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有別，何以成學
——淺談區域國別學的若干基礎理論資源

翟東升 索朗吉

一個獨立學科的基本標志，便是其自身基礎理論體系的創建。對于被設立為交叉一級學科的區域國別學而言，其學術共同體必須盡快構建出這一新學科的基本理論體系，方能回答支持其獨立學科地位的基本問題：“域外各國之間，何以有別？區域國別，何以成學？”

理論是對現實的簡化與抽象，它反映的是現象背后的普遍性與獨特性的統一。具體到區域國別學來講，它的理論既要能指出世界各國各地區整體運行的一般性規律與機理，又可解釋一國在治理、發展與文明特質上之所以區別于他國的獨特因素。學術史告訴我們：社會科學的理論未必總是能正確地指導實踐，但它至少是一種思維訓練，是專業人士對專業問題進行描述（description）、推理（deduction）和預判（prediction）乃至開方子（prescription）的智識基礎；它也是一種提示和啟發，能讓受過專業理論訓練的學生或者研究者，比未經訓練的非專業人士擁有更加深刻而系統的認知水平。離開了區域國別學的專門理論和方法論訓練，一個國別研究專家對目標國的了解可能還比不上僑居當地的華僑或者經常光顧的導游；但正是因為前者武裝了基于大量國別經驗凝練而成的專業理論和研究方法，國別專家才能在較短時間的田野調查和浩瀚的文獻、數據中研判出普通人看不出的趨勢。

創造一個新學科的理論是一項巨大的智識挑戰，但幸運的是，我們今天能夠站在多個古老學科的肩膀上，擇其精華、為我所用，并融為一體。筆者認為，世界史、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的成熟理論資源，可以作為我們建設自主域外知識體系的基礎理論原料。

一、近現代世界殖民史與霸權轉移史

霸權興衰歷來是世界史的關注重點之一，有關霸權轉移以及霸權穩定的理論流派異彩紛呈。由金德爾伯格首創、羅伯特·吉爾平加以完善的霸權穩定理論和奧根斯基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本質上都從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不同層面出發，論述了國際關系中霸權的地位[1]。霸權體系，以及可視為其高級形式的帝國體系，是人類史上最為常見和持久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并且遵循著自然界的熵增規律，在取得成功之后難以避免地繼之以衰落更替。他們如同沙灘上的城堡那樣不斷崛起和壯大，又在時光的沖刷下不斷地坍塌。我們今天所見的各區域、各國家、各民族的面貌，無非是這個或那個霸權（帝國）體系的殘垣斷壁與歷史遺跡而已。航海技術日漸成熟的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海洋從文明絕緣體變成文明超導體，從而出現了兩條霸權的接力轉移路徑：一條是海洋性霸權之間的更替轉移，另一條是陸海復合型霸權之間的權勢轉移。一海一陸兩條權勢轉移的軌跡，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可構成我們對全球各區域國別的歷時性解釋框架，其中的矛盾運動在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所體現。

圖1 兩種霸權轉移史

海洋性霸權的政治經濟模式最初發軔于中世紀后期的威尼斯和熱那亞這兩個地中海貿易城邦。到了16 世紀，其理念與制度、經驗與知識、人才和資本，都因大航海而轉移至葡萄牙，進而在此后的四百年里，先后轉移至荷蘭、英國、美國東海岸、美國西海岸，在最近半個世紀轉移至東亞生產網絡。而與之對應的是，歐亞大陸上多個人口體量巨大的古老民族，在學習、反抗并與前者競爭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陸海復合型強國：奧斯曼土耳其、西班牙、法國、德國、俄國。這條權力轉移的陸上主線不僅塑造了歐亞大陸的基本面貌，也與前者共同引領了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現代性變革，并且通過對外殖民或者意識形態輸出，將其權勢和理念投射到亞非拉廣大外圍地區。在航海與殖民時代，這兩類霸權都通過戰爭、貿易和金融手段塑造了今天亞非拉絕大部分地區充滿恥辱、分裂和動蕩的近現代史記憶。

對比兩種霸權（帝國）的歷史，從政治、法律、經濟和軍事等各個方面來看，海洋型霸權和陸海復合型霸權都有著基因性差異，并且隨著其權勢中心的轉移和競爭，二者之間雖有相互借鑒，但其差異仍然被頑強地保留了下來。

表1 兩種霸權（帝國）的差異性

從法律體系及其背后的哲理來看，海洋霸權國家著眼于人類本性中的逐利本能，信奉自由主義，強調機會平等，繼承了格勞修斯法哲學傳統，因此，其制度安排更偏向利益的獲取和分配，整個體系目的在于獲得更多好處與福利。與此相對應，陸海復合型霸權國家奉行康德—黑格爾傳統，更加注重國家主義立場，更強調結果平等，基于人性中的恐懼和避險本能而設計其體系的構造和運行。

從政治體制來看，海洋性霸權國家的政治過程是自下而上的，他們強調資本控制權力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主導這些國家內政外交的主要是資本力量，并且經歷了從商業資本到產業資本再到金融資本和數字科技資本的迭代進化過程。而陸海復合型霸權國家則是自上而下進行動員和控制，同時也背負著對國民更多的保護責任。因此，陸海復合型國家更加容易接受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

類似的分野在經濟金融體系中也有所呈現?；趥€體價值本位和自由主義傳統，海洋性霸權通常更重視直接融資，比如通過資本市場、股票債券市場融資，由投資者承擔投資風險，金融機構僅僅是幫助資金供需雙方撮合交易。而陸海復合型霸權國家則更倚重間接融資，由銀行體系承擔并隔絕風險。從經濟循環來看，前者以外循環為主，而后者以內循環為主。

論戰爭傳統，海洋性霸權更偏好于利德爾·哈特式的間接路線，即控制戰爭成本，降低損失與風險，甚至其核心利益集團將戰爭視為自己在貿易和投資之外的另一種牟利手段，自葡萄牙、荷蘭、英國，一直到今天的美國，這種思維和行為模式都有明顯的表現。而陸海復合型國家則相反，它們更傾向于將戰爭視為捍衛其宗教或政治信仰以及民族生存權的殊死斗爭，更強調戰略決戰，拿破侖帝國、德意志第二帝國、“德意志第三帝國”（即納粹德國）以及蘇聯的戰略核心都有大兵團決戰的傳統。

借助上述兩條權勢轉移軌跡和二者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層面的系統性差異，我們可以把區域國別學所覆蓋的大大小小的國家和區域串聯起來，提供相對統一的解釋框架。要理解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要解釋任何一國的語言、文化、制度、競爭力等各個方面，研究者都可以追溯到過去五百多年這兩種霸權之間的競爭和轉移中，因為每一個國家和地區要么曾經作為某個霸權的中心而享受其歷史遺產、背負其歷史包袱，要么曾經受到一個甚至幾個霸權的統治與蹂躪而至今仍承擔其歷史性后果。區域國別學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都可以從這兩股力量的競爭和擴張中找到歷史學的解釋。比如：為什么有些國家會被外力以一種武斷而扭曲的方式創造出來，而另一些民族雖有悠久的歷史、獨特的語言文化和身份認同，卻長久地得不到民族自決和獨立主權？為什么有些國家在經濟發展上長期領先而其他國家在發展序列中處于不同程度的落后狀態？為什么相鄰區域的國家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組織體系和發展策略，而某些相距遙遠的國家卻有著共同的語言、制度和特惠的貿易投資關系？為什么有些國家和地區之間愿意并能夠共享部分主權推進一體化，而有些主權國家卻在不斷地分崩離析？

二、世界經濟與區域經濟

大航海催生出一個無遠弗屆且日益深化的世界市場，由此將世界各個角落的絕大部分經濟活動都納入一只全球性的無形之手的操控中來，無論被操控者是否知覺或同意。海洋性霸權通常主動服務于資本的全球性牟利需求，而陸海復合型霸權則往往試圖掌握和管控資本，使之為己所用而又不危及自身的權威和安全。正因如此，世界經濟的中心并不穩定，而常常表現為雙中心結構，世界市場體系也因此而總在開放與封閉、統一與分裂之間來回擺動。當海洋霸權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世界市場較多地表現為開放性和統一性，當然也表現為中心對外圍的掠奪與改造，廣義全球化的進程得以推進。而當陸海復合型國家占據優勢地位的時候，世界市場較多地表現為分裂性和排他性，經濟和軍事沖突更加頻繁和慘烈，此時全球化通常呈現停滯乃至倒退的趨勢，但一部分外圍地區可以因此而獲得較多的技術溢出，并得以趁機改變自己的分工地位，世界政治經濟領導權的轉移也因此而發生。

作為一種描述世界經濟發展狀況與利益格局的模式，“中心—外圍”這一命題最早是由阿根廷學者普雷維什提出的。他認為世界體系是由“中心”和“外圍”兩極構成：“中心”是繁榮富足的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外圍”是持續貧困的發展中國家。通過“中心”對“外圍”的剝削，最終形成了“中心”國家日益發達，而“外圍”國家持續落后的惡性循環[2]。經過安德烈·弗蘭克和薩米爾·阿明等人的發展，“中心—外圍”分析理論到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那里被發展成為系統的世界體系理論，他將世界范圍內的勞動分工分為了核心地區、半邊緣地區和邊緣地區，并認為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過去社會體系的根本不同之處[3]。傳統的結構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中心對外圍的剝削以及外圍對中心的依附，強調二者之間政治經濟舊秩序的不平等、不公平性質。表2列舉了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一系列差異，其中前半部分是傳統結構主義學派對中心外圍結構的理解，而更多的則是筆者從區域國別的跨學科視角所作的進一步梳理和拓展。

表2 結構主義與區域國別視角下中心與外圍地區的比較

在經濟金融領域，中心國家相比外圍地區，不僅更為富裕且宏觀經濟的復雜度和穩定性都更高，作為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和國際規則與標準的制定者，中心國家GDP增速變化較緩；就債務率而言，中心國家主要以本幣記債，其中央政府債務率普遍非常高，并且主要為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本輸出方，通過承擔風險獲得高收益率；從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比價來看，中心國家人貴而物賤，可貿易品價格便宜而非貿易品價格昂貴，整體通脹率較低。與此相對應的是，外圍地區的政權組織則往往被中心國家的軍事、政治力量所摧毀或削弱，經濟被改造為產業結構單一、周期波動劇烈、被動地響應中心地帶消費需求的殖民地或者依附性經濟體。

從社會層面來看，中心國家的人口結構呈現少子老齡化的特征，而且國民普遍受教育水平高，社會身份的等級結構平等。外圍地區的國家則呈現生育率高、年輕人居多的人口結構特點，并且國民受教育水平低，社會身份的等級結構不平等。導致這種中心外圍人口結構差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現代化社會中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導致的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力資本和人均壽命的上升，從而形成了中心國家少子老齡化的社會人口趨勢。

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來看，中心國家的政府相對社會的能力也更強，政治體制比較成熟，能為本國家庭部門和企業部門提供充裕的公共物品，甚至還會承擔一部分國際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而外圍國家的國家治理能力較弱，治理低效乃至混亂，無法為本國民眾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主要作為全球公共物品的消費者的角色而存在。

后冷戰時代，世界市場體系出現了進一步的分化：在體系中心地區，美國更加專注于金融，而歐洲、日本專注于高端制造；在外圍地帶，由于東亞生產網絡的延伸和升級，韓國、中國、越南等國逐步實現工業化，而大量發展中國家仍然未能實現工業化，某些國家甚至經歷了工業化的倒退。如圖2所示，通過分析某國在世界體系中出口何種東西以交換它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可以將世界體系內的國家（和地區）分為四類，分別為中心國家、準中心工業國家、外圍工業國家以及外圍原料國家。其中，中心國家是擁有強大經濟技術實力以及壓倒性軍事和政治優勢的美國，美國通過強大的信用體系將美元和無形資產作為其向外出口的主要物品。緊鄰美國的是歐陸國家和日本、韓國等國家，這些國家與世界交換的商品主要是高附加值工業品及服務和一小部分本國貨幣。在歐洲與日韓的外圍，是第三個層次的國家，其中包括中國及大多數東亞鄰國，以及墨西哥、土耳其等中低端制造業國家。這些外圍工業國家主要向全世界提供勞動力，向世界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附加值相對較低。在體系的最外圍則是眾多依賴能源和原料出口的資源型國家，俄羅斯、中東、拉美以及非洲等經濟體都包含于最外圍層次中。雖然世界體系結構短期存在一定的剛性，但是這種結構也并非無法突破，中國自1979年進入世界分工體系以來，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位置從最初的原料提供國到外圍工業國，再到如今正向準中心國挺進。未來隨著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取得進一步進展，以及美國越來越背離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當下的中心—外圍結構正在出現裂痕，不排除再次進入某種形態的平行體系的可能。

由于地緣上的相鄰、稟賦上的相似或者產業鏈上的相關，世界市場中也存在明顯的區域性板塊，而在中心國家所發生的技術變革、利率變化乃至地緣政治經濟變遷，都會在特定區域內引發地區性的經濟動蕩或者變革。比如20 世紀80 年代初的拉美債務危機、90 年代后期的亞洲金融危機，2012 年前后的南歐債務危機。為聯合自強應對經濟風險和國際競爭，許多地區也會推動區域性的經濟一體化，共享部分經濟主權以擴大分工規模，提升其經濟競爭力。

從世界經濟和區域經濟的角度來考察各國各地區的發展進程，研究者可以評估和描述對象國在世界市場體系中的位置及其變化軌跡，他們如何主動或者被動地改變自己在全球生產網絡和資本循環中的地位，他們以哪些手段從外圍擠入中心，以哪些政策舉措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沖擊。在虛擬經濟方面，世界市場體系中的資本流動和利率波動，如何沖擊各國的經濟穩定，如何為各國各部門帶來機遇與風險，也是區域國別研究者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三、世界政治與比較政治

世界政治學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場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誘發的國內制度變遷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國關系和大國秩序[4]。如果說前文探討的世界經濟作用于人的利益，那么世界政治思潮則作用于人的思維。由于全球化的沖擊，傳統主權國家的“細胞壁”已經變得越來越薄、越來越透，跨境流動的不僅有商品和服務，還有政治思潮、產業與金融資本，以及數以億計的人口。在此背景下，一國一地區的思潮、制度、技術，借助要素流動帶來的鏈接，迅速地沖擊到周邊乃至全世界，演變為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政治浪潮。全球性政治思潮的傳播勢必會改變許多國家的精英和準精英階層，從而引發制度突變[5]。比如20 世紀中期的民族解放運動、蘇東劇變，2011 年之后的“阿拉伯之春”等，都可以從世界政治思潮的波動中獲得解釋。

考察區域國別的政治方面，光靠世界政治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比較政治研究來提供坐標軸和對沖手段。世界政治所考察的這些思潮，既有因傳播而表現出的全球普遍性和一致性，又往往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傳統而表現出變異性和衍生性，并由各路政治勢力用以回答不同民族和時代所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比較政治學則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解釋不同國家所呈現的政治現象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其核心問題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和意識形態，內戰和革命的動力，不同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利益格局等[6]。

如果說世界政治研究為區域國別學提供的是全球宏觀動態圖景，那么比較政治研究則通過橫向與縱向的對照，為研究者提供精準、深入、具體的中微觀靜態知識。世界政治研究所考察和跟蹤的各路意識形態主要是各民族各地區人文、宗教和哲學思想的創造物，其衍生如春夏之百花，爭奇斗艷而易讓人目眩神迷無所適從，而比較政治則來自冷峻的社會科學的工具箱，其砍斫如秋冬之風霜，去蕪存菁，證偽了絕大多數意識形態的主觀想象，從而為研究者留下相對客觀的事實真相與社會規律。

四、案例分析

在具體的區域國別研究中，如何融合上述世界史、世界政治與比較政治以及世界經濟的三種理論資源？為闡釋這個問題，本文在此列舉關于非洲與印度的兩個案例。

（一）案例一：非洲

回顧非洲歷史，自15世紀起，非洲便被逐步卷入歐洲國家殖民擴張的痛苦進程。隨著海洋和陸海復合型兩種霸權性國家勢力的轉移，幾乎所有非洲國家都先后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歐洲列強的一輪輪擴張為非洲大陸帶來了致命的蹂躪與破壞。其中，殖民統治時期歷史遺留的邊界劃分問題使得非洲大陸原有國家建構過程被打破，至今依舊阻礙著非洲國家民族國家建立的進程。殖民統治期間，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劃分各自的勢力范圍，將過去非洲大陸以自然界定的傳統邊界人為破壞并重新通過經緯度劃定了新的邊界[7]。這種強行的分割使過去本屬于同種族或部落的人們分屬于不同國家，而不同種族或敵對部落卻被迫成為新的國家，傳統的族群由此遭遇割裂與拼接。國界線的胡亂劃分造成了種族間的矛盾與隔閡，從1960 年到2019 年間非洲國家的國內暴力事件與其他政治暴力事件的分布來看[8]，在各種族交界地帶發生的暴力事件與沖突事件比非洲大陸其他地區分布地帶更多，頻繁的暴力與政治沖突事件導致非洲國家長期處于政局動蕩與政治不穩定性中，阻礙其民族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從世界政治的視角來看，受世界政治思潮的影響，非洲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和90年代分別經歷了兩次民主轉型浪潮，尤其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響下，90 年代后大部分非洲國家都實行了多黨制。但是實踐證明，這種民主化的政治體制并非是非洲國家的自主選擇，而是西方帝國在殖民期間以及殖民后的意識形態沖擊給非洲大陸帶來的政治遺產。原有的非洲大陸酋長部落的政治制度被扭曲，強行的民主政體并不適合非洲大陸的國情，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來，非洲國家更是遭遇了數次民主崩潰，其中尼日爾、尼日利亞、蘇丹等國民主崩潰的次數最多[9]。

從比較政治視角來看，法國和英國作為曾經殖民非洲的兩個主要霸權國，法語非洲和英語非洲是其在非洲留下的一個重要政治遺產①這里的法語非洲國家指經歷過法國的殖民統治，獨立后使用法語作為唯一或者主要官方語言的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貝寧、布基納法索、喀麥隆、中非、乍得、科摩羅、塞舌爾、剛果（布）、剛果（金）、幾內亞、科特迪瓦、馬達加斯加、馬里、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多哥、中非共和國、尼日爾、喀麥隆20 個國家；英語非洲國家則是經過英國統治，獨立后將英語作為唯一或主要官方語言的國家，包括博茨瓦納、尼日利亞、南非等18個國家。。作為歷史上控制非洲大陸最大的兩個殖民宗主國，英國與法國基于海洋霸權國家和陸海霸權國家不同發展模式的驅使，在非洲大陸采取了或直接或間接的統治模式[10]。英國基于經驗主義的傳統，主要采取“簽約”的手段在當地謀求利益，并且將權力下放至殖民地的原有統治階級，較好地保留了其原有的前殖民政體。由于已經培養出較為獨立的政治體系，在結束對非洲大陸的殖民統治之后，英屬非洲國家的發展相對法屬殖民地也較為穩定。與此相反，法國則是受到理性主義權力至上的影響，在殖民地治理過程中以直接統治為主，主要通過直接構建統治機構以替代過去的地方治理機制，因此，直接殖民統治所產生的路徑依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語非洲國家的行政效率[11]。近年來WGI指標體系②WGI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的取值在-2.5到2.5之間，數值越大，國家的治理能力越強。下政府效能指標（圖3）以及政治穩定與暴力指標（圖4）也顯示了這一點：英語非洲的政府效能以及政治穩定與非暴力指數基本上高于法語非洲地區，且其數值也更為穩定。

圖4 非洲國家政治穩定與非暴力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從個別數據來看，英屬非洲國家中也有如同尼日利亞、贊比亞、烏干達以及塞拉利昂等政府效能與和政治穩定性極低的國家，而法屬殖民地中也有塞內加爾和加蓬等政府效能高且政治穩定性強的國家③尼日利亞、贊比亞以及塞拉利昂的政府效能指標以及政治穩定性指標常年低于-1.0；塞內加爾和加蓬的政府效能指標常年高于-0.3。數據來源于WGI數據庫：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顯然，英、法殖民統治手法的差異并不是影響非洲國家發展狀況差異的唯一因素，一國的國家能力及其發展水平也與不同國家的生產方式、地理環境、文化習俗、國內制度以及教育政策等多種因素有密切聯系。因此，不同的統治手法并不能完全證明其與政治穩定性之間必然的因果關系，但是運用比較政治的分析方法也確實可以為區域國別研究中分析相鄰國家的不同發展狀況提供具體分析的研究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WGI數據庫整理

圖3 非洲國家政府效能

在經濟層面，英語非洲國家和法語非洲國家在未來幾十年內的發展狀況也不盡相同（表3）。從GDP 增 速 來 看，1970 年 至1980 年 以 及2010 至2015年間法語非洲國家每五年平均GDP 增速高于英語非洲國家，其余幾十年一直低于英語非洲國家。從制造業占GDP 比重來看，從1960 年到2020年，英語非洲國家每五年平均制造業占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高于法語非洲國家②從1995至2000年以及2000年至2005年的數據中，法語非洲國家制造業占比略高于英語非洲國家。。殖民統治結束后，雖然非洲國家制造業的絕對產值保持增長，但增速緩慢，非洲國家的工業發展與世界其他地區間的差距依舊存在。從人類發展指數來看，雖然與世界數據相比較，非洲國家整體福利發展水平較弱，但英語非洲國家人類發展指數從1990 年起一直高于法語非洲國家。整體而言，英語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在幾十年來相對于法語非洲國家也更好一些。

表3 英語非洲和法語非洲國家發展狀況對比①其中GDP增速、制造業占GDP比重以及人類發展指數分別取每個5年期的平均值。

其次，無論是在殖民統治時期還是后殖民主義時期，殖民宗主國對非洲殖民地的影響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殖民時期，非洲大陸被西方宗主國以超經濟手段納入世界市場生產體系，奴隸貿易迫使非洲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一環。在進口環節，非洲成為殖民國家工業制成品的傾銷地。在出口環節，非洲形成了單一產品出口結構[12]。尤其是在上世紀20 年代，殖民宗主國為了滿足其國內的經濟發展需要，大肆開展殖民地農業活動，在每個非洲殖民地按照其地理和氣候條件種植適宜生長的單一經濟作物，導致非洲國家農業種植結構單一，許多國家糧食自給能力不斷下降，非洲經濟從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單一經濟作物生產。非洲國家經濟發展仍嚴重依賴于外援，這進一步瓦解了非洲國家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導致了非洲大陸貧困的延續。長此以往，非洲大陸成為“中心—外圍”中的最外圍依附性國家，非洲大陸的依附特征正是這種畸形的殖民經濟模式帶來的嚴重后果。

在后殖民主義時期，前殖民宗主國對非洲殖民地的影響依舊存在。從對非洲的經濟援助來看，法國對其前殖民地的長期援助確實為這些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定幫助，但這種經濟援助往往與法國本國的政治經濟利益相結合[13]，實際效果也難以令人滿意。在密特朗時期，法國就將經濟援助與非洲國家的民主和人權結合起來，通過經濟援助干涉受援國的政治事務，加強對非洲國家的政治控制。從貨幣領域來看，從20 世紀30 年代金本位體系崩潰后，為了維護法郎的國際地位，法國在其前非洲殖民地創立了非洲殖民地法郎，到目前為止，非洲大陸仍有14 個國家沿用當時設立的非洲法郎①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包括貝寧、布基納法索、科特迪瓦、幾內亞比紹、馬里、尼日爾、塞內加爾、多哥、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加蓬、赤道幾內亞、乍得等14個國家以及科摩羅。。這些西非法郎成員國通過將本國貨幣與法國金融政策、貨幣政策掛鉤，一方面有助于成員國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但另一方面，法國和歐洲從非洲國家獲得巨量的鑄幣稅利益和其他相關權利。事實上，法國通過非洲法郎影響著這一區域的金融與貨幣政策，保障了其對非洲的貿易與投資，為法國企業獲取非洲資源和占取市場份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4]，與之相匹配的是法國軍事力量在非洲法語國家的長期存在。綜合而言，雖然原殖民宗主國在非洲地區的各項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非洲地區經濟的發展，但其底層邏輯主要是為了本國經濟與政治發展的需要而不是為當年的殖民行為贖罪，殖民宗主國對非洲大陸多年來造成的負面經濟遺產依舊不可忽視。

（二）案例二：印度

多年來，印度社會一直表現出一種復雜又矛盾的狀態。飽受帝國主義的殖民卻在南亞次大陸以帝國遺產自得，繁華的都市與落后的貧困窟并存，實行現代民主制度又沿襲傳統的種姓制度，宗教沖突與族群沖突并存。印度紛繁復雜的社會發展特性，同樣可以從世界史、世界政治、世界經濟三種維度進行解釋分析。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自1757 年普拉西戰役后，印度大陸遭受了英國長達200 年的殖民統治。就像馬克思所說的：“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盵15]一方面，英國殖民者通過戰爭、貿易、金融手段將英屬印度納入英國殖民網絡，使其成為英國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從根本上改變印度傳統自給自足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幫助其開啟了現代化的進程。另一方面，英國殖民當局在英屬印度構建起一整套行政、司法、教育體系，培養出一批受深受西方政治和經濟思想影響的印度精英，這些帝國遺產直接影響了印度獨立后的國家建構。自1950年印度共和國成立以來，歷屆政府的重要任務便是在英國殖民遺產之上建立起“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尼赫魯語）。從殖民史的角度出發，當下印度政府通過一套殖民“受害者”的歷史敘事建構印度民族的身份認同，并斷言只有這樣一個統一身份才能帶領印度實現“現代化”發展。在此，它既否認了殖民統治各項主張的合法性，又接受了殖民統治在某些領域客觀上帶來的進步性[16]。實際上，這種思想在曾飽受殖民蹂躪的亞非拉國家普遍存在。

從世界政治視角來看，在世界被殖民地區紛紛獨立時期，“非暴力不合作”的政治思潮席卷印度。印度通過一種非暴力、和平的方式實現民族獨立，意味著其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思想并未被動搖，也沒有經過痛苦的社會革命與改造，這使印度原有的社會秩序被較為完整地保留下來。因此，在政治制度建構上，獨立后的印度在繼承英帝國殖民政治遺產的基礎上，實行了帶有明顯種姓主義色彩的西方式議會制民主。有別于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印度獨特的民主模式使得種姓作為一種政治集團參與政治生活。也即，印度民主的外衣之下是各種姓利益集團的權力博弈。印度社會結構中地主等有產者和高種姓勢力深度合作，并通過其權力網絡動員印度廣大底層民眾。這使得政府各項推動社會經濟改革的舉措往往無法貫徹落實或者直接遭到社會面的強烈抵制。聚焦當下，印度無法將在對外關系和宗教議題上凝聚的民意充分轉化為對全方位現代化的支持，反而是在經濟社會議題惹惱選民，被迫示弱后重啟宗教、安全等可以強勢執行的“共識議題”[17]。這種基于種姓、社群的“強社會—弱國家”社會結構，使得西式民主制度下產生的印度政府并不能推動社會進行根本性變革。

從世界經濟視角來看，印度是典型的外圍工業國家，主要向全世界提供勞動力供給。1991 年，印度正式加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分工，議會民主制度下的“弱政府”無法保證經濟改革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許多有關經濟改革的共識難以達成[18]；在土地問題上，由于印度建國初期未能實現全面的土地改革，近一半的農民沒有土地或土地占有面積極小，土地控制者則進入政治集團的強勢種姓集團，土地分配的不平衡直接導致了印度貧富分化加??；在就業問題上，印度未能在90年代實現全面的教育普及，勞動力數量的不足以及勞動力素質的低下使印度無法像同時期東亞各國一樣將出口導向型發展作為重點，而是通過發展第三產業實現經濟的迅速騰飛。與其他外圍工業國家不同的是，印度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側重于資本密集型而非勞動力密集型，這種模式自20世紀90年代起創造出了一大批中產階級群體，他們享受印度經濟自由化改革后的大部分紅利。然而，與此同時，底層群眾繼續為基本生存問題而掙扎。孟買高樓大廈和貧民窟共存便形象地體現出印度的貧富差距。印度并未遵循外圍工業國家走的勞動密集型發展路線，這導致印度就業增長乏力，在制造業發展競賽中甚至落后于越南和孟加拉國[19]。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得益于強大的國家力量，中央政府集中資源將制造業以及出口導向作為發展重點，中國由此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取得了經濟上的跨越式發展。

結 語

以上，筆者從世界霸權更替和殖民史、世界經濟、世界政治等三個角度來為區域國別學的基礎理論建設提供了幾點粗淺想法。通過兩個不同地區的案例分析，筆者意在表明，區域國別研究者在分析世界上任意地區或者國家時都可以通過上述三種維度的分析，深刻地回答區域國別研究所關注的眾多核心問題，實現對某一特定地區或國家的深度理解和知識創造。上述三個學科的理論資源也可以為區域國別學的理論建構提供基礎原料。實際上，還有其他許多學科，比如語言學、社會學、宗教學、人類文化學、地理學等學科也有相當成熟而重要的理論資源可以為區域國別學的理論建構添磚加瓦，但本文限于篇幅和作者的知識結構，在此不作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