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人類學視野下的文化制衡討論

陳 萌， 羅康隆

（吉首大學，湖南吉首 416000）

在經濟全球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之下，人類對地球生命系統的依賴仍然沒有改變，地球生命系統中的自然生態系統在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發展中依然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民族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體系，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制約。[1]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既會有其產生與發展，也會有衰退乃至消失的可能。然而，即使文化在不斷消失，人們的文化始終保持著一個完整的形式。人類對文化的建設是一項社會與生物活動兩種形式相互進行的工程，它具有社會和生物的雙重屬性。從本質上看，這就是文化建構、運行及發展的基礎，民族文化必然具備與周圍自然生態系統相互兼容、相互協調的稟賦。

一、關于文化與環境關系的討論

文化與環境是何種關系，這一問題一直困擾著生活在地球生命系統當中的人們。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文化的理解逐漸深入，從表層事項的羅列到內在邏輯的探討，體現了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層層遞進的層次。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是指導人們生存、發展和延續的信息體系[2]，而人類社會則是由文化構成的一個個社會實體，與其所處的環境形成了一種相互影響的生存系統[3]，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由人創造出來的信息體系[4]。作為人為信息體系，文化對于環境的作用是如何體現的？羅康隆認為，民族、文化與生境實際上是“環環相扣”的[5]，“文化”是民族學中最重要的概念，深受人類學家的關注。愛德華·泰勒（Edward Taylor）在1871 年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將文化視為一個綜合體系，它包含了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們所擁有的一切天賦和習慣。[6]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在1987 的《文化論》（Cultural Theory）一書中提出：“文化是傳統的器物、物品、技術、思想、習慣和價值，它包含和調整了所有的社會科學。我們將看到，除了把它看作一種文化之外，沒有什么可以理解的東西?！盵7]博厄斯（Franz Boas）在1911 年出版的《原始人的思維》（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一書中認為，文化包括一個社區社會習慣的所有表現，受生活在其中的群體習慣，以及由這些習慣所決定的人類活動的產品的影響。[8]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 Brown）認為，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團體和階層間的交流中，文化是一種思想、情感和行為。文化是人類通過相互交流獲得知識、技能、經驗、觀念、信仰和情感的過程[9]。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用行為準則和模式來界定文化[10]。哈維蘭（Haviland）認為“文化包括一個社會成員共享的理想、價值和信仰，社會成員用它們解釋經驗并生成行為，而且它們也反映在他們的行為之中”[11]?？肆_伯（Kroeber）和克拉克洪（Kluckhohn）在1952年發表的《文化：一個概念定義的考評》（Culture：A Critical Review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中提出“文化存在于多種內在和外在形式中，通過使用象征來學習和傳播，并形成了人類團體的特別成果，包括他們所生產的各種特定樣式，以及文化的基礎元素（從歷史上和從選擇中獲得），尤其是價值觀”[12]。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相信，文化即社會，社會即文化。他在出版于1951 年的著作《社會組織的諸要素》（Elemen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中提到，一個社會被看作是一個有著某種生活模式的群體，而文化則是一種生存模式[13]。

（二）文化對環境的適應

學術界對“文化”的定義其實超過了160 多種，不同的文化定義彼此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從生態民族學角度來看，楊庭碩和羅康隆認為，文化是指導人們生存、發展、延續的信息體系[14]。而生存于不同生境的人，創造出了自己的文化，憑借這種文化，他們結成了一個社會聚合體——民族；一個族群的成員利用其獨特的文化去征服、改造和利用自己的生境，為全體成員提供完整的生活環境，使其得以繁衍生息。在生物學上，生境指的是單純的環境，但生境也是生物個體、群體或群體居住的環境，也就是生物生存的環境。[15]文化是一種適應生境的方式[16]，它提供給人類特定的技術手段來利用自然能源，服務于人類，并使人類通過社交和自我意識來完成這個過程。各民族在面對所處生境時采取的獨特生存方法，在某些生境中是十分有效的。就像涂爾干（Durkheim）在《社會分工論》（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中所提到的，動物也是如此，它們差異越大，就越不容易發生爭斗。[17]而文化對環境的影響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的適應。文化適應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所處社會環境的適應；二是對自然環境或生態環境的適應。為了使一個國家的文化能夠構成一個整體，并能夠有效地約束一個人的行為，個人與國家之間必須保持緊密的聯系。然而，目前的文化適應理論還不能完全闡明文化的雙重屬性。在生物體中，個體的適應性與群體規模、群體凝聚力的強弱沒有明顯的相關性。然而，文化適應的真正價值只有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并且社會規模、組織方式直接影響著文化適應的效果。[15]

二、地球生命系統中的文化定位

隨著學術界開始認識自然系統的運行方式，生態學研究也得到了發展。學者們很快意識到他們需要以跨學科的方式進行研究，因為沒有辦法通過專注于一個特定學科來理解生態系統的整體復雜性。事實上，即使學者們經過深入研究，也難于做到完全理解一個高度復雜的，同時具有交互作用和正負反饋循環的系統。

（一）地球生命系統

現如今，人類認識并正確利用自然規律已取得了很大進展。盡管在處理復雜的生態系統時，我們必須謹慎行事，但人們已認識了許多關于自然系統運行、生物體之間相互作用以及它們的物理與化學反應的重要性。有些自然生態系統的脆弱環節容易受到干擾，并可能會因輕微干擾而導致退化。然而，大多數自然生態系統都是強大的，能夠抵抗重大擾動或在擾動后迅速恢復正常功能。生態系統的自然擾動也可能是突然的，例如一場由雷擊引發的野火，以及颶風、洪水等所產生的自然擾動；也或者是漸進的，如長期降水趨勢的變化?？傊?，更具彈性的生態系統能更好地適應長期的漸進變化，甚至是突然的變化。

地球是有生命的，是一個可以“新陳代謝”的生命系統。也即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生物體或細胞在正常運轉時，新的有機化學物質的積累和其他化學物質的分解，從某些化合物中回收能量，以及使用能量功能。[18]但是細胞或大型生物體新陳代謝的一個關鍵部分是與環境和其他生物體的物質交換：獲得制造所有生命物質所必需的富含能量的資源，包括氧氣、二氧化碳、營養物質和水。[19]如果無法獲得這些資源，有機體就會耗盡能量并死亡。動植物以及真菌和大多數細菌都需要從大氣或水中獲取氧氣才能生存。此外，所有生物都必須清除廢物，例如二氧化碳。如果允許其在體內積聚，則可能變成毒素，最終損害機體健康。因此，新陳代謝不僅涉及有機體內部的過程，而且還涉及有機體與其直接環境之間的可持續物質交換。

總之，人類以多種方式創造與地球的代謝相互作用形式，如農業系統、漁業、采礦、工業商品的生產和使用、運輸的生產和利用系統、家庭供暖、處理固體廢物、改變景觀以適應道路建設。然而，本文只關注包括人類與自然的代謝關系，因為人類可以通過文化制衡去實現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二）文化制衡

文化是一種指導人類生存、發展和延續的信息體系[20]。這足見文化對滿足人類的需求有明顯的助力，其中文化適應就是一大體現，但是一旦地球生命系統出現了連文化適應都難以解決的問題時，又該如何去認知、鑒別，甚至去利用地球生命系統來維持人類自身的發展呢?我們認為，這就需要通過文化制衡的手段去加以解決。文化與生態是一個復雜的體系，但它們之間具有相似的結構，其所達成的穩態延續并非簡單按照平衡的方式去實現，而是處在制衡的過程之中，即“文化制衡”。[21]其目的在于實現多元文化并存的運作模式，以調適人類社會的各種問題，進而奠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文化制衡表現在五個方面：其一，多種文化并存是文化制衡得以存在的基礎；其二，文化制衡將會導致層次的分化；其三，文化制衡會引導任何一種不同的文化不斷地適應其所處的生態位，并且有能力適應已經發生改變了的生態環境；其四，文化制衡是以并存文化的興衰存亡為代價，去換取整個人類社會的平穩運行；其五，在文化制衡格局中，任何一種文化都具有巨大的替補儲備能力。[22]當然，人類和地球上其他的物種也有類似之處，包括生命周期、生長過程、對于各種能量的吸收，這些和其他生物是一樣的。但由于人類自身構建的文化，使得人類不僅可以超越其他的生物，還可以利用其他的生物。這正是因為文化是為人類所獨有的，是可以甄別自然、代代相傳、自我完善的工具。因此，文化可以使人類穿梭在生命體系之中，可以認識有機物和無機物，也可以認知事物的局部，甚至是全貌。

三、生態失衡，文化有責

如前文所述，人類文化具有功能性，也有復雜性。人類文化與所處生境不可能永遠都是一成不變的，必然會在不經意間與周邊的生態環境發生矛盾。若是長期如此，沒有適當的文化調整，就會給地球系統帶來生態危機。

（一）生態失衡的實質

羅康隆在《生態失衡文化有責》一文中，圍繞生態失衡和生態危機的關系，指出生態失衡是一個與所有依賴于地球生存的物種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社會現實。但是生態失衡與人類間存在著一種聯系，即文化。[23]生態失衡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累積、沉淀的產物，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要實現生態環境的最佳運行，人人都要負起責任，自覺維護生態系統，共同應對生態災害。[23]首先，人類具有生物屬性，他們比任何其他生物物種都有智慧，可以更加主動地去控制周邊的環境，使其滿足自身的需求。與此同時，生物的多樣性可以促進生物圈的穩定，如果地球生命系統中有很多物種消亡，那么人類就將面臨糧食的短缺，就算是呼吸和飲水，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保障。[24]在20 世紀末，科學家描述了一場與地球生命系統相似的生態危機。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必然需要依賴于地球生命系統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任何微小的變化，都將直接影響到整個人類的社會生活。因為人類是處于地球中且有賴于地球而生存的物種，所以地球生命系統的任何微小變動都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威脅，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生態失衡”。

生態失衡若不能在短時間內得到彌補，將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極大的威脅，造成“生態災變”。[25]另外，由于地球生命系統的特殊性，以及人類自身具有的寄生特性，使得生態災難與人類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大體而言，每一個人都只是地球生命系統的“寄生蟲”，他需要從生命系統中汲取生存的物質和能量來維持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人類的行為活動已經造成了許多物種的滅絕，而生物的多樣性是達成生態平衡與穩定的關鍵。[26]人類是具有文化的生命體，但人類不能憑空創造文化，人類的文化體系是以地球生命系統為基礎的。

（二）生態失衡的文化認識

以上解釋了人類和地球生命系統是宿主和寄生體的關系，兩者是相互依存的。地球發生的生態失衡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斷積累和疊加的結果。地球上，寄生生物是再常見不過的了，真正由它們導致人類死亡的概率是極低的。文化體系和地球生命系統的偏離也是一樣，但是這樣的偏差不會被無限地擴大，也不會無止境地增長。[27]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化體系可以按照有機界的規則運轉，也可以按照無機界的規則運轉。換句話說，在這個地球生命系統中，存在著某種文化干預自然的現象。比如說，1800℃的高溫可以熔化鐵，可在地球表面上并沒有像1800℃這樣的高溫，這樣的高溫僅僅存在于地心，但是人類卻可以通過文化的手段，創造這樣的高溫條件，使這些自然力為人類社會服務。而當地球發生化學反應之時，地球生命系統的平穩運行就會被徹底打破，導致地球生命系統不能進行自我修復，這對生態系統可能會造成嚴重的破壞。地球生命系統的生態災變難以通過地球自身加以修復，除非通過文化的手段，否則幾乎無法消減。第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是為了獲取一個社會生存空間，一個擁有地球上其他生命物質和能量的特殊文化。在不同的文化互動過程中，不同文化的差異也會重疊，使其“偏差”不斷擴大，最終對生態環境構成威脅。[23]因此，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生態失衡，就是這些“偏差”的放大與重疊。

誠然，文化可以使人類穿梭在生命體系之中，可以認識有機物，也可以認識無機物。人類是具有雙重屬性的生物，人類相比于地球上其他物種而言大不相同。由此，文化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并且形成文化失衡的局面，使人們的活動偏離自然環境，甚至想駕馭自然環境，在這樣的偏離中認識了環境。一旦這樣的偏離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并且這樣的限度在不斷疊加時，自然環境就可能出現蛻變，甚至災變。這時，文化信息體系就會做出回饋，啟動“回歸”的機制，重新實現文化與環境的聯結，讓人類的家園得以維系。[28]文化制衡在地球生命系統中發揮的作用，需要通過理解文化來實現。文化在地球生命系統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愛斯基摩人在冰天雪地之中，仍然可以生存下來，一些在沙漠地區的人也能頑強地生存下來。但對于其他動物而言，卻是無法辦到的。比如熱帶地區的動物被轉移到冰天雪地中就會面臨死亡的危險，反之亦然。那么，為什么人類可以遍布地球各個角落呢？答案是因為人類靠著文化認識了環境和人類自身生存的關聯性。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文化制衡，是從文化這個維度切入進去，去認識特定環境的一個過程。

四、關于文化制衡的思考

本文將從以下三個維度去分析文化制衡：第一個維度是文化甄別資源；第二個維度是文化整合資源；第三個維度是文化對資源的重組。[29]

（一）文化甄別資源

文化甄別資源，即一個民族是由特定人群、特定時空構成的，它的結合運作是特定族群通過資源獲取，來保證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資源的使用和分配都是由文化決定的。世界上沒有無文化的資源，也沒有無資源的文化，而地球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星球，在整個宇宙空間目前有且僅有一個。[30]人類對于所處生境要進行有層次、有邏輯的劃分，因為生態環境對于人類來說，存在著無數種可能，但人類沒有必要對其全部加以利用。例如，人類為什么在一開始是認知動物和植物，而不是先認知石油和鋼鐵?那是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才使我們逐漸對它們有了熟悉感，使我們形成了與之前不同的發展模式。人類對事物的認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對認知對象進行有序的劃分，對極易利用的資源優先加以理解和掌握。比如，對植物的認知是直接通過我們的視覺、味覺、嗅覺以及觸覺加以認知，基于人類的需求加以甄別。又比如大米和小麥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食物，而一些具有刺激性氣味的食物，則需要經過加工處理后方能食用，有些可以生吃，有些則不能。這些都足以證明，人類是通過自身的感覺器官對它們進行甄別，即人類依據身體的需要進行分類甄別。正因為有了一系列文化甄別的手段，人類開始對不同物種進行馴化，像大豆、小麥、稻谷等作物就是人類對物種進行馴化后的產物。所以北方人將小麥做成面食；南方人將稻谷打成稻米；游牧民族對草有其自身的認知方式，草在他們的眼里是珍寶，能夠成為牲畜的糧食。由此可見，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下，各民族對外界環境的認知程度是不同的。

通過對村莊資源的利用分析我們首先可以發現，多種資源的分布區域基本上是圍繞著村落而層層鋪展開來的。對于人類非必需的作物，處于村落的邊緣地帶。其次就是一些可有可無的作物，一般可以在市場上買得到的，需求量較低的作物，則在村落種植園中難以覓到蹤跡。再次就是有害的、有毒的，但人類卻無法徹底清除的作物，因為在地球生命系統中擁有著維持它們生存繁衍的生態位，它們不斷地擴散開來，逐漸擠占到村落的周邊地區，甚至是中心地帶，而人類對它們采取的是一種抵制和毀滅的手段，由此被人們再次驅趕到更加邊緣的地帶，這也屬于文化認知的結果。但前面提到不同文化對事物的認知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構建人類的認知圈，構建不同生物之間的匹配關系，以及構建資源利用的先后順序時，也是不一樣的。這些都是人類通過文化對它們進行甄別的結果，即人類對資源的甄別是靠文化得以實現的。

（二）文化整合資源

文化整合資源，即人類是靠文化對資源加以整合，因為人類不僅需要植物，也需要動物以及各類無機物質等。這些物質的交替使用，使人類的生命能夠得以延續。人類之所以能在生理層面和精神層面超越其他物種，是因為人類可以利用文化對不同的物質進行整合，比如儲存、加工和再處理。例如，人類可以制作酸魚、酸肉、酸菜、臘腸、臘肉、血粑、干牛肉、土豆片等等，這些是其他生物辦不到的。再如，侗族鄉民能夠基于地域氣候、時令演替和地理空間、農作物屬性等的認識，建構出侗族特有的時間秩序，進而實現區域生態維護與資源配置的相互兼容。[32]正因為人類利用文化將這些資源進行交叉利用，才使得人類超越其他物種。另外，人類可以在有限的空間里進行交替耕作。例如，開展復合農業、園藝式農業等。按照時間的變換，人類能夠認知動植物的生息規律，進而調控動植物之間的相互關系。

（三）文化對資源的重組

文化對資源的重組，是因為人類的認知是有限的，是不斷發展的，認知過程中會有偏差。而且在文化的不斷延續中，偏離也在不斷疊加，人類會對地球生命系統中某個要素加以過度地利用，卻難以通過人類自身加以調整。因此，彼此之間無法保持平衡，進而可能出現資源的短缺，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例如，哈尼族聚居在云南省哀牢山南坡，在生態條件較好的情況下，水土流失是在控制范圍之內的。也正因如此，哈尼族才能將當地大塊耕田改造為陡峭的梯田模式。盡管有時受到強降雨的影響，造成了梯田的損壞，但破壞的規模依然在哈尼族可控范圍之內，哈尼族對資源的利用方式依然有效。[33]

上述從文化對資源的作用這一角度解釋了文化制衡的內涵，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能夠很好地控制生態危機，所以我們要立足于當地資源結構的特點，構建新的文化制衡格局，確保對地區資源利用的多樣化和均衡化，并且保持必要的靈活性。

文化制衡又是如何在資源利用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的呢?事實上，人類是地球生命系統的一個“癌細胞”，這個“癌細胞”可以與其他“細胞”并存。就像人類自身所具有的癌細胞一樣，只是我們身上的癌細胞被身體中的其他細胞控制住了。例如，甘草是有限的，它不能按照人類需要而改變其生長速度。因此，人們只能通過提高價格，來延緩對甘草的過度消費。但同時這又刺激著人們不斷挖掘甘草以攫取經濟利潤，過度的挖掘會使生態環境受到不可逆轉的影響，造成甘草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人們只能尋找甘草的替代品來滿足人類的需求。

此外，人類對自然和資源的認知是不斷發展的。但是，在認知過程中也會存在一定的偏離，這些偏離的疊加會使人類對身邊的資源形成新的認知并加以利用，最終會導致周圍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例如，明朝時期，推行衛所制度，在今常德市到昆明市一帶共設置了32 個衛所。為了給這些從中原一帶遷移而來的屯兵提供充足的稻作食物，西南地區各民族開始在周邊地區開墾梯田，也使得當地成為明代推廣梯田的區域。然而在明清之交，資本主義萌芽迅速發展，杭州、鎮江等地的紡織業發展迅速，西南地區的梯田由于生態環境的改變以及經濟利益的驅動也從種植水稻改成了種植麻。麻只需水的滋養，且是多年生植物，不需要重新栽種，因此為人們所青睞。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資本主義產業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巨大沖擊。民國初期，北洋軍閥混戰，各地軍閥掌控著西南地區，軍隊需要資金和布匹，又開始在西南地區推廣種植豆科植物。20 世紀80 年代以后，為了促進經濟的增長，又從豆科植物的種植改為南瓜的種植。由于此類文化的不斷疊加和外來文化的影響，使得當地文化難以平穩運行，不能得到有序的調整，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

文化是可以回歸的，文化被創造出來不是為了毀滅人類，而是為給人類增進福祉。其一，文化的適應性進化，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獲，通過文化制衡對其形成更加細化的認知；其二，人類的文化是多元并存的，所以人類就找到了與所處生境相適應的文化事項。例如，南瓜可以被符號化，在西方的萬圣節上，人們都會將它戴在頭上，以此慶祝萬圣節的到來，這可以看作是文化的回歸。其實，文化的回歸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不斷地深入下去，另一類是被挖掘出新的文化因子。這也就說明，文化是一個活的有機體，每個民族所面對的自然和社會環境都會出現新的內容[34]，并對資源進行重組。

文化制衡是一個客觀的現實，在不同的國家當中存在不同的文化。然而，這一現實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卻鮮有人注意到。文化制衡機制在不知不覺中起到了保護生態的作用。第一，參與文化制衡的各民族對不同的自然生態環境有不同的適應性，他們的經營方式也會有很大的差別。由此，多元文化并存成為一個客觀的現實。相應地，各種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動態協調也是必然的；第二，由于各民族文化對生物資源的利用方法不盡相同，進而確保地球生命系統中的物種不會因人類的偏好而被消耗殆盡；第三，在建設一個國家的時候，人們可能會在所處生態系統中添加非物質的元素，從而威脅到整個地球的生態安全。但在文化制衡之下，人類社會對地球生命系統的干擾總是處于平衡狀態當中；第四，在民族生境中，當地原生的生物物種會在文化選擇的作用下出現新的適應，但是也有可能出現變異現象，這時候就需要文化制衡機制發揮作用，使自然生態系統的波動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圍內。

事實上，僅依靠文化制衡是遠遠不夠的，這僅僅是一種潛在的保護功能。人類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是造成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35]。長此以往，相關的民族都會陷入生態失衡，甚至是生態災變的局面。由此，我們應該主動啟用文化的生物適應機制將生態失衡和生態災變扼殺在搖籃中。要想真正實現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就需要從“萬物有緣”出發去理順人類與地球生命系統的關系，通過發揮文化的能動性作用，在生態、生計與生命中找到平衡點，這才是最理想的生態維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