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目標下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

鄧淇中,陳青青,劉 婕

(1.湖南科技大學商學院,中國 湘潭 411201;2.暨南大學經濟學院,中國 廣州 510632)

2021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提出“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這不僅彰顯了我國政府對減污降碳工作的高度重視,還對我國環境治理成效提出了更高要求。湖南省作為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過渡帶、長江開放經濟帶和沿海開放經濟帶接合部,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勢頭強勁,但隨之而來的環境問題卻日益凸顯,省內環境治理面臨著較大的困難與挑戰。2022年6月1日,中國銀保監會印發《銀行業保險業綠色金融指引》,要求銀行保險機構應從戰略高度推進綠色金融,須將環境、社會、治理要求納入管理流程和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在“雙碳”目標和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下,綠色金融將成為逆周期調節的重要著力點,有助于支撐產業創新、推進結構調整和拉動經濟增長。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討綠色金融如何成為環境治理效率提升的新動能這一問題,對于轉變湖南省經濟發展方式,助力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倡議的實施,賦能“雙碳”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當前,對綠色金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經濟效應與環境效應兩個方面。在經濟效應方面,學者們主要從宏觀視角研究綠色金融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1],也有部分學者從微觀視角探索綠色金融對企業投融資行為和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2]。在環境效應方面,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層面研究綠色金融對生態環境的作用機制,劉錫良等[3]通過基本事實、理論模型和實證檢驗提出未來中國金融機構應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合理承擔環境責任;朱敏等[4]基于空間杜賓模型實證研究綠色金融對生態效率的非線性影響及空間溢出效應,認為綠色金融發展在一定限度內可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生態和資源保護。而有關環境治理效率的現有文獻大多圍繞其測度評價與影響因素展開分析。目前,環境治理效率的主流測算方法有兩種:第一,使用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和方向性距離函數測度靜態環境治理效率[5,6]?？紤]到傳統DEA方法存在投入冗余和產出不足的問題,Tone[7]在目標函數中引入松弛變量,將DEA模型拓展為非徑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lacks-Based Measure(SBM)模型。第二,采用Malmquist指數或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數方法測度動態環境治理效率,并探析效率值變化的原因[8,9]。此外,學者們普遍認為人口規模、財政分權、工業化水平及經濟發展水平等是影響環境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10,11]。

綜上所述,多數研究通過構建單一評價指標體系考察環境治理過程中的經濟或環境效益,卻鮮有文獻在建立指標體系時納入高質量發展水平作為期望產出指標、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水平作為非期望產出指標。此外,學者們分別對綠色金融與環境治理效率做了較為充分的研究,但缺乏綠色金融發展對環境治理效率內在作用機制的深入分析。鑒于此,本文綜合環境治理效率的內涵與特征,重構一套較為科學且完整的環境治理效率評價指標體系,通過超效率Epsilon-Based Measure(EBM)模型與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產率指數測度2009—2019年湖南省13個城市的環境治理效率,期望能精準揭示其演變規律;進一步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和調節效應模型識別綠色金融對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機制,以期為提升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促進其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提供實證支持與策略參考。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綠色金融是治理生態環境的有效手段,在環境治理與修復過程中發揮引擎作用。從運行邏輯來看,綠色金融通過合理配置金融資源、改善競爭性均衡下的市場失靈,促使經濟增長的路徑向理論最優路徑靠攏[12,13];同時,綠色金融還通過倡導綠色消費理念、建立環保責任披露制度,倒逼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升級改造,繼而實現綠色產業整合;此外,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是縱深推進我國綠色金融改革的重要舉措,其在政策創新上先行先試,有助于破除與經濟發展不兼容的政策壁壘,促進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14]。因此,本文擬從經濟規模、城鄉區域差距和產業結構3個方面探究綠色金融對環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機制。

第一,綠色金融通過擴大經濟規模來提升環境治理效率。一方面,綠色金融是綠色經濟發展的先行抓手,處于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地位。適量的綠色投資不僅有利于環境質量的改善,還能助力形成綠色生產力,增加市場主體活力。并且綠色金融體系能通過杠桿效應撬動更多的社會閑置資金涌入綠色低碳產業領域,經濟規模隨著綠色資本的增加而持續擴大。另一方面,經濟規模的擴大能提升環境治理效率。資本規模是廣義經濟規模的主要組成部分[15],生態環境治理資金需求巨大,資本的增加可以為節能減排等項目的開展提供資金支持。在環境治理模式方面,社會資本通過規范、信任以及關系網絡機制的相互作用實現資源整合,形成市場、政府、社會等多元主體治理模式,以促進社會參與和社會合作,進而提高地區環境治理效率[16]。

第二,綠色金融通過縮小城鄉區域差距來提升環境治理效率。一方面,綠色金融助力地方經濟建設,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有利于加快城鎮地區知識溢出、消除城鄉技術擴散障礙、激發鄉村地區創新熱情,從而縮小城鄉區域差距[17]。另一方面,城鄉區域差距的縮小能推進區域協調發展,而區域協調發展“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和“主體功能約束有效”特性均能顯著提升環境治理效率[18]。首先,人才、資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動是發揮城鎮地區創新輻射帶動作用的力量源泉,亦是助推綠色產業發展與繁榮的核心驅動力。其次,按照主體功能定位劃分政策單元,針對不同地區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開發強度和發展潛力,差別化管理國土空間和分類精準管控生態環境分區,有助于加快構建綠色生態體系和綠色生產體系,提升環境治理效率。

第三,綠色金融通過促進產業結構綠色升級來提升環境治理效率。一方面,在綠色金融政策的作用下,綠色環保產業相較于“兩高一?！碑a業資金獲取途徑更多、審批流程更快、持有成本更低。傳統高耗能產業為了緩解融資約束必須不斷從產業鏈整體進行技術創新,從以勞動和資源為主的粗放型、掠奪式生產經營方式向以技術和數據等為主的集約型、持續式生產經營方式轉變。另一方面,實現產業結構綠色升級的企業具有較強的生存力和競爭力,能夠依托當地自然資源稟賦優勢與產業發展比較優勢,培育出可持續發展的特色產業以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19]。因此,可以認為產業結構綠色化能有效提升環境治理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在引導資金流動、發揮融資支持作用的過程中,綠色金融可以產生較好的經濟、社會與環境效益,能夠顯著提升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

假設2:綠色金融通過促進經濟規模擴張、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和推進產業結構綠色升級3種途徑提升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湖南省位于長江經濟帶中游城市群,是承接東西、連通江海的橋梁地帶。湖南省共下轄13個地級市、1個自治州,可劃分為長株潭城市群、洞庭湖生態經濟區、大湘西武陵山片區和大湘南示范區四大區域經濟板塊。其中,長株潭城市群包含長沙、株洲、湘潭等3個城市,洞庭湖生態經濟區包含岳陽、益陽、常德等3個城市,大湘西武陵山片區包含邵陽、張家界、婁底、懷化等4個城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湘南示范區包含衡陽、郴州、永州等3個城市?？紤]數據的可獲取性,由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數據缺失嚴重,故本文未將其納入研究樣本,最終選取湖南省13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的時間跨度為2009—2019年,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保險年鑒》、各地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及各地級市政府工作匯報。其他個別缺失數據采用算術平均法或幾何平均增長率方法補齊。

2.2 研究方法

2.2.1 超效率EBM模型 本文借鑒超效率EBM模型測度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此模型是一種包含徑向與非徑向SBM兩類距離函數的基于實體的模型。該模型不僅能反映目標值和實際值之間的比例關系,而且可以處理投入與產出要素之間的徑向與非徑向的松弛變動,增強了決策單元的相對可比性[20]。同時,使得效率值不再局限于[0,1],解決了傳統DEA模型前沿面上城市效率均為1而不可深入分析的問題[21]。模型公式如下:

2.2.2 GML生產率指數模型 GML生產率指數可將含非期望產出的方向距離函數與全局生產可能集相結合,既能有效避免ML生產率指數線性規劃的無解性及傳遞性不足等問題,還可將其分解為技術效率指數與技術進步指數,用于厘清影響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內在驅動因素。GML指數公式及分解形式如下:

2.3 計量模型構建

基于前文提出的假說,本文采用湖南省13個城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數據構建以下模型探究綠色金融對于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

式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城市、年份;變量EEC表示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變量GF表示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變量ES代表經濟規模;變量RD代表城鄉區域差距;變量IS代表產業結構;X′為控制變量組,β0為截距項;Φ為控制變量組的系數向量;μi是個體固定效應;εi,t是隨機擾動項。

2.4 變量說明

2.4.1 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環境治理效率(EEC),運用超效率EBM模型計算出的GML指數來表示。結合已有相關研究[22,23],本文以資本(1)① 利用“永續盤存法”對物質資本存量進行衡量,其公式為:Ki,t=Ii,t/Pi,t+(1-δi,t)Ki,t-1。其中,Ki,t為i地區第t年的資本存量,Ii,t為i地區第t年固定資本存量,Pi,t為i地區第t年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δi,t為i地區第t年的固定資產折舊率(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折舊率9.6%)。①、勞動力、資源和科技作為投入要素,將高質量發展指數和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水平作為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期望產出指標與非期望產出指標,借此準確、全面地測度環境治理效率指數。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具體評價指標見表1:

表1 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2.4.2 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綠色金融(GF),運用定基極差熵權法計算得到各指標權重,進而得到綜合指數,采用綜合指數來衡量湖南省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參考朱敏等[4]的研究成果,本文從綠色投資、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和碳金融5個層面構建湖南省綠色金融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各指標構成見表2:

表2 湖南省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4.3 中介變量 根據理論分析,本文選取經濟規模(ES)、產業結構(IS)和城鄉區域差距(RD)作為中介變量。本文借鑒潘婉彬等[24]的研究成果,經濟規模使用人均GDP水平進行表征;產業結構即產業結構化轉型程度,使用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進行表征;借鑒張超等[25]的研究成果,城鄉區域差距使用泰爾指數進行表征,其值越大,則意味著相對差異越大。

2.4.4 控制變量 借鑒相關文獻[26,27]及數據的可獲取性,選取對外開放水平(FDI)、科技研發水平(TEC)、政府參與程度(GP)、人口密度(PD)、城市碳匯水平(CER)作為控制變量。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與實際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對外開放水平;采用財政科技支出來衡量科技研發水平;采用農林水務財政支出占比來衡量政府參與程度;采用各地區單位面積人口數來衡量人口密度;采用人均綠地面積來衡量城市碳匯水平。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測算結果

3.1.1 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時序演進特征 本文使用MaxDea pro 6.9軟件對湖南省13個城市樣本數據進行GML指數及其分解測算,結果如表3所示。從整體來看,湖南省2009—2019年間環境治理效率呈波動上升態勢,在2016年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指數波動較大,而后逐步趨向平穩,且在2016—2017年及2017—2018年兩個時間段大于1,表明這兩個時期全省資本、資源、科技、勞動力等投入因素在區域環境治理方面得到較為高效的利用。從四大區域經濟板塊劃分來看,其環境治理效率指數圍繞1上下波動,且各板塊之間的環境治理效率指數的變動趨勢存在一定時序差異。其中,長株潭城市群環境治理效率指數均值為四大區域經濟板塊中的最低值0.933,這主要歸結于工業是拉動該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引擎,工業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廢氣、廢水和固體排放物未能得到及時的處理,造成環境污染水平大于環境治理力度。在研究期間,大湘南示范區和大湘西武陵山片區環境治理效率指數值大于1的年份較多,主要得益于這兩個區域位于生態資源豐富的地段,通過合理配置生態資源,環境治理效率更易于得到提升。洞庭湖生態經濟區環境治理效率指數在“十三五”期間波動較大,2018—2019年出現最低效率值0.691,究其原因主要為近年來受區域開發建設的影響,洞庭湖生態經濟區湖泊面積不斷減小,流域內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導致環境治理效率急劇下降。

表3 湖南省及四大區域經濟板塊環境治理效率指數

3.1.2 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空間分布特征 進一步將湖南省13個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指數進行分解得到技術效率指數與技術進步指數,以對其環境治理效率的內在驅動因素進行分析。參照孫才志等[28]的研究成果,運用Arcgis10.5中的自然斷點法,將研究時期內環境治理效率指數、技術效率指數和技術進步指數的均值劃分為4類,即低級、中低級、中高級和高級(圖1)。由圖1可知,湖南省僅有4個城市的環境治理效率處于高水平階段,分別為懷化市、邵陽市、永州市和郴州市。其中,懷化市、邵陽市和永州市環境治理效率的提升有賴于技術效率與技術進步的共同正向促進作用,郴州市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提升環境治理效率。值得關注的是,張家界市雖然技術效率處于高級階段,但是由于技術創新力度不夠,導致其環境治理效率未達到最優化程度。而益陽市與之相反,表現為技術進步對環境治理效率的正向響應無法負擔技術效率的不足,導致后者阻礙了環境治理效率的提升。此外,長沙市等其他城市環境治理效率水平不高,主要歸因于這些城市交通運輸及工礦業發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污染不斷累積,表現為技術效率與技術進步不足以抵消環境污染的副作用。從整體來看,環境治理效率較低的城市主要集中于長株潭城市群和洞庭湖生態經濟區,大氣、水質等生態破壞、污染排放和高耗能產業已成為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提升的重要掣肘。

圖1 2009—2019年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指數、技術效率指數和技術進步指數的均值空間分布圖

3.2 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效應分析

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因素模型計量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表明,綠色金融與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存在直接顯著正相關關系。在不引入中介變量時,綠色金融系數為0.120,在5%的水平下統計檢驗顯著。而引入中介變量后,綠色金融的系數沒有明顯變化且統計檢驗顯著水平提升至1%,充分說明綠色金融能提升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即假說1成立。在中介變量方面,經濟規模擴張和產業結構升級可以顯著提升環境治理效率,而城鄉區域差距的擴大將會降低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在控制變量方面,政府參與程度、城市碳匯水平對環境治理存在正向溢出效應,人口密度的增加會阻礙環境治理效率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和科技研發水平系數為正,但均不顯著,表明其對環境產生的正向溢出效應尚不明顯。

表4 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因素模型計量結果

3.3 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機制檢驗

3.3.1 中介效應驗證 影響因素模型回歸結果已經證實綠色金融發展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提升有積極作用,那么綠色金融又是通過何種途徑影響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正如前文理論分析所述,綠色金融通過經濟規模擴張、產業結構綠色升級和縮小城鄉區域差距三種途徑提升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因此,本文構建以下模型對上述三種影響機制進行驗證。

基于逐步回歸法的原理,綠色金融對環境治理效率的總效應為β1+β2γ1+β3σ1+β4λ1。具體來說,當β2γ1≠0時,綠色金融可通過經濟規模影響環境治理效率;當β3σ1≠0時,綠色金融可通過城鄉區域差距影響環境治理效率;當β4λ1≠0時,綠色金融可通過產業結構影響環境治理效率。

表5為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結果表明:(1)綠色金融對經濟規模有顯著的積極影響。綠色金融能夠降低環境友好型企業的生產成本,通過擴大融資渠道等方式增加企業資本累積,促進企業生產規模增大,從而實現全社會經濟規模的增加。同時,綠色發展政策及國家財政補貼助力綠色金融產品的深度推廣,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滿足消費者多元化需求、擴大居民消費,以實現經濟效應的持續提升。(2)綠色金融對城鄉區域差距的縮小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在發展綠色金融的道路上,低碳經濟與資源可再生循環利用是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因素,能夠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對湖南省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產生循環正向刺激效應。(3)綠色金融對產業結構有顯著的積極影響。產業結構綠色升級表現為傳統高耗能及高污染產業向節能環保行業轉變。綠色金融能夠引導第三產業發展,傳導市場完成綠色化轉型的目標。由此可見,綠色金融通過經濟規模擴張、產業結構綠色升級和城鄉區域差距縮小3種途徑提升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即假說2得以驗證。

表5 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3.3.2 調節效應檢驗 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已在前文得到了實證支持,但經濟規模、城鄉區域差距和產業結構可能在綠色金融對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中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從而使得調節效應對中介效應結果產生影響。因此,本文在數據中心化處理的基礎上,引入綠色金融與經濟規模、城鄉區域差距、產業結構的交互項進行調節效應檢驗,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如果φ1>0,表示綠色金融對環境治理效率的邊際影響隨著經濟規模作用的增強而上升;如果φ1=0,則表示綠色金融對環境治理效率的邊際影響不會隨著經濟規模作用而產生變化;如果φ1<0,則表示綠色金融對環境治理效率的邊際影響隨著經濟規模作用的增強而下降。式中φ2及φ3同理。

表6為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綠色金融與經濟規模、城鄉區域差距及產業結構交互項的估計變量系數分別為0.034,0.199及-0.084,但在統計上都不顯著,說明經濟規模、城鄉區域差距、產業結構均無法正向或負向調節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促進作用,即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產生正向影響時,經濟規模、城鄉區域差距和產業結構位于不同的水平,影響幅度保持一致。

表6 調節效應回歸結果

4 結論

本文根據2009—2019年湖南省13個城市面板數據,運用超效率EBM-GML模型測算環境治理效率,探究“雙碳”目標下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機制,得出如下主要結論:

(1)從時序演變來看,湖南省整體環境治理效率呈上升態勢,達到較為高效的狀態。四大區域經濟板塊的環境治理效率與湖南省整體效率發展趨勢基本趨同,但其內部存在一定差異。從空間分布來看,懷化市、邵陽市和永州市的環境治理效率表現為技術效率與技術進步的共同作用積極推動環境治理效率的上升,其余各城市由于技術效率較低或者技術進步不足,導致其環境治理效率均未實現最優化。

(2)綠色金融能夠催生資金融通中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中介效應模型計量結果顯示,綠色金融通過經濟規模擴張、城鄉區域差距縮小和產業結構綠色升級3種途徑提升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調節效應模型回歸結果進一步表明,經濟規模、城鄉區域差距及產業結構在綠色金融對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而不是調節作用。

5 建議

為促進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提升,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以生態目標為約束,大力發展綠色金融

湖南省應加快完善綠色金融頂層設計,豐富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的供給,如:鼓勵本地銀行建立綠色服務專營機構、支持綠色企業將綠色債券作為常態化融資方式等。在此基礎上,構建綠色金融風險防范機制,統一環境信息披露標準以推動湖南省綠色金融健康發展。

(2)以“雙碳”目標為導向,促進經濟規模擴張

對于經濟較發達的長株潭城市群、洞庭湖生態經濟區,應充分發揮綠色金融的普惠金融功能,以有限的財政資金引導更多的民間資本涌入低碳產業。而對于經濟欠發達的大湘南示范區、大湘西武陵山片區,則應擴展資本投融資渠道,提高金融機構創新綠色金融工具的積極性。

(3)以環境友好為核心,彌合城鄉區域差距

湖南省應打破各城市間的行政壁壘,不斷完善跨城市合作框架,充分發揮長株潭城市群創新輻射帶動作用,實現省內綠色人才、綠色發展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協同推進大湘南示范區、大湘西武陵山片區的生態保護與修復,鼓勵創建污染防治地區聯動機制。

(4)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推進產業結構升級

對于環境治理效率較低的長株潭城市群、洞庭湖生態經濟區須轉變高投入、高產出的發展方式,推動綠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而大湘南示范區、大湘西武陵山片區則應依托其自然資源稟賦優勢,大力發展綠色生態產業,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構建城市資源循環利用產業鏈。

探究綠色金融對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能夠為湖南省產業、空間等相關規劃和綠色發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與參考,但受制于選取指標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并未深入探究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和城鄉區域差距影響湖南省環境治理效率的具體路徑,這將是今后進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