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現實邏輯及實踐路徑

曾 燕，尹德志

（西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成都 610039）

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黨建對鄉村治理的引領作用。2015 年3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021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進一步提出，“使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作用得到強化和鞏固”。2022 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強調“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2023 年1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 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中再次強調，“深入推進抓黨建促鄉村振興”［1］，這為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提供了全新指南。雖然黨建引領業已成為中共十八大以來鄉村治理話語體系中頗為醒目的表達［2］，但學界關于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研究以理論研究與個案研究為主，缺乏系統化地總結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實踐背后的現實邏輯與實踐路徑的研究?；鶎又卫憩F代化議題中的“事件-過程”視角，以價值引領為政治本色，以體系重塑、平臺再造、方法變革等內容為重點突破口，以技術融合為時代特色［3］，為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提供了方法論。本研究基于這一視角，探究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實踐路徑，為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提供系統、明確的方法指導，助推鄉村治理水平和能力現代化。

1 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現實邏輯

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具體方式為黨建引領鄉村治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基層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創新性舉措與實踐成果，彰顯了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必要性。

1.1 應對農村黨建環境深刻變化的必要之舉

新時代鄉村治理環境發生深刻變化。一是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失，尤其是青壯年人口，老齡化問題加重，鄉村群體老齡化導致鄉村治理能力弱化和組織結構老化問題。二是鄉村熟人社會的價值生產秩序逐漸解體。鄉村人口大量外流，在城市工作、定居，鄉村社會逐漸成為一個“半熟人社會”，農村社會結構原子化和社會價值市場化，鄉村凝聚力不足，農民對鄉村的歸屬感減弱，間接導致了基層黨組織引領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正在解體。三是鄉村發展缺乏動力。在市場化和城市化等現代性力量的影響下，鄉村大量人力、物力等經濟要素加速外流，鄉村全面可持續發展缺乏內在動力。農村環境的深刻變化決定了必須強化黨建的引領作用，提高黨建工作質量，紓解鄉村治理問題，推動鄉村振興，強化黨在農村工作的基礎。

1.2 新時代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重要抓手

農村空心化背景下，各地農村基層黨組織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軟弱渙散問題。一是黨員老化。絕大多數農村的主體為中老年群體，在農村長期工作的年輕黨員少之又少，黨組織后備力量不足。二是黨組織力量弱化。國家農村稅費改革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基層黨組織治理責任，基層黨組織機構精簡、權力收縮、權威失落等導致基層黨組織力量弱化。三是黨建脫離群眾。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基層黨組織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層化性質，存在“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的困境，導致部分地方基層黨組織未能有效發揮其群眾優勢。四是黨建工作趨于形式化。以材料抓黨建，痕跡管理增加了基層黨組織工作負擔，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基層黨建形式主義。因此，鄉村治理為基層黨建提供重要抓手，將黨建與農村具體實務相結合，提供基層黨建目標與載體，在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激活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組織力和凝聚力。

1.3 提升基層黨組織治理效能的有效方式

回顧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的偉大歷程，鄉村治理的寶貴經驗之一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不同歷史時期，基層黨組織都發揮了領導作用，成功解決了各種歷史性難題，實現了鄉村的穩定與發展，基層黨組織治理能力深刻影響著鄉村治理水平。新時代鄉村治理對基層黨建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而基層黨組織存在一定程度不適應新形勢的地方，如黨群關系交互機制未普遍建立、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振興中定位不準、鄉村治理能力和體系待提升等。黨組織能力素質待提升、體制機制不健全、隊伍建設有待加強、資源投入不足等問題削弱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因而，彰顯基層黨組織的農村工作領導核心作用，提升基層黨組織治理效能，黨建是引領鄉村治理的有效方式。

2 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實踐路徑

根據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及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全國廣大鄉村廣泛展開了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有益嘗試，基于“事件-過程”視角，從治理理念、治理力量、治理方式、治理動力4 個方面推動鄉村治理，取得了顯著效果。

2.1 完善黨建引領的價值感召機制，創新治理理念

黨建引領鄉村治理，通過嵌入政黨價值，將政黨價值與傳統道德文化、共同體情感相結合，一方面以黨風帶民風，為鄉村立心鑄魂，另一方面以價值感召、情感與道德作為情感治理工具，克服科層制形式理性的弱點。

2.1.1 嵌入政黨價值，增強農村黨組織政治引領力 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發揮價值感召的作用，有利于統一思想與凝聚共識。一方面將黨建價值滲入鄉村公共空間，重塑鄉村治理場域。如江蘇省連云港市海州區持續推進新型農村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科學化、規范化建設，統籌推進新時代文明實踐站和文化廣場、居家養老服務中心、體育健身等設施建設，為村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營造服務群眾、心系群眾的氛圍。另一方面，將政黨價值嵌入主體組織中，基層黨組織通過規則設計和獎懲機制、組織嵌入與人員選擇機制等方式將業主組織納入政黨主導的體制框架中。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何市鎮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建立以村黨支部為引領、龍頭企業為依托、農民專業合作社為紐帶、家庭農場和農戶為基礎的新型農業經營組織聯盟。以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引領鄉村產業，在推動鄉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過程中，強化黨組織先進價值理念，展現黨組織先進性和發揮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

2.1.2 運用道德文化與情感價值，提高鄉村凝聚力鄉村遭受市場化沖擊背景下，鄉村原有共同體情感逐漸消解，村莊共同體的治理秩序被破壞。將政黨價值與傳統道德文化、共同體情感相融合，使其成為鄉村治理的潤滑劑，構建鄉村發展精神基礎。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羅溪鎮的主要做法有3 點，一是以黨員為主體，用紅色情懷涵養黨性。二是以群眾為輔助，用家國情懷感染人心。通過黨群圓桌會中的黨員影響帶動群眾，特別是群眾中有專長、有品德、有志向的人才，以“黨建+文藝惠民”，用群眾樂于接受的方式將古今家國故事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合，舉辦主題宣講活動。三是以統戰為紐帶，以鄉愁鄉情助推返鄉。羅溪鎮通過價值上的引領與情感上的感召，凝聚了鄉村共識與情感，推動鄉村主體身份、價值和情感上的回歸，為美好鄉村的發展凝聚力量。

2.2 多層次整合和彈性化結構，激活治理力量

中國共產黨通過發揮政治和組織優勢，依托政黨的政治、社會整合功能，有效融合治理與服務，推動了治理主體的跨組織協同、治理價值的共識維護以及治理權威的社會化建構。

2.2.1 科層動員，整合條塊力量 科層動員，整合條塊力量主要體現為加強區域化黨建工作［4］。區域化黨建通過科層動員把黨員下沉到社區，責任壓實到黨員，在屬地雙重管理邏輯下，將條線的資源及其相應的資源調配權力逆流到基層社會單元。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黨委主要做法分3 層，以行政村為第一層網格，升格為黨委或黨總支，領導統籌網格內黨建和基層治理。以村民小組作為第二層網格設置黨支部，重在加強黨員教育管理、監督同級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村民小組下設置第三層網格，直接聯系服務群眾，形成以村級黨組織為領導核心、村民小組黨支部為戰斗堡壘、黨小組為“神經末梢”、黨員為“根系”的引領鄉村治理主干體系，直觀有效地通過網格把黨員組織起來、把人才凝聚起來、把群眾動員起來。區域化構建黨建網格，將黨組織網絡延伸下沉，有效整合鄉村內組織、黨員、陣地、資金等資源，有效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實現了基層黨建對鄉村治理的有力領導［5］。

2.2.2 柔性黨建，彌補剛性組織結構 鄉村是一個復雜的治理場域，理性的科層化行政力量難以應對和滿足鄉村多樣性、變動性強的治理需求。而基層黨組織結構上的靈活性，有利于根據鄉村治理事務的具體情況靈活調整黨組織的設置，從而解決組織資源與治理事務匹配性不足的矛盾。浙江省象山縣西周鎮杰上村曾為解決臨時村級事務，開創了“村民說事”，完善了黨組織領導的“說、議、辦、評”為主要內容的治理制度。首先村干部和村民說事、議事，其次成立黨員服務中心，做到了村民事務全程代理，最后建立評價機制，對每項辦結事項進行滿意度測評。這一制度體系的建立和規范實現了集民意疏導、科學決策、合力干事和效果評估為一體的基層治理方式創新，鼓勵了村民參與鄉村治理，解決了村民的煩心事，辦成了村里的大事要事，推動村民的自我認同和鄉村的價值重建，增強了鄉村治理活力，大大提高了鄉村治理水平和能力。

2.2.3 政治動員，構建治理共同體 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推動了基層政府、社會組織、市場化主體等多元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協商合作，重構基層治理網絡，推動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區戰旗村探索出了一條特有的社會協同治理模式，其充分發揮支部“火車頭”作用，引進專業社工機構，支持社區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開辦農民夜校，培育新時代新農民；全村黨員全部下沉到村民小組，參與到產業中去，領項目，發揮示范作用，村集體經濟不斷壯大；發動黨員、共青團員、退役軍人等參與志愿服務活動，培養社區骨干建成社區組織和志愿服務團隊。黨組織在戰旗村發展中發揮了堅強的核心作用，并確立了領導地位，組織激發黨員、社會組織、新農民、市場等力量參與鄉村治理與發展，構建了“共享共建共治”的鄉村治理新格局，共同將戰旗村建成了一個美麗富裕和諧的幸福家園。

2.3 發揮治理主體能動性，升級治理方式

治理方式上，強化簡約治理與協商治理，堅守群眾路線，充分發揮鄉村治理主體能動性，有利于克服基層形式主義，提升鄉村治理效率與能力［6］。

2.3.1 簡約治理，提高鄉村治理效率 中國鄉村治理實踐并不適用正規化、標準化的科層治理，而是長期依賴于以黨組織為基礎的簡約治理。簡約治理適應多元化、復雜化、差異化的鄉村治理環境，是減輕治理負擔、提升治理效能的一種具有自主性和靈活性的治理模式［7］。上海奉賢區四團鎮五四村推進“和美宅基”創建、“美麗約定”行動過程中，堅持黨建引領，充分發動黨員群眾力量。組長帶頭白天清潔整理村容村貌，晚上挨家挨戶做工作，發動村民一起參與整理；五四村黨支部針對“生態村組·和美宅基”創建專門成立了由黨員骨干組成的創建領導小組，下設宣傳組、拆違組、整治組3 個行動小組。創建期間3 個小組每日一巡查，確保創建期間各項工作的落實；創建“五四紅”志愿服務隊，主要以退休老黨員、區域內企業員工以及部分青年骨干等組成，以志愿者身份參與環境的美化清潔。五四村在創建“和美宅基”時，充分發揮了簡約治理的治理優勢，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理念，統籌整合和充分利用村莊資源，實現了村莊整潔重點任務的順利推進，提升了村民的素質，美化了鄉村人居環境。

2.3.2 協商治理，增強鄉村治理活力 加強和推進協商民主，對于人民群眾參與基層治理、參與民主政治、密切干群黨群關系等方面有深刻的影響和作用［8］?；鶎狱h組織具有在鄉村協商民主治理格局形成過程中發揮領導作用的充分政治優勢，黨建推動協商治理是黨建賦能鄉村治理的重要方式。安徽省天長市鄭集鎮一方面成立協商治理委員會領導組，協商委員會在社區兩委領導下開展議事工作，書記擔任協商委員會主任，33 個居民小組連片劃分成4個協商委員會小組，組長由黨員擔任；另一方面，夯實平臺基礎，設立向陽社區協商議事廳，協商議事微信群，下設的協商組織議事場所在居民組。鄭集鎮建立了以黨建引領、多方參與、協商共治的農村社區治理機制，激發了村民的共治共享熱情與責任感。

2.4 黨建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增強治理動力

基層黨建為解決鄉村治理問題提供了“超常規的動力”。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具有獨特的政治、功能和社會優勢，為解決鄉村治理問題提供強勁力量。

2.4.1 提升組織力，增強基層黨組織內生動力 中國共產黨是始終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政黨，在不斷保持其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過程中，始終為人民謀幸福、謀發展。黨建引領將自身政治優勢、組織優勢、群眾優勢等轉化為治理效能，為鄉村治理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9］。湖北省大冶市在黨組織領導下，以自然村灣為主體組建村莊黨支部或黨小組，建立村莊理事會。鼓勵黨員理事會會長與村莊黨小組組長交叉任職，鼓勵黨員進入理事會，在鄉村治理中充分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領導和先鋒模范作用。與此同時，把優秀理事會成員培養成黨員，把優秀黨員理事會會長培養成村干部，把優秀村干部選拔進入鄉鎮干部隊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戰斗力、凝聚力大幅提升。

2.4.2 政治引領和組織動員，提高治理創新能力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僅依靠自身內部力量難以承接推動治理轉型、助力鄉村振興的重大任務，而中國共產黨始終都是農村建設和發展的領導者。黨建具有持久的創新引領力、強大的組織動員力、有效的紀律約束力和及時的制度推動力，是鄉村治理不斷改革升級的根本原因。成都市郫都區戰旗村采取“黨支部+合作社+農戶”模式，通過支部建在產業上，有效整合、激活各類資源要素，找準農業新經濟增長點，構建了符合鄉村定位、具有發展優勢的鄉村產業體系，黨員帶領群眾實現產業致富，充分發揮了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帶頭作用［10］。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羅溪鎮在區委領導下，建立由黨員、小組長、村民代表、各類人才組成的黨群圓桌會，以“黨建同心圓”為抓手，增強黨群凝聚力，突出共同治理、共同建設、共同享有，極大激活了鄉村治理的“神經末梢”。

3 小結

以基層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破解新時代鄉村治理難題，是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途徑。本研究探索了黨建引領是與鄉村治理融合，并發揮顯著推動作用，提升治理成效的現實邏輯?；凇笆录?過程”視角，逐漸解開黨建引領鄉村治理作用的內在邏輯與機理，即在治理理念上，完善黨建引領的價值感召機制；在治理力量上，發揮多層次整合與彈性化結構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發揮治理主體能動性；在治理動力上，將黨建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