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數據要素市場化中“產權”的特殊性（下）

姜奇平

三、理解雙邊市場的第二個產權要點：使用權有償共享的收益在于分割剩余

不了解雙邊市場的人，在產權上犯的第二個錯誤，是把有償共享使用權混同于租賃權。以為現有市場設計足夠用了，不必花樣翻新，這為獨尊單邊市場、排斥雙邊市場提供了又一個不可靠論據。

傳統觀點把無剩余可分的“以租代買”與有剩余可分的“以租代買”混為一談，客觀效果是把數據要素市場化從要素層面，矮化到商品層面，不利于數據要素市場化的高質量發展。

1. 間接定價的產權基礎是剩余定價權

要做出區分很容易，就是看收費模式。單邊市場使用權收費的模式是按使用收費；雙邊市場中使用權收費的模式是按使用效果“收費”。這個效果，就特指使用帶來的剩余。應用方共享（使用）平臺方提供的數據要素（生產資料），如果不賺錢（沒有剩余），就不交使用費；只有賺了錢（有了剩余），才交使用費。有償共享中的“有償”，是特指使用效果的，不是像租房子那樣，有沒有效果（利用房子做生意賺不賺錢），都要交房租。這一點被傳統觀點完全忽視了。

可以說，兩權分離的精髓就在這里。數據要素之所以按效果間接定價，就是因為它是通用性資產（數據可以復制，數據要素可以“復用”），而工業經濟中的實體資產，不可復制也不可復用。這是數字經濟不同于工業經濟的主要特征所在。

要令用益權適用數字生產資料的使用權，需要將用益中的收益，明確為剩余。傳統用益物權中的收益，有兩種理解：一種是使用價值，如租住房屋；一種是價值，主要是對應“本金”（成本）部分的價值（類似“擔保物權”）。但兩權分離所指收益，不止是成本，而且包括使用價值上的剩余（“純產品”）與交換價值上的剩余（邊際成本定價之上到內生外部性的平均成本之間的均衡價格所代表的成本加成）。而這種剩余是對不受限制的所有權人——絕對產權所有權人——收益剩余的扣除。而用益物權（包括用益權）并沒有對所有者與非所有權人使用者分成進行明確表達。而從租賃權中，也看不出所有權人分享使用者所創造的剩余的意思。

此外，兩權合一的基本單位是企業，兩權分離的基本單位是生態（企業集合）。其中區別包括：其一，兩權分離涉及的實質性的資源配置安排，是在產業組織水平（市場結構上），打破企業所有權的壟斷，引入產業內的使用權競爭，以提高效率或公平水平。其二，生態還具有業態含義。平臺方向應用方轉移數據要素的使用權，意味著基礎業務與增值業務的產業分工，由基礎業務提供數據要素（包括由要素形成的流量資源）共享服務；而增值應用利用共享來的數據要素作為中間投入，在最終產品和服務中創造增值的剩余。

2. 剩余權的產權交易方式

數據要素只有使用才有價值，不使用就沒有價值。從這一點來看，數據要素與人力資本的原理是相通的，都存在一個在使用中兌現價值的問題，都存在“本金”（擁有階段的價值）轉化出“利息”（使用階段才出現剩余）過程——也就是在擁有水平定價與使用水平定價之差——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問題。以此構成它們與實物資產的不同，如果定價不當，剩余就可能不出現了。對此，直接定價不如間接定價（也就是剩余權定價）更適合它們。剩余權定價有兩種基本方法，一是時間法，即期權方法（時間貼現）；二是空間法，即雙邊市場方法（目前多采用傾斜式定價處理價格結構）。

數據要素用期權定價方法，顯然比直接定價更有利于激勵而非壓榨。但與人力資本（具有個人知識的活勞動）適合用期權來間接定價不同，數據要素有一個更現成的方式，這就是雙邊市場定價，本質是將數據要素與活勞動要素（APP）結合后再定價。在雙邊市場中，同一資本通過在離散的APP應用中一一試錯（看中間產品能否轉化為賣得出去的最終產品，俗稱“流量轉化”），博取一個等同風險資本的相對固定的成功概率，目前這個概率大約在3%-6%之間，不成功者不收數據要素使用費；對成功者的收費如果能補償平臺對數據要素的生態固定成本投入，則平臺成功；否則平臺退市。

在蘋果商店“平臺-應用”分成實踐中，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間接定價的產權設計（或者叫剩余權分成機制）。首先，平臺方與應用方（許多是自然人、活勞動）建立合作（分成）關系 ，而非雇傭關系；其次，剩余分割以最終產品收入（APP收入）為會計基準，蘋果公司控制蘋果商店的支付，不是為了像阿里那樣搞金融，而是為了降低觀察真實收入的成本（相當于消除期權貼現中的不確定性與對應交易費用，因為由APP自報收入，會增加監督成本）；第三，數據要素的擁有者（平臺）與使用者（APP）依合約對收入進行分成（按三七分成分割剩余，擁有者得30%，使用者得70%）。

3. 剩余價值分配在雙邊市場生產關系中表現為零次分配

比較周其仁的理論，他說的是人力資本與物力資本分割同一企業組織的剩余。而兩權分離的實質是人力資本與物力資本分割同一生態組織（即不同企業、自然人的訂單集合）的剩余，這意味著生產關系上把雇傭制轉化為了合作制；如果以兩權合一為參照系，它直接等同于從所有權人的收益權中，將部分剩余轉移給非所有權人（獨立使用者，而非受雇傭者），動因是為后者包含的人力資本（在此指生態的可變成本部分）提供激勵。這就比“以租代買”多出一個重要的新知識，就是兩權分離可以讓活勞動獲得工資水平之上的剩余（黨的二十大報告稱之為“要素收入”與“財產性收入”），而在雇傭制中，工人不可能通過使用機器而分割老板的剩余。兩權分離，共享生產資料，實際上在推進零次分配——生產資料的使用機會分配——中促進機會公平。

從這個角度說，兩權分離不光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且是一個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決定先進生產關系的過程（包括將生產關系從企業生產關系擴展到產業級的生態生產關系的過程）。它促進機會公平的著眼點在共用（等于“共享”），而非共有。從歷史發展看，人類直到中國農村改革兩權分離，才第一次找到超越雇傭制的可行制度設計（不轉移所有權就可分割剩余），從而令非所有權人的使用者（如農民）獲得城市居民（工資收入群體）不具備的在工資水平（人力資本成本）之上直接分享剩余（而非轉移支付）的權利。社會主義才第一次顯示出與資本主義（西班牙合作制除外）的不同之處。

今天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提供了一個新的機遇，實踐既不同于傳統資本主義雇傭制，也不同于傳統社會主義工資制的要素交換制度，即以市場化途徑（而非轉移支付途徑），既可以在零次分配（勞動者享有機會的利用權分配、分享）中就可以為非所有權人分配剩余，又能通過使用（應用）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為民眾獲得要素收入，城鄉居民獲得財產性收入，開辟了一條新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共富道路。

在數據要素市場化過程中，如果生產關系長期滯后于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市場一定會進行“報復”——辦法就是將場內交易大量轉向場外交易，以逃避對先進生產力的“壓榨”。這種壓榨的本質，是不對數據要素的剩余部分（剩余權部分）定價，而把數據要素當作不增值的商品來壓價，把數據要素貶低為“東西”，令數據不能在使用中發揮創造新價值方面的獨有作用?，F象上就表現為大家對數據要素偏好采取待價而沽的態度，只采集、只保有（包括交換保有權），但不充分利用它來創造效益。這是數據要素市場化初期解放數據要素生產力所要解決的最大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