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要素集聚與城市創業活躍度
——基于“寬帶中國”戰略的準自然實驗

邢小明，應兆琦

（江西財經大學 應用經濟學院（數字經濟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引言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數字化創新為驅動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日益成為助力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力量。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應優化基礎設施布局、結構、功能和系統集成，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除交通、水利等傳統基礎設施外，寬帶網絡基礎設施同樣是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寬帶發展白皮書（2022 年）》數據，截至2022 年9 月，中國固定互聯網寬帶用戶總數達5.9 億戶，全年全國網上零售額達13.79 萬億元，同比增長4%。網絡基礎設施優化升級不僅增強了產業競爭力、增進了民生普惠，更提高了節能減排效率。進入新時代，如何有效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變得尤為關鍵。鑒于網絡基礎設施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支撐作用，2014 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為落實《國務院關于印發“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2013〕31 號）的要求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創建“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城市群）工作的通知》，旨在建設推動經濟發展的國家信息基礎設施。那么，“寬帶中國”戰略能否有效帶動創業生產要素的地理性集中，進而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進一步地，具體的內在機制又是什么？這種創業效應在不同的城市、產業以及行業中又呈現出何種規律？科學回答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如何產生創業效應，對于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試點政策的推進，納入示范城市的城市（群）不斷增多，“寬帶中國”戰略的相關研究也得以豐富?，F有關于政策效應的文獻大致從經濟、環境以及社會三方面討論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產生的積極影響。關于經濟效應，從宏觀層面看，“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顯著提升了城市的創新水平［1］，并且該政策產生了較強的示范效應，加速推動了相鄰城市的要素流動，帶動了周邊城市的發展。邢小明和郭曉斌［2］發現，“寬帶中國”戰略可通過居民消費水平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創業活躍度效應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從微觀層面看，現有研究認為“寬帶中國”戰略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3］、企業產能利用率［4］等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該影響在不同產權、行業密集度的企業具有差異性。關于環境效應，立足于數字經濟時代背景，“寬帶中國”戰略能推動數字經濟發展進而顯著降低主要污染物SO2的排放［5］，這種效應具有“厚積薄發”的特征，但其影響具有一定時滯性。薛飛等［6］發現，完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能提升“數字紅利”，并通過促進綠色創新降低城市碳排放。郭勁光和王虹力［7］同樣認為，“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能提升城市綠色創新進而提升碳排放績效，且這種提升作用在空間視角下仍然存在。關于社會效應，方福前和田鴿［8］基于“寬帶中國”戰略準自然實驗，發現該政策顯著提高了個體尤其是農村居民的收入，進而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宋顏群和胡浩然［9］以“寬帶中國”政策沖擊作為工具變量，發現城市關注程度的提升能夠減小城鄉收入差距。此外，田鴿和張勛［10］以“寬帶中國”政策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沖擊變量，發現互聯網發展能促進勞動力有效分工，進而促進非農就業。夏海波等［11］運用空間杜賓模型發現，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顯著提升本地和鄰地的就業水平，且對鄰地效應更強。

理論上，寬帶網絡可以有效增強創業要素的集聚，從人才、資本以及技術等方面來聚合并優化創業所需的資源，從而有利于創業者識別創業機會并提高他們實現這些機會的能力［12］。杜運周等［13］基于制度組態視角，發現城市的營商環境可以從政府、人力、金融、公共社會、市場以及創新環境等六個方面影響城市創業活躍度。立足于創業者面臨的創業環境，首先，“寬帶中國”戰略明確指出當地應致力加大高層次人才引進和培養力度，政府的各項惠民政策應有利于吸引大批技術性人才的集聚，進而推動創業活力；其次，政策要求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寬帶應用服務企業在海內外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并進一步吸引風險投資，以緩解融資約束，助力創業展開；最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有效緩解創新資源的錯配，提高信息技術創新效率和技術發展的外部性，提升創業水平。鑒于此，本文以“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基于2006—2018 年中國283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采用漸進雙重差分法實證檢驗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影響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內在機理。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1）以“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構造準自然實驗，分析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創業活躍度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有關“寬帶中國”戰略創業效應分析的研究內容。（2）分別從人才、資本、技術等創業要素資源的地理性集聚方面剖析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影響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具體傳導路徑，厘清了“寬帶中國”戰略發揮創業效應的理論機制；同時從不同城市區位、城市特征、產業類型以及行業類型等視角考察了政策創業效應的差異化影響，為不同區域和行業發展提供了具有一定針對性的政策參考。（3）在創業活躍度檢驗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寬帶中國”戰略創業效應所帶來的城市就業水平的變化，豐富了創業帶動就業的相關研究。

二、政策背景與理論分析

（一）政策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區域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步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更好地促進城鄉區域均衡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為推動新一代基礎設施快速健康發展，2013 年，國務院根據《2006—2020 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等文件要求，印發了《“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明確指出將寬帶網絡定位為戰略性公共基礎設施。2014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布了當年的“寬帶中國”示范城市（群）名單，確定39 個城市（群）為2014 年度首批“寬帶中國”示范城市（群），加上之后的兩批共遴選出117 個城市（群）作為“寬帶中國”示范點。政策旨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中國整體的寬帶用戶規模，優化寬帶網絡升級，加快寬帶網絡運行速度，進而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以及國內城鄉之間的寬帶網絡基礎設施水平差距，致力于推動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理論分析

本文將“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影響機理歸納為人才集聚效應、資本集聚效應以及技術集聚效應。

1.人才集聚效應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帶來人才集聚效應，進而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首先，“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通過更好地建設網絡基礎設施，進而提升示范城市的競爭優勢，加速地區人力資本積累，為當地注入新的創業動力，最終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產生積極影響。已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水平是創業者創業行為選擇的重要內在動力，即一個區域創新人才的多寡是影響當地創業水平的重要因素。地區人力資源決定了營商環境中人才的供給水平［13］，作為企業的核心運營，人才集聚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并提升其創新活動。此外，創新人才的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區域內的知識流通和信息轉移，通過網絡設施進行有組織、高頻率地交流，從而幫助創業者更好地了解產出成果，提升區域的創業活躍度。Audretsch&Lehmann［14］指出，人才流動會推動知識流通并產生外部性，為企業家創業提供信息技術等資源，促進要素間組合，從而轉化為有效的創業活動。其次，“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中明確強調各地政府應優先保障人才發展投入，加大高層次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力度，當地可以通過如補貼扶持、稅收優惠等措施發展和創新人才培養模式，這必然會增加當地人才的供給水平，提升城市總體層面上的創業活躍度。最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拉動當地消費，促進地區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15］，增加當地的人才積累，從而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

2.資本集聚效應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有效緩解創業者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產生資本集聚效應，進而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眾所周知，創業活動的開展離不開啟動資金和長期運營資金，這是新企業能否成功創立的關鍵因素。Evans&Jovanovic［16］、Karaivanov［17］認為，信貸約束是阻礙創業者新創企業的主要原因。程郁和羅丹［18］通過修正Evans&Jovanovic 的創業決策模型發現，信貸約束會影響農戶創業過程中的層次和水平。長期以來，信息不對稱以及較高的市場風險使得創業者很難通過傳統的融資渠道來獲得啟動資金，因而風險投資成為一種主要的融資方式［19］。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不僅能夠拉動當地的有效投資，促進信息消費，而且有助于企業與金融機構更好進行線上交流，大大降低時間成本和信息不確定性［20］，增進了投資者對當地創業者創業成功與否的了解，從而趨向于選擇增加區域風險投資，為新創企業提供融資渠道。此外，“寬帶中國”戰略實施方案中明確指出，當地應加大對寬帶應用服務企業的融資支持力度，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寬帶應用服務企業在海內外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同時加強稅收優惠扶持和完善投融資政策。外商直接投資的注入能為當地創業提供資金扶持，如田畢飛等［21］基于52 個國家和地區的創業觀察調查數據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國際創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寬帶中國”戰略能吸引風險投資并注入外商直接投資，為創業提供資金保障，從而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

3.技術集聚效應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提升城市技術創新水平，為創業者提供有效的信息技術支撐，進而提升創業活躍度。一方面，技術創新所產生的信息知識成果不僅能夠有效引致出技術套利型創業機會的產生，同時還能夠優化不同資源的配置效率，提升信息技術水平，從而更加便利地使創業者獲取創業時所需的知識，提升創業的可能性。白俊紅等［19］指出，創新要素的集聚能為城市創業創造更多的機會和條件，對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帶來積極影響。蘇任剛和趙湘蓮［22］以城市創新水平為機制，發現信息通訊技術能夠通過創新機制促進城市創業活動的展開。另一方面，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克服區域內部和區域之間的信息傳播障礙，提高知識信息流動的效率，產生所謂的知識溢出效應，這不僅極大降低了信息搜尋成本，增強了創業者的積極性，還能進一步為創新主體提供多元化信息，為創新活動帶來靈感。此外，根據網絡邊際成本遞減規律，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邊際成本會隨著使用規模的擴大而下降，在諸多領域產生正的外部性，直接促進城市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于志慧和何昌磊［23］發現，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能夠通過提高互聯網水平并強化政府戰略以提升城市創新水平。張杰和付奎［24］同樣發現，“寬帶中國”戰略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并集聚驅動要素，進而促進城市創新水平的提升。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文旨在探究“寬帶中國”戰略下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影響?；凇皩拵е袊睉鹇栽圏c政策是外生于創業行為的政策沖擊，所以本文將其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并運用雙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進行識別檢驗?？紤]到“寬帶中國”試點城市是分批設立的，為保證政策效果評估的科學性，構建雙向固定效應差分模型（1）：

在模型（1）中，entreit代表城市i在第t年的城市創業活躍度；treati為實驗組控制組虛擬變量，如果該城市為“寬帶中國”戰略試點城市，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timet為政策時間虛擬變量，在試點實施年份之后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系數β 值是本文重點關注的參數，表示“寬帶中國”戰略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政策效應；Controlit表示一系列影響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城市特征變量；μi表示城市固定效應，用來控制城市層面不隨時間變化因素的影響，如城市特有的文化底蘊、要素稟賦等；λ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用來控制隨時間變化因素的影響，如宏觀經濟政策；εit為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城市創業活躍度entre。關注現有城市創業的相關研究發現，生態學研究法、勞動力市場法［25］以及人口法［26］被廣泛用于衡量創業活躍度。其中生態學研究法以區域內已有企業總數對新增企業數量進行標準化；勞動市場法和人口法分別以當地15—64 歲勞動力人口以及總人口對新創企業數量標準化?？紤]到區域的新增企業數只能衡量絕對創業水平，因此，本文參照周小虎［26］等的研究方法，在基準回歸中以人口法即城市每百人新增企業數來消除區域間由于規模差異所帶來的影響，并在穩健性中采用城市新增企業總數以及其新增企業增速衡量創業活躍度。

2.解釋變量

本文的解釋變量為“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虛擬變量treat×time。本文將“寬帶中國”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以城市處理虛擬變量與政策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乘項（treat×time）作為政策的處理效應。具體地，若該城市入選“寬帶中國”政策示范城市，則treat取值為1，否則為0；若觀測時間在政策入選當年及以后年份，則time取值為1，否則為0。

3.控制變量

為盡量避免其他城市特征因素影響城市創業活躍度進而得到偏誤估計，本文控制了以下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lnpgdp），采用城市人均GDP 的對數值衡量。（2）產業結構（ind），采用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城市GDP 的比值衡量。（3）政府干預（gover），采用政府財政支出與GDP 的比值衡量。（4）基礎設施水平（infra），采用城市固定資產總投資額與GDP 的比值衡量。（5）人力資本（lnstu），采用城市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的對數值衡量。（6）金融發展水平（fin），采用年末金融存貸余額之和與GDP 的比值衡量。本文涉及的相關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

（三）數據來源

本文新創企業相關數據通過天眼查商業查詢平臺獲得，這一途徑獲取的新創企業數據主要包括企業代碼、注冊時間和地點、企業所在行業類型以及經營狀態等信息，并最終將其整合到城市層面?！皩拵е袊痹圏c城市來自《“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本文選取其中107 個城市作為政策處理組。此外，本文涉及的其他城市特征變量數據主要來自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其中城市樣本的缺失值結合各地統計年鑒、公報或者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補齊，最終得到2006—2018 年中國283 個地級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數據。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采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影響，表2 報告了政策產生的創業效應。其中，列（1）是沒有加入城市特征變量以及固定效應的估計結果，列（2）為在列（1）的基礎上加入了城市固定效應以及年份固定效應的估計結果，列（3）為在列（1）的基礎上加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最后一列則為同時加入控制變量以及城市、年份雙向固定效應后的估計結果。根據基準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無論在何種情形下，“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虛擬變量treat×time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寬帶中國”戰略下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確實提升了城市創業活躍度?？赡茉蛟谟?，試點政策的推進實施能為當地吸引更多的創新創業人才，知識和技術的流通便利化使得創業者在開創企業時能更好地進行溝通與交流，同時政策所拉動的消費與投資緩解了創業者的融資約束，進而促進了城市創業活躍度的提升。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DID 估計有效性檢驗

1.平行趨勢及動態效應檢驗

采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的前提在于“寬帶中國”示范城市中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政策發生前應保持相同的發展趨勢，即滿足平行趨勢檢驗假設。由于“寬帶中國”政策戰略是分批實施的，因此不能將某一年作為政策發生時點來構建時間虛擬變量，故本文借鑒事件分析法思路，構建以下動態模型（2）：

在模型（2）中，i為城市，t為年份。由于樣本區間為2006—2018 年，包括了政策實施前8 年和實施后5 年的樣本，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前8 年到實施后4 年的創業效應。為避免多重共線性，令政策前一期（記為“-1”期）為模型的基準組。其中βk為本文主要關注的估計系數，分別表示“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實施的前8 年、前7 年……前2 年、實施當年直至實施后4年虛擬變量交乘項的估計值，其余變量與基準模型中變量一致。本文采用圖示法繪制了系數βk及其聚類到城市層面穩健標準誤對應的95%置信區間圖（圖1）。結果顯示，政策發生前的虛擬變量交乘項系數均不顯著，這表明在“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實施之前實驗組和對照組在創業水平上不存在明顯差異，即滿足本文的平行趨勢假設。其次，動態效應檢驗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策的逐步深入，試點城市和非試點城市的城市創業活躍度差異不斷增大。上述結果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的創業效應具有動態可持續性，即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穩定持續地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

圖1 平行趨勢和動態效應

2.安慰劑檢驗

盡管上述分析已經控制了大量城市特征變量，但仍有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和其他不可觀測的城市特征因素使得“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評估結果受到干擾。鑒于此，本文采用反事實檢驗方法通過構建虛假處理組進行安慰劑檢驗。具體而言，本文隨機抽取與真實“寬帶中國”示范城市選取量相同數量的城市作為處理組，其他未被抽取的城市則作為對照組。如果在此條件下虛擬變量交乘項的估計系數仍非常顯著，那么說明本文實證結果中所產生的創業效應并不是由于“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所帶來的；反之，則可以表明政策確實帶來了城市創業活躍度的提升。本文通過隨機抽樣并重復1 000 次，產生了1 000 個交乘項的虛假t統計量并繪制其核密度分布圖（圖2）。從圖2 可以發現，政策虛擬變量的t統計量集中分布在0 點附近，且基準回歸中的t值為3.3，明顯異于虛假處理組所得出的估計結果。因此，可以認為本文中非觀測因素幾乎不會對估計結果產生影響，基準回歸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圖2 安慰劑檢驗結果

（三）克服內生性：工具變量法

鑒于“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并非隨機選擇，其結果可能會由于當地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資源稟賦等因素產生內生性問題，為此，本文基于歷史視角構造工具變量來加以緩解。具體地，參照黃群慧等［27］的做法，使用各城市1984 年每百人固定電話數（統計年鑒中最早公布數據）作為“寬帶中國”示范城市的工具變量。一方面，從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史來看，其早期發展是由電話撥號接入開始的，電話等通信設備會在技術水平上影響到后續的互聯網發展，因此固定電話數量或郵局數量越多的地方互聯網發展也相對更好，而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良好的寬帶發展基礎進行支撐，故工具變量基本滿足相關性假設；另一方面，1984 年的固定電話數是一個不變的歷史條件且在使用上逐步下跌，對于現有的創業水平幾乎沒有影響，由于工具變量的排他性約束是無法完美驗證的，為此只能說明該工具變量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排他性假設。需要提及的是，由于1984 年每百人固定電話數是不隨時間變化的截面數據，無法對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因此本文參照劉勇政和李巖［28］的做法，將兩者分別與年份相乘構造交乘項作為“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建設的工具變量，用IV1 進行表示，并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估計。

表3 中列（1）和列（2）為采用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Kleibergen-Paap rkLM檢驗在1%水平上顯著，且Cragg-Donald WaldF統計量及Kleibergen-Paap rk WaldF統計量均大于Stock-Yogo 檢驗10%水平上的臨界值，這表明工具變量不存在不可識別以及弱工具變量問題。此外，工具變量第二階段回歸中虛擬變量交乘項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且產生的創業效應有所增大，這表明在排除內生性問題后“寬帶中國”戰略帶來的創業效應更強。

表3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1. Bacon 分解

Chaisemartin&Haultfoeuille［29］指出，交錯DID 在政策評估時會因不同組別和時間維度上的差異導致樣本中出現“壞控制組”的選取，進而產生異質性處理效應。為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借鑒Goodman-Bacon［30］提出的Bacon 分解法，認為政策帶來的平均處理效應是各個時期處理效應的加權平均值，為此將面板數據依不同的處理期分為先處理組（Early）、后處理組（Late）以及未處理組（Never）。

依據表4 中Bacon 分解的估計結果，Bacon 分解將所有區域分為4 個不同時點的處理組，包含1 個未處理組?？梢钥闯?，政策所帶來的創業效應有91.97%來源于處理組和從未處理的控制組，僅有8.03%來源于其他3 個不同時點的先后處理組。因此，本文估計結果沒有受到異質性處理效應的嚴重影響，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表4 Bacon 分解結果

2. PSM-DID 估計

由于“寬帶中國”戰略示范城市是分批進行批復的，其中可能存在因城市特征不同產生的選擇性偏誤問題，從而使得實證結果存在系統性差異。因此，本文運用PSM-DID 方法來進一步增強試點城市和非試點城市的可比性，進而緩解可能存在的選擇性偏誤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具體地，本文使用基準回歸中的控制變量作為logit 回歸中的協變量，通過一比一的近鄰匹配法尋找在共同支撐域中的最佳對照組，進而生成新的數據集并對其重新進行回歸檢驗。

表5 為PSM-DID 平衡性檢驗結果，大多數協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在匹配后明顯縮小，且大部分觀測值在共同支撐域內，這體現出本文PSM-DID 具有合理性。由表6 列（1）可以看出，傾向性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下政策虛擬變量系數值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在以經匹配后的城市作為示范城市的對照組下，“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仍顯著提升了城市創業活躍度。

表5 PSM-DID 平衡性檢驗結果

表6 穩健性檢驗結果

3.更換被解釋變量

為進一步增強模型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如前文所述，本文在基準回歸中采用人口法衡量城市創業活躍度，在穩健性檢驗中采用城市新增企業總數（ent1）以及新增企業增速（ent2）作為城市創業活躍度的代理變量重新進行實證檢驗。由表6 列（2）和列（3）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更換被解釋變量后，虛擬變量交乘項系數值仍在1%和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的創業效應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4.傳統DID

“寬帶中國”戰略為多期分批試點政策，為進一步驗證政策帶來的創業效應，本文將第一批“寬帶中國”戰略政策實施年份作為發生時點，利用單期DID 進行再檢驗。具體地，本文將2014 年作為政策發生時期，將該期納入試點的37 個示范城市（群）作為處理組，同時將2015 年、2016 年納入的兩批試點城市作為對照組進行檢驗。表6 列（4）為單期差分法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在改變政策處理組方法下，“寬帶中國”戰略仍顯著促進了城市創業活躍度的提升。

5.控制前定變量

在對“寬帶中國”示范城市的選擇上，政府可能會對經濟基礎較好的城市具有傾向性，從而使回歸模型存在雙向因果。為此，本文以基準回歸涉及的控制變量設定前定變量，具體地，借鑒陳詩一等［31］的做法，本文將樣本期前一年即2005 年控制變量作為基期，并乘以時間趨勢作為前定變量，回歸結果如表6 列（5）所示?？梢钥闯?，在考慮雙向因果影響后，基準回歸中“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的創業效應依然成立。

6.排除其他政策干擾

由于“寬帶中國”戰略的設定無法排除在樣本期內其他相關政策對城市創業的影響，因此，本文通過整理收集各地推行的其他政策發現，“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創業型城市”試點政策、“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以及“自由貿易試驗區”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寬帶中國”戰略所帶來的創業效應。鑒于此，本文依次將這些政策納入模型來檢驗“寬帶中國”戰略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凈效應?；貧w結果如表7 所示，其中列（1）控制了“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列（2）控制了“創業型城市”試點政策；列（3）控制了“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政策；列（4）控制了“自由貿易試驗區”；最后，在列（5）中同時控制這些政策。結果表明，在控制其他相關影響城市創業活躍度政策后，本文政策虛擬變量系數仍均在1%的水平上保持顯著性，進一步表明基準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表7 穩健性檢驗結果：排除其他政策干擾

（五）機制檢驗

基準回歸結果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具有明顯的創業效應，那么該政策影響城市創業的具體影響機制又是什么？如前所述，“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可能通過人才集聚效應、資本集聚效應以及技術集聚效應三種路徑促進城市創業。為此，本文逐一檢驗試點政策影響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具體機制。

1.人才集聚

首先，城市創業離不開高層次人才?；谌瞬偶坌?，本文參照杜群陽和俞航東［32］的做法，采用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從業人員數與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數之和占城市總從業人員的比重（talent）作為城市人才集聚的代理變量。原因在于，相較于其他行業，該類行業的從業人員具有更高的知識和技術水平，從而能更好地體現區域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人才需求和政策引導趨勢。人才集聚效應回歸結果如表8 列（1）所示，無論是否控制城市特征變量和城市、年份雙向固定效應，“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都顯著提升了城市人才集聚水平，這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有助于促進創業人才的集聚，積累并擴散創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術，從而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

表8 機制檢驗結果

2.資本集聚

其次，城市創業離不開資金的扶持。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有效拉動了信息消費，向市場釋放出良好的投融資信號，吸引外來風險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解決了創業者啟動資金以及運營資金的難題。本文參照白俊紅等［19］以及曾婧婧和溫永林［33］的做法，采用《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中風險投資指數（vcpe）作為城市風險投資的代理變量，同時采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城市外商投資水平（fdi，單位為億美元）進行近似表征。資本集聚效應機制檢驗回歸結果如表8 列（2）和列（3）所示，在控制特征變量和雙向固定效應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顯著增強了風險投資者對示范城市的投資意愿，并且促進了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緩解了創業者面臨的融資約束，進而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

3.技術集聚

最后，城市創業離不開信息技術的有效支撐?；诩夹g創新效應，本文采用城市每萬人專利授權量（innovation）作為技術創新水平的代理變量來進行檢驗。技術集聚效應機制檢驗回歸結果如表8 列（4）所示，可以發現，同樣在控制城市特征變量和城市、時間固定效應下，“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交乘項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技術創新水平。因此，“寬帶中國”戰略能通過提升城市創新水平，進而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

（六）異質性檢驗

通過前文分析，“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通過人才集聚效應、資本集聚效應以及技術集聚效應顯著促進了城市創業活躍度的提升。那么，該政策帶來的創業效應是否會因城市區位、發展特征、不同產業以及不同行業企業而呈現出差異化結果？為此，本文分別進行了以下檢驗。

1.城市區位異質性

從地理位置來看，“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是否會由于區域的自然稟賦條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政策效果？對此，本文將“寬帶中國”戰略示范城市分為東部城市、中部城市以及西部城市，并分別檢驗政策對三組城市帶來的創業效應。

表9 列（1）、列（2）以及列（3）為城市區位異質性回歸結果?？梢钥闯?，“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東部城市的創業活躍度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且其系數為0.602，明顯高于基準回歸中的0.282；其次，中部地區城市政策虛擬變量系數為0.114 且僅在10%的水平上顯著；最后，政策對西部地區的創業效應并不顯著。通過結果可以得出，“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東部地區的創業水平提升作用相對較強。原因可能在于，相較于中西部地區城市，東部地區具有較為發達的經濟實力、信息水平和科教資源，入選“寬帶中國”戰略的示范城市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集聚，使當地具備更為濃厚的知識和技術等要素底蘊，在創業時進行溝通與交流更加便利，同時這些城市能拉動更多的有效消費進而吸引風險投資和外商投資，進而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

表9 異質性檢驗結果：城市區位

2.城市特征異質性

從城市特征來看，除當地固有的歷史自然稟賦、地理條件以及發展基礎等對創業效應有影響之外，其他城市層面如城市的等級、城鎮化水平等特征是否對“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的創業效應產生差異性影響？鑒于此，首先，本文根據權威機構GY brand 發布的《2022 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將一線、新一線以及二線城市劃分為大規模城市，其余劃分為中小規模城市，并分別檢驗“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的創業效應在兩類城市中的差異。其次，根據各城市城鎮化水平的均值將樣本城市分為高城鎮化水平和低城鎮化水平，同樣分別檢驗其創業效應在不同城市間的差異性。

表10 列（1）和列（2）為不同城市規模的異質性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大規模城市的政策虛擬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該類城市在“寬帶中國”戰略引導下具有更強的創業效應。其原因可能在于，相較于中小規模城市，大規模城市的經濟實力、金融水平以及基礎設施等條件更為優越，從而能夠更好地吸引人才和資金等創業要素的集聚，使創業更加容易展開，進而促進城市創業活躍度的提升。列（3）和列（4）為不同城鎮化水平下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在兩類城市中均有正向的創業效應，但在高城鎮化水平下的城市所產生的創業效應更強。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國城鎮和農村在互聯網普及率上存在差異，相較于低城鎮化水平城市，高低城鎮化水平城市擁有更好的寬帶基礎設施，居民能夠更好地享受到“寬帶中國”戰略帶來的福利，從而借助數字技術實現創業活動。這表明，中國應進一步緩解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協調推進“寬帶中國”戰略帶來的創業效應。

表10 異質性檢驗結果：城市特征

3.產業類型異質性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給不同的產業帶來的創業條件不同，那么，“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不同產業的創業水平是否具有差異性影響？鑒于此，本文依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02）劃分標準，進一步將城市層面的企業新增數細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并分別進行檢驗。表11 列（1）、列（2）以及列（3）為不同產業異質性回歸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分別為各產業城市每萬人新增企業數?？梢钥闯?，第三產業企業的政策虛擬變量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0.272；第二產業企業的政策虛擬變量系數為0.016 且僅在5%上顯著；而第一產業企業的政策虛擬變量系數并不顯著。這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更多地促進了第三產業企業的創立，而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企業影響沒有得以充分體現?？赡艿脑蛟谟?，一方面，第三產業進入的門檻相對較低，因而在政策的指引下能較好進行創業活動；另一方面，“寬帶中國”政策更多關注服務業方面的發展，而對其他產業的政策實施力度較為不足。

表11 異質性檢驗結果：產業與行業類型

4.行業類型異質性

根據前文可知，“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顯著促進了城市第三產業企業的創業水平，那么進一步地，政策更有利于第三產業下哪些行業的創業水平提升？對于該問題，本文將第三產業具體劃分為生產性服務業和非生產性服務業，并分別對其檢驗。表11 中列（4）和列（5）為不同行業的異質性回歸結果?？梢钥闯?，“寬帶中國”戰略對兩類行業企業的創業活躍度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但對非生產性服務業的創業影響力度更大，其系數為0.187。原因可能在于，相較于生產性服務業，非生產性服務業的進入門檻更低，政策所帶來的創業效應更顯著。

五、進一步分析

上述結果均表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顯著提升了城市創業活躍度。正如前文所述，創業不僅能夠帶動經濟發展，還能促進就業崗位的創造。如賴德勝和李長安［34］提到，創業型就業形成了“一人帶動一群崗位”的就業模式。那么，“寬帶中國”戰略的實施能否通過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進而提高就業水平？基于此，本文構建傳統的中介效應模型進行檢驗，見式（3）—（5）。

首先，將城市就業變量（labor）對“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虛擬變量進行回歸；其次，將中介變量即城市創業活躍度對政策虛擬變量進行回歸；最后，將城市就業變量同時對“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虛擬變量和城市創業活躍度進行回歸。對于城市創業活躍度的機制檢驗，本文借鑒王鋒和葛星［35］的做法，以城市在崗職工平均人數的對數作為城市就業的代理變量，以檢驗城市創業活躍度帶來的就業效應。表12 為城市創業活躍度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列（1）表明“寬帶中國”戰略顯著提升了城市就業水平；列（2）即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表明“寬帶中國”戰略提升了城市創業活躍度；列（3）中政策虛擬變量系數從0.088 降低到0.066，且城市創業活躍度變量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即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確實通過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進而提升城市就業水平。這啟示中國應重視“寬帶中國”戰略的創業效應，充分引導創業帶動就業，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以上結果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通過創業效應提升了城市就業水平。進一步地，為明確就業量的增加在不同產業間的差異性，本文將城市從業人員中各產業從業人員取對數作為不同產業就業的代理變量。表13 為不同產業就業檢驗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相較于第一產業，“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帶來的就業水平在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中顯著為正，且對第三產業的作用效果更為明顯。這再次表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提高了第三產業的城市創業活躍度，進而帶動了第三產業就業水平的提升。

表13 異質性檢驗結果：不同產業就業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是推動城市創業水平提升、就業崗位創造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本文將“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從理論上分析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創業的影響機理，基于2006—2018 年283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了“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影響，并進行了相關穩健性檢驗和異質性檢驗。

本文研究結論在于：（1）“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顯著提升了城市創業活躍度，并且該結論經過平行趨勢檢驗、傾向性得分匹配、工具變量法、Bacon 分解、替換被解釋變量、控制前定變量以及排除其他政策干擾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2）“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主要通過增加當地人才集聚、資本集聚以及技術集聚等途徑提升了城市創業活躍度。（3）“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創業活躍度的提升作用在不同地理區位、城市特征、產業以及行業類型的企業上具有顯著差異。分地區來看，政策在區位優勢較好的城市中創業效應更為明顯；分城市特征來看，“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大規模城市以及高城鎮化水平城市所產生的創業效應更大；分產業與行業類型來看，試點政策主要提升了第三產業企業的創業水平，且對非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更為明顯。（4）“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通過提高創業活躍度，進而提升城市就業水平，且主要體現在第三產業。

基于此，本文得出了以下政策啟示：（1）加強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以及5G 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激發城市創業活力，促進就業崗位創造。本文研究結論表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具有明顯的創業效應，這啟示中國應總結并推廣“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的經驗，不斷擴大示范城市的范圍，各級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實施相關配套體系建設，從而加大當地對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這不僅能夠顯著增加全國范圍內創業機會，還能有效解決就業問題，進而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2）重視“寬帶中國”戰略在助推城市人才、資本以及技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深入貫徹落實該政策推進城市創業的渠道。由于創業活動的展開需要創業者有效地發揮才能，當地政府可通過稅收優惠、資金補貼等途徑引進高層次人才，進一步將所需人才納入人才培養計劃，吸引創新創業人才的集聚。新創企業作為增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是城市經濟活力的重要體現。進一步提升創業所需要素的技術創新水平、降低創業成本應是當地政府在未來制度體系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此外，創業活動極度依賴啟動和運營資金，地方政府應大力落實“寬帶中國”戰略的配套體系建設要求，優化投資環境建設，進一步吸引城市的風險投資；加大對寬帶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支持力度，積極支持當地信息技術產業在海內外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為新創企業提供資金保障。（3）“因地制宜”推動政策展開，進一步規劃并細分“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的服務對象，增強戰略對不同城市和行業發展的針對性。本文異質性檢驗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不同城市以及不同特征的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影響存在“馬太效應”。因此，當地在部署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應致力于真正解決不同城市寬帶網絡的協調發展，避免城市之間以及城鄉之間“數字鴻溝”的加深。此外，異質性檢驗也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帶來的創業效應在第一產業以及第二產業中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而主要體現在第三產業，這就要求當地政府在今后的政策完善過程中應進一步加強對第一、第二產業的制度設計。制造業作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方向，這表明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引導新興技術進入制造業領域，提升制造業創業水平，更好地以實體經濟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