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中國對外貿易質量

李新安，楊子博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對外貿易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1］。但中國對外貿易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面臨著“高消耗、高投入、低收益”等問題，迫切需要調整并優化對外貿易結構，轉換經濟發展動能，從貿易大國逐漸轉向貿易強國，以適應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新興技術的不斷發展，中國正在逐漸邁入數字經濟時代。當前，數字經濟已經深入到了社會生產、居民生活和消費的各個方面，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丁笆奈濉睌底纸洕l展規劃》指出，要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為構建數字中國提供有力支撐［2］。

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下，數字經濟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對外貿易發展潛力，改變中國現有的貿易模式，使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3］。因此，本文以2011—2020 年中國30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為樣本（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研究數據不含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構建了對外貿易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和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標體系，并采用熵值法對指標進行測度，從技術創新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兩個方面驗證了傳導機制，以期為加快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尋求政策優化渠道，從而為中國制定更精準、更實用的經濟政策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對外貿易的各個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推動中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4］。目前，關于數字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影響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數字經濟對中國出口貿易競爭力影響的研究分析。李亞波和崔潔等［5］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顯著地提升出口質量，并具有區域差異；林峰和秦佳慧［6］、范鑫［7］、謝靖和王少紅［8］通過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促進中國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技術創新是數字經濟提高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重要渠道；鐘敏和王增濤［9］采用高維固定效應、工具變量和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中國的出口增長和貿易模式轉型具有驅動作用，其中，數字經濟對內陸地區的出口驅動作用更為明顯；王昊［10］分析了數字經濟對中國出口貿易質量的影響；Dong&Xu［11］分析了數字經濟對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提出利用數字經濟為出口貿易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推動出口貿易產品多元化、主體多元化、發展低碳化。二是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韓嘉祥［12］認為，推動數字經濟與國際貿易有效融合是助力國際貿易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以此全面推動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李勇堅［13］指出數字經濟對促進對外貿易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對外貿易各方面，帶動對外貿易不斷轉型升級，李海曉［14］認為數字經濟將推動國際貿易轉型升級，并為企業、資金、物流等要素創新配置，從而帶動出口、就業與經濟發展。三是數字經濟對中國低碳貿易的影響研究。郭風等［15］應用中介效應模型，基于綠色技術進步的中介效應視角，實證分析了數字經濟對低碳貿易競爭力的影響，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和綠色技術的進步能夠顯著促進中國低碳貿易競爭力的提升；Qiang et al.［16］通過評估數字經濟、出口、進口和國內生產總值對中國貿易調整碳排放的重要性，發現數字經濟和出口對基于消費的碳排放有負面影響，GDP 和進口會放大基于消費的碳排放；胡劍波和郭風［17］構建中國進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并對28 個部門隱含碳排放進行測算，發現中國出口、進口以及凈出口隱含碳排放呈波動式增長態勢，第二產業對中國出口、進口以及凈出口隱含碳排放的貢獻最大；鄭義等［18］研究發現，與低碳貿易競爭力指數相比，傳統貿易競爭力指數高估了中國大部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低估了中國部分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的前景。四是數字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影響的研究分析。Li&Zhang［19］通過分析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的發展現狀和特點，總結了中國數字貿易面臨的挑戰和比較優勢，并提出中國應利用其快速的數字經濟發展優勢，提高對外貿易質量；夏長杰和李鑾淏［20］通過培育高水平人力資本、加快數字技術同國內產業深度融合、統籌協調深化開放和國家安全的關系等提出了數字化賦能國際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具體實施路徑；高振娟和王智新［21］通過建立外貿動能轉變與數字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并對其各項指標進行度量，從而對數字經濟在外貿動能轉變中的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可以加速中國外貿動能的轉換，推動中國外貿高質量發展?？v觀以上文獻，數字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積極作用得到了學者們的一致認可，這些文獻主要從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測度與評價、影響因素和發展路徑等方面圍繞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相關問題展開了諸多研究。

通過對以上文獻進行梳理可知，現有研究對數字經濟與對外貿易發展進行了多維度的探討，得出了豐富的研究結論，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礎和啟發。但已有研究多關注數字經濟在促進出口競爭力、貿易轉型升級、低碳貿易等領域的影響，關于數字經濟促進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并不多見。部分學者將數字經濟作為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之一，但對數字經濟如何通過中介作用機制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尚缺乏從理論與實證結合角度的深入研究。鑒于此，本研究力圖對已有文獻進行擴展和補充。首先，對數字經濟能否提升中國對外貿易質量及其提升路徑做出假設，然后構建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其次，對數字經濟影響中國對外貿易質量的內在作用機制進行分組檢驗，分析不同渠道下對外貿易質量的提升效果；再次，將數字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的影響進行異質性分析，討論不同因素差異所引起的效果差異；最后，通過一系列檢驗得出有關結論，并提出促進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相關建議。

基于此，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有：第一，與既有文獻相比，揭示了數字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穩定推動作用，豐富了已有研究，并為理論發展提供新的經驗證據；第二，在機制分析上，不僅分析了數字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直接傳導機制，也從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兩個渠道分析了其間接影響機制，挖掘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內在機理和實現路徑；第三，在現有文獻的研究基礎上，本文還進一步考察了不同經濟規模省份之間數字經濟發展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影響的異質性，為縮小區域差異、緩解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相應政策依據。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直接效應分析

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提升中國對外貿易質量。當前，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規模、發展質量以及發展潛力和前景，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特別是在5G、共享經濟、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數字經濟的核心領域和關鍵環節上，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深挖數字經濟發展潛力，加快數字技術研發和推動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進一步開拓數字經濟的發展空間和應用場景，應是未來發展的重點［22］。數字經濟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各個國家都在積極制定本國的數字發展規劃及不斷推動本國數字經濟的產業形態改革和升級，數字經濟的不斷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技術變革和產業結構的轉型。習近平對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他指出，在新形勢下，利用中國在數字經濟方面的現有優勢，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①習近平關于發展我國數字經濟的戰略思考，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2/0802/c427152-32491961.html。。當前，數字經濟已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已有的研究表明，數字經濟可以減少貿易費用、提高貿易效率和出口競爭力?；诖?，提出假設H1。

H1：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提升中國對外貿易質量。

（二）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作用機制分析

數字經濟能夠有效地推動技術創新，提高創新效率，并對創新模式進行優化，進而為中國對外貿易質量的提升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持。首先，數字技術促進了社會發展、提高了國家綜合實力，突破了傳統貿易中存在的不足和限制［23］，工業互聯網與智能制造正是將數字技術、數據信息和應用技術服務深度結合的典型代表。工業數字化為企業提供了一個更加便捷、快速的網絡平臺，拓寬了貿易渠道，減少了企業參與國際貿易所需的交易費用，提高了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可能性。如今已有相當成熟的大數據系統，可以為國內出口商提供全面、透明的目標市場資料，讓他們在制訂生產計劃時，防范貿易保護主義，以節約成本，提升效率。其次，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的信息技術，將運輸工具和物流和運力信息進行整合，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訂單匹配效率，降低整體成本，最大限度地滿足運輸需求。最后，數字經濟可以提供智能化、信息化和數字化的互聯互通技術，從而促進中國對外貿易新技術、新形式、新模式和新業態的產生，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24］?；诖?，提出假設H2。

H2：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提高中國對外貿易質量。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在數字經濟的背景下，人才與數字工具的結合更加緊密，人才的發掘、組織、培養等方式都發生了巨大改變，新人才需求應運而生。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深度融合，極大地提高了人力資本水平，為中國提供了更多高素質的復合型數字化人才，進而間接地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隨著貿易數字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中國需要大量的高技能數字人才來滿足對外貿易轉型升級的需要，人力資本對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數字化轉型對人力資本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滿足不斷變化的勞動力需求，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勞動者必須通過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識，來滿足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的需要［25］。同時，隨著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教育資源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增加了受教育的機會。職業技能學習和培養，可以使工人的知識結構和技術結構得到優化，使單純勞動力成為復合型勞動力，這將提高中國人力資本的整體素質和水平，間接促進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诖?，提出假設H3。

H3：數字經濟通過促進人力資本發展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

四、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

1.基準模型

為檢驗數字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影響，本文將基準模型設定為如下形式：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Quality為被解釋變量，代表對外貿易發展質量；Digt是核心解釋變量，代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α0為常數項；α1表示數字經濟發展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影響系數，如果α1＞0，說明數字經濟能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反之則不利于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Control為控制變量；μi和δt分別為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2.作用機制檢驗模型

數字經濟通過有效推動技術創新、人力資本提高來實現對外貿易質量提升?；诖?，構建作用機制檢驗模型如下：

加入作用機制后的檢驗模型如下：

在式（2）和式（3）中，Median表示中介變量，包括技術創新（Tech）、人力資本（Human），θ1、θ2分別為數字經濟和各中介變量的回歸系數，Control為控制變量，其他變量含義同模型（1）。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對外貿易發展質量（Quality）。在參照包振山等［26］研究的基礎上，從創新發展、協調發展、持續發展、開放發展、國際競爭力等五個方面構建中國對外貿易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表1），同時采用熵值法進行測度。

表1 對外貿易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表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2.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經濟發展程度（Digt），借鑒趙濤等［27］、李宗顯與楊千帆［28］的研究，從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互聯網相關產出、移動互聯網用戶量、數字金融普惠發展五個維度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度量，并運用熵值法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此基礎上，得出中國各省區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標。

3.中介變量

（1）技術創新（Tech）?？茖W是第一生產力，一個地區的專利授權數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本文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檢索平臺上獲得各個省區市在不同年份的專利數，以此來對各個地區的技術創新水平進行度量。（2）人力資本（Human）。人力資本的增值空間要比物質資本和貨幣資本更大，它具有創造性，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調整企業發展策略，適應市場變化，因此，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有利于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的主要途徑，本文采用高等學校在校生數與城市年末總人數的比值測度人力資本。

4.控制變量

為了避免重要變量缺失對估計結果造成影響，本文對重要變量進行控制，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Eco），采用城市人均實際GDP 進行測度；政府干預（Gov）用當地財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來衡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Inf）用公路里程占行政面積的比例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Fin）用存貸款之和與GDP 比值來衡量。

（三）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采用2011—2020 年中國30 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商務統計年鑒》以及國家統計局、海關總署網站?？紤]到變量之間的差異，采用對數法對上述指標進行處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本回歸

數字經濟促進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基準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從列（1）可以看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為0.156，在10%水平上正向顯著，這表明發展數字經濟可以提升中國對外貿易質量。列（2）為增加了省份和年份雙向固定效應后的單變量回歸結果，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為0.396，且在10%水平上顯著。列（3）至列（5）為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呈示數字經濟的影響系數均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這一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確實促進了對外貿易質量的提升，假設H1 得到了驗證。

表4 基本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本文從更換核心解釋變量、剔除特殊地區樣本、工具變量法三個方面進行檢驗，結果見表5。

表5 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借鑒鐘敏與王增濤［9］的研究，將利用熵值法測算得出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替換為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得出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回歸結果如表5 的列（1）、列（2）所示。表5 的列（1）和列（2）中的系數與基本回歸結果保持一致，均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可以發現，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后，數字經濟變量的擬合結果仍然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發展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正向影響是穩健的。

2.剔除特殊地區樣本

為確保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 個直轄市樣本剔除。由表5 的列（3）、列（4）可知，在排除了特定區域的樣本之后，再進行回歸處理，結果依然顯著，符號方向也未發生實質性改變。

3.內生性處理

在基準回歸中，盡管對經濟發展水平、政府干預、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金融發展水平等潛在影響因素進行了控制，但是仍然有可能會因為其他沒有控制到的潛在變量進入擾動項，而對回歸結果造成影響。并且，因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個綜合指數，在回歸的過程中很容易出現因為測度偏差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為保證結果的可靠，本文采取工具變量法處理。參照黃群慧等［29］的處理方法，分別構建各省區市1984 年每百人固定電話數量和每百萬人郵局數量與上一年全國信息技術服務收入的交乘項作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從中國互聯網的發展歷史來看，其早期發展始于電話撥號接入，電話等通信設備將從技術水平上影響后續的互聯網發展，因此固定電話數量或郵局數量較多地方的互聯網發展也相對更好，而且1984 年的固定電話數量是一個不變的歷史條件，隨著使用量逐漸減少，其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幾乎沒有影響，所以，工具變量基本滿足相關性假設。表5 中列（3）表明工具變量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同時，識別不足檢驗（KPL）統計量P值均為0.083，說明不存在工具變量識別不足問題；弱工具變量檢驗（KPW）統計量為241.11，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綜合來看，本文選取的工具變量是合理的，說明本研究的回歸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三）作用機制檢驗

1.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估計

參考溫忠麟和葉寶娟［30］的研究，首先將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進行回歸分析，表6 列（1）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證實了數字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具有積極影響；其次驗證數字經濟發展是否有利于技術創新，表6 列（2）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最后將技術創新這一作用機制加入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回歸模型中，表6 列（3）結果顯示技術創新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參考江艇［31］的研究，鑒于使用三步法檢驗變量中介效應存在弊端，因此對結果進行bootstrap 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技術創新對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存在中介效應，假設H2 得到驗證。

表6 作用機制檢驗

2.人力資本的中介效應估計

與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一樣，對人力資本在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過程中是否存在中介效應進行檢驗。表6 列（4）的數字經濟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證實了數字經濟發展對提高中國的人力資本水平起到了積極作用，將人力資本這一中介變量加入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回歸模型中，列（5）結果表明，人力資本的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因此對結果進行bootstrap 檢驗，檢驗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對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不存在中介效應，這與本文的假設H3 不相符。究其原因，中國雖然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本，但數字人才相對短缺，這使得人力資本對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中介效應甚微。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需要大量的高技能數字人才來滿足貿易數字化的需要。因此，未來要注重培養數字人才，為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提升提供人才支持。

（四）異質性分析

1.地理區位異質性

為了驗證數字經濟與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在地理位置和區域經濟發展規模上是否存在異質性，將樣本分為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四個區域進行分組回歸①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區域劃分標準，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具體劃分為：東部10 ?。ㄊ校┌ū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6 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12 ?。▍^、市）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東北3 省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回歸結果如表7 所示。在中部和東北地區，回歸分析的結果并不顯著，數字經濟對于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促進作用在東部和西部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該促進作用呈現出“東部＞西部＞中部、東北地區”的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近年來西部地區的貴州、重慶等城市在數字經濟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也從東部地區吸收了大量的數字經濟先進技術和經驗，具有一定的后發優勢；另一方面，雖然東部、中部等發達地區的數字經濟規模更大，但在數字基礎設施不健全的西部地區，轉換和交易成本相對較低，而且在投資的初始階段，其還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的優勢，因此，更容易鎖定前沿技術，實現對外貿易數字化，塑造地方對外貿易的獨特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

表7 地理區位異質性檢驗

2.經濟規模異質性

根據《中國工業報》發布的2022 年各省區市經濟總量排名，把排名前十的地區劃分為特大經濟省份，其他地區劃分為中小規模經濟省份，這是因為各地區之間的資源容量、要素分配效率，以及政府得到的資金支持都有很大的差別。這些差異將導致數字經濟發展對中國外貿質量提升的影響呈現異質性。表8 列（1）顯示的數字經濟系數為0.365，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在特大規模經濟省份中數字經濟能促進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而列（2）中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雖然顯著，但系數值和顯著性比列（1）小，即在中小規模經濟省份，數字經濟對中國外貿質量的提升作用弱于經濟發達省份。經濟發展規模異質性的原因可能是經濟發達省份擁有相對完善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基礎設施，以及更高的人才素質和技術水平，因此，對外貿易可以更快地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表8 經濟規模異質性檢驗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綜上，本文基于2011—2020 年中國30 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以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為研究重點，在區域差異、經濟發展規模上進行了異質性檢驗以及作用渠道的中介效應檢驗，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發展對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的推動作用。研究結果表明：（1）數字經濟正向顯著地促進了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而且該結論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剔除特殊地區樣本、采用工具變量法分析檢驗后依然穩??；（2）數字經濟不僅能夠直接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而且能夠通過技術創新提高中國對外貿易質量；（3）通過異質性分析發現，中國東部和西部地區對外貿易質量受數字經濟發展影響更為明顯，且數字經濟對于中國對外貿易質量的提升效應在經濟發達的省份中更加突出。

（二）政策建議

1.建設“數字中國”，促進數字經濟與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深度融合。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能夠顯著提高中國對外貿易的質量，因此，在促進外貿高質量發展的同時，要抓住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機遇，不斷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2.鼓勵技術創新。一方面，政府可通過補貼、減稅、融資等方式給予扶持，通過加強和引導數字經濟在促進技術創新中的關鍵作用［32］，最大限度地發揮數字經濟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促進效應。另一方面企業應從著眼于長期利益，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投入，不斷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3.培育數字型創新人才。加快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擴大數字人才規模，對教育模式進行更新，重視培養對外貿易發展領域有行業經驗并具備數字化素養的人才，為數字經濟推動中國對外貿易質量提升提供人才支持。

4.注重區域數字經濟與對外貿易平衡發展。著力推進前沿技術創新，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布局，縮小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各地政府應順數字化之勢而為，超前布局未來數字產業，并通過鼓勵數字產業的蓬勃發展與推動數字技術和傳統產業深度融合，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充分挖掘數字經濟增長的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