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空間：海明威小說中的交通工具與現代性困境*

孫明麗 周 堯

（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長春 130012）

19 至20 世紀，各類現代交通工具先后誕生，人類活動流動性大幅提高，成為現代生活的重要標志，尤其對現代美國而言，“流動性常被描述為美國生活的核心地理事實，是美國人與其歐洲祖先的區別”［1］。作為20 世紀美國文學的重要代表，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的小說具有全球視野， 交通工具作為流動性的載體， 以現代社會的空間轉換推動小說情節發展，是小說人物生活現代性的表征。 所謂現代性，即“新舊交替的成果”［2］，泛指中世紀結束以來，尤其在工業革命爆發后，西方政治、經濟、文化觀念在科學技術的刺激下出現的全新特征。 這些特征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取得包括現代交通工具在內的空前物質成就，但同時也出現矛盾、悖論與危機。 這說明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過程使人未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卻陷入受到壓迫和束縛的窘境，正如韋伯指出，作為“身外之物”的工具理性并未如人的期望成為“隨時可以甩掉的輕飄飄的斗篷”，而是“變成一只鐵的牢籠”。［3］王淼認為，韋伯的學說表明：“理性在使用的過程中日益成為了與意義和價值無涉的手段，即它脫離了價值理性而發展成為了單向度的工具理性，才造成了今天的現代性發展困境。 ”［4］簡言之，現代社會發展中工具理性導致的現代人所面臨的困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 “現代性困境”。 按照汪民安的概括，現代性困境的本質是技術系統的現代性與人的解放的現代性之間的悖論，技術現代性作為工具理性成為束縛人的鐵籠。［5］204

眾所周知，海明威小說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現代人與精神和社會危機的抗爭。 現代人的危機，離不開現代社會的問題，因此海明威小說人物遭遇的困境，如自由受限、情感疏離、精神迷惘和欲壑難填等危機， 也是現代性困境的內容。 那么， 交通工具作為海明威時代技術系統現代性和工具理性的重要表征， 就為研究海明威小說中現代性困境對人的束縛提供了線索。 以往的美國小說交通工具書寫研究，往往是海洋、戰爭或公路文學等特定題材的附屬問題， 以交通工具為核心的研究多為針對特定駕駛群體或交通工具的宏觀敘事。 而海明威小說的交通工具研究則散見于上述宏觀研究的部分內容，如隋亞男的《飛機、空中舷窗視角與美國現代主義文學》［6］認為海明威等美國作家的飛機舷窗視角是體悟現代時空性的過程； 或散見于海明威與特定交通工具相關的經歷對于小說創作的影響，如威爾的《美國紅十字會與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成長》［7］剖析駕駛救護車經歷對于創作《永別了，武器》的重要作用，埃利希梅拉的《海明威作品中的古巴》［8］介紹海明威在“比拉爾號” 漁船的船艙內與漁夫富恩特斯長期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經歷為創作《老人與?！诽峁┰?。 這些研究很少關注現代性的困境問題。鑒于此，本文從交通工具寓示的空間流動性入手， 通過海明威小說的飛機、火車、汽車和船舶書寫，揭示自由與死亡的悖論、親密與疏離的矛盾、獨立與迷惘的困惑、欲望與幻滅的痛苦四種現代性困境，思考海明威小說中的交通因素與現代性問題的互動關聯。

一、飛機：自由與死亡的悖論

在西方世界，飛向天空的夢想從中世紀歐洲人試圖在身上安裝翅膀開始， 直至20 世紀初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后得以真正實現。 海明威多次乘坐飛機跨大洲旅行，見證了飛機的發明和人類航空事業早期的發展。 在回憶錄《曙光示真》中，飛機甚至成為海明威等人在非洲出行常用的交通工具。 他向沒有乘坐過飛機的村民介紹道：“你會發現乘飛機是很有趣也很漲見識的事……我們這些人都乘過飛機或很想乘飛機。 能從空中看到屬于你自己的地方可是一種特權啊。 你從沒羨慕過鳥兒嗎？你從來不想像雕或鷹一樣嗎？”［9］顯然，飛機本是人類為追求自由而發明的交通工具。 然而，作為最具現代性特征的流動性媒介，飛機雖然給海明威的自由出行帶來極大便利，但在其小說中卻往往籠罩著死亡的陰霾。

從西方宗教傳統上看，飛機運行在天空，與基督教文化中人死后進入的天堂具有空間上的契合性。 例如，短篇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就將飛機與死神等同起來。 在小說中，哈里夫婦二人等待飛機載上感染壞疽的哈里到城中的醫院治療，這時哈里感覺死神的靠近：“千萬別相信什么死神的形象是鐮刀加上骷髏，它完全可以是兩個騎自行車的警察或者是一只鳥?；蛳聍喙芬粯佑兄淮蟊亲??！保?0］54好在黎明到來，救援的飛機如期而至，載著哈里飛向天空，他在飛機上看到寬廣的世界，而乞力馬扎羅山正是他要飛去的地方。 正當讀者為哈里獲救而松了一口氣時，故事卻以哈里的死亡而告終。 原來接走哈里的是以飛機形象出現的死神：外形是“一只鳥兒”，“像鬣狗一樣有只大鼻子”（機首），“兩個騎著自行車的警察”形象的人（飛行員）。 正如哈里對于死神的感受是“不具有任何形體，而是占據了空間”［10］54。 作為死神的象征，飛機飛行的起點即與世俗對應的地面，所以“占據了空間”。 但目的地是高聳的乞力馬扎羅山巔，作為生命的終點，與基督教圣徒馬太所謂的“天上的王國”相對應，因此進入到“不具有形體”的抽象世界。

然而與宗教意義相比，海明威小說中飛機與死亡相關的現實意義更加值得關注。作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巔峰之作， 飛機是具有極強資本屬性的商品。 在飛機誕生之初，發明者對其經濟價值的考量凌駕在生命之上：萊特兄弟在發明飛機后，為了商業利益，將市場直接定位在軍隊，使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裝備飛機的軍事大國。［11］20 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對于飛機的大量運用，使這種高速的空間流動媒介成為高效的殺人利器。海明威曾多次參與戰爭，能夠深刻體會飛機與死亡的直接聯系。

在海明威的戰爭書寫中，飛機的敘事常常成為死亡的敘事，飛機往復流動的天空中也籠罩著死亡的陰霾。 小說《島在灣流中》主人公哈德森的大兒子湯姆在二戰中駕駛飛機被德軍擊落而當場殞命［12］302，標志著主人公最后一個孩子的死去。飛機的墜落成為小說故事空間從哈德森的生活空間切換到獻身反法西斯戰場的轉折點。 而小說《喪鐘為誰而鳴》的飛機書寫則通過三個維度，批判以飛機為代表的技術系統現代性。 一是通過戰斗機對游擊隊員的肆意屠殺，暴露飛機高效殺人的殘酷性。 二是通過戰爭雙方的戰士都痛恨用飛機殘殺同胞的共識，否定將交通工具用作殺人利器的合理性。 三是通過擁有強大飛機編隊的一方遭遇失敗， 諷刺將戰爭工具的威力等同于戰爭勝利的荒謬認識， 證明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非工具，追逐工具理性而漠視人的價值必然導致失敗。

在海明威小說中，如果說飛機在戰爭中的應用標志著對生命的直接破壞， 那么20 世紀初期以飛機為代表的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則對西方底層民眾形成間接壓迫。 在小說《有錢人和沒錢人》中，主人公摩根是經營釣魚船的船長，其命運從安穩到悲劇的轉折點正是一次飛機出行：欠下租金和設備賠償金的顧客乘飛機一走了之。［13］18摩根因此破產，無奈選擇犯罪謀生，最后在槍戰中殞命。 飛機雖能提供從哈瓦那到邁阿密的空間轉換自由，但顯然這種自由屬于能夠乘飛機從特定空間逃脫的“有錢人”約翰遜，而不屬于買不起機票追債的“沒錢人”摩根。換言之，以飛機為代表的流動自由，成為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金錢壁壘， 使其陷入困頓而死的命運。 此外，飛機在海明威時代較高的事故率，也意味著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對生命的漠視。 據“航空安全網（Aviation Safety Network）”的數據，從二戰結束后的1946 年至海明威去世的1961 年，飛機致死性事故每年約60 次［14］，而據“飛機失事信息網（Plane Crash Info）”統計，20 世紀40 年代到60 年代，乘坐客運飛機（19 座以上）遭遇事故后的生還率不到四分之一。［15］《乞力馬扎羅的雪》中，哈里妻子與前夫的孩子就是由于飛機失事而遇難， 而海明威本人也在晚年遭遇兩次飛機事故，甚至在報紙上讀到過關于自己死于飛機失事的報道。 飛機事故導致的嚴重健康問題可能是海明威最終自殺的誘因之一。［16］

海明威筆下飛機和死亡關聯的警示至今仍未過時。 一方面，戰機在世界各地的軍事沖突中發揮著越來越高的殺人效率。 另一方面，航空業為了經濟利益而提出的“飛機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的宣傳比比皆是。 然而，這種宣傳往往是以事故率和單位里程死亡率為標準，而忽視極高的事故后死亡率。有研究表明，若以死亡人數和旅行次數的關系為標準， 飛機的安全性僅為汽車的三分之一，火車的六分之一。［17］在不同標準下，“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也許是最危險的交通工具。 因此，海明威從死亡的角度對20 世紀初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加以反思，探討流動性媒介的高速發展是否威脅到人類生命的基本保障， 并不令人意外。作為使人類空間流動能力爆炸式增長的交通工具，飛機所代表的技術發展和商業利益如果以漠視人的生命為代價，則不可避免地落入自由與死亡的悖論之中。

二、火車：親密與疏離的矛盾

20 世紀初發明的飛機使用成本高昂，只能用于軍事或服務于“有錢人”的出行，而19 世紀發明的火車則率先實現在陸地上大范圍運輸大量旅客的能力， 因此在20 世紀初的美國文學作品中更受關注。 作為流動性媒介的火車有效地消除了地域障礙，因而在發明伊始承載著實現民族團結和社會平等的愿望，以及進步、民主、和平等使命。［18］然而隨著技術的快速發展，火車卻改變了人的自然觀、社會觀和愛情觀，并在海明威小說的火車書寫中得到體現。

首先，火車改變了人的自然觀念。鐵路系統采用的標準化時間， 展現了伴隨火車而來的現代性特征，即時間的理性化。 美國文學作品生動描述了該特征對美國人時間意識的重塑： 在火車擴大人類活動空間范圍的同時， 火車時刻表要求人們以守時和準時為準則安排日常生活和旅行時間，提高了現代社會生活的精確性。［19］這種精確性正是《永別了，武器》中的亨利在世界觀顛覆之前遵守軍隊規則的象征。 他曾精確提到自己休假時去了諸多城市，戰友認為他“好像在背火車時刻表”［20］18-19。在改變人類時空體驗的基礎上， 火車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即人從身處自然環境之中轉變到作為獨立實體觀賞自然環境： 在遠離土地的火車旅客眼中， 土地從與人類密不可分的主體成為被凝視的風景。［21］107正如小說《搭火車記》的描述：“從火車上看見一片山毛櫸林卻沒法高興， 只讓人懷念起家鄉的樹林?！保?0］561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剝離了對土地的地方歸屬， 火車上的旅客離家鄉越來越遠，只能通過車窗中的風景對故土觸景生情；飛馳的火車同時融入風景之中， 成為現代性風景的一部分；火車、山崗與樹木在海明威筆下的聯動，意味著現代流動媒介永久地改變了自然。

其次，火車改變了人的社會觀念。維系鐵路交通的空間實體，如火車車廂、火車站等，將鐵路乘客與大批陌生人一起被置于新型的封閉空間之中，從而產生新的經濟和社會問題。［21］104-105在《搭火車記》中，這種社會問題表現為流動性空間中人對道德和正義的淡漠：在火車車廂里，主人公吉米的父親明明看到被押送的罪犯偷走餐刀，卻緘默不言，導致罪犯扎傷警察，跳窗逃脫。［10］565-566正如汪民安認為，現代生活具有“短暫性、瞬間性和偶然性”，現代人脫離了“穩定、慣常和緩慢的節奏”，為了避免意外打擊，只能冷漠、厭世、不敏感。［5］18，22這正是《搭火車記》 中陌生人在火車空間相處的真實寫照。 此外，種族與階級問題作為流動性的表征也常常反映在火車旅行中。 如在短篇小說《印第安人搬走了》［22］中，培根爺爺的窩棚不再有人租住，原因是住過此地的印第安人，被半夜開過的火車軋死了。這也象征著現代性猶如滾滾駛過的火車， 使美國的原住民不再有一席之地。 與之類似的是，在短篇小說《美國太太的金絲雀》中，火車站臺上高大的黑人士兵卻只能接受矮小的白人中士的領導［10］259，意味著即便在身體素質非常重要的軍隊， 少數族裔仍然服從于身體稟賦明顯不如自己的白人。 這一切同樣發生在標志著現代戰爭中兵力投送能力的火車之上。 流動性拓展了掌握科技話語權的白人的活動空間，但卻限制了少數族裔的社會地位。

最后，火車改變了人的愛情觀念。 直觀上看，火車帶來的流動便捷性，使愛情更容易跨越距離的限制，正如在《永別了，武器》中，亨利與凱瑟琳多次會面都離不開火車的幫助， 死里逃生的亨利也正是乘坐火車回到凱瑟琳的身邊。［20］239-260此外，火車時刻帶來時間焦慮也被海明威用來表達在愛情中等待的焦慮，正如在《太陽照常升起》中，科恩到火車站接勃萊特一行， 感受到近似于戰時的焦慮。［23］94在海明威筆下，除了戰爭，似乎只有晚點的火車和期待的愛情能讓人如此緊張急切。 然而，火車在海明威小說中不只是助推愛情跨越空間流動的載體。 在中篇小說《春潮》中，火車站本是斯克里普斯和妻子的浪漫之地［24］，然而一天晚上，在斯克里普斯和老婆在鐵路邊連喝酒三四天后， 卻發現妻子和女兒同時離家出走， 于是只能漫無目的地沿著鐵道離開自己家所在的曼塞羅那， 欲前往零售業和制造業中心芝加哥。 隨著以火車為代表的現代工業爆炸式發展， 斯克里普斯入不敷出的作家職業無法保住愛情。 但在選擇投身現代工業之后，境遇則大為改觀：他甚至不必抵達芝加哥，而只是在小城佩托斯基的火車站駐足， 在當地做起水泵廠工人，便不僅開啟了第二段婚姻，甚至還搞起了婚外情。

這種現代社會中不穩定的愛情觀讓老一輩的美國人無法適應，在《美國太太的金絲雀》中，火車就是這種愛情觀的象征。 守舊的美國太太很不適應乘坐現代化的火車出行： 不適應火車窗外飛馳而過的景象——即便火車上悶熱無風， 還是把百葉窗拉下來； 不適應火車的時刻表——火車沒發出信號就開車，使她險些沒有趕上；不適應火車的速度——由于火車通宵開得飛快， 美國太太甚至不敢睡覺，整夜等待撞車事故的發生。對于現代流動性的抗拒，正如她守舊的愛情觀，認為美國男人都是好丈夫，把自己女兒的婚姻失敗歸咎于“外國人做不了美國姑娘的好丈夫”［10］260。 事實上，被她認定為“好丈夫”的主人公乘坐火車，正是為了與妻子回巴黎辦理分居手續。 美國太太心目中配偶是老鄉才意味著穩定的愛情觀失靈了——現代的愛情正如四通八達的火車，已無法安于一處。正因如此， 現代社會的流動性甚至影響到年輕人的生育觀。在短篇小說《白象似的群山》中，一對情人利用等火車的時間討論是否去做人工流產。［10］211-214火車到來時， 男人的曖昧和女人的憤怒并沒有使二人就流產一事達成共識。 對于再次踏上旅程的兩人， 乘火車出行就像他們缺乏穩定的愛情觀和生育觀，共同養育孩子的沉重責任感，使他們猶豫萬分，最終只能選擇繼續漂泊。

可見在海明威筆下的現代化進程中， 人際關系一如火車，在形式上似乎受到軌道的約束，但在實質上， 突破距離限制的人們卻不得不面對與自然、社會和愛情的疏離。這正是海明威用火車表征現代社會關系乃至情感關系的精妙之處： 現代社會的發展若無法充分協調人與自然、 與他人以及與愛人的關系，則必將陷入親密與疏離的矛盾中。

三、汽車：獨立與迷惘的困惑

同為19 世紀發明的流動性媒介，較早登場的火車成為人類陸上交通的里程碑， 而汽車則在批量生產后開啟了人類流動性的新里程。 雖然都是陸上的交通工具，但汽車能夠提供更私密的空間、更自主的駕乘體驗和更靈活的行駛路徑。 美國地廣人稀，石油儲備豐富，汽車早在20 世紀初就開始走進千家萬戶，因此美國常被稱為“車輪上的國家”，汽車也在美國小說中比比皆是。

海明威在文壇嶄露頭角時，汽車已成為歐美國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海明威的多數小說都或多或少出現汽車的身影。 然而，正如梅里曼指出：“駕駛的具體實踐、感覺和體驗難以輕易描述或表現，而經驗豐富的駕駛人往往在某種程度上以自動、 分心和超然的方式駕駛車輛。 ”［25］海明威小說中的汽車無處不在，但也正因如此，往往成為“自動、分心和超然”的書寫。 所以，觀察其特征，需要還原汽車在現代交通工具中的特別屬性，即獨立性——作為最便利快捷的交通工具，幾乎可以獨立抵達生活中任何由個人意愿決定的地點。 海明威小說的汽車書寫往往與生活、工作和性別的獨立性相關。

從生活方式上看，在《太陽照常升起》中，主人公巴恩斯擁有殷實的收入，因此盡管出行費用不菲，還是可以每天多次乘坐出租汽車和公交車在寓所、酒肆甚至旅游勝地往來穿梭。 出行的便利使巴恩斯可以隨時獨來獨往。 然而，獨立的生活方式卻使他陷入迷惘。

首先，汽車讓他方便流連于燈紅酒綠之中，但也使他與真實而深刻的生活隔離開來。他曾感到：“行駛在拉斯帕埃大街上總是叫人感到沉悶……我毫不介意在這條街上步行，但是無法忍受坐在汽車上駛過?！保?3］44乘車出行的巴恩斯無法接受在步行時能夠接受的風景，正如醉生夢死的生活使他難以回歸日常生活的心態，因此陷入了迷惘狀態。

其次，經常獨自乘車出行，也標志著巴恩斯在生活中鮮有同路之人。 雖然他有許多能夠一起吃喝玩樂的朋友，但他的心扉卻無法向這些人敞開，甚至明明自己深愛著女主人公勃萊特，卻不得不在眾多追求者中甘做一名和事佬，而其他人由于巴恩斯的生理缺陷，有意無意地對他與勃萊特的感情視而不見。

最后，私人汽車標志著巴恩斯無法滿足的欲望。 隨時乘坐出租車，證明巴恩斯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但出租車畢竟只是公共交通工具，無法讓他的出行真正獨立自主。 舞會結束時，巴恩斯想和勃萊特一起乘車，卻陷入難以攔到出租車的尷尬。 但次日勃萊特卻不再有尋車的困擾，因為乘坐了波普勒斯伯爵的私人豪華汽車，徒留經濟實力不及對方的巴恩斯黯然神傷。［23］28-38

20 世紀初，汽車標志著生活獨立，而豪車則標志著經濟自由，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當今西方社會：經濟自由成為商業化社會中人們的終極追求之一，是物質生活獨立自主的最高層次。 對于豪車的追求，正如巴恩斯對勃萊特的追求，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身份象征。 巴恩斯無法平息而又無法滿足的欲望，恰恰代表西方現代社會中具有一定獨立性而又無法真正左右自身命運的中產階級的痛苦之源：流動性帶來的生產力使人足以獨立生活，但無法突破的階級壁壘又消解了個人追求的意義，使人陷入精神空虛的狀態。

海明威小說中的汽車還體現了20 世紀初工作模式的變化。 一輛裝備完善的汽車足以成為獨立的工作平臺，形成小團隊、專業化的獨立工作模式。這種工作模式的典型領域就是醫療服務。事實上，醫療是最早應用汽車進行工作的領域之一：早在1900 年，法軍就曾使用汽車運送傷員。 20 世紀初，高度專業化的救護車具有獨立、靈活的特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英軍中，救護車運送傷病員超過650 萬人次， 而在法軍中該數字甚至超過1000 萬人次。［26］一戰中，救護車的專業工作模式在小說《永別了，武器》中得到充分體現： 主人公亨利所在的救護車隊由為數不多的官兵組成，不僅負責從戰場搶救、運輸傷員，還負責在救護站將傷員分送至不同醫院， 充分體現了專業汽車保障之下現代工作模式的獨立趨勢。直至今日，在現代企事業單位的專業化小團隊中，也能看到這種工作模式的身影。

然而， 獨立的小組式工作模式一方面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卻有失控的風險。 在《永別了，武器》中，亨利本應駕駛救護車救援傷員，卻因同情心泛濫， 指點士兵故意撞得頭破血流以便自己施以援手。［20］40-44這種自作主張之舉，顯然觸犯了工作紀律。 后來在部隊撤退中，救護車成為完全獨立的工作單位。 亨利允許兩名上士搭他的救護車趕路，卻在他們想要離開時當即開槍射殺［20］205-217——救護車作為流動的“救治空間”本應以救人為天職，卻異化為“殺人空間”。 海明威筆下利用汽車獨立自主的流動性來殺人的案例比比皆是，在《有錢人和沒錢人》開篇，汽車就被用作黑幫血腥火拼的工具；而在小說末尾，汽車更是被銀行劫匪用來在搶劫殺人后逃竄。［13］5-6，106可見在海明威小說中，汽車流動且獨立的工作模式可能異化為犯罪模式。 汽車的高效能提升工作效果，也會加劇惡行的破壞力。 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找平衡，也是現代社會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的改變， 還使汽車與女性的獨立問題建立了聯系。英文中的汽車（automobile）源于古希臘語，是自動性（auto）和流動性（mobile）構成的復合詞，代表身體和技術的交融，作為現代性的重要標志對傳統性別秩序產生雙重影響： 一方面鞏固男權文化，是雄性/技術的象征；另一方面，模糊性別差異，是女性/身體的化身，使自然身體轉化為技術化身體，弱化性別稟賦的差距。［27］在汽車誕生之初，對于大部分美國人而言，“司機”一詞就意味著男性，在約一個世紀的時間里， 汽車等同于男性氣質和男性流動性，女性使用汽車的權利和能力存在爭議。［28］例如，在小說《島在灣流中》，當得知前妻和兩個兒子在車禍中喪生后， 主人公赫德森和仆人談起了車禍情況。這位母親是能夠獨自駕駛汽車的獨立女性，在與赫德森關于孩子的撫養權方面占據強勢地位。 然而從車禍后的對話中， 還是能看出兩人有意無意地將悲劇歸咎于孩子的母親：要么認為“很可能”是她在駕駛汽車，將事故歸咎于她的駕駛能力；要么認為她對小孩子任性的駕駛行為缺乏約束， 將事故歸咎于她的管教能力。［12］183-184可見在20 世紀初期，女性通過以汽車為代表的流動性媒介變得更加獨立，但這種獨立性尚未被男權社會廣泛認可。

由此可見，海明威小說中汽車象征的獨立性與流動性在現代性語境中面臨的困境，詮釋了工具理性的一體兩面：一方面作為正面符號，代表著自由與進步；另一方面卻無法擺脫限制、監視和控制。 現代社會如果無法處理好以汽車為代表的流動性帶來的個人精神空虛、工作模式失控和性別歧視問題，則難免使人陷入困惑之中。

四、船舶：欲望與幻滅的痛苦

或許與愛好有關，海明威常常寫船。正如他自己在書信中提到：“從寫作或者文學方面看， 坐船也很有趣。 ”［29］可見，把船作為小說的重要內容是海明威從文學創作角度有意為之。 美國文學中不乏乘船航行的經典之作，在庫柏的《領航人》、麥爾維爾的《白鯨》和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等小說中， 船往往是主人公長途探險的工具。 航船開疆拓土，成為美國文化的重要內容。 而海明威小說中的船并非開疆拓土的工具： 主人公行舟于江河湖海之上，或駕船漁獵，或劃船逃亡，或乘船游樂，或登船戰斗。比起現代性特征較為明顯的飛機、火車和汽車，海明威筆下的小型船只更加原始。 這種特征與其他交通工具鮮明的現代化特征形成了特殊的張力。透過這種張力，可以嘗試洞察海明威小說關于現代性困境根源的探索。

以海明威筆下的休閑漁船為例。 雖然休閑漁船科技含量有限，但休閑漁業卻是現代生產力發展的產物，標志著漁業由人類賴以生存的第一產業發展為用于消遣的第三產業。 然而在《有錢人和沒錢人》中，船仿佛成為主人公摩根身體的一部分， 船的流動就是人物身體和命運的流動，成為摩根身心受傷和命運多舛的象征。 漁船先是失去釣魚設備和修復資金；與此同時，摩根失去良心，參與偷渡犯罪。 后來，漁船因摩根走私烈酒被沒收；與此同時，摩根失去了一只手臂。 最后，摩根借船參與銀行搶劫， 最終不僅徹底失去漁船，也失去了生命。 在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下，技術含量不高的休閑漁船生意無法抵御意外的沖擊，摩根脆弱的經濟支柱轟然倒塌， 他就像漁船一樣，漂流到了不歸之途。 正如汪民安指出：“煩躁的現代生活，只能借助中性而冷漠的金錢媒介反向均衡化……在都市生活中，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同人進行殘酷而冷靜的斗爭。 ”［5］23-24

如果說現代化程度不高的休閑漁船遭遇意外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那么以原始的漁船捕魚為生，則注定面臨悲劇。 在《老人與?！分?，老人出海之前已經84 天沒有捕到魚，這顯然與工業化造成的生態破壞和過度捕撈不無關系。 由于工業化發展意味著巨大的生產力， 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古巴漁民自然會感受到產業的壓力。在這個背景下，圣地亞哥的“平底小帆船”［30］3顯然無法與現代化的漁船抗衡， 生產資料的落后是影響老人捕魚成果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見，現代社會對傳統社會的嚴重沖擊在海明威關于船的書寫中得以體現。

然而，海明威小說中的船作為原始的流動性媒介，不僅僅是受到現代化沖擊的對象?，F代化正是從原始狀態而來，因此從海明威關于船的書寫中，可以嘗試窺見原始性向現代性流動的內在原因。 分析該原因，首先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從關乎生存的現實意義上看，摩根與圣地亞哥是否真的無路可走？

在籌劃運送銀行劫匪時，摩根想要拉朋友艾伯特入伙，嘲笑艾伯特微不足道的薪水會讓孩子餓肚子。［13］68可見，即便是對于艾伯特這樣的“沒錢人”，還是可以找到一份維持生計的工作，更不要說摩根在偷運私酒之前還有一艘船，以及不少前期積累的資金。 然而，通過犯罪嘗到賺快錢甜頭的摩根已經欲壑難填，甚至將鋌而走險當作正當手段。 他對偷渡的掮客說：“這是我最后一個用正當手段掙錢的機會。 這是我最后一個能在船上賺錢的機會。 ”［10］85這艘被欲望洪流推動的船，讓摩根踏上了不歸之路。 正是因為欲望的驅使，人類才不斷產生超出基本生計范疇的新需求，并通過現代化不斷滿足這些物質需求，以致不斷加倍攫取資源，直至幻滅的終點。

而對于圣地亞哥而言，長期沒有捕到魚也與他的精神欲望密切相關。盡管近海的漁業資源日趨萎縮，他在海上還是能夠輕易捕到供他維持生計的小魚，因此他捕不到魚的原因是把大魚當作自己的唯一追求，這種欲望脫離了他的生存實際。 老人由于漁船太小而喪失了大魚， 意味著在原始狀態下，他的精神欲望是難以實現的。而這種精神欲望同樣需要現代化載體的不斷出現才能滿足，因而與物質欲望一樣成為現代化不斷發展的驅動力。

由此可見， 正是人類的物質欲望和精神欲望，促使現代化加速發展。 然而問題在于，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 如果搶劫銀行劫匪的任務成功， 摩根的船還會繼續為物質利益鋌而走險，直至毀滅； 而圣地亞哥即使這次成功拉回大魚，下次仍然會將大魚視為唯一的追求。 因此，在欲望風暴驅動下，人類的命運之船因現代性洪流的裹挾而失控，正如西美爾指出，現代生活不斷刺激著個體，“仿佛將人置于一條溪流里，而人幾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動。 ”［31］在這樣的溪流中，人類的命運難免如海明威短篇小說《暴風劫》中的船一樣，在暴風雨中沉沒并失去一切，“連鳥群從船上得到的東西也比我得到的多”［10］287。

人類的欲望驅動了現代性的發展，而現代性的發展反而又沖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使人類產生更多的欲望。 一方面，這種循環的動力使現代化不斷向前推進；而另一方面，不竭的欲望又會使這種循環失控，使良性循環變成惡性循環。 那么，如何避免命運之船駛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我們可以循著海明威小說的線索探索一種可能。

有學者認為，圣地亞哥應該為自己的悲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沒有處理好周圍人對他的關愛，精神欲望使他的姿態居高臨下，疏遠他人以守住個人主義的內核——他希望捕到的魚比其他漁夫的更大，通過獲取他們的欽佩贏得虛榮，而不愿與他們協作共贏。［32］如果圣地亞哥能夠克制追求自我的欲望，兼顧與他人的相互關愛，他將更容易從親朋、鄰居、同行等人組成的命運共同體中接收能量， 以擺脫孤獨和存在的焦慮。 而在駕船最后一次出海殺人的時候，摩根如果能夠把親人的愛置于劫掠與廝殺的欲望之上，也許不該在船上被劫匪射殺，而會在家里與妻女安享天倫之樂。 因此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幡然悔悟：“一個人，一個人自己干不成。 現在沒人自己能干成。 ”［13］155正如弗洛姆指出：“唯一有效而避免無法解決沖突的方式，即與人和自然的自發聯系。它關聯個人和世界，但并未毀滅其個性。這類聯系的本質就是愛與勞動。 ”［33］從海明威的船書寫中可以看到，也許只有人類不再執著于在流動性的浪潮中啟航，而是向愛的港灣返航，建立或修復與身邊人的親情、友情和愛情紐帶，才有可能掙脫現代性洪流中欲望與幻滅的痛苦輪回。

五、結 語

在海明威生活的20 世紀初期，作為現代性的重要標志， 交通工具的發展使人類的流動性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成了人類崇拜工具理性的標志性因素。交通工具拉近了物理空間的距離，但在欲望驅使下， 駕馭現代交通工具快速流動的人類卻在心理空間彼此疏離——人類更加自由獨立，也更加孤獨痛苦。海明威筆下的飛機、火車、汽車、船舶等交通工具作為空間流動的媒介， 揭示了現代性困境中自由與死亡的悖論，親密與疏離的矛盾，獨立與迷惘的困惑，以及欲望與幻滅的痛苦。這些困境警示享受空間流動便利的世人： 現代社會的發展若因推崇工具理性而漠視人的生命， 無法妥善協調人與自身、與自然和與他人的關系，淡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耽于追逐無限膨脹的欲望，則必將面臨個人精神空虛、 工作模式失控和性別歧視等社會問題， 從而難以避免地使人落入現代性困境之中——勿要到流動的空間深陷積重難返的危機中時，才像《老人與?！分械氖サ貋喐缫粯俞θ换谖颍骸爸还治页龊Ｌh了。 ”［3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