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的思考

張凌杰，羅彬，林佳麗，徐豪，肖君實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1]，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發展[2]。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都結合了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都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都傳承了中國共產黨人百余年奮斗寶貴實踐經驗，都回應了全球共同面臨的發展與保護形勢，都充分展現了新時代重大政治理論的思想氣質與風貌。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1]?！皩崿F高質量發展”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都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這決定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必須科學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努力實現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2023 年7 月，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時隔五年，黨中央再次召開的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重要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正確處理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5]。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科學處理發展與保護之間的關系，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貫通學研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把握其所具備的鮮明理論特質與積極理論貢獻，持續領會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的思路、原則和方法。

一、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特質

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指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思想武器，具有若干共同的鮮明理論特質。

一是共同的政治性。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理論成果，強調毫不動搖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都具有鮮明的政治性。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要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保證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要完善黨中央領導經濟工作的各項體制機制，加強黨中央對經濟發展大局大勢的科學分析和正確把握，及時科學制定重大方針與戰略，作出重大決策與部署，確保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落到實處、發揮實效。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不斷提高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能力，各地各級黨委政府必須堅決扛起生態文明建設政治責任；要求各地各級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對本行政區域的生態環境質量負總責，做到重要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親自部署、重大問題親自過問、重要環節親自協調、重要案件親自督辦，壓緊壓實生態環境保護的政治責任[6]。

二是共同的人民性。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把人民利益作為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研判經濟形勢、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把增進民生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邁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環境也是民生領域的重要范疇，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對人民群眾而言也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要集中力量聚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人民群眾健康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加快改善環境質量，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不斷提高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能力。

三是共同的科學性。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認識和改造世界，都具有鮮明的科學性。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主要體現在: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進入新發展階段，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問題導向部署實施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大力發展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正確策略和方法等十三個方面[3]，系統、深刻地回答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若干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為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8]。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邏輯體系上著眼“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方面，其核心要義體現為“十個堅持”: 堅持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領導，堅持生態興則文明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堅持綠色發展是發展觀的深刻革命，堅持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堅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堅持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4，9，14，17]。這些重要觀點系統、深刻地回答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若干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是新時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觀、認識論、方法論以及根本遵循。

四是共同的時代性。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站在時代前沿、同頻歷史脈搏，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新時代歷史方位，提出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強調要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堅持正確的戰略策略，為新時代經濟工作確立了戰略坐標，提供了戰略引領[3]。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出，我國現階段生態文明建設正處在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4]，“必須咬緊牙關，爬過這個坡，邁過這道坎”[6]，持續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在新時代不斷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

五是共同的實踐性。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實踐導向，著眼客觀實際，都具有鮮明的實踐性。習近平經濟思想抓住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層次因素，聚焦內外部環境深刻復雜變化和經濟運行面臨的風險挑戰，實事求是地面對了、深刻系統地回答了新時代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在基礎與全局層面謀劃推動了一系列重大發展戰略，正確指導并推動實現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把“美麗中國”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納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把“綠色”納入新發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納入三大攻堅戰[4]等，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實踐與謀篇布局更加成熟。

六是共同的開放性。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與時俱進、開放發展，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品格的重要政治理論，都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兩者都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博采眾長、去粗取精”，都來源并扎根于現實，都指導并推動工作，都得益并有益于實踐，都是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的科學思想、時代精神。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吸收借鑒了來自多方面的思想精髓與理論養分，展現出強大的政治理論創新力、生命力。在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歷史進程中，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必將隨著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的深入推進，而持續發展、不斷豐富。

二、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貢獻

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理論成果，并且都持續開辟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持續產生著積極、廣泛和深入的理論影響。

(一)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21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作出了積極理論貢獻。習近平經濟思想透過其所引領的成功經濟實踐，如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相結合，化解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市場經濟能否相互適應的思想困惑[16]；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補充了馬克思主義生產、消費、分配和交換的學說內容；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實現高水平自強自立、培育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等論斷，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等。這一重要政治思想在總體上，進一步厚植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時代“土壤”。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人與社會的發展應復歸到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和諧、自覺、能動的歷史實踐中，要推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強調綠水青山既是自然生態財富又是社會經濟財富，為辯證處理保護與發展的關系提出了科學原則，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思想在當今的一次新飛躍[15]；強調生態環境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發展的學說；強調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提出要開展全民綠色行動，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等。這一重要政治思想在總體上，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生產和生態的辯證統一關系的認識，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與時俱進[4]。

(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都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偉大旗幟上的新時代標識。習近平經濟思想根據我國發展的新目標新定位以及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作出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戰略判斷，這一重要判斷為制定實施新時代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提出新發展理念，為在新時代面對和破解階段性難題、增強和培育發展動力、厚植與積累發展優勢、引領與推動經濟發展提供了發展觀；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更加關注國內發展空間，充分發揮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在內需主導、內部可循環基礎上，協同激發內外需潛力，使國內國際市場更好聯通循環[3]。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容，明確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生態文明建設是其中一位；明確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其中一條；明確在新發展理念中，綠色發展是其中一項；明確在三大攻堅戰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戰；明確在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中，美麗是其中一個[13]；明確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是人類共同的愿景之一；明確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是其中一環，把生態環境作為了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和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11]。

(三)為國際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事業作出理論貢獻

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參考了西方有關學說的有益成分，同時，從多個方面實現了突破、揚棄與超越，為國際社會中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通力合作來應對的發展與保護事業，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習近平經濟思想突破了西方經濟學把政府和市場簡單對立起來的研究范式，著眼平衡發展、共進；立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追求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公平與效率相統一，超越了西方經濟學中以“利潤最大化”“逐利理性人”等為基本假設的分析模板；強調“辦好自己的事”，獨立自主走好立足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沖破了由西方所定義的現代化概念的束縛；提出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核心，以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各類物質文化和良好生態環境需要為目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功能與結構上均揚棄了西方供給學派的觀點[16]。習近平經濟思想還提出，在追求本國利益時須兼顧他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正當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合作關系。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明確發展與保護是辯證統一的，強調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任何不以自然生態規律為依據的實踐活動必然失??；指出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堅持踐行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指出人與自然界的關系總是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社會關系，應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些重要觀點，在認識論方法論上超越了“主客二分”視角下看待自然生態(對象世界)的認識，在實踐上揚棄了功利主義生產生活方式的短視行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中國模式”的形成，對推動全人類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給予極大思想啟發，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重大理論貢獻?！熬G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色發展”“生態產品價值轉換”等具有中國氣派的表述與話語體系逐漸被世界所關注和接受[11]。

三、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初步思考與體會

(一)科學把握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一是明確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的問題。在根本上影響生態環境的不是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而是經濟發展水平與質量的高低。片面以生態環境為“借口”，壓低經濟發展速度，或將其他因素綜合影響的經濟增速下降只歸于生態環境保護，是不可取的。生態環境問題根植于發展過程，邏輯上應然、實踐上必須在發展過程中統籌解決，科學合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過程，也是順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加速推動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協同推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綜合過程。

二是明確生態環境保護本身就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要義。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本身就是在助推高質量發展。在黨中央對污染防治攻堅戰的表述上，從“十三五”時期的“堅決打好”轉變為“十四五”時期的“深入打好”，體現了黨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持續高度重視。應毫不動搖把污染防治工作推向深入，進一步鞏固生態環境現代化監管總體架構，推動關鍵區域、流域、領域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建設與完善，提升生態環境管理的科學化水平、監督執法的精準化能力和科技研究的應用轉化程度，實現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有效保障生態環境安全，抓實污染防治工作助推高質量發展的質效。

三是明確堅持走好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經濟發展在根本上受環境資源條件約束，生態環境的變化影響著一個社會的發展與存續，必須樹立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發展道路的堅定信心與決心，走穩走好走實生產、生活與生態三方面有機統一的新路子，持續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全時段、總過程。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支撐點，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12]。在新的歷史時期，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低碳轉型

一是主動將“綠色”融入到“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發展中。推動綠色創新發展，堅持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強化引領未來發展的關鍵綠色技術研發，推動形成綠色新興產業，提升科技創新成果向綠色發展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質效。做好綠色協調發展。將綠色發展貫穿進各地區比較優勢過程中，立足實際推進差異化發展；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過程中，促進各項資源均衡配置，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在融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事業中，用各類生態文化形態大力傳播、弘揚生態文明理念與生活方式。搞好綠色開放發展，積極促進綠色低碳發展國際合作，特別在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中作出區域性成績。促進綠色共享發展，堅持用優良的生態環境普惠全體人民，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態環境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10]。

二是積極、系統、深入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堅持把綠色低碳發展作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5]。調整產業產能結構，充分挖掘環保產業成長空間和有效需求，一方面引導增量，鼓勵推動高新技術、先進制造、現代服務、綠色生活等行業的發展，積極培育綠色增長新動力，加快壯大環保產業和環境服務業；另一方面主動減量，大力、有序化解過剩產能，促進優勝劣汰，減少過剩、落后、高排放的產業。優化區域協調發展，促進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構建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格局。推動資源能源節約循環利用，降低發展過程中的能耗、物耗，促進循環經濟產業鏈發展，實現生產系統與生活系統循環鏈接；積極提升循環利用質效，促進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減量化、資源化、再利用；堅持先立后破，扎實推進傳統能源供需結構向以水、風、光、儲一體化清潔低碳能源的供需結構轉型。

三是完善綠色低碳發展經濟政策。加快培育綠色發展所需的市場環境，建立完善反映市場供需、資源稀缺程度、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的資源及其產品價格機制，促進節能降耗、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等交易制度發揮實效，構建多元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和市場化供給政策體系，進一步完善碳匯交易、碳投資相關政策機制。不斷優化環境財、稅、價等政策調控手段，加大財政資金對綠色發展的投入力度，用好用準環境財政補貼資金；繼續發揮環境保護稅引導效果，不斷深化資源稅改革；持續推進水價、電價、環境收費政策改革，發揮正向調控功能；推動建立環境信用信息共享與結果運用機制，不斷完善綠色投資激勵機制。推進跨省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深化生態綜合補償，健全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因地制宜探索多樣化生態補償模式。穩妥構建綠色金融體系，鼓勵各方優質資本進入綠色產業，精準穩妥開展綠色信貸和保險，建立適當激勵和約束機制解決項目環境外部性問題；探索運用新型金融工具和服務手段，解決綠色投融資面臨期限錯配、信息不對稱、產品和分析工具欠缺等問題。

(三)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

一是著力推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以源頭防控協同為目標，切實發揮好降碳對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牽引功能，把實施結構調整和綠色產業與動能的升級作為減污降碳的重點，促進資源能源節約高效利用和低碳轉型。以環境治理協同為抓手，增強污染防治與碳排放治理的協調聯動，統籌環境各要素、多領域減排要求，優化治理目標和技術路線，強化多污染物與溫室氣體的協同管控。以舉措實施協同為途徑，著眼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需求，增強質量改善目標對能源和產業布局的約束，加大對污染嚴重、生態環境敏感地區的結構、布局的合理調整。落實好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5]，堅持把實現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總抓手[7]。

二是積極做好生態環境系統“放管服”改革。在“放權”上，持續依規推進簡政放權，提升環境影響評價審批服務科學化、精準化水平，全力做好生態環境系統助力企業營商環境優化，推動民生需求高、發展水平高、綜合效益高的優質項目上馬，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監管上，建立并不斷完善生態環境監督執法“正面清單常態化”制度，總體實行分類監督、差異管理、動態調整、合規進出的監管措施；持續強化政府—企業間信任，以服務和策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推動監督幫扶與支持指導協同實施。在服務上，主動深入基層、精準服務企業，強化針對性有效服務、督導，加大對綠色投融資的引導與激勵。

三是切實筑牢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態安全底線。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堅決維護好生態安全、核與輻射安全等。筑牢生態屏障，通過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統治理，有針對性、時效性、功能性地開展好自然生態系統保護修復，提升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性與可持續性。實行最嚴格制度與法治，深入開展生態環保督察，嚴格落實地方黨委和政府及相關部門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實行黨政同責、一崗雙責、依法追責、終身追責；落實企事業單位和生產經營者責任，暢通生態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發力，強化生態環境違規違法聯合懲戒。穩準落地“三線一單”，依據“三線一單”劃產業框子、定發展規則、保生態功能，對國土空間資源環境利用作出明確要求，為戰略環評與規劃環評落地以及項目環評管理提供依據，推動形成生態優先、分類施策、開發有序的高質量發展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