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李 靜，殷雯晴

（安徽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一、引言

移動互聯網、云計算、智能技術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不斷更新，有效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并為企業提供了理解和把握復雜市場、識別與應對多變環境的有效工具和理論體系［1］。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數字化技術為企業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和新的解決方案，引起企業的廣泛關注，國家也將數字化發展作為一項重要戰略決策部署。2021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加快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這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這表明推動數字化轉型既是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重新煥發經濟活力的重要舉措，也是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備條件。最早關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計算機等數字化工具層面，后逐步與現實經濟情況相結合，更多地研究數字化轉型、升級等相關內容［2］。從已有文獻可見，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化轉型與全要素生產率［3］、企業股票流動性［4］、企業績效［5］等方面，很少有文獻關注供應鏈（客戶、供應商）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維持供應鏈彈性是保證企業正常運營的重要支撐。數字技術發展成為企業抵御外部風險沖擊與規避供應鏈中斷風險的有效工具［6］。2020 年，商務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供應鏈創新與應用試點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加快推進供應鏈數字化和智能化發展”。學術界也加強了供應鏈管理中數字技術應用的研究，如陳劍等［7］研究指出數字技術可通過強化供應鏈管理等途徑助推企業績效管理。

數字化轉型是企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供應鏈管理問題也是企業當前關注焦點。供應鏈集中度是智慧供應鏈管理的重要內容，而智慧供應鏈又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支撐。那么，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哪些影響呢？基于此，本文重點從供應鏈集中度視角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旨在對企業在復雜市場中實現市場競爭力提升有現實幫助。

本文的貢獻可能在于：首先，豐富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因素研究，有效梳理與探究了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為企業平衡供應鏈配置與數字化轉型提供了依據。其次，從融資約束角度研究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中介效應，有效梳理了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中介傳導機制。

二、文獻綜述

數字化轉型是企業的重要發展戰略，主要指通過大數據、云計算、智能技術等方法高效獲取企業內外部數據，并提高企業內部各流程的資源配置效率，最終有效地提升企業自身的業務運營效率［8］。企業數字化轉型經歷了兩階段。首先，初始階段以信息化建設為主，通過加強信息技術應用，將相關的自動化設備和流程與企業的整個生產鏈連接起來，從而實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降低成本的綜合效果［9］。其次，隨著數字化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發展，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僅關注自身硬件設施升級，還注重將數字技術與企業戰略和組織文化等方面相結合，以提高企業運營效率［10］。盡管如此，現階段企業仍需要進一步推動組織結構變革和優化運營理念，使之適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需要，更好地發揮數字化技術對企業發展的推動作用。

供應鏈是企業獲取各種關鍵信心的重要渠道，供應鏈的管理和集中程度對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具有重要影響［11］。其中，供應鏈集中度是衡量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合作關系的重要指標，它包含兩個維度，即上游供應商集中度和下游客戶集中度［12］。研究指出，供應鏈集中度會影響企業的績效表現［13］、銀行長期貸款［14］、商業信用［15］、審計成本［16］等。供應商集中度對企業經營績效具有重要影響，因此企業具有提高供應鏈集中度的動機，有動力與供應鏈上游供應商保持長期合作，避免頻繁更替供應商［17］，以規避供應鏈風險。但是供應鏈集中度過高反過來也會給企業帶來不利影響。一方面，供應鏈過度集中會導致企業簽訂契約時遇到附加不利條件的可能性增大［18］，如縮短付款周期、增加運輸和保險成本費用等。另一方面，企業為保持供應鏈的集中度，會出現資本占用的問題，最終抑制企業的長期發展投資，比如抑制研發與創新投入。此外，供應鏈集中度高會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如鄒美鳳和張信東［19］研究指出供應鏈集中度高會增加企業的采購成本。

數字化轉型成為企業新的發展方向，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供應鏈集中度是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因素，但現有研究很少針對供應鏈集中度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系開展。作為企業一項重要的戰略決策，數字化轉型具有高風險、不確定性和周期較長等特征，梳理出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機制將有助于推動企業更好地實現數字化轉型。

三、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從資產專用性角度來看，企業提升供應鏈集中度會侵占更多專用性投資，導致在現階段和未來一段時間面臨較大的資金壓力。企業為滿足供應商和客戶需要來維護長久的伙伴關系，更傾向于增加專用性資產的投入來維持這一狀態。由于企業與供應鏈之間的“紐帶關系”與專用性資產的特點，一旦企業與供應商或客戶的伙伴契約被破壞，將導致企業的專用性資產可能會變成無法收回的沉沒成本［20］，提高了企業的財務風險，最終減少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資金投入。從資金使用角度來看，供應鏈集中度高會占用企業更多的內部資金，為了應對供應鏈集中度高帶來的現金流不足風險，企業往往會選擇提高自己的現金持有量［21］，進而壓縮企業數字化技術資金投資規模，抑制企業數字化活動的展開。從信息共享角度來看，供應鏈集中度高的企業可以通過供應鏈的信息共享來實現技術信息獲取和買入技術，實現創新資源配置的優化。同時，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高頻率的信息交流可以拉近企業與上下游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關系，增強彼此之間的合作與信任，增加企業與供應鏈上其他企業的信息溝通和共享。同樣的，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在供應鏈上構建溝通渠道、獲取信息和優化運營模式等。因此，當供應鏈集中度高時，企業缺乏數字化轉型的動力。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供應鏈集中度高會抑制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供應鏈集中度的提高將會加劇企業的融資約束。隨著供應鏈集中度的提升，使得企業對供應鏈上下游參與者的依賴程度提升［22］。供應鏈上的供應商和客戶為追求利益最大化，會利用談判中的強勢地位侵占企業利潤空間。其中，上游供應商可能會利用較強的議價能力，以及更高的價格向企業出售產品以及服務［23］；下游客戶可能會利用較強的議價能力，向企業提出降低產品服務價格、增加應付賬款和延長信用周期等要求。這就使得議價能力不足的企業只能被迫接受一些不利于自身的條款和要求，避免失去重要的供應商或客戶。其結果不僅降低了企業的盈利能力，還極大增加了企業的財務壓力。由于供應鏈的集中，企業經營狀況信息會在上下游企業中傳遞，這使得企業籌集資金變得更加困難［24］。當這一危機影響到與企業密切相關的供應商或客戶時，企業可能會面臨資金鏈斷裂危機。這樣一來，金融機構在考慮風險后給企業的貸款條件會更加嚴格，并提出更多的補償風險要求，極大增加了企業的融資約束。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資金量需求大、資金鏈長等特點，對企業資金要求較高，但企業面臨較大的融資約束時會減弱企業對數字化投入水平，進而抑制企業數字化轉型。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企業供應鏈集中度會通過影響融資約束水平從而間接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主要來自2007—2021 年中國A 股上市公司年報和國泰安數據庫（CSMAR），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數據主要通過對上市企業年報的文本分析和關鍵詞選擇得到，供應鏈集中度數據以及企業層面控制變量則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本文對數據進行了如下處理：（1）剔除了金融行業的上市企業；（2）剔除了ST 或PT 類型的上市企業；（3）剔除了有缺失值的樣本。

（二）變量設定

被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根據吳非等［4］的研究，使用與公司年報中數字化相關詞匯的出現頻率來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本文將其導出為文本文檔形式，然后根據數字化詞庫對數字化相關詞匯進行詞頻統計，使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詞數量+1 的自然對數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

解釋變量：供應鏈集中度。供應鏈集中度有供應商集中度與客戶集中度兩個方面。供應商集中度：一般認為，如果一個企業從少數供應商那里購買很大比例的中間投入品，那么它的供應鏈就比較集中；反之，如果從多數供應商那里相對均勻地購買中間投入品，那么企業的供應鏈就比較分散。按照這一思路，根據唐躍軍和李維安［22］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前五大供應商采購額占總采購金額的比例表示供應商集中度（Spc）?？蛻艏卸仁瞧髽I對客戶的依賴程度的體現，本文根據楊金玉等［25］的衡量方法使用前五位客戶銷售額占總銷售額的比例來衡量客戶集中度（Scc）。

中介變量：企業融資約束水平（SA）。本文使用企業的融資約束水平作為中介變量，根據汪海鳳和侯君霞［26］的研究方法采用SA指數表示。

控制變量：本文加入了與核心被解釋變量相關的一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總資產對數）、總資產凈利潤率（Roa，凈利潤占總資產比例）、負債比率（Lev，總負債占總資產比例）、股權性質（Ownership，國有企業取值為1，非國有企業取值為0）、研發投入（RD，研發投入占總資產比例）、企業年齡（Age）。其中，企業規模與企業年齡是反映企業發展狀態的指標；企業負債比率可以表現出企業的償債能力和融資能力；總資產凈利潤率是影響企業創新與應用的一個主要因素；研發投入也對企業技術創新存在影響。

（三）研究模型

為了驗證上述假設，本文分兩部分設定了以下基準模型（1）和（2）：

其中，下標it表示企業i在年份t的樣本數據；Digitalit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變量，其數值越大，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反之，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低；Sccit為企業的客戶集中度變量；Spcit為企業的供應商集中度變量；Controlsit是控制變量集，包括企業層面同數字化轉型決定因素相關的變量；ηi、γt分別表示個體和年份的固定效應變量；εit表示模型主要變量之外的隨機擾動項；α、β 為擬合系數。表1 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五、實證分析

（一）基準模型回歸分析

表2 報告了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的回歸結果?？梢钥闯?，列（1）和列（3）僅控制了個體和年份固定效應，客戶集中度和供應商集中度對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分別是-0.357 和-0.288，并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列（2）和列（4）加入了控制變量，客戶集中度和供應商集中度與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分別是-0.231 和-0.145，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上述結果表明供應鏈集中度增高會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即企業的供應鏈集中度越高其數字化轉型水平越低，假設1 得到論證。該結論背后的邏輯是：供應商集中度和客戶集中度越小，說明供應鏈越分散，管理越復雜，此時企業越需要應用數字化技術處理繁雜的供應鏈信息以提高供應鏈管理效率，因此企業越有動力進行數字化轉型；供應商集中度和客戶集中度高，說明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建立了密切關系，得到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的信任，更容易從供應鏈上獲得信息與資源，從而減少了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需求。

表2 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的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分析

1.替換變量的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上述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首先更換了被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的測量方法。參考袁淳等［27］的研究方法，采用將數字化相關詞數量占年報總文本長度比例×100 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Digital1）?；貧w結果如表3 所示，從列（1）和列（2）可以看出，客戶集中度、供應商集中度與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有著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與基準分析的結果相一致，證明了其穩健性。

表3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其次，更換了供應鏈集中度指標的測量方法，將客戶集中度和供應商集中度替換成供應鏈集中度（SC，企業前五名供應商采購比例與前五名客戶銷售比例之和的均值）來評價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從表3 中列（3）可以看出，供應鏈集中度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是-0.003，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表明供應鏈集中度高對企業數字化轉型有抑制效果，與基準分析的結果一致。

2.內生性問題處理

因為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解決內生性問題。借鑒葛順奇等［13］的方法，采用滯后一期的客戶集中度（L.Scc）與供應商集中度（L.Spc）作為工具變量?；貧w結果如表4 所示，列（1）和列（3）為一階段工具變量對自變量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439 與0.331，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列（2）與列（4）為第二階段的工具變量檢驗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客戶集中度與供應商集中度回歸系數分別為-0.461、-0.631，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基準模型回歸分析的結果相一致。

表4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此外，LM統計量分別為337.504 和294.177，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F統計量分別為3 886.975和1 886.579，這表明不存在識別不足和弱識別問題，工具變量通過了檢驗。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企業供應鏈的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抑制作用”是穩健的。

（三）異質性分析

1.股權性質的異質性檢驗

區分國有與非國有股權性質的異質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5 所示。結果顯示，在國有企業組別中，客戶集中度與供應商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回歸系數雖為負值，但t值偏小，未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而非國有企業組別中，客戶集中度與供應商集中度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80 與-0.145，并分別在1%和10%的水平上顯著。因此，供應鏈集中度高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表現更為明顯，對國有企業的抑制作用并不明顯。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在資源獲取、市場占有等方面占據有利地位，供應鏈中斷風險較低、市場競爭壓力較小，其有更多資金和人力去開展數字化轉型。相比之下，非國有企業獲取的資源較少，供應鏈中斷的風險較高，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較大。同時，非國有企業可能會受到信貸歧視的影響，使得企業為了彌補外部融資的不足而更多使用內部資金。因此，當供應鏈集中度過高時，非國有企業會從預防風險的角度考慮，投入更多人力和資金用以保障供應鏈發展需要，從而擠占了非國有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投入，抑制其數字化轉型。

表5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異質性檢驗回歸結果

2.高科技和非高科技企業的異質性檢驗

本文按照彭紅星和毛新述［28］的方法將行業類型分為高科技企業和非高科技企業，以檢驗其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差異。高科技與非高科技企業的異質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在非高科技企業組別中，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抑制的效果更明顯（客戶集中度與供應商集中度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10 和-0.251，且分別通過了1%和5%的統計顯著性檢驗）。在高科技企業組別中，客戶集中度與供應商集中度的回歸系數并沒有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作為新興企業的高科技企業會對創新的潮流趨勢更敏感，需要營造的創新氛圍也更濃厚，而數字化轉型是高科技企業投資關注的重點；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需要企業有一定程度的創新基礎，而高科技企業的創新技術條件符合數字化轉型的需要，能夠有效將數字化轉型落到實處。因此，高科技企業具有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性和良好的創新基礎，有助于推動數字化轉型，減輕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抑制作用。相反，非高科技企業的創新意識不強，缺乏深入推進數字化轉型的創新技術基礎，導致數字化轉型水平相對較低，因而供應鏈集中度高對其帶來的抑制效果更大。

表6 高科技與非高科技企業的異質性檢驗回歸結果

3.創新投入高低的異質性檢驗

本文將企業分為高創新投入和低創新投入兩組，異質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7 所示。在高創新投入組別中，企業客戶集中度與供應商集中度的回歸系數沒有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而低創新投入組別中，企業客戶集中度與供應商集中度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93 與-0.176，并分別在1%和10%的水平上顯著。因此，供應鏈集中度高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抑制作用在低創新投入企業中表現更為明顯。這是因為企業如果創新投入高，說明更重視創新獲得，且具有良好的技術基礎，更有利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同時，創新投入較高的企業也可能需要對供應鏈進行數字化改良、創新，這增大了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需求。相比之下，創新投入低的企業供應鏈集中度高對數字化轉型的抑制作用更大。

表7 企業創新投入高低的異質性檢驗回歸結果

六、機制分析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節的機制檢驗圍繞企業的融資約束進行。供應鏈過于集中會導致主要供應商和客戶的議價能力增強，企業過于依賴供應商和客戶會給企業帶來供應鏈中斷風險和需求不足風險，這些風險都會影響企業融資能力，因此銀行將會更加謹慎處理企業的借貸申請［17］。融資約束作為制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瓶頸，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有極大的影響。

本文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29］的研究方法，采用逐步回歸法進行中介檢驗。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3）和（4）：

其中，SAit為中介變量融資約束水平；γ、θ 為擬合系數。

表8 報告了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其中，列（1）和列（3）分別考察了客戶集中度、供應商集中度與融資約束之間的關系，客戶集中度與供應商集中度的系數為0.019、0.015，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供應鏈集中度與融資約束具有正相關關系，供應鏈集中度高提高了企業的融資約束水平。列（2）和列（4）考察了融資約束與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的關系，檢驗過程中仍使用固定效應估計，結果顯示融資約束的系數分別為-0.661 和-0.66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融資約束與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企業供應鏈集中度高加重了企業的融資約束，抑制了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表明融資約束在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關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假設2 得到驗證。

表8 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七、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客戶集中度和供應商集中度兩個維度研究了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供應鏈集中度高會抑制企業數字化轉型。進一步，本文分析了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的企業股權性質差異、行業差異、創新投入差異，發現供應鏈集中度高對企業數字化轉型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非高科技企業和低創新投入企業中更加顯著。中介效應分析結果表明，供應鏈集中度高對企業融資約束具有顯著的提高效應，且融資約束在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抑制效應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結果對企業如何選擇高效的供應鏈配置和開展數字化轉型提供了一些啟示。

第一，企業在追求高供應鏈效率的同時，也要注意保持多元化發展，以防范企業的供應鏈斷裂風險，從而保證企業穩定運營，有序開展數字化轉型。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投資決策時，應把握數字化轉型促進與阻礙因素，進行全面考慮。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應提高供應鏈系統管理能力，通過與上下游企業的合理分工合作實現結構重組。此外，企業也需要根據自己的發展目標和所處階段對自己的資源現狀做出合理判斷和調整。

第二，供應鏈集中度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影響不同，供應鏈多元化對提升非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更為有效。然而，大部分非國有企業資本不足，面臨的融資約束較大，沒有資金來支持多元化供應鏈發展與數字化轉型。所以，政府需要向非國有企業提供更多優惠政策，比如出臺相關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政策等，解決企業遇到的障礙和困難，激勵企業提高數字化轉型投入。企業也要積極響應政府政策，抓住發展機遇。

第三，數字化轉型的具體實施應根據每個企業的產權性質、所處行業、創新投入水平進行異質性調整。企業需要審視自己的數字化水平，找出數字化轉型進程中的不足之處。數字化技術基礎差的企業更應改善自己的供應鏈管理配置，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創造更好的運行環境。此外，企業還需設立契合企業發展方向的數字化轉型目標，糾正盲目投入，減少沉沒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