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報》紅軍長征報道（1934.10—1936.10）研究

龔婉婉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這一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盵1]2中國共產黨因遭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從1934 年10 月實行戰略性轉移，開始長征。中國工農紅軍所取得的長征勝利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偉大奇跡，一直備受關注。本文以《<泰晤士報>數字典藏 1785—1985》（Gale—TheTimesDigital Archive 1785-1985）為切入點，以《泰晤士報》原始文本為材料，結合《毛澤東年譜》《朱德年譜》《中國共產黨歷史》等權威著作，對其在1934 年10 月—1936 年10 月間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及其價值作出探析，以期為在國內外的舞臺上講好紅軍長征的中國故事，做好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提供參考。

一、《泰晤士報》 關于紅軍長征報道（1934.10—1936. 10）的基本概況

作為英國主流媒體，《泰晤士報》以第三方視角記錄了紅軍長征發展過程。據統計，以“中國和共產黨人”（China & Communist）為關鍵詞，在《<泰晤士報>數字典藏 1785—1985》數據庫進行檢索，1934 年10 月—1936 年10 月間《泰晤士報》共有154 篇報道。通過篩選，其中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共計44 篇，占比約30%。足以看出，這一時期盡管國民黨實施嚴密的軍事圍剿和新聞封鎖政策，紅軍長征仍然引起了世界人民的關注。

眾所周知，1934 年10 月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開始長征。但整個10 月份《泰晤士報》未刊登有關紅軍長征的任何報道，一直到11 月3 日才刊登了題為《共產黨在南方撤退》（CommunistRetreatin SouthChina）的第一篇報道：

在過去的兩星期里，經過了幾次激烈的交鋒，共產黨人遭受了重大損失，國民政府部隊占領了汀州府，也就是長汀，并且正在越過福建邊界向敵人施壓。據報道，共產黨人集中在瑞金，政府已經撤離了瑞金，他們準備向西南撤退，目的是進入廣東北部和湖南南部的山區，最后到達貴州和四川。[2]

接著，《泰晤士報》開始持續跟進報道紅軍部隊的行跡：

大約4 萬共產黨人正在從福建和江西向西遷移，軍隊（指國民黨）在那里已經封鎖了他們好幾個月?！⒂媱澰竭^貴州省，在四川建立蘇維埃政權。[3]

令人滿意的是，政府在經濟和軍事上對共產黨人施加長期持續的壓力政策，最終迫使他們從他們已經牢固地建立了幾年的難以進入的山區搬走。據說，他們的總部現在已經轉移到西南部的龍南縣附近，而他們的殘余部隊則分散在江西和鄰近的廣東和湖南邊境。新占領的土地同樣是多山的，難以進入，雖然很容易防守，但它不能長期支持大量的人力。普遍認為，紅軍不久將被迫向西越過湘江，尋找更容易獲得供應的地區。[4]

經過近一年持續不斷的經濟和軍事壓力，蔣介石將軍的軍隊已經把紅軍趕出了他們的首都瑞金，并且占領了他們的領土，現在他們正試圖向西突圍。他們希望通過土地肥沃、治理良好的湖南南部殺出一條路，進入四川或貴州。在那里，他們將遭遇當地的強烈反對。在動蕩不安的四川，仍有一支共產黨軍隊在戰場上，而最近的貴州則是當地共產黨活動的場所，似乎是為大規模入侵做準備。[5]

主要部隊現在集中在湖南、江西和廣東接壤的角落，他們的路線沿著廣西邊境向西延伸，試圖與貴州建立聯系。[6]

對于湘江戰役的情況，《泰晤士報》作了詳細的報道：

廣西的不明情況現在已經明朗了?？磥砉伯a黨對梧州的迅速威脅是一種假動作，一方面是為了獲得糧食和彈藥，另一方面是為了掩護共產黨主體從桂林和楚州進入貴州。據估計，江西和福建的共產黨人有三分之二已經到達貴州，剩下幾個分散的支隊跟著。[7]

與共產黨在廣湘邊境的激烈戰斗仍在繼續。據官方報道，一度有1 萬名紅軍陣亡或受傷，2 000人被俘；在廣西川州以南的湘江上，又有2 萬紅軍被迫撤退，1 000人死亡，許多人受傷，5個團被解除武裝。據說，大約有6 萬共產黨人已經有序地從江西撤退，最精銳的政府部隊現在在湘南，以阻止他們向西移動。[8]

據報道，三分之一的紅軍在過去兩周內被殺或受傷。紅軍組織混亂，分裂成小股，幾乎沒有凝聚力。[9]

隨著長征部隊繼續西進，《泰晤士報》對此進行分析報道：

所有開明的中國人都渴望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中國，這是當前悲觀前景的一個可取之處。他們開始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傳播是由于江西和其他省份長期存在的惡劣條件，在那里，共產黨人很容易在因政府不善而絕望的農民中找到皈依者。[10]

難怪中國的智者們正試圖找到避免進一步衰退的方法。經過四年的斗爭，紅軍已被趕出江西，但大批人已向西逃去，希望與四川的戰友攜手。共產黨方面的威脅已經基本減少了，但還沒有完全消除。[11]

據報道，在后衛戰斗和通過河流的過程中，紅軍損失了1 000 人，不是被殺就是淹死，或因持續的戰斗和行軍而精疲力盡。他們現在正處在與……賀龍交戰的位置上，賀龍率領1 萬名紅軍最近威脅到湖南北部的常德。[12]

隨著紅軍隊伍南渡烏江，進入云貴川一帶，《泰晤士報》對紅軍長征在南方的情況進行報道：

幸運的是，在江西和福建地區的紅軍主力似乎已被政府派出的遠征軍趕出了這些地區，這些軍隊的剩余部隊據說正在與他們在貴州和四川及其附近地區的同盟軍建立聯系，并向西、向更偏遠的地區移動。[13]

江西的紅軍現在生活在與四川、貴州和云南接壤的綏府西南的三角地區。在這個位置上，他們可以向南進入云南，那里有大量的鴉片收入，或者穿過四川，也可以進入甘肅。他們的行動取決于正在長江上游的政府軍在如此困難的地方所能施加的壓力。據最新估計，這支共產黨軍隊的兵力為2.5 萬人。[14]

來自云南的中國報道稱，共產黨已經進入位于云南府以東100 英里的羅平。[15]

共產黨軍隊現在駐扎在三個區域：1.湖南西北部和湖北西南部；2.甘肅東南部；3.陜西北部。在青海和寧夏可能還有一些共產黨員。今天從長江一帶傳來的消息說，在賀龍和蕭克的帶領下，湖南的共產黨人正準備在陵江過冬。他們把湖南北部的稻谷全部收了起來，蓋了糧倉，現在又在蓋營房。[16]

在賀龍和蕭克的領導下，共產黨軍隊占領了貴州的溫安城，并威脅著貴州省會貴陽。貴陽已宣布戒嚴，城郊正在構筑防御工事。中央政府正在派遣所有可用的援軍，包括飛機，以阻止紅軍的前進。[17]

接下來，《泰晤士報》繼續報道紅軍東征的一些具體情況：

盡管紅軍在山西已經占領了很多地方，但共產黨沒有進攻較大的城墻城市，希望洪洞和平陽能逃過陷落。中國媒體聲稱，已收復文水等山西中部地區，閻錫山將軍已派遣2 個師的地方部隊南下洪洞，并下令山西南部的3 萬名中央軍隊向北挺進平陽。[18]

在中國官方的報道中，否認洪洞和平陽落入共產黨之手，但承認這兩個城鎮都被包圍了。7 個師的中央軍隊已經抵達山西，但是機動性極強的共產黨正在迅速擴張。[19]

隨后，《泰晤士報》對紅軍長征北上的情況進行報道：

新的謠言也傳來，說共產黨軍隊在陜北，那里有17 個城市在他們手中。[20]

共產黨在中國的全部運動歷史表明，預測紅軍的前進方向，并不比預測跳蚤的跳躍方向容易。[21]

二、《泰晤士報》紅軍長征報道的主要特點

《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一系列報道，從另一個視角記錄了紅軍長征的艱難發展過程。通過分析關于紅軍長征報道的原始文本，可以窺見這一時期英國及世界對中國長征的了解情況，對今天講好長征這一中國革命故事具有重要價值。

（一）整體報道內容政治傾向明顯

作為英國主流媒體之一，《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政治傾向明顯。從新聞報道用語及內容均可看出這一時期該報紙的輿論傾向偏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一方。

《泰晤士報》從1922 年到1966 年由阿斯特家族掌控，這一時期其主編喬治·杰弗里·道森與英國首相張伯倫是政治盟友，因此該階段《泰晤士報》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與政府觀點一致，尤其是對外政策方面?；仡櫄v史，這一階段英國采取綏靖政策以維護其在遠東的利益，但隨著日本進一步威脅英國在整個遠東殖民地的利益，英國開始緩慢地轉為“援華抗日”政策。這一時期的英國政府試圖通過貸款等形式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如“為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國民黨政府用美國、英國的大批貸款購買軍火?！盵22]基于此，英國主流媒體《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旗幟鮮明地倒向國民黨一方。

首先，用語方面體現出鮮明的政治傾向。大量新聞報道題目以負面詞語講述紅軍長征的報道，如：1934 年11 月3 日，刊登了題為《共產黨在南方撤退》（CommunistRetreatinSouthChina）的報道；1934 年11 月9 日，刊登了題為《在中國南方驅趕紅軍》（DriveAgainstRedsinSouthChina）的報道；1934年11月15日，刊登了題為《中國紅軍的撤退》（ChineseReds’Retreat）的報道；1934 年11 月17日，刊登了題為《中國共產主義陷入絕境》（Chinese CommunismatBay）的報道；1934 年11 月23 日，刊登了題為《紅軍在中國撤退》（RedRetreatin China）的報道；1935 年1 月19 日，刊登了題為《紅軍在中國不斷被襲擊》（RedsHarriedinChina）的報道；1935 年5 月8 日，刊登了題為《紅軍流浪者》（RedRovers）的報道。從以上這些報道題目可以看出，《泰晤士報》報道的政治傾向較為明顯。此外，各條報道內容中，《泰晤士報》多次將紅軍及其隊伍稱為“土匪”（robber）、“強盜”（bandit）等。題為《中國紅軍的撤退》（ChineseReds’Retreat）的報道，稱在福建、江西和湖南的紅軍部隊為“共匪”（communist bandits）；在題為《紅軍在中國不斷被襲擊》（RedsHarriedinChina）的報道中，將賀龍直接稱為“強盜首領”（the bandit leader）；在題為《上海動亂》（UnrestinShanghai）的報道中，用“共產黨強盜軍”（Communist robber armies）形容紅軍隊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這一時期《泰晤士報》關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方面的報道多為正面詞語，且多稱蔣介石為將軍，而關于中國共產黨方面領導人的報道屈指可數。如題為《中國共產主義陷入絕境》（ChineseCommunismatBay）的報道稱：“蔣介石將軍的軍隊已經把紅軍趕出了他們的首都瑞金”[5]；題為《在中國西部》（InWesternChina）的報道稱：“但是，他們（指共產黨人）的成功是未確定的。蔣介石將軍是他們的對手，他比那些曾經似乎控制著新中國的美國化知識分子要高明得多。他表現出化失敗為成功的非凡能力”[23]。1935 年4 月13日刊登的題為《中國紅軍》（RedArmiesinChina）的報道稱：“在把江西和福建的共產黨人趕出湖南南部、貴州和云南逼他們進入四川之后，蔣介石將軍即南京總指揮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四川的入侵者以及與他們勾結的當地紅軍?！盵24]

（二）前期報道內容呈現失真性

“面對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從1934 年10 月至1936 年10 月，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第二十五軍進行了偉大的長征?！盵1]11但這一時期英國主流媒體《泰晤士報》有關紅軍長征的報道缺乏實地調研，消息多來自國民黨方面的報道傳聞和主觀臆測。因此，在沒有深入調查研究中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加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方面刻意封鎖消息、營造輿論氛圍，《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前期報道呈現失真性。

長征初期，國民黨方面仍然實行著嚴密的新聞封鎖政策。斯諾在其著作中這樣描述道：“多年來關于共產黨暴行的恐怖故事層出不窮地充斥于中國那些領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在這種情況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盵25]不難看出，這一階段關于紅軍長征出現了種種污名化報道。在此背景下，除了主觀上的政治偏見之外，客觀上前期《泰晤士報》的相關記者很難同中國共產黨人取得聯系，難以了解紅軍長征的真實發展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泰晤士報》只好依靠傳聞或轉載國民黨方面的新聞進行報道，導致前期報道內容呈現失真性。

首先，關于紅軍長征史實的報道內容失真。1934 年11 月3 日刊登的首篇題為《共產黨在南方撤退》（CommunistRetreatinSouthChina）的報道指出：“共產黨人集中在瑞金，政府已從瑞金撤出，他們準備向西南撤退，目的是進入廣東北部和湖南南部的山區，最后到達貴州和四川?！盵26]眾所周知，紅軍長征關于最終落腳點的確立是在1935 年9 月召開的榜羅鎮會議上?！斑@次會議上，黨中央第一次明確以陜北蘇區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盵27]因此，報道中提到紅軍長征最終到達貴州和四川是不屬實的。題為《在中國南方驅趕紅軍》（DriveAgainstRedsinSouthChina）的報道指出：“他們（指共產黨人）一邊走一邊搶劫，并計劃越過貴州省，在四川建立蘇維埃政權?！盵3]報道中用“搶劫”（loot）一詞來形容紅軍部隊，這完全是抹黑中國共產黨人的說法。1934 年11 月30 日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中指出：“我們是工人農人的軍隊。我們馬上就去開豪紳地主的倉分糧食給窮人，沒收豪紳地主、軍閥官僚的財產、衣服、家具分配給窮人，馬上不交一切捐稅，馬上不交一切租稞，紅軍幫助窮人打收捐稅、收租稞的人?！盵28]這足以說明當時中國共產黨是為了將地主豪紳的物質財富收繳后分配給更需要的貧困百姓，而非所指的“搶劫”。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新時代的今天，中國共產黨人也一直實踐著該理念。因此，報道中用“搶劫”一詞形容中國共產黨人是完全不符合客觀實際的。題為《紅軍在中國撤退》（Red RetreatinChina）的報道指出：“不可否認，江西的共產黨組織已經瓦解，紅軍已經由有固定根據地的軍隊變成了流浪的起義軍?！盵6]根據相關史料記載，截至1934 年11 月23 日，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隊伍并未完全瓦解?！?935 年1 月，紅二十四師在地方武裝配合下，進攻駐寧（都）瑞（金）邊境的敵第六十七師一個團?！盵29]長征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陸續頒布《關于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關于我軍沿途注意與苗民關系加強紀律檢查的指示》《責令九軍團嚴整紀律嚴格遵守“八項注意”的指示》等相關條令，足以看出從中央蘇區出發的紅軍隊伍一直都是一支紀律嚴明、作風優良的隊伍。因此，報道中所提到的“江西的共產黨組織已經瓦解”和“流浪的起義軍”均是不實的說法。其次，前期報道的部分數據也存在失真性。1934年11 月9 日，刊登的題為《在中國南方驅趕紅軍》（DriveAgainstRedsinSouthChina）的報道指出：“大約4 萬共產黨人正在從福建和江西向西遷移，軍隊在那里已經封鎖了他們好幾個月?！盵3]根據排除法，紅一方面軍是1934 年10 月從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發；紅二十五軍是1934 年11 月從河南羅山、何家沖等地出發；紅四方面軍是1935 年3 月從四川蒼溪出發；紅二方面軍是1935 年11 月從湖南桑植、劉家坪、瑞塔鋪等地出發。綜上分析，和報道內容相符合的隊伍只可能是紅一方面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提到：“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 萬人余人，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盵30]基于此，報道中所提到的4 萬共產黨人這一數據存在一定誤差。1934 年11 月20 日，題為《在中國戰斗》（FightinginChina）的報道指出：“共產黨的兵力在5 萬人左右?！盵31]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史研究室編寫的《長征路上——中國工農紅軍過廣西圖文集》統計：“10 月21 日，中央紅軍在突破贛南第一道封鎖線時損失3 700 余人；11 月4 日，在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時損失9 700 余人；11 月13 日，在勝利突破湘南第三道封鎖線時損失8 600 余人?！盵32]基于此，在突破前三道封鎖線后中央紅軍兵力總共損失2.2 萬人，出發時8.6 萬人減去2.2 萬人，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即湘江戰役前中央紅軍的人數應為6 萬人以上。綜上，報道中所提到的5 萬人是不符合實際的說法。

（三）后期報道內容趨于客觀化

后期隨著英國部分記者和傳教士來到中國親歷長征，《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內容逐漸趨于客觀化，世界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長征逐漸形成正確認識。

長征伊始，國民黨方面對中國共產黨不僅進行“圍剿”，更是實施全方位的封鎖戰略，其中包括新聞封鎖、軍事圍剿、經濟封鎖等。一方面外界無法獲得紅軍長征的實際進展情況，只能聽憑國民黨的一面之詞；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也無法開展對外宣傳工作。但隨著關于紅軍長征的不實報道不斷涌現，大量有識之士試圖來到中國一探究竟，中國共產黨人也積極打破新聞封鎖。如英國傳教士薄復禮被紅六軍團扣留親歷長征，寫下《神靈之手》，這一著作成為西方最早向世界介紹紅軍長征真實情況的著作?；诖?，《泰晤士報》后期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內容逐漸趨于客觀化。

首先是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報道趨于客觀化。1935 年3 月22 日，題為《中國的紅色省份》（Reds ProvincesofChina）的報道中將中國共產黨比作太平天國，其中提到：“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共產黨人的統治之下，但他們一直承諾將被壓迫的農民從國民黨軍隊、腐敗官員和貪婪地主的壓迫中拯救出來。他們鼓吹反對財產，實際上卻把財產分給窮人?！盵33]從這一報道可以看出，《泰晤士報》開始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并非國民黨口中的“赤匪”，而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1935 年12月3 日刊登的題為《中國紅軍在行軍》（Chinese RedsontheMarch）的報道提到：“駐扎在共產黨途經區域的外國教士都被認為是安全的?！盵34]以及1936 年2 月5 日刊登的題為《紅軍紀律》(TheRed Discipline）的報道指出：“他們能夠看到很多共產黨員，他們的活力、紀律和熱情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共產黨員都是20 多歲的年輕人，在每個共產黨宿營地都會有一個房間作為會議室，大家每天聚在那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海曼先生和薄復禮先生受到了很好的待遇。這兩名外國人吃的食物和共產黨士兵一樣——米飯、辣椒有時還有肉，一天三次?！盵35]海曼和薄復禮都是英國的傳教士，在與紅軍隊伍相處的這段時間他們逐漸看清了這支隊伍的本質?！安程兀ū投Y）看到，這支軍隊得到了所到之處民眾的衷心歡迎，勃沙特明白他遇到的這支裝束襤褸但紀律嚴明的隊伍，是一支有主義、有理想的軍隊?！盵36]可以看到，通過這些傳教士親歷長征的經歷，《泰晤士報》關于中國工農紅軍這支隊伍逐漸有了清晰的認識。之后，隨著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逐漸被打破，不少有識之士與中國共產黨建立良好友情，幫助紅軍客觀真實地宣傳長征。如薄復禮于1936 年出版了《神靈之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于1937 年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于1979 年出版了《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這些著作都是作者本人來到中國，通過實地調研采訪紅軍長征親歷者所完成的著作?；诖?，世界范圍內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日益增加，《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報道的內容也逐漸客觀化。

三、《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報道的價值與啟示

在紅軍長征的歲月里，報紙是多數人獲取外界信息的主要媒體之一。盡管部分《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情況多以“哈哈鏡”的形式報道，但自從紅軍長征隊伍順利落腳延安之后，中國共產黨外宣工作順利開展，成功在國際上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政黨形象。以史為鑒，分析《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44 篇報道，對于講好中國故事，做好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仍有重要的價值與啟示。

（一）打破新聞封鎖，掌握輿論主動權

《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吸引了國際友人奔赴延安進行實地考察調研。長征初期，由于環境等因素限制，世界各國對于中國發展和紅軍長征的了解不足，加之國民黨方面對中國共產黨實行非常嚴格的新聞封鎖政策，國際社會未能來到中國，了解中國工農紅軍這支隊伍。伴隨著《泰晤士報》后期趨于客觀化的報道，各國有識之士紛紛對前期報道中的“赤匪”產生懷疑，對國民黨一次次的精密策劃感到費解。在此情形下，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沖破國民黨頑固勢力的輿論封鎖，通過成立外宣機構、創辦報刊、邀請無數外國友人來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形象逐漸被世人了解。伴隨著埃德加·斯諾、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等外國記者的到來，大量呈現紅軍長征真實情況的著作也隨之出現，如《紅星照耀中國》《神靈之手》等。同樣以第三方視角記錄紅軍長征，這些著作因產生于實際調研過程而深得人心。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同時也有力地駁斥了《泰晤士報》前中期關于紅軍長征的不實報道，使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塑造了一個良好的政黨形象。

此外，《泰晤士報》這一階段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紅軍長征相關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有助于相關研究的縱深發展。時至今日，長征仍然是中共黨史的一個重要課題。推進長征方面研究繼續研究，需要從不同的視角入手。從國內視角出發研究紅軍長征已經有很多成果，但從國外視角出發相對較少。研究《泰晤士報》與紅軍長征相關的報道，從第三方視角切入，能夠使我們更加深入認識紅軍長征的真實面貌，感悟紅軍驚人的毅力。因此，《泰晤士報》的報道資料是不可多得的歷史材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二）講好中國故事，堅定文化自信

長征就是最好的中國故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今天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就是從長征中走出來的?！盵37]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需要中國向世界展現一個客觀、真實、全面的國際形象，傳播中國聲音，講好長征故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紅軍長征是20 世紀最能影響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滿理想和獻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氣譜寫的人類史詩?！盵1]81934 年10 月—1936 年10月間《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從另一側面激勵著我們這一代人把這一中國革命故事傳得更遠，唱得更響。

長征精神為堅定文化自信提供了豐厚滋養?！皞ゴ箝L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盵1]8作為革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長征精神豐富了中國革命文化，為堅定文化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短┪钍繄蟆逢P于紅軍長征的一系列報道，擴大了長征精神的傳播范圍。

（三）防范意識形態風險，做好意識形態工作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當前我們的工作還存在一些不足。其中就包括意識形態領域存在不少挑戰?！盵42]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明確提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盵38]《泰晤士報》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內容，警示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要提高防范意識形態風險的意識，堅持黨的領導，用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中國實踐。

面對當前世界的社會主義思潮和資本主義思潮長期共存而又互相競爭的局面，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發展呈現出多風險、不穩定的發展特點。不少西方霸權主義勢力企圖通過網絡、報刊等傳播方式實現對我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滲透，用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取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顛覆我國政治制度。在此形勢下，提升黨的思想引領，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借鑒學習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外宣工作的經驗，扎實推進主題教育，多渠道、寬領域地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十分必要。要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