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老型”家庭旅游中子代自我概念清晰性對其幸福感影響

袁佳鈺，白 凱，杜 濤，黃清燕，陳儒風

（1.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2.西安外國語大學旅游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8）

引言

2018 年，攜程發起的“中國旅游者十大新年愿望”調查結果顯示，“帶爸媽一起出去旅行”以54%的占比高居心愿榜榜首①攜程.2018年中國旅游者十大新年愿望調查報告[EB/OL].[2021-09-28].http://www.techweb.com.cn/news/2018-01-05/2626053.shtml.。2020 年至今，受新冠疫情影響，國內外旅游業難以完全恢復正常，但仍有調查顯示，在選擇未來出游同行對象時，“和家人一起”以42%的占比位居首位①。隨著疫情防控政策不斷優化調整，家庭旅游的未來發展空間十分廣闊。在中國，“帶著父母去旅行”已成為提升家庭凝聚力和幸福感的重要方式和有益實踐[1]。

作為中國集體文化和家庭觀念的產物，“攜老型”家庭旅游，或稱“子代-親代”家庭旅游，是指成年子女攜帶父母或岳父母（以下統稱父母）一同旅游的情況[2]，是近年來中國社會較為常見的旅游形式之一[3]。此類現象的研究主要關注了子女攜老出游動機與孝道的關聯[2]，或從孝行期待與反饋的角度來分析父母幸福感的獲取[1]，說明了父母作為被照顧的一方，在旅游過程中所獲得的幸福感是相對明顯的，子女在該過程中也有很好的家庭互動體驗。但卻有研究顯示，子女在旅游后與父母再度旅游的意愿明顯降低，且負面體驗明顯高于正面體驗[4-5]。這看起來似乎與以往研究中得到的家庭旅游能夠促進家庭成員互動[6]或提升個體幸福感[7]的結論互相矛盾，事實是否如此？是否成年子代在家庭旅游中純粹是一種“犧牲”的角色？他們能否清晰地感覺到幸福？既有研究成果并沒有給出直接的解釋說明。

回溯幸福感研究的“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理論分析視角[8]可知，自下而上的理論分析視角強調幸福感源于外部經歷和環境的積極影響；自上而下的理論分析視角則強調幸福感源于促使個體以積極方式解釋經歷的內在特質。在“攜老型”家庭旅游中，成年子代與老年親代所處的旅游環境和經歷完全相同，自下而上的幸福感形成判斷在此情境下顯然缺乏解釋力。從自我理論出發，人們在經歷與日常生活具有明顯差異的心理體驗時，傾向主動尋求內在自我的解釋[9]，這為解釋家庭旅游過程中，個體內在特質對幸福感的影響提供了可能。作為衡量個體內在特質的重要結構性指標，自我概念清晰性已被證實，在個體主義情境下與享樂主義幸福感[10]和實現主義幸福感[11]存在正向關聯。而在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情境下，“攜老型”家庭旅游的復雜性，一定程度可能會加劇旅游需求代際平衡的難度。該過程中，成年子代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是否也會影響其幸福感獲??？

為了嘗試回應上述問題，本研究選擇以自我概念清晰性為研究框架起點，以平衡型決策意愿為中介變量，探討家庭旅游過程中，自我對成年子代的享樂主義及實現主義幸福感的影響，旨在厘清前者對后者的作用機制，以期深化和補充心理學在國內外旅游者行為研究中的應用。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1 自我概念清晰性

自我（self）這一概念于1890年由美國心理學家William James提出[12]。他將自我分為主體自我和客體自我，前者是進行認識和體驗的主體（I），后者是被認識和被體驗的客體（me），即自我概念（selfconcept），用以指代個體對自身一切的知覺、了解和感受的總和[13]?？v觀自我的研究組成，其主要從內容屬性和結構屬性兩方面展開[14]，內容屬性指個體對自我的描述和評價[15]；結構屬性則指自我概念的內容如何組織[16]，反映其在各種特征或維度上的差異。近年來，自我內容屬性的研究幾乎涵蓋了社會感知、人際關系和消費者行為等多個領域，其結構屬性也被證實對個體的心理和行為起著更為重要的調節作用，研究焦點也逐步由內容屬性轉向結構屬性[17]。

從結構屬性上看，自我概念的組織形式主要是分化和整合[17]。其中，分化是指“跨多個角色，某一個體的自我在多大程度上是變化或一致的”；整合則是指“在一個系統當中，已經分化的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關聯的程度”，反映出個體擁有內在一致的、整合性的多重自我[18]，其功能在于使個體在環境變換和角色切換中保持自我一致性。作為自我概念的重要結構性指標，自我概念清晰性（self-concept clarity）是自我概念整合的反映，被用以指代自我概念/信念被清楚和自信地定義的程度[19]，其具有內部一致性和時間穩定性等基本特征[20]，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相對穩定的、類似人格特質的結構。該概念最早由Campbell于1990年提出，早期研究聚焦于解釋自我概念清晰性與心理因素的消極與積極關聯[21]。其中，消極因素涉及抑郁癥狀和精神分裂癥等方面；積極因素涉及主觀幸福感[10]和心理調適[16]等內容。伴隨積極心理學的興起，自我概念清晰性的積極心理關聯得到更多關注[22]。

在消費者行為研究領域，自我概念清晰性的研究相對較少[23]。既有研究表明，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個體，無論是在線上還是線下的消費情境之中，都相對容易尋求和采納他人建議[24]，做出消費決策時更易受他人影響[23]。而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個體，在群體決策時更積極主動，表現出更高的合作傾向和更低的回避傾向。面對社會沖突時，他們較少專注負面的自我信息，并且在沖突過程中感知到較少的自我威脅。這使他們有更多的認知資源來解決人際問題[25]，也顯示出自我評價對自身行為的指導性作用和支配性影響[26]，為群體消費情境下自我概念清晰性與決策的互動關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1.2 家庭旅游者幸福感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中，“幸?！北粍澐譃橄順分髁x視角下的快樂論（hedonia）和實現主義視角下的實現論（eudemonia）兩大類[27]，其代表理論分別是Epicurus的享樂主義理論和亞里士多德的幸福實現論[28]。1967年，Wilson撰寫的《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一文，標志著古老的“幸?！眴栴}進入心理學實證領域[29]。

秉承古希臘哲學對幸福的類別劃分，心理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以快樂論為基礎的主觀幸福感和以實現論為基礎的心理幸福感研究。以快樂論為基礎的主觀幸福感也被稱為享樂主義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該理論視角認為幸福是人們長期的積極情感或精神狀態[30]，同時認為幸福感會受到自尊、自我概念清晰性等內在特質及情境因素的影響[31]。以實現論為基礎的心理幸福感也被稱為實現主義幸福感（eudemonic well-being），該理論視角認為幸福是人的自我實現，而幸福感來源于個人追求卓越、美德和自我實現的過程[32]。

首次將幸福感研究引入旅游領域的是Lounsbury和Hoopes，他們于1986年開展了關于旅游對生活幸福感的影響研究[33]。Vitters?在其之后的研究中指出，積極的情緒體驗是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的主要來源，而成就感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則是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的主要來源[34]。在享樂主義領域，旅游被視為一種尋求愉悅的活動，其關注受限于感官主義視野之下。但黑色旅游和志愿者旅游的興起，說明旅游并非只是個體簡單地尋找“享樂或享樂的狀態”，而是積極發掘旅游活動對自我實現的意義。2010 年之后，以Filep 和Deery[35]以及Voigt 等[36]為代表，將享樂主義幸福感和實現主義幸福感同時引入旅游研究之中，嘗試超越對享樂主義幸福感的單一關注，從更為全面的角度來看待旅游活動對個體幸福感的影響。

旅游者幸福感不僅來自旅游活動本身，也來自旅途中同時空的他人，特別是親密他人。作為典型的親密他人伴隨活動，家庭旅游所帶來的幸福感研究主要呈現在“親子游”和“攜老游”兩種類型上。原因在于，“親子游”會提高父母的享樂主義幸福感和實現主義幸福感，且他們的幸福感與兒童感知到的家庭旅游益處存在潛在相互關系[37]；“攜老游”則會使作為社會支持接受者的老年親代，在游后有明顯的幸福感提升[2]。相對而言，西方主導下的家庭旅游研究往往聚焦于核心家庭，即已婚夫婦與未成年子女組成家庭的旅游活動[2]，相對忽視了成年子女與父母出游的綜合影響，針對成年子代的家庭旅游幸福感研究，在深度和類型區分上都相對匱乏[38]。

1.3 自我概念清晰性與家庭旅游者幸福感

穩定且清晰的自我認知有助于個體保持良好的自我狀態，其對個體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獲取至關重要[39]。日常生活中，自我概念清晰性高的個體偏向于生活中的積極情緒體驗[40]，以獲取更多的主觀幸福感和更強的享樂主義幸福感，而自我概念清晰性低的個體則恰恰相反。家庭旅游活動是既定社會關系的紐帶群體，在非慣常環境下的求新求異活動，會給參與者帶來更強的“人-地”[41]、“人-人”[42]互動，使他們能夠感受到更為強烈、更加豐富的情緒體驗[43]。

幸福感的自上而下理論表明，幸福感獲取很大程度上是由個體內在特質所決定的[8]。具體而言，某些高（或低）特質的受訪者對自己的生活更滿意（或更不滿意），是因為他們傾向以更積極（或消極）的方式評估各自的生活經歷。結合上文對日常生活和旅游活動中個體情緒體驗的共性和差異性分析，本研究提出，家庭旅游過程中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個體更能感知到旅游體驗所帶來的積極情緒，更少感知到旅游體驗所帶來的消極情緒。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1：自我概念清晰性與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正相關

已有研究表明，生命意義感是實現主義幸福感獲取的重要貢獻因素[44]，而自我認知提供了體驗生命意義感的基礎[45]?；谧晕覕U張（self-expansion）理論可知，人們通過將他人的資源、觀點和認同納入自我來實現自我擴張[46]。清晰的自我認識，為個體提供了更穩定的、與外部環境互動和同化的參考框架。這有助于個體認知和甄別外部世界的復雜信息，并將其有選擇地納入自我。作為可靠和安全的自我參考框架，清晰的自我認識使個體更容易解釋不同的生活經歷，并從中找到重要的生命敘事，這也成為生活意義感（meaning in life）的重要來源[47]。由于自我概念清晰性高的個體被證實更愿意將親密他人納入自我[48]，在家庭旅游消費活動中，高自我概念清晰性個體或許更能體會到旅游活動和社會互動所帶來的意義感和成就感，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2：自我概念清晰性與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正相關

1.4 自我概念清晰性與平衡型決策意愿

家庭是由需求各異的家庭成員所組成的復合系統[49]。家庭出游過程中，因成員間的身體功能、出游經驗、觀念和性格等存在差別，必然會造成出游選擇與消費決策的分歧。盡管以往研究表明，成年子代作為家庭旅游決策的核心層[3]，會在孝道觀念促使下以壓抑自我需求為代價，做出完全以父母需求為前提的旅游決策[50]，以減少家庭沖突的可能性，但隨著代際更新的加劇，他們或許更愿意通過平衡決策來滿足不同代際的旅游需求。此外，家庭時間（與家庭聯結的時間）和個人時間（尋求自由的時間）的處理也會導致家庭內部群體的合作、妥協和沖突，這也對決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1]。

由于以往旅游決策研究多聚焦于個體決策過程，本研究試圖關聯群體決策研究視角，引入平衡型決策行為這一概念，將決策對象分析從單一“自我”擴展至“包含自我的群體”層面。本研究所定義的平衡型決策行為，是指在家庭旅游決策的任一階段，決策者會在權衡兩代人旅游需求共性和特性的基礎上，做出有利于平衡家庭時間和個人時間的決策。具體體現在：積極詢問了解父母的旅游需求，或是根據以往的共同旅游經歷，將日常生活中自己對父母的偏好感知納入家庭旅游決策之中（購物、娛樂、交通和旅游目的地等方面）[50]，同時明確自身旅游需求而形成綜合決策。

自我概念清晰度已被證實與決策質量之間存在著積極關聯，且有助于個體做出利己和利他決策[52]。當個體對自我認知較為清晰和準確時，他們更容易通過情境需要判別，做出合適的行為表現。在非沖突情境下，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成年子代作為決策主體，既能積極地將父母的旅游需求納入家庭旅游消費活動的決策當中，也能避免在自我中過多地容納父母的需求導致自身旅游需求的讓位與喪失[53]。在遇到矛盾及沖突的時候，他們傾向采取更積極的應對策略，如采取行動、計劃和積極地重新解釋事件[54]，且在遇到問題時會主動參與并使用合作解決問題的方法[25]，所以更可能做出平衡型決策行為。而自我概念清晰程度低、對自己的特質持有不確定性的個體，在非沖突情境下，可能無法與父母分享有關自己旅游需求的可靠信息，且被動地受到父母旅游需求的全盤影響；在遇到家庭矛盾與沖突時，傾向采取被動消極的應對策略，更難以做出平衡型決策行為?？紤]到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高低不能確定行為“會否”發生，只可能影響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故參考行為意愿的概念，本研究引入平衡型決策意愿作為中介變量。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3：自我概念清晰性與平衡型決策意愿正相關

1.5 平衡型決策意愿與家庭旅游者幸福感

自我概念清晰性和社會背景下的決策表現存在積極關聯，自我概念清晰性高的個體，更容易在涉及他人的情境下促進更好的決策，提升決策績效[52]。據此推斷，相關決策情境下，成年子代如果具有較高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更傾向平衡自己和父母的旅游需求，以提升決策績效。平衡型決策意愿一方面反映了成年子代做出讓自己和父母雙方滿意的家庭旅游決策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平衡兩代人需求的決策行為，另一方面體現了成年子代在家庭旅游過程中對集體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由于以達成多方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的決策行為，可以顯著提高個體或群體幸福感[55]。成年子代的強平衡型決策意愿，可能會進一步減少家庭沖突及其帶來負面體驗的可能性，促使其更為關注旅游和互動帶來的積極意義，間接提升其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和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4：平衡型決策意愿與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正相關

H5：平衡型決策意愿與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正相關

綜合假設H1～H5，可得到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2 研究設計

2.1 測項發展

本研究設計問卷為結構式調查問卷，所需量表均采用已發表在國內外主流期刊、且已在中國情境下驗證過的成熟量表，由4 個部分構成：（1）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測量維度；（2）平衡自己和父母旅游需求的測量維度；（3）家庭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和實現主義幸福感的測量維度；（4）家庭旅游者的社會人口結構特征。問卷前三部分采用Likert 7 點量表；第四部分采用單項選擇的方式設問。

在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測度上。本研究主要參考的是Campbell 等[20]編制、牛更楓等翻譯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56]。原量表由12 個項目構成，除第6和第11題外，皆為反向計分題。家庭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和實現主義幸福感的測度上，本研究采用了Huta和Ryan的幸福感動機量表[57]（該量表已被應用來測量旅游者幸福感）。鑒于“這次旅游讓我不再緊張”這一問項的中外文表達語義存在歧義，對其進行了刪除，最終確定享樂主義幸福感和實現主義幸福感兩個維度8個測項?？紤]到家庭旅游的主要決策過程主要是在游前、游中階段，在平衡型決策意愿的測度上，本研究采用并修改了白凱等編制的，以父母旅游需求為前提的旅游決策行為量表中，游前、游中兩維度的測項[50]。

2.2 數據收集

本研究以有過家庭旅游經歷的成年子代為調查對象，在問卷開始從“是否近3 年有帶父母/岳父母/公婆出游的經歷”設問，對調研對象進行篩選，保證此次調查的針對性。

已有家庭旅游研究發現，一些成年子代在接受調研時傾向回避沖突、矛盾以及個體的負面情緒[58]，進而有選擇性地給出符合社會期望的回答。線上問卷發放較之實地問卷發放，經過了匿名化處理，更能保證個人信息和填寫內容的真實性。本研究利用專業的在線調研平臺——問卷星，通過滾雪球抽樣法，發放、收集問卷，先后完成了預調研和正式調研的數據收集工作。為確保樣本多樣性（地區、行業和人口等），在一開始發放問卷時，選擇了不同年齡、行業和地區的朋友進行填寫，并由他們擴散。問卷一開始即有文字提示被調查對象采用的是匿名填寫方式，并強調問卷結果僅用于學術研究以消除顧慮。相同IP 地址只能作答一次，且所有題目填寫完整方可提交問卷。已完成問卷直接通過網絡反饋給調研者，中間不涉及其他干擾因素[59]。

本研究使用測量工具的具體使用情境發生變化，需要預調研對問卷進行修正[60]。預調研在問卷星上共發放問卷180份，回收有效問卷134份，問卷有效率74.64%。正式調研的線上問卷發放時間為2021年1—2月，共收到問卷391份。通過控制回答時間、回答內容完整度、設置反向問題等操作刪除無效問卷88 份，最終得到有效樣本為303 份，樣本有效率為77.50%。有效樣本基本資料如表1。

表1 有效樣本基本情況Tab.1 Profile of the studied sample

樣本覆蓋了來自杭州、西安、太原等78 個城市的家庭旅游群體，范圍較廣。將樣本的人口統計特征與《2020—2021 年中國旅游發展分析與預測》①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2020—2021 年中國旅游發展分析與展望[EB/OL].[2021-04-28].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2437134&contentType=literature.《我國家庭旅游市場需求報告2018》②中國旅游研究院.我國家庭旅游市場需求報告2018[EB/OL].[2021-09-18].https://mp.weixin.qq.com/s/i5vo6HFiFva_qmMfk-oxVg.等權威報告作對比后發現，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 結果及分析

3.1 量表檢驗

3.1.1 探索性因子分析

盡管平衡型決策意愿和旅游者幸福感的原量表已在旅游情境下得到驗證，但本研究仍然基于家庭旅游情境下對此進行了改動，如刪除部分選項、改編了部分表述?？紤]到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以往多運用于心理學領域，首次被用于旅游研究中，而具體使用情境的特殊性可能會對量表的適用性產生影響，所以本研究認為有必要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利用SPSS 26.0 對預調研所獲數據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因子載荷量大于0.5、交叉負荷量小于0.4且同一構面中測項內涵保持一致的題項[61]。最終剔除8 個題項，形成18 個題項的正式問卷（表2）。

表2 測量模型檢驗Tab.2 Measurement model

因子旋轉的最終結果見表3。數據分析結果顯示，KMO=0.841，近似卡方值χ2=1694.958，顯著性Sig.=0.000，解釋的總方差為70.93%，各項指標數據均達標，適合做因子分析。同樣，根據表3的結果可以看出，同一理論層面構念的測量條目經因子旋轉后均聚類到一起，說明量表結構效度較好。

表3 探索性因子分析矩陣Tab.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3.1.2 驗證性因子分析

整體模型的擬合情況可根據絕對適配度指數、增值適配度指數、精簡適配度指數3 類指標來判斷。模型修正前，相關指數未達標，如AGFI=0.838<0.9。在修正法則的基礎上，從最大MI指數起，建立誤差項之間的共變關系。最終模型適配度中，絕對適 配 度 指 數χ2/df=1.7117、RMSEA=0.0485、GFI=0.9337、AGFI=0.9031、RMR=0.0595；增值適配度指數CFI=0.9783、TLI=0.9716、NFI=0.9497；精簡適配度指數PNFI=0.7263、PCFI=0.7481。根據吳明隆提出的標準[62]，所有指標均在對應參考值以上，說明整體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

3.1.3 信度與效度檢驗

在信度檢驗方面，本研究使用Cronbach’sα系數進行檢驗。本研究量表整體Cronbach’sα系數值為0.898，累計方差的貢獻率為73.309%，各構面Cronbach’sα系數值由表4 可知均超過0.7 的標準，表明數據信度較好。

表4 信度與收斂效度Tab.4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test

在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選用收斂效度檢驗兩面性，選用區別效度檢驗排他性。

在收斂效度的檢驗中，本研究選取標準化載荷量、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等指標進行檢驗，結果見表4。標準化載荷量λ除個別指標外（TEWB2=0.5443），其他各值均大于0.6，說明測量指標的信度較高；參照以往研究標準，CR值的最低水平為0.7，本研究的CR值均大于0.7；此外，平均方差萃取量即AVE在理想狀態需要大于0.5，表4數據中AVE 值均大于0.5，表明本研究所選取的研究構面解釋度較好。

在區別效度檢驗中，由表5可知，本研究所有構面AVE 值的算術平方根（對角線黑體部分數值）均大于與其他構面之間的相關系數（對角線下方數值），說明本研究選取的構面之間具有較好的區別度。

表5 區別效度Tab.5 Discriminant validity

3.1.4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次數據源于線上單一渠道，這可能造成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運用Harmon 單因子分析方法，所有測量條目在特征值大于1、未做任何因子旋轉的條件下進行因子分析，其中，最大因子貢獻率為31.684%，小于40%的臨界標準，表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在本研究中不顯著。

3.2 研究假設檢驗

本研究運用AMOS 23.0進行模型估計，分兩步對研究假設進行了檢驗，直接效應檢驗的結果如下。

第一，自我概念清晰性對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標準化路徑回歸系數為0.2252（p＜0.001），H1 成立，即自我概念清晰性對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作用。該結果說明，自我概念清晰性較高的成年子代更容易感受到家庭旅游所帶來的積極情緒，如有趣、愉悅或放松等，享樂主義幸福感更高。

第二，自我概念清晰性對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標準化路徑回歸系數為0.1227（p=0.0485<0.05），H2成立，即自我概念清晰性對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該結果說明，高自我概念清晰性個體更容易感受到家庭旅游所帶來的意義感，也更容易在此過程中得到自我提升。同時，該回歸系數值小于自我概念清晰性對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回歸系數值，說明自我概念清晰性對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影響更大。

在討論中介效應時，該路徑下95%置信區間不含0，中介效應顯著。說明平衡型決策意愿中介效應成立，H3 獲得支持。該結果說明，高自我概念清晰性個體更具有在社會情境下做出既有利己性（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又包含利他性（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家庭旅游決策的意愿。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在平衡型決策意愿的中介作用下，自我概念清晰性對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β=0.1669）和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β=0.1451）的間接影響是顯著的。具體如下。

平衡型決策意愿對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標準化路徑回歸系數為0.5852（p<0.001），因此，H4 成立，即平衡型決策意愿對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作用。這表明個體平衡型決策意愿越高，在家庭旅游中感受到的積極情緒和滿意度越高。

平衡型決策意愿對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標準化路徑回歸系數為0.5090（p<0.001），因此，H5 成立，即平衡型決策意愿對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作用。這表明個體平衡兩代人需求的決策意愿越高，在家庭旅游中感受到的意義感和價值感越高。

綜上，本研究的最終模型假設檢驗結果見圖2，中介效應檢驗見表6。

圖2 假設檢驗結果Fig.2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表6 中介效應檢驗Tab.6 Mediated effect test

4 結論與討論

4.1 研究結論與理論貢獻

本研究基于自我理論和幸福感理論，以“自我-決策意愿-幸福感產出”為研究邏輯線索，構建了“攜老型”家庭旅游中子代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幸福感關聯檢驗模型，探索性分析了成年子代與老年親代共同出游現象中成年子代的幸福感構成和影響機制，明晰了在平衡型決策意愿的中介作用下，自我概念清晰性對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和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的影響。

本研究獲得如下結論：自我概念清晰性與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和旅游者實現主義幸福感均正相關；自我概念清晰性高的個體，更能在家庭旅游決策中平衡自身和父母的需求，感受到更高的享樂主義和實現主義幸福感，而自我概念清晰性低的個體則與之相反。以上結論說明，自我概念清晰性高的個體更傾向以積極方式看待旅游經歷，并在遭遇沖突時，采用積極的內在調節方式和外在處理方式，減少旅游帶來的消極情緒，這會促使他們感受到更高的享樂主義幸福感；自我概念清晰性高的個體在堅持自我的狀態下，更可能通過自我擴張，將父母需求納入自我概念之中，獲得更高的生活意義感，從而感受到更高的實現主義幸福感。而平衡型決策意愿既反映了個體解決問題的傾向，也是個體自我擴張的體現，是自我概念清晰性與幸福感關系的合理中介變量。

研究表明，日常生活情境下，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高低均反映了個體看待經歷的積極/消極傾向[63]，而這一傾向會對情緒體驗產生影響，進而作用于享樂主義幸福感[10]。同時，自我概念清晰性也反映出個體自我擴張的意愿[48]，而自我擴張意愿會對生活意義感產生影響，進而作用于實現主義幸福感[11]。本研究結果支持了上述論斷，證實了家庭旅游消費活動中，成年子代的自我概念清晰性與旅游享樂主義、實現主義幸福感均存在積極關聯，也說明自我概念清晰性對享樂主義和實現主義幸福感的作用機制并未因研究情境差異而發生改變。本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與旅游者享樂主義幸福感的積極關聯強于實現主義幸福感。原因在于，旅游者所感知到的幸福感強弱，可能會因幸福感類型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享樂主義旅游幸福感強調感官愉悅，是旅游者即時的積極情緒表達，易被行為呈現和感知；而實現主義旅游幸福感則更強調意義感，涉及個體更深層次的自我探索，相對較難表達和發現[64]。

本研究初涉貢獻為：第一，嘗試將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幸福感的關聯研究放置在中國家庭旅游情境中，深化理解在集體主義文化下，重要他人對旅游者幸福感的顯化影響。以往研究表明，東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因此要求人們時常改變自身的行為和自我概念以符合不同情境下的角色規范[65]，這也弱化了對自我持有清晰、穩定、一致的認識在集體文化情境下的重要性。但隨著中國社會個體化轉型，家庭成員在日常生活實踐中，作為行動者本身，其所具有的主體性已得到彰顯[66]，個體對自我的認識趨向于穩定一致。本研究以家庭旅游這一典型集體主義文化情境，驗證了自我概念清晰性與幸福感研究的廣泛情境適用性。

第二，一方面從享樂主義和實現主義視角拓展了幸福感在家庭旅游領域的研究，另一方面深化了幸福感的自上而下理論在旅游領域的運用。已有研究從享樂主義和實現主義視角對“親子游”中父母的幸福感進行了研究，本研究則將這一視角拓展到“攜老游”中的成年子代的幸福感研究中，進一步豐富了幸福感理論與家庭旅游中多個類型與主體的研究。此外，幸福感的自上而下理論要求我們從個人內在性格特質出發，探究個體幸福感。這一理論雖在旅游中已得到應用，如發現了獵奇性對旅游者幸福感的積極影響[67]，但仍有很大發展空間。本研究首次將其用于解釋家庭旅游，為后續將更多類型的性格特質與不同類型的旅游活動進一步關聯提供了參考。

第三，補充了“攜老型”家庭旅游文獻中以孝道為核心視角的研究。盡管孝道可用于解釋成年子代攜老出游的動機，但其對于出游結果評價方面的解釋較為有限，并不能闡明家庭旅游所帶來的幸福感、滿意度等結果變量的差異性。本研究指出，內在心理特質的差異性是旅游者幸福感差異性的主要來源。自我概念清晰性作為衡量個體內在一致性的重要指標，為旅游者幸福感的個體差異性提供了有力的解釋。

4.2 實踐啟示

本研究揭示了旅游者自我概念清晰性與其幸福感的互動機制，研究結論對旅游企業及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實踐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首先，本研究發現，兩代人的旅游需求差異可能導致不同程度的沖突，且并非所有子代都具有較高的自我概念清晰性，能采取平衡型決策行為?？紤]到子代的自我概念清晰性作為固有的內在心理特征難以提升，但外部干預如提前派發宣傳手冊、在手冊中注明旅途中的可能狀況與解決辦法示例等，可有助于減少此類沖突。所以，對于旅游企業而言，在設計和完善銀發旅游產品時，一方面需要做大規模的市場調研，以明確兩代人多方面、全過程的旅游需求，明確共性和差異性，避免出現犧牲子女旅游需求來成全父母旅游需求的產品設計；另一方面需要重視游后反饋，將出游意外狀況與對應的解決辦法示例，列入案例數據庫，針對有需要的家庭旅游者發放。

其次，盡管自我概念清晰性是難以直接觀測到的個體特質，其識別主要通過自我報告的方式，這在營銷互動中相對難以實現，但“攜老型”家庭旅游的享樂主義取向和實現主義取向已被證實存在，對旅游企業和目的地管理仍有參考價值。具體而言，可將營銷宣傳對象聚焦于承擔決策任務的成年子代，鎖定他們的家庭旅游訴求，通過宣傳家庭旅游產品的享樂特征，如從視覺、聽覺、味覺等多感官出發，呈現目的地自然風光、精品演藝、地方美食等特色，刺激他們的家庭旅游共享體驗欲望；通過宣傳家庭旅游產品的意義與價值，如定制化的、具有紀念價值的家庭旅游特色活動，強化他們家庭旅游共享體驗的意義延展。

4.3 研究局限與未來研究方向

第一，本研究的調查問卷并未將成年子代與老年親代的血緣關系納入考慮。本研究中的出游群體，可以是成年子代與親生父母，也可以是與伴侶的親生父母。情感上的親疏是人際互動的基本向度。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差序格局”是中國人人際交往的基本行為模式，個人與他人的交往會以己為圓心，按照親疏遠近，一層層向外拓展，離中心越遠，情感依附越弱，不同圈子的關系采用不同的互動法則[68]。血緣的親疏關系會帶來情感上的親疏差異和人際上的心理距離，或會使得這兩類旅游中成年子代的旅游者幸福感存在差異。此外，本研究未將是否有孩子同行作為一個重要因素。而“三代同游”情況下，孩子的年齡、需求表達與否及表達方式也是成年子代的旅游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可能會對成年子代與老年親代的沖突起到“潤滑劑和緩沖墻”的作用，其是否會對兩代旅游者幸福感產生正面影響或負面影響，尚未有定論。

第二，尚未深入挖掘旅游情境下和日常情境下享樂主義與實現主義幸福感的差異性，以及群體旅游者與個體旅游者在享樂主義與實現主義幸福感上的差異性。與日常生活相比，個體通過旅游所獲得的享樂主義幸福感和實現主義幸福感在內容、層次上可能更為豐富。群體旅游者與個體旅游者相比，其所感受到的享樂主義與實現主義幸福感，會更多地受到既定社會關系或契約關系的小群體互動的影響。即使是群體旅游中，內部成員的幸福感也可能會因決策參與程度、旅游限制因素不同，使得成年子代和老年親代的旅游者幸福感存在差異，可以運用半結構化訪談進一步探討。

第三，仍需厘清自我概念清晰性與集體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關聯，以及兩者對幸福感影響機制的差異性。集體主義文化情境下，集體自我概念清晰性對幸福感的影響可能更大，但目前相關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群體旅游中，集體自我概念的清晰是否有助于提升個體、群體內和群體間的幸福感尚待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