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過程人民民主對民主意涵的多維詮釋及其制度優勢

王永香　劉　洋

論全過程人民民主對民主意涵的多維詮釋及其制度優勢

王永香劉洋

（西安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最新理論創造與實踐闡釋。對其出場邏輯展開追索后發現，全過程人民民主建立在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論、政黨論、社會形態論、民主論等學說的基礎之上，更生成于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的民主智慧與思想寶庫之中?；跈嗔εc權利的二元視角，從政治主體的互動關系、民主效能、民主覆蓋范圍與權力制約等維度出發，可將全過程人民民主詮釋為“參與—回應”型民主、治理型民主、包容型民主與法治型民主。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關鍵節點處，將人民民主貫穿于國家治理的全過程，發揮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優勢，能夠有效釋放國家治理效能，有力推進國家政治現代化，有序協調社會活力與政治秩序的關系。

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邏輯；民主意涵；制度優勢

民主既是形而上的價值理念，又是現實政治場域中的制度構建模式。規范意義上的民主價值具有普世性，是人類社會永恒的價值追求；但實踐層面的民主制度卻具有多樣化的制度形態?！皩Ω鲊鴣碚f，不論其現代化發展是內生性的，還是外生性的，其民主制度都應該是自我建構的”[1]3，同時也應是與本國政治實踐相適配的。作為發軔于中國政治實踐且適配國家政治發展的民主理論創造與實踐闡釋，全過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并化解了民主結構的一般性張力，為“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鞏固和發展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2]37提供了兼具可行性與可期性的路徑選擇。為深化對于這一全新命題的理解，厚植中國政治發展的理論自覺與道路自覺，本文將從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中汲取養分并結合中國民主實踐，厘清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出場邏輯，并在此基礎上審視其對民主意涵的擴展及其制度優勢。

一、全過程人民民主：邏輯追索與理念證成

（一）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繼承創新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必然結果

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結晶與精神遺產，是中國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豐沛理論源泉。一方面，對封建專制主義進行批判是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邏輯起點。馬克思主義認為，“主權這個概念本身就不可能有雙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對立的存在……不是君主的主權，就是人民的主權”[3]279。君主制下的人民只是國家制度的附庸，只有在民主制中，法律、國家制度、國家本身才能成為人民自我規定的內容，人民才能上升為國家的主人并享有一系列不可剝奪的權利。另一方面，實現人的“全面解放”，建立“真正的民主制”是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價值旨歸。馬克思主義斷言，隨著國家的消亡，作為政治范疇的民主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則是作為社會范疇的“真正的民主制”。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民主的階級屬性已然褪去，原先屬于國家的權力被社會分配至每一個體，每個人都能夠實現自身的全面解放而“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817。因此，“真正的民主制”既是人類民主發展的最高階段，也是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終極價值目標。

在過去的百年輝煌中，中國共產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在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問題上，毛澤東主張通過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來發展黨內民主?！翱朔щy，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盵5]293在民主的實現形式上，鄧小平則明確指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做到還權于民，“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6]252。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及其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這一重大論述，深刻揭示出中國人民民主的根本屬性與基本規律，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超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航標”。毋庸贅言，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啻是繼承創新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必然結果。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應有之義

在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理路下，人民群眾作為社會歷史的主體，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叭咳祟悮v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盵7]146社會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8]131。一方面，通過勞動生產實踐，人民群眾創造社會歷史發展的物質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在作為追求物質利益實踐形式的勞動中，人們不斷提升運用生產工具的能力，推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為社會歷史發展注入強大合力。在人民主體論的邏輯指引下，將人民民主貫徹到國家政權建設的全過程，并運用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的主體地位已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保持自身強大生命力的必然選擇。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立場上，在不同歷史時期結合中國國情豐富和發展了“人民主體論”的科學內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在繼承“人民是社會歷史主體”思想的基礎上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盵9]1031只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才能建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我國頒布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其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進而從國家憲制的高度確立了人民的主體地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人民群眾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核心力量的地位進一步凸顯。鄧小平強調：“黨只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盵10]342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人民主體思想漸趨成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成為人民主體地位最真實的寫照。正是基于人民的主體地位，我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上才能恪守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堅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為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三）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彰顯無產階級政黨本質屬性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主義從階級論出發，認為政黨的本質是階級利益的化身，是借以實現階級利益的工具與載體。在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政黨壟斷了國家政權，實現和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與政治統治自然就成了國家機器的運作邏輯。相應地，資產階級政黨主導下的民主也只是一種維護少數資產階級成員政治權利的殘缺不全的民主。

不同于資產階級政黨的狹隘性與剝削性，無產階級政黨是兼具先進性與人民性的政黨。一方面，先進性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關鍵屬性。其一，無產階級政黨的成員是具有崇高政治理想和政治覺悟的先進分子，是無產階級中的進步群體與中堅力量；其二，科學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理論，理論上的科學性保證了黨在思想上的先進性；其三，無產階級政黨是勇于自我革新的政黨，能夠在發展中反躬自省、守正出新，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另一方面，人民性是無產階級政權昭示自身存在的根本屬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盵7]411無產階級政黨是一個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謀求利益的政黨，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共產黨人的行動指南。因此，先進性與人民性的政黨屬性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構建一種更加廣泛、真實、管用的民主形式，借助人民民主來團結一切社會積極力量，進而在此基礎上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力量最強的無產階級政黨，自成立起就將先進性與人民性滲入黨的“肌膚”與“血液”中，始終高舉人民民主的旗幟。它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在國家治理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內涵，創造性地形成了全過程人民民主這一科學的民主形態。作為黨的執政經驗的歷史總結，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本質特征，其無疑是對中國共產黨先進性與人民性政治屬性的生動彰顯與有力確證。

（四）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

在社會形態和政治形態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形態決定政治形態，政治形態必須適應相應的社會形態。其中，社會形態由“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三大部分所構成[11]379，而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基礎則作為社會系統的核心要素，決定了社會形態的發展路向與基本特征。因此，“政治形態適應社會形態”具體表現為政治形態適應社會經濟形態，即政治上層建筑適應社會的經濟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架構中，人民群眾由于在生產資料中處于絕對弱勢地位，其所謂的民主權利并無法落實到具體政治實踐中，資產階級才是民主表象背后的真正權力占有者。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與完善，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取代了私人所有制，人逐漸擺脫社會生產實踐中的依附關系而完成了自我解放，每個人都能實現作為目的的人的全面發展，而這正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所在。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審視下，發展人民民主切實構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邏輯進路。

針對民主與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關系問題，黨和國家的歷代領導人對此有深刻認識。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主張，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應當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民主型關系，“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盵12]34—35改革開放后，中國走上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面對變革了的社會生產關系，鄧小平作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10]168的科學決斷，從國家頂層設計的高度明確了民主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人民民主上升為一種具有更高形態的民主形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已然成為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

二、構建“四維型”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對民主意涵的多維詮釋

自啟蒙運動以來，權力與權利素來被視作現代政治發展中的基本要素?，F代民主作為政治文明發展的產物，其關注的內容必然無法脫離“權力—權利”的范疇，“民主無非是公權力與人民權利的制度性安排”[14]，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問題成為現代民主的本源性問題?；诠矙嗔εc公民權利雙重視角，筆者試圖從政治主體的互動關系、民主效能、民主覆蓋范圍與權力制約四重維度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豐富意涵進行剖析。

（一）多元政治主體互動的“參與——回應”型民主

民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石，是連接公共權力主體與公民權利主體的橋梁與紐帶?！叭嗣袢罕娔芊駮惩ū磉_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15]122，是判斷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民主與否的重要標準，民主權利必須通過民主參與才能得到落實。在這一邏輯的引導下，民主參與成為中國發展民主政治的重要面向，而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多元政治主體互動的“參與—回應”型民主，正是對這一面向的最新理論創造與實踐闡釋。

首先，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中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支持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主義民主實踐，通過構建重大決策群眾參與制度、黨群雙向聯系制度等制度網絡，將人民意志上升為黨的意志并具象化為黨治國理政的大政方針政策，實現了“眾意”到“公意”的重要轉變。其次，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人民與人大、人大代表之間的互動構成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實踐層面的主要內容。借助人大代表選舉制度、人大代表聯系群眾制度等制度化渠道，人民群眾得以有序參與政治實踐，并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內與人大、人大代表之間形成全時序、多層級、立體式互動關系。在這樣一種立體、有機互動中，人民群眾的意見與訴求能夠及時被人大識別并吸納，并在打上國家意志的烙印后輸出為具體的制度“產品”。最后，政府的回應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掌握權力的政府拒絕回應人們的要求，那么政治參與并不具有實質性內涵，民主也必將流于形式[16]356。在中國的民主實踐中，政府的回應性主要表現在政策過程之中。一方面，政府公務人員深入基層，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與心聲，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必要的現實依據。另一方面，政府鼓勵人民群眾通過政務公開、網絡問政等形式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將自身的利益訴求納入政府政策議程設置、政策方案擬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各環節。通過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有效消除了人民在國家治理結構中的依附性現象，人民意志與公共政策實現了耦合，最真實的人民民主在公共政策的閉環運轉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實現與彰顯。

（二）蘊含強大效能的治理型民主

國家權力的公共性與民主權利的受益性決定了無論是作為理念形態的民主還是作為制度形態的民主，終究都要回歸政治實踐并服務于“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目標。因此，從“民主效能”這一基點出發，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重邏輯下，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充分釋放人民創造活力的蘊含強大效能的治理型民主。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強大治理效能的根本政治保證。對于現代政治系統而言，民主與權威并不抵牾，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如古典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二元對立關系。恰恰相反，中國“社會、政治和制度過程更為復雜、多元且碎片化，涉及眾多類型行為體”[17]7的社會樣態本身就對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權威完成了邏輯證成。中國共產黨作為具有先進性與人民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是中國政治系統中無可辯駁的核心權威。在發展人民民主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自身的權威主體作用，構建了民主協商制度、新型政黨制度、統一戰線制度等民主制度安排，為不同社會群體的多元利益訴求進入政治系統提供了制度化通道，在凝聚社會共識的基礎上化解了民主的內在張力，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創造出必要的社會同質性條件。

人民廣泛的政治參與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強大治理效能的源動力。人民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社會主義民主不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參與實踐?！盵18]292在中國人民民主的具體實踐中，人民享有真實、廣泛的民主權利，能夠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協商五大民主形式廣泛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各個方面。廣泛的政治參與不僅能夠將人民的意見、智慧納入決策系統進而提高公共決策的質量，而且能夠有效激發人民的公共精神與創造活力，強化人民的國家認同與政治認同，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三）覆蓋范圍廣泛的包容型民主

在詞源學意義上，民主本意為“人民的統治”，其內核無外乎是通過構建民主管理體制保證人民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廣泛參與權利。但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逐漸偏離其基本內核，多黨競爭下的選舉式民主似乎成為民主的唯一樣板。正如熊彼特所認為的，民主就是“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出決定的權力”[19]395—396。在民主等同于競爭性選舉的政治實踐中，程序民主取代了實質民主，人民的民主權利只有在選舉那一刻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而當選舉結束后，所謂的民主就進入了“休眠”狀態，人民也因此失去了實時進入政治系統的制度通道，而能夠控制選舉過程的少數政治精英與寡頭集團則成為國家權力的實際操縱者。不置可否，選舉是現代民主的關鍵組成部分，但這并不意味著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唯一要素。由競爭性選舉構成其單一內容的民主充其量僅是“被統治的民主”，它在偏離民主內核的同時走向了民主的反面，其實質上只是披上“民主”合法性外衣的資產階級特權。

全過程人民民主超越了狹隘的資產階級民主形態，從橫向與縱向維度構建出了一種覆蓋范圍廣泛的包容型民主。在橫向維度上，全過程人民民主從權利主體、民主內容與運轉場域三個向度凸顯其廣泛性與包容性。一是權利主體的廣泛性。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架構中，包括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在內的所有具有合法公民身份的社會成員都享有平等、廣泛且真實的民主權利[20]。二是民主內容的廣泛性。廣大人民群眾在我國民主政治實踐中享有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一系列民主權利，人民的民主權利完整貫穿于民主選舉、決策、管理、監督與協商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各個環節，民主權利與民主形式的廣泛性進一步凸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包容性。三是民主運轉場域的廣泛性。薩托利認為民主只能是政治民主，社會民主、工業民主、經濟民主等非政治民主概念的使用只會給民主帶來無盡的“迷思”[21]29—34。全過程人民民主在中國的運轉實踐打破了單一政治場域的民主壁壘，將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要求嵌入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一切與人民利益相關的公共事務中，使人民能夠參與到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實現了民主運轉場域的全覆蓋。在縱向維度上，全過程人民民主則具象化為一套從地方基層管理到中央決策的全鏈條式的民主制度，人民不僅能夠通過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參與所在區域的基層事務管理，還可以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自己的意志納入國家大政方針政策的制定過程?？梢哉f，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形態下，人民的意志、權利貫穿于國家權力系統的不同層級，最大程度彰顯出我國人民民主的真實性與廣泛性。

（四）規避權力失范的法治型民主

在間接民主主導的民主形態下，政黨、政府等公權力組織是國家權力的代理主體與行使主體，決定著國家權力的運行方向。但縱觀權力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權力行使者似乎無法擺脫權力腐敗的“詛咒”。因此，如何化解國家權力公共性與權力行使主體私利性之間的內在張力，使公權力始終服務于“善治”這一國家治理的終極目標，就成為現代民主政治發展中無法回避的重要議題。此外，良好的民主絕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簡單多數決的民主制極易導致“多數的暴政”，對少數人的合法權利造成侵害。同時，民主的權力屬性是其權利屬性在政治系統內的映射，權利的行使狀況將直接影響權力的運行狀況，對權利的泛化與濫用經映射后必然會導致國家權力的異化，民主也將由此陷入失序狀態并最終走向自身的反面。面對國家權力內在張力與民主權利濫用所帶來的民主悖論，法治成為解決這一悖論的必然進路。民主的發展離不開法治，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孿生關系，只有將法治精神嵌入民主發展中，使民主在法治的軌道上有序運轉，政治民主的底線與高度才能獲得切實保障[22]，民主才能具備實際且持續的治理效能。

中國在發展人民民主事業過程中高度重視法治的作用，將依法治國納入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中，形成了有效規避權力失范的法治型民主。第一，一套健全的制度、法律體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盵10]146在40余年的民主法治化建設歷程中，中國先后頒布并完善了憲法及其相關法，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等制度安排為基本內容的人民民主制度體系，為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鋪設了制度化、法律化的運行軌道。第二，有效制約、監督國家權力是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法治型民主形態在國家治理實踐中的基本要素。一方面，“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23]154，我國的人民民主通過發展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政府監督、監察監督等制度化監督形式，在權力行使主體內部構建了相互約束的監督機制，實現了權力對于權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人民通過行使自身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民主權利，以權力所有者的身份參與國家權力運行的全過程，實現了權利對于權力的限制。在權力與權利的雙重約束下，中國的國家權力在大方向上從未脫離人民立場這一根本立場，從未違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一根本目標。第三，規范民主權利的行使，警惕權利的越軌行為而導致“多數的暴政”是防止人民民主轉變為低劣民主的“法治密碼”。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框架中，權利、義務與責任三者本就是平衡統一的，不存在缺失義務與責任的權利，人們在享有、行使廣泛民主權利的同時，也需履行與之配套的法定義務，承擔相應的公民責任。除此之外，社會主義民主是集中基礎上的民主，通過發揮民主集中制的“凈化器”功能，將異化了的民主權利過濾出政策議程，使人民的民主權利能夠與民主的實質精神相契合，從結果層面實現了對權利的規范。

三、績效、平衡與政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優勢

“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18]285，作為國家政治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主制度自然也無法違背這一箴言。中國共產黨立足于中國的基本國情與政治現實，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實踐相結合，創造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形態。作為中國式民主實踐的制度安排，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其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相比具有顯著的制度優勢。

（一）民主績效：全過程人民民主有效釋放國家治理效能

民主績效作為評價一個國家民主運轉狀況的重要參照坐標，是現代民主的本質性內容，“僅有好的民主形式而無好的績效的民主不是好民主，人民最終不會認同”[24]?？梢哉f，良好民主績效從結果層面構成了國家治理合法性的根本來源。21世紀以來，西方自由主義民主逐漸走下不敗的神壇，民主績效的缺失開始讓人們越來越懷疑這樣一種民主樣板的合法性，所謂“歷史的終結”實際上走向了自身的終結。

在資本邏輯與精英主義支配下的自由主義民主架構中，民主績效的實現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結構性張力。其一，通過吸納競爭性選舉的制度要素，自由主義民主盡管在形式上給予人們選擇政府的自主權，但在實際運轉中，“掌握了金融、媒體和信息傳播甚至制度運轉機構”[25]的強大政治勢力卻能夠通過塑造人們的選擇偏好而在既定規則下“合法”攝取無須負責的國家權力。此時，民眾福祉在競爭性選舉中被政治精英拋之腦后，實現強勢集團的利益訴求反而成為民主的優選目標。其二，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內含著向否決型政體嬗變的制度性基因。在西方國家內部，政黨、利益集團、公民群體等多元政治主體扮演著“政策否決者”的角色，多元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經民主體制投射后極易成為相關政策議程的否決點，導致民主運轉陷入低效甚至停滯的泥淖。其三，活躍的政治參與是民主制度獲得良好績效的有力保證，但在西方自我標榜的參與式民主實踐中，民眾的政治冷漠、政府的無效回應、精英的刻意引導卻使得人們的政治參與顯得十分有限。在有限的政治參與下，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制度績效一直保持著低位運轉的態勢。

相較于西方自由主義民主而言，全過程人民民主突破了民主績效的藩籬，并能夠在實踐中充分釋放國家治理效能?！爸贫炔粫詣影l揮作用，需要通過一系列政策過程才能轉化為治理效能”[26]，政策過程成為觀察并檢驗中國民主績效的重要窗口。借助選舉、協商等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通道，人民能夠通過有序進入國家政治系統并參與政府政策過程，表達自身本真的利益訴求，為國家大政方針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決策信息。政府等權力代理主體則時刻保持敏銳性，及時捕捉并回應人民的意志，將其吸納至政府決策的全過程，最大限度減少民意在傳輸過程中的失真與損耗，進而有效避免政策滯后與政策失靈現象的出現。這樣一種“參與—回應”的民主實踐形態，不僅能夠優化政策過程，有效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力與政治活力，提升決策的民主性與科學性；也有利于促進人民對于政策的認同與理解，減少政策執行的阻力，使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不變形、不走樣，確保人民的意志能夠在“制定—執行—評估—終結”的政策閉環中始終保持一致。

民主集中制作為中國民主政治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最大制度優勢。一方面，社會的復雜分化決定了民主本身具有內在的沖突性。如果政治系統缺少適度、有效的集中而將沖突限制在一個可控的范圍內，那么民主反而將成為釋放國家治理效能的阻礙。因此，將民主集中制嵌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網絡，充分發揮“集中”的制度優勢，能夠有效化解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意見分歧并減少政治系統因內部沖突而導致的“內耗”，進而將不同主體的智慧與力量凝聚成為國家治理中的合力。另一方面，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將會導致民主實踐陷入精英主義與大眾參與的徘徊境地，即“為了單純實現國家治理的效能，必須依靠具有專門知識、才能的精英、專家治國，而犧牲了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的主體價值；單純維護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的主體價值，卻難以適應國家治理的復雜性，而以犧牲國家治理的效能為代價”[27]。民主集中制作為一項將“民主”與“集中”進行契合的制度安排，為破解治理復雜性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將民主集中制納入全過程人民民主這一系統性工程，平衡民主與集中在國家治理中的功能，能夠有效發揮政治精英與人民群眾在國家治理中的互補作用，在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過程中實現國家治理效能的高質量發展。

（二）動態平衡：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序協調社會活力與政治秩序

“民主是活力的源泉”[28]，激發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與活力既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目標，也是其制度優勢的顯性表征。作為一種高質量的人類民主制度形態，全過程人民民主通過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民主治理新格局，真正確立并實現了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有效激發了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民主與自由本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伴生關系?！懊裰鬏^之其他可行的選擇，可以保證公民擁有更為廣泛的個人自由?！盵29]58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用制度體系保障人們的表達權、言論自由權、參與權、結社權等一系列民主權利，有利于營造寬松、自由的社會氛圍，幫助人們解放思想，培養人們積極向上的政治人格，為社會發展注入充沛的思想活力。盡管當前民粹主義思潮在全球范圍內的泛濫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精英的功能與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于任何一個現代政治系統而言，政治精英都是激發社會活力的關鍵性要素。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一種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兼容互補的包容型民主形態，其并不排斥政治精英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相反，通過構筑非黨爭式的競爭性選舉制度框架，人民能夠選舉產生自己的代表并組成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將更多具備真才實能的政治精英輸送至政治系統，進而為社會活力的釋放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

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激發社會活力同時，也能夠保證政治系統在既定秩序框架內穩定運轉。第一，權力是政治系統的細胞，權利是政治系統的血液。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一種規避權力失范的法治型民主，其將人民民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結合，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國家權力的規范運用與民主權利的有序行使，能夠有效防止國家政治機體因“細胞變異”和“血液循環不暢”而陷入失序狀態現象的出現。第二，國家、法治、負責制（民主）構成了政治秩序的三大組件，但三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卻又常常對政治秩序造成沖擊[30]485—487。而在中國的政治系統中，中國共產黨作為人民民主事業的主心骨，支撐起人民民主的骨架，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證，進而又化解了民主建設與國家發展、法治三者之間的張力，保證政治秩序不至于由于三者之間的不協調而出現失穩的現象。第三，在實踐場域中，全過程人民民主則具象化為一套富含彈性的制度體系，通過公共協商與理性對話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將社會多元利益訴求之間的矛盾與分歧限定在制度能夠承載的限度范圍內，紓解因利益沖突而形成的政治壓力，使政治秩序能夠在發展中保持動態穩定。

（三）政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力推進國家政治現代化

推進國家政治現代化，將其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布局，這不啻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實踐著的一系列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性制度樣態，其在創設之初就被制度設計者賦予了“推進國家政治現代化”的功能屬性。

“政治現代化意味著增加社會上所有的集團參政的程度”[31]27，大眾的政治參與既是實現政治現代化的直接動力與核心議題，也是衡量國家政治現代化程度的關鍵性指標。不同于西方精英民主政治對于民眾政治參與的懷疑與排斥，在包容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形態中，不論民族、性別、職業、黨派歸屬等因素，每個符合年齡條件的合法公民都能夠通過多樣化的方式參與至國家治理的各個層次、各個領域。在人民民主實踐中提升政治參與的廣度與深度，打通“政治溝通”的最后一公里[32]11；不僅能夠培育人民群眾的公共精神與公民意識，鍛煉人們的公共理性與政治技巧，為國家政治現代化積累必要的社會資本；而且也將擴大公民社會的結構性政治活動空間，重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塑造相對獨立于國家的兼具批判精神與監督功能的現代公共領域或公共道德權威[33]，借助公共領域與道德權威來遏制國家權力的異化，確保國家權力運行的制度化與法治化。

“政治現代化涉及權威合理化，并以單一的、世俗的、全國的政治權威來取代傳統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種族的等五花八門的政治權威?！盵31]27一方面，對于政治后發型國家而言，只有通過確立一個強有力的一元化政治權威來協調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對立與沖突，政治現代化才有實現的可能，盲目照搬歐美等先發型國家三權分立與多黨競爭的經驗模式，只會讓國家政治發展掉入斷裂與衰敗的無盡深淵。在國家政治系統中，中國共產黨扮演著核心權威主體的角色，主導著中國政治發展與前進的方向。因此，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自然就成為推進國家政治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全過程人民民主始終將這一政治邏輯貫穿于國家政治發展之中，通過構建“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鏈條，切實保障人民廣泛的民主權利，滿足人民合理的利益訴求，不斷提升人民在國家治理中的獲得感與效能感，最終從政治心理層面強化人民對國家政權，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認同，為黨的執政合法性提供根本性支撐。另一方面，合理的政治權威具有向精英化政治權威轉變的內在趨勢[34]。精英化政治權威是一種擺脫了制度限制的權威，它以精英的行為方式與價值偏好作為權威行使的主要內容，并與政治現代化中的制度化與民主化等內容嚴重相悖。因此，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發揮民眾在政治生活全過程中的監督作用，有利于遏制精英化權威的出現，消除其在政治發展中的不確定性影響，進而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型政治權威，為推進國家政治現代化提供有效的權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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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79（2023）06-0052-10

2023-03-23

陜西省哲學社會科學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項目“新時代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陜西基層實踐經驗、困境與對策研究”（2022ND0314）

王永香（1985—），女，重慶潼南人，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基層治理；

劉洋（1999—），男，江西贛州人，西安交通大學馬克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責任編輯 范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