬于嚴重失調;漳州和南平屬于中度失調;泉州、龍巖和寧德屬于輕度失調。結合各系統的評價指數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該年耦合協調度失調的主要原因是旅游經濟系統的嚴重滯后,對城市的整體發展存在明顯的抑制作用。福建省在“十一五”期間經濟重心以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為主,對旅游業發展的重視程度不足。因此,在2010年,與城鎮化和生態環境相比,旅游經濟系統明顯滯后。

在2010—2013年,福建省各地級市耦合協調度進一步提升,均屬中間過渡類型。在2013年,處于瀕臨失調的地級市包括福州、漳州、南平和龍巖;勉強協調的包括廈門、莆田、三明、泉州和寧德。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和生態環境的改善是耦合協調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但一些地市如三明、龍巖的生態環境系統發展相對滯后;泉州、莆田和寧德耦合協調度較低的原因在于城鎮化發展緩慢?？傮w而言,福建省旅游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不突出,旅游資源等也尚待有效開發利用。

在2013—2016年,9個地市的耦合協調度穩步上升。在2016年,泉州、龍巖和寧德屬于初級協調,其余地市均為中級協調。其中耦合協調度上升幅度最大的為南平,其次為福州和漳州,上升值分別為0.286 2,0.252 5,0.239 1。這3個地級市耦合協調度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旅游經濟的強力推動。在“十二五”期間,福建省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加大對旅游產業的培育和扶持力度,旅游收入穩定增加。以南平市為例,2016年旅游經濟系統評價指數比2013年增長了2.68倍。南平作為福建省旅游龍頭,生態環境優越,是華東地區旅游資源密集區,發展勢頭迅猛。

在2016—2019年,福州市耦合協調度為優質協調,其余各市均為良好協調,由此看出,在“十三五”期間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三大系統相輔相成,其中旅游經濟超前。此外,各地市差異顯著,福州、廈門、莆田、漳州的生態環境系統發展滯后,說明旅游產業和城鎮化發展會對生態環境產生擾動,如環境污染等;三明、泉州、南平、龍巖和寧德的城鎮化發展較慢。

從耦合協調度的均值來看,福建省各地市均屬于初級協調,由中間過渡向協調提升轉變。這表明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以及生態環境系統的協調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2.3 障礙因素分析

根據障礙度模型對2010—2019年間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系統一級指標的障礙度進行計算,結果如圖4所示。結果顯示,影響三大系統耦合協調的主要障礙因子分別為旅游經濟效益、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保護。

圖4 2010—2019年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系統一級指標障礙度

在旅游經濟系統中(圖4A),旅游經濟效益的平均障礙度最高,達44.60%;其次為旅游發展前景,平均障礙度為35.20%;旅游人次規模的障礙度最小,平均值為20.20%。由此可見,福建省旅游經濟水平的提升應著重關注旅游經濟效益,在現有客源市場體量下盡可能提高旅游消費層次。旅游發展前景的障礙度雖然位居第二,但其障礙作用提升幅度最為顯著,主要表現在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增長率的下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影響時期,國內和入境旅游發展滯緩。所以,在游客數量難以增長的形勢下如何提高旅游消費質量,這是今后福建省旅游經濟謀求良性持續發展著重考量的關鍵。

在城鎮化系統中(圖4B),各一級指標平均障礙度從高到低依次為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人口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其障礙度平均值分別對應32.49%,29.87%,21.48%和16.37%。表明現階段福建省城鎮化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礙因素來自于經濟和空間層面,因此應更加重視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另外,社會城鎮化的障礙度雖然排名末位,但其指數曲線呈現出較快的上升趨勢,2019年的障礙度排名已經位居第2位,社會城鎮化關乎教育和醫療等民生領域,是城鎮化水平中的重要軟實力,這方面是未來福建省城鎮化水平提升需要關注的重要領域。

在生態環境系統中(圖4C),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環境壓力的障礙度較高且平均障礙度值接近,分別為36.28%和35.72%。生態環境要素障礙度相對較低,其平均值為27.98%。壓力和保護兩個方面對生態環境系統造成的障礙影響基本相近,因此福建省生態環境水平的提升要將緩解生態壓力和加大生態保護力度并重。從指數曲線的演變態勢來看,生態環境要素的障礙度不斷降低,生態環境壓力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障礙度波動較大,但生態環境保護的障礙度在2017年之后逐漸減小,而生態環境壓力的障礙度則有繼續上升的趨勢,所以如何降低生態環境壓力是福建省亟待解決的問題。

3 結論與討論

3.1 結論

1)2010—2019年間福建省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3個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均保持上升趨勢。旅游經濟水平提升速度不斷加快,進入提質增效階段,未來發展勢頭強勁。城鎮化水平的提升持續穩健,且增幅最為顯著;生態環境水平的提升速度前期較快、后期逐漸放緩,旅游經濟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較多擾動,使得生態環境水平的變化具有明顯的時滯性和階段性。

2)在研究期內,福建省各地級市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系統上升速度存在差異。從時序角度看,閩東地區演化模式為生態環境—城鎮化—旅游經濟;閩西地區和閩北地區為生態環境—旅游經濟—城鎮化;閩南地區兼具不同模式,廈門和漳州為生態環境—城鎮化—旅游經濟,而泉州旅游經濟發展超前。

3)在2010—2019年,福建省耦合等級經歷了輕度失調—勉強協調—初級協調—中級協調—良好協調—優質協調的演變過程,說明其子系統相互間正向反饋作用明顯,總系統協調度不斷向好發展。但由于研究后期生態環境水平的提升速度放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總系統耦合協調度的進一步提升。

4)在研究期內,福建省各地級市耦合協調度總體呈現出上升趨勢,三大系統之間交互耦合效應趨于明顯。從歷年耦合協調度的均值來看,廈門市最高,漳州市最低;從增長幅度來看,莆田市最大,龍巖市最小。福建各地市耦合協調度呈現出失調衰退—中間過渡—協調提升的轉化趨勢。

5)依據障礙度模型測算結果,發現影響三大系統耦合協調的主要障礙因子分別為旅游經濟效益、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保護。各指標的障礙度隨著旅游發展、城鎮化建設和生態環境演變也在不斷變化。

3.2 建議

1)大力發展福建省全域旅游,促進旅游消費水平提升。人均旅游消費水平是制約旅游經濟效益的主要因素,今后應著眼于福建省獨具特色的風土人情和壯美秀麗的自然山水,在全域旅游發展背景下豐富旅游線路,提高對游客的吸引力。同時,挖掘武夷、土樓、閩南風情和“海絲”等特色旅游資源的深度內涵,創新“旅游+”等新型旅游業態,不斷增強旅游吸引力,并最終促進旅游消費水平的提升。

2)完善基礎設施,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對于以山地地形為主的福建省,需要進一步完善交通基礎設施,這不僅可以進一步推動城鎮化水平提升,也能夠為旅游業等多部門發展提供強大助力。同時,今后城鎮化的進程要立足新型城鎮化理念,不能以犧牲第一產業和生態環境為代價,應著眼于城鄉統籌發展、產業融合和生態宜居,努力邁入社會進步、經濟增長及生態良好的新型城鎮化進程[20]。

3)堅守生態紅線,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在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系統中,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總系統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托。由于旅游活動的大量開展和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推進,生態環境受到的污染和破壞也與日俱增。福建省旅游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指數持續快速上升的同時,生態環境指數的提升卻逐漸放緩。因此,今后要將旅游開發和城鎮化建設的規模和強度控制在生態環境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圍內。

3.3 研究不足與展望

目前針對旅游經濟、城鎮化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研究范式已較為成熟,但由于研究方法的選擇和評價體系構建的標準不同,國內相關學者在該領域的實證研究仍處于不斷探索和豐富階段。本研究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福建省及各地級市旅游經濟—城鎮化—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進行了測算,并討論其主要影響因素,最終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相關建議,期望為福建省旅游發展、城鎮化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和參考。然而,由于旅游產業、城鎮化和生態環境各系統涵蓋要素較多,未來在后續研究中要不斷優化指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