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知識”“方法”與“精神”的展示
——兼論科普展覽的“多維目標取向”策展思路①

戴逸華 黨育杰

基于現代科學考古的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始于1921年的仰韶村發掘，百年來，相關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成果，極大豐富了我們關于中華早期文明的認識。2004年正式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簡稱探源工程)更是旨在通過多學科聯合攻關，充分揭示早期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和輝煌成就，回答中華文明形成的時間、地域、過程、原因和機制等基本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中華文明與周邊地區文明化進程的互動關系，進而通過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總結早期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1]。

作為社會教育的重要陣地，科技館也應該是傳播中華文明，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重要窗口。做好我國“古代文明理論”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宣傳、推廣、轉化工作，提升中華文明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是科技館的職責所在、使命所系。為此，本文將立足科技館展覽的現狀和特點，論述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主題科普展的展示目標、展示內容和展示方法，并嘗試在更普遍的意義上提出關于科普展覽策展思路的認識。

一、 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主題科普展的展示目標辨析

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是以考古學為核心，綜合多個學科探尋中華早期文明的研究領域。作為社會教育機構的科技館要以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為主題策劃展覽，擺在面前的第一個問題是：確立怎樣的展覽目的、采取怎樣的展覽方式，才能既體現科技館的特色，又激發社會公眾的興趣，還能達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按照當下國內科普展覽的習慣做法，我們首先能想到的是“知識”的展示：只要從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提取科技元素，再按照知識領域分門別類地展示，就能推出一個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主題科普展了。這里稱之為“知識取向”的策展思路。而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也確實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科技知識素材，概而言之，主要有兩大類。

一是科技史知識。以探源工程為代表的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涉及豐富的科技史內容，其中有的豐富了我們既有的認知，有的更是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空白?；谔皆垂こ痰难芯砍晒?，考古學者袁靖在多部專著中進行綜述[2-4]，分別概述了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我國在農作物、家畜、青銅器、陶器、石器、玉器等技術領域的狀況，并討論了這些技術進步與中華文明起源的關系。除此之外，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還廣泛揭示了早期中國在天文、數學、建筑等各領域的成就，這些早期科技成就都是適合科技館展覽的知識素材。

二是科技考古知識。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不少科技手段被考古學應用，催生了科技考古學這一專門領域的興起。時至今日，科技考古的內容已經蔚為大觀。作為考古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也充分應用了現代科技手段?！吨袊脊艑W·新石器時代卷》總結20世紀90年代的新石器時代考古(1)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主體就是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歷史的研究。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日益廣泛和逐步完善，其結果使考古研究過程各方面的科學水準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5]46。探源工程更是以廣泛應用現代科技為主要特色：參與研究的近400位學者分屬近20個學科，幾乎涵蓋了所有自然科學一級學科；項目的研究和思路遵循兩個結合，其中之一便是“促進考古學與各種自然科學的有機結合”[6]。這些體現科技前沿的考古技術手段同樣適合在科技館展出。

事實上，上述兩類知識在既有的科技館、博物館展示中都有體現。中國科技館的古代科技題材常設展覽——“華夏之光”就包含了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的科技成就，巡展中還有一些史前工具的實物、仿制品和模型展品。中國國家博物館推出的展覽“科技的力量”也包含了不少體現早期中國科技成就的考古文物?？脊偶夹g方面，中國科技館的“探索與發現”展廳中有“14C測年”展品，中國流動科技館科普資源則涉及了14C測年、基于地層學的相對年代測定、冰芯分析、田野考古工具等內容[7]。又如首都博物館曾舉辦“考古中華——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60周年百項重大考古成果展”，向公眾“全面展示了衛星定位系統、數字攝影測量、三維激光掃描、遙感、探地雷達等現代科技在考古學研究中的運用”[8]。

然而，我們需要繼續追問：傳統的“知識取向”設計思路適用于科技館內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主題展的策劃嗎？或者說，“知識取向”的展覽能夠充分展現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與重大意義嗎？

作為“窄而深”的“冷門絕學”，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不僅遠離社會公眾的日常生活，即便在歷史學界、考古學界也是一個小眾的分支。研究中使用的術語相當生僻，考古報告連專業學者都會覺得枯燥乏味，作為研究方法的科技考古手段、人文社科理論又很難為社會大眾所理解。相對而言，早期科技成就方面的知識或許更易于為觀眾接受，但這些成就很多是通過早期人類活動的殘存遺跡揭示的，這些看似平平無奇的工具殘片、斷壁殘垣對社會大眾也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對這些較為冷門的知識，倘若我們仍采用傳統的“知識取向”策展思路，就勢必面臨脫離公眾需求和興趣而難以普及的尷尬——事實上，這樣的尷尬也見諸引力波、量子糾纏等其他前沿科技題材的主題展覽。

更重要的是，把展示重點放在知識層面，也背離了當代科學教育、博物館和科技館教育的發展趨勢和需求。早在20世紀80與90年代之交，美國的“2061計劃”就強調，科學教育要在科學知識之外更加重視科學方法、科學態度等內容的傳播[9]。2009年，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專門成立的“非正式環境下科學學習項目委員會”發布了非正式環境下科學學習的六個目標，分別是“發展科學興趣”“理解科學知識”“從事科學推理”“反思科學”“參與科學實踐”“認同科學事業者”[10]。我們看到，其中的“興趣”“推理”“反思”“參與”和“認同”都屬于科學觀念、方法層面的內容，“知識”所占比重很小。而且對“知識”學習的目標也側重思維上的“理解”而非記憶上的“知道”。與此同時，國內科普理論界也逐漸突破了“普及科學知識”的傳統理念，開始從科學觀念、方法層面思考科普的目的。200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同志為中國科技館二期開館題詞“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傳播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其中“弘揚科學精神”已占據了科普工作的首要位置[11]。以此為代表的“四科”理念至今已經成為國內科技館教育的共識。

在國內外科學教育、博物館和科技館教育理論界越來越重視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等內容傳播的大趨勢下，還囿于“知識取向”的策展思路，不僅背離時代潮流和社會需求，也弱化了科技館、博物館展覽在這個時代應有的教育功能。這一認知同時指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主題科普展的正確策展方向，就是基于社會公眾的需求和興趣，立體呈現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科學精神及科學家精神，這里稱之為“多維目標取向”的策展思路。

二、 科技館“多維目標取向”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主題科普展的可能性

在“多維目標取向”的策展思路下，科技館不僅要展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科學知識，還要呈現貫穿其中的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科學精神和科學家精神。同時，這些展示內容還必須適應社會公眾的需求、引發觀展興趣。那么，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這一主題是否具備“多維目標取向”策展所需要的內容呢？以下將從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三個方面予以論述。

(一)科學知識

上文已經提到，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至少提供了科技史和科技考古兩類與“科技”有關的知識內容。那么，這些知識是否符合“多維目標取向”的策展要求呢？科技館是致力于“提高公民科學素養”的非正規教育機構，觀眾經常出于休閑、游覽甚至娛樂的目的到科技館參觀，并無明確的概念、原理、知識的學習目的[12]。研究者普遍認為：觀眾在科技館內的學習行為是一種非正式環境下的學習，大多由好奇心、興趣等內在因素驅動[13]。因此，展覽呈現的知識須滿足觀眾好奇心、興趣等內在因素，才能產生通過展品獲取知識的內生動力。

中華文明起源是一個在學術界和社會公眾間充滿不同見解的話題，要消除紛爭，“搞清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歷史……非常重要的就是依靠考古發掘獲得的新資料來研究和證實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14]。因此，中華文明起源是一個易于引發公眾認知沖突，催生公眾好奇心和求知欲的科普主題。

這里以“中華五千年文明”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所要驗證的基礎命題為例進行解析。對國人而言，“中華上下五千年”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常識。但事實上，這一說法一直受到挑戰。20世紀我國史學界極有影響力的“古史辨派”(2)古史辨派，又稱古史辯派、疑古派，以顧頡剛、錢玄同等為創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后出現的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征的史學、經學研究的學術流派。認為“層累地造成上古史”，認為關于黃帝、炎帝、堯、舜、禹的記載均為后世編造的傳說，不足為信，直接瓦解了“上下五千年”的史料基礎。時至今日，盡管有學者基于出土文獻提出“走出疑古”的口號，“古史辨派”提倡的疑古學說仍在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特別是國外漢學界，普遍不承認商代以前的中國史。這顯然與根植公眾認知的“中華上下五千年”觀點存在沖突。經過適當的引導，這一認知沖突就能轉化為公眾了解相關科學知識的“內生動力”。

第一，要證實5000年文明，首先要找到具有5000年歷史的考古遺存，這就需要了解考古年代學知識。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這類知識恰恰是非常豐富且別具特色的。一方面，在科技考古中有多項技術服務于年代測定，這在全世界都是普遍應用的。除此之外，中國古代有豐富的文獻典籍傳世；近代以來，又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獻。這些文獻為早期中國年代框架的建立提供了豐富資料，尤其是其中包含的諸多天文觀測記錄。準確理解這類記錄，結合現代天文學知識解讀這些信息，就能獲得文獻記載的準確時間，為年代框架的建立提供確切依據。因此，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的年代學研究涉及的自然科學知識更加廣泛，除了通用的科技考古手段以外，還較多運用了天文學方法。這在同屬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體現得非常清晰[15]。

第二，要證實5000年文明，還要在具有5000年歷史的遺存中找到能夠證實文明存在的內容，科技史信息正是其中非常有說服力的一類。以天文學為例，恩格斯指出：“游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已經絕對需要它(天文學)”[16]。這也同樣適用于中國，馮時認為：“天文學既是原始文明的來源，也是原始科學的來源”[17]。根據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相關成果，中國在近5000年前就已有了引人矚目的天文學成就，陶寺觀象臺(距今約4700年)是其代表。據學者研究，該觀象臺通過使陽光穿過墻面的縫隙，照射到人工夯筑的圓心點來觀測天象，以此確定節氣[18-19]，反映了先民對太陽周年運動規律的準確把握?；谔煳膶W的發現和需要，早期中國又發展出了數學、音樂、光學等方面的科學知識，并形成了天圓地方的中國特色宇宙觀[20]，這一觀念進而影響了當時以及后世中國關于建筑設計、聚落規劃等方方面面的內容[21]。此外，早期中國在水利技術上也有極高的造詣，良渚遺址(距今約5300～4300年)是其典型。為了抵御洪水、灌溉稻田、蓄水，良渚先民利用自然地勢修建了長達十幾千米、高數米的多段水壩[22-23]，這些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人掌握了高超的科學技術，更意味著存在一個可以有效組織和運行龐大社會資源的強制性公共權力”[6]。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有史可考的年代，水利事業的有效開展對國家的穩定運行依然至關重要，由此可見水利技術與文明發展互為因果的密切關系[24]。

在認知沖突引發的“內生動力”驅動下，公眾會在必要的引導下主動學習、探究上述知識，從而既能在更高層次上確立“中華上下五千年”的認識，又能深入理解考古年代測定背后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歷史早期的科技史知識。

(二)科學方法

美國“2061計劃”系列文件中已提出，要“像科學家探究科學一樣學習科學”，并提出不僅要學習掌握科學家科學探究所得出的結論，而且要掌握科學家們在科學探究中的科學方法、科學態度和世界觀[9]。美國的《下一代科學教育標準》《共同核心州立標準》，我國的《義務教育科學課程標準》以及物理、化學、生物等多個科目的課程標準都把了解科學家在科學探究中的科學方法作為評價學習者的重要要素之一[25-30]。

這樣的理念也被歷史學科所吸收，“學會在具體的時空條件下考察歷史”“初步學會依靠可信史料了解和認識歷史”已被作為重要核心素養寫入歷史課標中[31]。若缺乏有效的教育形式，歷史知識只能通過平鋪直敘的描述予以呈現，由此成為歷史教育中的一個難題。從這一視角來看，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這一主題可作為一個訓練“依靠可信史料了解和認識歷史”“考察歷史”寶貴的素材庫。

在考古學中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自中國考古學誕生以來就是重要的研究課題，探源工程更是集全國學者之力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展開綜合研究，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百年的學術積累不僅構成了我們關于中華文明早期歷史認識的基礎，還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專家學者、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記錄了考古學家基于不同類型的證據、運用不同的科學方法和手段推演、思辨中華文明起源歷程的研究路徑。比如，蘇秉琦在接受香港《明報月刊》記者采訪時，回憶了他提出考古文化區系類型學說的研究過程[32]8-9。

我在指導整理材料的過程中，從大量文化因素中提取了在八百里秦川各仰韶遺址中普遍存在的三類六種陶器，作為仰韶文化的“分子”；并由此重新界定仰韶文化的“類型”，認識到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廟底溝是各自發展而又相互依存的兩個主要類型。這是認識仰韶文化基本特征、社會發展程度、分布和源流等方面的基礎。

我通過解剖仰韶文化這只“麻雀”，頓悟到考古學研究必須對仰韶文化遺存做分子分析，并在不同遺存間進行文化分子的比較研究，確定哪些遺存屬于同一文化共同體，每一文化共同體各自經歷怎樣的發展歷程，又受何種動力驅使，如何一步一步地前進。仰韶文化的典型解剖啟發我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華大地上，不知存在多少這樣的文化區系……(我)也就找到了新的起點：中國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必須按實際存在的不同系統尋其淵源、特征及各自的發展道路。這一認識為我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新基礎，孕育了考古文化區系類型的學說。

區系類型是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理論，這段不長的自述介紹了蘇秉琦從微觀的器物研究起步，到提出區系類型說這一宏大理論的思考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蘇秉琦所運用的基本方法是考古類型學，屬于考古學領域的專門方法，同時，他的研究和運思還涉及假設、歸納、綜合、類比、對比、思辨等對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適用的一般科學方法。在另一個場合，蘇秉琦表達了他在上述研究中的感悟：“科學是以邏輯思維反映客觀世界，藝術是以形象思維反映客觀世界。根據我的實踐經驗，形象思維對于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絕不下于邏輯思維，而手感對于形象思維的作用，絕不是憑視覺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33]9。這里關于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思考，已經觸及具有普遍方法論意義的全學科方法了。通過研讀文獻、訪談專家，搜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這類素材并設計展項，可以幫助公眾了解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感悟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意義的科學方法。

(三)科學精神

《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將科學精神作為學生應具備的，能夠適應終身發展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之一[34]。但“科學精神”在實際教育中容易陷入泛泛的、口號式的說教。事實上，在義務教育課程的科學、歷史學科課標中，關于科學精神的目標是非常具體的。例如，科學課標中明確指出，學生應“能大膽提出自己的見解，并基于證據和邏輯得出結論，實事求是；不迷信權威，敢于大膽質疑，追求創新”等[27]7；歷史課標設定的核心素養包括“史料實證”和“歷史解釋”，提出學生要具備“運用可信史料努力重現歷史真實的態度與方法”“客觀地認識和評判歷史的態度和方法”等素養[31]5。盡管在語言上有差異，但這些表述在強調求真精神、實證精神上是殊途同歸的，而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則提供了引領觀眾感受“求真”與“實證”的生動案例。

第一，求真精神。這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最核心的的精神內涵，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客觀揭示中華民族起源歷史的真實面貌，這很容易理解，本文不作具體論述。二是提煉符合歷史真實的中華文明起源理論，這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有很好的體現。1921年，當仰韶遺址出土與中亞彩陶相似的陶器時，中華文化西來說曾流行一時；20世紀30年代初，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確認了龍山文化是源于東方、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另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否定了中國文化西來的假說”[5]4，于是出現了龍山文化、仰韶文化東西對立的學說；1956年，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發現證明了河南地區的龍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發展而來，龍山文化、仰韶文化東西對立的二元論又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商文化的一元論或中原中心論取代；后來，全國各地相繼發現不少重要的考古文化，而“14C測年”技術的應用又揭示了這些文化的絕對年代，在此背景下，中國文化多元起源論逐漸占據優勢，并衍生出蘇秉琦的區系類型理論、張光直的相互作用圈理論、嚴文明的“重瓣花朵”理論等中華文明起源解釋模式；最近的探源工程則在前輩學者討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關于文明的認識，不僅繼續推進了中華文明起源理論的研究，還為國際學界貢獻了“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3)陳星燦把考古學上的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分為四個階段，以上敘述參考了這一觀點。參見陳星燦著作——《考古學家眼中的中華文明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學界關于中華文明起源模式的思考一直處于變動中，始終不變的就是基于所見歷史真實材料立論的求真精神。

第二，實證精神。這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取得成果的關鍵，貫穿研究過程的每一個環節。學者在定義考古學時，均強調對“實物”證據的研究。如夏鼐認為“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來研究人類古代情況的一門科學”[35]，嚴文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認為“考古學是研究如何尋找和獲取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以及如何依據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36]3。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由于被研究的時代缺乏文字材料，學者格外重視從考古發掘獲得的“實物”中盡可能多地提取歷史信息，以證實歷史結論。因此，我們可以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這一主題下得到不少體現實證精神的典型案例，如蘇秉琦接受《明報月刊》記者采訪時的回答[32]6-7。

我一個初學者面對百十多座墓葬的“啞巴”材料，就像學讀“天書”一樣，如醉如癡地摩挲、端詳，苦思這批從未有人認識的陶器、陶片及其他隨葬品在文化上的意義。不知經過多少個日夜，終于從幾十件瓦鬲中找到破譯“天書”的“密碼”……使原已有的商周秦不同源、各有文化發展脈絡的想法，得到了考古學實證。

貫穿這段敘述的實證精神是顯而易見的。得益于現代科技的發展和多學科合作平臺的優勢，今天參與探源工程的學者可以最大限度地破解“密碼”，解讀“天書”，“榨取”考古遺存所蘊含的信息，從而使實證精神的貫徹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這才有了探源工程“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重要成就。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在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及科學精神三方面都能提供大量可供挖掘的科普展示資源。不僅能有效呼應公眾興趣、傳遞考古中的科學方法，更能通過具體的案例傳達豐富的科學內涵。當然，在實際的展覽中，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并不是涇渭分明、彼此割裂的，而應當以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有機融合的方式呈現給公眾。在實踐中達到這樣理想的展示效果是相當有難度的，下文將在簡要回顧國內外部分博物館同主題展覽的基礎上提出初步思考。

三、 科技館“多維目標取向”中華文明起源主題科普展的實現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已經對國內科技館、科技史展關于文明起源研究的展示作了回顧。文明起源在傳統博物館中向來受到重視，尤其在歷史悠久的國度，文明起源一直是博物館重點打造的展覽內容。如雅典國立考古博物館[37]75、埃及博物館[38]、伊拉克博物館[37]91等，都以豐富且珍貴的史前和文明早期文物聞名于世。大英博物館和法國盧浮宮以匯聚世界各地文物而著稱，其中史前和文明早期的文物也是展示亮點[39-40]。值得一提的是，大英博物館還基于館藏文物編纂了《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其中“冰河時代后的食與性”“最早的城市與國家”“文學與科學的開端”等內容都屬于文明起源的范疇[41]。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我國的國家博物館、地方博物館也普遍設有文明起源階段歷史的展覽。以中國國家博物館為例，古代中國展的新石器時代部分通過實物和仿制品，配合歷史早期場景的還原，介紹了農業的發生、家畜飼養、制陶、編織與紡織、原始信仰、原始藝術、文字的萌芽、銅器的產生、禮儀制度與權貴階層、聚落與城堡等內容，為觀眾勾勒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歷程。國內其他地方博物館的同類展示也大抵如此。

這些國內外博物館的展覽在內容選取、歷史敘事、展陳形式、場景設計、藝術創意上都有值得稱道之處。特別是這些展覽不滿足于珍貴文物的展示和簡單介紹，還著意引導觀眾通過文物透視背后的歷史文化知識，對科技館策劃同類展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但這樣的展覽并不是運用“多維目標取向”策展思路的科技館展覽：第一，這些展覽注重知識，較少觸及知識產生過程中貫穿的科學方法、科學精神以及科學家精神；第二，這些展覽展示的知識主要是歷史文化知識，展項背后的科學問題只是點到為止；這一狀況進而帶來了第三個問題，即這些展覽尚未充分發掘文明起源主題對社會公眾的教育價值。

與此同時，國內關于考古博物館的實踐和研究也為科技館策劃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主題科普展覽提供了有益的參照，特別是在考古學技術和方法展示上所作的探索。如陜西考古博物館的展覽，在以考古發現詮釋地區歷史文化的同時，“尤為突出其學科性，以考古學學科發展為主線，展示中國考古工作的發展歷程，以及考古學技術方法、研究思路”[42]。其中不僅把考古技術作為展示內容，還特別注意到背后的“方法”和“研究思路”。又如洛陽考古博物館，除了展示出土文物外，“還著重展示了考古人、考古工具與考古工作過程”[42]。把“考古人”和“考古工具”統一在“考古工作過程”中的主軸就是考古研究背后的科學方法。也有學者從理論層面探討了“方法”在考古展覽中的重要性。麻賽萍認為“考古博物館除了展示出土文物外，還展示考古是如何發現這一遺址，又是如何像偵探一樣一步步展開分析和研究的。它可以用實物、說明文字、原景再現、多媒體互動等多種方式……使觀眾不僅僅從展品中獲得審美體驗，更重要的是，通過觀看展覽，觀眾也了解到考古學家是怎樣工作的”[43]。高義夫和徐婧則強調了考古展示作為跨學科方法教育的功能，指出考古博物館應該“繼承”考古學跨學科研究的特色，“展示內容可包括植物考古、動物考古、體質人類學、分子考古等多方面內容……可利用多學科的優勢開展博物館教育、研學課程，在公眾傳播方面產生更廣泛的影響”[42]。

上述探索并未聚焦中華文明起源這一研究時段，其著眼點也不在科技館，卻是可供科技館開發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主題科普展借鑒的“他山之石”。從“多維目標取向”的科技館展覽策劃來看，我們還須進一步解決如下問題。一是在展示考古學技術和方法的同時，如何把這些現代科學手段與早期文明成就(特別是科技成就)更好地結合在一起，避免在同一個展覽中出現技術展和成就展“兩層皮”的現象。二是如何從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這一專門研究領域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科學方法，并將這些內容“不違和”地融入展覽整體。三是如何把支持現代學者追尋中華文明起源的精神力量體現到具體的展示內容中，使觀眾在觀展中潛移默化地受到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的感召。簡言之，就是我們要在展覽設計中探索實現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和科學家精神融合，科技、文化和藝術融合的途徑，使展覽在傳播中華文化的同時，更好地發揮現代科技教育的價值。

一個可行的策展方向是還原研究者探索文明起源的過程。不論是作為考古研究對象的遺跡、文物，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物質與自然，還是作為研究手段的技術，作為研究結論的知識，均可視為“物”?！拔铩睕]有大腦，不具有思維活動。而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均是人類思維活動的產物，它們都體現在研究者具體的探索實踐中。所以有學者指出：“科技館展出的是展品(物)，要表達的卻是‘物’背后的‘事’。什么是‘物’背后的‘事’呢？這個事就是過去的‘人’和‘物’打交道的過程，就是‘人’和‘物’打交道的結果……學習與自然打交道的思想、方法、精神，是通過現在的‘人(觀眾)’與‘物(展品)’打交道的過程悟出來的”[45]。

因此，要實現“多維目標取向”的展覽，在“知識”以外傳播“方法”“精神”“思想”等科學觀念層面的內容，就必須揭示展品(包括展品所展示的“知識”)背后的“人”和“事”。

朱幼文認為，科技博物館展品“不僅承載著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信息，而且記錄著發現、發明、應用過程及其背景的信息，以及這一過程中所體現的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和科技與社會等信息……博物館的任務就是研究、揭示并向公眾傳播、詮釋這些信息”[45]。具體到本文中的討論，就是要通過展品的設計講好背后的“人”和“事”，通過一些“代表性人物事件”，傳遞科學知識、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如果進一步分析，科學家們是在他們探究與應用科學的實踐中，在處理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及其過程中運用或體現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價值觀的。這些“關系”和“過程”有背景、有情節、有矛盾沖突、有人性、有情感，是實實在在的生動故事，而好的展覽和展品，就是要講好這些故事。這一思路同樣適用于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學者(“人”)以及研究的對象(文物、遺跡等“物”)的關系。而且，對于這些跨越數千年的“物”，其背后蘊含的“人”和“事”關系更為立體、豐富。我們除了可以通過破解文物信息過程中的“人”和“事”，揭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和科學思想，還可以通過文物所屬時代的“人”和“事”揭示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那么，通過展覽講好這些故事，就是凸顯“人”和“事”，實現“多維目標取向”展覽的有效手段。

既然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等內容是科學家在探究的過程中運用和體現出來的，如果通過展覽、展品復制再現科學家某些科學實驗、科學考察的過程，“將科學家們以科研為目的的科學探究實踐，轉化為觀眾以學習為目的的科學探究實踐”[45]，引導觀眾“像科學家探究科學一樣學習科學”[9]，觀眾就可以在科學探究的實踐中領悟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價值觀，這也避免了對這些科學內涵的灌輸式、口號式說教。我們要在展覽中再現的，就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學者們運用不同學科的方法和技術手段，不斷逼近中華文明起源歷史真相的探究過程。

“講故事”和“模擬再現科學探究實踐”是貫徹“多維目標取向”展覽的兩種有效方法。這兩種方法可以單獨運用，但更理想的情況是相互交織、綜合運用。如上文引述了蘇秉琦接受《明報月刊》采訪時的談話，講述了他從基礎的瓦鬲研究到區系類型理論提出的探索過程，為“模擬再現科學探究實踐”提供了素材。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蘇秉琦還回憶了他這一研究起步階段的經歷[33]8-9。綜合這些材料，我們可以設定這樣的場景：在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的背景下，一批青年考古工作者歷盡艱辛，把考古材料運送到祖國西南。國難當頭之際，為證實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歷久不衰，用燦爛輝煌的文明歷史提振全民族抗日的信心和決心，以蘇秉琦為代表的青年考古工作者下“笨”工夫，從零起步，在基礎器物研究的基礎上，摸索出視覺、觸覺、科學、藝術、邏輯思維、形象思維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提煉出“分型定式”的器物研究方法，并在多年持續研究的基礎上歸納出“區系類型”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理論方法。在這一場景中，有“故事”、有“探究實踐過程”，而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甚至家國情懷、民族自信都自然而然地交織在其中了。

沿著這一思路，我們不妨繼續關于展覽環境設計的思考：在理想的展覽中，展覽環境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場景/情境”，僅僅滿足審美的需求和氛圍的烘托，而應該是一個有教育目標、科學概念、認知線索、效果追求和教學意義的“情境”；這樣的環境不僅有利于“講故事”，還有利于“模擬再現科學探究實踐”，從而更有效地實現“多維目標取向”的展覽目標。

上文論述了“講故事”“模擬再現科學探究實踐”和“情境設計”在“多維目標取向”策展中的意義?；诖?，要在科技館中策劃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主題展，除了要搜集研究使用的科技考古手段和早期科技文明成就這些基本素材，還要重點在如下幾個方面著力：一是發掘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研究故事(包括研究者的學術經歷和探索具體問題的過程)；二是把這些故事轉化為可供觀眾參與、操作和體驗的展品；三是從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過程中精選代表性的場景，并將之轉化為具備科學教育“情境”意義的場景；四是把研究者及其故事與展覽環境深度融合，向觀眾傳遞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科學精神以及科學家精神。這也是策劃中華文明起源主題科普展覽的前期學術研究的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