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建設中傳承創新民族文化的意義、問題與對策
——以三江源國家公園為例

石 浩 戴美玲

（青海大學，青海 西寧 810016；青海師范大學，青海 西寧 810016）

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不僅明確強調“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1]，要“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 ”[2]而且將“文化強國”[3]列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體目標之一，提出要“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4]文化總是孕育于一定的生態環境中，呈現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價值判斷、習俗觀念以及人利用自然的生產生活方式等；而人類的文明實質上就是一種文化形態，生態文明建設不能缺少文化作為靈魂，必須要有文化的支撐[5]。 文化與生態從來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總是處于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反饋的協同演化歷史進程中。 在首批國家公園設立二周年之際， 回顧國家公園建設以來取得的實質性進展和成效具有重要意義。 而其中國家公園建設與其區域內的少數民族文化傳承創新問題是不應被忽視的一環。

廣袤的原始自然風貌以及孕育其間的獨特民族文化，是三江源國家公園的特質之一。 習近平指出：“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亞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極，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戰略資源儲備基地，是中華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護地。 ”[6]在兩次參加青海代表團審議及兩次來青視察期間，習近平不僅明確強調“要尊重民族差異、包容文化多樣”[7]“要教育引導各族群眾在不斷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中做到和睦相處、團結共進，共同推動民族地區加快發展。 ”“提升農牧民素質，繁榮農牧區文化”[8]，更親自了解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加牙藏毯手工編織技藝的保護傳承。 在經國家發改委審定印發的《三江源國家公園總體規劃》中明確：“尊重文化，保護傳承”是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的五條基本原則之一，要建成“青藏高原大自然保護展示和生態文化傳承區。 ”[9]可以說，保護自然生態的原始性、保護傳承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是進一步促進三江源地區生態保護、民生改善、民族交融的內在要求，是推進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的重要使命，責任重大，意義長遠。

一、國家公園建設中傳承創新民族文化的意義

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域總面積為12.31 萬平方公里， 涉及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玉樹藏族自治州的治多、曲麻萊、瑪多、雜多四縣和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轄區域，現有1.7 余萬戶牧民在此生產生活。從常住人口的民族占比來看，此區域均為少數民族區域，世代生存著以藏族為主，兼有漢、蒙古、回等民族的原住民。他們通過對脆弱高原生態環境與珍貴自然資源的深切體驗，創造了與自然環境相適應的獨具特色的生態文化和倫理思想，其地域民族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悠久。

（一）有利于增進原住少數民族居民對國家公園建設的深度認同

相對于黑格爾認為文化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屬于“思想的形式”，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狹義上的文化主要是指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精神產物，屬于觀念形態；廣義的文化則是人的社會生活實踐及其產物的同義語，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根本方式、基本過程、基本狀態和總體成果本身，文化是人類生存方式的歷史凝結，人創造文化，文化也生產和形塑著人。 對此，習近平曾指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今天的發展是過去歷史的延續。 ”“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 ”[10]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 在千百年來的歷史發展中，三江源國家公園內以藏族為主體的原住居民，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產方式、以藏傳佛教為主要宗教信仰，形成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態文化，追求天、地、人和諧，且延續至今，并以其內在力量反作用于生產實踐活動。

對于他們而言，三江源國家公園在本區域是個新生事物。 且從其定位來說，國家公園是我國自然保護地最重要的類型之一，屬于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的禁止開發區域，實行最嚴格的保護。 這樣的戰略架構，勢必會改變原住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影響原本借以寄托文化心理、構建文化儀式的自然空間的使用。因此，在推進國家公園建設中不僅要有傳承民族文化的意識，而且還要注重創新，以此不斷賦予原有文化解釋框架以新的涵義和闡釋，結合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需求，讓原住民更好地理解國家公園建設的重大意義和必要性，在文化的層面達成與國家公園生態保護政策、生態移民政策等的諒解與支持，而減少單一政策硬性推進中或可出現的不適或沖突。

（二）有利于促進國家公園與周邊區域和諧共生

馬克思主義從實踐維度來理解文化，不僅指出文化實踐是由物質生產實踐決定，也一再強調文化實踐將極大地影響和反作用于后者。恩格斯就曾明確指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為基礎的。但它們又相互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并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 ”[11]文化的反作用，從人類的總體實踐活動來說，決定著社會的運行機理，從而深層次影響著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

以三江源國家公園所在玉樹州四縣2021 年的收入情況來看， 四縣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僅均低于全國平均數，也低于青海省平均數，特別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僅占全國平均值的51%、青海省平均值的72%，充分說明了三江源國家公園地區經濟社會欠發達的現狀。 在推進國家公園建設中，如何在堅持生態保護第一原則的基礎上，實現與周邊區域和諧共生是一大難題。 而傳承創新民族文化，不僅可充分吸納利用地方性知識，從保護生態和保護文化發生地的角度， 促進原住民積極參與國家公園的建設之中， 也可以保持原住民與周邊區域在文化上的聯系和一致，解決移民群體在移入地的文化不適、文化混亂以及面臨“文化中斷”的恐懼等問題，更可借此挖潛民族文化資源，發展文化產業，促進文旅交融發展，提升國家公園的“文化軟實力”。

（三）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文化具有流動性，其天性就是傳播和交流，文化的互通促進了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補充。 馬克思指出，無論是在物質生產方面，還是在精神生產方面，地方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越來越沒有存在空間，“過去那種地方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12]而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正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的結果，在這種互鑒融通中，具有象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義的符號有助于人們感知中華民族共同體， 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記憶和身份標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對于三江源國家公園內形成的民族文化而言，其不僅有關于中華民族母親河——長江、黃河的相關文化構建，也有各民族共同構建的中華文化符號——昆侖山，以及作為民族交融見證的唐蕃古道、文成公主廟等。 而“三江源”一詞本身也是一種文化象征，是一種意境，是悠遠、遼闊與坦蕩的代名詞，是未經現代文明熏染的地方，是大江大河從無到有生發的源頭，是人類文明發育初始的隱喻?！霸础蔽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可視為中國文化的母體文化。[13]在推進三江源國家建設中傳承創新民族文化，不僅有利于凸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激發原住民的文化自豪感，以認同和發展激發相互間的信賴信任，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也有利于更為直觀地喚起三江源國家公園轄區內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從而實現國家公園“國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傳承”的目標要求。

二、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中傳承創新民族文化存在的問題

從目前研究現狀來看， 以國家公園建設與民族傳承創新為主題的研究文獻較少， 但亦有學者強調“未來若改變國家公園范圍內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必將對民族文化遺產帶來沖擊?！盵14]以三江源與文化為主題的研究文獻，雖然也有學者從宏觀層面指出，三江源地區“美麗鄉村與城鎮建設時間短，重物質建設，忽視文化與精神建設，美麗缺少內涵”[15]；三江源草原在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統一治理時，“復雜的文化脈絡被隱藏與忽略”[16]。 但更多的研究則是集中于生態移民過程中的文化變遷與文化調適研究，如索端智指出，移民所面臨的生活轉型過程，必將導致移民居住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發生深刻的變化；[17]百樂·司寶才仁、韓昭慶指出，生態移民將造成文化變遷，主要表現為“一種文化的震驚、沖突和不適應”[18]；祁進玉指出，近年來，在重視生態保護的同時，“對于移民群體的傳統文化保護、文化傳承與文化適應等問題卻缺乏足夠的關注。 ”[19]基于以上研究成果，結合由于國家公園建設所產生的原住民生活方式的轉變、文化空間格局的轉換、文化的被消費等方面，本章試從文化傳承創新的三個維度來展開分析。

（一）從傳承創新的主體來看

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是人類通過生產勞動活動創造的一種特殊產品，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人類逐漸地脫離了自然界而成為社會化的最高級形式的生物有機體。 “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 ……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那樣在精神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 ”[20]文化的屬人性質是文化最本底的規定性，文化的傳承創新首要解決的就是人這個主體的問題，但這個主體并不特指某一個單獨的個體，而是涉及傳承創新中的主導者、傳遞者、接力者等各類人員。

在推進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的進程中，因其“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完整性保護”，一方面，為恢復生態自我修復能力，在三江源核心區及生態退化特別嚴重的地區必須要實施生態移民工程，將一部分牧民變成城鎮居民；另一方面，核心保護區原則上禁止人為活動，其他區域嚴格禁止開發性、生產性建設活動，僅允許對生態功能不造成破壞的有限人為活動，將一部分牧民變成了生態管護員；最終，只有很小一部分暫時不能搬遷的原住居民，也僅僅只能“開展生活必要的種植、放牧、采集、捕撈、養殖等生產活動”，且往往定居、定牧，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牧民。如此一來，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造成的身份轉變，一方面改變了傳統的游牧生活方式，使得原牧民心理空虛，缺乏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下一步他們的子女或會變成游民，會傷害到其精神世界、傳統文化的歷史延續。于是，便引出了誰來傳承創新的問題，即脫離文化賴以生存的生活實踐基礎和原有文化生成空間的“人”是否還有傳承創新當地民族文化的內在驅動力或實際能力？如何保證此種情況下的主體及其后繼的傳遞者、接力者依然認同、葆有此種文化，并有效傳承下去？而如果沒有“人”的活躍，民族文化缺乏“原住民元素”，傳承創新也就失去了根基和主體。

（二）從傳承創新的內容來看

沿著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廣義文化的認知，現在學者一般認為文化由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次或三個因子構成。 物質文化位于表層，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制度文化位于中間層，反映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精神文化位于最深層，反映人與自身的關系。 其中精神文化以物質文化為基礎，以制度文化為準則，同時又作用于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是整個文化系統中的核心。

隨著三江源國家公園的建設，物質文化層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轉變，畜牧業生產技能漸無用武之地，游牧生活轉向定居生活，牛毛氈房變為磚混結構房或塑鋼房，飲食結構、衣著打扮趨向于城鎮居民的特征等；制度文化層面，大部分以一家一戶為生產經營單位的組織解體，原有的自給自足經濟模式轉向靠國家扶持及自謀新出路，原有的村落、鄰居等一些以血緣為紐帶的初級群體改為新形式的聚居點或移民安置點，而且在實現國家公園“兩個統一行使”的體制試點改革目標下，原有的社會管理和基層治理模式也發生了改變，如正在推行的六位一體的生態管護模式及“村兩委+”試點村建設等；精神文化層面，原有的思維活動和精神活動都是基于傳統自然空間的文化構建，基于人棲息于自然之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新的自然空間格局尚未建立或無法建立起原先那般的空間象征意義，無草場無牛羊、遠離圣山圣湖，再加之城鎮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一些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的沖擊，都必然對原有精神文化產生震蕩。 當然，從結果來看，三個層面內容的改變未必必然會產生負面效應，問題僅在于在這樣的改變之下，民族文化傳承創新如何從淺層走向深層，如何在改變中找準不變的精華部分，并在變中賦予新的內涵和形式。

（三）從傳承創新的方式來看

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指出，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前者指的是專制的監獄式管制及強壓下的深入人心的偶像崇拜所造成的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后者指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里，泛娛樂化大行其道，我們自己沉迷于電視類媒介所帶來的狂歡娛樂中而不自知，最終把文化變成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的純粹娛樂消費行為，導致文化在熱鬧與低俗中消耗殆盡。 而施爾瑪赫也在《網絡至死》一書中指出，置身于信息爆炸時代，現代傳播平臺及媒介將改變我們的記憶、注意力和心理能力，造成新的文化危機，最后或使人變為馬爾庫塞曾言及的單向度的人。

將這些論述置于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的文化傳承創新領域，可以看到，在傳承創新民族文化以及將民族文化與旅游相結合發展文旅產業過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問題， 即有時上位政策與民間實情間存在差距，在政府推動實施的文化傳承創新中，有時政府呈現“包辦”態勢，而民眾普遍“弱參與”；有時基層在政策推進中也優先側重生態建設、修復和治理，對文化傳承創新和民族感情關注不夠，文化本底資源庫尚未完全建立，對民俗文化、典籍等的系統挖掘與整理還需加強；在傳統文化的傳播中，有時也耽于“短、平、快”傳播效益的追求和時代環境中的泛娛樂化取向，脫離文化的語境邏輯，碎片式的借用與模仿，傳承缺乏連貫性；在文化產業發展中，有時過于注重文化消費者喜歡什么、想看什么，將文化當作獵奇的對象，以至根據自己理解的“功用”標準進行“選擇性”傳承；在互聯網媒介平臺中，不僅出現了根據當下的風尚和喜好，進行“篡改”或“雜糅”式的偽傳承、偽創新，也出現了偽“民族風”，過分夸大某些特殊文化元素，或對傳統民族文化進行有意歪曲或錯誤解讀，以奇風異俗、博眼球的方式來吸引流量。

三、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中傳承創新民族文化的對策探究

傳承創新民族文化，是一個需要合力實施的復雜的系統工程。 其中，傳承的意義在于對“傳統”的認同和保護，使文化的優秀成果得以積累，從而讓后人在前人文化實踐的結果上開始新的征程；創新的意義在于結合新的環境變遷，回答新的時代課題，推動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民族的傳統文化不斷煥發出生機與活力。 傳承是創新的基礎，是確保文化前行的方向；創新是傳承得以延續的保障，是確保文化前行的動力，二者合二為一共同推動著文化前行，缺一不可。[21]對位于欠發達地區的三江源國家公園來說，解決好上文提出的問題，做好民族文化的傳承創新，不僅需要發揮更多內生動力，更需要諸多外部力量的支持與幫助。

（一）挖掘、傳承、發揚本土優秀民族傳統文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加強城鄉建設中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力度”[22]。而對長期生活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內的原住民而言，“傳統文化的維系，能夠在政府的幫助下，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是他們主要的利益訴求之一。[23]從現有政策來看，在《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中，也強調了“堅持全民公益性”“鼓勵公眾參與”“國家公園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 完整性保護，同時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綜合功能?！痹凇蛾P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中也明確提出，要“支持和傳承傳統文化”。[24]

基于此，一是在擴展后的三江源國家公園區域內，進一步對國家公園內自然資源、人文資源和經濟社會狀況等開展調查監測和統計分析，形成詳盡的本底資源數據庫，在“一園三區”的總體格局下，對三江源國家公園范圍內的自然保護區、國際和國家重要濕地、重要飲用水源地保護區、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風景名勝區、自然遺產地、歷史文化遺產等各類保護地進行功能重組、優化組合，實行集中統一管理。二是盡快制定出臺詳細且明確的事關民族文化傳承的專項規劃或實施辦法。 目前已出臺的三江源國家公園總體規劃和5 個專項規劃以及配套出臺的14 個管理辦法及《三江源國家公園條例（試行）》中，雖有部分內容涉及，但側重點均不在此，且缺少具體可操作性。 三是將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與正在推進的長江、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有機結合，堅持現代化與民族特色相結合，充分尊重地域民族文化，將挖掘、傳承、發揚本土文化的生態保護基因及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文化作為傳承創新的重要內容，強化文物和非遺真實完整地保護傳承，重點建設管控保護、主題展示、文旅融合、傳統利用等主體功能區，形成具有特定開放空間的公共文化載體，集中打造優秀民族文化重要標志。同時，給予專項資金或項目支持，在定居點或移民區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和場所建設，加強傳承主體人群培養，提高傳承實踐能力，大力推進本土優秀民族傳統文化進校園、進社區、進網絡。

（二）完善三江源國家公園全民共享機制

《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在強調國家公園要實行嚴格保護之外，也明確指出“國家公園堅持全民共享，著眼于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開展自然環境教育，為公眾提供親近自然、體驗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為國民福利的游憩機會。鼓勵公眾參與，調動全民積極性，激發自然保護意識，增強民族自豪感?！盵25]這是確保國家公園兼具的科研、教育、游憩等綜合功能得以實現的前提，也是確保三江源國家公園內民族文化得以傳承并創新的現實需要。如果沒有全民參與，沒有對內對外的開放，民族文化傳承便無從談起，創新也失去了“源頭活水”。

為此，一是要在國家公園的建設中，吸納原住民及周邊民眾的參與，以普達措國家公園或武夷山國家公園的創建經驗為鏡鑒，建立由各戶戶主參加的社區會議制度，或設置社區共管委員會，征求原住民及周邊居民關于生態保護、產業發展、文化傳承創新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既提升參與感、增強國家公園建設的能力，也有助于提升榮譽感、增強民眾投身國家公園建設的積極性。 同時，完善國家公園內及周邊社區發展指南，分類給予專項資金支持，提供有針對性的培訓，打造社區文化共同體，為文化的傳播展演、內部交流互動提供人文空間。 二是根據三江源國家公園的園區劃分及其功能區劃分，處理好嚴格保護與公益性發揮的關系，在不影響保護的前提下，可以考慮在可接受的范圍內拿出極小比例的面積作為文化活動區、游憩展示區，以適當的方式允許在園區內開展多樣科教文娛活動，開展最低限度的必要設施建設，并通過規范的管理引導民眾進入，使民眾在感受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的同時，接受生態教育和傳統民族文化教育，培養愛國情懷，激發文化自豪感。 三是要高度關注生態移民群體的社會適應與文化適應問題，真切關注當地居民的原生空間及其象征意義，嘗試在園區內和移民安居地適度建立宗教文化場所，在特定的宗教節日允許原住民進入園區限定區域，并結合現代管理體系，搭建社區參與平臺，將當代國家公園與傳統神山圣湖相連接，共創文化精神家園。

（三）推動構建人地和諧的產業模式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中，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筑賴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現，是第二性的、派生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明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盵26]全球范圍內的國家公園建設實踐也已證明，只考慮單方面的保護，不考慮原住居民生計，不僅可能使大量具有極高保護價值的區域得不到有效保護，往往也會催生原住居民破壞生態行為的產生，更不會達到國家公園的管理目標[27]。 當然，也更談不上民族文化的傳承創新。

因此，一是要在持續爭取國家層面在生態補償、草原保護、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的基礎上，完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探索建立與國家公園建設相適應的畜牧業生產經營模式，在嚴格執行禁牧封育、落實最嚴格的草畜平衡制度的前提下，實現精準輪牧精準休牧，積極組建因地制宜的農牧業專業合作組織，探索“草地畜牧業+”，打造休閑農牧業、觀光農牧業、創意農牧業等草地生態畜牧業新興業態，拓展生態友好型產業。 二是引導當地政府在國家公園周邊合理規劃建設入口社區和特色小鎮，在國家公園基礎設施及必要建筑物的建造中，充分考慮民族文化習俗和特色，在特許經營中，優先扶持民族文化創意、民族服飾、民間演藝團體、民族手工藝品等特色文旅融合產業發展，做好園區內文旅產業與周邊、省域文旅產業的銜接協調，與打造國際生態旅游目的地的重大部署相銜接，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 ”[28]同時，也要鞏固好少數民族文化產業發展勢頭，提升競爭力，助推唐卡、藏毯制作等特色文化產業快速發展，以助力民族地區經濟轉型升級，實現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文化傳承發展相得益彰。 三是加強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宣傳教育，持續轉變原住民思想觀念，扶持富余勞動力以自己本有的地方性知識積極從事公園生態保護勞務、生態監測、導游解說等工作，給民族文化以新的生存和施展空間，也借此賦予傳統民族文化以新的內涵和意義，激發出民族文化創新創造的潛力和活力，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也創造出國家公園內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

結 語

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是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大舉措，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務， 也是黨的二十大強調要持續推進的綠色發展重大戰略。 其關鍵首先在于建設好國家公園，補齊生態保護的短板，使其成為生態文明、美麗中國建設之路的引領者。 按照《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設定的戰略路徑，2020 年，完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2025年，健全國家公園體制，完成自然保護地整合歸并優化；2035 年，自然保護地規模和管理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全面建成中國特色自然保護地體系。[29]在時間上，建設國家公園，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兩步走”戰略吻合；在內涵上，建好國家公園，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在要求。

從全國范圍來看，在目前已公布的10 個國家公園內，有朝鮮族、蒙古族、哈薩克族、裕固族、藏族、羌族、黎族、苗族和土家族等9 個少數民族集中世居，涉及少數民族的行政區域面積占比達到公園總面積的85.55%。[30]在建設過程中，我國國家公園均普遍面臨人地關系緊密、原住居民生存發展需求強烈的問題，一定程度都存在國家公園建設與原住居民的利益訴求沖突。[31]而原住居民是國家公園的首要利益主體。國家公園的“全民共享”是包括原住地少數民族人民在內的共享，“世代傳承”更多需要依靠原住地少數民族人民的參與和實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的“人”首先是指原住地少數民族人民。 而“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32]，“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 ”[33]文化的本質是“人化”和“化人”，文化不僅形塑民族主體，也規約每個個體，并為其提供價值規范和內生動力。 從本質功能來看，文化的傳承創新與生態保護總是共生共榮的關系。 建設國家公園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內容。 我們要在國家公園所在區域的文化傳統基礎上，樹立對建設生態文明的堅定文化自信，同時也從豐厚的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獲得國家公園建設的文化資源，真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