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保守主義成分

顏 巖

引 言

1923年，盧卡奇出版了《歷史與階級意識》，強調要弄清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就必須“回到黑格爾”，“砸碎那座以其歷史形式存在的體系的‘死’建筑，以便救出他的思想的最有現實意義的傾向，使它們在現在能夠再次成為充滿活力和有效的力量”(1)[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5頁。。筆者絲毫不懷疑盧卡奇拯救馬克思主義革命辯證法的良善動機，他在書中也的確闡明了黑格爾辯證法與馬克思辯證法的原則性差別，而從方法論層面對實證主義哲學和經濟學的批判，再次確證了其核心理論關切是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問題在于，盧卡奇是否成功地將黑格爾主義中的保守主義元素徹底剔除出去？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革命性是否真的得以完全恢復？鑒于《歷史與階級意識》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澄清上述問題不僅是合理評估盧卡奇思想的關鍵，也是正確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整體走向以及理論本質的需要。盧卡奇后來深刻反省了書中存在的理論錯誤(唯心主義的倫理偏見、取消自然本體論、唯心主義的實踐觀、革命烏托邦主義等)，并警示說“理論上錯誤的部分往往影響最大”(2)[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23頁。。筆者認為上述錯誤并非盧卡奇的自謙之辭，而是實實在在存在的，若不加以認真辨析將會導致理論含混乃至政策上的失誤，因此必須審慎對待。

韋伯對盧卡奇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當盧卡奇通過韋伯的方法論眼鏡觀察馬克思時，是否有意識地屏蔽掉了其中內含的“保守主義元素”？盧卡奇從不避諱自己同韋伯的學術聯系，韋伯也非常欣賞盧卡奇的才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韋伯的合理化理論是理解物化概念最重要的支援背景，但學界一般將研究重心置于盧卡奇如何改造和吸收韋伯思想這一點上，未能充分意識到韋伯思想中的保守主義成分有可能滲透到盧卡奇思想中，進而挫敗其恢復馬克思革命辯證法的良善愿望。從根本上說，韋伯思想的立足點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這意味著理論中必然帶有保守主義的消極成分。盧卡奇無疑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從1918年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后，他便“全心全意地承認共產主義是一種道德的、精神的和政治的解答。盡管經歷了多種不同的哲學冒險活動，但他還是使自己把余生完全置身于共產主義運動”(3)[波蘭]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第3卷，侯一麟、張玲霞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44頁。。顯然，在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立場和韋伯的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立場之間存在張力，但盧卡奇并未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對韋伯思想的挪用最終陷入了悖論。本文借助盧卡奇的學生梅扎羅斯(István Mészáros)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評論，重點剖析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以及韋伯的合理化(官僚制)思想的消極成分，進而揭示《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潛藏的保守主義成分，為正確評價盧卡奇思想提供新的思路。

一、為什么說黑格爾是“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黑格爾思想雖然在《精神現象學》中已經有了一個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晚期著作卻是一種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和同樣非批判的唯心主義，并且這種保守主義成分已經以一種潛在的方式，作為萌芽、潛能和秘密存在于早期思想中。這就表明，黑格爾思想內在地具有保守主義的元素，與其說是唯心主義體系扼殺了辯證法的革命性，不如說是狹隘的市民社會立場決定了唯心主義體系必然戰勝辯證法。在晚年自傳中，盧卡奇強調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和馬克思是無人能比的真正思想家，足見黑格爾在其心中的地位。因此，學界通常將盧卡奇視為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

梅扎羅斯雖然是盧卡奇的學生，卻奉行“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的原則，在《超越資本》中竟使用整整五章篇幅的內容來評估盧卡奇的思想遺產，其基本結論是：盧卡奇不幸沾染了黑格爾主義的保守主義成分，因此在理論上陷入了悖論。梅扎羅斯對黑格爾哲學中的保守主義成分持尖銳的批判態度，認為黑格爾哲學“以客觀歷史規律壓制人”，總是“把歷史作為一種無情的客觀運動來把握，這種運動自身具有不會被幻想的主觀設計和相應的唯意志干預所馴服的強制邏輯”。(4)[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鄭一明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2頁。如果說黑格爾認為歷史的真正進步在于揚棄市民社會，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那么強調歷史規律的客觀必然性就有合理性，但黑格爾是要用倫理國家調和市民社會的矛盾，強調“自在自為的國家就是倫理性的整體，是自由的現實化”(5)[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258頁。，這就背離了馬克思自由人聯合體的思想，陷入了市民社會的狹隘視界，塑造了資本普遍永恒統治的神話。與斯密等國民經濟學家一樣，黑格爾意識到市民社會自私自利的個人一定會把他人視為手段，但他對市民社會的積極面和必然性給予充分肯定，認定“個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權利的定在，都同眾人的生活、福利和權利交織在一起，它們只能建立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上”(6)[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198頁。。黑格爾雖然沒有像斯密那樣認為“看不見的手”可以自動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但卻相信倫理國家能夠調節市民社會的矛盾，實現社會的總體和諧?？梢?，斯密和黑格爾均宣告了“歷史的終結”，陷入了“資本永恒論”的意識形態幻想。

眾所周知，黑格爾并非樂觀主義者，他強調歷史中普遍存在惡，啟蒙理性必然在市民社會陷入困境，因此必須用超個體的絕對理性解決時代的難題。在黑格爾眼里，拿破侖雖然是世界歷史人物，但也不過是世界精神實現自身目的的工具，歷史是世界精神自我實現的過程，終將在普遍永恒資本的秩序中落下帷幕。馬克思是在“資本永恒”“歷史終結”等問題上與黑格爾分道揚鑣的，他并沒有“把資本視為歷史過程中的一種難以改變的終極，而是視為一種動態的運動，這種運動即使有其明顯的不可抗拒的全球擴張邏輯，也應該看成是暫時的”(7)[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第24頁。。馬克思充分意識到資本增殖的嚴重后果，因此承認“人類能力的發展是以占大多數的個人甚至階級為代價的”(8)[英]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李楊、任文科、鄭義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62頁。。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存在本質差別，后者帶有強烈的目的論色彩，而前者并不是目的論。正如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言：“目的論的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的每個歷史階段都是之前歷史進程的必然產物。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階段本身都是必需的，而所有這些歷史階段都是實現某種特定目標所必不可少的條件。這個目標本身是必然的，它是隱藏在整個歷史過程背后的驅動力?！?9)同上，第63頁。黑格爾之所以為歷史設定目的，主要是為了追求思維和存在的同一以及概念和現實的和解，這樣一來，歷史發展就變成一個封閉的圓圈，“歷史終結論”是其必然結果。

黑格爾較早地在《歷史哲學》中提出全球的概念，他將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視為必然過程，認為人類一定會抵達“歷史的絕對終點”。依此邏輯，歐洲的殖民統治就是不可改變的理性命運，人們只能按照世界歷史的既定發展軌跡展開行動。梅扎羅斯認為黑格爾強調世界歷史具有自身的客觀發展規律是正確的，但由于忽略了資本對現代世界的決定性作用，他未能看到“全球化的過程是以加強資本的最富動力的統治(和剝削)中心、以使絕大多數人意識到不斷增長的不平等和極度苦難而自稱的”(10)[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第31頁。。黑格爾的問題是，如果世界精神給予人類的是殘酷的資本剝削秩序，是否意味著人類將終日生活在資本的全球統治之下呢？與斯密相信“看不見的手”在道德上代表全善一樣，黑格爾也認為世界精神一定會將人類帶往美好的社會，但這一哲學價值預設并不符合社會現實，二者都是以不改變市民社會的基本結構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前提的。黑格爾之所以忽視資本的消極面，主要是因為他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言說的，從市民社會普遍存在的人與人的依賴關系出發，他強調分工使“人們之間在滿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賴性和相互關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為一種完全必然性”(11)[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10頁。。也就是說，黑格爾認為人與人之間通過物結成密不可分的聯系，這不僅天經地義，而且對個人和社會都大有裨益，因為“每個人在為自己取得、生產和享受的同時，也正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產和取得。在一切人相互依賴全面交織中所含有的必然性，現在對每個人說來，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財富”(12)同上，第210頁。。在這里，“普遍而持久的財富”并不是泛指一般物質財富，而是特指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這就暗含了資本統治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不難看出，黑格爾并沒有直接論證資本的永恒性，而是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人與人的依賴關系，強調個人應服從一種普遍物——倫理國家，進而間接論證資本關系的永恒在場的。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抽象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但與黑格爾不同，他反對一切凌駕于人之上的抽象力量，認為抽象的統治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因而具有歷史暫時性。也就是說，馬克思在事實層面雖然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個體以物為中介形成了普遍聯系，甚至從“為共產主義社會創造物質前提條件”出發認定這是一種歷史進步，但卻在價值立場上認定這是虛假的普遍性，只有自由人聯合體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

更進一步，梅扎羅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辯護式的“偽辯證法”。在他看來，利己主義的特殊性不可能與倫理國家的普遍性相調和，因為“在我們的現存世界中，如果不能克服資本/勞動關系——特殊的個人被嵌入這種關系并借助它而受到統治——的對抗性矛盾，普遍性就不可能出現”(13)[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第33頁。。也就是說，不消滅資本，普遍性就只能對主體形成統治和壓迫關系，現代社會的實質恰恰在于資本制造的虛假普遍性對人的統治。黑格爾哲學最大的保守性不僅在于間接地論證了“資本永恒論”，還在于內在地宣揚一種“資本德性論”，即認為資本統治能夠確保人的多元需要的實現，因而具有偉大的德性。與斯密一樣，黑格爾錯誤地將資本強制視為個人間的全面互惠，但事實上這種互惠是不存在的、虛構的，核心問題在于“個人所屬的哪個階級實際上創造了‘國家的財富’，哪個階級竊取了這種生產的利益；或者更準確地說，個人所屬的哪個階級必須被限制在強制的從屬功能，哪些特殊的個人——用馬克思的術語是‘資本的人格化’——實行著控制的功能”(14)同上，第34頁。。通過保留利己主義的個人以及強調人與人的互惠交往，黑格爾宣稱資本制度具有無與倫比的合理性和正義性。誠然，黑格爾指認了利己主義的危害，強調特殊性沒有節制和尺度，將會把情欲導入惡的無限，“市民社會在這些對立中以及它們錯綜復雜的關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貧困的景象，也提供了為兩者所共同的生理上和倫理上蛻化的景象”(15)[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199頁。。但與斯密一樣，黑格爾寧愿將危險視為人類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并相信“我在促進我的目的的同時，也促進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過來又促進了我的目的”(16)同上，第199頁。。黑格爾的總體邏輯是，特殊性必然走向普遍性，而普遍性能夠實現社會的總體和諧，因此即便市民社會有可能導致人的異化，也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這顯然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

綜上，黑格爾哲學尤其是法哲學和歷史哲學帶有濃厚的保守主義色彩，它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唯心主義，也是“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至于黑格爾哲學緣何具有保守性，筆者完全贊同梅扎羅斯的如下分析：“敗壞黑格爾哲學的不僅僅是它的唯心主義，而在于他持有‘政治經濟學的立場’的事實，這意味著對作為社會新陳代謝控制的資本抱一種總的無批判的態度?！?17)[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第53頁。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馬克思的辯證法直面資本的統治，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和一般規律，并為超越資本提供了根本性的解決方案。

二、黑格爾主義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消極影響

盧卡奇并不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才沾染上黑格爾主義習氣的，按照學界公認的說法，他在《小說理論》(1916)中便從康德走向了黑格爾。盧卡奇本人在《歷史與階級意識》新版序言中確證了這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再次著手研究馬克思，不過這次……是受黑格爾的影響?！?18)[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2頁?！缎≌f理論》是在盧卡奇對世界局勢的永久絕望的心緒中脫稿的，當時他最關心的是“誰把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拯救出來”這個問題。盧卡奇將西方文明的危機歸結為“總體性的喪失”，指出“我們的世界變得無限之大，它在每一個角落里都隱藏著比希臘世界更豐富多彩的禮物和危險，然而，這種豐富多彩卻揚棄它生存的基本的和積極的意義：總體”(19)[匈]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5頁。。雖然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不再強調個人而是強調階級，但他對總體性的倚重是一以貫之的，從根源上看這可以追溯至黑格爾主義。梅扎羅斯盡管承認《歷史與階級意識》意味著盧卡奇思想發生了巨大斷裂，但深信“有分量的知識分子不可能簡單地在每次文化-政治風向發生轉變之時清空自己”(20)[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第341頁。。從研究主題上看，盧卡奇思想的連續性主要表現為對文化可能性的關注，“文化就是盧卡奇生命中‘唯一的’思想”(21)[匈牙利]阿格妮絲·赫勒主編：《盧卡奇再評價》，衣俊卿等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頁。。而從研究方法和理論實質上看，盧卡奇思想的連續性主要表現為對黑格爾主義的繼承?！稓v史與階級意識》的進步性在于弱化了“心靈”和“形式”的先驗性，強調它們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產物。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盧卡奇意識到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總體性的存在正在對個人施加客觀的結構性強制，因此僅憑康德主義的抽象形式不能消除現實中的異化。這意味著必須放棄早期秉持的個人主義視角，轉向階級話語：“個體決不能成為事物的尺度，這是因為個體面對的是必定作為僵化事物的集合體的客觀現實。個體發現這些事物是已經存在的、一成不變的。面對這樣的事物，個體只能作出承認或者拒絕的主觀判斷。只有階級(而不是‘類’，類只是按照直觀的精神塑造出來的神秘化的個體)才能和現實的總體發生關系并起到實際上的改造作用?！?22)[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294頁。必須指出，強調階級并不意味著盧卡奇擺脫了黑格爾主義，他的無產階級“歷史主客體同一論”恰恰是黑格爾主義的翻版，用他自己的話說：“將無產階級看作真正人類歷史的同一的主體—客體并不是一種克服唯心主義體系的唯物主義實現，而是一種想比黑格爾更加黑格爾的嘗試?！?23)同上，第19頁。

究其根本，盧卡奇的問題出在十月革命后對歐洲革命形勢的樂觀估計，這使得他低估資本，高估階級意識。馬克思在1858年前后曾對革命保有樂觀主義態度，但也透漏出某種“不確定性”。他在一封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任務是建立世界市場(至少是一個輪廓)和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因為地球是圓的，所以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化，隨著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開放，這個過程看來已完成了。對我們來說，困難的問題是：大陸上革命已經迫于眉睫，并將立即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但是，由于在極為廣闊的領域內資產階級社會還在走上坡路，革命在這個小小角落里不會必然被鎮壓嗎？”(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8頁。在這里，“小小角落”指的是西歐，馬克思內心的擔憂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在向全球范圍擴展，在總體上仍然處于上升期，那么在這種情勢下它能夠被推翻嗎？20世紀20年代雖然與19世紀中葉存在較大差異，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總趨勢并未發生改變，調整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意味著簡單粗暴地宣稱資本主義即將滅亡必然失效。就此而言，盧卡奇的學生費赫爾(Ferenc Fehér)的如下判斷不無道理：“這本書中所蘊涵的關于救世主即將再次降臨的希望，即通過國際無產階級自覺行動來獲得迅速而徹底的救贖的構想，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消失得無影無蹤?！?25)[匈牙利]阿格妮絲·赫勒主編：《盧卡奇再評價》，第98頁。在梅扎羅斯看來，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雖然從個體走向階級，但卻簡單地將資本主義危機歸為“無產階級的意識危機”，認為只要無產階級擺脫物化意識，就可以重新以革命主體的身份改造世界，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唯意志論決定了盧卡奇必然對無產階級采取非批判的態度，并最終陷入主觀主義。

《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明顯悖論在于：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理論出發，盧卡奇要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就必須訴諸黑格爾主義強勢的歷史哲學；另一方面，從對文化的形而上學存在論分析出發，盧卡奇要消除日常生活的異化，就必須訴諸個體的自主意識，探討倫理道德的選擇性而不是客觀規律的必然性。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影響，盧卡奇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反思《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烏托邦主義，但并沒有轉向早期對個人和抽象形式的關注，而是轉向類，強調個體和類的統一是解決社會危機的關鍵。此外，盧卡奇還將希望寄托在審美活動上，認為正是在對藝術品的欣賞和理解過程中個體能夠意識到自己的類本質，并擢升到類的層級。但無論怎樣，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并沒有超出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歷史哲學中的保守主義因素也被繼承下來，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這確有反諷的意味。在梅扎羅斯看來，盧卡奇最大的悲劇是過于強調階級意識的重要性，他假定工人階級是總體觀點的真正擁有者，但從這種情境出發，“除了從規則跳到規則，不可能有任何出路”(26)[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第383頁。。由于保留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話語，盧卡奇暗示無產階級戰勝資本主義社會僅靠意識行動就能實現，即不改變資本-勞動統治關系就能獲得解放。在這里，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經濟)首要性原則被排擠到邊緣位置，盧卡奇也深陷概念神話的迷宮中無法自拔。

三、《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潛藏的“韋伯包袱”

梅扎羅斯強調，盧卡奇之所以會“比黑格爾更黑格爾化”，還源于其身上背負著沉重的“韋伯包袱”。盧卡奇從不避諱韋伯思想的影響，坦承韋伯的方法論著作對閱讀和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起了澄清問題和開拓思路的作用”(27)[匈]盧卡奇：《盧卡奇自傳》，杜章智編，李渚青、莫立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206頁。。問題在于，恰恰是韋伯思想中最保守和最具破壞性的觀點影響了《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概念框架，這主要體現在盧卡奇對韋伯“合理性”“可計算性”等概念的挪用和評估上。

1917年，韋伯在《社會和經濟學中價值中立性的意義》一文中提出，社會科學研究不僅應該區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而且研究者應該保持價值中立性。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一個從非理性向合理性發展的過程，依據可計算性原則運行的市場資本主義就是合理性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在政治上表現為官僚制。韋伯并不認為合理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完美的，官僚制社會也可以成為囚禁人類的“鐵籠”，并將個人變成微不足道的機器齒輪；但從總體上看，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可以通過民主化的方式予以消除。與韋伯一樣，盧卡奇在價值層面上也批判資本主義官僚制，認為它導致片面分工、破壞人性、侵入心靈衍生出物化意識；但在事實層面上，他基本認同韋伯關于資本主義官僚制帶來高效率的判斷。譬如，在談到法官判案時，他大段轉引韋伯的論述：“在這里，法官像在具有合理法律的官僚國家中那樣或多或少是一架法律條款自動機，人們在這架機器上面投進去案卷，再放入必要的費用，它從下面就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決：因此，法官行使職責至少大體上是可以計算出來的?！?28)[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65頁。從物化角度看，盧卡奇反對一切系統對個性的侵凌，他嘲諷新聞工作者“沒有氣節”、出賣信念，反對工人的勞動力同個性相分離，因為這讓工人變成物。但從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度看，盧卡奇又認為這些物化現象是資本主義社會特定生產關系的產物，因此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韋伯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在于區分了早期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二者最大的區別是經濟和政治的關聯度不同，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們被神秘的“企業家”和“政治家”控制，資本統治是通過資本人格化確立的。梅扎羅斯認為韋伯的理論存在兩個致命缺陷：一是非歷史地無限拓展資本主義的概念，混淆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的本質差別；二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對抗和矛盾消解在“合理的技術”“合理的法律體系”“合理的管理”等幻想體制中。以官僚制為例，盡管韋伯承認官僚制有可能演化為官僚統治，但他還是相信官僚制帶來的高效率能夠為人類帶來解放，資本主義制度是最佳的政治體制。按照韋伯的設想，官僚制運用可計算性原則將人非人格化，雖然取消了人的個性，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到處的經驗都顯示，純粹官僚型的行政組織——即一元化的官僚制——由純技術的觀點來看，可能獲得最高的效率。就此意義而言，它乃是對人類行使支配的已知方式中，最理性者。在明確性、穩定性、紀律的嚴格性、及可依賴性諸方面，它都比其他形式的組織優越?！?29)鄭樂平編譯：《經濟·社會·宗教——馬克斯·韋伯文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180頁。韋伯不僅肯定官僚制，而且以非歷史的態度將官僚制和可計算性原則視為現代社會無法超克的基本特征，這就表明廢除官僚制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韋伯并不認為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將會終結官僚制：“如果為官僚系統所控制的人們，企圖逃避現存官僚組織的影響力，則一般而言，只有建立另外一個組織才有可能。然而這個組織也將同樣地官僚化?！?30)同上，第181頁。正是在強調官僚制和可計算性原則不可根除這個意義上，梅扎羅斯認為韋伯陷入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其理論“沒有為對抗的社會階級的行動留下余地，更不用說為將從屬階級變成控制社會秩序的階級的任何合理可行戰略的可行性留下余地”(31)[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第399頁。。就像前面提到的法官判案的例子，如果法官在官僚制中只是“頒布法律條款的自動機器”，除例行公事外不能對法令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釋，那么“可計算性”將不僅帶來“高效率”，而且還會導致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掩蓋統治階級的利益和鞏固資本的統治。

梅扎羅斯關于“韋伯包袱”的分析未能洞察到盧卡奇思想的高度復雜性，他只看到了盧卡奇在事實層面上對合理性和量化原則的“肯定”，忽略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盧卡奇在價值層面上對韋伯物化理論的“否定”。從總體上看，韋伯的物化理論是非批判的、肯定性的，其核心要害在于“價值中立原則”導致了對工具合理性的偏袒和肯定，這一致思趨向又進一步導致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物化的“懸置”和“無視”。然而，馬克思成熟期的物化理論存在兩個不同層面：其一是生產關系的物化，馬克思對此持否定和批判態度；其二是生產過程的物化，也就是對象化，馬克思對此持肯定態度。韋伯主要是在第二個層面探討物化的，因此他肯定可計算性原則和量化。盧卡奇的問題在于混淆了物化的上述兩個層面，這就必然陷入悖論，有時肯定韋伯的物化，有時又站在批判的立場上反對可計算性原則和量化。但從根本上說，韋伯對物化的理解還是占據了上風，這最終導致一種奇特的現象，那就是盧卡奇總是在反對韋伯的表層話語中實質性地肯定韋伯。張一兵正確還原了盧卡奇物化理論的社會背景，即它“描述的不是馬克思面對的19世紀的資本主義市場交換中的社會關系的顛倒狀況，而是韋伯所描述的從泰勒制以來的20世紀工業文明對象化技術進程中的合理化(量化的可計算的標準化進程)”(32)張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0頁。。質言之，盧卡奇雖然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反對工具理性，這一點與韋伯明顯不同，但他對物化的理解恰恰是建立在韋伯物化理論基礎上的，因此仍可以被稱為“韋伯包袱”。

四、結 語

必須指出，盧卡奇與韋伯在如何看待“人類終極”的問題上存在根本差異，盧卡奇反對韋伯的“價值中立原則”，他在《什么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中旗幟鮮明地反對“科學性”“事實性”“純粹客觀規律”，并指出“當‘科學’認為這些‘事實’直接表現的方式是科學的重要真實性的基礎，它們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學概念的出發點的時候，它就是簡單地、教條地站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無批判地把它的本質、它的客觀結構、它的規律性當作‘科學’的不變基礎”(33)[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56頁。。盧卡奇還意識到形式化的數學方法不能解決人的存在問題，因此認識論必須返回本體論，接受實踐和價值的引導。然而，盧卡奇并不認為康德的道德命令或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成功解決了問題，他要努力尋求的是一種非形式化的、集體主義的解決方案，即訴諸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活動。但梅扎羅斯并不滿意盧卡奇的解決方案，在他看來，《歷史與階級意識》陷入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是理論邏輯的必然，既然盧卡奇認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是意識形態危機，就必然會倚重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進而削弱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經濟)首要性原則。也就是說，只要盧卡奇未能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角度審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秘密，就只能停留在黑格爾的意識哲學之內，背負“韋伯包袱”前行。從根本上看，梅扎羅斯認為盧卡奇的基本困境是“畢生試圖通過社會意識的直接干預來解決他所發現的矛盾以尋求解放之道”(34)[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第466頁。，但問題在于，社會意識形式既不能直接干預資本統治，也不能重塑社會新陳代謝的生產秩序。盧卡奇在無奈之下只能求助于知識分子的救贖，但他忽視了僅僅依靠知識分子的“外部灌輸”，群眾是不可能擺脫物化和資本統治的，因為“‘從外部’(這意味著從有利于社會永遠存在的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來解決這些問題注定要破產，以改頭換面的形式繼續存在的資本的力量將無法消除；只要資本(無論以何種形式)仍然是控制社會新陳代謝的杠桿，在世襲的基礎上維護資本主義復興的危險性也將無法消除”(35)同上，第482頁。。此外，盧卡奇晚年的倫理學和美學轉向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理論與現實的強烈反差迫使他不得不放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階級理論，轉而訴諸類的普遍性和道德，即強調具有較高道德水平和審美能力的人能夠意識到個體和類的統一，進而擺脫物化。盡管盧卡奇一生總是以一種樂觀的態度喚起人們的革命熱情，但他不得不面對資本統治的現實。梅扎羅斯認為一旦人們接受盧卡奇的哲學本體論，就只能贊同現實中的矛盾和悲劇是實現“自為人性”的不可逆轉的階段，這就與斯密、黑格爾、韋伯等人一樣，在事實層面上再次確證了資本統治的別無選擇性。但真實情況是，資本不可避免地影響政治，政治必然影響道德，因此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讓倫理學積極地干預政治，而不是抽象地宣稱道德和政治是同一的?？傊?，梅扎羅斯認為盧卡奇的根本問題是“試圖在抽象的方法論和玄妙的本體論層次上解決尖銳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問題，而沒有指出要批判地從戰略上來克服現在已經看出的困難和矛盾所必需的物質和制度中介”(36)同上，第497頁。。如果這個判斷是準確的，那么《歷史與階級意識》這部本應最具革命性和批判性的著作帶有保守主義色彩便不足為奇了。張一兵的分析一語中的：盧卡奇雖然有幸未被第二國際的教條化馬克思主義所毒化，并且直接悟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批判精神，但“他還是沒能意識到，對黑格爾式的總體邏輯張力和韋伯—席美爾式的物化批判的依存，仍然會使他重新喚起物化勞動者革命階級意志的愿望變成鏡花水月”(37)張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1卷，第1頁。。

最后要指出的是，無論是梅扎羅斯還是盧卡奇的其他學生(布達佩斯學派)，均沒有完全拒斥《歷史與階級意識》，費赫爾雖然認為《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構想在20世紀20年代末便崩潰了，但聲稱“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同樣承認，《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的出版是馬克思逝世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最重要的事件”(38)[匈牙利]阿格妮絲·赫勒主編：《盧卡奇再評價》，第97頁。。梅扎羅斯對《歷史與階級意識》持保留態度，但強調這是過渡時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其作者的一生中都是一個關鍵的參考點……在盧卡奇的理論發展中起到一個分水嶺的作用”(39)[英]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上冊，第416頁。。另外，梅扎羅斯雖然對黑格爾和韋伯思想遺產中的保守主義成分有精準的分析，但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方法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積極影響。筆者認為，盧卡奇的思想是高度復雜和充滿矛盾的，或許正如他自己所言，任何常人的胸中都藏著兩個靈魂，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方法讓他時刻保持警醒，因此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成分并沒有完全消失在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