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學界關于全面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研究述評*

陳 默

正面戰場是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對正面戰場的研究是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學界關于正面戰場的研究經歷了七十余年的發展,在正面戰場的地位等宏觀問題,歷次會戰和戰役等具體問題,以及戰時國民黨軍隊等方面涌現出眾多成果。其中,有關全面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研究成為近年來的熱點,值得梳理和總結。

一、戰時國民黨軍隊研究的興起

自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與之相關的歷史研究便已開始。新中國成立以后,抗日戰爭史研究不斷深入,關于正面戰場的討論持續深化。1949年至今,與正面戰場相關的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分別是1949—1978年、1979—1995年、1995年至今。改革開放后,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研究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關于國民黨軍隊的討論也隨之興起,直至成為今天抗戰研究的熱點。

1949年至1978年,就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而言,中國大陸學界相關研究長期停留于初級階段,很多的論題并未得到討論,關于正面戰場的整體看法亦顯片面。多數論著的觀點仍是國民黨基于其階級屬性,推行單純依靠政府和正規軍的片面抗戰路線,之后又積極反共、消極抗日。(1)參見黃美真、張濟順、金光耀《建國以來抗日戰爭研究述評》,《民國檔案》1987年第4期。這一階段,學界對于國民黨軍隊沒有太多關注。

1979年至1995年(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中國大陸關于抗日戰爭的研究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期,與正面戰場相關的研究也迎來第一個高峰期。十余年來,關于正面戰場的一些宏觀問題得到充分討論,重要的會戰、戰役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有關抗日戰爭的通史中,正面戰場逐漸成為其中重要的內容。張憲文及其團隊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為基礎,全面系統地梳理了正面戰場的歷次會戰、戰役。(2)參見張憲文主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張振鹍等人編寫的日本侵華史著作,也以較大篇幅敘述了從局部抗戰到全面抗戰14年間正面戰場的若干次戰役。(3)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在此背景下,全面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相關問題進入學者們的視野。關于國民黨軍事機構的介紹和討論開始出現,比如軍事委員會、軍令部、軍政部、政治部第三廳、軍隊后勤系統的基本情況得到不同程度的復原(4)參見張建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演變述略》,《軍事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陳長河《抗戰時期的國民黨政府軍令部》,《民國檔案》1987年第3期;戚厚杰《國民黨政府軍政部組織機構簡介》,《民國檔案》1988年第2期;謝增壽《論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的起落——為紀念抗日戰爭爆發五十周年而作》,《南充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戚厚杰《抗戰時期國民黨戰場后方勤務述評》,《軍事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國民黨軍隊的戰場表現也受到關注,比如湯恩伯部隊作戰不力、韓德勤部隊全軍覆滅等。(5)參見郭予慶《一九四四年河南戰役及國民黨軍隊大潰敗原因初探》,《中州學刊》1984年第5期;姜志良《韓德勤全軍覆滅原因淺析》,《歷史教學》1985年第7期。軍官素質低下、派系林立、軍紀不嚴、機構紊亂、精神萎靡等問題是國民黨軍隊存在的痼疾。(6)參見郭代習《論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痼疾及其影響》,《黨史研究與教學》1995年第4期。

1995年之后,抗日戰爭研究進入加速發展階段。有關正面戰場既有問題的討論日益深入,一些新的動向也在萌芽之中。關于正面戰場宏觀問題的評述,主流觀點逐漸趨于一致;關于具體會戰、戰役的討論明顯增加,空白不斷被填補。有關國民黨軍隊的研究在這一階段興起,熱度不斷上升。

中國大陸關于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全面研究在2000年前后開始涌現。戚厚杰對戰時國民黨軍隊的基本架構、組成單位進行了細致的考證。(7)參見戚厚杰《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曹劍浪則在逐年介紹國民黨軍隊戰史的同時,敘述其沿革及演變。(8)參見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上、下),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李寶明將研究重心放在國民黨軍隊各大派系的演進及其與蔣介石的關系。(9)參見李寶明《“國家化”名義下的“私屬化”:蔣介石對國民革命軍的控制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有關戰時國民黨軍隊的討論涉及方方面面,比如2007年出現了有關國民兵組訓、四川兵役、監獄調服兵役、軍隊經商的研究,(10)參見李日升等《抗日戰爭史研究綜述》,《湖南工程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2008年出現了有關陸軍撫恤機構、四川優撫工作、政府兵力動員、軍隊武器裝備建設的研究。(11)參見孫揚《2008年中國現代史研究綜述》,《民國研究》2009年第1期。

正如王建朗所說,抗日戰爭軍事史研究已經“從以往關注想不想打及如何規劃打的問題,深入到探討能不能打的問題,探討影響戰斗力的各種因素”。(12)王建朗:《回顧與前瞻:抗日戰爭研究三十年》,《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3期。研究者們希望從軍隊戰斗力生成的角度重新審視正面戰場的成敗,因此國民黨軍隊的組織架構、指揮系統、軍隊編制、武器裝備、軍需后勤、兵力動員、軍隊人事、軍政關系等方面問題,不同程度地得以相對系統地討論。中國大陸學界對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基本狀況和發展脈絡有了較為全面的認識。

二、戰時國民黨軍隊相關論題的開拓

從關注戰事本身到關注戰爭的主體——軍隊,是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向。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學界圍繞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研究廣度持續拓展,從組織、制度、技術、文化等不同層面展開討論,使得對正面戰場有了新維度的理解。

國民黨軍隊有其自成體系的組織架構?？箲饡r期國民黨軍隊的指揮系統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其所屬部、會構成。自1980年代以來,學界對于軍委會的討論從未停止,關注點主要集中于戰時軍委會的組織沿革和演變。(13)參見步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第四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汪朝光通過考察全面抗戰初期軍委會的擴張和改組,肯定了這一變化對于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的積極意義。(14)參見汪朝光《全面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軍政機構改組》,《中州學刊》2015年第11期。王涵考察了抗戰末期及戰后初期軍委會改組為國防部的經過,揭示其幕后蔣介石和陳誠的政治運作。(15)參見王涵《臺前幕后:國民政府國防部籌備設立過程考論》,《民國檔案》2019年第1期。軍委會之下,最為重要的四大部門是軍令部、軍政部、軍訓部、政治部,其組織、功能、人事受到學者的關注。葉銘梳理了軍令部的作戰指導業務及其具體流程,并通過個案分析了其作戰指導存在的問題。(16)參見葉銘《抗戰時期軍令部作戰指導業務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2期。王涵注意到1944年蔣介石以陳誠取代何應欽擔任軍政部部長的人事調整,并以此為切入點考察了戰爭后期軍政部臃腫龐大、腐敗廢弛的問題。(17)參見王涵《徘徊與抉擇:蔣介石改組軍事委員會的心路歷程(1944—1946)》,《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9年第2期。朱金元、陳祖恩在白崇禧的傳記中專章講述了其擔任軍訓部部長期間對于該部業務開展的貢獻。(18)參見朱金元、陳祖恩《民國十將領》,團結出版社2010年版。郭洋專門考察了政治部創建之初的組織與運行,發現其工作雖頗有成效但也受困于人事糾葛、經費困難。(19)參見郭洋《戰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初期組織與運作》,《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9年第4期。

四大部之外其他部、會的情況,學者們也進行了討論。張皓專門討論了戰時委員長侍從室的架構和人事,并明確指出其蔣介石“內廷機構”的實質。(20)參見張皓《派系斗爭與國民黨政府運轉關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郜耿豪分析戰時后方勤務部及所屬兵站的架構,著重關注其效仿美軍體制進行的改革。(21)參見郜耿豪《國民革命軍兵站體制的沿革》,《軍事歷史研究》2017年第1期。李曉社指出,除軍法執行總監部這樣的軍法執行機構外,軍委會和軍政部還設有軍事立法和軍法行政組織。(22)參見李曉社《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軍事法制機構述略》,《軍事歷史研究》2011年第2期。賈國雄考察戰時軍委會所屬軍事運輸部門的沿革,揭示了人事變動對于運輸統制局興衰的重要影響。(23)參見賈國雄《論國民政府抗戰時期的交通運輸管理體制》,《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李翔聚焦軍委會所屬撫恤委員會,指出這個新成立的機構對于促使地方重視撫恤工作的積極意義。(24)參見李翔《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撫恤機構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1期。王華斌、黃家盛探討了軍統局問題,再現了其抗戰時期籌劃潛伏、誅殺漢奸、配合作戰等活動,同時也揭露了其局限性和不光彩的行為。(25)參見王華斌、黃家盛《軍統在抗戰中的“雙重性”》,《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5期。軍委會之外,以國防之名建立的國防最高會議(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組織和運行也為學者們所關注,其作為蔣介石智囊團隊和幕僚組織的屬性也漸為人所熟知。(26)參見張燚明《蔣介石與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創建》,《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1期。

制度往往同組織緊密相關,國民黨軍隊的相關制度問題也為學者們所關注,特別是人事和教育問題。張瑞德集中討論了國民黨軍隊的人員構成、人事制度、官兵的教育與訓練、參謀人員的培養等問題。(27)參見張瑞德《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他通過對國民黨軍隊不同階層軍官的出身及素質進行量化分析,得出高級軍官素質不足、中下級軍官出身行伍過多的結論。(28)參見張瑞德《抗戰時期國軍各階層成員出身背景及素質的分析》,《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3期。肖如平關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軍官的任官與授銜的研究,表明國民政府已經將軍官佐的任官與任職區別開來,其人事制度較過去更為成熟。(29)參見肖如平《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軍官的任官與授銜》,《軍事歷史研究》2019年第4期。

關于軍官的教育,項浩男以戰時中央軍校第七分校為例,探討在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胡宗南通過黃埔精神維系同學關系,塑造共同認知以培養軍隊人才的路徑。(30)參見項浩男《縮影:胡宗南與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的創立和辦學》,《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2期。葉銘重點觀察戰時參謀人員的教育情況,揭示了以陸軍大學、參謀補習班、特訓班為主軸高中低三個層次的戰時參謀教育體系,并評估了其實際效能以及軍令部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31)參見葉銘《抗戰時期國民黨軍參謀教育體系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2期。鄢海亮從國民黨軍隊步兵、炮兵協同作戰問題切入,指出步炮協同教育的痼疾緣于兵種單一、教員素質不佳、訓練時長短。(32)參見鄢海亮《全面抗戰時期國民黨軍步炮協同作戰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3期。

士兵是國民黨軍隊另一個重要群體。士兵的征募涉及兵役制度及其運行。學者們將目光下沉到戰時各省份,討論各地兵役開展的具體情況。(33)參見莫子剛《抗戰時期貴州役政之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4期;隆鴻昊《抗戰時期湖南兵役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3期;蘭雪花《抗戰時期福建的兵役》,《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2期。一些熱門話題,如“抓壯丁”的實態和本質也被較為清晰地呈現。(34)參見冉綿惠《抗戰時期國統區“抓壯丁”現象剖析》,《史林》2009年第4期。另外,一些相對冷門的問題,如監犯調服軍役也為人所關注。(35)參見趙金康《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監犯調服軍役》,《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3期。一些老問題得到了再研究,如姜濤重新審視知識分子從軍運動,指出蔣介石在強調知識青年從軍以提高軍隊素質與戰斗力的背后,暗藏試圖鼓勵青年黨團員參軍以“再造黨軍”的目的。(36)參見姜濤《再造黨軍: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與青年軍》,《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6期。關于士兵的訓練,陳默梳理了入伍前、戰地、整訓期的士兵訓練情況,指出各個階段均存在訓練不達標的問題。(37)參見陳默《不教而戰:抗戰時期國民黨軍士兵的教育與訓練》,《民國檔案》2016年第2期。隆鴻昊則強調第九戰區進行了相對扎實的士兵訓練,尤其對突擊部隊進行了強化訓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38)參見隆鴻昊《抗戰時期第九戰區的士兵訓練》,《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0年第2期。

關于戰時國民黨軍隊的討論,涉及許多和技術相關的問題。軍隊的編制,特別是人員與武器裝備決定其戰斗力的基本面。陳默通過梳理戰時國民黨軍隊軍、師編制的演進,發現從全面抗戰初期的廿六年(1937年)編制逐步過渡至卅一年(1942年)編制后,國民黨軍隊的人員素質和裝備水平已大大降低,與其戰斗力的下降相吻合。(39)參見陳默《抗戰初期的國軍整理:部隊的整補擴充和新編制的形成(1937—1938)》,《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1期;陳默《艱難的演進——抗戰相持階段國軍的編制嬗變(1939—1944)》,《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2期。除了人員素質外,武器裝備的性能,也是關系國民黨軍隊戰斗力的重要因素。高翔考察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軍隊陸軍制式武器的選定過程,指出武器制式化的失敗對國民黨軍隊戰斗力的不利影響。(40)參見高翔《1928—1935年國軍陸軍制式武器的選定》,《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2期。章慕榮考察了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黨軍隊武器裝備生產的歷程,指出其兵工生產存在的種種缺陷,尤其是抗戰中期外援斷絕、武器自造困難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軍隊的作戰能力。(41)參見章慕榮《日本侵華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武器裝備建設之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1期。軍用通信對于作戰也非常重要。李沛霖探討了戰時電信建設與軍隊通信之間的關系,以及軍隊倚重電信對于電信事業發展的推動。(42)參見李沛霖《電信與軍事:以抗戰時期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學》2017年第6期。馬建凱考察了兩次淞滬之戰國民黨軍隊通信兵的作業,認為其進步極為有限,國民黨軍隊從淞滬會戰到南京保衛戰的潰散恰與之有關。(43)參見馬建凱《國民政府通信戰備與淞滬、南京之役(1932—1937年)》,《軍事歷史研究》2021年第5期。

后勤保障關聯著軍隊的衣食住行,其中以軍糧問題最為重要。張燕萍梳理戰時軍糧由糧餉合一、屯糧價撥制度到糧餉劃分、主食公給制度的轉變,對國民政府的積極因應給予正面評價。(44)參見張燕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軍糧供應評析》,《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吳敏超側重于考察軍糧在地方的征集情況,她以1942年葉集的軍糧征集為例,揭示國民政府的軍糧征集往往波及社會的各個階層,且存在征購價格低、強迫承購者運輸的問題。(45)參見吳敏超《戰時軍糧誰承擔?——以國統區葉集軍糧案為中心的探討》,《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1期。劉樹芳重點關注陸軍軍糧的倉儲情況,并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儲存不善導致軍糧損耗驚人;軍糧的加工不足又影響官兵的攜帶和食用。(46)參見劉樹芳《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陸軍糧政述論》,《軍事歷史研究》2019年第4期。一些學者還比對了部分省軍糧征集、儲存、運輸的差別。(47)參見湯水清、羅玉明、溫波《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糧食供給——以湖南省和第九戰區為例》,《軍事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鄭康奇《抗戰時期陜西國統區軍糧研究》,《經濟社會史評論》2019年第3期。姜濤發現在戰時軍糧補給過程中,地方糧政部門、軍糧局、兵站以及各部隊間難以協調一致,正是后勤補給運作的失靈,使士兵的溫飽得不到保障。(48)參見姜濤《抗戰時期國民黨軍糧補給的軍事近代化困境》,《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軍糧之外的副食,也開始引起學者的注意。李喆注意到重慶衛戍部隊在獲得副食過程中對地方造成多重滋擾。(49)參見李喆《戰時國民黨軍士兵的副食獲取與駐地軍民關系——以重慶衛戍區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1期。

被服是重要的軍需物資。梁馨蕾考察了戰時國民黨軍隊軍服的生產和補充情況,注意到軍服生產不足、軍需部門以次充好、基層部隊征發強購等問題。(50)參見梁馨蕾《全國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軍服生產與保障述論》,《軍事歷史研究》2021年第3期。軍馬問題也為學者觸及。毛光遠探討了戰時軍馬的補充機制及其面臨的困境:國民政府運用采購、民間征調、國營軍牧場建設等辦法均緩不濟急,長期以來的馬政廢弛導致軍馬補充極其困難。(51)參見毛光遠《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軍馬補充機制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

衛生醫療是軍隊作戰的重要保障。李常寶以榮譽軍人第十八臨時教養院為中心考察戰時國民黨軍隊傷兵情況,發現重武器傷害是主要致傷原因,而非戰斗傷亡也很普遍。(52)參見李常寶《抗戰期間的國軍傷兵群體考察——以軍政部榮譽軍人第十八臨時教養院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姬凌輝考察戰時衛生人員的訓練工作,指出戰時衛生人員聯合訓練所的設立與發展呈現出“軍民結合”的特點,但其實際成效稍顯不足,人事紛爭是影響其績效的重要因素。(53)參見姬凌輝《全面抗戰爆發前后國民政府衛生人員訓練工作述略》,《民國檔案》2020年第4期。于寧聚焦中國遠征軍入緬援英作戰的衛生勤務工作,指出部隊衛生勤務保障運作失序,衛生機關疲于應付,最終導致巨大傷亡。(54)參見于寧《力難勝任:中國遠征軍衛勤保障的運作與困境》,《民國檔案》2021年第3期。

兵站是后勤保障的重要單位。郜耿豪梳理了國民黨軍隊兵站體制由日式兵站向美式聯勤保障發展的變革過程,認為其順應世界軍事變革的潮流,為與美軍配合作戰提供了幫助。(55)參見郜耿豪《國民革命軍兵站體制的沿革》,《軍事歷史研究》2017年第1期。

軍隊與政治的關系是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研究的重要方面。各軍事集團的互動、軍隊與地方政府的聯系、軍隊的政工和黨工等都屬于該范疇。李寶明對戰時國民黨軍隊各集團進行了專題研究,他指出抗戰時期是蔣介石將國民黨軍隊進一步“私屬化”的重要階段,中央軍尤其是其嫡系急劇膨脹坐大。(56)參見李寶明《“國家化”名義下的“私屬化”:蔣介石對國民革命軍的控制研究》。陳默通過分析蔣介石越級指揮的動因,認為戰時地方軍事集團的勢力并未削弱,相反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發展,致使蔣介石無法實現令行禁止。(57)參見陳默《蔣介石“越級指揮”再詮釋——兼論抗戰時期國民黨軍中的內在邏輯》,《史林》2019年第4期。黃天華梳理了抗戰后期地方軍事集團籌組“西南聯防政府”的史實,證明戰時中央與地方軍事集團關系的多歧和易變。(58)參見黃天華《抗戰后期地方軍人籌組“西南聯防政府”及各方因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

關于地方的軍政關系,學者們注意到戰時國民黨駐軍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緊張關系,如第七戰區和廣東省政府的齟齬,(59)參見王英俊《1944—1945年廣東軍政關系再探》,《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3期。又如胡宗南將其戰干團畢業學員派遣到陜西省引發的沖突。(60)參見劉東慶《胡宗南與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2期。而戰時軍隊與地方政府之間也可能存在互利共生的關系,如盛差偲發現抗戰時期羅田縣政府在軍需壓力下提升了自身財政能力和職員待遇。(61)參見盛差偲《全面抗戰時期戰區地方政府的生存之道——以湖北省羅田縣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22年第2期。

關于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政工和黨工。盧毅通過與中共軍隊的政治工作對比,認為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痼疾在于政工人員的地位始終未能確定和宣傳內容過于空洞。(62)參見盧毅《國民黨軍隊政工的發展歷程及其痼疾(1924—1949)——兼與中共軍隊相比較》,《黨史研究與教學》2010年第4期。郭洋則深入到基層連隊,發現其政工存在人手不足、軍政不和的弊端,而背后以軍事為中心的一元化理念是其失敗的核心問題。(63)參見郭洋《全國抗戰時期國民黨軍基層連隊的政治工作》,《軍事歷史研究》2021年第6期。

海軍和空軍也是國民黨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戰時的建設發展在近年來也得到討論。賀懷鍇回顧了蔣介石對于海軍派系的分治和整合,揭示其通過重用粵系、東北系海軍,成立電雷學校,選送學生留洋來制衡閩系海軍。(64)參見賀懷鍇《蔣介石對國民政府海軍派系的分治與整合(1927—1949)》,《安徽史學》2021年第1期。歐陽格案件是抗戰時期海軍發展中的重要事件,沙青青對此進行了專門的考證,他認為除了派系紛爭外,該案的判決也受到當時海軍人事處置策略變化的影響。(65)參見沙青青《用、棄之間:歐陽格案與蔣介石的海軍人事處置》,《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4期?？箲鸷笃趪裾浥沙鱿喈敂盗康暮＼娷姽俑坝⒚缹W習,黃山松認為這不僅有利于消除海軍內部的派系藩籬,而且對建立全國統一的海軍起到了重要作用。(66)參見黃山松《參戰與重建——二戰時期國民政府海軍軍官赴英美參戰、實習的背景與經過述論》,《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抗戰時期國民黨空軍經歷了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袁成毅分析了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空軍建設的成敗,認為雖然接近日本空中力量的既定目標遠未實現,但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空軍規模,培養了人才,建立了航空工業,對后續戰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67)參見袁成毅《全面抗戰前國民政府空軍建設評析》,《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古琳暉對全面抗戰時期中國空軍的發展進行了梳理,從軍制改革、裝備補充和教育訓練三個方面審視了遭遇的困難,其中最核心的困難是缺乏獨立的航空工業。(68)參見古琳暉《全面抗戰時期中國空軍建設述評》,《軍事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陳開科專門討論了全面抗戰初期的蘇聯援華空軍志愿隊,高度評價了其在培訓中方人員、攔截日機,以及轟炸日艦、機場和打擊地面目標等方面的重要作用。(69)參見陳開科《中蘇外交戰略協調背景下的蘇聯援華空軍志愿隊》,《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4期。徐亮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援華志愿航空隊的改編進行了觀察,關注到中方高層、美國軍方以及陳納德之間的互動導致改編后的空中力量不增反減。(70)參見徐亮《“權宜之計”:美國援華志愿航空隊之改編》,《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1期。梁善明注意到戰時中國空軍失事、事故頻發的情況,以及航空委員會的應對之策,發現通過改革制度、改善裝備、改用美式訓練等方法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受制于戰事發展,空軍的飛行失事發生率終究難以控制。(71)參見梁善明《困局與應對:全面抗戰時期中國空軍頻發的飛行失事及整治》,《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1年第3期。

三、關于戰時國民黨軍隊研究的思考

經過70余年的發展,尤其是最近40年的努力,中國大陸學界抗日戰爭史研究已然蔚為大觀。關于戰時國民黨軍隊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研究。

首先,關于戰時國民黨軍隊的全面考察有待進一步深化,許多研究空白亟待填補。1999年曾景忠建議對國民黨軍隊展開系統研究,內容至少應該包括“國民政府統帥部至各戰區的指揮運作,戰略方針和部署,戰術運用;國民政府軍隊狀況,內部的軍事訓練、政治工作、士氣、作戰能力、后勤保障等;戰地和后方的軍政關系、黨政軍民關系;政治動員、軍事動員、供給支援;各戰區和各部隊包括軍種間之協同,各戰場之間的配合;國民政府軍隊與盟軍的關系”。2010年王奇生倡議重點討論國民黨軍隊的組織結構與運行機制,包括“軍隊的層級構成與組織系統,軍事集團與山頭派系,戰略戰術與作戰能力,武器裝備與后勤給養,情報傳遞與通訊系統,政工制度與兵民關系,以及軍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遷,士兵的招募、訓練、素養、兵餉、晉升機會、官兵關系、生存狀態與心理體驗等等”。(72)曾景忠:《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3期;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6頁。時至今日,經過學界同仁的努力,上述大多數話題已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有些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

但仍有一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如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戰術運用、士氣、后勤,戰區、部隊、軍種之間的配合,國民黨軍隊和盟軍的協作,就鮮見討論。又如武器裝備、情報傳遞、通訊系統、官兵關系等,也較少見到深入的研究。簡而言之,就戰時國民黨軍隊的各個方面來說,尚存在為數不少的空白亟待填補。

其次,關于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內史”研究,尚待開拓和堅持。戰時軍隊研究屬于軍事史領域。而各專門史研究,都免不了有“內史”和“外史”之分。內、外史之別,本是庫恩(Thomas S. Kuhn)對于科學內部史和外部史的分類。就軍事史而言,西方推崇的“新軍事史”,實際上是一種外史研究,更強調軍事在政治、社會、文化中扮演的角色。(73)參見許二斌《“新軍事史”在西方史學界的興起》,《國外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然而,該主張是建立在西方軍事史學界對于內史積淀甚深的基礎上,對于今天的抗戰軍事史研究來說未必適合。

目前,戰時國民黨軍隊的研究呈現出重外史、輕內史。關于國民黨軍隊組織、制度、文化的研究,無論是在量上還是質上,都明顯超過與技術相關的研究。從事抗戰史研究的學者,絕大多數并非軍內研究者,也沒有從戎的經歷,對騎炮工輜、底火藥筒、被覆線通信、兵站輸力等問題缺乏必要的知識。這就造成學界對于戰時國民黨軍隊的具體運作研究難以進一步深入。其實,各專門史均存在類似的問題,因而有學者指出“內史化”是今后可以努力的方向。(74)參見曹樹基、巫能昌、劉訓茜《“內史化”:中國史研究的一個新視角》,《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而在軍事史方面,齊小林關于抗戰時期中共軍隊無線通信技術的研究,(75)參見齊小林《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軍隊無線通信技術的應用》,《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范例,其視野和方法值得在國民黨軍隊的研究中推廣。

最后,關于全面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系統研究值得期待。除了前述李寶明、張瑞德的專書外,系統論述戰時國民黨軍隊狀況和衍變的論著還未見問世。至今為止,學界對于戰時國民黨軍隊仍缺乏整體性的認識。到底這是怎樣的一支軍隊,其基本特征是什么,主要缺陷在哪里?研究者們尚未歸納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解釋。日本學者已經清晰地梳理出舊日本陸軍逐漸產生自我意識、脫離政府存在進而綁架國家走向不歸之路的“異化”過程,(76)參見戶部良一著,韋平和、孫維珍譯《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這給國內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者提供了啟示。

戰時國民黨軍隊研究涉及的問題眾多,學界同仁似乎更愿意“多研究些問題”,而未進行總體評述。大多數領域的歷史研究者,對于所考察的時段和對象存在一個基本看法,這引導研究者提出具體問題,也關聯著所有問題的答案。如果研究者對戰時國民黨軍隊缺乏基本的認知,而僅就某些方面展開討論,其具體的學術生產很可能淪為碎片化的產品。因此,關于戰時國民黨軍隊的基本特征,還有待學界同仁繼續展開討論,以期達成一些可以被廣泛接受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