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戈涅的“脆弱”

內容摘要：古希臘悲劇人物安提戈涅在西方思想史上經久不衰，其復雜性和特殊性常為哲學家所征用以進行理論闡發。努斯鮑姆與巴特勒共同將目光投向這位古希臘悲劇女主角。因理論立場的差異、批評方法的不同，二者對安提戈涅的解讀亦迥然相異。其中，關于安提戈涅人物形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問題：安提戈涅的性別意蘊何在？安提戈涅是否陷入亂倫？安提戈涅之死有何意義？二者在前兩個問題上的分歧反映出兩種倫理批評范式之間的錯位與張力，而對安提戈涅之死的解讀卻共同指向對人類脆弱性的探索，從而使得兩種理論話語在對現實倫理問題的關切中形成對話。

關鍵詞：安提戈涅；巴特勒；努斯鮑姆；倫理批評

基金項目：本文為廣東省普通高校青年創新人才類項目“媒介生態學觀照下的美國19-20世紀記者轉型作家群研究”（2022WQNCX060）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雷婕，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藝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西方文論、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

《安提戈涅》（Antigone， 442 B. C.）作為西方文明經典文本，從古至今吸引了不少哲學家和思想家的治學目光，其影響力也因后世層出不窮的重讀和新解而遠超文學批評范圍。悲劇本身呈現出的倫理沖突，疊加以批評家對沖突不同的解讀、處置和估值，使得經典悲劇文本承載了多重的張力。而《安提戈涅》之所以能夠持續受到思想界的關注，一定程度上還來自其主角安提戈涅身份的復雜性，不同的批評視角都在這里聚焦。其中，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這兩位當代女性哲學家對安提戈涅的新解展現出的重重分歧尤為值得關注。

一、安提戈涅的嬗變

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的長女，也是忒拜三部曲之一《安提戈涅》中的女主角。俄狄浦斯客死他鄉后，其二子（波呂涅克斯和厄特科勒斯）為爭奪王位相繼戰死，隨后由其妻/母的弟弟克瑞翁繼位。新國王為懲戒叛徒，下令不得埋葬攻城的波呂涅克斯。安提戈涅面臨兩難抉擇，要么遵從家族責任而違反政令，要么屈從政治命令而違反神律。最終，她毅然違抗國王律令埋葬兄長，并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美國文論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在《復數的安提戈涅》（Antigones， 1986）中，系統梳理了1790-1905年間的《安提戈涅》批評史。據斯坦納的考察，德國唯心主義和浪漫主義傳統都致力于將安提戈涅樹立為各種意義上的女性典范：黑格爾在安提戈涅身上看到家庭和自然倫理秩序的代表，將以她的死亡為結局的故事看作是成就“永恒正義”的完美悲??；法國大革命將安提戈涅塑造成反抗暴政的自由女斗士，甚至是政治自由主義建構的家庭與民族國家的代言人；直到1905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話語以俄狄浦斯取代了安提戈涅（Steiner 18）。進入20世紀，理論潮方興未艾，安提戈涅又重新活躍在當代理論家的新解中。拉康（Ja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將安提戈涅置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邊界，讓其宣告象征界的誕生；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性別理論則將安提戈涅奉為女性主義顛覆者。如此種種，哲學家們和理論家們熱衷于將安提戈涅挪為己用，安提戈涅的嬗變亦反映出西方思想史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批評方法多元共生、范式迭出，反映出理論發展的新面向。努斯鮑姆和巴特勒也于這一時期先后關注到這位古希臘悲劇女主角。在兩位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女性哲學家的解讀中，安提戈涅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不僅凸顯二者批評范式與理論話語的差異，也開啟理論在現實關切中的對話。

二、沖突的聚焦：安提戈涅何以為人？

巴特勒的性別理論在學界備受爭議，而對她抨擊最猛烈的當屬努斯鮑姆。正是兩位曾有齟齬的當代女性哲學家，共同將目光投向這位古希臘悲劇女主角，卻因理論立場的差異、批評方法的不同，而對安提戈涅人物形象作出不同解讀。二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問題上：安提戈涅的性別意蘊何在？安提戈涅是否陷入亂倫？安提戈涅之死有何意義？這三個問題共同構成對安提戈涅為人資格的審查。作為新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努斯鮑姆以道德運氣和美德脆弱性指認安提戈涅為人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并肯定了其局限與卓越；而以性別理論著稱的巴特勒，則著力于對安提戈涅性別身份的解構，使其成為不符合任何規范倫理的非“ 人”， 從而賦予其女性主義抵抗政治的顛覆性。

2.1 運氣與脆弱性：作為人的安提戈涅

古典學出身的努斯鮑姆不斷重訪古希臘悲劇，并在其理論建構中，繼續以文學為切入口探討了許多哲學命題。努斯鮑姆對《安提戈涅》的分析收錄在《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1986）一書中。此書的副標題涉及道德哲學的一個重要范疇，即運氣（luck）。努斯鮑姆提出，運氣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偶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人類之善也具有其“ 脆弱性”。因此，努斯鮑姆對古希臘悲劇的分析，往往不強調悲劇英雄在與命運抗爭時所體現的道德優越性，而恰恰關注其對自身局限的超越①。在努斯鮑姆的解讀中，安提戈涅首先是一個人，即一個有局限的不完美的人。在這一維度上，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狹隘并無太大區別。然而通過比較兩者對自身局限的超越，努斯鮑姆還是識別出安提戈涅美德中的復雜性和脆弱性并由此肯定了其高尚之處。

首先，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一樣以簡化來回避沖突，也因此成為無“ 情”（erōs）之人。在努斯鮑姆看來，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采取了回避和簡化的策略，讓個人的價值成為終極目標，也讓單一的責任掩蓋了其他義務。這促使對立的雙方都以簡化原則來回避義務的沖突，互不相讓。安提戈涅一意孤行，甘冒生命危險埋葬兄長的行為，在努斯鮑姆看來實則并不以神律或任何律法為根據，而是來自某種由簡化而產生的錯誤意念。首先，安提戈涅將對家族死者的責任看作其最高職責并上升到神律，并以這一過于簡化的責任體系為中心，建立了自足的價值體系。其次，她將丈夫、子女和兄長這幾類重要的家庭成員進行了價值排序，而將兄長置于這一價值等級之首?？梢?，努斯鮑姆從一開始就回避了亂倫問題。她在分析安提戈涅的價值排序時，忽略了父母這一對重要的家庭成員，從而回避了安提戈涅口中“ 哥哥” 的含混性（既可指兄長波呂涅克斯，也可指父親俄狄浦斯）。而這正是巴特勒分析安提戈涅言語行為的一個重要切入口。

因此，與巴特勒解讀指向的兄妹亂倫恰恰相反，努斯鮑姆認為安提戈涅對哥哥的愛絕非出于愛欲（erōs）， 而是由家庭宗教職責激發起來的友愛（philia）， 并借用康德（EmmanuelKant）的術語，將安提戈涅的愛定性為出于責任和義務的“ 實踐的” 愛，而非出于喜愛與好惡“ 情感的” 愛（Nussbaum， Fragility of Goodness 64）。正是對家庭和宗教責任義務的片面抬高，使得安提戈涅陷入單一的價值排序中，因而在同為手足的妹妹伊斯墨涅面前，卻表現得格外無情。顯然，努斯鮑姆并不贊賞安提戈涅虔敬信念中情感的缺失，這也成為努斯鮑姆攻擊其簡化策略的一個著眼點。②因此，在努斯鮑姆的解讀中，安提戈涅死亡的厄運并非來自亂倫帶來的詛咒，而是來自為人類所共同面對的偶然性。努斯鮑姆延續了黑格爾悲劇沖突論，卻拒絕了黑格爾式的樂觀。在她看來，悲劇中的沖突雖隨其落幕達成表面的和解，然而現實中的價值沖突仍然存在?？巳鹞毯桶蔡岣昴?“ 兩善對峙” 源于各自的簡化策略，使得沖突無法得到調和。黑格爾的普遍性原則容不下她，將她定罪。努斯鮑姆雖然和黑格爾一樣認為安提戈涅絕非全然無辜，卻也指出安提戈涅代表的是人類所共有的特殊性，正如歌隊的唱詞，“奇異之事雖多，卻沒有一件比人更奇異（deinon）”（Nussbaum， Fragility of Goodness 52）③。在努斯鮑姆看來，安提戈涅的奇異之處恰恰體現其人性（humanness）。故而，努斯鮑姆并未將重點放在安提戈涅特有的性別身份和親緣關系問題上，而是將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進行對比，從二者價值沖突導致的悲劇中探索美德的脆弱性。

努斯鮑姆看到安提戈涅作為人的局限，也看到其超越局限的卓越。雖然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一樣具有人類共有的局限性，但是相較之下，安提戈涅仍然是更高尚的一方，這不僅在于她對信仰的堅守，更在于她做好了隨時為信仰犧牲生命的準備。在努斯鮑姆看來，這顯示出其對偶然性的認識，也使得她的美德更具復雜性和脆弱性。和黑格爾一樣，努斯鮑姆的美德倫理建構并未重點考察性別差異，但不同于黑格爾對安提戈涅女性身份的貶斥，努斯鮑姆對其女性氣質持積極態度。在評價安提戈涅的美德時，其女性氣質得到伸張和肯定，“即使她有英雄般的行為，她仍然與女性的開放與脆弱相關聯……她美德的脆弱性，以及她對美德受到自然世界限制的承認，當然都使她成為兩個主角中更具人類理性且更豐富的那個”（Nussbaum， Fragility of Goodness 67）。努斯鮑姆將脆弱性與女性氣質相關聯，又以理性為標尺對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美德進行比較和評價，進一步反映出其本質主義傾向。的確，努斯鮑姆拒絕柏拉圖式單一純粹的倫理范式，拒絕康德的道德律令，也拒絕特殊到普遍的簡化，卻支持一種亞里士多德式的本質主義，相信一種普遍倫理的存在，這也是她和巴特勒產生分歧的根源所在。因此，努斯鮑姆對安提戈涅的分析回避了性別和親緣關系的含混問題，而肯定了安提戈涅作為人的局限與卓越。

2.2 亂倫與性別疑點：作為非“人”的安提戈涅

作為當代女性主義學者中的領軍人物，巴特勒對安提戈涅的興趣由女性主義運動和相關學術研究的發展所激發。正是在對現實女性主義抗議活動的思考中，巴特勒將目光投向這一經典文本?；仡櫱叭说呐u，巴特勒發現黑格爾和拉康的安提戈涅始終位于規范的邊界，代表著親緣關系而被排斥在政治之外。而女性主義學者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將安提戈涅看作是對國家專制和獨裁的反抗者，實際上也未能掙脫黑格爾二元論的批評框架。在《安提戈涅的訴求：生與死之間的親緣關系》（Antigones Claim： Ki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 2002）一書中，巴特勒從前人批評的盲點出發，積極追認并辨識出圍繞著安提戈涅性別身份和親緣關系的重重疑點，并由此對規范倫理提出質疑。

斯坦納在梳理安提戈涅批評史時發現，20世紀以前批評界所關注的往往是兄弟姐妹之間橫向的親緣關系，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卻是縱向于親子之間的。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如果精神分析以安提戈涅而不是俄狄浦斯為起點，那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Butler 57）④。巴特勒從這一問題著手，再次揭開這一以往批評家爭論不休的細節，即安提戈涅本身作為亂倫產物，所帶來的與親緣關系有關的倫理規范問題。首先，安提戈涅作為俄狄浦斯的女兒/ 妹妹，來自一個亂倫的家族且本身就是亂倫的結果，因而不滿足親緣關系的常態和倫理規范，也絕不可能成為理性親緣關系的代表。而關于安提戈涅自己是否陷入了兄妹亂倫的問題，巴特勒既不認可黑格爾以“ 相互承認”（reciprocal recognition）來取締情欲，也不滿拉康以“ 純粹存在” 來置換愛欲對象的具體所指。她假定安提戈涅突破了普遍性規范，確定其口中“ 哥哥” 的所指，使得兄妹亂倫成為無法回避的事實。由此，巴特勒擱置了后俄狄浦斯困境中親屬稱謂的含混性，從而重構結構主義精神分析的框架，并質疑父權制下亂倫禁忌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巴特勒對亂倫的掩飾和回避實則是對亂倫禁忌及其背后父權制的維護。巴特勒在控訴前人批評對亂倫的掩飾構成了父權制共謀時，將努斯鮑姆和黑格爾并舉，并對前者的立場頗有微詞：“ 甚至瑪莎· 努斯鮑姆的解讀也認為安提戈涅對她的哥哥并無愛戀”（Butler17）。

通過回顧并回應前人的解讀，巴特勒意圖揭示安提戈涅所代表的非常態親緣關系既不滿足黑格爾的倫理要求，也不符合拉康象征界的親緣關系規范。一方面，巴特勒致力于對安提戈涅身份的解構，使其不滿足任何普遍倫理而成為對規范的“ 致命偏離”（fatal aberration）（Butler 15）。另一方面，巴特勒希望借安提戈涅的性別含混質疑其言語行為的合法性，并以此作為她參與公共領域、做出倫理選擇的出發點。安提戈涅作為規范外的個體介入公共領域，為以“ 個人即政治” 為口號的女性主義運動提供了有力的文本證據。性別含混而又身陷亂倫的安提戈涅不足以為“ 人”， 卻挪占了人的言語行為，成為巴特勒對男性主導的西方傳統提出挑戰的有力武器。

安提戈涅因生而非“ 人” 只能以死謝罪。在巴特勒看來，安提戈涅之死具有兩重性，其一是違抗國家權力而終得一死，其二是失去文化政治承認而在活著的時候慢慢死去。正是文化規范的局限排斥了安提戈涅及其訴求，進而導致死亡的悲劇。巴特勒力求證得這一必然關聯，從而借安提戈涅之死對規范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為女性主義抵抗運動正名。因此，在巴特勒看來，作為當代女性哲學家的努斯鮑姆似乎未能“ 與時俱進”，參與到這場對男性主導的西方思想史的解構中來。這進一步反映出兩者理論立場的錯位。

2.3 迂回與直入：理論話語的風格差異

努斯鮑姆和巴特勒都認可文學敘事的語言在風格上所展現出的具體性和豐富性，并在其中找到了闡發特定哲學問題的最佳方式。然而，二者對安提戈涅的不同解讀，不僅集中反映了努斯鮑姆與巴特勒在女性主義思想和重要倫理問題上的分歧，還指向二者不同理論話語所導致的文本分析方法甚至語言風格的差異。

巴特勒和努斯鮑姆首先是哲學家，而非文學理論家，但是她們卻常常借用文學資源來建構其理論體系，因而其文學批評實踐也常常成為其理論話語的操練場。當她們不約而同以《安提戈涅》這一文學文本為論據進行倫理問題的思索時，也就表明她認為用文學來思考哲學問題是更好的選擇。究其原因，文學的語言為一種建構的批判提供了有力的資源。然而，二者在語言問題上卻多有分歧。

努斯鮑姆對巴特勒的攻擊還著力于其語言風格。1998 年，《哲學與文學》（Philosophy?and Literature）雜志將巴特勒置于“最糟糕文風獎”榜首。努斯鮑姆更是借此來質疑巴特勒的理論效力。她認為，巴特勒晦澀迂回的文風使其遠離嚴肅的哲學，而更近于玩弄修辭的詭辯。然而，巴特勒卻正是借力于語言來進行理論建構的。她對安提戈涅的哲學解構也常著眼于語言層面。

巴特勒的解構主義批評往往并不直接介入現實，而是經由語言操弄、戲仿西方思想史中根植已久的關于性、性別和性別對立的概念。在具體的文本分析中，巴特勒將安提戈涅的言語看作一種政治。安提戈涅“以言行事”，將國家的政治語言據為己用來反對國家法律，而她的亂倫出身又進一步賦權其言語政治（Butler 5）。在黑格爾的理想親緣模型中，兄妹之間不能存在這種性欲關系。然而，隨著性別理論和倫理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批評開始指向這層長期被批評界所忽略和壓抑的橫向的亂倫關系。在巴特勒看來，正是這一層亂倫關系導致的“不潔身份”使得安提戈涅的言語，也即她的行為，“超越了性別和親族規范”，也“使得理想化的親緣關系和政治統治之間的社會轉型開始出現”（Butler 6）。在巴特勒言語/行為理論的視角下，劇中安提戈涅對父權制的反抗則是通過語言上的性別僭越完成的；一開場，安提戈涅便否認了象征著最高君權的克瑞翁的“一紙令狀”，而這一公開反抗使得安提戈涅挪占了男性氣質，抵消了克瑞翁政令的效力，“標注了克瑞翁言外行為的失效”（Butler 7）。

不同于巴特勒解構批評中的后現代語言游戲，努斯鮑姆對語言的探索并不著眼于含混性，而是轉而關注文本形式與倫理內容的統一。努斯鮑姆從傳統意義上理解語言在倫理表達和認識論層面的作用。一方面，語言使得雙方的價值排序得到表達和確認。在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沖突中，“言語，即倫理話語的重構”充當了“簡化沖突的重要工具”（Nussbaum， Fragility of Goodness 75）。另一方面，努斯鮑姆強調悲劇作品語言風格的認識價值。她將歌隊的合唱詞也納入到文本的討論范圍加以重點考察。在悲劇的演出中，歌隊圍繞在悲劇的主角周圍，作為舞臺布景和戲劇場景的一部分，凸顯悲劇沖突的真實性和復雜張力。他們時而以旁觀者的視角指出悲劇困境的所在，時而直接與劇中人物對話，“風格本身就已經表現了作家關于什么是理解，以及靈魂如何獲得理解的觀點”（Nussbaum， Fragility of Goodness 69）。索?？死账梗⊿ophocles）“深重而神秘”的寫作風格讓努斯鮑姆想起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關于“心靈”的比喻——“在蜘蛛網中央，能夠在復雜結構中感受并且回應來自每一條線的拉力”（Nussbaum， Fragility of Goodness 69）。

三、分歧與對話： 理論發展的現實面向

20世紀中后期，法國思想席卷美國，文學批評尤其受到法國理論影響。耶魯大學更是成為法國解構主義思想在美國的大本營。法國后現代思想家們鼓動知識分子以煽動性的發言介入政治生活，并將此本身視作一種政治行為。這種“戲仿的象征政治”雖為努斯鮑姆所不屑，但也的確為巴特勒換取了象征資本。正是在這股理論熱潮的推涌下，畢業于耶魯大學又深受法國理論影響的巴特勒以顛覆性的姿態一躍成為學術明星。在雷婕：安提戈涅的“脆弱”——努斯鮑姆和巴特勒的分歧與對話這一背景下，努斯鮑姆寫于1999 年的那篇檄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傳統批評對理論熱潮的質疑和反思。近年來，理論熱的減退與理論的體制化相伴隨（陳后亮 110）。曾經備受爭議的巴特勒已然成為各大高校和學術機構的座上賓，努斯鮑姆本人亦是如此。二人得以從爭奪話語權和能見度的理論對戰中走出來，各自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也在現實關切中獲得對話的可能。

3.1 兩種倫理批評范式的錯位

同為有著深厚文學造詣的哲學家，努斯鮑姆和巴特勒在解讀安提戈涅時，都是以分析文學作品為切入口，將文學的虛構世界和現實世界相對照，來討論文學中呈現的倫理問題。哲學立場的相左導致了二者進入文本路徑的差異，從而指向不同的倫理批評范式。

與努斯鮑姆不同，巴特勒并非古典學出身，她直言自己是以人文主義者的身份進入這一特定古希臘經典文本的。她并沒有像努斯鮑姆那樣對同時期的其他文本進行橫向對比和歷史考察，而是更多回顧了前人的批評，并尋找其中的斷裂和盲點，然后在此基礎上向前推進，以助力她所主張的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她將安提戈涅放在了縱向的坐標上，識別出其形象嬗變與理論建構之間的互動關系。但是與以往將安提戈涅挪為己用的哲學家們不同，巴特勒想要借安提戈涅提出的訴求恰恰是對這種訴求本身合法性的懷疑。在巴特勒不妥協的解構批評中，安提戈涅所代表的那種特殊性，使得任何簡單化訴求的提出都不再可能。所以，巴特勒不再將安提戈涅看作是任何一種典范，而是將其看作是對典范及其生成范式的反抗者。通過將安提戈涅塑造成具有顛覆性的女性主義抵抗政治的代言人，巴特勒挑戰了以往解讀者圍繞這一特定文本所建構的倫理秩序，并對性別進行了反本質主義的解構。然而，這種后現代式的反本質主義傾向和解構主義批評對傳統價值的解體正是努斯鮑姆所要積極對抗的。

有學者嘗試建立起努斯鮑姆與巴特勒之間的理論對話。美國學者哈芬（GeoffreyHarpham）認為努斯鮑姆早期思想也具有解構主義傾向，而她批評巴特勒時所攻擊的許多觀點，恰恰是自己早期的觀點。由此，哈芬進一步提出，努斯鮑姆對巴特勒的批評包含對自己早期思想的修正（Harpham 73）?！渡频拇嗳跣浴纷鳛榕辊U姆早期思想的集中體現，其中關于脆弱性的討論，被認為是一種“ 女性化的美德”（Harpham63）。此外，努斯鮑姆在《性別與社會正義》（Sex and Social Justice， 1998）中關于性別文化建構性的觀點，也部分呼應了巴特勒的性別操演理論。然而，正如哈芬所言，她“ 吸收了巴特勒理論的內核，卻拒絕了巴特勒本身”（Harpham 73）。這一評價實則指向二人在理論話語上的差異，這導致二者在各行其是的批評范式中各說各話，而無法對話。實際上，巴特勒和努斯鮑姆都絕非書齋式的思想家，她們各自的理論都有著極為強烈的現實關切，并由此得到進一步發展。20 世紀末以來，伴隨著理論的體制化，理論喧嘩不再。理論熱的降溫也冷卻了努斯鮑姆和巴特勒的論戰。與此同時，職業化的理論游戲也開始在文本外尋求現實的連接。

3.2 發展與對話：理論何為？

雖就上文而言，努斯鮑姆和巴特勒的安提戈涅分析多有分歧，在具體觀點和批評方法上也一度針鋒相對。但是，在這兩位當代重要的女哲學家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和對立？在這兩種看似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和批評范式之間又是否有對話的可能？本文以二者理論的動態發展觀照這一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發現二者的安提戈涅分析在理論闡發上多有相通之處。正是對“何以為人？”的追問，使得努斯鮑姆和巴特勒對安提戈涅特殊性的分析最終都指向人類所共有的脆弱性，這也成為各自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對努斯鮑姆來說，安提戈涅之死揭示了人類生活及其良好品質的脆弱性。努斯鮑姆對古希臘悲劇的考察便基于這種脆弱性。因此，努斯鮑姆積極提倡價值多元論的同時對后現代反本質主義所導致的各種形式的道德相對主義保持警惕。實在論的倫理思想雖然不可取，亞里士多德式的本質主義思想卻仍有其現實意義⑤。將“人之為人”的重要能力和功能予以鑒別，并作為當代倫理思想的出發點，以此來提出相應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訴求。在努斯鮑姆看來，這才是古希臘悲劇哲學新解的當代意義之所在。如果說，努斯鮑姆所指認的脆弱性來自道德、運氣和偶然性的入侵，因而試圖重建倫理規范以追求良好生活。那么，巴特勒所看到的脆弱性則恰恰來自規范；于巴特勒而言，安提戈涅所代表的恰恰是“那些在社會規范中脆弱不安的人”（Butler 67）。對邊緣人群的關注，使巴特勒警惕規范暴力（normative violence）所帶來的傷害，因而對社會規范抱有懷疑和敵意。然而，巴特勒并非完全摒棄規范，而是開始重新審視其性質。2004年，巴特勒出版論文集《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開始致力于思考如何讓被社會規范所排斥的邊緣人群重新被接納被承認。近十年來，巴特勒的思考也由女性主義和性少數群體轉向更為廣泛的社會政治議題。與此同時，一向涉獵廣泛的努斯鮑姆在女性議題上的發聲也日益頻繁，隨著《性別與社會正義》《女性與人類發展》（Woma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2000）等專著陸續出版，其女性主義思想也日漸飽滿。事實上，無論是女性主義還是整個社會的發展，都迫切需要尊重并接受觀點分歧并予以善意探索。⑥

無論是道德意義上的“脆弱性”（fragility）， 還是政治意味更加凸顯的“危脆”（precarity），努斯鮑姆和巴特勒由安提戈涅所指認的脆弱性都標識著人類的共同處境。兩種理論話語在倫理批評實踐中顯出重重分歧，卻在對現實的關切中進一步發展，又在發展中得以對話。一個從中心出發，探索人類良好生活的可能；一個從邊緣出發，為承認而斗爭；恰因相向而行而尤顯針鋒相對。

20世紀末以來，伴隨著理論的體制化，理論喧嘩不再。理論熱的降溫也冷卻了努斯鮑姆和巴特勒之間的論戰。在二者的立場分歧中，兩種理論話語各行其是，卻最終在現實關切中實現對話。后理論時代的到來并不意味著理論的消亡，相反，理論成為文學批評實踐中更為廣泛而多元的存在。在巴特勒和努斯鮑姆的新解下，安提戈涅的新變折射出多元共生的后理論時代文學倫理批評的不同姿態與面向。

注釋【Notes】

①努斯鮑姆后來區分了“ 內在超越” 和“ 外在超越”， 并進一步提出卓越 （excellence） 以標識并鼓勵

“ 內在超越”。See Martha Nussbaum， “Transcending Humanity，” Loves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P，

1990）： 365-390.

②努斯鮑姆始終無法將安提戈涅納入情感分析的范圍， 在其后來的著作中，她再度拒斥了安提戈涅

將兄長置于父母之上的價值判斷。See Martha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s：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3）： 68.

③《安提戈涅》英譯版本眾多， 努斯鮑姆在此處使用的版本為A. C. Pearson 牛津古典版本， 原文為“There

are many deinon things; but not one of them is more deinon than the human being”。此處，努斯鮑姆特意

保留希臘原文“deinon” 并指出其涵義的復雜性。

④巴特勒并未直接引用斯坦納，僅標明了頁碼，但斯坦納在此頁指出弗洛伊德之前重要的親緣關系是

橫向的而非縱向的， 并未提出對安提戈涅進行精神分析的可能。See George Steiner， Antigones： How the

Antigone Legend Has Endured in Western Literature， Art， and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P， 1986）： 18.

⑤ See Martha Nussbaum， “Human Functioning and Social Justice： In Defense of Aristotelian Essentialism，”

Political Theory 20.2 （1992）： 202-46. 努斯鮑姆在闡述亞里士多德本質主義時， 提倡以“ 內在實在論” 對

人類內部生活經驗進行規范性描述（normative accounts）并以此尋求具有普遍性的倫理規范。

⑥此次訪談發表在《時刻》雜志2018 年7-8 月刊上， 其網絡版更易獲取， 故不標注頁碼。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Butler， Judith. Antigones Claim： Ki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 New York： Colombia UP， 2000.

陳后亮：理論緣何衰退？—— 對理論發生的物質條件及制度因素的考察?！锻鈬膶W研究》5（2021）：

106-116。

[Chen， Houliang. “Why Has Theory Run Out of Steam？： A Reflection on Its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21）： 106-116.]

Cooper， Marilyn. “Martha Nussbaum： The Philosopher Queen.” Moment July/August （2018）

momentmag.com/martha-nussbaum-the-philosopher-queen/>.

Harpham， Geoffrey. “The Hunger of Martha Nussbaum.” Representation 1 （2000） ： 52-81.

Nussbaum， Martha.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P， 1990.

---.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Ancient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1.

---. “The Professor of Parody.” The New Republic （1999）. Feb. 22th， 2022

article/150687/professor-parody>.

Steiner， George. Antigones： How the Antigone Legend Has Endured in Western Literature， Art， and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P， 1986.

責任編輯：葛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