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領導下的農村土地改革演進歷程分析

李亞萍　崔苧心

摘要：土地一直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是國家協調發展、長治久安的經濟保障。對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分配一直是農業上的大事，關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一直都是熱點話題。我國領土面積達960萬平方公里，土地改革的歷史更加悠久，文章就土地改革的演進歷程展開分析，探究每一階段的改革意義及成果，并提出相應的結論和建議。

關鍵詞：土地改革；農村；演進歷程

一、引言

自民主革命時期至今，我國對于土地的改革就沒有間斷過。本篇針對土地改革演進歷程分析，將新中國長達70多年之久的土地改革共分為六個階段講述，每一階段將針對改革的社會背景和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改革的具體內容及實施過程、具體法案條例的頒布和典型案例、從不同角度看待改革產生的結果和對當時社會的意義、明確現階段改革的優缺點、比對不同階段土地改革的側重點和局限性等。

二、文獻綜述

追溯我國土地改革研究的有關文獻最早可至1879年，是由外國研究者引入的。新中國在該領域的研究起步于1949年，此后關于土地改革的研究越來越多。我國已發表的有關土地改革研究的文章總共約一萬六千多篇，二十世紀以來的就占一萬兩千多篇，占文章總量的三分之二，現今我國對于土地改革的研究步入了成熟階段。本文將基于之前的土地改革研究成果，從我國農村土地改革演變歷程入手，分為六個階段：解放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公社時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土地經營流轉時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三權分置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著手各個階段的變化、影響及意義，進行深入的探討。

三、農村土地改革演變歷程分析

第一階段（1946～1949）解放戰爭時期：

該階段是建國之前我黨至關重要的一個時期，在歷史上屬于第三次國內戰爭，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生死一戰。該時期受國內戰爭影響，農民生活艱難。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推行土地革命，農民由此開啟了“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的道路。為緩解當時解放區農民生活拮據艱難的狀況，共產黨也出臺了相應規章：《井岡山土地法》《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等。其中解放區各地區也會依據當地土地形勢狀況的不同進行更新和改良。例如東北當地進行的清算分地運動、反奸清算運動、減租減息政策。均依據了當時東北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狀況，清算并分配了之前被強占的日偽土地，反對霸凌反對腐敗反對奸佞，將腐敗貪污來的財產和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了窮苦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狀況，制止了不良風氣的橫行。反觀之抗日戰爭后解放區實行的“三三制”政策，即共產黨占三分之一，無黨派進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間派人士占三分之一。體現了對無黨派人士、中間人士的照顧和政治安排，在土地分配和生活質量上給予這些特殊人群更多優待，并賦予他們在解放區一定的政治權利和政治地位。這一政策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在一定階段后弊端慢慢顯露。由于該政策違背了一定的公平公正原則，助長了某些人士的勢力與權勢，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當時土地改革的進行，成為下一階段土地改革急需解決的主要因素之一?？梢钥闯鲈摃r期的土地改革依然存在許多的局限性，這也是黨早期探索土地改革道路的必經之路，但總體來說跨出了為廣大農民爭取土地的第一步。這也為我黨贏得了更多的民心，為這一階段的國內戰爭爭取到了更多的力量。解放戰爭時期是土地改革歷史上第一場集合全黨力量進行的一次土地改革和對社會生產力關系的探索，是土地改革歷史上一個重要節點。

第二階段（1949～1958）建國初期：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終于迎來了自由與和平建設的時期，鑒于前一階段的戰爭因素和之前土地改革的局限性與不徹底，致使全國不到10%的富農和地主階級卻占有70%到80%的土地，可以說階級差距和貧富差距是整個土地改革演變歷史長河中最大的一個階段。農民階級在地主的長期壓迫下對于獲得自己的土地愈加迫切。新中國成立之時，我國雖然在政治上實現了獨立，但在經濟制度和生產關系上仍然處于封建社會，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依舊嚴峻，并且之前的土地改革不夠徹底不夠穩定，在一些地區尤其顯著。在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下，更為了滿足大部分人的需求。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50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中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以及糧食和房屋，征收富農出租土地的全部，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所有制，對地主和富農階級同樣分一份土地，擁有和普通農民一樣的權利，該法主要為了制裁富農，團結中農，保護廣大農民利益。相較于《天朝田畝制》和之前頒布的《井岡山土地法》和《興國土地法》等法典，該法真正實現了除邊疆及少數民族地區外，新老解放區內的“耕者有其田”，使得地主階級徹底被打倒，農民自此成為土地真正意義上的主人。這一階段使貧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原來處于鄉村社會政治中的最底層階級變為了農村真正的主人，而富農在這次農村變革中處于了最底層階級，身份的調換使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堅持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并在下一階段開始偏離軌道出現嚴重“左”傾錯誤。不可否認這一階段的成果依然顯著，自這次的土地改革法頒布后，東北局當地政府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將“耕者有其田”和各項土地改革工作同步走，在三個月的努力后，實現了讓東北五百萬的農戶擁有了兩千萬畝的田地，從全國范圍看，在土地改革法頒布兩年后，讓原先三億無地可耕的農民擁有了七億畝的土地。極大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各民族大融合，使得東北和西北地方經濟事業各項發展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為我國下一階段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到1952年底，本次土地改革運動成果基本顯露，由于大片田地平均分給個體農民，分散、孤立的土地和相對落后的農業技術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社會主義工業化間的矛盾逐漸顯露，小規模的農業弊端和人口快速增長的矛盾促使新一輪土地改革政策的出現。自1953年起，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三步走，俗稱“三大改造”。第一步，建立農業生產互助組，由農戶自行組隊，可幾戶人家或幾十口人家為一組。第二步，建立小型生產合作社，農民以土地入股進行土地統一經營管理，農戶個人也參與到土地種植耕作中。第三步，建立大型生產合作社，依據之前小型合作社的經驗將合作社變為大型，讓更多的農戶參與進來。這三步使農民聯合起來共同參與到了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使農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而農民的個人經驗也使社會主義建設進程加快，提高了農民的愛國情懷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本次改造大大超出了預期，僅用時三年便完成。在1956年底，全國范圍內除西藏和個別內蒙古牧區外全部實現三步走。就整體而言本次改造沒有出現大暴亂，農業產值增速為每年平均4.5%，糧食產量增速為每年3.7%，農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水平都得到大幅度提升。全國范圍實現了90%以上的人過著有吃有穿的生活?？偨Y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年期間，其中糧食產量從1949年的2162億斤到1959的5500億斤，增長近1.5倍；棉花年產量從889萬擔到達4620萬擔，同比增長了4.2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改在十年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黨中央決策出現了偏差，又由于改造過急，出現了大量的問題，這一隱患在下一階段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得到了體現。

第三階段（1958～1978）人民公社時期：

1956年底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標志著我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上一階段的成就以及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甜頭，讓國家往更遠大的未來邁進，也制定了更加遠大的目標，鑒于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和向蘇聯學習的影響，這一階段為進一步提高生產力擴大經濟規模，發展了大規模的生產合作社，于1958年1月正式拉開序幕，開啟了向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大步邁進的時期，我們叫他“大躍進”。在該年8月，農業均以公社為單位，99%農戶參與其中。全部實行了計劃經濟，土地由集體統一經營與管理，采取農民同吃同住同用，農民勞動所得基本固定且相同。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企圖通過土地和生產資料集合起來實現規模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宅基地所有權歸生產隊所有，并且宅基地上房子是不得出租和私人買賣的，整體以公有制和集體為主。生產合作社讓分散的農民勞動力集合起來一塊做事情，讓之前缺乏生產資料和資金的狀況得到了改善。同年為了加速工業化的進程，“全民煉鋼運動”興起，參與人數達到九千萬人以上，由于工業化進程的超快加速，導致農業勞動力短缺，可見，公社化運動的實質是把勞動剩余價值給到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在這一年大量的糧食由于沒有得到足夠照料和足夠的人力收取，糧食浪費極大。并且在接下來的三年中，也就是1959～1961年間，由于自然災害、天氣等各方面客觀因素的影響，國民經濟急速蕭條，農業年產量大大下降。學習蘇聯模式引起的過度煉鋼是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這使得國家慢慢意識到蘇聯模式的弊端。中國共產黨針對該事件于1961年制定了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積極解決問題，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并在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該草案依據農村人民公社的經驗對該時期產生的問題做出了矯正和比較系統的明文規定，明確了我國農村基本組織結構和經濟結構，并要求至少保持三十年不變。在1962年到1978年公社化所占的農村集體土地下降到0.12%，在黨采取措施后的1964年糧食和經濟作物達到了這一階段的小高峰，但此后的幾年直到1978年為止，都沒有取得更大的產量上的突破，但也算相對穩定，沒有再出現大規模煉鋼和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現象。并且在這個時期農村宅基地的使用權實際上也并沒有從所有權中脫離出來，宅基地的使用權從根本上還是屬于集體的，并不屬于集體組織內成員的。長期的集體主義導致的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以及不顧實際情況，僅盲目追求農業發展上的速度和結果在這一階段影響很大，具體影響有：我國農業生產率年增速0.3%，低于印度，遠低于中等國家2.6%的水平。農民生活水平在這一階段與1956年相比并未得到實質性的改變。但該時期關于土地改革思想總結的“農業六十條”對于以后在農業上的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鑒與指導意義。

第四階段（1978～2012）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時期：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定了新的重點和政策方針，經濟建設成為重中之重，農村經濟在這一時期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針對農村經濟落后狀況和貧富差距開創了一條獨特的富農路徑，拋棄了之前集中的公社化體制，開啟了以安徽鳳陽為試點的“大包干”：家庭聯產承包制為基礎、統分結合形式的雙層經營體制。次年，《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正式確立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全國推廣。其中，《全國農村工作紀要》《憲法》修訂案《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等法規條例中關于土地改革的內容確定了這次改革的性質和本質。實行的一切都是以社會主義性質為主的，防止發生人民公社時期“左傾”的嚴重錯誤，這點是不可動搖的，是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區別。其次，對于土地權利也將其分置為兩個部分，簡稱“兩權分離”，農民擁有經營使用權和產品收益權。所有權屬于集體，使用權為集體組織內成員，并依法享有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設施等權利，只要留足國家和集體的，生產剩下的全歸勞動者自己所有。該階段最突出的改變是肯定了市場對中國經濟調節的作用，確立了市場調節經濟發展的主體地位。其管理制度也由之前的分頭管理變為了城鄉統一管理。改革開放后的土地改革可以說是既發揮出了集體的優越性又沒有埋沒個人的積極性。既能適應小規模經營，也可以適應規?；洜I。四川綿陽在1983年，全市的糧食總產量年增加18%，農副業總產值年增加78%，是1981年總產量的兩倍之多。農民的自主積極性得到了很大提高，農村用地更加靈活便捷高效，也避免了農村土地的浪費。改革前期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流動到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發展中，這種新型發展模式成為了當時農民發家致富的主要途徑，鄉鎮企業中農村剩余勞動力占據的比例遠超一大半。但在改革開放的中后期，1988年之后，經濟增長和人民物質水平增長緩慢，達到了瓶頸期。該階段農業發展受制于國有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90年代甚至由于農村土地被占用和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流出，企業用更為廉價的勞動力以求發展，結果就是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的同時，農業仍處于緩慢乃至停滯狀態?？梢哉f我國農業為此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和貢獻。1992年鄧小平南巡和市場經濟理論提出之后，隨著經濟發展新一輪增長，越來越多的人離開農村去城市工作，1993年人數便達到了六千萬人以上，實現了三年之內人數的翻倍，農村發展岌岌可危。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來，調整了對農重大戰略措施，“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序幕。在城鄉一體化和統籌城鄉經濟下推進的新建設成果得到了實質性的顯露。2004年，農民連續五年的年平均收入增速超6%，在200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和每畝平均產量達到了歷史新高。農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消費結構升級，社會保障和福利均提高，基礎設施建設得到較大發展。不可否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依舊顯著，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狀況依舊是個問題，也將會是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有待解決的問題。

第五階段（2013～2019）全面深化改革和三權分置時期：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城市化的推進，原先形成的二權分離的狀況已經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由于大量農村居民遷移城市，農村勞動力流失，農地利用率大大降低，農村大片土地出現拋荒現象。2014年中央發布文件《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完善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政策。該年的11月，為了使產權更加明確。發布《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首次提出將農村集體使用權，農民使用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離。土地依舊屬于集體，農戶個人擁有承包蓋片土地的權利，當農戶將土地以出租方式給到另一合法人時，則該合法人擁有土地的經營權和使用權。這也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又一重要政策，其對于農村經濟發展起到了突破性的作用，對于土地權利的界定更為清晰了。

江蘇泰州作為其中試點開辟了農村“三權”的變現途徑。2014年，姜堰為解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擔保、土地經營權流轉等，推行了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等措施。至2019年底，姜堰小楊村的土地流轉率達到100%，平均規模更是達到2000畝。三權分置在這段時期的作用在泰州試點得以凸顯，現在通過土地改革實行的針對性政策讓蘇北各地區經濟、農業都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協調蘇南與蘇北間的經濟發展落差，讓江蘇農村從整體上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土地權利的多樣化使其更適應規模經濟的發展。大幅提高了土地產出率與土地資源利用率，構建了一個更優良更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農業經營體系。從圖1中看出，2010年至2015年我國糧食產量增速是自2001年往后二十年來糧食總產量增速最快階段，這一階段正是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其結果在各地區不同程度的顯露，使得糧食總產量得到了提升。但在2015年往后的五年內，糧食總產量增速明顯放慢，糧食單位面積產量也在相應的減少，連帶著人均糧食產量出現負增長。也就是在2010年往后經濟增長和農業發展均處于了平緩階段。

第六階段（2019年至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2020年頒發的新《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集體土地以股權的形式同權同價入市，將土地進行租賃或者轉讓，所獲得股金在一方面既解決了土地的閑置又讓農民有了一筆額外的收入，保障了農民的生活，相對縮減了城鄉差距，加快了鄉村振興戰略。多樣化的農地模式也加快了農業的現代化規范化，這一輪對農村的新土改在延續過往為人民謀幸福中加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身影，對于整個農業來說既提高了農業用地的效率，又融入了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思路，此后也將繼續沿用更為科學合理的方式讓中國農業實現偉大復興。通過土地改革提高農村人民生活水平將是國家土地改革考慮的首要因素。目前我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解決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將是下一階段新一輪土地改革的問題。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就目前的土地改革而言（見圖1所示），年均增幅較大，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年增幅較低，在2015年至2020年期間的人均糧食產量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綜合糧食總產量和單位面積產量來看，是由于人口增長快于糧食產量的增長。隨著人口增長我國未來對于土地單位面積的產量需求將會更大。由于農戶個人土地面積小且分散，單位面積產品收益低，農業技術水平低下等局限性因素，我國將更注重該方面人才的培養與引入。在近兩年的對農政策中，農業科學與技術在冉冉升起，相關的專業性技術也在完善，農戶對于農產品技術需求大，但農戶接受與運用技術能力低，推廣與實施難度仍然較大。我國可以在該方面入手，讓未來的農民更趨于年輕化、技術化、多元化，農民將和其他職業一樣擁有更高的含金量，甚至可能會頒發“農業資格證”使農民這一身份規范化、職業化。大量農業性人才流入也會減輕我國農業這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狀。另一方面，從國家出臺的土地政策上來說土地確權頒證、城鄉協同發展、土地權利具體分置的實施等，在促進土地流轉、土地生產效率提升上也將有更大的體現，同時為農業新品種、新技術的示范與推廣應用奠定了基礎和先決條件。未來土地改革會在農村區域協調發展上進一步前進，未來的農業也將在技術信息與現代化上大步邁進。

參考文獻：

[1]劉媛，朱方林.江蘇省農村土地確權問題的實證分析[J].江蘇農業科學，2017，45（09）：328-330.

[2]陳振，羅遙，歐名豪.宅基地“三權分置”：基本內涵、功能價值與實現路徑[J].農村經濟，2018，433（11）：40-46.

[3]丁宇峰，付堅強.新中國土地政策演進視野下的宅基地“三權分置”制度選擇[J].經濟問題，2019，No.483（11）：89-95.

[4]胡鴻篙，林雪.深化農村土地改革重在制度創新[J].人民論壇，2018，593（13）：98-99.

[5]陳小君.土地改革之“三權分置”入法及其實現障礙的解除——評《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J].學術月刊，2019，51（01）：87-95+104.

[6]姚於康.深化江蘇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的路徑與對策建議[J].江蘇農業科學，2019，47（05）：1-4.

[7]韓克慶.土地改革、脫貧攻堅抑或社會保障——中國農村減貧的成功經驗[J].理論學刊，2021，294（02）：133-142..

[8]沈聰. 《東北日報》土地改革報道研究（1946-1949）[D].大連理工大學，2021.

[9]高金華，郭圣福.中共在解放戰爭時期實行“三三制”政策略述[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54（02）：91-95.

[10]楊曉哲.毛澤東與解放戰爭時期土改糾偏[J].湘潮，2020，538（09）：9-14.

[11]趙東星.1950年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貫徹實施[J].湖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1，19（01）：7-12.

[12]王武.新中國農業政策分析——基于1950-1965年國慶群眾大游行和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的視角[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9（03）：53-61.

[13]尹勝.《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蘊含的毛澤東農村治理思想論析[J].黨的文獻，2016，177（06）：59-65.

[14]梁江源.關于我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幾點思考[J].質量與市場，2020，262（11）：46-48.

[15]陳茂玲，鞏前文.農村土地制度探索與改革的百年歷程[J].農村經營管理，2021，221（07）：20-22.

[16]丁文.論“三權分置”中的土地經營權[J].清華法學，2018，12（01）：114-128.

＊基金項目：江蘇師范大學科文學院大創項目“江蘇省農村土地改革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機制研究”（編號：2021KWCX015）。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科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